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6-27 如果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人民在为自由和尊严斗争，巴勒斯坦人为什么不可以？巴勒斯坦人选择在联合国发出他们合理的声音，奥巴马的民主又跑到哪里去了呢？ 5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发表了中东政策演说，建议以色列应回到1967年中东战争前的边界线。一天之后，他会见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拒绝了他的建议，并告诉他：“一定的人口变化已在当地发生”。于是，当奥巴马在接着的周日会见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时，也大谈“在被占土地上新的人口现实”。内塔尼亚胡的强硬和奥巴马的前倨后恭，可以说自1945年罗斯福总统在苏伊士运河昆西号重巡洋舰（USS Quincy）上会晤沙特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威信可能降到了历史的低点。 以色列失去了穆巴拉克 对于推动中东变革，奥巴马是历届美国总统中意愿较高的一位。他有着穆斯林背景，除了民主党背后的大金主外，他本人并无与亲以色列集团的瓜葛。但他可能也是最势单力孤的一位美国总统，以色列甚至在他发言前就要他改变立场，可见在他的白宫班子里，铁定站在以色列一边的还是大有人在。认识到这一形势，奥巴马只能像过往那些美国总统一样，对以色列毕恭毕敬。他演说中的美国“新角色”，对阿拉伯世界而言，恐已荡然无存。阿拉伯人在反问：“美国仍然相信我们会在乎美国说什么吗？” 在阿拉伯革命和美国利益之间，奥巴马表现得顾此失彼。因为美国推行的民主，一向有两套标准，只有服从美国利益的民主，才是美国所谓的民主。所以，在穆巴拉克飞离开罗的前两天，奥巴马才加入抛弃穆巴拉克的阵营；对于也门的本•阿里镇压民众，美国保持沉默，甚至帮他轰炸反政府武装；对巴林的残酷镇压，美国只轻描淡写说了几句；美国谴责叙利亚镇压反对派，但闭口不提在戈兰高地上被以色列士兵射杀的大批巴勒斯坦难民；对沙特形势保持绝对的沉默；答应以色列的一切要求……对于美国的口是心非，阿拉伯人选择蔑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穆巴拉克这位好朋友。美国《国家利益》周刊承认：不管埃及今年9月的议会选举和之后的总统选举结果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美国不会是赢家。以色列《国土报》在埃及政权更迭后发表社论，哀叹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使以色列在中东“失去了所有朋友”。近年来以色列与另一个传统盟友土耳其交恶，与埃及39年的“冷和平”被以色列视为其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么多年来，是穆巴拉克让以色列的军舰甚至潜艇通过苏伊士运河，是穆巴拉克对以色列封锁加沙表示支持，也是穆巴拉克在2006年以色列与真主党的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是，以色列的决策者们从来丝毫没有表示过感激，而现在他们不再拥有穆巴拉克，现任埃及政府正把政策转向对以色列不利的方向。前阿盟秘书长、埃及总统热门人选之一穆萨4月曾公开表示，将“重新审视”对以和约。如果伊斯兰穆斯林兄弟会参与新政府，将可能采取更加明确的反以立场。这些正是以色列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埃及民众反对接受美援 阿拉伯世界动乱的蔓延，令美国加紧修补外交政策，奥巴马在讲话中特别谈到美国对埃及的经济援助。但是，最近一次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半数以上的埃及受访者反对他们的政府接受华盛顿的援助。鉴于埃及不稳定的经济局势，美国在埃及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之低，相当引人注目。 美国对中东存有深深的偏见。美国政客们认为，阿拉伯人不了解自己的历史，阿拉伯人从各个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因此，阿拉伯人必须被再教育，就像他们的独裁者对他们所做的那样。但现在的阿拉伯人比上一代更有文化，成百万的年轻人讲一口纯正的英语，可以非常清楚地理解美国总统演讲中所有的政治弱点和不合理性。 在1967年边界问题上，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是为了“自卫”。奥巴马无视了一个事实，即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需要有一块东部陆地作为边界，虽然不知道具体到哪儿为止，但总是越大越好。所以奥巴马改口说，他误解了他所谈到的1967年边界。对那些听取奥巴马最近演说的阿拉伯人来说，这是一个太离谱的卑躬屈膝。他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在美国国会里，美国的政客可以为内塔尼亚胡的讲话鼓掌55次。 以色列曾经支持哈马斯 联合国承认每个国家都有自卫的权利，但是，巴勒斯坦将必须是“非军事化”的。其意思是，以色列可以继续攻击巴勒斯坦人，而巴勒斯坦人则要按照以色列的规则行事，因为巴勒斯坦人没有强大的武装保护自己。内塔尼亚胡告诉世界：以色列与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政府的和谈走进了死胡同，原因之一就是法塔赫并不能代表整个巴勒斯坦，以色列只与半个巴勒斯坦谈判注定没结果。所以，这种谈判只是显示以方的“和平诚意”而已。但是，当巴勒斯坦两大武装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突然宣布就组建过渡政府达成一致时，以色列政府却要求法塔赫立刻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做出选择，谴责此次和解严重干扰了巴以和平进程，以方坚决不与哈马斯进行政治接触，并威胁采取制裁措施。所以，当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时，巴勒斯坦人于巴以和谈又是不合格的。