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1-02-10 香港的政治势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短短一个月内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分分合合。新的政党涌现，旧的政党分裂，昔日三党分庭抗礼，今朝政团诸雄并起，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进入了战国时代，政治光谱愈趋分散，政治版图呈现碎片化的景象。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2011年1月，香港政治势力的重组，看得人眼花缭乱。新民党闪亮登场，由现任立法会议员、汇贤智库主席、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担纲主席。从建制高官到经历地区选举洗礼，叶刘淑仪不仅逐步完成了自身的政治转型，更把组党的目标锁定在中产阶层。自由党前主席田北俊的弟弟、自由党核心成员田北辰脱离自由党，担任新民党副主席，一退一进之间，增添了新民党的光芒，反衬出自由党的黯然。 反对派阵营分裂不止：近月各种丑闻缠身的社民连，终于正式分裂，前主席黄毓民、陈伟业出走，另组“人民力量”；民主党方面，近30人宣布退党，另起炉灶；公民党领导层换届风波，凸显陈家洛与郑宇硕两派之间的裂痕。 从公民党、社民连的相继登场，到“经济动力”与自由党割席，过去数年间，香港的政治势力已经不断在分分合合中重组版图，选举中也不断涌现标榜立场独立的政治新星。诸雄并起之下，昔日的民建联、自由党和民主党三分天下时代不再，香港的政治光谱愈来愈分散。 政治势力的合纵连横，自然离不开政坛的大气候。2010年政改方案得以通过，香港步入“后政改时代”，各方政治势力加紧布局落子，筹谋选战。步入2011年，区议会、特首选委会、港区人大代表等选举接踵而至，在在牵动各方政治势力的行止。 这种分分合合，也是香港现行选举制度的必然产物。香港立法会议员的地区直选，采用比例代表制和最大余额法。拥有足够政治资源的大型政党，即使每次在参选名单的设定上都费尽思量，却也难保名单上排名第二、第三位的参选人能够突围而出。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在限制了大党发展的同时，为中小政党的涌现提供了适合的土壤——即使是只能拿到10%的选票，也一样有机会问鼎立法会。 政治光谱日益分散，固然避免了某一政治势力独大的局面，但是政治势力间的利益迥异，增添了立法会内多方利益的整合与协调的难度。政府法案在立法会要获得足够票数，港府必须游说不同的政治势力，满足各自不同的政治要求，难度自然愈来愈高。未来如何与立法会内不同的政治团体组成较为稳健的政治联盟，必然考验港府的政治智慧。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后政改时代”政治势力之间的议题，将从民主转向民生，扶贫、抑商、增福利之类的政治呼吁势必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竞争的焦点。你方唱罢我登场，透过政治版图重组的纷纷扰扰，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或许是香港从创富走向均富的深刻社会转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一星 2011-02-09 美国防长盖茨应邀访华，令中美军事关系触底反弹，而近期有关中国军力发展的报道，持续成为海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作为展示中国航空航天实力的一个窗口，去年11月举行的珠海航展有助于外界了解中国空军军力的最新发展状况。 关键部件接近世界水平 第八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展出了包括预警机、战斗轰炸机、无人机在内的一批中国空军的新式武器装备。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这些装备的绝大部分零部件都已经实现了国产化。同时，国产“太行”大推力涡扇发动机、新型飞机座舱综合显示器以及新型国产光电吊舱的参展也显示着，中国空军在发动机、航电系统等军用飞机的关键部件上经过不断的改进、创新，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既然中国已经拥有了这样一批先进的武器装备，外界关注下一步中国空军将如何让这些先进的装备尽快融入作战体系之中。在对抗强敌时，仅仅依靠部分先进装备的单打独斗，难以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在科索沃冲突中，南联盟空军尽管装备了具有优良空中格斗性能的米格-29战斗机，但苦于缺乏预警系统、地面指挥系统的支持，在北约主导的超视距空战中损失惨重。相反，在1982年的贝卡谷地空战中，装备了F-15、F-16战机的以色列空军由于获得了预警机、侦察机、电子攻击机的有效支援，同时配合以高效的指挥体系，所向披靡。由此可见，先进的武器装备只有在融入了整个装备和作战体系之后才能真正发挥“力量倍增器”的效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空军势必需要对原有的装备进行现代化改造，提高整个装备体系的信息化水平。在这方面中国空军可以借鉴印度的经验，即先提高指挥系统的信息化水平，然后通过建立宽带数字化通信网实现各战区之间和各指挥中心之间的联网，加强航空航天力量、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防空雷达及地面控制中心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指挥系统对空中作战行动的统一指挥，提高部队的战场感知能力、实时通信能力和决策能力。 地面攻击力量差强人意 此次航展也让外界看到中国空军发展的一些“隐忧”。按照大的战略指导方针，中国空军正在实现从“国土防御”向“攻守兼备”的转变，但在此次航展上，能体现“进攻”战略意图的装备差强人意。中国自行研制的歼-10战斗机是传统意义上的制空战斗机，主要任务是夺取制空权，对地攻击最多只能算是“兼职”。而在此次航展上高调亮相的改进型“飞豹”歼击轰炸机，尽管在原有机型的基础上对飞机的机体结构、航电设备进行了一定的改进，但由于其基础平台设计水平的不足，再加上受到发动机和机载雷达的限制，难以胜任高/低空高速突防、复杂条件下的精确打击等任务。 