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阎学通 2011-03-16 近日，中日GDP易位引发了中日人均GDP之辩。“人均GDP”是在上世纪60年代根据对世界各国经济规模和人口估算基础上发明的一个概念。由于各大国际金融组织以这个概念衡量国家的经济水平，于是误导了许多人用这一概念来理解或解释国家实力、社会状况、发展水平，甚至有人用它来麻醉自己。 别迷信人均GDP 人均GDP的位次≠国际地位。本文分析将全部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的GDP和人均GDP数据。依据IMF数据，2009年人均GDP排名前八位的经济体是卢森堡、挪威、卡塔尔、瑞士、澳大利亚、瑞典和阿联酋。然而，这些国家的国际地位不但不能与人均GDP排第九位的美国相比，也无法和排在第137位的印度相比。 人均GDP的多少≠国际影响力的大小。上述人均GDP世界前八名的国家，其人均GDP少则4.7万美元，多则10万美元。然而，他们对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不但不能与人均GDP低于他们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相比，甚至比人均GDP2.7万美元的以色列、4484美元的伊朗、1176美元的印度要小得多。同样，人均GDP4283美元的中国比人均GDP4.2万美元的日本国际影响力大。 人均GDP≠民众生活水平。1个百万富翁+99个乞丐，使他们的人均财富为1万元。然而客观事实是，这100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仍处于贫困水平。2004-2009年，我国人均GDP从1246美元增至4283美元，同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是我国贫困人口从2610万增加至4007万。贫困人口的收入主要用于食品，近年来食品价格大幅上升，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提升的贫困线标准，也许实际贫困人口多于统计数字。 人均GDP800美元≠小康社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09年全球GDP约为62万亿美元，人均GDP近一万美元。然而这并不意味世界已是小康社会。这道理同样适用于每个国家。2009年，人均GDP超过800美元的国家有149个，但其中被认为是小康社会的不多。其中伊拉克(人均GDP2625美元)、苏丹(人均GDP 1642美元)、巴基斯坦(人均GDP 1049美元)的社会情况都不如人均GDP542美元的坦桑尼亚。即使是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的巴西也不被认为是小康社会。 孔子在《礼记》中是以循礼守法、尊老爱幼的社会秩序为小康社会标准，而非财富量。以此为准，人均GDP为391美元的马达加斯加和4.3万美元的芬兰都是小康社会，而560美元的阿富汗和3.3万美元的意大利则不是。 人均GDP1000-3000美元≠社会动乱因素。根据IMF数据，2009年人均GDP位于1000-3000美元的国家有36个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动乱的普遍性并没有明显地高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其中摩尔多瓦、吉布提、喀麦隆都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国家。相反，人均GDP在3万美元以上的法国和意大利却不如上述国家安定。 2009年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的经济体有37个。然而，这些国家的社会安定情况也不比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国家好。其中阿富汗、肯尼亚、乍得、利比里亚、布隆迪都是有名的社会动荡不安国家。人均GDP只有560美元的阿富汗明显比人均2111美元的蒙古社会动荡得多。 人均GDP是虚拟的 对人均GDP的迷信可能源于多种原因，其中借助虚拟事物应对困难是重要因素之一。“人均GDP”是一个描述虚拟事物的概念，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它是个衍生变量，即不是真实的存在。 GDP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财富规模。无论GDP的衡量方法是否可以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但是国家财富总量是一个客观的物理存在。然而，在GDP上衍生出来的“人均GDP”所表达的事物却是一个客观物理上不存在的。自古以来，任何国家既不会将国家财富均分给每个人，也无法做到将国家财富均分给每个人。 在某种程度上，人均GDP和古人制造的“神仙”和“鬼怪”这些虚拟事物具有相同的性质，即由于他们不是存在的，因此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时无需科学论证。例如，正面的成功、运气、巧合、发财，反面的灾害、疾病、暴乱、战争。“因鬼上身而得病”和“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阶段社会矛盾多发”，两种解释异曲同工。 现代科学不但增加人类的知识，也提高人类制造虚拟事物的能力。例如，人类已经可以在网络上享受并不存在的虚拟权力、财富和爱情，在金融领域运用衍生工具创造虚拟经济，在政治领域运用人均GDP来寻求政治快感。例如，面对2010年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客观事实，日本官方说，“日本人均GDP是中国10倍多，将把这一优势传给下一代”；日本学者说“以后的目标应是提高人均GDP”，以此自娱自乐。 谨防人均GDP误事 人们对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解释可能各有不同，但都不否认虚拟经济与这场危机直接相关。