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10 12月9日，天大研究院、紫荆杂志社、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库共同主办的2019年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讨会在香港世界贸易中心召开。本届大会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香港未来发展”为主题，全方位探讨了“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及基本法实施的成果、经验与问题，解读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香港当前形势与未来治理激荡思想，交流意见。 12月9日，天大研究院、紫荆杂志社、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库共同主办的2019年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讨会在香港世界贸易中心召开。本届大会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香港未来发展”为主题，全方位探讨了“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及基本法实施的成果、经验与问题，解读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香港当前形势与未来治理激荡思想，交流意见。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杨健、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端洪、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振民、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部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有关专家学者、青年团体、专业团体、驻港中资企业代表等12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主办方和主讲嘉宾们一致认为，回归祖国22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积极贯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实现了长期繁荣稳定。主讲嘉宾们表示，虽然不断遇到一些新情况，但在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的支持下，香港总能转危为机，砥砺前行。专家学者们指出，香港当前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迫切需要各界人士群策群力，共同支持特区政府恢复秩序，守护家园，而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可谓是一场及时雨，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为我们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提供了路线图。会议特别就四中全会《决定》关于港澳的论述进行了讨论，强调任何制度的创新和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中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进程。大家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充分领会中央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香港特别行政区就能重新走上正轨，真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书写新的香江传奇。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董禹 2019-11-27 中美贸易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现实的挑战摆在面前，盲目乐观以及消极悲观都不利于我们走出当前的困境。只要我们看清局势，保持战略定力和清醒，全面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就一定能探索出与美国及世界各国在科技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合作的新模式。 自2018年初的“中兴事件”以来，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罕见的反复性和混乱性，这一方面体现出特朗普的个人执政风格，另一方面表明中美两国在贸易和金融等领域完全“脱钩”并不现实。然而，从各自利益及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恶性竞争却愈演愈烈，中美爆发“科技战”的风险陡增。中美科技关系“质变”的内在原因尽管美国一直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但不可否认的是，科技是中美两国合作较为成功的领域之一，我国科技水平也因此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毕马威2018年发布的全球科技产业创新报告显示，中美在“颠覆性技术突破”方面已远远领先其它国家，两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科创中心。然而伴随着科技实力的此消彼长，中国在个别高端技术领域已呈现超越之势，导致美国的垄断地位岌岌可危，这成为中美贸易摩擦最直接的导火索。霸权主义在科技领域的渗透。二战后，美国为巩固其在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先后对苏联、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的企业进行打击。面对中国的崛起，特朗普及其“鹰派”幕僚故技重施，高举霸权主义的大旗，借助外交、经济、舆论、金融等手段和工具，试图全方位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由于长期积压的对华不满情绪加上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这次针对中国的打击比以往更具侵略性和霸凌性。中国的赶超速度惊醒了美国。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世界体系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实现了全球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模糊了国与国的边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借势冲击美国的科技霸主地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想以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让美国倍感压力。