这也许就是巴以谈判的真实状态。 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阿拉法特在贝鲁特组织巴解时，以色列政府急于在被占领土上摧毁阿拉法特的声望，于是决定支持在加沙的伊斯兰组织哈马斯。以色列军队南方司令部司令和哈马斯官员谈判，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权限，如建立清真寺等。随后，以色列和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举行了另一个会议，这个故事第二天登在耶路撒冷邮报的头版。 以前所有的认可，现今都已扭曲了。超级恐怖分子的帽子是很容易戴上头的，在统一的巴勒斯坦组织内指认一个“恐怖组织”，将会确保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成为不可能。奥巴马说，巴勒斯坦人将不得不回答有关哈马斯的问题。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是健忘呢？还是现在认为哈马斯和他们已无瓜葛了。 半岛电视台曾透露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一份中东谈判文件（Palestine Papers），这份文件比最近公布的维基解密文件更重要。它记载了2008年举行的巴以和谈期间，巴勒斯坦谈判小组负责人与当时的以色列外长齐皮•利夫尼（Tzipi Livni）以及与美国官员的会谈。文件向以色列和全世界证实了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温和立场，以至于哈马斯领导层以及阿巴斯的竞争对手都觉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弥漫着“失败主义”。这些文件还证明，巴勒斯坦人愿意为和平而妥协。提交给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和小布什政府代表的巴勒斯坦地图，今年再次提交给了奥巴马的前中东特使乔治•米切尔（George...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松森 2011-06-24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领导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国家、在新加坡被视为“国父”的开国总理李光耀决定离开内阁，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5月14日傍晚，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87岁）和国务资政吴作栋（69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不加入新内阁，以便“让年轻一代（领导人）在更加艰难和复杂的局面下推动新加坡前进”。消息宣布后，震惊四方，包括李光耀的长子、现任总理李显龙。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领导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国家、在新加坡被视为“国父”的开国总理李光耀决定离开内阁，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环顾全亚洲，目前仍健在并继续对一国政府决策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政治强人，也只有李光耀。 就在这两位前总理宣布退出政府的七天前，新加坡刚举行国会选举。投票结果，人民行动党（简称“行动党”）虽然在全部87个议席夺得81席，宣布蝉联执政，总得票率却下滑至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最低的60.14%。反观主要反对党——工人党首次拿下阿裕尼集选区及守住后港单选区（该党大本营），一举拿下6席，同时导致执政党一下折损了外交部长杨荣文和总理公署部长陈惠华两位大将，创下近三十年来反对党最佳战绩。 如果说，这次全国性选举投票结果，对这个总人口只有508万、国土面积只有710平方公里的东南亚小国所具有的政治里程碑意涵，还未引起国际社会足够重视的话，李、吴两人退出政府所引起的震撼效应，肯定会提醒国际舆论重新审视这场选举的深远意义。 1959年，年仅35岁的李光耀率领行动党成为新加坡自治邦（当年仍为英国殖民地）总理。1963年，他率领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通知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两年后被逐而宣告独立建国，到1991年交棒给吴作栋，担任新加坡总理31年，是英共和联邦国家中任职最久的领导人。 在这31年间，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版图上出现过的政治强人，有中国大陆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台湾地区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及李登辉、韩国的朴正熙、朝鲜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菲律宾的马可斯、印尼的苏哈多及马来西亚的马哈迪。这些政治强人在处理权力接班问题上的方式和经验，对李光耀或多或少都有借鉴和警惕的作用。 1990年，67岁的李光耀在身体还健康硬朗时辞去总理职务，把棒子交给时任第一副总理的吴作栋之前。虽然当时很多人人认为吴作栋只是“过渡性总理”，但吴就任总理后曾对此公开否认，而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也在副总理的位置一坐就是14年。 2003年，当吴作栋宣布将在隔年把总理权力交棒给李显龙，李光耀在他的八十岁生日前接受英文《星期日时报》采访时曾被问到如果内阁里没人敢直接告诉他，他的时间到了，怎么办？李光耀对此笑着说：“你不用告诉我。当我没办法作出贡献时，我自己会感觉得到。”