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虎城 2011-02-15 广东将开始实现经济转型与文明转型的双转型。幸福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幸福广东，是思想解放的幸福广东，是延续并推动改革历程的新提法、新动作、新部署。幸福广东是改革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一 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第一次以省级建制系统提出了“幸福广东”概念。省委全会把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作为广东省落实中央关于“十二五”发展“主题主线”的核心任务。全会以决议的方式认为这一核心任务是“十二五”发展的主攻方向，是广东科学发展的行动指南，并鲜明地强调，“这个问题上，全省上下要有坚定的政治自觉。” 继“重庆模式”在全国激荡起政治风云以后，广东系统总结“十一五”发展成就和改革成绩，“幸福广东”的提出，更多地具备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意识形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新提法和新实践。“幸福广东”无疑是新广东模式的理论概括，目标性和理论性更高。 幸福广东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但导向是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幸福感的不同是由各地发展诉求所决定的。但提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作为执政归依，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种理论创新。因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自身感受，幸福的评价权并不是被官方所掌握，而是被民意所决定。为什么要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无外乎是要让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化解长期以来群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被矮化所造成的被抛弃感和非主人感，增强群众参与改革发展的主人翁意识。在近年以来全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维稳压力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提出幸福概念，很关键的一项便是要让群众的切身感受得以转化，让群众对于执政体的认同感增加，因此幸福广东实际上是对执政党早在革命时期提出的群众路线的一次新的回归。 广东省委提出，建设幸福广东，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建设宜居城乡，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社会治安，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满足文化需求。如果以模式的方式加以总结，其实就是人本广东、公平广东、宜居广东和绿色广东、平安广东、文化广东。广东在交通建设早已四通八达的情况下，在精神建设领域提出了人民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的新型畅通概念，说白了，就是言论畅通。相对于一些地区只准唱赞歌的表现，言论上的畅通多多少少具备了一些广东特色，而从理论溯源来看，言论畅通实际上来自于胡锦涛总书记所做的十七大报告：“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可惜的是，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和媒体主管部门对于十七大报告中的此项内容，采取了故意忽略的态度，有的还对民间泛起的反对意见以诽谤罪等名义进行反制，试图阻塞人民群众的言论畅通渠道。然而，从奥运会到世博会再到亚运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言论相对畅通的地区，对本地政府多有批评的地区，反而是相对更稳定、重大事故发生机率更低的地区。 二 什么是幸福？ 幸福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自我评价，其判断权不在政府，而在群众。一个人是不是幸福关键是这个人的个人权利是否得到尊重，个人的正当生活是否得以保障，个人能不能通过努力达到合理的目的，等等；而一个社会是不是幸福关键是看这个社会是否有秩序，是否平和，每个人是否具备免于恐惧的自由，法治是否昌明，民主是否到位，等等。如果一个地方的政策决定权仅仅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连群众是否幸福的判断权亦要掌控，那么，幸福便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幸福必然是具备了一定的公共规则和秩序，按照这种规则和秩序，人人的基本尊严是有保证的，依靠智慧和合法劳动是可以致富的。换言之，一个幸福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 幸福也来自于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为什么本次广东省委全会把加快转型升级与建设幸福广东并列，主要是因为幸福不能绝缘于经济建设，幸福不是搞贫穷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必然是物质丰裕的、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同时也应当是人本主义昌盛、法治健全并得到强有力执行的社会主义。中共广东省委以及汪洋书记所提出的加快转型升级，其目的在于化解多年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实现广东经济的新起飞。汪洋特别指出，GDP可以慢一些，“暂时的稍慢是为了将来的更好和更快，只要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过来了，即使一段时间速度和总量被别人赶超，我们还可以东山再起，迎头赶上！”关键的不是GDP数字的变化，而是经济内核的变化。广东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省份，出口是广东的经济支柱，但在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当下，国际经济形势存在太多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广东经济发展举棋不定，既贻误外部出口良机，也贻误内部改革良机。