实际上，由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的迎头赶上会让美国比以往更加不安。为了保持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对华采取对抗策略、利用一切手段遏制中国的科技及军事实力增长，这已成为美国朝野和军民的共识。不难判断，无论未来中美能达成何种经贸协议，两国关系在短期内只会每况愈下。为保霸主地位奋力一搏。美国凭借自身完备的创新发展体系，高精尖技术及知识专利在全球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这为其带来了巨大利益。然而随着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大量投入，制造业全面转型升级，四倍于美国的国内市场潜力开始发功，美国清醒地意识到其霸主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最后的反击，美国将自己塑造成受尽委屈的“被害者”，占领国际舆论高点，无端指责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种种“罪行”（知识产权盗窃、政府采购、财政补贴、自主创新等），进而可以冠冕堂皇地对我国高科技企业发起制裁。中美科技关系“新常态”在目前的大背景下，任何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都已无法完全摆脱国际合作、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因此“有条件合作”将可能成为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美在科技领域的“新常态”。首先，中国的科技实力尚不能全面对抗美国。美国拥有完善的现代科技创新体系，科技成就让它国难望其项背，尤其在芯片、半导体、基础软件、生物医药、高端车床等领域的核心技术上遥遥领先。我国近些年虽然在科技创新和制造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能力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向全球提供某些高科技产品，但在许多核心技术领域我们与美国仍存在着巨大差距，“中兴事件”所暴露出的集成电路短板问题，便是冰山一角。现阶段如采取“闭关锁国”、全面对抗的战略，定会对中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巨大障碍。其次，中美在科技领域具备一定的合作基础。在特朗普执政前，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已取得了一定成就，涵盖了高能物理、海洋渔业、现代农业、医疗制药、能源、地质等多个领域，呈现出“多领域、深层次、宽覆盖”的合作态势。中美科学家通过众多跨国合作项目，强强联手，带动了全球科技迅猛发展。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生产、组装和销售其产品，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推波助澜，而这些公司也通过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实际上，在过去的合作中，中国政府并未向美国指责的那样，以掌握核心技术为由，胁迫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根据中国欧盟商会5月发布的2019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在受访的585家在华欧盟企业中，约六成认为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力度明显加强。此外，“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出之后，多家美国公司与中国企业或机构进行联合研究与人才培养，在制造、能源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这从另一个侧面回击了美国政府的指责。最后，中美在科技领域完全对抗不符合两国现实利益的需求。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技术创新已无法完全脱离广泛的国际合作和相对开放的全球市场。此外，任何国家都无法保证在所有的科技领域全面领先，都存在“短板”。美国国防部曾于2018年以防止网络安全泄露为由，禁止军方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美国海军和空军还在继续为精锐部队添置中国生产的大疆无人机，这正说明中国在无人机领域的技术优势已获得美国军方的认可。只有通过充分的科技交流和产业分工，才能达到双赢的局面，而技术封锁最终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科技冷战”不符合中美任何一方的利益，无论是从各自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全球科技创新以及人类福祉的角度，两国都应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模式，通过合作弥补“短板”，并共同承担起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全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任。短期来看，美国应还是会继续实行“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在核心技术领域对中国施压，但考虑到美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选举周期等因素，中美在科技领域完全“硬脱钩”的可能性不大。长远来看，中美有望形成一种“双赢”的全新合作模式。当然，新模式的构建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有树立这样的目标并采取切实的行动，中美才能超越“有你没我”的狭隘思想，真正发挥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带头作用，与世界上其它国家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需积极应对无论是贸易战还是科技战，中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始终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被美国牵着走。在目前的大背景下，中国未来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准备：一是以新一轮改革开放进行应对。