他还说，就算发觉自己无法继续对政府作出贡献，而决定辞去内阁资政职位之后，仍将留任国会议员。“只要我还健康和胜任，我还是会继续担任议员。” 但是，这一次，“他的时间到了”。李光耀和吴作栋的“共同声明”写道：“我们已经慎重考虑了新的政治局面，也思考了这将如何影响未来。……在这次分水岭大选之后，我们已决定离开内阁，让一支全新的年轻部长团队去同年轻一代国人联系，并与他们共同参与塑造我们新加坡的前途。” 李吴发表退出内阁后，新加坡销量最大的英文《海峡时报》发表了题为《后李光耀世代，国人何去何从？》的社论。《海峡时报》政治组主任蔡丽芬认为，吴作栋和李光耀退出内阁显示，没有人是无法取代的，就连前总理也一样。新加坡多位学者认为，李吴决定离开内阁，有助缓和部分选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并使新一代领导班子的交替更加顺畅。 前国会议长陈清木留意到，诸如卡特和克林顿等美国前总统卸任后代表美国出国时都获得礼遇。他说：“也应该在我们的两位前总理退下后授予他们相应的地位，这方面新加坡完全没有先例可遵循，也就是国家会如何‘照顾’有重要贡献的人，显示还重视他们。”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6-23 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段声明文字中清楚地表明，双方将共同“建设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安全稳定空间”。 6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共同签署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其中，第十二条提出“双方将积极巩固信任与合作氛围，推动在欧洲大西洋和欧亚地区建立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安全稳定空间，避免出现分界线、冲突、势力范围和安全水平不等的区域”，引起美国政界、学界关注。 笔者认为，这段文字所体现的新观点和立场。是整个声明最为重要的文字。这一提法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中俄安全空间观。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段声明文字中清楚地表明，双方将共同“建设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安全稳定空间”。 对于双方来说，中俄的安全稳定空间是共同的不可分割的，意味着未来在俄罗斯所坚持的安全稳定立场上，中国将予以支持，反之亦然。而建设这个安全稳定空间，就不仅仅是表达道义支持和政治立场，而应该是付诸于行动。 在欧洲，对于俄罗斯最为重要的安全稳定空间是什么？是俄罗斯反对美国和北约在前东欧国家尤其是在波兰设置反导弹系统，以及外高加索和车臣的分裂和恐怖活动。而在亚洲，中国在南海海域被他国所侵占的海岛和海域，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是近期最受国际关注的焦点。如果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在南海主权发生军事冲突，按照以上提法，俄罗斯就可能要肩负“建设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安全稳定空间”的责任，那么未来是否会出现中俄海军共同捍卫中国南海主权的情况呢？ 中国和俄罗斯在欧亚地区建立“这一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安全稳定空间”，战略意味深长。俄罗斯自然是为了本国的安全利益而殚精竭虑，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普京的思维特色；同样，这展现出主张和谐世界但全力维护国家发展的中国的雄心和安全战略视野。中俄安全稳定空间的范围和内容，将会与时俱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1-06-22 对于当下的中国，最重要的是仍然秉持务实的精神，中央要在一些重要领域（特别是改善民生和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出台一些高屋建瓴的制度，然后要求地方执行。而地方则需要针对自己本区域的问题做出适当的创新和改革。 当前关于“顶层设计”的讨论很多。一些参与中央决策的专家在不同场合提到“顶层设计”。有人提到“顶层设计”就是要改变“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也有人提到“顶层设计”出台之后地方创新就应该受到遏制。 顶层设计是个工程学的术语。其基本含义就是在全盘考虑之下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去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出现“顶层设计”。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都强调：“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专家马晓河认为，顶层设计要解决三大议题：一是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二是人事制度改革和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三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改革。在综合近两年中国经济的表现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吴敬琏则提出中国需要放弃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这个模式的负面效应就是投资回报率长期下滑，而消费率也持续下降。因此，中央一方面要着力纠正干部GDP至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本身要解决货币超发的问题。 “顶层设计”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一是民众对一些重要制度的改革进展日益不满。