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5-09 广东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不仅仅在于其经济规模扩张会带来更大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广东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和一些居于世界前沿的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会为香港带来全新的机会。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香港各界对国家的“十二五”规划进行了不少讨论。除了要积极配合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之外，香港还值得多研究广东省的“十二五”规划。因为广东和香港唇齿相依，其未来五年的发展，会给香港带来很多新的机会和空间。   香港需要主动了解广东发展   过去的三十年，广东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省份。香港在广东这三十年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促进作用。1978年，广东的人均生产总值还略低于当时中国大陆的平均水平。而到了1989年，广东已经跃居为大陆经济规模第一的省份。现在广东的经济规模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强。广东与香港的经济关系，也由过去广东接受香港辐射为主，变为各有优势、互相促进。   随着广东“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广东不论在经济规模还是在产业层次上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广东2010年的经济规模是4.5万亿人民币，大约是香港的3倍。现在大陆大多数省份每年的名义经济增长速度都在百分之十几，也就是五年左右可以翻一番。这意味着广东五年之后的经济总量可能会达到9万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今天的汇率计算，比2009年西方七国集团中加拿大的经济总量还要大一些。而对于香港来说，与广东经济规模差距的迅速扩大，为粤港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2003年广东经济规模刚刚超过香港，到2010年，香港只有广东的33%。因此，香港要以更积极的心态，主动了解广东发展的动向，才能避免被边缘化。   广东产业结构升级方兴未艾   从香港的角度看，广东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不仅仅在于其经济规模扩张会带来更大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广东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和一些居于世界前沿的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会为香港带来全新的机会。   广东产业结构过去给人的印象，大多集中在以轻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其实早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广东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并取得明显成果。2010年，广东轻重工业的比重已经变为40:60，以面向内销市场为主的汽车、石化、机械等重工业的比重显著超越了轻工业。   广东的“十二五”规划把进一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尤其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另一方面是提早谋划布局，把握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会，培育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新兴产业。   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聚区方面，广东选择重点发展资金技术密集、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机械装备、汽车、石化、造船等行业。   其中，在机械装备行业中，广东配合国家发展趋势和国家大型企业的布局，重点发展广州南沙的大型核电设备基地，将生产二代半和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第三代核电装置，比日本福岛核电站使用的第二代早期核电装置的安全系数要高很多。同时，配合国家清洁能源的发展，在中山建立大型风力发电装备基地。此外，应对国家高速铁路和城市地铁快速发展的需求，在江门新会建立城际快速火车动车组生产基地、在番禺建立国产地铁的生产基地。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5-09 六大产业要想成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港府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模式，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和思路，而不是像现在“零零碎碎”地拿出一点资金和土地来，对产业中的某些环节提供一些局部性的支持。 港府在2月公布了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但由此引发了一场“派钱”风波，令今年社会对财政预算案的讨论几乎都集中在港府是否应当“派钱”给市民这一问题上，而对预算案中的一些关乎香港经济长远发展，尤其是产业结构多元化的问题和政策，却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和讨论。 2009年，港府为了避免香港经济过分集中在金融、地产等行业，促进产业多元化，推出了包括教育、医疗、检测和认证、环保、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在内的六大优势产业作为香港重点发展的产业。不过在2010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港府并没有对如何支持六大产业发展作系统地陈述，而同年的施政报告也只有一句话笼统的表述：“继续关注六大产业的发展”。今年是港府第一次在财政预算案中以比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六大优势产业的发展。 应该说香港政府确实做了努力来推进这六大产业，并在预算案中有所体现。