沿着旧有的发展模式，环境日益损耗，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官民对立情绪日益发酵，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幸福的因素在增加，幸福的因素在减少或者变质。 以往，我们都以“大河涨水小河满”来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认为优先考虑的是国家经济能力的不断提高，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的是国家利益，而要求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的需要。道理并没有本质性错误，但在执行过程中却造成了个人权益的不被尊重，国家利益或曰公共利益变成了侵害个人利益的借口。频发的土地冲突、拆迁冲突不但总是假国家利益之手，而且屡屡以强拆的方式引发对抗式群体性事件，导致在部分地区官民对立情绪极其严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90周年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的领导干部尤其需要回顾历史，避免重蹈国民党的覆辙。“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天下得失，莫过于人心向背。1949年，共产党获取政权、国民党丢失政权，与人心之变大有干系，共产党是靠得民心取来的天下，如今广东大提幸福概念，与当前因各类冲突事件引发的人心流失不能不说没有关系，而幸福广东显然有通过促进人民物质福利、文化福利、精神福利而使幸福感、信任感增加的意图，使人心再次凝聚在执政党周围。 三 幸福广东，必须看幸福的标准是什么，什么阶段需要什么样的幸福。对于发展刚刚起步的地方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获得是幸福的第一要素，而对于发展已经进入到一定阶段的地区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已经进入到一个稳定的运行空间，幸福就不再只是经济成功的喜悦，而要考虑到整个社会运行的和谐与否，科学与否，人民群众精神层面是否富裕，这种精神富裕是否能够得到制度的保障。 汪洋表示，人们的幸福感之所以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步提升，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法治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广东省委表示，法治广东是幸福广东的重要保障，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广东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建议稿同时提交全会审议，目的就是把建设法治广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以此审视，目前的焦点是幸福广东，但法治广东和幸福广东显然已经被广东省委列为相互依存和并列的关系。这也是新广东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果说幸福广东是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人民群众的生活营造一个和谐、安乐、平等和公正的发展环境的话，那么法治广东则是为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打开一柄保护伞，使广东能够在全国率先建立起法治社会，逐步摆脱人治束缚。汪洋在分组讨论时强调，“法治广东是幸福广东的重要保障，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是广东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的部署， 2015年，广东将初步建成地方立法完善、执法严格高效、司法公正、法治氛围良好、社会和谐稳定的法治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在全国率先打出法治省的旗号，至少说明，广东在着力为法治社会的建成做加法。 幸福广东是目的，法治广东是手段，保证程序的公平、公正和公开运行，依法治国，则幸福可期；如果幸福仅仅是领导人的关怀，即使这位领导人是政治强人，却难以避免人走茶凉的悲剧结局。并不是每一个领导人都爱提法治，因为法治有法治的规则，不可能按照领导人的自我意志进行自由裁量。正由于此，很多地方对于法治建设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或者只喊口号从不落地，一边喊依法治国，一边把法院当成了自家后院。但信访制度变更所引起的变化表明，对人治制度的任何加强都只能导致人治的灾难，频发的上访事件与其说是老百姓对于中央高层更信任，毋庸说老百姓对司法公正基本失望。问题在于，一旦司法不被看重，规则也就失去效力，人们就只能冀望于青天大老爷的出现。可是，在现代社会政治治理中，青天大老爷似的人文型官僚早已被技术型官僚所取代，即使当今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包青天，也无法匹配浩如烟海的群众诉求。而当群众诉求得不到回应，上访并无效应的时候，群众的不幸福感自然上升，对执政体的反对情绪必然发酵，岂非得不偿失？ 早在去年上半年，广东省人大就开始了关于法治广东五年规划的征求意见工作，力图广泛集纳各阶层智慧，把法治做实。但这需要许多工作来配合，尤其是一把手的配合。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一把手具备了诸多权力，这些权力的后面是一连串的利益链条，要让他们让渡权力，为法治做加法，必须用强有力的手段，以强力政治促法治建设。这又是一把双刃剑，法治居然要靠强有力的人治来推动，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但在现行阶段，这又是无法避免的。强力政治并不一定是洪水猛兽，关键是看运行的方向是朝着法治、民主、改革还是朝着人治、专断等。 四 广东提出幸福广东应当说取决于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基本判断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发展，广东已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推进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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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2-14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学会与之相处，才是正途。