考虑到中国航空工业目前还难以向空军大量提供第三代多用途战斗机，在未来5到10年内，“飞豹”战斗轰炸机及其改进型预计将成为中国空军对地打击力量的中坚。因此，如何进一步对“飞豹”战斗轰炸机进行现代化改进，成为中国空军加强对地打击能力的当务之急。 此次航展的国外展品同样有喜有忧。“喜”的是中国出口到巴基斯坦的“枭龙”战斗机首次“回娘家”参展，并在飞行表演中表现出了良好的机动性能。尽管巴基斯坦方面对于枭龙战斗机的电子设备和机载武器并非完全满意（有媒体称，巴空军希望为枭龙战斗机换装法国的电子设备和机载武器），但枭龙战斗机的出口确实掀开了中国军用飞机对外出口的新篇章，标志着中国也有能力出口高性能的军用飞机。 航空引擎预研取得突破 “忧”的是参加此次航展的国外展团，不管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与国外同类型航展相比都还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军用航空方面。连一向在此领域与中国有密切合作关系的俄罗斯此次也没有携实机参展，仅仅是展出了苏-35战斗机的模型，同时在现场播放了一些俄式新型战机的宣传片。由于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武器禁运，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都将成为中国在军用航空领域对外军事合作的首选，但考虑到中俄两国近期在国际战斗机市场竞争中的频频相遇，加上俄罗斯对中国研发能力的顾虑，未来俄罗斯对中国的军机出口及技术转让或会趋于谨慎。 中俄两国在军用航空领域进一步合作的走向还有待观察，然而中国从国际军用航空市场上获取先进技术的难度依然巨大却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中国已经开始推进ATPD航空推进技术验证计划，该计划一改以飞机立项为主、发动机研发仅为配套项目的原有模式，以提升航空发动机的设计能力为宗旨，以技术验证为核心，以打基础、建体系为主线。在这一计划的指引下，中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展开全面预研工作并取得巨大进展，这说明中国已经意识到，在军用航空这一技术含量极高的领域，最关键的是把基础打牢，建立一个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预先发展再到工程发展的完整的生产研发体系，生产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军用飞机。唯有如此，中国才能不再受制于西方的武器禁运，并在国际军用航空市场上站稳脚跟。  

易衡 2011-02-09 广州市政府提出限制公务车，放外地车的方案可谓大快人心。“限制公车”要面面俱到，不能只是限制购买公车，更应该限制的是对公车的使用。 亚运会后，治堵成了广州市的当务之急。广州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样面临着严重的堵车问题，而且按照目前的趋势，广州的堵车情况将逐日严重。亚运会的单双号限行措施让很多市民享受到“畅快”的感觉，现在限行结束，堵车归来，政府及时提出治堵方案，至少在出行方面要挽留住市民在亚运会期间集聚起来的“幸福感”。 从各地治堵的措施看，大多是限制外地车、限制一些繁华路段的行车时间、实行单双号、增加停车费与车辆使用成本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世界各国都使用过的，引进过来是顺理成章的。但就笔者观察，广州塞车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值得重视，那就是司机本身的素质与驾驶技术在相当大程度上为塞车添堵。有这样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交通事故处理不及时。这里当然不是说交警赶过来不及时，而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定，一些没有造成生命伤害以及责任相对明确的交通事故，司机应该在第一时间就“清场”，把车驶到路边或者空地，再行协商。这样就能在第一时间让出道路。但据笔者观察，中国各地几乎所有的交通事故，都会等待交警或保险公司来处理。按照我们得到的不完全统计数据，广州一天的大小交通事故超过2000起，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不“清场”，等待处理。这种做法造成交通堵塞的“蝴蝶效应”是非常严重的。保险公司、交警与司机如何在这方面吸取西方先进的经验，值得重视。 二是司机的驾驶技术较差，以及不按照交通规则行驶的情况依然严重。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二个国家，在如此短时间内竟然有这么多人买了新车。虽然这些年，考驾照越来越严格，开后门情况减少了，但新司机的驾驶技术对于交通的畅通还是有影响的。而更多的司机则是不按照交通规则，或者完全没有道路驾驶的“道德”，在市区内横冲直闯，在道路上S形走，在很大程度上也给本来就压力很大的道路交通添堵。一位外国记者曾经站在广州解放路的人行天桥上观察下面的六车道，他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车在100米的距离内竟然换了两次车道。他说，这种现象如果发生在交通繁忙的西方城市，那城市可能会立即瘫痪。关于新司机，经过对照后，笔者也发现了问题。虽然中国的驾照考试很严格，但却很少有司机在拿到驾照前后有足够的道路实习。国外一些新司机在学习驾驶或者拿到新驾照后，往往被要求“陪同驾驶”（即有老司机坐在旁边一同驾驶）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却缺失了这个环节，造成很多司机拿到驾照后就独自面对世界上最繁忙最危险的中国道路。 广州市政府高度重视治堵，1月7、8两日，召集了30多位交通专家讨论，形成了一个初步方案。这个方案提出限制公务车，放外地车，这可谓大快人心的决定。广州市政府作出的这个决定刚好同笔者前段时间做的小调查相吻合。 笔者在广州的调研很简单：请一位在广东省政府部门某个办公厅工作的朋友帮忙统计其下属两个政府部门的公务车数量及使用情况（一个副局级单位，一个处级单位，共拥有公车9辆），发现这些小轿车每辆平均一年跑的里程数是38000公里。有统计可查的出车单显示，绝大多数是在广州市内或者周边（佛山、东莞）使用。而笔者对十个私家车主的同期调查则显示，他们一年的平均行车里程数只有一万多公里。这个行车里程数字上的差别就说明，一辆公车的使用频率要高出一部私家车的三倍多。