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呙中校 2011-07-05 在香港，网络新生代也在追求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不是目前在中环价值和积极不干预政策主导下的“香港模式”，他们以行动不断挑战现有模式，他们试图以“反”来改变现实。 最近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香港没有地产霸权，年轻人投诉李嘉诚的成功之时，应反省为何自己不能成为下一个李嘉诚。唐英年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不但年轻人强烈不满，媒体、商界都有人表示不认同唐英年发言。今年初唐英年发表“车毁人亡”论，向“80后”发炮后，也引起“80后”的不满。 自2009年底率先发起反高铁运动登上社会舞台以来，香港“80后”给人耳目一新（也有人认为“激进”）的印象，一跃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主体。毋庸置疑，“80后”主导的社会运动将影响香港未来施政和政治经济发展，但从目前唐英年等香港高官的言行来看，这些把持香港发展决策的政商精英不但没有把握到“80后”的所思所想所求，更谈不上去理解和掌握“80后”现象背后社会时代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因此，香港“80后”现象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不过，“80后”这个概念在香港社会还有比较大的争议，不少香港年轻人，并不喜欢、也不接受“80后”这个标签，因此特别反对滥用“80后”。此外，在香港，“80后”被特别用来指近年来活跃于社会运动的年轻人，而这里所要论述的对象要更为广泛，不但包括1980-1990年间出生的年轻人，也包括部分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香港年轻人，因此这里主要使用“新生代”来称呼以“80后”为主体的有独立思想、以使用网络为特征的香港年轻一代。 而所谓“香港模式”，则是指以“积极不干预”为哲学基础、以“中环价值”为精神导向、以土地批租制度为经济基础、以行政主导为治理策略的社会发展模式。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是香港的根本制度，香港新生代的诉求和抗争最终指向都是要终结这一体系，无疑与香港政商精英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上产生严重冲突。 反高铁与新生代的诉求 如果要简单概括香港新生代的诉求，用一个“反”字可以基本概括——从反高铁到反地产霸权，从反贫富悬殊到反官商一体，从反建制到反政制，从反全球化到反大陆化……年轻人都具有叛逆的性格，世界各地年轻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学生运动也都有反叛意味，因此，香港新生代的“反”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无论是哪种“反”，都不能以为只有“反”而没有“正”，只有“破”没有“立”，实际上，他们的“反”是为了“变”——不满现状，寻求改变。 反高铁是香港新生代社会运动的起点。在2009年末、2010年初的反高铁运动中，新生代不但成为整个运动的推动者，也是中坚力量。他们的行动不但成功唤起整个社会对高铁的关注，而且致使一些原本支持兴建高铁的政党和立法会议员，改变立场来质疑政府的高铁方案。也正是这一点，人们意识到香港新生代在香港社会发展和政制改革进程中的巨大能量。 这场反高铁运动已完全超越反高铁本身，而是借反高铁把新生代的种种不满倾泻出来——反高铁青年以菜园村、大角咀居民的生存为切入点，反对香港高铁项目以商家为重的规划设计，质疑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利益输送，抗议地产主义无孔不入，这样就包含了反地产霸权、反贫富悬殊、反官商一体的政治诉求；由于港府在高铁决策咨询过程中仍然延续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精英决策方式，再加上功能组别议席、建制派议席在立法会上占重头，立法会中对高铁项目的支持票明显占优，因此反高铁运动很自然地向反建制、反政制、要普选的方向发展。而反全球化与反大陆化很少为人关注，是世界反全球化思潮在香港本土的发展，借菜园村居民的利益诉求而兴起，这点将在后面着重分析。因此，反高铁可谓是新生代各种思潮和观念的大杂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反高铁是香港新生代走上时代舞台的历史标志，也是新生代全面表达诉求、追求改变社会的历史宣言。 新生代社运成因分析 反高铁运动的确具有很强的标志性意义，但是由此去研判香港新生代的社会心理和成因，却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目前研究者对香港新生代社运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吕大乐先生的“第四代香港人”之说，影响比较广泛。吕大乐专著《四代香港人》，把香港社会分代研究，现在媒体所称的80后相当于他所指的第四代香港人，一般认为，由于上一代占据了香港社会各方面的主要位置，年轻人上升机会缺乏，因此起来抗争。不少人以此为理论根据来分析香港新生代，但也有人不赞成这种分析，财政司长曾俊华就曾撰文指香港的第四代不是欠机会，而是对生活的期望不断提高。而新生代认为这些说法抹杀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张铁梁、彭泽生在《“80后”不是第四代》的文章中指出，“这除了过度简化了“80后”的背景，也把要求政治进步的“80后”误解成是争上位，抺平了他们对民主公义的追求，这对“80后”的运动来说是一项抺黑。” 