但相关的业界人士读完财政预算案后，普遍的回应是政府做得不够，预算案中关于六大产业发展的部份更像是“对过去的总结”，而不是“前瞻性的政策”。因此，有必要检讨一下政府对六大产业的支持方式和策略。 港府现有政策工具成效有限 港府过去长期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般不会为特定产业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提供政策支持。“六大优势产业”的提出，本身已经标志着港府思路的一个重大转变。但由于港府过往不论从官员对产业的认识程度还是政府的组织运作体系上，都缺乏系统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经验，因此目前对六大产业的支持，大多还停留在比较初步的阶段。 现在港府在支持六大产业发展方面，主要是依靠两个政策工具：一个是批出一些土地，主要用于发展医疗和教育等产业发展；另一个是设立一些政府资助基金，来支持六大产业的发展。但是，这两个政策工具在操作上都有一定缺陷，令他们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有限。 首先，港府在提供土地和基金支持的时候，基本是抱着“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坐等”心态，而不是类似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政府那样，积极地寻找潜在的机会进行招商引资，建立“官、产、研、学”的一条龙合作组织和体系，主动为业界提供全面的支持。 其次，香港政府在基金支持的审批上，沿用了官僚体制的审批模式，对申请的程序和文书要求非常繁琐，而且对申请者自己所须提供的配对资金也有比较高的要求，未能贴近产业发展的规律、业界申请者的实际需求和财务状况。这令很多基金并没有得到很好使用。例如，港府去年为支持科技研发拨出了一笔两亿港元资金，但一年时间只批出了500万港元给申请者。照此模式和速度，这笔资金需要40年才能使用完。 再者，港府在土地和资金上支持的数量和力度，与周边城市和地区，包括新加坡、台湾、深圳等相比，明显逊色。比如，香港八所大学的土地和学生宿位都普遍存在不足的情况，对招收非本地生构成严重限制，但港府给予支持就不多。 在对科技研发的资金支持方面，香港也向来为人诟病。香港最近甚至出现香港几所主要大学的工学院院长联名上书政府，要求增加科研拨款的情况。虽然今年的预算案提出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在香港的12间伙伴实验室提供每年每间200万港元的资助，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教育医疗须以本地需求为先 这六大产业要想成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港府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模式，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和思路，而不是像现在“零零碎碎”地拿出一点资金和土地来，对产业中的某些环节提供一些局部性的支持。 六大产业中的教育和医疗，不同于普通的商业性产业，他们是首先要保障本地市民需求的公共服务行业，只有在充分保证本地需求且有供应剩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业化。这就要求政府对未来医生、护士、教师的培养和供应数量有一个规划（尤其是专业准入门槛较高的医生的数量），否则会出现面向非本地居民的商业服务和面向本地市民的公共服务争夺资源的情况。 在香港的医疗行业中，现在已经出现面向本地市民公共服务为主的香港公营医疗系统医生流失和短缺的现象。这对香港未来医疗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警讯。香港只有两所大学有医学院，而医生的培养周期又比较长，使得中短期内显著增加医生供应量的可能性不大。香港在推进医疗产业化中，必须对产业未来发展的规模做出估算，通盘考虑医生和护士的供应数量。 香港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行业，因为有与国际接轨课程设置、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对周边地区尤其是内地的学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教育和医疗一样，作为公共服务行业首先必须满足本地的需求。香港的高等教育现在主要依靠公立大学，现在本港有八所本地公立大学，每年招收本科生数目约15,000人，只占本地相关年龄段总人数的18%，比例偏低，尚不能完全满足本地学生的需求。而香港公立大学目前非本地学生比例为10.9%，远低于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发展教育产业、吸引留学生的国家。而且香港公立大学的扩张受到政府拨款、校园土地和学生宿位的种种限制。因此近期内香港公立大学很难有巨大的规模扩展计划。现在港府虽然做出了要支持私立大学发展的决定，但政府除了预留几块土地之外，缺乏对私立大学的统筹支持和整体定位，使得私立大学发展缓慢，难以和公立大学竞争。这不免使人担心私立大学的发展会重蹈“副学士”发展计划的覆辙。 港府须助业界把握内地市场 而检测和认证、环保、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等产业，香港本地市场都比较狭小，政府能否全面分析香港在各个产业的优势和劣势，有针对性地帮助业界把握中国大陆巨大市场，成为这些产业成功与否的关键。 以检测和认证产业为例，香港在这个行业的优势和劣势都比较明显。香港检测和认证产业在国际上具有比较好的声誉，而内地在过去的数年中，由于在玩具、食品等行业的产品质量出现一系列问题，因此内地质量检测的声誉受到一定影响，这有助于香港向内地推广自己的产品检测和认证服务。但与此同时，香港目前检测和认证产业的规模比较小，没有形成集群效应。而检测和认证行业的一个特点是，这个行业需要以制造业作为基础，而香港本身没有什么制造业，关键在于能否争取在中国大陆加工的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认可和使用香港的检测和认证标准。而这些争取国家认可的工作，不是业界自己可以办到的，需要香港政府积极向国家争取。香港政府在这方面还需要多加努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一星 2011-05-06 我们必须正视中美军事实力之间的差距。“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提出，对于美军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居安思危式的自我激励，而并非现实威胁下的无奈之举。 2010年，美国军方与智库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仍处于论证与完善的阶段，并未正式写入美军作战条例，但它的提出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空海一体战”的时代背景   根据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报告《为什么运用“空海一体战”》，美军“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大背景。