油价与过路费对于公车几乎没有约束，可能是一个原因；私家车主计算成本，以及爱惜自己的车是另外一个原因。 在本人还没有来得及公布这一小调查之前，广州政府就做出了“限制公车”的决定，这实在让笔者感到高兴。 我想补充一点，“限制公车”要面面俱到，不能只是限制购买公车，更应该限制的是对公车的使用。“公车私用”是群众一直愤愤不平的一种腐败，本来应该搭公车、走路与骑车就可以去办的公事，却一定要以车代步，也是一种不正之风。特以这点补充贡献给广州市政府。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2-09 俄罗斯总统选择在去年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敏感时期采用“登岛”这类强硬的举动，不仅仅只是为了宣示主权，更重要的是为了试探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对俄罗斯的战略意图。 2010年岁末，东北亚局势波诡云谲，朝鲜半岛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在全球媒体镁光灯的聚焦下，东北亚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似乎很难看到俄罗斯的身影，似乎很难听到莫斯科的声音。而去年11月1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之举，也就显得意味深长。 这是二战结束后从前苏联到俄罗斯，首次有国家元首视察俄日之间存有主权争议的北方四岛。俄罗斯总统选择在去年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敏感时期采用“登岛”这类强硬的举动，不仅仅只是为了宣示主权，更重要的是为了试探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对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在中美战略博弈的大背景下，俄罗斯的任何外交举动，都难免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影响。 试探美国对俄战略企图 钓鱼岛与北方四岛，在政治地缘、历史背景、资源价值和相关利益方等方面存在着众多相似性，尤其是对于两者的主权归属问题，美国的态度都至关重要。梅德韦杰夫在登岛时机上的把握，恰恰突显了两者之间这一相似性。 美国在西太平洋强大的军事存在支持着美国在他国领土争端中强大的话语权，美国对《美日安保条约》的解释就是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美国在俄方“登岛”后立即声明《美日安保条约》中第五条有关共同防卫的条款并不适用于日俄争议岛屿，但是美国却认为日本拥有主权。 这与美国对于钓鱼岛问题的表态完全不同——就在日本扣押中国船长事件发生后，希拉里9月23日明确表明，钓鱼岛在日本政府的行政管辖权之内，因此将受《美日安保条约》的保护，但是同时，美国在中日两方的主权争议中不表态 。 美方态度耐人寻味：对于钓鱼岛，美国对主权的法律归属不表态，却积极实施军事保护；对于北方四岛，美国肯定日本的法律主权，却不给予军事保护。这意味着美国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战略局面：以武力保护钓鱼岛，是以守为攻，防止中国在东海上寻找岛链突破口，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作用；而军事上放弃保护北方四岛，在战略上不过是放弃对俄罗斯的进攻态势。 北方四岛是日俄间的领土争端，美国既然无法在北方四岛获得直接利益，也就不会因为日本的利益而把俄罗斯这个核武器大国牵扯进其对华战略规划中来。于是，美国和俄罗斯仿佛一唱一和，硬生生的把外交上无能为力的尴尬丢给了日本。 梅德韦杰夫的“登岛”行动无疑是针对自身军事力量和战略规划做了深层次思考后的“投石问路”。通过此次外交事件，俄罗斯成功地探明了美国方面的明确态度——《美日安保条约》并不适用于北方四岛。这一解释说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并没有针对俄罗斯的直接敌意。 俄在远东首重主动防御 常规军事力量的缺失，令俄罗斯在远东的军事优势日渐衰微，导致俄罗斯的远东军事策略将以主动防御为主。 俄罗斯在远东的主要军力包括远东军区和太平洋舰队。其中，太平洋舰队的规模无法再如冷战时期一样同美国舰队进行对抗。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共有4艘德尔塔III级核潜艇、5艘奥斯卡级核潜艇、3艘改进的阿库拉级核潜艇、5艘阿库拉级核潜艇和7艘基洛级潜艇，水面舰只包括1艘光荣级巡洋舰、4艘无畏级驱逐舰、4艘现代级驱逐舰。经济实力的不足，造成常规军事力量在俄罗斯海军中严重缺失，才会出现如此奇怪的搭配：蓝水作战的核潜艇部队搭配一支绿水作战的水面舰艇部队。 俄罗斯很难在短时间内使其常规军力出现长足的进步，只能通过核力量的积极建设来重振太平洋舰队的雄风。目前已知的所有三艘“北风之神”级核潜艇均将被交付给太平洋舰队，以取代老旧的德尔塔III级核潜艇。俄罗斯去年10月7日成功试射了“圆锤”海基洲际导弹，这是“圆锤”导弹的第13次试射。“圆锤”洲际导弹未来将成为俄海上战略核力量的主力，将是“北风之神”级潜艇的杀手锏。然而，在今天的大国外交中，核武器已经从冷战时的进攻型武器转变为一种防御型武器，核威慑能力固然是一个国家外交地位与军事安全的保障，但是，从地区间到全球的军政影响力却要依靠常规军事力量。因此，俄罗斯新服役的核潜艇的主要任务显然是维持和美国的全球核战略对抗水平，以提高俄罗斯在外交中的主动性，但对于介入中美间的太平洋战略对抗却显得无能为力。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战略重心东渐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令俄罗斯在欧洲、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所面临的外交与国家安全压力大大减轻，但俄罗斯始终对美国存有戒心，围绕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俄罗斯判断其未来所面对的安全压力将主要来自远东地区。 从前苏联时代的领导人直到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从来都以二战结果无法改变来回应北方四岛问题。从某种程度来说，俄罗斯总统亲自登上北方四岛，这种看似宣示主权的行为可以说本身就是不自信的表现。