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一哲 2019-09-09 如果从“准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整体认同角度看待香港骚乱，我们就应该清楚，这种弥漫在整个香港社会的反北京情绪长期持续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只有参考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即从消除“民族认同”源头这角度去考虑，才能找到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 目前发生在香港的“颜色革命”，从骚乱者宣泄的情绪来看，已演变成为针对北京和大陆人的“准民族主义”，其种族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性质的暴力行为比一般的颜色革命更加“丑陋”。这从示威者对说普通话游客的歧视、对异见者滥用私刑中便可见一斑，而这类例子在目前骚乱过程中不胜枚举。西方媒体助纣为虐欧美白人草根阶层排外的种族主义和右翼种族主义一直受到西方主流舆论的排斥和打压，并被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已经被逐渐边缘化。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香港，却被西方政治舆论赋予“反共”和“为自由抗争”的论调，被合理化、主流化了。回想在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活动中，境外舆论表现出的敌意让中国民众感到意外和愤怒。这次境外媒体重蹈覆辙，一边倒地支持香港骚乱，可以说是继2008年后又一次让中国人感受到西方主流舆论的失实与不公。动用私刑在西方任何国家都是严重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然而我们却看到，在7月7日晚的骚乱中，一名拍摄示威场面的女路人被诬指为便衣女警，被示威者攻击和动用私刑长达十几分钟，最后被警察解救才躲过一劫。当大陆民众为此在西方社交媒体发出声音，一致反对骚乱、支持政府时，西方主流媒体却指责中共把社交媒体“武器化”，操纵舆论，使其成为有害的武器。言外之意是只有他们控制的舆论才是真正的民意，大陆人作为整体不配具有独立的民意。这不得不说是西方媒体的傲慢和居高临下，甚至是对中国大陆人的集体歧视。这和部分香港人反对北京、仇视大陆人的情绪一模一样。在这种仇视的语境下，他们一贯挂在嘴上的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即使在二战期间，被抓的德国纳粹军人战俘，也要依照《日内瓦公约》的有关约定处理。怎么轮到香港持不同意见者甚至街边的路人，却被屡屡动用私刑，连“人”的待遇都没有了？回想朝鲜战争、越战乃至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在主流媒体上标榜自己在“杀共匪”、“杀恐怖分子”，给敌人贴上集体性的标签，剥夺其作为人应有的平等权利，敌方战亡人数只是普通数字而已。民众被这些主流舆论牵着鼻子走，以为战争是家常便饭，也就见怪不怪了。过去同样属于欧洲文明的纳粹德国，把斯拉夫人划入“亚人类”，在入侵前苏联后心安理得地用非人的野蛮方式虐待和屠杀苏联人。然而在当今西方国家中，虐待动物引起的公愤要比虐待或屠杀被“妖魔化”的敌人大得多，比如之前的反伊斯兰情绪，以及最近的“中国威胁论”。在这些意识形态标签的背后，是典型的种族主义。目前，香港的骚乱和集体仇视大陆的情绪，被堂而皇之地合法化、合理化，其实这在本质上是种族主义性质的仇恨，其非理性程度远远超过了仅局限于政治理想冲突的“颜色革命”。在2014年乌克兰爆发的反政府骚乱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情况，示威者疯狂地仇视俄罗斯人、俄罗斯文化，全面禁止俄罗斯语，主流政客甚至叫嚣要核平俄罗斯人。现在许多评论都把香港的“颜色革命”和当年的乌克兰冲突相提并论。按理说，全球主义和普世主义主宰的西方舆论不应该同情乌克兰的反俄纳粹民族主义，以及香港的反共、反中、排外的种族主义情绪。然而现实是，这些狭隘甚至邪恶的仇外情绪（仇视俄罗斯人和仇视中国大陆人）得到了西方主流媒体和政治舆论的大力支持。地缘政治需要地缘政治的需要决定了西方采取的行动与态度。西方要支持世界上一些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分离主义，甚至宗教极端势力，但同时也必须要给他们披上民族自由、反抗压迫的外衣，这样在舆论上才说得过去。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支持阿富汗的宗教狂热分子摧毁阿富汗受苏联支持的世俗政权，现在支持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极右的反俄民族主义，都是给丑恶的势力披上华丽的外衣，并给予大力支持。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片面而有选择地报道香港骚乱，对香港暴民的丑行和犯罪视而不见，也是出于同样的政治需要。这里面涉及更广泛意义的中西方意识形态对抗，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种族和文化的不信任和仇恨。美国政治精英说得很直白，就是不允许你超过美国，不允许一个非白人文明超过美国，也不能容忍中国人过上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消费同样多的能源），因为那样四个地球都不够用。西方喜欢攻击中国和俄罗斯所谓狭隘和危险的民族主义，就好像他们没有民族主义，都是普世主义，全球主义。然而从欧洲对移民的恐慌、美国对墨西哥人和拉丁移民的憎恶可以看出，欧美国家并不是他们宣扬的那种多元文化共处或大熔炉的格局。他们有强烈的核心认同，而那个核心就是白人基督教文明。以北约为基础的西方集团，其基础就是这种白人集体认同，实质上是一种扩大的、隐性的民族主义。香港骚乱动因与民族主义如出一辙在中西文明冲突和博弈的大背景下，香港骚乱表达出一种类似种族主义或分离主义对中国的排斥和仇恨，而且这种“反中国”的情绪弥漫到了香港社会各阶层。1997年后，香港富豪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向来和北京不一样。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是英美方式，即选票产生的行政长官是为资本集团站前台的代理人，背后的主人应该是他们，而不是北京中央政府。香港骚乱爆发后，商界保持集体沉默，甚至暗中资助示威者。实际上，囤积土地的地产商是香港社会畸形发展的始作俑者，但香港社会从来没有对他们的金融和地产富豪产生过阶级上的义愤。这符合香港排外的集体认同模式。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类似“民族大义”，就像过去外敌入侵，中国人总是区别对待背叛民族的买办阶级和民族资本家一样。港独们从不埋怨他们困境的真正根源——那些香港的超级富豪。香港的贫富阶层似乎有某种一致对外、一致仇外（大陆人和北京）的觉悟。这实际上具有了某种初始民族主义的特征。香港这种仇外情绪的宣泄也激起大陆、台湾和海外华人的普遍反感，这从另外一面说明了骚乱是对抗集体认同的性质。虽然用民族主义形容香港骚乱在政治上并不正确，但二者在原理上如出一辙。最近“港独”在加拿大的抗议，招致中国大陆“富二代”开跑车反抗议，受到媒体关注，也引起褒贬不一的评论。不过这说明“港独”引起的反感是跨越阶层的，正反双方都是纵向的跨越阶层的集体认同。斯大林认为民族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或许暴力分子认为他们符合这些民族条件，有资格搞独立。按照现代欧洲的民族理论，民族认同基于现代化基础上的标准国民教育和统一的交流沟通。形成统一的文化后，民族就要产生政治诉求，比如自治或独立。1997年主权回归后，香港“马照跑、舞照跳”，港人的教育和大众传播都自成体系，香港回归也没有改变同大陆语言、文化分隔的现实，因此“港独”愈演愈烈也不奇怪。港英时期，港人不用担心香港的地方特征和集体认同会消失，因为英国人没那个同化能力。然而回归到同文同种的中国，“港独”就开始有了被同化和香港自我认同被淹没的危机感。解决香港问题必须釜底抽薪有良好组织和外援的香港暴力分子一再说要保持低烈度暴力，要把抗议长期进行下去。如果从“准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整体认同角度看待香港骚乱，我们就应该清楚，这种弥漫在整个香港社会的反北京情绪不像一般颜色革命那么简单，不会经过一次对决见分晓（比如武力平暴），长期持续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只有参考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即从消除“民族认同”源头这种釜底抽薪的角度去考虑，才能找到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首先，要改变香港地方性的标准化教育，改变地方性的文化，加强同大陆接轨。中联办和中资企业可以大规模兴办普通话学校，与港英时代成立的学校竞争。其次，参照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融和的经验，在精英阶层中“掺沙子”，有意识地培养来自大陆的新香港人。在建国初期，国家就拆解了少数民族固有的社会结构，即少数民族精英阶层作为整体不复存在。香港文化、教育、司法等各界社会精英，包括多数建制派，在回归后一直同北京离心离德，不能不说他们是造成今天乱局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中央不宜以暴力手段介入，防止制造反中“烈士”，治安问题要交给特区政府。“集体创伤”的记忆往往会被民族主义者渲染固化，从而增强民族意识，因此要避免帮助“港独”势力制造集体受难意识，同时积极运用新时代发达的通讯手段揭露“港独”的“民族建构”动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开颜 2019-09-03 2016年5月的《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经济、社会、民生影响及承批公司营运状况》是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详尽阐述本地博彩业的唯一正式报告。然而，它没有能够成为政府调整博彩政策的依据，尤其无助于解决2020年以后赌牌重新竞投政策难题。 2016年5月特区政府公布了研究报告《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经济、社会、民生影响及承批公司营运状况》。该文件内容涵盖经济、运营、中介人、社会和民生等四个范畴，是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详尽阐述本地博彩业的唯一正式报告，有助于了解澳门博彩业发展现状。