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韦戈 2011-07-08 台湾政情一夕数变、多变，什么荒唐怪事都可能发生，大家与其追逐不能预见的偶发事件，不如回归基本面，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不要被表象所迷惑了。 6月底、7月初，一周时间，台湾政情就有重大发展。先是国民党前主席、曾担任“总统”长达12年之久的李登辉因为涉嫌贪污、洗钱，遭到台湾特侦组提起公诉，为政坛投下了一枚震撼弹；接着是民进党发表了它的不分区“立法委员”排名序列，也让台湾各界扰攘了一阵子，咸认这是派系妥协的结果，既无法让人耳目一新，更别说感动中间选民了；然后就是国民党“全代会”在台中举行誓师大会，正式通过马英九、吴敦义二人出马角逐下任“总统”大位，有些媒体照样酸溜溜的挖苦一番，说是表面团结，内里问题一堆，也不看好。让我们执简驭繁地看看台湾政情的可能发展方向。 起诉李登辉激发绿营凝聚力 先说李登辉遭到起诉一事。这位自称连死也不怕的老先生（已经九十岁高龄），当然不把遭到起诉一事看在眼里，还继续要发挥残余的政治影响力，高调支持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高喊“弃马保台”。但外界更关心的还是这次无由来的突然起诉，是否有政治的黑手介入其间，是否对于原本紧绷的选情产生影响，究竟是马英九或蔡英文能够因此得利？ 绿营说这是政治追杀、选举操作，并透过口语小道传播，说马英九这位外省人“总统在”把陈水扁下狱之后，又要把另一位台湾人“总统”也给关进牢里，而台联党则说起诉李登辉的内情并不单纯，是奉大陆的指示办理。这简直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而马英九则强调，他担任“总统”以来，绝对尊重司法，从不介入个案，并且严肃地重申，在“中华民国”境内绝对不容政治追杀，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一路走去还是始终如一，时间将会证明一切。双方你来我往，都想藉力使力增加利得，减少可能造成的伤害。 根据笔者与外国媒体、相关国家官员和学者对谈的结果，大家都不相信，马英九本人或其政府会敢，或还想把政治的黑手介入司法。但有些人则说，不能排除某些司法官员或许自以为是的想要讨好特定对象，所以想当然地扩大侦办强行起诉。对此，笔者只能告以：法律讲究严格证据，不能证明有罪就是无罪；不过政治则是不能证明有罪，但并不表示就是清白。李登辉到底有无不可告人之事或真的清白，当然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不过民间早有定论。人民的眼睛即使不是雪亮，但也不是全然无知。 至于这对选举的影响，持平而论，这或许对激发绿营敌忾同仇的凝聚力远大于对蓝军的号召力。绿营一向有所谓的动态道德观，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特性，透过小道消息的口语传播和有意的政治操弄，这次事情更会加深他们的危机意识；但对蓝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中间选民而言，挺马或为不得不然之举，没有别的选择就只能含泪投票，但司法正义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即使大家认为某人不甚清白，但未必就愿意容忍政治介入司法。一来一往之间，蓝营未必能因此增加多少选票。 蔡英文两岸政策受各界关注 再说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出炉之后，不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且还可以看到其党内派系不断反弹，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进党的斗争性格。民近党反正是谁也不服谁，大家都是大鸣大放惯了，一有不平就要大声批评。名单好坏、排名先后见仁见智，所谓的社会贤达部分不足以服众，完全没有清新面孔这些都是事实，虽然蔡英文的选择不无选战策略考虑，但由于事关被提名人是否在当选的安全名单之内，所以大家当然都要大声嚷嚷，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好处。 提名名单一经公布，马上就有被提名人因为有犯罪前科而放弃被提名资格。好像这还不够坏似的，民进党现任不分区“立委”王幸男又跳出来炮打党中央，矛头针对“立法院”党团总召、前代理主席柯建铭，要求撤销其提名，说是要把疮划破、让脓流出；而前“副总统”吕秀莲则是公开要求，蔡英文应该公布提名决策过程，痛骂派系菁英怯战，只想抢占安全名单；其他有关派系分赃，蔡英文培养国王人马，自己成了党内最大派系的各种指控不一而足。表面看来，民进党有这样的同志似乎不需要再有外面的敌人了。 民进党内当前的抗议风波不过只是茶壶里的风暴罢了。民进党人本来就是长于斗争、不平则鸣，对内、对外都是如此，但当他们在党内斗完之后，就会像狼群一样的团结一致对外。只要蔡英文能够坚持定见，不做退让，这些不同派系之间的不满声浪终将退去。比如说被以世代交替给摆了一道的“公妈派”蔡同荣、王幸男就是再有不满又能如何，难不成他们会去投效国民党，或是积极地从事反辅选，公开进行造反行动？这种事在民进党内是不会发生的。 换句话说，民进党当前的区域及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对于大选结果只有部分加分、减分的作用，目前党内的部分不满情绪不足为虑。最后，外界主要观察的对象还是蔡英文的副手人选以及民进党的整体竞选主轴，而这其中当然以蔡英文对两岸关系，包括“九二共识”和ECFA的立场最为重要。不但大陆、国际希望对此有所了解，国民党会以此做为攻击主轴，而一般的台湾选民也会希望，蔡英文在选前总要把立场和政策一次讲个清楚，不要再四处躲闪，大打迷糊仗了。 蓝营支持者含恨投票马英九？ 最后，再谈国民党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个百年大党有其本质上的缺陷，许多人表面上是温顺乖巧，但其实都是师心自用，已经没有主体价值及论述能力，而缺乏战斗力更是其致命伤。