中国应积极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放宽投资限制，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加强金融助推力度，积极搭建中美创新合作平台，并充分发挥资源整合优势，聚集一批科创人才和具有前景的科学技术，强化两国科技企业间联系。同时，中国应协助中美企业在平等条件下进行有效对接，排除政策和机制上的障碍，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向美国企业开放中国市场，共享市场红利。二是完善产学研协作系统。中国应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成立科研联盟，采取联合研发的方式，在“掣肘”领域尽快攻坚、突破瓶颈。全面支持基础教育、融资和研发等方面，避免政策和资金向特定行业和某些企业过度倾斜。在充分调研分析的基础上，针对高新技术和产品对进口的依赖度进行排序，合理调整投入比例，最大程度上以“本土制造”取代进口，提升我国在科技领域的抗风险能力。三是与欧洲、日本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开展科技合作，建立密切的科技联系。尽管英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没有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华为参与建设5G移动基础设施。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似，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对华政策具有不确定性。日前，日本政府提出要加强原子能和半导体等敏感行业的外资投资限制，从现在的投资10%以上需要事先申报，改为投资超过1%就必须申报。反观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开始采取积极的改革措施，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重视科技人才培养，以期通过科技带动整体经济与社会发展。为此我国必须抓住契机，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战略优势，广泛建立与其它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科技关系，寻找到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从而降低对美国科技的整体依赖。结语中美贸易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各方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核心技术、高端制造、研发、金融科技、军事实力等方面与美国的巨大差距。现实的挑战摆在面前，盲目乐观以及消极悲观都不利于我们走出当前的困境。只要我们看清局势，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保持战略定力和清醒，全面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就一定能探索出与美国及世界各国在科技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合作的新模式。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钱峰 2019-11-18 地缘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基于本国地理因素、政治定位和综合实力而制定的对外战略，并根据所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求及时进行更新与调整。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新时代中国地缘战略进行多维思考、审慎谋划更显尤为必要。 地缘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基于本国地理因素、政治定位和综合实力而制定的对外战略，并根据所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求及时进行更新与调整。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先贤思想中汲取政治智慧，牢记俾斯麦下台后德国战略失误的深刻教训，对新时代中国地缘战略进行多维思考、审慎谋划更显尤为必要。中国地缘战略的基础错综复杂的地理因素。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大国，陆地疆域96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在全球大国中，中国地缘情况最为复杂，陆有强国接壤，海有岛链环锁，既是邻国最多、毗邻军事强国最多、拥核国最多的国家，也是陆海边界纠纷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陆上同14国接壤，海上与6国隔海相望；全球10个人口最多国家中有6个在周边（印、印尼、俄、日、巴、孟）；综合军力与军队人数排名世界前25位国家中有8个在周边；公开拥核8个国家中的4个在周边（俄、印、巴、朝）；当今世界5大潜在热点冲突地区（海湾、中亚、南亚次大陆、台湾海峡、朝鲜半岛）中的4个在周边；世界主要战略力量除欧盟外，均在中国周边。过去100年间，西方依仗坚船利炮蚕食中国，中国边防海防同时告急，安全危机持续不断，几乎沦落至被瓜分殆尽之境地。新中国的建立根本上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但整个冷战时期，中国始终是美苏超级大国借重与制衡的对象，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地缘地位之重要，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中国地缘环境之险恶。多重属性的政治定位。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被称为“东西关系”，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随着时代飞速发展，当前中国“最大社会主义国家”、“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领头雁”等多重属性决定了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全球定位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一方面，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已成历史烟云，中国影响力也已超越东亚范畴，但亦非属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不同于传统“北方”发达国家，在人均GDP等领域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南方”行列，但在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诸多领域已与绝大多数南方国家远远拉开了距离，与北方国家的共同点和利益不断增多。