以虚拟经济为主的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显得回升乏力。由于虚拟事物是不存在的，因此很容易误事，甚至给参与者造成伤害，例如次贷、传销、高息集资、网络游戏。因此，对于人均GDP这种虚拟事物，我们需要特别小心，特别是在重大事务上，更要小心人均GDP的误导。 社会和谐的基础是社会正义与公平。人均GDP391美元的马达加斯加和4.3万美元的芬兰都实现较高程度的社会和谐，这告诉我们，人均GDP的高低与社会和谐无相关性。我们可以考查这两国在社会正义与公平方面是否有共性，在社会道德和社会制度建设上有什么共同之处。盼望提高人均GDP减少社会矛盾，类似于祈求神灵保护健康。 国际地位是由综合国力决定的。人均GDP前八的国家的国际地位不如第137位的印度，美国和德国的人均GDP分别排世界第9和第19位，这告诉我们，人均GDP不靠前的国家仍能成为世界强国。只要我国保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综合国力要素平衡发展，人均GDP排得不靠前，照样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强国。以提高人均GDP来提高国际地位的策略，难免会忽视国防、社会、制度的发展。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不扭转实体经济萎缩，特别是制造业萎缩的趋势，美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将难以为继。 国际形象好坏是由友好关系多少决定的。人均GDP为2.7万美元的以色列，其国际形象远不如542美元的坦桑尼亚。这告诉我们，提高人均GDP并不能提高国家的国际形象，甚至可能引来国际社会抱怨，如未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抱怨。我国要从如何建立和增加盟友的角度考虑提高国际形象。荀子二千多年前说的“霸夺之与”至今仍未过时。...
Blog
MU Jun 2011-03-15 The three elements contributed to Middle East unrest, namely lifelong tenure of the ruler, slugg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ow standard of...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虎城 2011-03-14 全国“两会”期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成为舆论热点关注领域。胡锦涛总书记在2月份的中央党校讲话中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重要讲话。胡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三个最大限度”：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这“三个最大限度”的提出，就要求必须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是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中的强项，但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实为社会管理上的短板。 改革开放30余年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社会现代化的“四化”进程对中国影响日深。在经济上，中国加入WTO以后，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可谓相得益彰；从文化上，中国文化市场日渐繁荣，市场化媒体如火如荼；从政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稳定发展；从社会管理上，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现代公民社会可谓是前进方向。但这背后，也是存在着各种转型，这些转型既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顺利的，还面临很多困难的，总之是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胡锦涛总书记为什么要大提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目的就是在于要实实在在地解决当前社会管理中所出现的问题。 从目前已经进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来看，深圳无疑走在了前列。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先行者，在市场经济相对充分发育的时候，因地制宜推出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其实就是在推动社会成长。30余年的改革开放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社会重新浮出水面的历史。但这个浮出是很漫长也是很艰难的，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个现代公民社会。 深圳民政系统这几年来确实做了很多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事情。其中，2009年深圳市与民政部签订了一个部市合作协议，也就是《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试点民政事业改革。