首先是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能够和美国打世界大战的超级大国已经不复存在，但一些与美国存在利益冲突的地区性大国开始崛起，这些国家具有高科技的能力和装备，能够对局部海空进行封锁，同时具备一定的网络战、太空战等非传统攻击的能力，因而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具备较强的“反介入”能力，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保护盟友、维护其全球利益造成很大威胁。另一背景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军费面临持续紧缩，美军很多研发项目都因缺乏资金而面临下马的困境。   正是在这两大背景之下，美军希望通过制定新的作战理念，加强应对区域性“反介入”打击的能力，同时提高海空军装备的通用性与联合作战能力，减少装备的重复开发，从而节约资金，最终建立一个能够快速部署、具备高技术能力、全面融合的“一体化”打击力量。   根据上述理念，美军在“空海一体战”的概念中，将战场设定为远离美国本土的西太平洋或波斯湾地区。战争的起因是某一地区性大国在维护其国家利益时，为防止美军干涉，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反介入”作战行动，即先通过远程轰炸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等远程打击武器摧毁美军在战区附近的空军、海军基地或航母编队，同时利用网络战、电子战、太空战等方式破坏美军C4ISR系统 1，在短期内给美军以大量杀伤，并扰乱美军指挥链路，随后便转入战略防御，利用战斗机、导弹、潜艇等各种手段封锁战区附近海域，阻止美军增援部队进入战区，直至美军意识到要改变现状将必须承担极高的代价从而被迫承认既成事实。   关键在于掌握“制信息权”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美军在“空海一体战”中提出了以下应对策略。首先，美军会明确海空军的分工，避免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同时继续完善C4ISR系统建设，实现海空军作战指挥中心、传感器、通信设备的兼容与整合，全面提升海空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同时，美国会密切盟友关系，通过联合军演等方式提升美军及其盟友的联合作战能力。   战争爆发后，美军希望通过分散部署、快速反应等方式减少己方损失，并依靠战机、防空导弹、电子战实施积极防御，最大程度消耗对手的战争资源，随后发挥己方在通信、侦查、监视等方面的优势，将各方力量迅速结合为一个“一体化”的作战体系，在统一指挥下以常规打击（战机、巡航导弹）、电子战、太空战等方式发起“致盲战役”，即打击对手的侦查通信卫星、作战指挥中心、预警机、远程雷达等关键信息节点，瘫痪对手的指挥系统，同时使用远程渗透打击（如特种部队）的方式消灭对手内陆的远程导弹发射架等其他战略目标。在全面掌握战场主动权之后，美军将把对手拖入持久战，封锁对手的海上航运和对外贸易，以此彻底拖垮对手并迫使其屈服。   从战术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把“空海一体战”所设定的战争看成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信息化”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最后的胜负和掌握“制信息权”有着紧密的关系。而战场“制信息权”的实现无外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和完善己方的C4ISR系统，发展由侦查卫星、预警机、无人机、远程雷达构成的侦查、监视网络，提升对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同时通过分散部署、强化工事、隐藏伪装等方式加强整个信息系统特别是关键信息节点的抗打击能力；二是增强破坏对方信息系统的能力，包括战机、导弹提供的硬杀伤与网络战、电子战等提供的软杀伤，通过精确打击对手的关键信息节点取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正视中美军事实力差距...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5-05 时代进入了新世纪，失业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作为资本主义领头羊的美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正经受着失业大潮的冲击。由于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比较完善，故有不少经验教训，可供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参考和借鉴。 失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产业后备军”，失业实质上与社会制度无关。时代进入了新世纪，失业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作为资本主义领头羊的美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正经受着失业大潮的冲击。由于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比较完善，故有不少经验教训，可供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参考和借鉴。   美国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在2007年底开始的金融危机中，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行政当局一直在努力地扭转严重的失业状况。奥巴马自2009年上任始，提出过各种政府救助方案，包括现金、旧车补贴和购房税收抵免，以提振和刺激经济。但美国的失业率仍旧一路飙升，2008年的平均失业率为5.8%；2009年的平均失业率上升至9.3%，10月份超过10%，为10.1%； 2010年的失业率徘徊在9.7%，六、七月份下降到9.5% 。根据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最新预测，2011年全国失业率高于9%，2012年高于8%，只到2016年失业率才将下降到“自然比例”5.3% 。   就业危机最不寻常的指标是，长期失业人数大幅上升。2007年12月开始的这次金融危机，大约令640万人已经失业长达6个月以长，占了1400万失业人口的44.3%；有140万人更已失业两年以上。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长期失业率数据。   今年2月，美国失业率降至8.9%，为近两年来第一次低于9%。但是，依然有近1400万人失业，还有数百万人从事兼职工作，或再一次失去工作，但不再计入官方的失业统计。官方的失业统计显示，有大约600万人或近44%的人已失业六个月以上——达到了有史以来长期失业的最高水平，这一水平仅在这次经济衰退的高峰时被超过。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失业一年以上，平均找工作的时间目前约为9个月 。   从以下的图表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失业率的走势：   美国失业率图 （未经季节性调整的劳动人口的失业百分比）...