不难估计，至中国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强国之际，南北鸿沟还将继续存在。中国巨大的体量、特殊的发展阶段、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更像是一个人类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中间之国”，很多方面具有无法替代的唯一性。日益增长的综合实力。国家综合实力是制定地缘战略的基础依据，运筹战略的基础依托，既包括经济、军事、科技以及人口规模和素质、资源禀赋等硬实力，又包括战略运筹能力、国际传播能力、民族凝聚力和危机承受力等软实力。客观审视中国的成就与不足：硬实力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5%，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军事实力快速增强，有望成为与俄罗斯各有所长的第二军事强国；人口规模居于世界第一，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有望为国家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保障；自然资源禀赋虽与人口规模不相适应，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利用全球资源的能力愈来愈强；软实力方面，中国具有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国际传播能力明显提升；不足方面，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仍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7，全球排名处在60多位，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制造业、国际贸易“大而不强”，社会事业发展、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科技创新仍有明显短板，军事实力离建成与国土规模和经济实力相称的世界一流军事力量体系还有较大距离，文化软实力远没有改变“西强中弱”的状况，等等。当今国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的地缘战略需求纵观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客观判断当今国际环境和时代特点，深入分析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把握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是构建新时代地缘战略特别是确定目标和重点的基本依据。对当今形势的基本判断。世界局势波云诡谲，在新格局未稳定之前，这种乱局或将长期存在，其突出特点是：美国霸权加速衰落，但仍是唯一超级大国，其维系既有霸权的挣扎更加呈现出极端性；各大力量中心还在发展凝聚之中，其消长趋势及相互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各主要国家的战略选择具有艰难性；旧的世界秩序加速坍塌、新的世界秩序远未形成，围绕新旧秩序的竞争具有剧烈性；美国明确对华竞争战略、中美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作为中国地缘战略的最大竞争主体，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影响还在不断加大。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国际战略界对此众说纷纭，看法不一，如“一超多强”、“多极世界”、“两超多强”，等等。总的看，“一超多强”仅从大国关系角度出发，忽视了影响力日增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极世界”明显超前，因为可称之为“极”的力量中心尚未形成，前景不明；“两超多强”指“中美两超”共组G2，其他大国作为“多强”参与全球治理，这或是一厢情愿，也有捧杀之嫌，以此认知实施地缘战略运筹可能导致中国战略透支和战略失误。如果说当今世界是从单极霸权向多方制衡转变的“多极化过渡时代”，或许最符合历史交汇期中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大势，最有利于新时代地缘战略的整体运筹。中国地缘战略的服务目标。地缘战略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道家、兵家、纵横家等著作中无不包含丰富的地缘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影响深远。战国时期，由于战事纷繁，各国地缘政治力量变幻莫测，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连横合纵”、“远交近攻”等大战略的提出和实行，对当时地缘政治形势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迄今仍为后世推崇。十九大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论断，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出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因此，相应的地缘战略必须始终围绕并服务于这一目标，着眼于最大可能延长战略机遇期，更好地聚精会神、凝聚力量做好中国的事。这既要统筹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安全等各个层面，既齐头并进，又明确主次，以维护国内利益为主，确保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三个关键；以维护海外利益为辅，重视国际和周边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纲举目张，方能相得益彰。新时代中国地缘战略的重点明确基本布局，多方向精准发力。利用承东启西，承南启北的特殊地位，以亚洲为地缘依托，在亚欧大陆乃至全球下好“大棋局”。“稳定东西两翼，巩固北方后背，重心经略东南，塑造制衡态势”宜可成为新时代地缘战略的基本布局态势。一是东翼稳定朝鲜半岛和日本，西翼发展中欧和中印关系，并强化与中东、非洲国家经贸、资源、能源的合作；二是向北实施以“中俄关系为核心，以上合组织为支撑、中国与中亚邻国友好关系为辅助”的欧亚大陆战略，把欧亚大陆建成稳固、可靠和放心的战略后背；三是东南方向始终保持强大军事压力，遏制“台独”，做好解决台湾问题的两手准备，为两岸最终统一创造条件；南海着重维护海洋权益，遏制危机事态，应对武装冲突和突发事件；四是抛弃“美不会遏制中国”的思迷，立足于以斗争求合作、以自身强大应对美国霸权围堵，通过布局大国关系，推动多极化进程，争取更多“中间立场”国家，塑造一个“世界更趋多极，周边维系均势、中美保持缓冲”的对美总体制衡态势。发挥经济影响力，塑造地缘经济新模式。