然而，报告主要汇总和统计了相关资料，并没有能够成为政府科学施政、调整博彩政策的依据，尤其无助于解决2020年以后赌牌重新竞投政策难题。业界需要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并提出切实建议。博彩中期检讨的不足澳门特区政府根据中央对控制博彩业规模和加强政府监管的要求，所应完成的政策评估理应包括以下内容：1、根据博彩法律规定与合约，总结博彩承批公司依法依规履行合同义务的具体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方法；2、总结博彩开放竞争后的成功经验及不足，研究制订澳门博彩业整体战略发展规划，特别是加强行业监管，以推动经济多元发展目标的实现；3、具体研究博彩经营权到期之后的制度完善和政策改革思路；4、长远思考和设计完善政府监管博彩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特区政府委托学术机构完成的报告详尽介绍了澳门博彩业开放竞争以后的概况，但是并没有含括上述内容。博彩中期检讨难以为将来赌牌重新续约提供决策依据，仅可作为调整现有博彩监管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参考。澳门需要认真评估中期检讨报告的不足之处，争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谋划澳门博彩业长远发展提供更明确的方向。政府应该允许社会各界进行广泛讨论，鼓励更多本地机构和学术人员进行研究，为完善赌牌重新竞投做好前期准备，进而督促政府就相关竞投程序和监管制度进行修订，提出更为完善的法律规制并形成可操作的实施方案。规范赌牌承批人资格根据赌牌竞投合约，获批给承批营赌的公司必须符合以下法定条件：（1）在澳门本地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开竞投方式取得政府的赌权批给；（2）参与竞投时的适当资格主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验；二是商誉；三是属同一参与竞投公司集团的其他公司的性质和商誉，特别是控权股东的性质和商誉；四是与参与竞投公司有密切联系之实体的性质和商誉；（3）有适当之财力，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一是参与竞投公司之经济与财务状况，二是控权股东之经济与财务状况，三是与之有密切关系实体的经济与财务状况，特别是向其提供融资担保实体的经济与财务状况，四是竞投公司5%或5%以上资本持有人的经济与财务状况，五是参与竞投公司拟经营一间或一间以上娱乐场之性质、类型及附加基础设施；（4）承批公司应保持2亿元营运资本，并将管理权授予一名身份为澳门特区永久居民，至少拥有该公司10%资本的常务董事，行使日常管理经营权；（5）承批公司应承诺遵守相关的法律义务，并提交博彩设施的相关投资计划。事实上，过去澳门博彩业开放竞争的准入条件是相当低的，既没有针对外资的前提限制，所要求的条件如商誉、经验等都相当空洞而难于界定，又未预想到承批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或被上市公司控股、特别是澳门博彩承批公司期后全部都在外地上市的情况，导致现行立法中规定的监管制度在上市公司多重控股的运作下难以有效规管。任何监管措施的变动都有可能影响上市公司的股价和公众持股的态度，澳门迄今尚未建立一套满足有效规管境外上市公司承批赌牌和股权转让需要的本地监管制度。未来在赌牌重新竞投的过程中需要对企业的资格进行严格定义和审查。中介人制度澳门实行的赌牌制度是以承批公司为权利义务主体来承担责任，签订行政批给合同，而非按照“一赌场、一牌照”的模式向各家赌场颁发营运牌照。由于既往传统影响且无法律明确规管，在澳门，同一家赌牌公司可以经营多家赌场及其附属酒店游乐设施，而多家赌场和赌牌持有公司的关系既可以是股权所有关系，也可以是形形色色的承包关系。后者向承批公司缴纳预设的博彩毛收入的特定百分比作为承包费用后，自行经营博彩娱乐场，甚至连娱乐场设施都自行投资建设。这些以承包名义经营的赌场，虽然在统计上将其赌场和赌牌数统归于相应的赌牌承批公司，申请增加赌台亦需通过承批公司向政府反映及办理手续，但其经营自主，与政府直接打交道而无须经过相应的赌牌持有公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人直接向政府缴税，在澳门被称为“卫星赌场”，即“借壳经营”的赌场。据说目前在澳门开业的41家赌场中，这类赌场达到一半左右，都在华资博彩承批人旗下。“卫星赌场”与政府、持牌公司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利润分成关系错综复杂，迄今无人做过全面分析描述。中介人制度是澳门博彩业的特色之一。依照博彩法规，博彩中介业务指向博彩者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消遣等各种便利而收取由承批公司支付的佣金或其它报酬作为回报，以推广娱乐场幸运博彩或其它方式博彩的业务。博彩中介人可为具备“适当”资格的公司、自然人、商业企业主。适当资格主要是通过对博彩中介人数据披露表的内容进行审查而取得。实际执行的结果是博彩中介人提供的服务远超过法律规定，变成主要提供博彩信贷，以推销泥码的方式先行融资，从赌客手中赚取打赏，同时和赌场商议收入分成。卫星赌场得到政府默许，博彩中介人的业务超出经营范围，都说明特区政府“缺位”现象严重，使得政府监管博彩业的措施流于形式，急需在重新竞投的过程中对此加以规制和纠正。监管机构设置的相关问题首先，缺乏博彩政策的制订机构。博彩委员会是由2000年设立的专门研究博彩业发展和管理的专责委员会演变而来。它根据行政长官批示而成立，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经济财政司司长和社会文化司、保安司代表各一名，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及一名技术-法律范畴协调员共6人组成。作为制订博彩业相关政策的法定机构，它可设立若干咨询小组，就专题项目进行研究、跟进及提出建议。该委员会甚少公开活动，也从未见其就任何博彩政策展开过公共咨询或专项研究。其次，博彩监察协调局监管职能有名无实。该局作为法定的常设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为“协助订定、统筹及执行娱乐场幸运博彩或其它方式博彩经营产业、互相博彩以及向公众提供的博彩活动的经济政策”。就其参与政策制订而言，名义上它是协助政策制订的机构，但实际上长期没有作为，从未见其对外公布相关政策或就特定问题展开研究。就其执行职能而言，作为博彩收益的稽核部门，其负责赌场毛收入的点算和监督功能受到突出重视，其它如日常控制赌场进入、公布中介人名单并监督其业务、处理赌场内的违法事项等也发挥一定功能。制度重构由于利益局限，澳门政府在博彩开放改制的制度设计初期，追求的目标是稳定和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利用政策倾斜吸引外来投资，从而追求博彩收益最大化。这种倾向对博彩业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在发现问题后又欠缺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使得澳门民众在享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吞下社会成本高涨的苦果。这些都违背了博彩业作为特许经营制度下接受政府全面监管的初衷，不符合博彩特许经营体制的内在规律。它虽然满足了澳门特区繁荣稳定的需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澳门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因此，政府必须考虑上述因素，以维护澳门和国家整体利益为原则，认真做好赌牌重新竞投的各项准备工作。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9-07-25 美国对台湾2020选举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究竟是继续有效还是无功而返；究竟是无往不胜还是被打破其魔咒，台湾再次实现政党轮替？从过往的历史与种种迹象来看，民进党继续执政的可能性较大。 自1996年通过直选方式选举地区领导人以来，截至2016年，台湾一共经历了六次大选，即将展开的2020大选是第七次。从历次大选来看，我们会发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第一，有意角逐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有识之士”，都会亲自或者委派代表前往美国“拜山头”，向幕后老板表达参选意愿，陈述一些政见，恪守一些该遵守的承诺；第二，20多年来，美国都透过言论或行动来关注台湾选情，影响其进程，同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支持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总统候选人”。只要是美国极力支持的候选人最终都能成功当选，屡试不爽。当前，中美关系面临自两国建交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而此时正巧遇上台湾要进行大选，台湾这张牌对美国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新形势下，美国对台湾选举所施加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历次大选中的美国烙印美国就台湾历次选举都发表过各种言论，甚至采取过一些实质性的行动，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岛内的选情，但美国具体要发表什么样的言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过激，或平缓，一般都与当时中美关系所处的态势有关。美台关系一直都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1996年台湾首次大选，李登辉通过赴美演讲，增加国际曝光度，吸引台湾选民，而美国也非常积极地为其提供舞台。后来，东南沿海局势紧张，美国还派出军舰直接介入。美国势力的介入，不仅助长了岛内“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而且自此拉开了美国影响台湾历次大选的序幕，在台湾选举中留下了特征明显的美国烙印。2000年，陈水扁与连战、宋楚瑜一同竞逐大位。美国克林顿政府担心台海局势失控，对台政策主要基于“三不原则”，明确表示不支持连战“导弹论”，而陈水扁早从李登辉当选的过程就察觉到台湾大选当中美国的影响与作用，因此，他在1999年就赴美，提出“新的中间路线”并获得美国的认可。