这一群人只是利益和地方派系的结合，凡事都要靠党中央的奥援，才肯办事打仗，不合己意时连公开呛声都不敢，还专搞黑函的小动作。他们完全不像民进党人的敢于对内造反、对外却又展开团队作战。难怪有人要说，民进党是乱党，国民党是烂党，这或与事实相去不远。 马英九执政三年多来不能说是没有建树。客观的说，其在两岸关系、国际空间及经济复苏方面的努力应该是有目共睹，但问题在他没有办法将这些成就转化成为选票的支持，要不然这次选战也不会打得如此艰苦。难怪有媒体要说，马英九至少要面对政绩无感及世代交替和南北差距等几大问题。直到目前为止，国民党在全台各地还有五个艰困选区居然找不到参选战将，已被征召的人居然还说尚未决定是否接受党的征召。国民党人怯于外战、勇于内斗之说显然并非无的放矢。 三年多来，马英九固然是夙夜匪懈，但其让人埋怨、不通情理的个性、用人不当的问题也给他惹来了不少麻烦。钱复月前指他想要做“全民总统”的不当认知确实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马是戕害了不少支持者的热情。许多人已由过去的含笑投票到含泪投票，目前甚至有人鼓励大家要含笑不投票。难怪即使是国民党荣誉党主席吴伯雄也要喊话说，虽然大家对有些人、有些事不满，但在大是大非的时刻，只有把不爽搁一边，大家还是要全力支持马英九。 整体来说，马英九确实既不想换工作，也不想找新工作，而“总统”胜选、“国会”多数更是个必须全力以赴的目标。国民党现在正在塑造大团结的形象，希望全力打赢这场选战，现在许多指标性的人物，如新同盟会的许历农上将等均已出面挺马。最后选情紧绷时，蓝营支持者再有天大的不满，大概也只有含恨投票给马英九。根据各国驻台官员及相关学者的评估，这将是一场旗鼓相当的选举，双方得票差距大约将在三到五个百分点之内，马英九胜选希望仍大，但其“国会”席次将告减少。 没错，台湾的选举结果将对两岸和平发展，对大陆的战略机遇，甚至对区域安全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台湾政情一夕数变、多变，什么荒唐怪事都可能发生，大家与其追逐不能预见的偶发事件，不如回归基本面，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不要被表象所迷惑了。2012年，马确实有较大的胜选机会，但未来仍要越少犯错越好，对民进党的蔡英文等人来说，表面上这虽然是一场实力相当的选战，但更有人认为，他们其实是把真正的目标放在2016年。是耶、非耶？咱们不妨静观其变，中国有句老话“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7-07 中东的经济发展与安全绝不仅仅关系到美国和中东的长期利益，更加关乎全世界的长期利益。而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不仅仅要改变中东人民对美国的看法，也关乎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 美国总统奥巴马5月19日发表了题为《一个机遇的时刻》的中东政策演说，开篇便阐明：“美国的长期利益由历史、信仰、经济与安全这四个方面与该地区绑定在一起”的观点。在两年前的开罗演讲中，奥巴马同样是围绕这四个方面，但是此次演讲提出了更明确的目的、更长远的构想和更新的手段。笔者认为，“长期利益”的提出是美国中东政策转变的重要一步，而如何寻求在中东的长期利益就是奥巴马中东政策的关键之处了。 奥巴马在演说中强调，美国新的中东政策将“不再局限于和政治精英的交流，而是更注重和普通民众，尤其是和年轻一代的沟通”。从历史中寻求信仰的共鸣是美国和穆斯林民众进行接触的前提。奥巴马特意将突尼斯革命的导火索“青年布瓦吉吉自焚事件”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联系在一起，并认为两者间存在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即“反抗暴权、反抗不公平”。因此，美国“比那些独裁者更看重一个普通小贩的尊严”，而且将以实际行动来支持人民寻求自由及尊严。 奥巴马在演讲中提及伊朗是最早进行民主革命的中东国家，这正反应了奥巴马对各中东国家在阿拉伯之春以后的国际立场走向的担忧。1979年伊朗人民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而当时的卡特政府对伊朗人民呼声的忽视造成了美伊关系交恶至今。正是这种和中东国家政治精英亲密往来而忽略中东国家人民的作为，造就了过去的伊朗和今天的埃及。而埃及近日来和伊朗的频繁接触无疑更加重了这种担忧。奥巴马有理由提醒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不再重犯过往的错误。因此，立刻拉拢广大中东民众是奥巴马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 仅有价值观的共鸣是不足够的，经济手段才是最有效的工具。正是因为工作机会的缺少，才使中东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将“民众的愤怒引向西方及以色列”，同时，奥巴马提醒到“除了石油出口以外，该地区的其他商品出口总额只和瑞士相当”，并认为“人的智慧是中东及北非地区最缺少开发的资源”。而中东国家的国内政治模式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普通民众的创业致富。所以，除了免除埃及十亿美元的债务及提供埃及十亿美元的贷款以外，美国政府的“海外私人投资组织”(Oversea Private Investment Cooperation, OPIC)还将提供二十亿美元用于在埃及和突尼斯的私人投资。除此之外，美国还将同欧盟一起帮助埃及和突尼斯更多的融入欧盟市场。以经济手段来消融反美情绪，虽然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相比其他的手段而言，经济手段能表达的诚意和实际效果是最有积极作用的；虽然目前的数目不大，但这可能是捉襟见肘的奥巴马政府目前唯一能提供的。 奥巴马在开罗演讲中就意识到巴以冲突对中东地区安全的影响力。