天大研究院 课题组 2011-05-04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蜕变（转型）时期，面临很多内外部的挑战，这就要求各级领导，不但要“为官一代，造福一方”，更要有“为官一任，造福后代”的理想与抱负。而站在国家层面来思考，一个国家，尤其是迅速崛起的中国，更是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目光远大、考虑周到的国家战略。 3月1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关键在于落实》的讲话。他指出：领导干部在抓落实过程中，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理念和境界。习近平副主席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但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了海外媒体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海内外关注习近平讲话         我们认为，这一理念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防止和纠正政府中有可能存在的各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告诫那些贪一时之功、图一时之名的干部，要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自从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后，中国逐步完善了干部任期制，这是一个既与世界接轨、又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然而，这一国际通用的任期制，也沾染了一些西方任期制的不良习气。我们知道，在西方所谓轮流执政的体制下，上台的领导人唯“民意”马首是瞻，通常是在第一个任期内唯唯诺诺，难有大作为，政客的目光最远也无法超越下一次大选，而在第二个任期内，又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罔顾民意，一意孤行，用急功近利的办法留下“历史功名”。         受到西方这种任期制弊端的影响，中国一些干部也开始变得鼠目寸光，盯住自己的任期，忘记中共的大方针与群众的长远利益。按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领导干部有政绩观是很正常，也符合人之常情。可是，如果领导干部的眼光仅限于此，盯住GDP不放，甚至搞“政绩工程”，不顾客观条件，不从坚固基础做起，一心想着要在任期内搞出点东西留下来，或者只是为了让上级看到自己的“功绩”从而获得提拔，最终会忽视老百姓的基本利益，所搞出的东西也可能成为泥足巨人，会轰然倒塌。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纪硕鸣 2011-05-03 尽管2012大选给马英九的时间已经不多，但只要马英九放开手脚大胆做，以过去三年累积的资源，在最后的冲刺中完全有可能找到连任的曙光。 台湾2012年大选“双英对决”已是定局，将是现任“总统”马英九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之间的一场争夺战。对马英九来说，更是执政三年多来展示政绩的民意测验。尽管国民党重返执政舞台，掌握了一定的执政资源，但这场争取连任的选战，对小马哥来说并不会轻松。不是因为蔡英文率领民进党已经走出了阿扁时代的阴影，以女性领袖的稳重、谦和甚至亲民给台湾民众的清新形象给马英九以压力，而是马英九至今尚未完全率领台湾走出阿扁执政八年的衰败。         根据民进党委托做出的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支持度为42.5%，马英九35.04%。即使是民进党内部初选落选的苏贞昌，其支持度也达41.15%，马英九仅33.79%，无论是蔡或苏都领先马英九7个百分点以上。台湾《苹果日报》的民调，蔡英文更以56.21%大幅领先马英九的29.38%。虽然民调仅为参考，但这些数据显示，争取连任的台湾总统选举，对马英九可谓殊死之战。         马英九执政三年，虽然有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国际空间、经济复苏等业绩，但与民众三年前以高票支持马英九的期待还有距离，还没有可以值得炫耀的政绩。而一些负面事件却令人印象深刻。如前年的“八八水灾”，至今还令许多民众难以相信马政府有能力可以整治灾难，能够治理“国政”；此外，“恐龙法官”的提名作业、“国光石化案”（虽已撤案，但亦种下难以抹除的伤痕）、“扁案”牛步判决、一些“部会”的行政疏失等等，均已在三年来大小选举的失利中显示出民众的失望之情，这些都成为马英九继续连任的负资产，也是马英九很努力在做，民望却一直不高的原因。如果现在就选，马英九能否胜出真的很难说。         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败多赢少的选举成绩，让蓝营对马英九蝉联“总统”的机会，越来越不乐观。面对2012台湾的大位之战，台湾许多评论家都说，马英九上位以来，讨好绿色选民却得不到绿色选票，靠蓝色选票却不断流失蓝色支持者。马政府一直集中火力宣扬在两岸协商交流当中，捍卫“主权”、捍卫“国旗”、捍卫尊严、要求大陆撤除飞弹等等，这些向绿营支持者发出的政治宣示，难道就能改变亲绿选民的意向？同样地，看在蓝营支持者的眼里，这些政治宣示也只是无感的广告辞令而已，并没能在泛蓝中产生凝聚力。         蔡英文可以整合派系纷扰的民进党，几次立委补选连胜，走出陈水扁贪腐的阴影。相对的，马英九过度谨守个人界限，他和他的团队墨守成规，瞻前顾后，少了一点“阳刚之气”。尤其是，他的性格使然，一再为少数意见掣肘，却对蓝营及中间选民缺乏响应，党内多种声音得不到整合，久而久之积成怨气。面对绿营团结声音喊得震天响，蓝营头面人物却仍然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呈现出蓝营严重的内耗。马英九、连战、吴伯雄、宋楚瑜等蓝营大老，仍陷于相见不如怀念的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