冷战时代，美苏之间在太平洋上也曾经有着针锋相对的军事和政治对抗，当时中国在太平洋上还没有成为一个强大的利益相关方；如今，俄罗斯“不自信”地划分利益，显示着其已意识到自身在远东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大不如前，虽然仍然稳固地保有其在东北亚的大片领土，但在中美的战略对抗中已经沦为配角。这样的战略地位决定了俄罗斯远东战略政策的基本路线将以主动防御为主。 俄罗斯在远东的战略防御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从堪察加半岛开始的千岛群岛无疑是俄罗斯的天然海上屏障，依靠千岛群岛作为其在海洋上的战略纵深，该海域下的复杂海底地貌又有利于潜艇作战的开展。库页岛和海参崴则能够作为控制日本海的依托。但是在战略进攻方面，由于缺乏常规军事力量，俄罗斯的军事存在很难向千岛群岛以东海域扩展。既然进攻方面很难有作为，那么以划分争议领土的防守之举来保持进攻姿态，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成本最小、利益最大的选择。无论俄罗斯看似多么强硬，登岛的举动终究是一个防御动作，同时也说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所关注的利益范围终止于此。再向南的话，俄罗斯只能采取中立态度来应对变化和纷争了。 俄美中三国博弈东北亚 和冷战时期的美苏军事对抗和政治制衡不同，今天的战略角力已经变成双方财富影响力的对抗，俄罗斯仅凭远东的自然资源和陈旧的常规军事能力已经不再具有和美国进行战略角力的资格。如今的俄罗斯在远东无意和美国做太多的正面对抗，只希望维持领土利益不受侵犯，并借北方四岛的战略地位保持长期的地区影响力。俄罗斯清楚地认识自身的战略处境，因此也尽早宣布自己的利益范围，借美国战略整体调整和签署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机会，争取获得美国对其的政治诚意。 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上留下的唯一窗口就是俄罗斯，那么从北方四岛中一唱一和的默契，很能说明俄罗斯在避开美国的同时，美国也在避开俄罗斯。对美国而言，以给予俄罗斯所需要的政治诚意换取俄罗斯的中立无疑是一桩不亏本的买卖。...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刘吉 2011-02-09 “经济危机到来了，一切都要经历市场经济法则的检验，重新洗牌。”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国际格局因之而变。 【编者按】 “经济危机到来了，一切都要经历市场经济法则的检验，重新洗牌。”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国际格局因之而变。 求因以治本。要正确应对经济危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刘吉先生《论经济危机》一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重新认识了经济危机，深刻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本质：“市场经济下经济危机的本质不应再认定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规律，而是市场经济‘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 刘吉认为，当代经济危机是当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发生的。他总结了当代市场经济六大法则：等价交换、自由竞争、法制公平、宏观调控、优胜劣汰和化劣为优。正是由于在经济长期繁荣期中出现了一系列反市场行为，才引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出现，“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有问题，而是各种反市场因素综合积累的结果”。因此，他明确指出，认识了这一规律，我们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当代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重现市场经济六大法则的尊严，坚决清除一切反市场的行为后果，以迎接危机后新的经济高涨。 为进一步揭示经济危机深层次原因，刘吉建立了与之相应的新资本观。他更深刻反思当代经济学的作用，建议必须自觉、认真、系统建设战略经济学和球观经济学，以使未来的市场经济成为高频低幅式的波动，避免较大的“危机式”冲击。 “危机出智慧”。刘吉以战略思想家的智慧和使命感，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当代经济危机的本质，总结市场经济波浪式发展的客观规律，厘清了众多认识上的偏差和谬误，这不仅是对当代经济学的巨大贡献，更是对人类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的重要贡献。 论经济危机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刘吉 过去我们是从书本上认识经济危机，这次“次贷危机”让我们亲历了一次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有的专家还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超过了当年的“大萧条”。现在全世界都在应对经济危机，各国各有对策，孰是孰非，莫衷一是。要正确应对经济危机必先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请允许我发表一家之言。 一、重新认识经济危机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像魔鬼一样呼唤出空前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了不公平的社会剥削。