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没有搞好是年轻人走上街头的深层原因，因此有人认为，只要把香港经济搞上去了，就业率上去了，社会问题自然会解决很多。这种观点在北京可能会很有市场，但同样是被香港年轻人嗤之以鼻甚至痛批的。参与反高铁等社会运动的年轻人，其实不少有不错的工作和社会影响力，他们认为自己是因为一些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而不是因为经济困局。实际上也是如此，这几年香港经济还是不错的，但是社会矛盾却越来越尖锐了，而且还出现反高铁的“悖论”——来帮助你们发展经济的高铁，你们怎么还要反对呢？由此可见，经济发展问题也不是香港新生代社运的根本原因。 第三种观点是香港贫富悬殊差距增大，底层民众生活艰难，中产向下沉沦，向M型社会发展，也就是低下阶层与高收入阶层数目明显上升，中产家庭减少。2006年香港统计处公布1996-2005年间人口统计报告显示，月入少于一万港元的家庭占整体家庭比例在十年间由23.9%增加至27.9%；月入四万港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比例，也从15%增加至17%。但月入一万港元至四万港元的中等收入阶层家庭数目则从61.2%下跌至55%。香港统计处这份报告揭开了香港M型社会的讨论，但有人认为这个数据可能是很保守的估计，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原因是对中产的定义和标准有差异——月入一万元到两万元的两口之家能算中产家庭吗？在香港，家庭月收入两万元，也只能说马马虎虎，是难以达到中产的一般生活水准。 从基尼系数看，在1991年，香港基尼系数是0.476，至2001年急升至0.525，2006年续增至历史新高的0.533，可见香港的贫富穷悬殊情况正逐年加剧。据香港社会福利联会（社联）2010年10月公开的“2010年上半年最新贫穷数据分析”指出，香港约有126万人处于低收入水平，占全港整体人口700万的18%，较去年相比增加了6万4千名贫穷人口，创下历年最高。主要原因是低收入工作者的收入近年不断下降。更严重的是，低收入人口中高学历者比重增加。据政府数据，2009 年初最低收入劳工的12.3%拥有专上教育学历，而这种高学历人士构成是香港中产阶层的主体。 在香港说到中产阶层，一般会以中小企业的小资本家、大公司以及政府部门的中上管理阶层为典型。但是这部分人中，有很多认为自己其实是“夹心层”，向上发展空间有限，又不能像低收入者那样申请公屋，因此要么是以市场价格租房，要么承担庞大的按揭贷款。在香港，成为“房奴”的中产阶层可能比住公屋的低收入者更辛苦更窘迫，生活压力要大得多。其中条件好一点的想改善居住条件，但是收入赶不上房价飙升的速度，因此有人在电台节目中向特首抱怨，特首说他们可以考虑离中心市区更远的一些地方。 这几年香港媒体也在不断探讨香港中产阶层不断沉沦、滑向M型社会的危机，可见作为社会稳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也开始不稳定，显示社会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都充满怨气，从这点来看，民生问题的确是香港社运的重要原因。 探究“深层次原因” 为何这几年香港实质GDP不断增长，而大多数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呢？如果计算租金上涨、通胀水平的话，生活水准是在不断下降。如果研究香港经商的运营成本、居民的生活成本，不难发现，租金不但占了大头，而且在每次经济扩张时期都是上涨最快、增幅最大的，结果导致香港经济增长的大部分都沉淀在房地产领域——香港股市超过6成投资支出以及3成银行贷款都给予了房地产相关行业；租金已占餐饮等行业成本的五到六成，有特色的餐饮小吃店难以扩张；香港特色的“二楼书店”现在都搬到六楼、七楼……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成果的大部分都归于地产商和少数拥有较多房产的富裕人士。当然，作为最大的“地主”，香港政府也是获益者之一，这几年库房水浸，与土地收益不无关系。换言之，香港地租价格上涨速度大大超过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社会矛盾自然很容易激化。 香港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也曾出现过租金价格飙升的情况，不过当时的香港以一次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蜕变——电子加工、成衣生产等制造业向内地转移，而本土的金融、贸易等高附加值产业迅速崛起，金融贸易业的利润率显然高于制造业，因此当时能够顺利化解租金上涨压力，实现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7-04 从根本上解决市民与摊贩对城管执法的对立情绪，也就是要解决城市流动摊贩的工作权与生存权。对于这些小贩来说，生存的人权，自然要大于城市整洁、交通畅顺、政府收税与公平竞争这些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城市扩张速度与发展成绩超过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过去一百年里取得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最近国务院决定把发展西部城市圈作为西部开发的重要一步，进一步扩大城市规模与质量，吸引非城市人口到城市居住与工作。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城市将会继续扩张，城市人口将会继续增加。城市的建设与管理都是各级政府部门最重要的工作。