比如当前的高房价和高物价问题。仅以高房价为例，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货币和信贷管理、财税管理等等。往远的说，人事制度之中的不合理也反映到高房价中。许多地方干部对民众要求解决房价的呼声反应不足、甚至干脆置之不理。因此，仅仅依靠现有的手段（限购）等无法解决这一当前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需要从总体出发，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办法。二是部分地方创新和改革劳民伤财。比如国家行政学院许耀桐教授就提出，地方上有不少“三拍干部”：这些干部突发奇想“拍脑袋决策”，执行过程中“拍胸脯保证”，事后就“拍屁股走人”。以廉政建设为例，许多地方（比如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等地）推出了官员财产公示，实际的成效却令人担忧。同样的是廉政建设，许多地方还热衷于建设各种廉政公园，一些地方甚至练廉政操。这些做法早已过时，而且浪费大量的公共资源。三是顶层设计反映了一些中央精英的看法。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央决策层对传统体制一些弊端和改革的方向有更深的了解。因此，现在改革的主动权应该掌握在中央。  顶层设计是要克服基层干部“拍脑袋”行为。不过，把顶层设计和抑制地方创新挂等号是不智的。从“公共治理”理论来看，地方创新和社区治理都是相当重要。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中，地方创新甚至比上层设计更重要。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当社会教育程度提高之后，人们的需求是趋异而不是趋同的。哪怕是一个城市的居民也会对政府提供服务提出不同要求。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来自民间、来自社区。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能够促进政府和民间更好的合作，也能解决一些公共议题，因此在当地获得好评。之后，上海、武汉、江苏基层政府也推出类似的举措。值得注意的是，浙江温岭的经验也许只适用于江浙一带的民众，而西北等的民众可以发展出另一套民主协商的办法。因此，地方创新应该是受到鼓励，而不是抑制。当前要反对的只是一种盲目的创新。比如许多地方推出一些社会保障新措施，而这种社会保障措施同时又限制了人才的流动，而人才的流动恰恰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关系巨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类似的“创新”是不值得提倡，中央也应该介入。而大多数情况下，中央整体设计和地方合适的创新是不矛盾的。 此外，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冲突。如果“摸着石头过河”仅是一些零碎的创新，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会推行了二十余年。“摸着石头过河”也有中央全盘设计的元素。依笔者之见，“摸着石头过河”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也就是说，政府不再受意识形态的羁绊，而是大胆出台有利于民生的公共政策。就如最低工资立法，内地经历的“折腾”就没有香港大。而后者则受制于一些意识形态因素，因此推迟对劳工的合理保护。关于最低工资立法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少得到实证数据的检验。只不过，从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出发，可能会得出最低工资立法有负面效应的看法。顶层设计强调的是一种协调，而“摸着石头过河”则强调的是公共行政和政治决定中的务实态度，因此两者不是冲突的。 对于当下的中国，最重要的是仍然秉持务实的精神，中央要在一些重要领域（特别是改善民生和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出台一些高屋建瓴的制度，然后要求地方执行。而地方则需要针对自己本区域的问题做出适当的创新和改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6-21 “还路于民”就意味着要恢复公路作为公共品的本来面目，并按照公共品的要求，确定政府的管理职能，改变目前的融资方式，解决政府在公共品管理和供应上的缺位。 6月20日起，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拟用一年左右时间，集中开展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全面清理公路超期收费、通行费收费标准偏高等违规行为。五部委是举有利于规范当前公路收费的各种乱象。但是，要彻底解决公路收费的种种乱象，还必须还路于民。 公路是准公共物品 之所以强调还路于民，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公路是准公共物品。虽然从学理上看，对于准公共物品，其是否应由政府提供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的财政能力，但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还具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服务全社会等特点，即它具有一种自然垄断属性。因此，当财力允许时，公路建设资金理应大部分来自国家的投入。从各国实践看，虽然也存在收费高速公路，可更多的是免费高速公路。美国9万公里高速公路中，收费里程仅7800多公里，不到总里程的10％。 其次，在现代经济系统中，公路承担着绝大部分的运输量。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货物运输总量75%是由公路承担的。