“正途”就是胡温掀起的“网络问政”，利用网络直接接触最基层的民众、收集民意，回答网民问题，解决中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从互联网一开始出现，西方学界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一种认为开放、互动的互联网平台将会成为一切不民主制度的终结者，另外一种则持保留意见，认为互联网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媒体，有什么作用，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 互联网自身在中国的十几年发展证明它显然不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媒体”，而具有以前传统媒体所不具有的很多特征，有些特征给政府与民众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涉及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上，中国的互联网大致经历了从“广场”到“战场”的演变过程，现在又率先在广东等地进入到“网络问政”、“网民问政”的良性互动阶段。 中央支持网络发展 互联网是普通民众表达意见、行使言论自由权力的虚拟广场，这是过去十年互联网发展揭示的路径，也是任何专家学者都不否认的。从“孙志刚案”到“躲猫猫”再到“我爸是李刚”、钱云会车祸案等，普通中国民众借助互联网平台登上了言论的广场，无论其发展速度还是规模，都使西方观察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专家学者们跌破了眼镜。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是在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人的直接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最高当局的支持，很难想象，像中国这种体制的国家，一个涉及媒体、宣传与意识形态的言论平台，会在短短十年内，以超过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成为世界互联网业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 西方专家们对于这一事实的忽视当然不能全怪他们，因为只要看看这些年发端于互联网上的形形色色的“话题”与“事件”，几乎都是针对各级地方政府，难怪西方人就有了一个错觉：互联网是天生与北京作对的。“事实”好像也支持这种错觉：民众用于表达言论自由的虚拟的“广场”，很快就有了“战场”的硝烟味道，各级政府打压网民、关闭网站、删帖等此起彼伏，而且很快发展到“跨省逮捕”网络发言者……与此同时，日益增多的网民却不屈不饶、前赴后继，揭露官员贪污腐败屡见不鲜，暴露政府管理缺陷也层出不穷。 更有甚者，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站在了网民这一边，你不许网民的发言上各大网站的头版，他就使用博客，你封了博客，他还有论坛，你关闭了论坛，他还有微博。2010年成为“微博元年”，据《2010年中国微博年度报告》数据，去年中国大陆发生的50起重大舆情案，由微博率先揭示的就达11起。这个才兴起一年多的载体竟然承担了22%的任务，实在不可小觑。 胡温践行“网络问政” 互联网如何发展？网民如何发展？中国政府如何对待互联网？这些已经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重中之重。从“广场”到“战场”，从中央领导的高度支持与重视到网络成为网民监督各级官员的言论平台，如果互联网仅仅停留在“广场”与“战场”的阶段，前景确实堪忧。甚至可以这样说，互联网刚刚兴起时，西方学者就做出的“互联网就是与一切非西方式的制度作对”的断言有可能部分成为现实。也因此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很可能出台限制互联网发展的政策法规。 虽然有这个担心的专家学者一直存在，而且日渐增多，可这些年北京对互联网的政策一直非常明确：支持发展。从胡锦涛主席“触网”，与网民交流，到温家宝总理每年都与网友促膝谈心，网民的数量正以比GDP快了几倍的速度在“翻一番”。这一切都给外界、网民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学会与之相处，才是正途。 “正途”就是胡温掀起的“网络问政”，利用网络直接接触最基层的民众、收集民意，回答网民问题，解决中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这种“网络问政”也迅速传播到地方。其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广东省。而广东的“网络问政”，除了广东拥有4860万网民（占全国网民的七分之一），还有一个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汪帅”的汪洋书记，他连续三年同网友平等交流，大大推动了广东省的“网络问政”。 广东省委办公厅网络信息资源处的卢传智处长对“网络问政”是这样定义的：“网络问政”就是党委政府通过网络与群众进行互动交流，以达到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排解民忧、接受监督的目的。《南方日报》评论员周虎城则指出“网络问政”的本质目的就是要达到“群众问政”。 “网络问政”广东先行 “汪帅”主政广东三年，成功塑造了一种健康、积极的“网络问政”模式。这一模式分为三个层次：由汪洋书记直接与网友交流，给全省干部群众树立榜样，率先建立了干群之间平等、沟通、协商的关系，共同为和谐广东、幸福广东做贡献。 第二个层次则是在“汪帅”书记的领导下，各市区第一把手、机关领导干部步入“网络”，同网民建立直接联系。目前已有多个市领导开设博客与微博。他们的上网是进一步落实汪洋书记指示精神的保证，也是确保“网络问政”不会停留在只“问”政而不解决的关键所在。例如，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试水上网后，很多网友来“拍砖”、反映情况，不断有关乎公共利益或涉及个人利益的声音。他没有辜负网友的期望，很快对微博的留言做了批示，并要求下面一个一个给予答复，解决处理。 第三个层次则是在汪洋书记与各级领导的带领与倡导下，各政府机关或设立“网络发言人”，或建立微博，直接与群众沟通，收集民意，实行政府公开，与群众进行良心互动。在春运到来之前，省公安厅继佛山、肇庆公安局之后开通了微博账号。春节期间，我们对设立在腾讯的“广东省公安厅”微博进行了跟踪调查与研究。数据显示，春运期间不间断地发布治安、交通等微博，与网友互动，短短半个月里得到微博网友近千人次的支持。中国的公安部门在如此短时间内得到这么多普通民众的支持，恐怕还是很少见的。 三个层次的“网络问政”已经初具规模。广东政府人士认为，这一模式将会进一步法治化与制度化，成为推动“和谐广东”与“幸福广东”的重要推手。