由于资产阶级剥削造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极分化，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加之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了许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于是出现大量“倾倒的牛奶”、“愤怒的葡萄”，结果形成了资本主义每隔11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次危机比一次严重，打击着资本主义经济一次又一次衰落，直至资本主义灭亡。无论从既往客观事实看，或者从理论逻辑看，这一结论都是令人信服的。斯大林曾断言：1929年“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全面总危机的开端。然而，后来历史的进程并非如此。经济危机依然存在，有时甚至相当严重，每次危机都可列出巨大的各种经济损失，可是，每次经济危机后迎来的是经济新的高潮，一次比一次更加高涨，历史总的趋势是经济在一系列低谷高峰中不断增长。这使我想起了当年毛泽东常讲的一句话：“事物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前进”。经济学家研究的结果（见图1）是：近一个多世纪美国经济穿越波浪式前进的是近乎一个指数曲线，1945年后更快速上升。即使1929年“大萧条”也只是偏离这一增长总趋势的一个小小的波谷，使美国成为并至今仍是世界最富强的霸主。欧洲经济发展曲线也是大致如此。   图1— 美国和西欧一百年的经济增长 在西方经济学中还有各种商业周期理论，集大成者是著名的熊彼特理论。他不仅归纳了前人关于商业周期的研究，计有康德拉季耶夫周期（60年）、朱格拉周期（10年）和基钦短周期（40个月），难能可贵的是，他特别关注了科学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中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然而，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并没有与科技创新严格对应的明确年月的周期律。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重新思考的案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经济危机。 生产无政府状态无疑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人们在消费、生产和投资的决策中都存在“买涨不买落”的心理预期，也起了很大作用。这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不发达的初期更为突显。随着市场经济法制的完善，随着企业经济规模化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一方面是大型和超大型企业有计划生产，配置了社会主要资源；另一方面是社会调控能力（包括市场信息及时传播、各种信息研究和咨询机构服务、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自律等）不断加强；加上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生产无政府的盲目状态已大大减少。资本主义社会中两极分化现象也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力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逐步变成相对贫困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教育普及化，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脑力劳动者逐渐成为社会主体，从而他们作为中等收入阶层的“中产阶级”成为分配主体。经济发达国家蓝领工人人数降至10%以下，并且享受到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许多蓝领工人也加入了“中产阶级”队伍。所有这些表明，分配两极化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也已大大削弱淡出了。 那么，当代经济危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正确认识它的本质和意义？无可回避，当代经济危机是在当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发生的。因此，首先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简明的历史考察与准确概括。 二、当代市场经济...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庄礼伟 2011-01-26 中国—东南亚高铁网络对加强这一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和人口、社会间联系均有较大的助益，对于提升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也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来自相关国家的官方信息，中国－东南亚高速铁路网的多项工程将在2011年内陆续启动，其中中国昆明至缅甸仰光的西线工程可能将最先动工，其次是中线工程（从中国昆明经万象、曼谷、吉隆坡至新加坡）中的昆明至万象段、廊开至曼谷段。这些路段都争取在4到5年内完工。从中国昆明经河内、胡志明再到金边、曼谷的东线，则仍然处于设想当中。 给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东南亚高速铁路网兴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方面的推广力。中国国内若干条高铁线路的开通以及多个在建高铁项目，为中国高铁建设积累了经验和品牌声望。中国已经进入本国资本需要向海外大举输出的发展阶段，希望通过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和非直接投资，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政治影响力。