然而，一个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的群体——“城管”，却渐渐在中国舆论与民意中成了一个极其负面的词语，甚至已经成为政府身上的一个形象“包袱”。 “城管”功不可没 城市的急速扩张，大量非城市居民涌入城市，给城市的治安、市容与卫生都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如果没有一支高效过硬的管理队伍，可以想象我们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专家在考察了印度一些大城市后感叹：城市人口密度与中国不相上下的印度需要的是中国“城管”。有印度专家在考察了中国的城市管理后，甚至把印度的效率低下主要归责于城市管理的混乱：道路不通，小贩占道，无人疏通，没有人管。 这样说可能有些片面，但毋庸置疑，从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的“城管”对中国日益严峻的城市管理工作是功不可没的。据统计，仅仅北京市，就有1000多个马路市场，流动摊贩的数量保守估计超过40万人（包括一家一个摊点的情况）；广州的流动马路市场也在700个左右，流动小贩据估计在21万人以上。这些无牌无照的小贩不仅仅对城市交通与市容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没有牌照的食物摊贩更在食品卫生安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当然，这些问题在“公正”面前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可换一个角度看，正是流动小贩的存在，也造成了另一些的“不公正”。我们在对正式办理工商注册的商贩与生意人的调查中发现，占路出售与商店里同类的商品（食品）使得那些申请了牌照也定期交税的商贩失去了竞争力，而他们的数量无疑要大于无牌无照的流动小贩。 “城管”的现实困境 以上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并不难懂，一些地方的城管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解释说明。然而，这一切都阻挡不了“城管”这个词语在短短14年里，从当初学者给予高度评价的“体制改革的创举”到成为地方政府滥用公权力、公务化暴力的代名词。 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城管”从一开始设立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怪胎”，唯一的执法依据就是《行政处罚法》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这项规定。这个在法律上没有明确授权的公务群体，却要去管理全世界膨胀速度最快、流动摊贩数量世界第一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任务之艰巨、矛盾之突出可想而知。 课题组在广州市天河区采访时，一位城管人员说：“我们虽然是执法的，但我们是靠强制没收与罚款来执法，如果不采取点手段，我们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另外一位城管人员的话更加直白：“都说我们粗暴执法，公安为什么不粗暴执法？因为公安是真正的执法，他有手铐和电棍，还有手枪，你违法了，你犯罪了，他就要抓你。他让你停下来，让你走开，你绝对不敢违抗，也不应违抗。可我们呢？有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说要以说服教育为主，要文明执法，我倒想请这些人对自己楼下的小摊贩执一次法给我们看看。”他说，城管执法是用“肉身”执法，很多时候就得靠一些粗暴手段，才能阻吓小摊贩不再占道，不再扰民，不再违反国家的法律与规定。他说，大家都和小摊小贩无冤无仇，他们又不是占着我们家楼下的道路，有什么必要去粗暴执法？但是，居民投诉、领导命令与工作职责，让他们不得不尽职尽责。 这两位城管人员都道出了城管的体制困境。目前在广州占道（包括隧道与天桥）做生意的小摊贩，看到“城管”照样要跑。但我们深入访谈中发现，他们已经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害怕“城管”，只是不愿意自己的商品被强迫没收。而这种心态使得“城管”执法愈益困难。他们每天都疲于奔命，到处驱赶小贩，而小贩就和他们“躲猫猫”。 第二，除了“城管”的执法困境，还有道德困境。“城管”管制与清理的对象，大多是城市里的弱势群体，以及进城的务工者。这些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民众的公民意识、对公民权利的认同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都大大增强，而对政府不受限制与约束的公权力则越来越厌恶。 来自湖北宜宾的陈洪兵先生是一位在天河区地铁隧道打游击的“走鬼”，贩卖各种他可以便宜批发来的小商品。他说：“早年在这里摆摊时，常常占了乘客进出地铁的通道，有乘客就有抱怨，有的还打电话投诉。‘城管’来了，我们就跑，乘客看上去有点看笑话的样子。可这些年来情况就变了，‘城管’来了，有乘客比我们还紧张，会冲我们喊快跑，有时还来不及给他们找零钱，他们也不要了。”他认为，城市人知道他们过得辛苦，而“城管”会欺负他们。 相对而言，“城管”在执法的时候，不但要面对小摊贩，还时刻会遭到周围市民的白眼。一位广州的城管人员感慨地说，九年前入职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职业让自己在去亲戚家串门时都无地自容。“可他们没有想一想，如果我们不管住那些小贩，这个城市会成为什么样子。” 