这个“部市协议”赋予深圳七项先行先试的任务，分别是改革行政层级和基层管理服务体制、深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率先建立现代社工制度、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创新慈善事业发展体制机制、推进配套改革。七项任务无一不与社会管理有关，这对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发展来说，全部是在做加法。 任何改革都需要先行先试者，都需要锐意改革者。深圳民政领域的改革之所以蓬勃开展，改革群体的存在是个关键。在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上，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曾经说，“搞慈善，到深圳”。没过多久，遭遇身份危机的壹基金便成功落户深圳，成为深圳首家无需“业务主管单位”而直接在民政局注册的民间公募基金会。这说明，深圳的民政改革不是务虚，而是真正地、踏踏实实地搞改革，为社会组织的创办和发展解决现实难题。 社会管理政策创新在深圳开展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香港社会管理体制和经验的辐射效应。香港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应当说远远走在了内地前面，学习他们业已成熟的管理经验，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内地相关领域改革的误区。在此方面深圳通过学习和借鉴逐渐把区域优势转变成为了政策试验，从而形成了制度优势。这是深圳的特点，也是深圳之所以能够继续走在改革前面的核心要素之一。 目前《慈善法》草案以及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都尚在修订当中。修订必然需要试点，需要一些成功的做法作为参考。深圳在公益慈善领域的政策创新给国家法律的更改应当说提供了一些参考。 对于深圳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央应当给予鼓励。不独是深圳，任何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领域先行先试的地区均应多作鼓励，多做指导。一些改革或许超前，但也要允许在一定的区域内进行试点。好的政策，好的方法，往往都学习来的，是试出来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3-14 这场世纪大地震会把一直很不景气的日本经济再往下拉一个百分点，几乎已经成为现在日本经济界和财界的共识。但是，日本这次震灾复兴的规模会变得更加大，对于降低国内失业率将有巨大帮助。也许震后重建正好给了日本经济一次复兴的机会。 这次日本世纪地震和1995年的阪神大震灾有很大的不同，不仅仅是震级、受灾范围和可能的受灾人数不同，对日本经济的直接打击方式和程度更是大不相同。 上次受灾的神户只是一个港口城市，并非一个产业中心，虽然神户市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但遭受了重大打击的大型企业实际上就只有神户制钢所一家公司。但是，这次地震直接袭击了东京周围的两大工业地区：以千叶县的千叶市为中心、面临东京湾的“京叶工业地域”和从东京到横滨的所谓“京滨工业地带”延伸出来的包括埼玉县、群马县、枥木县和茨城县的“北关东工业地域”。这些地区是日本钢铁、化工、石化、汽车和半导体产业集中地带，也是日本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那一部分。现在丰田、本田、尼桑在灾区的近十个工厂和开发机构停工，灾区内的钢铁和石化企业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打击。不但厂房设备的损坏令生产无法进行，断绝的交通更使得物流陷入瘫痪，生产恢复正常还需要一段时间。 雪上加霜的是，东京电力公司旗下的福岛一号、二号核电站都遭受到了地震袭击，不管最后是不是能够控制局势，但是这两个核电站将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无法使用已经成为不争事实。 因此，这场地震将会把一直很不景气的日本经济再往下拉一个百分点，几乎已经成为现在日本经济界和财界的共识，甚至还不乏更加悲观的议论。是否下拉一个或几个百分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被下拉的时间会持续多久？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就从来一直好转过，GDP像被冻结了一样几乎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还不时出现负增长。所以，即使真的出现这种负增长也不是什么大事，更何况深入分析一下，日本经济还有可能会出现反转。 阪神大震灾发生时，虽然日本泡沫经济已经破灭，但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自负还在。日本当时面临着战后最大的日元升值压力，为了消解这种压力，各大日本企业开始把制造基地向海外尤其是向中国大陆转移。阪神大震灾除了灾后重建外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需求，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开始高速经济增长，国际市场对钢铁产品的需求并不大。 与阪神大震灾相比，日本此次世纪地震所处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大不一样，所引起的经济反应也很可能会不一样。虽然从去年开始的日元升值，其幅度可与上次阪神大震灾时相媲美，但是现在依然留在本土的这些日本企业生产基地都是经过了长期日元升值考验的，虽然日元以及日本的人工成本依然坚挺，但是这些生产基地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都是属于那些无法替代的部分，没有再向外转移的必要和压力。如今这些生产基地遭到破坏，一般说来，日本企业现在会选择在原址修复，而不会转移到海外。