在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设高铁项目（包括提供相关技术、设备、人力资源、资金），是中国企业近年来“走出去”的一个新亮点。即便不和东南亚国家进行高铁项目合作，中国也会和其他国家谈高铁项目合作。 第二，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中国与东南亚在地理位置上相邻，中国和除印尼、菲律宾、文莱、东帝汶之外的东南亚国家可以通过高铁形成更为紧密的陆路交通网络，来提升各国间物流、客运的效率，也方便各国就近开拓邻国市场。借助高铁网络，中国东部地区与曼谷、吉隆坡（如果吉隆坡至西马东部港城关丹的高铁修通，吉隆坡将直接朝向南中国海）这两个东南亚大都会将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东线虽然仍只是一个设想，但它与中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接近，经济价值非常大，沿线国家均可从中获益，因此今后仍存在重启的可能性（2010年越南国会曾否决了造价高昂的与日本合建高铁的计划）。此外，中缅之间的西线建设将使中国经济与战略力量向印度洋辐射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中国原先要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能源及其他大宗货物的运输，可直接在缅甸上岸，通过高铁进入中国内地，避免了要走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所产生的安全风险，也降低了运输成本。 第三，东南亚相关国家方面的利益考量。陆路运输与海运、空运相比，仍然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如在货运方面更容易与买卖双方衔接，在客运方面对乘客的方便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陆路运输能够大幅度缩短时间，则其竞争力会更加明显，因此高铁在技术、安全性方面一旦成熟，就很有可能被推广。东南亚一些国家为发展其内部市场以及和中国形成更紧密的货运、客运关系，对高铁网络的需求是明显存在的（老挝作为内陆国尤其需要高铁）。曼谷、吉隆坡这两个在东南亚高铁网络中居枢纽地位的大都会也在力争通过多条国内高铁的建设，加强与本国其他地方的联系，建立更为紧密的生活圈。东南亚相关国家还希望通过高铁建设，带动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与此类似，美国、韩国等国近期也宣布了包括高铁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经济增长。另外，高铁是耗资较大的项目，中国相对于日本、德国、法国较低的高铁建设（含施工、设备、技术等）费用以及BOT模式，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 整体来看，中国—东南亚高铁网络对加强这一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和人口、社会间联系均有较大的助益，对于提升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也是不言而喻的。 各类风险须充分考虑 以上是中国—东南亚高铁网络建设的动力与收益分析。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到相关的风险问题。 第一，财务风险。中国为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高铁项目而采取的低价策略存在财务风险。高铁项目除了建设成本巨大，建成后其运行、保养、维修、安全等方面的费用也大大高出普通铁路，因此其客、货运价格也将较高，东南亚国家方面能否适应这些高价服务，中国在BOT模式的经营阶段能否收回前期投入的成本，会不会出现巨额亏损，都是需认真考虑的问题。另外高铁在时间方面的节省，对客运价值大，对货运价值较小（惟有西线的中缅高铁货运价值大，因可大大缩短空间距离），中国—东南亚高铁的预期收入将主要来自客运（一般的货运仍可能选择运价较低的其他运输方式），那么东南亚国家弱小的中等收入人群能否为高铁提供稳定的客源以支撑高铁运营，也是一个疑问。 第二，与政府与政治相关的风险。中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在高铁合作方面，还存在着双方的高铁规划不配合（如泰国曼谷到泰国东部沿海工业重镇罗勇的高铁项目、马来西亚吉隆坡到西马海港城市关丹的高铁项目，都是出自泰、马自身发展的需要，与中国的跨国高铁规划没有直接关联）、对合作方式乃至火车速度有不同意见等问题。此外，东南亚一些国家还存在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中国的警惕心态、政党政治、工潮、环保运动等因素。这都将可能导致论证时间较长、施工拖延等风险。 第三，技术风险。对于因地理、气候、信息通联、技术衔接而对高铁施工和建成后的运营所隐藏的技术风险和安全风险，中国方面要做足准备。 第四，知识产权风险。中国的高铁技术、设备向海外的输出，存在知识产权是否过关、是否会遭到知识产权诉讼的风险。 一般来说，中国高铁企业的优势主要是能获得国家在融资、研发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缺陷则是自有技术的不足以及在涉外高铁合作方面急于求成的政绩工程心态。中国在与东南亚相关国家的高铁合作方面，既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也必须充分考虑一些现实的风险。  