巴以关系历来是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民族冲突，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宗教冲突，中东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冲突，这三重冲突的接触点。没有一个稳定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就永远是负面的。在这次中东政局突变的冲击下，巴以和谈可能是改变美国形象的关键。因此，奥巴马在演讲中表达了“巴以谈判应该以1967年6月以前的边界线为基础”的立场。他一边劝告巴勒斯坦用恐怖主义和单方面孤立以色列的手段并不能带来一个新的国家，一边提醒以色列要“意识到技术的进步将使它越来越难保卫自己”。但是，如果让向来好战的以色列在边界问题上做出牺牲的话，可能更直接的后果是以色列本身成为中东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奥巴马政府提出，过去十年的反恐战争中，美国的中东政策是竭泽而渔的，是不能持续发展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在中东寻求着诸如石油安全、对抗苏联、保护以色列、反恐等目标都是十分直接的利益。为了保护这些既得利益，美国对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扭曲的人权环境、不均衡的经济发展都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由此而来的反美情绪在中东滋生蔓延，最后形成了威胁美国的恐怖主义。奥巴马此次宣示的美国中东政策，反应出其所追求的目标正在从短期利益向长期利益转变。如果说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和美军的撤离对美国是一个“新的开始”（奥巴马开罗演讲以此为题），那么2011年初的政治突变对中东及北非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而本•拉登被击毙则给美国中东政策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机遇的时刻”。 比较中东变局前的开罗演讲和这次的演讲，奥巴马意图化解美国和中东国家之间误解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虽然他的中东政策局限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条件，使他的讲话给人“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或者为了稳定阿拉伯主要地区的政局而给人偏袒不一的印象，但是奥巴马面对的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平衡。毕竟作为美国总统，他自己也面临着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博弈，如果没能给民众带来既得利益，他可能会和卡特一样无法连任总统，也就无法延续其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改造。 中东的经济发展与安全绝不仅仅关系到美国和中东的长期利益，更加关乎全世界的长期利益。而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不仅仅要改变中东人民对美国的看法，也关乎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既然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有意换一种态度来制定中东政策，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一看奥巴马政府到底会给全世界一个怎样的答案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方 2011-07-07 香港要发展新产业也好，要解决人口问题也好，社会各界首先要致力打破迷思。当大家抛开过时的惯性思维，进行更多的调研工作，客观认识香港和大陆的发展趋势，公共政策讨论才会有效果。 近日，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争议越演越烈，已成为香港社会必须要面对的主要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不但牵涉到香港本地准父母的切身利益，也和香港整体的未来息息相关。现在，社会各界的讨论一方面未够深入，已有的声音又带着过多的迷思。要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理顺事实。 争议源自“庄丰源案” 今天的争议，源于十年前的“庄丰源案”。庄丰源1997年9月在香港出生，父母都是内地人，拿双程证赴港探亲期间生下了他，一直由拥有香港居留权的祖父照顾。港府入境处根据《入境条例》，“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若要成为永久性居民，则在其出生时或以后任何时间，其父母的任何一方必须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为由，要将庄丰源遣返回内地。但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可判定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庄丰源的祖父提出了诉讼，2001年香港高等法院和香港终审法院相继裁定庄丰源胜诉，即不论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在香港出生的中国籍子女都享有居港权。 “庄丰源案”的判决本身只为这些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拥有居港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还不能导致大量孕妇来港产子，原因是当年孕妇要来香港还得要面对出入境条例的严格限制。“非典型肺炎”（SARS）以后，为了刺激香港经济复苏，中央在2003年推出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政策，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潮流才正式爆发。 香港官方数字称，从2005年至2011年，共有137,794名配偶为非香港居民的内地孕妇在港产子。这个数量每年递增，内地孕妇占所有产妇的比例近年已逼近50%。在2010年8.8万名香港新生婴儿中，约有4.1万名为内地孕妇在香港所生，这些数字看来吓人，但我们必须切记这个趋势发展还没到十年，这些内地孕妇所生的子女年纪也还小，因此一切的统计办法本身也难以为公共决策提供有效的参考。为了更好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但要超越数据的表面，更要超越过去的惯性思考方式。 港人大陆意象的蜕变 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意象，可以说由两个元叙事组成，第一个是“难胞”，第二个是“企业家”，它们构成我们用以理解香港跟大陆历史关系的透镜。 关于“难胞”，陈冠中曾这样记述：“62年大陆三年灾害后期，大批广东及十二个邻近地区的大陆人，漫山遍野的跨境从陆路涌入香港，当时许多香港居民热泪盈眶的带着干粮饮料到边界去接济他们，甚至引领他们到市区，而殖民地政府抓到他们递解回大陆前，也会给他们吃一顿热饭。中文报章一般称之为‘难民潮’，香港居民当时把这些同胞称为‘难民’、‘难胞’，而不是非法移民”。“难胞”背后的所指，是血浓于水的共同体意识。可是，随着香港人自我意识增强，这个意象慢慢演化为带有歧视含义的“非法移民”和“新移民”。 对香港人来说，大陆从来都不止意味着贫穷，香港历史教科书中同样充斥着“由中国内地（尤其是上海江浙）来港的资本家带来了资金、技术、技能、以及与出口市场的关系，对香港工业化起关键作用”这类的述事。这些企业家对香港的贡献是香港人认可的，他们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管理和营运的能力，而不只是单单以本伤人。今天，我们继续意识到来自大陆的资本和人才，但我们的论述已经改变：它们不再是推动香港发展的因素，而变成腐蚀“香港精神”，使香港“大陆化”的癌细胞。 这两种意象，即使经过不断的演化，仍然对香港意识形态发挥着深远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种述事都是以香港作主体，并以香港为终点。香港对“难胞”和“企业家”均提供了庇护；伟大的资本主义整合了两者，释放出生产力，完成了香港的工业化过程。虽然今天北方来的“难胞”和“企业家”不再获得港人同情，香港的这种主体性仍然迄立不倒。我们还是以为大陆人争先拥后要来香港这片乐土，因此，新移民时而被视为“蝗虫”，时而被视为“抢饭碗”。 香港身份证的意义 正正由于香港被视为一个“有进没出”的封闭系统，马寅初与毛泽东有关人口问题的一场老旧论争才会诡异地在香港重演。支持允许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香港学者跟评论员，认为这样做对缓解香港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大有贡献，补充了香港的劳动力云云，也不过抄袭了毛泽东批判马寅初时提出的“不要只看到人有一张口，还要看到人有两只手”。 事实上，十年以后，当这些“庄丰源”们陆续长大成人踏入职场，我们很有可能既看不见口，也看不见手。首先，来港产子的家庭相对富裕，父母没有居港权又难以长期留港，他们犯不着把儿女留在香港，两地分隔来领取香港政府的救济。同样，他们也不大会使用香港的中小学资源，因为学费虽然低廉，父母陪读成本却甚高。到了“庄丰源”们要进大学的年纪，他们开始有可能使用港人身份，并触碰到其他香港人的利益。大学毕业后，他们会否在香港“抢饭碗”，还是留在内地使用仅余的对港人优惠政策，结合自己家族在当地积累的人脉大展拳脚，这一切有很大的变数。但观乎近年香港青年尚在大呼社会流动性低，“庄丰源”们聪明的话肯定不会舍易取难。当然，他们退休养老可能也要占用香港医疗护养资源，但讲的是五六十年后的事情，到时候内地养老福利保障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 总的来说，随着内地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庄丰源”们有广阔的生存空间。香港身份证的意义，可能只是避开超生罚款，或者135个国家免签旅游。无论是怕他们来“吃福利”，还是希望他们来补充劳动力，都不免脱离现实。但公民身份不只是旅游护照，而带有其他实在的权利。举例来说，一群从没有在香港生活过的人，却有投票影响香港选举结果的权利，这个念头，的确让很多港人心里抗拒。这些，都超越了狭义的资源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政策宣传都经不起推敲。如果我们发展医疗产业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价值来源真的是来自医疗服务而不是香港户籍，我们大可以不做分娩这一块，又或者修改法例使得这类人只能得到医疗服务但不能获取香港公民身份。一般分娩牵涉技术简单，本来就不属于高增值产业，不能达到特首发展六大优势产业“推动香港走向知识型经济”的愿景。我们真有底气的话，可以发展整容、心脏手术等等，香港各医学院就坐拥着不少全球最先进的技术。有评论把问题定性为“医疗资源没有到位”，假设只要培训多点医护人员，确保港人分娩不受影响，争议便可解决。他们忽略了这个问题最后不是“医疗资源”，而是“公民身份”：谁有资格成为香港公民？公民又凭什么获得公民权利？这个政治问题，不是终审法院或特区政府可以单方面决定，而必须经过一个公众协商过程。 