日本企业一直有主动为国分忧的传统，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往海外转移生产基地而影响国内就业，这些已经经过了日元升值考验的生产基地更绝不会轻易放弃。 因此，这次日本地震的灾后重建所产生的需求规模上就大大超过了阪神大震灾，再加上重建产业中心所产生的大量需求，令所涉及的产业超出了传统的土木建筑行业而拓展到了为钢铁、化工、石化、汽车和半导体产业提供设备的所有行业，令日本这次震灾复兴的规模会变得更加大，对于降低国内失业率将有巨大帮助。 日本并不缺少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缺少的是一个使用这些资金的名目。这次震后重建也许正好给了日本经济一次复兴的机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1-03-14 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安全”，其内涵必须扩大和充实，必须把海外商业利益、海外公民人身安全全部纳入其中。只有从这个层面去思考，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决策及其实施才能做到全面细致，也才能确保“国家安全”的完整性。 利比亚局势还在剧烈动荡，人们原来担忧的内战已经成为现实。动乱发生后不久，中国政府当机立断，立即采取海陆空立体撤离行动，将33000多名中国公民全部撤回祖国。虽然过程中困难重重，但这一撤离行动的效率和速度令全球为之瞩目和赞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成功的撤侨案例之一。 中国友好外交政策获得回报 利比亚地形复杂，中国公民人数庞大，分布在不同角落，其中多数中国企业及其工人都在远离城市群的偏远地区，很多都被沙漠和山岭阻隔。在短时间内把这些人员集合起来，然后再转移到利比亚境外，即使在和平时期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程，更不用说在兵荒马乱、通讯和交通条件失序的动荡局势下。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一超大规模的撤离行动非常成功，使西方发达国家颇感意外。 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最高决策层对撤侨行动极为重视并及时作出了部署，各个执行部门协调通畅、行动快速。外交、商务、民航、军队乃至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配合有效，使得撤侨计划的实施有条不紊。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国长期以来与人为善、不轻易树敌的外交政策在此关键时刻获得了回报，利比亚政府和周边国家都愿意对中国的撤侨行动给予支持和配合。例如，利比亚当局允许中国民航飞机随时在黎波里机场起降，而美国接载侨民的包机却被拒绝进入利比亚领空，这是对它霸道外交的惩罚。再如，希腊将两艘豪华邮轮借给中国用于撤侨，希腊、马耳他和意大利等国积极地为中国公民提供接纳和中转服务。再如，埃及和突尼斯为中国公民从陆路进入它们的国境提供方便。所有这些，都得益于中国长期实行的友好外交政策直接相关，同时也与中国乐于助人的善意举动有关，其中包括对希腊等国提供的财政援助等。 总之，中国的撤侨行动值得高度肯定和赞赏。但是，这毕竟是中国在完全崭新的国际环境下所进行的一次没有先例可循的实践，因此当然也存在着值得反思和改进之处。我个人认为，在北非和中东此番大变局的背景下，利比亚局势动荡并非突然，实际上在突尼斯和埃及发生动荡之际就有迹可循。中国相关部门若早有预见并及早制定撤侨预案、做出相应部署，那么此后的应对措施就能减少一些难度，企业和商业所遭受的损失也能减少。 安全战略须配合“走出去”国策 更重要的是，当中国国家利益遍布世界各地的时候，中国应该如何有效地保护海外利益？ 作为一个后起的新型工业国，中国当前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以确保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同时利用资本和成本优势承接所在国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是，中国企业涉足之地，很多都是政治和安全秩序都比较脆弱的国家，潜在的风险比较大。若干年之前，中国企业和劳务人员在一些国家频遭攻击，笔者就曾为文指出，中国资本在进入这些国家之前，不只是要分析商业意义上的成本和收益，更要估计到非商业因素所带来的成本负担，那就是政治和安全上的风险。中国企业最初走出国门时，显然没有认真考虑这一点，原因是从来没有在海外冒险的经验。现在，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和实践，一些企业已经增强了安全风险意识，但这种意识还处在企业自保的层面，没有上升到整体国策的高度。 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资本走出去，这是强国战略不可缺少的环节，必须坚持实践，不能因为遇到类似挫折而有所退却。但是，中国必须尽快制定一套与“走出去”战略相配合的安全战略，必须对遍及世界的中国国家利益作出安全保障的规划，不只是外交上的规划，而且还要有军事方面的规划。 历史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把炮舰政策作为后盾，为本国经济和商业利益的扩展而保驾护航。中国现在绝不会用这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将来应该也不会。但是，中国必须开阔思路，摸索一套与本身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相适应的海外战略。中国海军舰艇过去到过印度洋执行护航任务，后来作出护航决定之前也有不少顾虑，但最后走出这一步也就走出去了，现在证明是多么必要。因此，在保护海外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也必须敢于在战略迈出一步。而要真正迈出一步，首先就必须更新自己的观念。...