2011-01-21 “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高峰会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对中美关系的最新定位。外媒对此予以积极评价。 “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高峰会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对中美关系的最新定位。外媒对此予以积极评价。 21日的香港《大公报》以“胡奥跨越分歧 中美整装前行”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举世瞩目的‘胡奥会’当地时间19日在华盛顿落下帷幕，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对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领域合作交流订下基调，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规划了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在当今世界进入深刻调整变化的复杂形势下，胡主席访美的成果对引领两国战略合作具有指标意义，为新时期中美关系重新出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社评认为，“此份联合声明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明确了两国关系中各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这有助于防止偶发个案给两国总体关系带来动荡和方向性偏差。政治上，‘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动两国共同利益、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这是统领中美关系全局的纲领。经济上，两国宣布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两军‘各层次的实质对话和沟通，以减少误解、误读、误判’。” 《明报》21日社评“新型大国关系形成 中美互动牵引全球”认为，“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从会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看来，中美之间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形，这是两国建交32年以来，中国在两国互动中，首次取得有实质意义的平起平坐地位。这个变化，不但对中美互动和双边关系发展极其重要，对于全球整体格局，也会产生深远影响。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西方学者提出的G2概念，即全球事务由中美主导的说法，虽然内地抗拒这个提法，但看来会成为事实。” 这篇社评文章注意到，“在记者会上，奥巴马‘抢答’美联社记者向胡锦涛提出的人权问题，他说人权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但是中美之间就人权问题有分歧，但不影响两国在其它领域的合作。奥巴马急不及待澄清他在人权问题上并无退缩，是要避免被指为立场软化。这个抢答，暴露奥巴马的心情，也反映不少美国人对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情意结。无论如何，人权牌从中美关系淡出，已成定局。” 《信报》21日社评分析指出，“照目前发展形势观察，中美之间‘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蕴含竞争’，这种博弈格局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在目前‘竞争性’作枢纽的关系运行轨迹中，彼此会作出‘理性防范’；如何透过互建信任、军方加强交流，并筑构两国精英常设的交往机制，避免把‘竞争性’的关系转入‘敌意性’的对抗，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和变化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次中美最高统帅的会面，取得最大的成果是确定了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美国副总统拜登今年互访，为两国高层交往搭建‘互信基础’平台走出重要一步。” 台湾《旺报》社评表示，“现阶段的中美关系，可喜之处在于双方都清楚认知到‘合则利，分则害’的道理，如同希拉里多次用‘同舟共济’来形容当下的中美关系。堪忧之处则在于，中美双边在价值观和战略利益上呈现的差距，短期内恐难彻底解决双边分歧。这份中美联合声明，虽然舒缓了中美间的冲突，但如果双方不能根本解决价值观的歧异，冲突终难仍难避免。””我们希望中美能够落实这份联合声明的内容，终究中美和谐代表的就是整体东亚安全的保障。” 台湾《联合报》社评指出，“美国与中国大陆的互动，在全球战略及两岸关系上，有一个贯通的理路。在全球战略上，美国欢迎中国大陆承当世界角色，成为对国际社会的正数；唯因此亦对中国的民主及人权抱持批评与期待。……此次欧胡会也反映了此种理路。一方面，‘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另一方面，‘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努力’。此即表示，两方皆知必须接纳对方；因此也必须为相互接纳而作出相互贡献。” 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评认为“中美关系有望止跌回升”。文章分析说，“尽管中国始终不愿意承认，但是一个‘中美共治’下的国际新秩序，似乎正在隐然成形。只要中美两国都愿意共同为促进人类社会的福祉而努力，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和平，避免冲突，相信这样的新秩序也是大多数国家所乐见的。”  

2011-01-20 地产霸权》是香港去年的一本畅销书，作者潘慧娴有着多年从事地产行业的经验，以业内人的身份剖析地产业的运作，直指“地产霸权”正从地产业向零售服务业等行业延伸。此书在坊间引来热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香港社会对高房价的不满。新年伊始，一宗千万豪宅严重“货不对板”的奇闻，再次牵动香港社会敏感神经。 根据香港传媒报道，港岛西半山一座由旧楼拆卸兴建的所谓豪宅“The ICON”，有业主以约千万元的价格买入一间600多呎的豪宅，到收楼时竟惊讶地发现新楼犹如一间烂货仓，完全货不对板。 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郑经翰批评说：“香港一向重视消费者权益，设有消费者委员会为广大市民监察，在街市买一棵小菜不对板也会追究到底，以天文数字千万元买入的豪宅，却竟然不堪入目，无法无天如斯，天下间还有更荒谬绝伦之事吗？” 