如果香港真有人口问题，真有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庄丰源”也不像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与其等待他们长大成人后“有可能”选择在香港工作和定居，我们倒不如马上放宽现有的移民和工作签证制度。我们不先考虑千千万万有明确意向希望来港工作定居的大陆高端人才，不先解决在内地出生港人子女一直未能来港团聚的“吴嘉玲案” 问题，反而奢望二十年后“庄丰源”们能来港贡献经济，显示出香港人思想的集体混乱。 香港要发展新产业也好，要解决人口问题也好，社会各界首先要致力打破迷思。当大家抛开过时的惯性思维，进行更多的调研工作，客观认识香港和大陆的发展趋势，公共政策讨论才会有效果。 《港澳观察》2011年6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7-06 郭台铭企图找到一个既具有类似中国式的劳力价格低廉而又能够避免和美国的贸易纠纷还具有发展的前景，同时能够作为鸿海市场之一的地方，来建设生产基地。 以无自主品牌、靠做EMS而出名的台湾鸿海集团最近又成为了日本经济版的焦点。这是因为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6月30日会见《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时谈到其将在巴西建立液晶板工厂。 鸿海要向巴西投资120亿美元之事在今年4月份郭台铭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之时就已经敲定。如果仅仅是投资巴西一事还不会在两个月之后再次为媒体所关注，日本媒体之所以关注此事是因为郭台铭在日本强调的是“日台合作”。 鸿海集团所从事的EMS商业模式的利润空间近年来不断减小，所以鸿海集团非常希望能得到日本企业所持有的高技术。去年年底开始，鸿海集团就在试图以第三方配额增资的方式从日立制作所手里得到日立显示器（HITACHI DISPLAY）的经营权，以成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所必不可少的中小液晶显示屏业中的龙头老大。 但是这个谈判却一直没有结果。“我们提议进行共同技术开发，而日立则担心技术的流失，这不对，我们又不是敌人”，从郭台铭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到谈判不太顺利了。实际上，日立已经在中小液晶显示屏事业上准备与东芝和索尼联合，准备在7月份成立一个由三社共同出资的新公司，这个公司所占的世界市场份额将达到21.6%，超过夏普（目前为14.7%）而成为世界第一。当然日立和鸿海的商务关系仍将继续维持，但只是当前委托生产的关系，没有进一步的合作关系。 鸿海反应极为迅速。郭台铭表示，他在6月初就已经和夏普董事长町田胜彦见面讨论过共同调配液晶显示屏所需原材料和零部件以提高在价格交涉时的地位问题，很有希望达成协议。 实际上，郭台铭所需要的当然不是液晶板。反正日本公司的液晶板也不是全部自家用，韩国的三星、LG等公司也一直在使用日本生产的高质量液晶板，郭台铭所希望的是通过日台合作来战胜其韩国竞争对手。郭台铭对日本记者说：“日本企业的品牌价值在于不断创新的技术能力以及内容供给上，而并不应该表现在单纯的硬件生产上。” 韩国的三星和LG这两家公司就占据了世界液晶电视机生产份额的30%以上。郭台铭在指出这个事实时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夏普的液晶技术比三星要强，但为什么竞争不过三星呢？”郭台铭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把制造交给没有自主品牌的鸿海才是最好的选择，日台合作，我们才能具备齐全的技术、速度、柔软性、质量、服务，这样我们才能有100%的把握战胜三星”。 鸿海的EMS商业模式的利润空间小到了什么程度？郭台铭自己表示为苹果公司代工的利润率还不到5%。实际上，鸿海集团在2006年营业利润率为6%，而在2011年第一季度下降到了1.7%。鸿海集团和其他的台湾企业近年来的发展都是依靠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产品组装出口到美国日本欧洲的发达国家这种商业模式，光鸿海集团在中国大陆的雇佣人数就已经超过了90万人。 但鸿海集团的这种商业方式似乎已经走到了头。2010年鸿海的大陆子公司“富士康国际”所发生的员工自杀事件以及其他一些事件使得鸿海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声誉受到极大影响，而且中国大陆人工费用的不断上升也使得鸿海集团一定要寻找新的商业方式。比如将生产基地迁往人工费更加低廉的中国内地或者提高生产线的自动化水平等等。事实上郭台铭在解释鸿海集团的营业利润率如此之低的理由时是这样说的：“这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进行大规模投资”。 鸿海的另一个潜在的危机是，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大陆虽然有文化相通等运营上的有利之处，但是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黑字永远是中美之间贸易摩擦问题的根源，中美之间将来在贸易上会发生什么是谁也无法预料的，鸿海集团作为一个无自主品牌的纯粹EMS公司当然不想卷入这种贸易纠纷。 所以，鸿海企图找到一个既具有类似中国式的劳力价格低廉而又能够避免和美国的贸易纠纷还具有发展的前景，同时能够作为鸿海市场之一的地方，来建设生产基地。在鸿海看来，这个地方就是巴西。 但是就像郭台铭曾经表明的一样，进出南美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所以郭台铭企图说服日资企业和他一起分担这种投资风险。不仅是夏普，郭台铭理想的合作伙伴中还有尼康公司等设备制造公司以及富士胶卷和其他日本化学工业厂家。日本企业在分散“中国风险”这一点上和郭台铭是一致的，但它们也和鸿海集团一样，不太有南美的商业经验，到最后会不会和鸿海携手共同进军南美，现在还很难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11-07-05 海峡两岸近年来公共治理上都问题丛生。