据官方相关部门透露，过去一年广东的群体事件有下降趋势（准确数据尚未出笼），政府通过互联网给民众方便，回答提问与解决问题，是否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目前尚未有准确的学术数据来支持。天大研究院课题组在网络上与广东网友的互动调查发现，在询问了350位广东网友后，有超过37%的受调查者表示，当有了“严重得只有闹一场（上街）”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会首先选择通过网络联系相关部门（包括领导人博客、微博与信箱），等他们不回答或者不解决的时候，才采取认为必要的“行动”（他们口中的必要行动就是上访、游行等）。这个数字至少说明，如果我们的领导都对网络退避三舍的话，这37%的网民就“无路可走”，唯有弄出最终还是让政府与官员头疼的“群体事件”。 互联网从“广场”到“战场”，再演变到“网络问政”，是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其意义非同一般。政府积极出击，不是打压互联网上的言论，而是营造环境认真倾听网民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问题一个也不放过。政府持这样的态度，一下子就让西方学者们在互联网刚刚诞生时的预言落空了。善加利用互联网，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互联网不必是政府的敌人，而成为连接民众与政府的纽带，拉近了现实中渐行渐远的党群、干群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礼物，并不为过。“网络问政”，虽然还远不够完善，但值得执政党与专家学者们的重视。
2011-02-11 Guangdong’s provincial capital is placing traffic congestion alleviation at the top of its agenda in the post-Asian Games period. Inexperienced drivers and poor...
2011-02-11 近期台岛几则新闻，孤立来看已颇热闹，联系起来更耐寻味。一则是一名台湾诈欺疑犯被从菲律宾引渡到大陆，台湾对菲律宾兴师问罪；一则是“少将间谍案”在马英九要求行政机构以“大陆”简称对岸的次日引爆；一则是涉及台湾两家媒体的笔战。 2月8日，台湾《自由时报》一篇有关“国票金控改选”的报道，标题直指“中资色彩台商轧一脚”，文中更点明“中资色彩浓厚的蔡姓台商”，影射旺旺中时集团负责人。针对《自由时报》的影射，旺旺中时集团旗下的《中国时报》、《旺报》连日来发表多篇社评，直指《自由时报》“扣红帽子”，是“红色麦卡锡主义”。 2月10日的《中国时报》社论指《自由时报》“以其自行胡乱界定的中资定义，随意恶扣企业红帽子”，“已严重误导社会视听，并成为另外一种文革式的白色恐怖。”谈到“中资”的定义时，文章指出：“把所有资金都毫无来自大陆官方或国企，只是在大陆卖产品，挣得的钱，也列入‘中资’行列，则是闻所未闻——全世界只有《自由时报》是如此定义中资。” 2月11日的《中国时报》社论进一步指出，“我们却发现台湾持续存在着一股逆流，这股逆流对任何涉及两岸经贸与投资事项，一概给予负面解读，全视为所谓‘中资入侵’，甚至到处给人戴红帽子。这种红色麦卡锡主义又以《自由时报》为代表。”文章披露，“《自由时报》为联邦集团拥有，集团以房地产起家。”“今日一个在房地产获取高利的企业，透过旗下媒体，口口声声爱台湾，却为那些异地打拚有成，回台投资的企业大戴红帽，瓦釜雷鸣，何至于斯？一手从岛内民众身上大赚房地产利益，一手为赚大陆钱的企业大戴红帽，难道，这就是‘爱台湾’吗？” 官拜台军少将的罗贤哲涉嫌出卖军事机密给对岸，这起“少将间谍案”震动台岛，连美国主流媒体都竞相报道。媒体追逐间谍案内幕、抢夺读者眼球之际，台岛报端亦不乏反思之声。 台湾《联合报》2月11日社论指出，面对这起间谍案，“大家必须超越制式的政治反应，如此也许能在这团谜雾中摸清来龙去脉。”文章认为，“从更大的时代背景看，罗贤哲军人忠诚意识的变化，应非因外派泰国才发生，而是缘于岛内那些年不休的政治斗争。尤其，从李登辉到陈水扁连串的‘修宪’‘制宪’、‘国名’‘国号’事件，破坏了社会的认同和凝聚，更搅动了军方的谄媚及投机风，多少军人一夕之间不知要向谁效忠。在变调的民主中，军魂随之沦落。”“这正是那一波民粹本土主义对台湾最大的伤害。在漫天爱台口号和卖台帽子下，本土主义的矛头不是真的指向对岸，而是指向台湾的‘他者’……那个本土主义烟火飞扬的年代，罗贤哲出卖了自己的军魂，一如陈水扁背叛了台湾的民主。” 在马英九简称“大陆”的政策宣示次日，“少将间谍案”在媒体曝光。这一案情公开的时机，台湾《工商时报》2月11日《编辑室报告》以“看不懂的一场戏码”为题的专栏文章品味再三。文章指出，虽然罗贤哲一案为台湾军方有史以来最高层级的间谍案，“此案也发展布线一段时间，但当局决定何时发布案情，自是一个政治选择。而之所以选择现在这个时机公布案情是否合适？其背后的政治判断为何？就颇耐人寻味。” 该文纵览几则涉及两岸关系的新闻脉络后指出：“其实，两岸关系本就在反复进退之间发展；各有所需之时，自然关系良好；但若为满足各自内部需求时，升高台海紧张形势也是易如反掌之事。” 两岸关系新一年的走向格外惹人关注。台湾媒体称今年为ECFA元年，而经合会首次例会将在本月22日召开，次日陈云林将会再次率团抵台参访，访察之地包括云林、嘉义、台南、高雄等绿营主政的中南部县市。开春之际，这一会、一访，势必成为两岸关系大事。台湾《工商时报》更视陈云林此次参访为今年两岸关系的“寒暑表”。 “政治麻疹出完了吗？”台湾《联合晚报》“冷眼集”发出如是疑问。这篇特稿把民进党及其群众对于大陆参访团的疯狂、扭曲举动比喻为“政治麻疹”。“这些人什么时候才真正把对岸在台湾投资、对岸官员到台湾四处察看、旅行，当成一件正常的事情，这个政治麻疹才真算是了结，而有了终身的免疫力。” 特稿概括说，“当世界已经透过全球化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快20年的整合之后，我们对于彼岸仍有一座高耸而难以拆除的心理长城，以至于对于所有来自彼岸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事务，都先行用一种极其扭曲的态度视之，以致就对访客采取了某种疯狂的举措。” 的确，海峡两岸的华人，在成为两岸和平红利受益者的同时，是否也应多些思考，该为创造两岸和平红利做些什么？