Yu Tianren 2011-03-11 Japan’s Foreign Minister Seiji Maehara stepped down after being criticized for receiving a $3,050 political donation from a South Korean national...
2011-03-11 3月11日，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正式宣布该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引起台湾媒体关注。 《联合晚报》“冷眼集”栏目以“不够犀利的她 难找速配的他”为题指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态角逐‘总统’大位后，除了面对党内其它竞争者的挑战外，不论是否顺利出线，接下来所遭遇的困境，远比初选过程更为艰辛，除了要整合党内因初选形成的裂缝外，若是蔡英文成功代表出征，要如何寻觅副手人选，同样是项难题。”因为，“蔡英文学者出身，在政治色彩经营上，走淡绿路线，蔡英文若是选择淡绿的人做副手，恐怕不太容易拓展票源，若是找一位浅蓝的人士，对方又可能不愿意跳火坑。” 吴典蓉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蔡英文的宣战时刻”，认为蔡英文“现在宣布参选，某种程度显示她的布局已经完成。”“民进党将以全民调来决定‘总统’候选人，但蔡英文的优势却不完全是民调。民进党最大派系新潮流虽然一再宣称在蔡苏之间维持中立，但新系大将吴乃仁、洪奇昌、林浊水都已是智库的关键成员；即使新系不可能公然表态，但蔡英文比苏贞昌还占优势的是，民进党内早有‘蔡谢同盟’之说，谢长廷公开挺蔡，形同帮蔡整合民进党内的反新势力。” 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胡祖庆在《联合报》发表题为“中间选民 下次惩罚谁？”的评论文章。他认为，“中间选民料将持续决定蓝绿的胜负”。 他分析指出，“所谓中间选民的‘学名’，是‘游离选民’，他们具备足够自主性，会在不同时空投给不同政党。随着选民政党认同趋于稳定，台湾中间选民占投票人口的比例和先进国家相去不远，约在7%上下。他们在公元2000年决定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又在2008年扩大民进党败选幅度。” 他强调，“以蓝绿态势，及中间选民‘惩罚性投票’习性而言，蓝绿阵营主事者，如果想靠基本盘取胜恐怕是不可能的任务”。“假设国民党和民进党持续忽视这股力量，不仅党的内部将反复出现分裂危机，他们也未必能够坐稳阵营内部主要政党位置。”
2011-03-11 2月23日，香港特区财政司长曾俊华宣布新财政预算案后，包括立法会议员在内的香港各界劣评如潮，一场政治风波由此引发。由于预算案一旦无法获得立法会通过，特首将面对是否解散立法会的宪制危机。面对社会的强烈呼声，曾俊华在一周后宣布大幅修改预算案，这是香港开埠以来首次预算案公布后进行大幅修改。但是，预算案风波并未就此平息。3月9日，临时拨款决议案因为未获立法会逾半出席议员的支持而触礁，历史性遭到否决。从理论上来讲，特区政府可能面对4月1日新财政年度开始后出现“断粮危机”。 面对由预算案引发的这场风波，香港媒体和意见领袖近期纷纷发表评论，探讨深层原因。香港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3月11日在香港《明报》她有关“政治问责制”的系列评论文章中指出，“在过去20 多年，香港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的改变。” 她认为，第一是香港政治形势的根本转变。“在一个经过多次‘群众发动’的社会，加上民权意识不断的提升，今时今日的香港市民不会再接受由一小撮的‘社会精英’为他们拿主意。香港的政治格局亦由‘精英共识政治’变成了‘群众共识政治’（mass consensual politics）。” 第二是市民对政府角色的期望有所转变。“愈来愈多的香港市民要求政府站出来，扮演一个较积极的主导角色替大众持平公正地分配经济利益，以及更照顾社会中的弱者。同时，大众也希望特区政府提出长远的产业政策，扭转香港经济过分依赖地产的局面。” 由此，她认为，“一个单靠技术官僚领导、仍碍于殖民时期旧思维的特区政府，已经不足以应付香港这个极多元社会的需要”，“特区行政机关的重组是无可避免的”。她建议，“下一届的特区政府必须继续推行及优化‘问责制’，透过这个机制从高层引进具新思维的人才，以补充公务员队伍之不足。”