因此，公路使用成本越低，越能最大限度降低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提高系统的经济收益，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将公路作为公共品提供的深层原因所在。 收费制度已成沉疴 如果从1981年霍英东等人投资广东东莞中堂大桥建起全国首个路桥收费站算起，中国的路桥收费时间已经长达30年。即使从国务院在全国全面推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的1984年算起，至今也已达27年之久。中国不仅路桥的收费时间长，收费公路的里程也长。按照交通部的说法是，中国收费公路占全部公路总里程的4%，以截止去年400万公里的里程计算，收费公路达16万公里，包括高速公路的95%、一级公路的61%、二级公路的42%都收费。目前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4万公里，95%也就相当于有7万多公里高速公路是收费的。 中国收费公路时间和里程之长世所罕见，已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先是腐败多发。这些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是腐败的重灾区，一些省市的交通厅局长前腐后继。高速公路腐败多发直接与收费制度有关。收费政策刺激地方政府将大量资金投资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是食利者众。由于有了公路收费的激励，很多地方把收费公路当作地方政府的印钞机，以致县县、乡乡甚至村村都设卡收费，靠收费吃饭的人数目庞大，在一些基层县镇甚至远远超过当地的税务人员。第三则引发群体事件。修建公路要征地，征地过程中就免不了出问题。近年来由公路征地导致的群体事件经常出现。最后是物流成本的居高不下。根据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2010年过路过桥费占运输成本的20%到30%。整个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过高的物流成本导致不少商品价格畸高，又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公路收费政策实行近30年，已成沉疴。公路成了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工具，政府、公路管理部门、公路经营者及其相关人员等，已结成一个深厚的利益链，地方政府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如果没有破釜沉舟之决心，是很难打破这个利益链条的。 政府职能不应缺位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将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作为公益性项目完全由国家来投资建设，而必须多渠道融资的话，那么，随着政府特别是中央财力的提升，国家应该提高投入比重，这样才符合高速公路准公共品的特性。现在已经到了“还路于民”的时候。“还路于民”就意味着要恢复公路作为公共品的本来面目，并按照公共品的要求，确定政府的管理职能，改变目前的融资方式，解决政府在公共品管理和供应上的缺位。 无疑，这将触及到“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这一坚硬政策。客观而言，“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的实施，在当时有其迫不得已的因素。但正如上述分析显示的，该政策实施近30年后，其所引起副作用肯定是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因此，如何处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关系到“还路于民”能否得以落实。 笔者的看法是，第一，今后普通公路包括一级、二级公路的建设，必须以公共财政为基础，坚持政府主导，政府投入的主要来源是征收的燃油税、车船税、轮胎税等收入；第二，高速公路建设，可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从银行融资以及引入一定的外资和民间资本，但必须严格核定成本，公开收费制定过程，公众还须参与收费的制定，不能任由公路部门甚至公路经营者单方决定公路的收费标准和期限。其实，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规对公路如何建、收费站如何设都作了明确的限制，只要做到信息公开，确保公众的参与权，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乱收费的。第三，根据五部委的清理情况，到期该免费通行的坚决免费通行，该降低标准的降低标准，并在某些特殊时段，如节假日和早晚交通拥堵时段，免费让车辆通行。 当前，公众所积累的对公路收费的不满已接近一个临界点。如何不使这种不满引爆开来，端赖于公路收费制度的改革进度。有鉴于此，政府部门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推进“还路于民”工作。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6-21 司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部门，如何处理好与行政的关系，达到与民众的期望和社会的基本利益相吻合，是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 最近香港高等法院对港珠澳大桥环评司法复核案件作出裁决，判决香港政府环评不合法例规定，故环保署无权接纳环评报告和环评许可证，原定年内开工的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可能需要延迟动工。 此案由东涌居住公屋、领取综援的朱绮华婆婆提出。朱婆婆患有糖尿病、心脏病，她认为港珠澳大桥工程会影响她的健康。自去年立案以来，朱婆婆一直隐身案后，此次高院宣判，也没有到庭领取判词。案件全部由其有公民党背景的律师代表。对于朱婆婆一方提出的七项司法复核事宜，高院只认同一项，认为环保署没有提供港珠澳大桥修建前后的整体环境评估对比。