陈水扁执政四年，彻底滑向“台独”，当时的美国政府对其表示怀疑，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结果陈水扁利用两颗子弹操弄了民意，以微弱优势赢得了连任。2008年，美国明显地偏向马英九，对民进党的信任度下降，主要表现在通过延缓实施对台军售的一些项目，限定陈水扁过境美国的地点和时间，有意对陈水扁施加压力，影响台湾中间选民的投票意向。同时，美国政府官员多次发表声明，反对台北举办“入联公投”，多次利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的机会，发表言论，对台湾民众的投票起到指向性作用。马英九争取连任时，美国对民进党的两岸关系定位仍有疑虑，倾向于两岸“维持现状”。2016年，美国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出发，对中国与日本、东南亚国家的领海主权争端表示警觉，中美战略冲突的可能性上升，美国需要台湾在中美战略失衡时发挥作用，因此，2015年蔡英文访美时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此访成为2016年台湾大选的风向标。美国对台湾2020选举的期望值当前特朗普政府明确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贸易战久拖不决，中美博弈进一步升级，而特朗普本人将寻求2020连任，在此背景下，台湾迎来2020选举。美国对台湾2020大选将会格外关注，对台湾候选人的政策指引将非常明显，即美国需要一个不稳定的台湾局势，同时又不希望台海局势失控而滑向战争的境地。美国对台政策将对台湾2020大选的过程、结果及两岸关系走向产生复杂的影响。唱双簧、盘活“以台制华”大棋局。特朗普政府入主白宫后，对台湾释放更多的“友善”，从蔡英文就任时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致电开始，动作频频。2018年，“美台军舰互访互停”、“台湾旅行法”等法案获得通过。2019年5月7日，美联邦众议院以414票赞成，0票反对，17票弃权无异议通过《2019台湾保证法》、《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美国这一系列动作，逐步将“一个中国”空洞化，不断填充涉台内容，把坚持“一中”原则与执行“一中”政策分开处理，一步步突破红线。台湾有求，美国有应，双方唱起了双簧。如果把大陆、台湾和美国这个三角关系放到当前中美关系大局中去考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需要的是台湾而不是大陆，台湾对大陆的制衡作用不可替代。美国需要的是美台共同盘活“以台制华”大棋局。落实对台军售常态化。蔡英文执政后，到目前为止，美国对台军售已经进行了三次。蔡英文治下的台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领域全方位倒向美国，为了谋求连任，她下一步会更加贴近美国。5月7日美国众院通过的《2019台湾保证法》、《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使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民进党执政，不仅可以促成军售常态化，而且可以实现对台军售金额大幅增加。新形势下，仅从军售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判定美国的立场是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形成完整的印太战略区域网络。此前，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与台对外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3月份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美台成立“印太民主治理咨询机制”，推出定期对话机制。首次对话预计9月在台北举行，美方将由国务院民主、人权、劳工事务局的资深官员参加。该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加快台湾融入美印太战略，有助于美国组建完整的区域网络。近日，美国国防部公布《印太战略报告》，公然将台湾表述为“国家”，认为台湾致力于分担美国的全球任务，并采取实质行动来支持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美国需要加强与台湾这样“国家”的伙伴关系。美国加强与台湾伙伴关系的目的是要编织一个网络化的安全框架，分享彼此的价值观、运作习惯和执行力，形成一个强大的、相互连接的区域网络。限制台海局势在可控的范围。在特朗普执政后，自中美发生贸易摩擦至今，美军共7次派遣军舰进入台海，且每次都挑选特定的时间节点经过台湾海峡，进行“辅助”性巡航，但总体上避免与中国军舰有实质性接触，避免擦枪走火。虽然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涉台法案，但美国政府在执行层面上尚保持以前的层级和程度范围，只是为以后逐步提升美台关系埋下伏笔。而且，美国自身能力不足，正如其《印太战略报告》中提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未来态势是追求与最有能力的联盟和伙伴联合发展。因此，美国尽可能地要把台海局势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尽可能地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避免被拖入战争状态。然而，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美台关系，美国又需要有一个不被统一的台湾的存在，但并非真正支持台湾独立，而是趋向于保持一种与台湾有实质内容的关系，并且美国确实需要“台湾”这张牌，时不时地亮出来，作为中美之间的谈判筹码。美国对台湾2020选举施加影响的效果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就台湾“九合一”选举发声，表示支持民进党。美国过去不是没有介入过台湾选举，不是没有干预过台湾事务，比如96年台海危机时曾派航母到台湾海峡、对“两国论”及“一边一国”表达不满等等，但很少直接表态挺某个政党或候选人。从最近事态可以看出，美国对台湾选举施加影响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把台面下的动作摆到了台面上，不避嫌地表态支持民进党。如果说“九合一”选举拼的是内政与民生，那么进入2020选举模式时，特别是新形势下，两岸议题将不可回避。民进党又善于操弄两岸议题来巩固其执政地位，而当下在特别需要民进党继续执政时，美国将成为民进党的“助选员”，美国的一言一行对台湾选民的指向作用将非常大，因此，美国因素对此次大选影响将不可小觑。在中美竞争关系明显的情况下，美国更多的是希望台海时不时地出现不稳定，而不是希望台海局势处于相对稳定，这也是美国不断丰富美台关系内容的主要原因。当然，美国心中的“不稳定”局势是可控的，要打破“现状”，纵容或支持“台独”势力去“独立”，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需要的是“活跃”的“台独”势力，或者说是这样的候选人，这才是美国当前更愿意去支持的，这样的人掌控的台湾才能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才会把台湾这艘永不沉没的航母开动起来，起到更大的战略效应。回顾台湾20多年的直选历史，凡是美国极力支持的候选人最终都能成功当选。目前，虽然韩国瑜人气很旺，但有没有假“韩粉”有意抬高其人气，让一个任职能力相对弱、出身庶民的人在国民党初选中出线，而在最终的大选中失败？因此，很多情况晦暗难明，有待进一步观察。美国对台湾2020选举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究竟是继续有效还是无功而返；究竟是无往不胜还是被打破其魔咒，台湾再次实现政党轮替？从过往的历史与种种迹象来看，民进党继续执政的可能性较大。具体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史璐 2019-07-17 当代经济是科技经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实质上就是核心科技的较量。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培育科技企业，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头等大事。在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科技短板的背景下，此举颇具紧迫感。 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这些命题的提出，把金融制度建设、金融改革推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金融制度能培育科技企业。美国核心科技强大，很大部分原因来自于其资本市场制度的先进。当代经济是科技经济，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实质上就是核心科技的较量。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培育科技企业，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头等大事。在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科技短板的背景下，此举颇具紧迫感。科技公司境外上市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的互联网科技浪潮中，我国取得一定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网易、百度以及拼多多等。这些公司植根于中国本土经济，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它们都不在大陆境内上市。例如，阿里巴巴2014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腾讯控股2004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截止到6月份，阿里巴巴市值约为4,000亿美元，腾讯控股市值约为3万亿港元，我国A股市值最高的工商银行市值约为2万亿元人民币。阿里和腾讯这两家公司市值，相当于我国A股市值总额的1/9，超过了创业板780只股票总市值。