2011-02-10 2月7日，马英九在新春茶会中要求台湾行政当局今后在公文中一律要称海峡对岸为“大陆”或“中国大陆”，不能简称其为“中国”。 去年“五都选举”之后，马英九曾公开向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喊话，指出民进党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和平稳定就失去了基础。围绕“九二共识”，蓝绿阵营一度展开激烈攻防。而马英九这一宣示，再次引发蓝绿阵营争议，民进党的立委则指责马英九此举是“矮化主权”，国民党立委则认为马英九只是点出现状，没必要大惊小怪。媒体和学者也对这一宣示进行不同解读。 根据台湾《联合报》2月8日报道，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张五岳认为，明年是大选年，蓝绿阵营都想争取中间选民，因此马英九“此时提出确定对岸的称谓，回归到宪法架构的两岸定位是允当的，也具有争取中间选民认同的意涵。”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童振源表示，马英九此次宣示“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主要是向大陆表达善意。而政治上的考量，主要是因下届立委选举将近，希望大陆能给更多的政策空间。” 台湾《中国时报》2月9日的社论《对等称呼有利两岸关系平顺发展》指出，“马英九以确定对岸称谓这件其实非常简单的‘小事’，重申政府立场，也为赖幸媛缓颊。而赖幸媛事件，在目前两岸交流全面开展，各部会都有机会触及两岸事务的情况下，可能会成为政府官员的共同问题。” 《旺报》2月9日以《简称大陆是拨乱反正必要之举》为题发表社评，回顾了民进党执政时期所谓的“正名运动”。文章指出，“回顾这段过去，就可以知道民进党政客当年所谓‘正名’所造成的纷乱”，因此也更能理解马英九“今日‘拨乱反正’的可贵与必要性。”“民进党人的自我矛盾、逢马/逢中必反，只让社会大众再次体认到该党要面对现实、进行转型调整仍是如此困难。”社评强调，“我们期待在官员用语和公文书上的‘拨乱反正’后，不但真正让政府施政回到宪政法律轨道，让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更为稳固，也能渐渐渗漏到民间社会，在庶民百姓的意识层面上重新拉近两岸的距离。” 中华科技大学副校长李英明2月9日发表在《中国时报》的署名评论《如何称对岸才有尊严？》认为，“依照‘一中两区’的宪法架构，将对岸称为‘中国大陆’或简称‘大陆’，这可以算是维持两岸现状稳定的一种做法。”他指出，“有关对对岸该如何称呼，一直没有个定论，这种现象从正面来说是反映台湾社会的多元化；而从负面来看，则是反映对两岸关系定位认知的模糊和混乱。”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邵宗海2月10日在《旺报》撰文分析马英九此次宣示的意涵。他判断，“严格来说，这项政策宣示有满大成分本就是马英九心里头大陆政策的定见。”他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将对岸正式称呼定为‘大陆’，是有法可据”；第二，“对对岸的定位界定在非国家层次，一向是马英九坚定的认知”；第三、他揣测性判断“马英九这样的说法，既符合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精神，也配合华府多年来一直要求‘不允许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底线。”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纪硕鸣 2011-02-10 全美十大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被称为“软实力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奈伊日前应邀到台湾访问，他在演讲时推崇台湾的“软实力”，更以非常口语化的语言概括“软实力”：“谁诉说的故事迷人，和谁的武力强大，是一样重要的事。”这场“软实力增加国家利益”的演讲，让本来就开始热起来的台湾“软实力”议题更为热烈。马英九在会见奈伊时表示，最近得到欧盟给予免签证的待遇，代表欧盟国家对台湾形象与国民素质投下信任票，这就是台湾“软实力”最好的证明。据悉，全世界已有97个国家给台湾民众免签证的待遇。 台湾“软实力”感动世界 近年来，台湾的软实力越来越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这个3万多平方公里土地、2300万人口的小岛，演绎出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并且感动着国际社会。 去年5月，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的世界竞争力排名，指出台湾从去年的第23名进步至第8，企业排名从第22跃升至第3。同时，台湾更有一桩感动全世界的新闻，要吸引马英九专程拜会台东菜贩陈树菊，从她手上一口气买了价值两万新台币的青菜，成为她最大的客户。陈树菊毕生的信念是：“钱要给需要的人才有用。”陈树菊将省吃俭用后结余的1000多万新台币全部捐给孤儿院、学校、儿童基金会，她因此被选入《时代周刊》“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榜”，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同台领奖。 一个人的行动得到世界认同，可以是一个地区良好形象的象征。马英九盛赞陈树菊是台湾的“爱心大使”，展现了台湾的“软实力”。 在台湾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像陈树菊这样默默行善的小人物。据统计，台湾的捐血人数，高达总人口的8%，代表台湾是一个忘我而乐于助人的社会。台湾的志工运动蓬勃发展，像慈济、法鼓山、佛光山等团体，以企业化、世俗化的方式组织社会力量，使社会上充满了爱和关怀。在世界许多地方，也同样有着台湾人奉献的身影：一位台湾女孩拿到硕士后志愿到吐瓦鲁去做志工，深受当地人喜欢；在史瓦济兰，有台湾的医生，在那里救活了很多人；在非洲布吉纳法索，很多小孩没有灯可以念书，台湾的民众和企业就发起一盏灯的计划，协助当地的小孩读书……就连台湾“监察院”院长王建煊，他生命中更重要的却是慈善事业。他创办“爱基会”把台湾人的关爱送到中国大陆。 台湾“软实力”源自中华文化 无论是属于台湾一些软性指标的国际排名，还是台湾人在国际社会上得到的认同，都显示出台湾“软实力”的硬功夫。可以看到，日益被国际社会认同并日益发扬光大的台湾“软实力”，走在全球华人社会前列。 不容否认的是，全世界华人社区中，传统文化保持并运用最好的是台湾。这是因为，不仅台湾社会始终认识到，传统的中华文化是维系这个社会的根基，台湾现任领导人更力推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马英九曾经表示，“台湾人用台湾的空间，用台湾的人力，发展出一个丰富中华文化的模式，这就是发展了一个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台湾的有识之士皆有共识：除却了中国元素、丢掉了中国之血脉，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也不会存在丢弃了中华文化的台湾软实力。 毫无疑问，作为台湾“软实力”坚实基础的中华文化，源于中国大陆，意想不到的在台岛枝叶茂盛，并不断演绎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软实力”。源自于大陆的政治、宗教、民间信仰、礼俗、生活习惯等等，已经长长久久的深入台湾社会，成为台湾文化最重要的根基。台湾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产生所谓“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延续。 马英九提出，希望“中华民国”未来在国际社会扮演和平缔造者、人道援助的提供者、文化交流的推动者、新科技与商机的创造者。