《信报》18日社评指出：“从过去发水楼问题、售楼书宣传夸张失实等事例，都清楚显示香港的物业买家所受到的保障几近乎零，发展商及物业代理提供大量失实及不准确、不正确的物业数据，但买家毫无还手之力，形成一个不公平交易的市场，政府对此竟然袖手旁观多年，令物业买家继续任人鱼肉！”文章建议，“物业交易在不公平、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状况下进行；物业代理对买家不提供‘保护’；发展商自我规管又漏洞百出，可见一手物业销售的混乱状态必须及早拨乱反正，尤其强拍条例通过后，像THE ICON般重建的项目必会愈来愈多。物业买家屡受‘欺凌’，政府设立一个保障物业消费者的组织看来已刻不容缓。” 《明报》19日的社评指出：“The Icon事件是近年较具体地反映发展商、地产代理不当售楼手法的个案，而且表面证据成立，此事不应掩埋在金钱之下，我们期望买家主动与屋宇署联络，使当局透过此事，掌握不当售楼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立法监管楼花销售手法的参考。”“The Icon事件，再一次说明单靠地产建设商会的自律指引，不可能全面规管楼花销售，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在争取立法规管适用新旧地契的同时，应该跟进The Icon个案，掌握此事的来龙去脉、相关手法和有关责任，以作为推动立法规管售卖楼花的参考。” 明报同日评论版发表的陆锦荣先生文章《豪宅交易‘货不对板’的荒唐结果》，分析了发生这一奇闻的原因——物业市场运行的扭曲。“物业发展利润率高，利之所在，自然吸引到更多资金进入这个市场，这一点不足为奇。从经济学一般理论看，一旦利润率高，大量资金涌入，在竞争之下，必然最终拉低利润率，使高利润无法长期维持。然而，香港的情况却‘打破’了这个规律结果，反映市场运行存在了扭曲性。当市场运行扭曲，收入的分配难免同样受到扭曲。渴望尽快‘上车’的买方购入物业时，过去可以将未来10年的收入现值化，亦即向银行做10年期的物业按揭，如今可能需要20年。发展利润积累庞大财富，难怪引致近年激起不理智的‘仇商情绪’，地产商成为最大的箭靶。” 作者更进一步深思这种物业市场运行的扭曲会对香港经济发展和整体社会福祉产生的不利影响。“这种主要透过在‘地租’上的原始作业，而不是‘生产性知识’，来把利润极大化的模式，支撑了香港多个经济繁荣周期的亢奋。”“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和生产性知识，是推动社会和经济优化发展的根本力量。……千万豪宅的荒唐交易结果，不仅反映了香港物业市场‘卖方市场’扭曲性的一面，其实更深刻地反映出香港经济结构中，不重视企业家创新思维及生产性知识推动经济发展的后果。”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1-01-19 中美实力对比已非往日所能比拟。若没有中国给予合作和支持，美国在国内外很多领域就很难做成几件事。可以这么说，对于胡锦涛此次访美，奥巴马政府的心情更迫切、更满怀期待。 胡锦涛主席正在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从这次访美安排的细节来看，与过去相比，中方此次凸显务实低调的风格。 １月７日，中国外交部网站只公布了胡锦涛访美的时间，即本月１８日至２１日，此外别无其他任何细节，包括是否要访问华盛顿以外的城市等。在美国方面，白宫和国务院当时对胡锦涛的访问日程也未作任何公布。这显然是双方达成默契的结果。假若是在过去，中国最高领导人访美，美国媒体早就披露了日程安排和其他细节，并就美方关心的话题进行炒作。 究竟是什么原因？笔者分析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双方出于安全考虑，认为不宜过早公布胡锦涛的详细行程；其二是应中方要求，务实、低调地对待此次访问，不让媒体有过多诠释和渲染的机会。在两者之中，笔者认为后者是主要原因，因为这也符合胡锦涛主席务实低调的风格。 胡锦涛此次访美的持续时间很短，这一点同样可以佐证其务实、低调的作风。根据外交部的公布，访问时间为四天，但实际上，若把往返旅途所需时间排除掉，实际上只剩下两个完整的日子，也就是19日和20日两天。胡锦涛不远万里前往华盛顿与奥巴马会晤，更有很多重大的课题需要商讨，两天的时间足以被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从时间因素来看，胡锦涛在华盛顿的各种会晤、会见等活动，想必是最大限度进行简化和浓缩后的日程。因此，务虚的、礼节性的或者象征性的活动，应该是少之又少。 奥巴马前年底访问中国时，先到上海，再到北京，在两个城市停留。胡锦涛这次是回访，按道理也要访问至少两个城市。正如笔者事前所估计的，选择了芝加哥，因为这是奥巴马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可以称得上是家乡。而访问芝加哥的内容也与中美关系直接相关，如此才符合胡锦涛的务实风格。 中美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最近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再加上攸关两国利益的东北亚局势依然很不稳定，这些都使胡锦涛的此次美国之行十分重要。而双边关系越是重要，两国就越应该务实地对待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使之既能产生政治象征意义，更能取得实质性成果。 经过三十多年的开放，中国早已步入世界大国行列，国家领导人出访早已不再是稀奇之事，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过去国门初开之时，中国初次面对世界，自信心不足，以致中国政府把领导人的出国访问当作一件极其隆重的事，出国时隆重送行，归来时隆重迎接，铺张浪费，既显得闭塞、没见过世面，更是错误地理解了领导人出国访问的目的。现在回头再看，难免会令人产生感慨。不用说政府官员，即便是平头百姓，现在对出国也早就不那么新鲜了。 笔者的感慨当然不只这些。中美两国在理论上应该是平等的，但其实从未真正平等过。过去，中国领导人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所受到的高规格接待在外交礼仪上原本是理所当然的，但中国方面往往视之为了不得的外交成果。 如今已是时过境迁，中美实力对比已非往日所能比拟。从近年来的情况，美国对中国的需求越来越多，甚至多于中国对美国的需要。若没有中国给予合作和支持，美国在国内外很多领域就很难做成几件事。可以这么说，对于胡锦涛此次访美，奥巴马政府的心情更迫切、更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