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城管”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公务员的象征，而城市小摊贩则是弱势群体的代表；一个利用公权力管理城市，另外一个靠自己的无牌小摊维系最基本的生存权。当这两个群体发生冲突的时候，民众几乎不用去问是非曲直，就已经从道德的高度做出了判断。但是，这种一次又一次的道德判断，受到损害的绝不只是“城管”，而是“城管”所代表的国家。 第三，“城管”队伍中有少数的“害群之马”，过去14年中，屡次出现城管粗暴执法甚至打死小摊贩的恶性事件。据媒体报道，“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打死小贩的事件就有18起之多。而最近几年由于手机与数字摄像设备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传播作用，几乎每个月都有“城管”粗暴执法的镜头被上传到互联网上，每一次都引起民众群情激愤，给政府造成危机及严重的负面影响。有知识分子甚至呼吁政府当机立断，要勇敢地把“城管”这个“毒瘤”从政府身上切除。他们甚至以突尼斯巨变由一位受到欺负的小贩自焚引发为例，来告诫当局不能“养虎为患”。 如何解决“城管”难题 城管制度要改革是肯定的，但要像切除“肿瘤”那样把城管部门从政府现有职能部门中撤除，显然只是从感情与道德层面出发，也不了解实际情况。解散了“城管”，又要设立什么机构来管理中国急速膨胀的城市？ 但是，“城管”对各级政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确实到了必须面对与及时处理的时候。通过对广州、北京的“城管”和小贩的访谈，笔者认为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立“城管”执法的“合法性”，也就是在法律上进一步界定“城管”的职能、作用与执法手段。 西方很多国家没有“城管”，管制无牌无证的流动商贩，是由警察来处理的，这让那些摊贩没有“抗法”的理由与胆量；而如何对付这些摊贩，相关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包括与前来干涉的警察“对抗”、“袭警”等都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而中国的“城管”却遭遇了另外一种情景：他们干着西方警察才干的工作，却是赤手空拳加上高音喇叭去“执法”。...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1-06-30 从《中国怎么想》到《北京说了算》，反映着西方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复兴的一种忧虑。他们所担忧的，是中国以其“可敬的另类选择”，压缩西方世界，挑战西方固有的模式和价值观。相比东西方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在军事、经济等诸领域的较量，这种价值观、意识形态之争，无疑更为深刻、深远。 踏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新闻的瞬间全球传播和24小时无日无夜的即时更新，改变着媒体的生态，也改变着受众的思维，即时化、碎片化的思维容易让人迷失于时间的洪流之中。当我们尝试拉阔自己的视角，以更为宏大的时间跨度来审视当下，由是方能跳出喧嚣纷扰的时局，方能触摸到历史主线的脉动，更为清晰地厘清来路，也方能更为确定地望向去路。 二十载此消彼长 有网友戏言，我们这一代真是幸运，能够轻易地经历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灾难。戏言归戏言，回首过去的半年，哪一桩新闻不是罕有的震撼？！一月、二月的突尼斯、埃及变局，三月的日本地震、海啸、核危机的复合式灾难，四月的北非战火，五月的新加坡大选……一桩接一桩，纷至沓来，无时不刻地提醒着你我：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当下，南海问题广为海内外媒体关注。但是，曾记否，去年秋冬时节，从朝鲜半岛到钓鱼岛再到南中国海，一时间风云突变，剑拔弩张，美国三艘航母横陈，日本、越南相继叫嚣。直至今年元月“胡奥会”后，中美关系开始渐渐回暖，5月中美第三次战略和经济对话首次加入安全对话且有军方人员与会，会后更达成中美亚太安全对话之共识。却怎料，不逾月，南海风云再起。 媒体、学者对南海问题的分析、评论林林总总。且让我们翻检今年下半年的日历，但见一个个重要的纪念日次第而来：中共建党90周年（7月）、辛亥百年（10月）、“911”十周年（9月）和中国入世十周年以及苏联解体20周年（12月）。鉴往知来，这些纪念日提醒我们的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回首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乃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历史路径，我们对当前的世界格局应能了然于胸。 当今世界之大格局，肇始自二战。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遂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一强独大，推行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资本横扫整个世界，互联网革命让世界变平、变小。2001年，小布什上任不足10个月，基地组织发起恐怖袭击，全球观众透过电视直播目瞪口呆地见证世贸中心的轰然倒塌。一场不对称战争开打，美国的一极超强地位遭到公然挑战，小布什不得不放下围堵中国的既定之策，枪口转向中亚，发动反恐战争。同一年，中国在经过多年艰辛谈判之后加入世贸组织，开始更深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自此，美国深陷反恐战，而中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在2008年扩散到全球，演变为一场百年罕见的经济危机。