这四个角色本身都是“软实力”，将可让“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成为受人尊敬、令人感动的力量。台湾想为国际社会提供四个方面“软实力”，背后凸显的还是台湾已有的中华文化，是“忠孝仁义”，“礼仪之邦”，“正直、善良、勤奋、诚信、进取与包容”等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具体体现。 可以说，台湾软实力展示的是中华文化的实力，是对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台湾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力是由于台湾这数十年牢牢把握传统中华文化的结果。 海峡两岸比拼软实力 自2005年由连战启动“和平之旅”后，海峡两岸关系不断走向和缓、走向和解，不再追求兵戎相见的硬碰硬，代之诉求和平的软实力较量。马英九上任后致力改善两岸关系，同时也在致力发展台湾的“软实力”。马英九强调的是，两岸正走出拼硬实力的阴影，迎向海峡两岸软实力融合的阳光。 事实上，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要提升软实力，离不开属于共同财产的中华文化。如今，两岸都开始加大力度，诉说各自迷人的故事，这是两岸共同秉持中华文化，打造“软实力”的开始。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1-02-10 平等的注视，而非俯视，亦非仰望，是能够理性思考定位的前提。平等的注视，是对大势的了然于胸，是对自身长短的自知，不会拒绝融合，也不会对“负面报道”过于敏感，前行的步伐迈得更为淡定。 大年初三，香港“友佳旅游”女导游林如蓉与安徽游客张勇夫妇在旅游大巴内打架，遭到警方检控并于法院开庭审理，成为春节期间香港的新闻焦点。这是继去年气死内地游客事件和“阿珍辱客风波”后，香港旅游业形象再次受损。几天来，本港媒体针对此次打架风波开出药方，探讨如何加强对旅游业界的监管，匡正业内歪风，惩治害群之马，以维护香港旅游业声誉。不过，笔者感兴趣的，倒是香港媒体对内地传媒报道此次风波的反应。 打架风波的次日，中央电视台以“旅游丑闻”为题进行了报道，并就香港一名导游所谓的“贡献香港论”作了点评。央视这一报道令港人颇为着紧，多家报纸随后在头版报道此事，“央视称‘丑闻’”在标题中尤为凸显，从官员、议员到旅游业界人士纷纷回应此事，不敢怠慢，不少时事评论员也撰文进行分析评述。耐人寻味的是，有媒体在社评中认为，央视这一报道是“不利香港的负面报道”，甚至认为“香港形象一再被内地媒体‘妖魔化’”， 更质疑“这是偶发现象还是内地媒体开始对香港滋生负面看法？” 打架风波经过央视以及其他内地媒体的广泛报道，引起内地网友关注，纷纷跟帖评论“贡献香港论”，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过激言论，包括杯葛香港游的旅行团甚至不到香港旅游等等。内地媒体和内地网民的言论中还有意无意地提及，庞大的内地游客是香港旅游业的命脉，这听在部分港人耳中，情何以堪？！ 无独有偶，中国评论新闻网2月4日的社论《香港经济 羡鱼莫久结网莫迟》，也惹来香港传媒关注，认为这家“内地半官方机构”“罕有用辛辣文字向特区政府‘发炮’。” 香港媒体从来都是肆意批评港府政策，为何内地背景的传媒以忧患之词呼吁港府重视研究发展支柱产业，却变成了“发炮”？在内地宣传口径中耳熟能详的“负面报道”，怎么忽然跑进香港精英媒体社评之中？这些评论与报道，读来令人心生感叹。 无疑，和内地的关系，一直是香港最敏感的一根神经。过去，香港对于内地来说，犹如一只会生金蛋的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港资长期在内地各省市外商投资中独占鳌头。回归后，香港经济先后遭受亚洲金融风暴和“非典”疫症的打击，一度陷入低迷，2003年CEPA和个人游的相继落实，被视为中央挺港之举，拉动香港经济走出低谷。尽管近年多次的城市竞争力调查显示，香港依然保持领头羊姿态，但是差距也明显正在一天天缩小。此消彼长之间，港人的心态也变得复杂起来，越来越担心香港会被边缘化，在与内地城市的竞争中落伍，但同时却不愿、不肯跨过罗湖桥，对于与内地的融合欲迎还拒。在奥运和世博两大盛事之后，港人过去俯视内地的目光逐渐变为仰视。港股过去随着美股感冒，如今跟着沪市惊风，香港经济越来越随着内地的步伐起伏；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在香港求学，赴港旅游的内地居民人数一年年创出新高，两地交流愈趋密切，融合无所不在，偏偏在这种加速的融合中，部分港人的本位意识、本土情绪也被激发出来。前有香港本地妈妈和准妈妈抗议内地孕妇“侵占”医院产房资源，今有港人建议设立奶粉“离境税”，以遏制内地人在港大量购买奶粉。港府不久前推出的“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公众规划咨询稿，在咨询实施层面或失之仓促，但是坊间“被规划”疑虑的出现，却来得一点并不让人感到陌生。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中，中国经济崛起之速，出乎很多观察家的预料，别说香港的媒体和学者，就连内地官员和学者自己都感到惊讶。中国在去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元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至少4次提到中国，要学习中国，要与中国竞争。世界各国正以新的目光打量着中国，调整心态，学习如何与崛起中的中国共处。香港同样要调整心态，昔日俯视的姿态当然不合时宜，仰望的姿态同样不可取，港人必须学会用平等的眼光来审视内地的发展。 香港固然不可能像三十多年前那样几乎垄断着中国经济对外的专利，但是香港得天独厚的近水楼台区位优势，其所拥有之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地位，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必然能够继续发挥独特作用。当欧美各国还在经济危机中挣扎，中国经济已经率先复苏，世界各国都在争相搭乘中国经济快车，香港能从中受惠为应有之义，港人不必妄自菲薄。内地大中城市崛起迅速，但是内地的发展自有局限，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体现为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对GDP增长的追求，在发展的同时面对着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人口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重重挑战。而香港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不仅积累了雄厚的财政储备，社会整体较为富裕，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优势，拥有法治、社会公平、资讯流通等等软实力，在发展中注重平衡社会各方利益。港人既不应妄自菲薄，坐等中央特殊政策，不思进取，也不要自视甚高，固守于罗湖桥以南，抱残守缺。