其余海外上市的科技公司，百度市值约为400亿美元，网易市值约为340亿美元，美团市值约为3,500亿港元，京东市值约为400亿美元，这些公司市值在A股都能排进前30名。随着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到海外上市，A股已经无法代表中国经济，不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A股错过了互联网科技的盛宴，反而被边缘化了。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8%，但上证指数2019年6月和2007年3月收盘点数持平，不到3,000点，12年指数没有上涨。投资A股很难分享经济成长和科技进步的成果，甚至损失惨重。投资海外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收益颇丰。例如，腾讯股票上市15年涨幅接近500倍，而A股“股王”茅台自2001年开盘至今上涨只有220倍。要买中国大陆的绩优股票，分享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能去美国、香港买，这无疑是一个大写的尴尬。金融制度改革为什么优秀的企业都去境外上市，为什么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孕育出优秀科技企业？究其原因是我国金融制度改革滞后，无法适应现代科技企业的需要。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例，首先，它们都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阿里第一和第二大股东是软银和雅虎，腾讯第一大股东是南非报业，它们这种外资背景的信息科技企业，无法被A股接受。其次，腾讯和阿里在谋求上市之时无法满足A股连续三年盈利的要求，连续盈利的要求也挡住了诸如京东、拼多多等一大批中国科技企业的上市之路；最后，A股上市属于核准制，需要经过长达几年的漫长等待和复杂的人际网络沟通，瞬息万变的高科技行业在A股可以说是无法生存的，美国和香港股票发行属于注册制，几个月就可以上市交易。我国封闭、守旧的金融体系，无法培育出成长型科技企业，反而成为传统产业特别是一些垃圾企业的“圈钱机器”，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和多方利益集团的“名利场”，成为“割韭菜”的社会财富收割机。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加上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核心科技短板，上交所加速推出科创板。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设立科创板；2019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科创板总体方案”；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开板。科创板火速面世，业界对其寄予了厚望。截止到6月，科创板实施了众多改革措施，取得一定成果。1，科创板优先支持“符合国家战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突出，主要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经营的公司”；2，股票发行注册制和严格、制度化的退市制度，股票上市没有强制盈利要求；3，引入注册地在境外的企业上市，并且“允许同股不同权”；4，交易管制放松，新股上市前五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日常交易20%涨跌幅限制。新政给一些初创企业提供了融资希望。例如申请科创板上市的九号机器人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开曼群岛，近三年连续亏损，每股净资产-117.98元。该公司A类普通股持有人每股可投1票，B类股份持有人每股可投5票，属于同股不同权。打造与国际接轨的科创板科创板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还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1，注重与国际接轨而非强调中国特色。从总的指导思想看，科创板应把和国际接轨作为第一要义。从我国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看，很多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并不成功。美国、香港等发达的资本市场，培育出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引领人类发展的核心科技企业，有非常成熟和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即便是“拿来主义”，先照搬发达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再逐渐打磨以适应中国国情，这方属上策。如果夸大中国特色，拒绝和国际接轨，难免陷入“白马非马论”的怪圈，最后闭门造车，无功而返。我们曾经对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都寄予过厚望，但它们都归于平凡，成为主板的延伸。这次科创板的设立，可以说是“另起炉灶”，再一次把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勇气，创立一个和国际接轨的资本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孕育出真正伟大的科技企业，促进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2，系统引入做空机制。做空机制是给刺破泡沫者以奖励，缺乏做空机制是引发股市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限制涨跌幅、T+0只能扬汤止沸，甚至被利用来加剧股票投机。当股市只有上涨才能赚钱的时候，资金的逐利性必然把股价推向虚高。做空机制主要包括五种方式：融券交易、个股做空期权、指数做空期权、做空ETF、股指期货。目前科创板只有融券这一种做空机制。我国股指期货包括沪深300股指期货、中证500股指期货和上证50股指期货，但创业板没有单独的指数期货，只有部分创业板股票可以纳入中证500指数，而能进入到融券标的的创业板股票也不多，创业板长期高估值和缺乏做空机制有关。科创板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系统引进上述五个方面的做空机制，特别是对高泡沫、关注度高的个股引入做空机制，这样才能在制度设计上预防泡沫出现。3，实施T+0和取消涨跌幅限制。T+0和涨跌幅限制的弊端，已经被业界和投资者诟病多年。目前科创板实行的是上市后头五日无涨跌幅限制，日常交易20%涨跌幅停板，仍然没有完全放开。上交所曾在1992年5月21日取消涨跌幅限制、实行T+0，深交所在1993年11月实施T+0。随后股市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暴涨暴跌，证监会在1995年把规则改为T+1，1996年12月16日开始实施10%涨跌幅限制。按照官方解释，由于上述实验是失败的，所以科创板仍然实行T+1和涨跌幅限制。上述期间产生剧烈波动和泡沫的真正原因，是没有实行注册制、没有做空机制和股票操纵监管缺位。当时股票发行采取核准制，股票数量很少、严重供不应求，而且没有做空机制，只能做多盈利。在缺乏股票操纵监管的时代，庄家为了盈利，只能砸低股价、拉高到超出合理估值水平，然后出货，再打压吸筹，因此出现了超高的波动性和泡沫。因此，我们不应该让T+0和无涨跌幅限制来“背锅”，在交易规则上应该勇于和国际接轨。4，着眼于培养大型科技公司。科创板实施注册制，上市门槛低，可以吸引大量处于创业阶段、盈利性不强的小型科技企业上市，但一国核心科技的提升还需成熟的大型独角兽。科创板没有必要拘泥于中小企业，科创板门槛低并不意味着排斥大企业，“放小”的同时还需要“抓大”，应该像纳斯达克一样不断引入和培育大型科技公司。亚马逊、Apple以及Facebook，这些定义现代科技的巨头，都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创板需要引入改变科技生态的超级独角兽。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对新兴市场会起到基础性作用，例如FAANG（Facebook Inc.、苹果公司、亚马逊、Netflix Inc.和谷歌的合称），贡献了纳斯达克100指数一半的涨幅。中国科创板也需要有一定市场集中度，否则就会成为“散、乱、小”的劣质市场。在政策上应该鼓励大型科技公司在科创板IPO（例如当前热议的蚂蚁金服IPO），或境外上市大型科技公司发行存托凭证回归科创板。这将会起到引导和带动作用，带动一批大型公司在科创板上市。我们无需担心市场流动性不足，当前我国GDP达到90万亿，货币发行量M2达到190万亿，而我国股票市值只有50多万亿，当前金融市场的主要问题之一仍是优质股票供应不足。5，吸引全球科技公司上市。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资本市场依然相对封闭。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成熟发达的资本市场必然是国际化的。当前美国股市市值约31万亿美元，2018年美国GDP为20.5万亿美元，这从一个角度反映美国股市是充分国际化的，中国大批知名科技企业因此选择在美国上市。香港2018年GDP为2.8万亿港币，2019年4月港股市值为34.3万亿港币，港股市值是GDP的12倍。这说明香港资本市场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市场，吸引全球优质企业上市，成为世界经济之窗。上海的巨大优势在于拥有庞大内地市场，应该说比香港更具潜力，完全可以汇聚全球优秀科技企业，带动国内科技的发展，形成全球协作的科技产业链。只有充分国际化的资本市场，才能有助于打破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推动中国核心科技崛起。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9-07-08 目前看来，在以牺牲台湾民主为代价的前提下，蔡英文胜面要比赖清德略大一些。然而，此次选举民进党仍未摆脱“九合一”以来的颓势，蔡赖二人均不太可能在2020年选举中胜出。 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已经开打，民进党提名之战果然出现“蔡赖之争”。蔡英文为确保自己“出线”，从多次喊话“一加一大于二”（呼吁“蔡赖配”），到五人协调小组积极“劝退”，再到两次拖延时间更改初选时程，可谓是手段百出，机关算尽。