危机至今未解，欧洲多国依然面临主权破产的重压，而美国债务也已至今高达14万亿美元。过去十年间，昔日的G7演变为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已现微调，显示世界势力格局的天枰正在移动。海内外学者纷纷预测美国的衰落，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不少研究机构更开始推断中国何时能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年前，福山曾经宣布文明的终结，而20年后，有关帝国衰落的研究，则已成欧美学术界之显学。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回首过去二十年间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看世界格局峰回路转，不管官方是否承认，中美共管世界的G2格局已具雏形，这应能让你我的目光穿越时局之迷雾。 五百年峰回路转 “2008年美国的次贷风暴和金融危机，就大历史的角度而言，这乃是帝国内爆的症候，它等于代表了‘大美帝国统制下的和平’的走向式微。”台湾知名评论家南方朔先生在为《帖木儿之后》（After Tamerlane）一书所写的导读中如是说。牛津大学教授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这部《帖木儿之后》，被誉为研究帝国史的“大师级著作”，以大历史的角度回望1405年帖木儿死后的600年世界史。他在书中谈到“新全球史”的生成时这样写道：“或许，最重要的是，欧洲迈向现代世界之路，不该再被视为天经地义或“正常”之路，不该再被视为衡量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变迁的标准。欧洲人已打造出自己的现代性，但世上还有其他现代性，事实上，还有很多现代性。”（《帖木儿之后》P43，野人文化出版，2010.12） 约翰•达尔文此书的价值在于，能够摆脱过去欧美中心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偏见，摆脱欧美对历史话语权的垄断，分述欧洲、伊斯兰世界和东亚的历史演变，“将事实如它本来的样子呈现出来”，让我们得以了解世界史的全貌。 约翰•达尔文或许更为全面，而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无疑更为直接。“我想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在这个十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才真正领悟：我们正在经历500年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这是他于2009年12月31日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题为《全球力量格局向东倾斜的十年》，是对新世纪前十年的一个小结。这篇文章构成了他今年出版的新著《文明：西方和其他》（Civili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前言的底色。从《帝国》到《巨像》，再到这本《文明》，这位苏格兰历史学家过去十年一直孜孜不倦于帝国史的研究。在这本新书中，他试图去探究西方过往500年统治地位的底因，从而来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作出预测。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因为具备着竞争（Competition）、科学（Science）、私有产权（Property right）、医学（Medicine）、消费社会（The Consumer Society）和工作伦理（The...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6-30 中共自诞生以来的90年间，党章历经十数次修改，共产生过 17部党章文本，它们展现了中共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整个历程。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党章修订清晰地反映出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脉络。 今年是中共建党90 周年。中共乃至整个中国在这90年里发生的风风雨雨，某种程度上都可从党章中得到反映和体现。因为党章是一个政党的根本大法，尤其对中共这样有着严密组织性和政治纪律的政党来说，党章是党公开树立的旗帜，表达出全党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主张，体现了全党的整体意志和共同理想。党章的创制、补充或修改完善，实际是党内总结经验、达成共识的过程，也是不断用正确思想克服错误思想，以正确的理论与规范武装全体党员思想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党章修订清晰地反映出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脉络。 正因为党章在党的发展中所具有的这种作用，胡锦涛总书记2006 年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强调：“要始终把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任务抓紧抓好。”