港人既要掌握国家发展大势，也须清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所在。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智思认为，下届特首最重要的是带领香港寻找新定位。其实，香港定位的共识同样需要由下而上凝聚。香港各界需要思考和讨论，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香港处于怎样的位置，又应有怎样的担当？香港的各大产业，金融、航运、贸易、旅游等等，如何根据国家的发展大势，寻找自身的定位，调整自身的方向。 平等的注视，而非俯视，亦非仰望，是能够理性思考定位的前提。平等的注视，是对大势的了然于胸，是对自身长短的自知，不会拒绝融合，也不会对“负面报道”过于敏感，前行的步伐迈得更为淡定。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1-02-10 香港的政治势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短短一个月内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分分合合。新的政党涌现，旧的政党分裂，昔日三党分庭抗礼，今朝政团诸雄并起，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进入了战国时代，政治光谱愈趋分散，政治版图呈现碎片化的景象。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2011年1月，香港政治势力的重组，看得人眼花缭乱。新民党闪亮登场，由现任立法会议员、汇贤智库主席、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担纲主席。从建制高官到经历地区选举洗礼，叶刘淑仪不仅逐步完成了自身的政治转型，更把组党的目标锁定在中产阶层。自由党前主席田北俊的弟弟、自由党核心成员田北辰脱离自由党，担任新民党副主席，一退一进之间，增添了新民党的光芒，反衬出自由党的黯然。 反对派阵营分裂不止：近月各种丑闻缠身的社民连，终于正式分裂，前主席黄毓民、陈伟业出走，另组“人民力量”；民主党方面，近30人宣布退党，另起炉灶；公民党领导层换届风波，凸显陈家洛与郑宇硕两派之间的裂痕。 从公民党、社民连的相继登场，到“经济动力”与自由党割席，过去数年间，香港的政治势力已经不断在分分合合中重组版图，选举中也不断涌现标榜立场独立的政治新星。诸雄并起之下，昔日的民建联、自由党和民主党三分天下时代不再，香港的政治光谱愈来愈分散。 政治势力的合纵连横，自然离不开政坛的大气候。2010年政改方案得以通过，香港步入“后政改时代”，各方政治势力加紧布局落子，筹谋选战。步入2011年，区议会、特首选委会、港区人大代表等选举接踵而至，在在牵动各方政治势力的行止。 这种分分合合，也是香港现行选举制度的必然产物。香港立法会议员的地区直选，采用比例代表制和最大余额法。拥有足够政治资源的大型政党，即使每次在参选名单的设定上都费尽思量，却也难保名单上排名第二、第三位的参选人能够突围而出。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在限制了大党发展的同时，为中小政党的涌现提供了适合的土壤——即使是只能拿到10%的选票，也一样有机会问鼎立法会。 政治光谱日益分散，固然避免了某一政治势力独大的局面，但是政治势力间的利益迥异，增添了立法会内多方利益的整合与协调的难度。政府法案在立法会要获得足够票数，港府必须游说不同的政治势力，满足各自不同的政治要求，难度自然愈来愈高。未来如何与立法会内不同的政治团体组成较为稳健的政治联盟，必然考验港府的政治智慧。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后政改时代”政治势力之间的议题，将从民主转向民生，扶贫、抑商、增福利之类的政治呼吁势必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竞争的焦点。你方唱罢我登场，透过政治版图重组的纷纷扰扰，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或许是香港从创富走向均富的深刻社会转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一星 2011-02-09 美国防长盖茨应邀访华，令中美军事关系触底反弹，而近期有关中国军力发展的报道，持续成为海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作为展示中国航空航天实力的一个窗口，去年11月举行的珠海航展有助于外界了解中国空军军力的最新发展状况。 关键部件接近世界水平 第八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展出了包括预警机、战斗轰炸机、无人机在内的一批中国空军的新式武器装备。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这些装备的绝大部分零部件都已经实现了国产化。同时，国产“太行”大推力涡扇发动机、新型飞机座舱综合显示器以及新型国产光电吊舱的参展也显示着，中国空军在发动机、航电系统等军用飞机的关键部件上经过不断的改进、创新，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既然中国已经拥有了这样一批先进的武器装备，外界关注下一步中国空军将如何让这些先进的装备尽快融入作战体系之中。在对抗强敌时，仅仅依靠部分先进装备的单打独斗，难以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在科索沃冲突中，南联盟空军尽管装备了具有优良空中格斗性能的米格-29战斗机，但苦于缺乏预警系统、地面指挥系统的支持，在北约主导的超视距空战中损失惨重。相反，在1982年的贝卡谷地空战中，装备了F-15、F-16战机的以色列空军由于获得了预警机、侦察机、电子攻击机的有效支援，同时配合以高效的指挥体系，所向披靡。由此可见，先进的武器装备只有在融入了整个装备和作战体系之后才能真正发挥“力量倍增器”的效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空军势必需要对原有的装备进行现代化改造，提高整个装备体系的信息化水平。在这方面中国空军可以借鉴印度的经验，即先提高指挥系统的信息化水平，然后通过建立宽带数字化通信网实现各战区之间和各指挥中心之间的联网，加强航空航天力量、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防空雷达及地面控制中心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指挥系统对空中作战行动的统一指挥，提高部队的战场感知能力、实时通信能力和决策能力。 地面攻击力量差强人意 此次航展也让外界看到中国空军发展的一些“隐忧”。按照大的战略指导方针，中国空军正在实现从“国土防御”向“攻守兼备”的转变，但在此次航展上，能体现“进攻”战略意图的装备差强人意。中国自行研制的歼-10战斗机是传统意义上的制空战斗机，主要任务是夺取制空权，对地攻击最多只能算是“兼职”。而在此次航展上高调亮相的改进型“飞豹”歼击轰炸机，尽管在原有机型的基础上对飞机的机体结构、航电设备进行了一定的改进，但由于其基础平台设计水平的不足，再加上受到发动机和机载雷达的限制，难以胜任高/低空高速突防、复杂条件下的精确打击等任务。 