赖清德则一再强调“君子之争”，寄希望于自己的高民调来扳下此局。目前看来，在以牺牲台湾民主为代价的前提下，蔡英文胜面要比赖清德略大一些。然而，此次选举民进党仍未摆脱“九合一”以来的颓势，蔡赖二人均不太可能在2020年选举中胜出。蔡赖参选，各有所谋其实赖清德参选早有迹象。长期以来，赖清德在民进党内声望较高，有新潮流系“大阿哥”之称。虽然2017年北上台北出任“行政院长”，导致其声望有损，但蔡英文在“九合一”选举之后民调更低（或低于赖清德20%左右），民进党内部一直就有呼唤赖清德出来的声音，年初甚至还有几位独派大佬公开为他站台，给蔡写信喊话“劝退”。然而，赖清德一直等到民进党登记初选的时候（3月18日）才公开表态，此举还是让蔡英文及其支持者“大跌眼镜”。从赖清德的视角来看，此次选举是一个不得不选的时机。今年1月，赖清德卸任“行政院长”之后并没有官职在身。如果他蛰伏到2024年再选的话，中间会发生很多的变数。如果郑文灿在桃园市持续维持高口碑，则2024年郑的呼声未必会低于赖。再加上在刚刚结束的台南市“立委”补选中，民进党候选人郭国文击败国民党候选人谢龙介，等同于赖清德的辅选打败韩国瑜的辅选，这让赖信心大增。当然，根本原因在于，“九合一”选举以来，在各大民调中赖清德都大幅领先于蔡英文，所以赖决定放手奋力一搏。从蔡英文的视角来看，2020也是“志在必得”。台湾自政党轮替以来，现任领导人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源，往往都可以得到连任。再加上蔡英文早就积极部署，对于2020未雨绸缪已久。“九合一”选举失败让蔡在党内威信扫地，若2020仍然败选或者对“立法委员”选举没有起到很好的“母鸡带小鸡”作用，蔡极有可能在权力斗争十分激烈的民进党内被边缘化。然而，不论是蔡英文或者赖清德，都忽视了此次选举应该是“九合一”的延续。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建立在深刻检讨“九合一”败选原因的基础上，无论谁上，都还是有极大可能输给愈战愈勇的国民党。“君子之战”PK“权力之战”根据民进党中常会3月6日讨论的领导人选举办法，3月18日至22日进行台湾地区领导人初选领表登记作业，人选在4月中旬出炉。若党内有2人以上参选，将办理党内初选民调；若仅有1人登记参选，则以征召形式办理。在此次选举开始之前，蔡英文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联系赖清德，总是得到其“不参选”的表态或者暗示，所以蔡以为自己是唯一候选人，任由民进党主席卓荣泰通过上述“选举办法”。谁料3月18日，赖清德宣布将“勇敢承担责任”，抢先蔡英文宣布参选。赖清德的基本策略是所谓“君子之争”，也就是各凭其能，不互相攻击甚至抹黑，展开高格调的竞争。赖清德这样处理或多或少是因为其并非在任官员，资源极其有限，所以打一下“君子牌”以赢得选民的支持。然而，蔡英文为确保获胜，根本不理会赖清德这一套，“打压频频”，“吃相难看”。蔡英文采取了至少五步来“打压”赖清德，首先是蔡阵营网军大肆“打压”赖清德的道德诚信问题，质疑其“之前宣布不选现在又出尔反尔”；其次是成立五人协调小组（这五人分别是民进党主席卓荣泰、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桃园市长郑文灿、“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以及后来确认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这五人表面公允，实则是蔡阵营的说客，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劝退赖清德。第三步是大肆造“一加一大于二”的舆论，希望赖接受“蔡赖配”。3月29日，现任台湾副领导人陈建仁还提前宣布第二任期不再与蔡搭档，摆明是给赖“腾位子”。然而赖清德不为所动，坚持参加初选。这时候，蔡阵营又开始部署第四步――“拖延战术”。迄今民进党已经有了两次延后的动作，第一次是3月23日，民进党开会决定，“原定4月17日中执会通过并公告提名人日期延后一周到4月24日”；第二次是4月10日民进党中执会开会决定，“将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党内初选民调延期至5月22日之后”。“拖延战术”是很好的战术安排，所谓“以时间救民调”，主要是借着这段时间蔡英文频频公开亮相以及在媒体上多发声，来挽救其低迷的民调。当然，如果这样效果还不明显，蔡阵营还会有新的招数，即第五步“民调大反转”。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挺英派”正在展开“灭赖三部曲”，从斩断后路、曝光支持者到号令蔡粉致电施压表态，逼迫赖走进孤立无援的绝境，最后再透过手机民调清理战场，打包赖清德。以上讲法当然遭到了民进党的否认，但民进党内“拥赖”“挺蔡”各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以手机民调来吸引所谓更支持蔡英文的年轻选民也确实难以摆脱“因人设事”的嫌疑，难怪前台湾副领导人吕秀莲夸张地说：“这是‘君子’在对抗‘天子’，是不对称的‘战争’”。爱权谋弃民主，胜初选输台湾通观目前民进党的初选争议，不仅可以看出蔡英文并未在“九合一”选举大败后进行深刻反思，而且蔡英文和民进党对于“民主”的态度也是典型的“自利主义”。蔡阵营为了获胜，多次修改民主规则，这种行为不仅严重削弱民进党形象，连带台湾的民主品质也在大大下降。民主的核心意涵，是尊重制度和规则，众人平等地参加竞争，“胜者为王，败者衷心祝福胜者”。赖清德多次向蔡英文喊话：“如果您赢了，就是2.0，可能打赢‘大选’，我会全力支持您；如果我赢了，就是一个新的气象，也会有机会打赢‘大选’，也请全力支持我。”这番话体现的还是平等竞争的原则。然而，蔡英文以“维护党内团结”搪塞，不做过多回应。当然，当蔡英文多次向赖清德喊话“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候，赖清德5月也回呛：“这要看谁来带头，若有我代表民进党参选，可发挥加乘作用。辅选‘立委’让席次维持优势。”言外之意是蔡英文民调低或将拖累“立委选举”。总之，蔡赖双方表面上唇枪舌战，互不相让，实际上因为蔡英文把握主动，权谋用尽，双方近乎翻脸决裂了。尽管现在民进党初选尚未结束，但依据现在的情势来看，蔡英文获胜的概率在大大增加。甚至有媒体传出，如果蔡英文民调持续低迷的话，民进党可能不办初选，仍然坚持“劝退赖直接征召蔡”。当然如果民进党参加选举连初选乃至辩论都不敢举办，其支持者恐怕会出现严重流失。总之，今天的民进党初选若仅限于“蔡赖之争”，没有对“九合一”失败的深刻检讨，也不调整两岸政策和经济政策，那么民进党既顾不了“台湾安全”，又实现不了“台湾有钱”，这样的政党只会距离主流民意越来越远。初选没有核心民主价值，也谈不上真正的“爱台湾”，这样的政党必将在下次选举中被民众抛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9-06-25 从实际最终需求角度来看，2018年下半年经济已经出现企稳迹象，2019年一季度外贸出现“衰退式”顺差，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由负转正。不过，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对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判断经济增速已度过快速下降期，但仍处于下行阶段。 经济增速度过快速下降期根据追踪的数据显示，从实际最终需求角度来看，2018年下半年经济已经出现企稳迹象，2019年一季度外贸出现“衰退式”顺差，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由负转正，带动实际GDP当季同比达到6.4%，经济企稳迹象更加明显。不过，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对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根据测算，对2,000亿美元商品额外加征15%的关税，将会拉低今年GDP约0.2个百分点。预计全年GDP增速将会下行至6.2%。如果对剩下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或者无法达成协议，明年经济将会变得更加困难。由此，我们判断经济增速已度过快速下降期，但仍处于下行阶段。年初以来，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进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行。未来看，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上行空间但幅度不会太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会下行。具体来看，基建投资仍有回升空间，但幅度有限。基建投资方面，年初以来，非标融资收缩放缓，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前发行，城投债发行也较好，财政支出增速高，基建投资融资环境改善，投资累计同比持续回升。年内基建投资增速回升仍有空间，不过融资环境进一步显著改善的可能性较低，回升幅度有限。利润走弱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下行，能否企稳需观察减税降费执行力度。2018年以来，制造业企业利润持续下滑，企业投资意愿下降，1-4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明显下滑。上半年，利润走弱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速下行。当前来看，制造业企业利润依然较差，需求、企业经营、投资启动等验证指标均未明显好转，制造业投资仍将下行。不过，一方面，石油加工、化学原料等行业产能置换仍有空间，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并未完全结束，对制造业投资形成支撑，制造业投资下行斜率不会太陡；另一方面，随着减费降税政策的落地实施，制造业企业利润有望得到改善，从而对下半年制造业投资形成支撑。土地购置费用下滑带动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速偏强，主要原因在于土地购置费用增速依然较高，且建安投资增速回升。未来看，建安投资增速已经上升到较高水平，进一步大幅上升的空间有限，房地产投资走向主要由土地购置费决定。2018年下半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商品房用地成交总价增速明显下滑，预计2019年下半年土地购置费增速将会下行，进而带动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消费对GDP贡献下行，政策对冲效果待观察。