能不能有效地学习贯彻党章，关系到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 首部党章具有划时代意义 中共自诞生以来的90年间，党章历经十数次修改，共产生过 17部党章文本，它们展现了中共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整个历程。 1921年7 月1日，中共正式诞生，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是中共的第一个纲领，它规定了党的活动、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纲领虽然比较简单，全文也就 500多字，也不是正式的党章，但包含了党章的内容，实际起到了党章的作用，因此，在中共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开了一个好头。 中共第一部正式党章是在一年以后召开的二大上制定出来的。这个党章初步规定了党的生活、党内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心内容是建立严密的组织，加强党的纪律性。这一点在党刚刚创建时特别重要。二大也对党的纲领作了重大修改，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就是推翻封建制度，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最高纲领就是为将来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应该说，中共第一部正式党章的产生在党的建设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后完成。从此，这个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 二大以后到1927年，中共召开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是1923年的三大、1925年的四大和1927年的五大，并对党章进行了三次修改。由于中国革命逐步进入高潮，党的队伍在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党面临着怎样巩固党的组织的问题。三次修改都着眼于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1927年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首次把民主集中制写进党章，对党的巩固发展意义重大。 1927年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党所领导的大革命失败。1928年六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由于国内充满着白色恐怖，此次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它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为共产国际支部。虽然在此之前，历次党章都指出党在指导思想上以共产国际的经验和指示为准，但六大党章过于强调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妨碍了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问题。这是六大党章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它反映了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缺乏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一切以俄为师的现实。这个问题在遵义会议后才得以纠正。 六大后，中共处在国民党的全面围剿中，1937年后又投身于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致使中共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没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在延安召开了七大。刘少奇在会上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思想”被首次写进党章，这是党章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七大党章还首次写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容。另外，从结构上看，七大党章有一个总纲，总纲下包括11章70条内容，这个结构和现在的党章已经相似，内容上看很丰富，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特点、最终目标，以及党的性质、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员的权利义务等。可以说，七大党章体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好的党章。尤其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十二大修改党章开创新局 1956年9月15 日，中共召开了八大，这是中共在执政后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新党章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从修订的党章可以看到，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可惜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八大党章没有能够得到完全执行。 