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提高政府的服务及治理效能，建立依法而治的习惯，加强媒体在公共事务上的报导监督，这些大方向都必须加紧努力，否则以前现代的政府来管理廿一世纪的社会，早晚必出大乱子。 近年来，“公共治理”的问题在各种形态的政府似乎都有日趋恶化之虞。 台湾是个公认社会相当进步、政府效能也不错的地方，但最近却爆发了所谓的“塑化剂风暴”，这已被认为是近年来全世界最严重的食品安全及公共卫生治理上的丑闻。前两年曾在中国大陆闹翻半个天的毒奶粉事件，显然都被“塑化剂风暴”比了下去。这种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人们现在都知道，在化学工业里有起云剂这样的东西，加了起云剂会使那种工业产品变得比较均匀柔软。在产品加工时，无论液态或固态，为求均匀及不沉淀，也会加起云剂。只是食品工业的起云剂必须以昂贵的精制棕榈油为原料，由于成本昂贵，于是台湾遂用工业用的来冒充。这一冒充就混了二、三十年。这起“塑化剂风暴”闹开之后，人们赫然发现，由于二、三十年无人闻问，台湾的塑化剂已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甚或产业网。从果汁、果酱、饮料，甚至到糕饼、优酪乳、益生菌饮料及嚼片，几乎全被攻陷；所有民生消费场所，从卖场、商店、餐厅、夜市到摊贩也全被笼罩。台湾的此类产品透过贸易也卖到东南亚、欧美、中国大陆、港澳等地，台湾俨然已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塑化剂伪劣商品生产者和输出者。 台湾的商品、农产品、食品药物检验已历有年所。这次的“塑化剂风暴”才使得人们知道，虽然塑化剂早已规定在食品中不可使用，但规定归规定，二、三十年来这项规定纯属乌有，既无人检验，也无人去调查，它就这么无政府的搞了二、三十年。台湾的塑化剂会影响到性发育及生殖功能，因此已有医界人士认为台湾生育率已降到全球最低，这就是塑化剂之害。塑化剂带来亡国灭种的危险。 公共治理须达基本标准 台湾的“塑化剂风暴”与中国大陆的环境公害、黑心商品等治理问题不同。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发展时间不长，政府的现代化治理和商人的现代化纪律也都普遍落后。因此，改革开放后，可以说一切都从头开始。由于商人违法乱搞早已全球化，因此大陆的黑心商人发展的步伐快过政府治理能力，因此黑心商品、工业污染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大陆诸多黑心企业乃是国营及公营，它在本质上乃是政商一体，甚至媒体也是这个权利一体化结构之一。商人出了纰漏，例如污染了河川湖泊或土地，政府总是会加以遮盖，媒体也不会加以报道。难怪大陆在治理上出了问题，多半都是境外媒体报道后，事情才会闹大，也才会受到领导层人物的重视。 中国大陆现阶段正处于一切都由无起步的阶段，它的有效治理尚言之过早，而且人们也不能期望它有多高的标准。但至少它必须有下列低限的标准： 首先，人们常主张大陆应建立依法行政的基本规范，但大家在谈依法行政时却疏忽了“专业管理、部门自主”的观念。现代政府管理之事务日益复杂而专业化，例如一个管理河川污染的检验单位的小官，它是在小单位当个低层小公务员，但他发现到的问题却重要无比。在进步国家，有“专业管理、部门自主”的观念，这种小官对专业问题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一个大官也不可能用他的官威压制住这个小官的主张，大单位也不能干涉小单位的权力行使。只有建立这种“专业管理、部门自主”的官僚文化，所谓的理性治理始有可能。政府“依法而治”在现阶段都有难度，“依法而治”是在治民，而“专业管理、部门自主”则在治官。当官被治好了，治民始有可能。 其次，今天的中国大陆，我们很难用高标准加以要求，但低标准的在公共事业上开放媒体的报道，至少是应该的。公共事业的报道自由，不涉及政权事务，纯属人民的权利义务以及权利是否遭到侵害等。媒体单单这方面的报道，就能发挥为民喉舌的极大作用。这对官僚体系的清廉反省，对效率及能力也有督促的作用。媒体的自由有些人会视为洪水猛兽，殊不知一定范围的媒体有限自由，却是提升治理能力的不二法门。 台湾为何出现反淘汰机制？ 筚路褴褛、百废待兴这乃是中国大陆的现况，而台湾对现代化治理已有过相当经验，为何也发生“塑化剂风暴”这么严重的大丑闻。对此，可以从下列理论角度加以思考。 近代研究政府管理的学者都认为，一个现代化政府在制度形成后，该制度就会自动运作来解决问题。这种制度论者认为制度最重要，它不会随着人的变化而移动，这种人因而认为，人的领导并不那么重要。 但晚近的学者，尤其是领导学的学者却发现，实际情况却非如此。近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而且资讯繁多，同一件事由许多机构负责，这给了公务人员更多的卸责空间；其次，制度很重要是没错，但再好的制度，“发动者”（Initiator）的角色仍要人来扮演。如果人一懈怠，制度的效用即不会那么犹如预期，而且执行制度的是人，人的裁量，事情办是不办，会不会暗中偷偷放水，都决定了制度的运作。近年来纵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对大公司的违规都睁只眼闭只眼，即是例证。大公司很容易就利用它的政商实力让制度的力量在它的门口停止。再其次，政府的治理有个前提，那就是从事治理行为的公务员必须相当用功，在能力上超过被治理的公司厂商。当公务员能力劣于公司厂商，公司厂商在为恶上就处于领先的位置。当治理别人的政府沦落到了被治理者的后面一方，政府的能力、信用以及领导性遂告失去。 今天的台湾会发生塑化剂这么严重的全面性丑闻，这种现象已持续二三十年无人闻问。由于无人理会，塑化剂本身就发展成立一个庞大的产业网或产业链。虽然台湾法令规定食品药物不得添加塑化剂，但因无人理会，添加了也不会受到惩罚。遵守法例不添加塑化剂的由于成本较贵，利润变少，他们反而等于变相的受到了惩罚。这是种守法的好人反而蒙受不利的反淘汰机制。当一个社会的好人受惩罚，恶人却得利，又有谁要守法安分、老老实实去做个生意人？ 台湾在公共治理上为何会出现这种反淘汰机制，我们可以试着做这样的观察与分析。 