受CPI下行以及汽车销售持续低迷影响，相较于去年，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累计同比下滑。下半年看，CPI将会维持高位，进而带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回升。不过，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将会下行，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将低于去年。全球需求走弱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出口增速低位运行。受春节假期影响，1-4月出口当月同比波动较大。整体来看，1-4月出口累计同比为0.2%，增速较去年明显下滑。未来看，全球经济依然在走弱，叠加中美贸易摩擦负向影响扩大，出口增速偏低。国内需求走弱叠加PPI下行，进口同比继续下行。受国内需求走弱影响，相较于去年，1-4月进口累计同比明显下滑。国内需求依然偏弱，下半年PPI同比可能转负，叠加出口的拉动效应减弱，进口同比仍存下行压力。CPI受供给驱动上行但幅度可控，PPI存下行压力。猪肉价格上涨推升CPI中枢。未来看，猪肉价格将成为引导CPI走势的重要变量，CPI当月同比持续维持高位。不过，经济依然偏弱，核心CPI维持低位。CPI大幅上涨主要是由于猪肉价格引起的，如果没有引起工资全面上涨，且核心CPI与PPI偏低，货币政策不会明显收紧。我国和全球经济偏弱，PPI同比转为下行。年初以来，国内经济企稳，叠加国际原油、铜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PPI同比走势偏强。未来看，我国和全球经济依然偏弱，大宗商品需求走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承压。5月份以来，原油、钢铁等大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涨势趋缓，甚至出现下跌，叠加基数抬升，PPI高点已过，未来将会持续下行，下半年转负。外部经济环境风险增大美国经济增长转向下行。2019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超预期上升，其中净出口对GDP拉动明显改善，这是美国政府对贸易战态度转变的原因之一。不过，私人消费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减弱，这意味着当前增速回升的基础并不牢靠。另外，私人投资的回升主要依靠库存投资的拉动，进一步回升需要实际利率的下降，这在当前难以看到。我们预计，2019年下半年，随着特朗普顺周期减税效应的消退、贸易战的外部冲击负面影响显现、以及美联储加息对投资的抑制，美国经济增速将开始回落，并可能明显减速。预计2019年美国实际GDP增速将下降至2.2%左右。美国国债期限利差走向倒挂。从历史上看，期限利差走向倒挂，一般预示美国经济将在未来的6-24个月陷入衰退；美联储并不认为本次期限利差倒挂预示着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如果所有人都不相信“历史将会重演”，或将意味着历史重演的概率上升。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再度走阔。2018第四季度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的大幅走阔，伴随着美股出现明显的下跌。2019第一季度的货币边际趋松和风险偏好回升，带动信用利差再度收窄。不过，信用利差并没有完全收窄至2018第三季度美国信用环境最好的位置，这意味着当前的政策宽松程度难以对冲美国经济的减速。2019年5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再度推升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我们预计，下半年，随着美国经济增速的下行，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仍会再度走阔，从而对美国企业形成较大负面影响。外部需求的下降仍将拖累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本轮欧元区经济滞后于中国经济，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2016第三季度-2017第四季度的全球贸易改善所作的贡献比美国要高。2018下半年以来，外部需求对日本GDP同比的贡献变为负值，但日本的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基本在2011年完成，日本开始逐渐重新加杠杆的进程。未来看，欧元区经济和日本经济短期能否企稳，依然依赖于全球贸易能否改善；不过，日本的整体经济结构略好于欧元区。新兴市场面临资本流出压力上升和经济减速风险。截至2018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体量占比升至59.2%，但是GDP增速降至4.55%，意味着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的负向影响有所加大。下半年来看，在美元指数强势背景下，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贬值压力上升、资本流出压力增大；同时，土耳其外汇储备占比明显下降、阿根廷外债占比较高，这将导致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减速风险上升。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对整体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分析美国加征关税对我国出口和GDP的影响，需要确定美国从我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弹性。我们假设0.9、1.2和1.65三种弹性。在1.2弹性假设下，美国对2,500亿清单商品加征25%关税，将会拖累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14.8个百分点，拖累我国出口增速3.2个百分点，拖累我国GDP增速0.5个百分点。如果美国对非2,500亿清单商品也加征关税，在1.2弹性假设下，将会拖累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15.2个百分点，拖累我国出口增速3.3个百分点，拖累我国GDP增速0.5个百分点。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向哪个方向演变，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这也将对经济和政策产生较大影响，需要动态跟踪应对。政策建议1、财政政策：支出更具结构性，更加关注减税降费的落地实施。今年以来，财政政策是非常宽松的，包括减税降费的力度超预期，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前发行，财政支出增速维持高位等。未来看，在财政收入下滑以及预算约束的影响下，财政支出增速将会下滑，支出端可以更加针对“专项扶贫”、环境保护、研发投入、创新培育等结构性方向，这有利于对冲中美摩擦的影响，也有助于应对“三大攻坚战”。同时，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减税降费的落地实施上，一方面需要防止再次出现“明降实升”等现象，导致整体企业税负下降不明显；另一方面，要更具针对性地从成本端降低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盈利，这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结构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2、货币政策：保持边际宽松，但防止“大水漫灌”推高资产泡沫。201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保持边际宽松，运用多方面政策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包括：1）逐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创设定向调控工具；3）扩大担保品范围；4）扩大再贷款和再贴现规模；5）中小银行较低存款准备金框架。展望2019下半年，在总需求下降的背景下，需要货币政策保持边际宽松，通过进一步降准甚至降息释放流动性，降低资金成本，同时适时下调逆回购、MLF等政策工具利率以保持实际利率的稳定（或者降低实际利率以刺激制造业投资）。3、改革政策：重构政府、企业、居民、金融四部门关系。1978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近40年的增长奇迹。当前，我国正面临“内忧外患”的格局，“内忧”主要是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速换挡，而制度变革滞后以及创新动力不足导致资本回报率长期低迷；“外患”主要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且必定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下，我们认为2019年将迎来我国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契机。第二次改革目标应致力于重塑政府、企业、居民和金融四大部门的关系，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第一，政府部门需要大力度减税减费，让利于民；第二，企业部门需要大力推进国企改革，坚持竞争中性原则，提高效率；第三，居民部门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率；第四，金融制度方面应打破银行垄断，提高金融供给质量。这一系列的措施将最终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方式给予验证。4、转变方式：创新驱动发展，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国际上来看，美国、德国和韩国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典型案例，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出现萧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创新不足。