考虑到中国航空工业目前还难以向空军大量提供第三代多用途战斗机，在未来5到10年内，“飞豹”战斗轰炸机及其改进型预计将成为中国空军对地打击力量的中坚。因此，如何进一步对“飞豹”战斗轰炸机进行现代化改进，成为中国空军加强对地打击能力的当务之急。 此次航展的国外展品同样有喜有忧。“喜”的是中国出口到巴基斯坦的“枭龙”战斗机首次“回娘家”参展，并在飞行表演中表现出了良好的机动性能。尽管巴基斯坦方面对于枭龙战斗机的电子设备和机载武器并非完全满意（有媒体称，巴空军希望为枭龙战斗机换装法国的电子设备和机载武器），但枭龙战斗机的出口确实掀开了中国军用飞机对外出口的新篇章，标志着中国也有能力出口高性能的军用飞机。 航空引擎预研取得突破 “忧”的是参加此次航展的国外展团，不管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与国外同类型航展相比都还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军用航空方面。连一向在此领域与中国有密切合作关系的俄罗斯此次也没有携实机参展，仅仅是展出了苏-35战斗机的模型，同时在现场播放了一些俄式新型战机的宣传片。由于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武器禁运，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都将成为中国在军用航空领域对外军事合作的首选，但考虑到中俄两国近期在国际战斗机市场竞争中的频频相遇，加上俄罗斯对中国研发能力的顾虑，未来俄罗斯对中国的军机出口及技术转让或会趋于谨慎。 中俄两国在军用航空领域进一步合作的走向还有待观察，然而中国从国际军用航空市场上获取先进技术的难度依然巨大却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中国已经开始推进ATPD航空推进技术验证计划，该计划一改以飞机立项为主、发动机研发仅为配套项目的原有模式，以提升航空发动机的设计能力为宗旨，以技术验证为核心，以打基础、建体系为主线。在这一计划的指引下，中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展开全面预研工作并取得巨大进展，这说明中国已经意识到，在军用航空这一技术含量极高的领域，最关键的是把基础打牢，建立一个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预先发展再到工程发展的完整的生产研发体系，生产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军用飞机。唯有如此，中国才能不再受制于西方的武器禁运，并在国际军用航空市场上站稳脚跟。
易衡 2011-02-09 广州市政府提出限制公务车，放外地车的方案可谓大快人心。“限制公车”要面面俱到，不能只是限制购买公车，更应该限制的是对公车的使用。 亚运会后，治堵成了广州市的当务之急。广州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样面临着严重的堵车问题，而且按照目前的趋势，广州的堵车情况将逐日严重。亚运会的单双号限行措施让很多市民享受到“畅快”的感觉，现在限行结束，堵车归来，政府及时提出治堵方案，至少在出行方面要挽留住市民在亚运会期间集聚起来的“幸福感”。 从各地治堵的措施看，大多是限制外地车、限制一些繁华路段的行车时间、实行单双号、增加停车费与车辆使用成本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世界各国都使用过的，引进过来是顺理成章的。但就笔者观察，广州塞车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值得重视，那就是司机本身的素质与驾驶技术在相当大程度上为塞车添堵。有这样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交通事故处理不及时。这里当然不是说交警赶过来不及时，而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定，一些没有造成生命伤害以及责任相对明确的交通事故，司机应该在第一时间就“清场”，把车驶到路边或者空地，再行协商。这样就能在第一时间让出道路。但据笔者观察，中国各地几乎所有的交通事故，都会等待交警或保险公司来处理。按照我们得到的不完全统计数据，广州一天的大小交通事故超过2000起，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不“清场”，等待处理。这种做法造成交通堵塞的“蝴蝶效应”是非常严重的。保险公司、交警与司机如何在这方面吸取西方先进的经验，值得重视。 二是司机的驾驶技术较差，以及不按照交通规则行驶的情况依然严重。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二个国家，在如此短时间内竟然有这么多人买了新车。虽然这些年，考驾照越来越严格，开后门情况减少了，但新司机的驾驶技术对于交通的畅通还是有影响的。而更多的司机则是不按照交通规则，或者完全没有道路驾驶的“道德”，在市区内横冲直闯，在道路上S形走，在很大程度上也给本来就压力很大的道路交通添堵。一位外国记者曾经站在广州解放路的人行天桥上观察下面的六车道，他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车在100米的距离内竟然换了两次车道。他说，这种现象如果发生在交通繁忙的西方城市，那城市可能会立即瘫痪。关于新司机，经过对照后，笔者也发现了问题。虽然中国的驾照考试很严格，但却很少有司机在拿到驾照前后有足够的道路实习。国外一些新司机在学习驾驶或者拿到新驾照后，往往被要求“陪同驾驶”（即有老司机坐在旁边一同驾驶）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却缺失了这个环节，造成很多司机拿到驾照后就独自面对世界上最繁忙最危险的中国道路。 广州市政府高度重视治堵，1月7、8两日，召集了30多位交通专家讨论，形成了一个初步方案。这个方案提出限制公务车，放外地车，这可谓大快人心的决定。广州市政府作出的这个决定刚好同笔者前段时间做的小调查相吻合。 笔者在广州的调研很简单：请一位在广东省政府部门某个办公厅工作的朋友帮忙统计其下属两个政府部门的公务车数量及使用情况（一个副局级单位，一个处级单位，共拥有公车9辆），发现这些小轿车每辆平均一年跑的里程数是38000公里。有统计可查的出车单显示，绝大多数是在广州市内或者周边（佛山、东莞）使用。而笔者对十个私家车主的同期调查则显示，他们一年的平均行车里程数只有一万多公里。这个行车里程数字上的差别就说明，一辆公车的使用频率要高出一部私家车的三倍多。油价与过路费对于公车几乎没有约束，可能是一个原因；私家车主计算成本，以及爱惜自己的车是另外一个原因。 在本人还没有来得及公布这一小调查之前，广州政府就做出了“限制公车”的决定，这实在让笔者感到高兴。 我想补充一点，“限制公车”要面面俱到，不能只是限制购买公车，更应该限制的是对公车的使用。“公车私用”是群众一直愤愤不平的一种腐败，本来应该搭公车、走路与骑车就可以去办的公事，却一定要以车代步，也是一种不正之风。特以这点补充贡献给广州市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