穆 骏 2011-03-11 从小平废除终身制，到江泽民重视经济发展、提出“三个代表”，再到胡温新政以人为本，从一门心事搞发展到加大力度关注民生，三代领导人的智慧，不仅仅给中国带来了繁荣，也给中国带来了稳定与和谐。 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亚，这场席卷北非与中东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至今延烧不止。少数海外人士认为，中国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情况。笔者认为，这些人要就是不了解中国，要就是在说自己的愿望。其实，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并不认为中国会步北非这几个国家的后尘。 让我们先简单归纳一下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的情况。首先，他们都有一个长期执政的统治者，分别执政20多年、30多年和40多年。虽然埃及与利比亚的政治制度与体制完全不同，但毫无疑问，民众对一个统治者长期执政，搞终身制，形成家族腐败，严重不满。其次，这次爆发群众游行示威的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有些长期停滞不前，是造成群众不满的深层原因。第三，也有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有些国家的GDP 增长竟然高达6％，而且拥有丰富的石油资产。然而，由于执政当局不注重公平与正义，贫富差距较大，底层与青年人（由于失业）的怨气较重，上街的群众也以他们为主。 虽然还有其他原因造成民众上街，导致看似坚固的政权一夜之间陷入困境，或者立即瓦解，但上面三条无疑是最主要的。如果我们对照上面三条，回头看一下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就会对中国执政党的智慧表示赞赏。 30多年前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在总结毛泽东错误的时候，他认识到终身制是罪魁祸首。他自己早在1980年时就提出了“要退休”，请大家讨论，1986年时再次提出。后来小平一退到底，从而奠定了中国政治制度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废除了几千年来最高统治者的终身制。当时台湾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看看现在的古巴与北朝鲜，再看看这两个月所有出事的北非中东国家，我们不能不由衷地佩服邓小平的高瞻远瞩，为中共和平转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有人说，邓小平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对民众最大的贡献是允许老百姓回归“白猫黑猫”的常识，而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则是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实行了轮替制（有序接班）。 到了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时代，发展经济成为重中之重，同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加入WTO成为标志性事件，而这一时期的理论创新是“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换成执政党，“三个代表”思想符合中国国情与普世价值理念，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正如因为加入WTO，中国快速融入国际社会，国内的智慧与财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让中国的财富在2002年后持续增长，迎来了国富民强的时代。然而，由于体制的痼疾加上过分迷信GDP，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不安与隐患。经济的蛋糕做大了，普通百姓却享受不到应得的红利，国家富强了，民众却感到幸福感并没有增加多少。 就是在这个时候，胡温新政从网络上起步，通过从互联网上收集民意，与普通网民交流，胡温开始推行既重视发展，更注重民生的“以人为本”的政策，推广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而这些都能够从2011年温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 从上面分析中，我们看到，造成中东诸国局势动荡与混乱的三个因素：统治者长期执政搞终身制、经济发展滞后以及不注重民生，在中国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从小平废除终身制，到江泽民重视经济发展、提出“三个代表”，再到胡温新政以人为本，从一门心事搞发展到加大力度关注民生，三代领导人的智慧，不仅仅给中国带来了繁荣，也给中国带来了稳定与和谐。
Diyang 2011-03-10 Leveraging on its unique position, Hong Kong could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ing-Out Strategy” by Mainland enterprises, fore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