八大后国家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不正常的时期，尤其是1966 年开始发动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中国革命和建设拖进了深渊。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于1969年和1973...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松森 2011-06-29 领导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国家、在新加坡被视为“国父”的开国总理李光耀决定离开内阁，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李、吴两人退出新加坡政府所引起的震撼效应，肯定会提醒国际舆论重新审视此次新加坡大选的深远意义。 5月14日傍晚，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87岁）和国务资政吴作栋（69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不加入新内阁，以便“让年轻一代（领导人）在更加艰难和复杂的局面下推动新加坡前进”。消息宣布后，震惊四方，包括李光耀的长子、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 政治强人时代终结 领导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国家、在新加坡被视为“国父”的开国总理李光耀决定离开内阁，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环顾全亚洲，目前仍健在并继续对一国政府决策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政治强人，也只有李光耀。 1959年，年仅35岁的李光耀率领行动党成为新加坡自治邦（当年仍为英国殖民地）总理。1963年，他率领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两年后被逐而宣告独立建国，到1991年交棒给吴作栋，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1年，是英共和联邦国家中任职最久的领导人。 在这31年间，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版图上出现过诸多政治强人，有中国大陆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台湾地区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及李登辉、韩国的朴正熙、朝鲜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菲律宾的马可斯、印尼的苏哈多及马来西亚的马哈迪。这些政治强人在处理权力接班问题上的方式和经验，对李光耀或多或少都有借鉴和警惕的作用。 “他的时间到了” 1990年，67岁的李光耀在身体还健康硬朗时辞去总理职务，把棒子交给时任第一副总理的吴作栋。虽然当时很多人认为吴作栋只是“过渡性总理”，但吴就任总理后曾对此公开否认，而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也在副总理的位置一坐就是14年。 2003年，当吴作栋宣布将在隔年把总理权力交棒给李显龙，李光耀在他的八十岁生日前接受英文《星期日时报》采访时曾被问到如果内阁里没人敢直接告诉他，他的时间到了，怎么办？李光耀对此笑着说：“你不用告诉我。当我没办法作出贡献时，我自己会感觉得到。”他还说，就算发觉自己无法继续对政府作出贡献，而决定辞去内阁资政职位之后，仍将留任国会议员。“只要我还健康和胜任，我还是会继续担任议员。” 但是，这一次，“他的时间到了”。李光耀和吴作栋的“共同声明”写道：“我们已经慎重考虑了新的政治局面，也思考了这将如何影响未来。……在这次分水岭大选之后，我们已决定离开内阁，让一支全新的年轻部长团队去同年轻一代国人联系，并与他们共同参与塑造我们新加坡的前途。” 没有人是无法取代的 就在这两位前总理宣布退出政府的七天前，新加坡刚举行国会选举。投票结果，人民行动党（简称“行动党”）虽然在全部87个议席夺得81席，宣布蝉联执政，总得票率却下滑至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最低的60.14%。反观主要反对党——工人党首次拿下阿裕尼集选区，守住后港单选区（该党大本营），一举拿下6席，同时导致执政党一下折损了外交部长杨荣文和总理公署部长陈惠华两位大将，创下近三十年来反对党最佳战绩。 如果说，这次全国性选举投票结果，对这个总人口只有508万、国土面积只有710平方公里的东南亚小国所具有的政治里程碑意涵，还未引起国际社会足够重视的话，李、吴两人退出政府所引起的震撼效应，肯定会提醒国际舆论重新审视这场选举的深远意义。 李吴发表退出内阁后，新加坡销量最大的英文《海峡时报》发表了题为《后李光耀世代，国人何去何从？》的社论。《海峡时报》政治组主任蔡丽芬认为，吴作栋和李光耀退出内阁显示，没有人是无法取代的，就连前总理也一样。新加坡多位学者认为，李吴决定离开内阁，有助缓和部分选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并使新一代领导班子的交替更加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