对于我国来说，当前通过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经济增长边际变化的重要原因。随着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劳动力对经济贡献将进一步减弱，需要依靠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具有创新发展的多方面有利条件，因此，我们相信，中国有能力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从要素投入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模式转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19-06-14 2019年的香港政坛因《逃犯条例》的修订变得这么热闹。依现时建制派在立法会的优势，相信条例可在本年度立法会会期通过。虽然条例的通过没有悬念，但整个过程却暴露了建制派各力量缺乏沟通的问题，以及由此而生的香港管治短板。 相信没有人能预料到，在《国歌法》争执之后，2019年的香港政坛还会因《逃犯条例》的修订变得这么热闹。2019是选举年，反对派一直在寻找反政府的突破点，希望有像当年反23条立法或反国教运动那样的机会，带动起支持者的情绪以及再次团结已分裂出去的本土派。事态的发展出人意表，不单是反对派，甚至外国政府及商会也开始关注。条例已直接交到立法会大会讨论，依现时建制派在立法会的优势，相信条例可在本年度立法会会期通过。虽然条例的通过没有悬念，但整个过程却暴露了建制派各力量缺乏沟通的问题，以及由此而生的香港管治短板。建制派各力量之间的沟通及其带来的管治障碍，一直是香港所面对的困局，因此针对是次《逃犯条例》修订过程所暴露的问题，笔者尝试找出根源并提出改善建议。本文所说的建制派，不单指狭义上的几个建制派政团，更包括政府、中联办、人大与政协。修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首先是政府与建制派政团的关系。各建制派政党除了在立法会有议员外，还在各个地区有区议员及小区主任。本来这个网络覆盖是很全面的，若政府有新政策，可透过与建制派的沟通，借此宣讲政策目的及好处，并慢慢传达到小区。这种方法虽然慢，却可减少争议政策对社会的冲击。然而这次《逃犯条例》的修订，笔者作为建制派的区议员，却和很多市民一样透过媒体得悉详情，政府没有透过任何官员向我们解释条例的重要性。这种做法源于政府对区议会及区议员的长期轻视，对他们来说，有选票才有联络价值，因此他们只会向立法会议员解释有关条例。那么什么时候才会联络区议员？只有当地区工程需要申请拨款时，政府才有较高级官员到区议会动员和解释。政府如此行事，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选举压力，对他们而言，民意未必是重要考虑，最重要的是把工作做到，而非做好。官员不会觉得到地区争取民意有多重要，只要在立法会取得足够票数过关就可以了。然而今天的社会和以前已经有很大不同，市民希望对政策有更多了解，特别是在很多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抱怀疑态度的情况下，凡涉及内地的政策，都很容易引起恐慌情绪。如果政府还是用以前的心态去推广政策，轻视地区而不善用建制派网络，即使能通过政策，也只会失去更多民心，最终只会得不偿失，也会令建制盟友面临更大的压力。第二是中联办的角色。中联办一直负责香港政府、建制政团及爱国爱港社团与内地相对应部门的联系，是内地与香港的沟通的重要桥梁。然而，中联办协调建制派内部沟通与配合的效率有待提高。以这次《逃犯条例》修订为例，建制派其实有很多失误，其中之一便是5月23日开始的权威人士解读。5月23及24日均有建制报章指出“香港居民在香港触犯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不会移交内地，而会由香港自行处理。这个解读其实解答了很多香港人的忧虑，应该在报章头版大力宣传。然而，反对派媒体及政客刻意曲解甚至故意误导，指香港人在港触犯涉及国安的罪行亦有可能被引渡回内地，甚至将其解读为香港人在香港要守内地法律。可惜的是，其后建制媒体正本清源的文章却少得可怜，建制派没有及时对反对派的歪曲作出系统性回应。媒体关系由中联办宣文部负责，他们看到这种情况为什么不主动安排系统响应？就反对派的断章取义，社工部有没有告知各政党，特别是立法会议员，要求他们善用曝光率去反击？港岛、九龙及新界工作部有没有告知建制派区议员及小区主任，如何在地区层面应对反对派刻意扭曲的说法？依照笔者现时的观察，中联办善于处理日常联络任务，但在反对派于选举年大举反击时，却没能做好危机状态下统合协调的工作。笔者接触到的中联办官员大多作风优良，但在如何听党指挥打胜仗方面，他们依然需要反思并改善工作方式。第三是统战部及人大、政协的角色。回归以来，因为中央希望稳住香港的经济，加上各省市希望吸引香港资金，统战对象均以工商界别为主。这种做法在回归初期确有实效，亦能响应当时的社会需要。然而时移世易，今天的香港社会已经和回归时期分别甚大，没有人想到回归20年后，香港社会变得如此撕裂对立。另一方面，内地发展一日千里，由当年极度渴求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到今天国家的科技发展已渐上轨道，资金亦变得充裕，通过“一带一路”去发展全球基建网络即是明证之一。在香港社会及全球大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国家对香港的统战策略应该有所改变。要应对香港今天的社会问题，政治能量比经济能量更为重要。所谓的政治能量，不单是政治动员能力，也包括对政策的了解、政治敏感度、政治论述能力等等。观乎现时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政协和人大，未必每人都有这种条件协助中央及特区政府共同面对反对派的挑战。如果要整体提升建制派政治水平，统战部实在有必要重新检讨及思考统战方向及策略。工商界别人士可进入工商联，如果他们仍想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可于平日加强自身的政治素养。毕竟如果在有大事发生时才由中央高官或中联办召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分配任务，这只会令香港人更加轻视人大和政协，对香港管治并非好事。改善方法就现时建制派的统合问题，笔者提出从“面‧线‧点”三个角度去逐步改善。首先，就“面”而言，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特首领导的香港政府仍是各大政策的牵头者，问题是要做好“全面斗争”工作。特首乃至特区官员要明白今天的社会已发生改变，由于市民对政府缺乏信任，由上而下推动政策特别是与内地有关的政策，过程都非常艰难。因此，今后推行重要政策时，政府要有心理准备，每次任务都面临“全面斗争”。反对派只会将政策内容断章取义，然后去煽动社会恐惧情绪，加上现时美国对中国的压制，相信美欧多国政府、商会及领事馆亦会助攻。面对全面斗争，建制派亦必须做好全面准备，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立法会议员、区议员的网络，全面覆盖，全方位向市民宣传新政策。另一方面，区议员亦要明白，将来工作重点不仅仅是地区工作或地区议题，亦要去了解全港政策，从而在地区层面向市民主动解释。只有在推出新政策前织好这个网络，做好全面准备，建制派才有可能瓦解反对派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在“线”方面，重点在于中联办内部如何协调。现时中联办的工作方式是各部做各自的工作，都向分管各部的副主任汇报。这种工作方式行之有效，每个部、每个处作为一条线在各自范围都成为重要的沟通桥梁。不过，这种工作方法对处理日常事务有效，却不代表在推行重要政策时有效。如果在有重大需要的时候，中联办能就实际情况成立特别应对小组，将相关部门代表集合在一起，并视乎重要性由主任、副主任或部长领导，相信在应对反对派及外国势力的挑战时，就能够更有效地作出应对。确保指挥中枢及部门分工高效运作，每条线都能尽快与相应对象沟通，获得最好最有效的应对方法，每条线的功效才可以得到最有效的发挥。最后是“点”，针对的是每位港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都是人民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他们除了在日常向中央及各级政府提出建议外，当有需要时，亦可将政府的意见及政策推广给市民，但现时大部分代表或委员都未有做到这一点。往往是到了非常重要的危急关头，中央高层或中联办才召集大家作出集体响应。和建制派议员一样，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在香港亦代表了中国的形象，他们在香港日常的表现其实也直接影响香港人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及中央政府。提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素养以及政治能量，使其在日常协助树立中央正面形象，在重要时刻支持政府的政策，这应该是我们对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合理期许。以上改善建议，不单针对这次《逃犯条例》修订过程，也针对建制派一直处于被动的问题。香港是否有良好管治，不单单看是谁当特首，也并非仅仅看建制派在立法会有多少议席，重点是整个建制派面对挑战时，如何统合协调，以及在平时如何提升各自的政治能量。这是建制派今后将长期面对的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19-06-03 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需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制度优势，改进澳门民生问题，保持社会安居乐业，带领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大局，发挥澳门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枢纽作用。 2019年对澳门特区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既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也是第五届行政长官开启新发展的起点。回归以来，在两任特区行政长官、四届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保持了繁荣安定，取得了显著成果。截至2018年，澳门经济生产总值较回归时增长近8.5倍，人均生产总值达8.3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突显了“一国两制”实践在澳门取得的成功。