对于其余六项质疑，高院全部没有接受。 大桥迟建阻碍三地融合 兴建港珠澳大桥，连接珠江口三地的构想早在1983年就被提出。在持续多年的酝酿、研究过程中，这项大型跨境基建工程对密切香港同珠三角、同内地联系的利好效应已被广泛认同。 港珠澳大桥的动工被拖延，香港蒙受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不少。单是拖延半年时间，据估计，利息、工期的支出会增加，香港部份的工程会在原来造价的基础上增加5%。另外，香港或需要向澳门和珠海支付其因工程延误的损失。而对于香港居民最直接的影响是本可将前往澳门和珠海所需的一个小时多的时间，大大缩减至半小时内，现在却变得遥遥无期。 港珠澳大桥建设受阻，不但是香港的损失，而且对整个地区的发展都会带来负面影响。这座大桥由香港、澳门和珠海三地共同兴建。澳门和珠海部份的工程，已于2009年动工。然而，即使珠、澳有关部份按期在2016年完工，港珠澳大桥亦因为香港部份尚未完工而成为断头桥。这不止会影响香港本身的发展，还会打乱澳门和珠海本身的规划，例如，珠海横琴新区的发展受到拖延，损害两地以至整个广东省的利益。更深远的影响是，往后其他地区与香港合作进行基建项目的信心受到动摇。 香港回归至今，因环评改变基建工程的重要事件只有两例。一是2000年九广铁路落马洲支线贯穿垦原湿地的咨询方案；二是2001年机场管理局在屯门兴建永久性飞机燃油库案件。与这两项工程直接影响生态保育及环境安全的工程相比，港珠澳大桥远不属于对环境和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的项目。高院法官的判词也表明，这次港珠澳大桥环评报告被推倒，并不是由于港珠澳大桥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而是出于对环评报告完整性的理解与港府不同。环保署日后只要接纳一份符合规定的报告及正确地评估港珠澳大桥对环境的影响，便可批出环境许可证。 司法卷入政治愈演愈烈 从这次司法复核的事件来看，很难相信年事已高且身患慢性病的朱婆婆有能力对复杂环评、专业技术性术语以及司法复核程序了如指掌。她在案件过程中的低调态度也表明朱婆婆本人并非事件的实际主导者。但这次事件却有两个值得香港反思的地方。 港府对港珠澳大桥工程所做的环评报告，其实已经依照法律的要求完成所有的程序。港府过去所做的所有工程的环评报告，也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完成的。但这次判案的法官，却按自己的主观理解重新解释了法律，判定港府的环评报告需要进一步完善。此案判决的先例一开，影响深远。所有香港政府已经通过环评报告、准备进行或正在进行的工程，包括香港内部的地铁交通工程，都有可能面临被司法复核、被迫停工的可能。 有人也许认为，这次判决是香港“司法独立”的体现。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如2001年美国总统大选出现争议，最后由最高法院之所以裁定布什当选总统（背后的原因是由前共和党总统里根和老布什任命的保守派法官占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的大多数）。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这是将司法卷入政治的不幸事件，而不是体现了美国的“司法独立”。 香港近年来司法卷入政治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08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港，讲话中谈到“行政、立法同司法三个机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一情况所做的指示。这次法官的裁决，与1999年居留权裁决的性质相似，涉及的都是重要的社会政策。前终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及现任首席法官马道立近年都一再表明，法院不是解决政治及社会政策争议的场所。一些政治团体和个人，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把一些与政府的争议与分歧，本来应该通过立法机构或公众咨询形式来解决，却将其随便使用司法复核的手段交由法庭处理，只会令法庭陷于吃力不讨好的境地，亦无助于制订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政策。像这次动用司法程序来阻止重大工程的进行，是对社会整体利益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司法机构的权力范围使它可以在司法审判中作出各种裁决，却不能对其裁决最终负责。由于司法不负责实际政策的执行，有时会使司法判决因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抵制，或缺乏实际可行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有时还会引起与政府部门乃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紧张。因此司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部门，如何处理好与行政的关系，达到与民众的期望和社会的基本利益相吻合，是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 “邻避主义”影响整体利益 这次事件也是香港近期“邻避主义”（即“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建在我的后院”）的一个延续。 从垃圾堆填区、青少年更新中心、高速公路、发电厂、传染病诊所等等，因公众整体需要，始终要兴建，但他们对邻近社区可能有潜在负面影响。这些设施通常对大多数人都有好处，但其环境的成本则集中在特定区域，由此造成成本与效益不对称。居民关心自己社区环境，本是无可厚非。但如果大家都抱着“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心态来反对这些设施，无疑会影响社会的整体利益，以致出现“反发展”倾向。美国不少高速公路因为“邻避主义”变成了断头路，英国伦敦的希斯罗机场扩建计划也因此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