近代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建立了各种商品检验、药物检验、生态环境检验的体制，但人们也知道这种体制所扮演的还是把关的角色，把关就是在监督。他先天上就不被公司厂商喜欢，会被他们认为是在找麻烦。在过去，台湾的政府有权威，它们尚可积极依法扮演角色，但自从台湾民主化后，人民的声浪增大，政府的监督角色遂渐废弛。 就以台湾的农渔产品为例，过去多年里，只要检验单位验出牡蛎、渔产、鸭蛋某些有害成分超标，媒体一阵报道，销量立即大减。农渔民就会透过农渔会施压，政府各级长官因为不愿得罪农渔会，一定会出现一堆大官小官排排坐，猛吃这些产品，宣称这些产品都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食用。农渔产品有害物质超标，它显示的乃是环境受到污染，政府应针对污染源加以取缔纠正，但台湾政府怎么敢去取缔污染源的大公司，于是只得排排坐，宣称有害的东西可以放心食用。这是一种虚假的政治秀，等于大官的政治考虑已压过了农产品检验单位的努力。这种事情搞多了，检验单位还会去做吃力不讨好的检验工作吗？台湾的检验机关士气低沉、做事消极，其实是有原因的。 政治退化导致公共治理危机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F....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呙中校 2011-07-05 在香港，网络新生代也在追求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不是目前在中环价值和积极不干预政策主导下的“香港模式”，他们以行动不断挑战现有模式，他们试图以“反”来改变现实。 最近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香港没有地产霸权，年轻人投诉李嘉诚的成功之时，应反省为何自己不能成为下一个李嘉诚。唐英年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不但年轻人强烈不满，媒体、商界都有人表示不认同唐英年发言。今年初唐英年发表“车毁人亡”论，向“80后”发炮后，也引起“80后”的不满。 自2009年底率先发起反高铁运动登上社会舞台以来，香港“80后”给人耳目一新（也有人认为“激进”）的印象，一跃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主体。毋庸置疑，“80后”主导的社会运动将影响香港未来施政和政治经济发展，但从目前唐英年等香港高官的言行来看，这些把持香港发展决策的政商精英不但没有把握到“80后”的所思所想所求，更谈不上去理解和掌握“80后”现象背后社会时代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因此，香港“80后”现象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不过，“80后”这个概念在香港社会还有比较大的争议，不少香港年轻人，并不喜欢、也不接受“80后”这个标签，因此特别反对滥用“80后”。此外，在香港，“80后”被特别用来指近年来活跃于社会运动的年轻人，而这里所要论述的对象要更为广泛，不但包括1980-1990年间出生的年轻人，也包括部分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香港年轻人，因此这里主要使用“新生代”来称呼以“80后”为主体的有独立思想、以使用网络为特征的香港年轻一代。 而所谓“香港模式”，则是指以“积极不干预”为哲学基础、以“中环价值”为精神导向、以土地批租制度为经济基础、以行政主导为治理策略的社会发展模式。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是香港的根本制度，香港新生代的诉求和抗争最终指向都是要终结这一体系，无疑与香港政商精英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上产生严重冲突。 反高铁与新生代的诉求 如果要简单概括香港新生代的诉求，用一个“反”字可以基本概括——从反高铁到反地产霸权，从反贫富悬殊到反官商一体，从反建制到反政制，从反全球化到反大陆化……年轻人都具有叛逆的性格，世界各地年轻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学生运动也都有反叛意味，因此，香港新生代的“反”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无论是哪种“反”，都不能以为只有“反”而没有“正”，只有“破”没有“立”，实际上，他们的“反”是为了“变”——不满现状，寻求改变。 反高铁是香港新生代社会运动的起点。在2009年末、2010年初的反高铁运动中，新生代不但成为整个运动的推动者，也是中坚力量。他们的行动不但成功唤起整个社会对高铁的关注，而且致使一些原本支持兴建高铁的政党和立法会议员，改变立场来质疑政府的高铁方案。也正是这一点，人们意识到香港新生代在香港社会发展和政制改革进程中的巨大能量。 这场反高铁运动已完全超越反高铁本身，而是借反高铁把新生代的种种不满倾泻出来——反高铁青年以菜园村、大角咀居民的生存为切入点，反对香港高铁项目以商家为重的规划设计，质疑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利益输送，抗议地产主义无孔不入，这样就包含了反地产霸权、反贫富悬殊、反官商一体的政治诉求；由于港府在高铁决策咨询过程中仍然延续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精英决策方式，再加上功能组别议席、建制派议席在立法会上占重头，立法会中对高铁项目的支持票明显占优，因此反高铁运动很自然地向反建制、反政制、要普选的方向发展。而反全球化与反大陆化很少为人关注，是世界反全球化思潮在香港本土的发展，借菜园村居民的利益诉求而兴起，这点将在后面着重分析。因此，反高铁可谓是新生代各种思潮和观念的大杂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反高铁是香港新生代走上时代舞台的历史标志，也是新生代全面表达诉求、追求改变社会的历史宣言。 