回归后，澳门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滨海小城，一跃成为闪耀的“东方拉斯维加斯”和旅游胜地。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需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制度优势，改进澳门民生问题，保持社会安居乐业，带领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大局，深化“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 建设（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发挥澳门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枢纽作用。新一任行政长官的历史使命从世界范围看，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及保护主义抬头将给全球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伴随着国际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调整，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变化将继续进行。在此背景下，中国也进入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更加严峻复杂的国内外政经局势，中国亟待深化改革开放，完善国家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是国家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出的重大国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支撑。然而，也不能忽视一些西方国家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从而阻挠中国崛起的图谋。澳门特区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期盼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澳门基本法》办事，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把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断推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丰富国家治理内容，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同时，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社会期待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可以顺应未来的发展方向，破除“等、拖、看”的习气，解放思想，积极主动布局，通过制度创新等一系列工作，开创澳门发展的新局面——抓住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机遇期，发挥澳门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建好“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聚焦葡语系国家和东南亚，促进国际人文交流；引领澳门建设成为国家发展中改革开放的“双向桥头堡”。提升特区政府管治能力澳门回归近二十年，取得的各项成果都与历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积极努力密不可分。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视察澳门并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时，高度赞扬澳门“路子对、政策好、身段灵、人心齐”，“小桌子上能唱大戏”。历任特区政府的成绩有目共睹，澳门社会对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也会有更多的期待。澳门社会一直以“小政府、大社团”的方式有序运行，社团在推动社会民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少社团承担了主要的社会服务功能，与政府的服务职能进行互补。社团帮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成为澳门和谐特区的重要力量。随着澳门经济体量和发展议题的复杂程度增加，除了发挥原有社团优势外，澳门社会也越来越期待特区政府提升管治能力，承担社会发展“领路人”的职责。从影响澳门在亚太区域发展和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竞争力方面看，澳门的未来涉及与大湾区城市间的协调合作、澳门智慧城市的推动、澳门城市安全和环境保护，而这些都不是单靠民间社团力量就可以完成的。澳门社会期盼在新一任行政长官的战略指引下，特区政府可以统一规划、统一领导、协调各部门和民间力量，破除各自为政积弊，深入挖掘和培养澳门特区在参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优势和力量。民间社团、企业、市民在特区政府的统一规划和领导下，可以找到参与国家发展和建设的着力点，能够分享到融入国家和澳门发展的红利。因此，继续推动公共行政的深层次改革，努力打造勤政、廉洁、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继续调整政府部门架构与职责，提高政府透明度、行政效率和跨部门合作能力；改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和官员选拔和绩效评估制度，提升公务员士气和市民满意度，这些都是对新一任特区政府的重大挑战。推动民生发展随着澳门社会不断发展，社会规模越来越大，居民要求渐趋多元，澳门民生深层次问题凸显。房价高企、居民望楼兴叹，交通拥堵、大众出行困难，医疗资源短缺，劳工权益和外雇等老大难问题亟待改善。澳门社会期待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能充分聆听市民要求，配合澳门作为大湾区中心城市的整体发展定位，让公共政策的制定能更符合市民期望。做好政策规划、制度改革、法规修正，以更大决心和切实的态度正视民生福祉中的现实问题，对症下药，改善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让社会基层得享“一国两制”和融入国家发展的优越和便利，推动澳门社会更好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便利，加强与大湾区城市合作，拓展跨境养老、医疗、社会福利等领域的互动对接和互利共享，为居民提供更多可选择的社会服务，改善居民生存空间。一直以来澳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人力资源非常有限，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澳门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适度多元的关键因素。社会也期待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能够对澳门的人才政策有更好、更清晰的规划和明确的标准，以配合澳门社会长远发展。同时，还要妥善与社会大众沟通，明确指引。本地培养和人才引进并重，以便在区域人才竞争中不落人后，为澳门特区“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最根本的动力。人才培养中，青少年更是澳门的希望。青少年作为未来主人翁、发展新力军，是澳门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一国两制”事业建设的积极力量。社会期待新一任特区政府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传承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充分激发青少年的活力，提升澳门青少年的视野和竞争实力，让广大青少年在国家快速发展中找到自身机遇与定位，实现自我发展。加强法制建设澳门回归十多年来，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为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然而，相较回归时，澳门社会各方面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澳门的法律制度还未能适应这种深刻变化。澳门社会期待新一届特区政府能够继续完善澳门特区的法律制度和健全司法体系，保障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促进社会发展。“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的全面贯彻实施，需要澳门特区有完备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其落实；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发展机遇需要澳门尽快完善高度自治范围内的具体法律制度。社会期待新一届特区政府可以继续清理和完善法律法规中内容过于陈旧且与现实需要有很大落差的部分，起草和实施配合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发展“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需要的配套法律法规等，为澳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展望未来，澳门机遇处处，亦挑战重重。社会大众盼望新一任行政长官能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带领一个廉洁高效、积极有为、以人为本的特区政府，把握机遇，正视不足，应对挑战，引领澳门社会建设美好家园，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全体市民一起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