新生代社运成因分析 反高铁运动的确具有很强的标志性意义，但是由此去研判香港新生代的社会心理和成因，却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目前研究者对香港新生代社运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吕大乐先生的“第四代香港人”之说，影响比较广泛。吕大乐专著《四代香港人》，把香港社会分代研究，现在媒体所称的80后相当于他所指的第四代香港人，一般认为，由于上一代占据了香港社会各方面的主要位置，年轻人上升机会缺乏，因此起来抗争。不少人以此为理论根据来分析香港新生代，但也有人不赞成这种分析，财政司长曾俊华就曾撰文指香港的第四代不是欠机会，而是对生活的期望不断提高。而新生代认为这些说法抹杀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张铁梁、彭泽生在《“80后”不是第四代》的文章中指出，“这除了过度简化了“80后”的背景，也把要求政治进步的“80后”误解成是争上位，抺平了他们对民主公义的追求，这对“80后”的运动来说是一项抺黑。” 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没有搞好是年轻人走上街头的深层原因，因此有人认为，只要把香港经济搞上去了，就业率上去了，社会问题自然会解决很多。这种观点在北京可能会很有市场，但同样是被香港年轻人嗤之以鼻甚至痛批的。参与反高铁等社会运动的年轻人，其实不少有不错的工作和社会影响力，他们认为自己是因为一些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而不是因为经济困局。实际上也是如此，这几年香港经济还是不错的，但是社会矛盾却越来越尖锐了，而且还出现反高铁的“悖论”——来帮助你们发展经济的高铁，你们怎么还要反对呢？由此可见，经济发展问题也不是香港新生代社运的根本原因。 第三种观点是香港贫富悬殊差距增大，底层民众生活艰难，中产向下沉沦，向M型社会发展，也就是低下阶层与高收入阶层数目明显上升，中产家庭减少。2006年香港统计处公布1996-2005年间人口统计报告显示，月入少于一万港元的家庭占整体家庭比例在十年间由23.9%增加至27.9%；月入四万港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比例，也从15%增加至17%。但月入一万港元至四万港元的中等收入阶层家庭数目则从61.2%下跌至55%。香港统计处这份报告揭开了香港M型社会的讨论，但有人认为这个数据可能是很保守的估计，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原因是对中产的定义和标准有差异——月入一万元到两万元的两口之家能算中产家庭吗？在香港，家庭月收入两万元，也只能说马马虎虎，是难以达到中产的一般生活水准。 从基尼系数看，在1991年，香港基尼系数是0.476，至2001年急升至0.525，2006年续增至历史新高的0.533，可见香港的贫富穷悬殊情况正逐年加剧。据香港社会福利联会（社联）2010年10月公开的“2010年上半年最新贫穷数据分析”指出，香港约有126万人处于低收入水平，占全港整体人口700万的18%，较去年相比增加了6万4千名贫穷人口，创下历年最高。主要原因是低收入工作者的收入近年不断下降。更严重的是，低收入人口中高学历者比重增加。据政府数据，2009 年初最低收入劳工的12.3%拥有专上教育学历，而这种高学历人士构成是香港中产阶层的主体。 在香港说到中产阶层，一般会以中小企业的小资本家、大公司以及政府部门的中上管理阶层为典型。但是这部分人中，有很多认为自己其实是“夹心层”，向上发展空间有限，又不能像低收入者那样申请公屋，因此要么是以市场价格租房，要么承担庞大的按揭贷款。在香港，成为“房奴”的中产阶层可能比住公屋的低收入者更辛苦更窘迫，生活压力要大得多。其中条件好一点的想改善居住条件，但是收入赶不上房价飙升的速度，因此有人在电台节目中向特首抱怨，特首说他们可以考虑离中心市区更远的一些地方。 这几年香港媒体也在不断探讨香港中产阶层不断沉沦、滑向M型社会的危机，可见作为社会稳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也开始不稳定，显示社会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都充满怨气，从这点来看，民生问题的确是香港社运的重要原因。 探究“深层次原因” 为何这几年香港实质GDP不断增长，而大多数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呢？如果计算租金上涨、通胀水平的话，生活水准是在不断下降。如果研究香港经商的运营成本、居民的生活成本，不难发现，租金不但占了大头，而且在每次经济扩张时期都是上涨最快、增幅最大的，结果导致香港经济增长的大部分都沉淀在房地产领域——香港股市超过6成投资支出以及3成银行贷款都给予了房地产相关行业；租金已占餐饮等行业成本的五到六成，有特色的餐饮小吃店难以扩张；香港特色的“二楼书店”现在都搬到六楼、七楼……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成果的大部分都归于地产商和少数拥有较多房产的富裕人士。当然，作为最大的“地主”，香港政府也是获益者之一，这几年库房水浸，与土地收益不无关系。换言之，香港地租价格上涨速度大大超过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社会矛盾自然很容易激化。 香港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也曾出现过租金价格飙升的情况，不过当时的香港以一次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蜕变——电子加工、成衣生产等制造业向内地转移，而本土的金融、贸易等高附加值产业迅速崛起，金融贸易业的利润率显然高于制造业，因此当时能够顺利化解租金上涨压力，实现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