随着“一带一路”推进，中国对周边施加经济影响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中国宜积极尝试用产业链融合的方式，将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手段”的依赖转向对中国发展“成功路径”的依赖。通过向周边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帮助，以独特的“中间地位”，扩大第三方合作模式，调动发达国家的产业、金融和研发资源，帮助扩大当地制造业规模，使周边逐步成为由中国主导的产业链之中的中间环节，而自己逐步从低端产业链中剥离，加快向上游发展。这一地缘经济模式是“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的升级版，有利于推动周边与中国实现更好融合，构建紧密的周边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前置军事力量，海空精锐先行。中国传统地缘思想长期带有明显的“重陆轻海”和“固土自守”的客观缺陷。当今，中国本土防御既拥有战略优势，也有战场胜势，但未来的南海维权、台海作战均可能是战场前出、海空联动、攻势作战的现代化模式。因此，有必要强化海空先行的地缘战略思维，适时前置军事力量，优先发展海空精锐力量和远战兵器，这不仅是安全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为更好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此外，中国还需考虑布局更多周边及海外基地，以维护持续拓展的海外利益。重视周边事态，维护周边安全。习近平主席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中国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与中国接壤的14个国家中，不乏战乱国家、转型国家、欠发达国家、“三股势力”猖獗的国家及西方企图实施“颜色革命”的国家，均不同程度存在不稳定、不安全的问题和风险，易引发连锁与联动效应，将对中国国内大局带来隐患和冲击。中国宜及时卡位，及时隔离，一方面尽可能控制周边热点问题的地缘界限，阻止其升级蔓延渗透，甚至与国内事务纠缠在一起，演变为中国之热点。另一方面在周边局势出现异常或变化时，敢于善于施加战略性影响，以“预防性介入”主动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9-11-18 面对中美贸易冲突，制定如何趋吉避凶的对策，这才是当前蔡政府需要严肃思考的课题。政府要有整体的应对思维与做法，以确保台湾民众的最大利益，而不应在中美贸易战中选边站。 近来中美两大世界强国在南海、台湾、香港等议题上摩擦不断，贸易战亦越演越烈。中方已经打算长期抗战。谁的底气足，谁就是赢家，而时间将给出答案。中美贸易战范围若持续扩大，将会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对包括台湾在内的世界经济造成损害，引发全球关注，各个经济体正积极寻求应变对策，希望不要受到波及。中国大陆全方位应对在中美贸易战中美方处于进攻的态势，接连出招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确实造成影响，许多大厂纷纷撤离中国大陆迁往东南亚或台湾避险，大陆可能进入停滞性通货膨胀。然而，美国本土经济也同样遭受冲击，例如美国公债收益率曲线出现少见的倒挂情况，预示美国未来经济衰退的机会相当高。今年美国全年GDP成长率可能低于2%，逼得川普扬言要调降利率及减税来挽救经济颓势。中国大陆大幅降低对美国黄豆等农产品的进口（2019年1-5月中国自美国进口大豆数量及金额分别为528.6万公吨，金额为21.2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减少65.1％及66.8％；巴西则跃居首位，分别成长了10.8％及6.5％），对美国农民造成很大的伤害（中国是美国出口黄豆的最大买家，占美国黄豆总产量的四分之一），而多个黄豆主产州属川普总统的票仓与关键的选战摇摆州。尽管川普政府祭出补助措施（160亿美元）暂解农民困境，但是因补贴集中于规模较大的经营者，多数小规模农民无法弥补关税带来的伤害，农民还是希望中美贸易战能赶快落幕。中国大陆官方亦积极推动《大豆振兴计划实施方案》来降低对进口大豆的依赖。若中国大陆全面禁止自美国进口黄豆等农产品，势将对农民生计造成严重冲击，给川普连任带来极大压力。大陆为应对中美贸易冲突正积极寻求替代市场，并推动贸易多元化战略。例如中国大陆积极透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对外的政经影响力，给美国带来极大压力。如果大陆实现“中国制造2025”计划，将严重威胁美国高端产业竞争力，为此美国政府力推“印太战略”，拉拢印度、日本、台湾与之抗衡。尽管部分国际人士及媒体不看好“一带一路”，但是在大陆政府努力修正下，2018年中国大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1.3兆美元，占中国大陆总对外贸易额的27.4%，水产品进出口总量为311.43万公吨，总额达90.21亿美元。“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东盟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贸易伙伴，今年1—6月，双边进出口贸易额达2,918.5亿美元，已超过中美贸易额2,583亿美元，大幅压缩了蔡政府新南向政策的运作空间。蔡英文对美一边倒近来岛内经济状况不佳，偏低的薪资，给蔡“总统”连任带来极大压力，因此若能与美国、日本签订FTA，对于活络国内经济动能及蔡“总统”争取连任有相当大的帮助。台美洽签FTA谈判多时，因对政治、经贸、外交等影响深远，美方多有顾忌，进度相对缓慢。然而台美双方对外均宣称主要症结在于台湾官方未依照科学数据暨国际规范，禁止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台湾经贸官员及部分政客也呼应这样的说法，让台湾农民背负极大的压力与不满。事实上除了农业外，一些竞争力不足、目前靠关税维持国内市场的企业都将受到影响，而只有农业被推上风口，这非常不厚道。中美贸易战越打越激烈，台湾成为美方施压大陆的重要筹码，蔡英文明确选边站，对美方全力配合（包括增加购买美国黄豆、禁止官方机构使用华为产品、鼓励台商南移等等），符合美方利益，美方为表达对蔡政府的支持，不仅主动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还批准卖给台湾高性能武器，台美外交明显增温。为协助蔡英文连任，台美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或许会有令人意外的结局。由于两岸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是事实，因此稳住两岸关系，避免玉石俱焚，这才是身为台湾领导人的基本职责，也是多数台湾民众的共识。民进党不能为讨好美国而操弄民粹，恶化两岸关系。大陆市场无法取代中国大陆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对于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也给号称世界之首的美国带来压力。就比较利益观点，美国企业之所以选择在中国大陆设立工厂，是因为大陆的生产成本比较低，即便是加上运费、关税，获利也比在美国制造高出很多。让资金、人力往最有效率的地方流动，正是经济成长最关键的因素。美国政府将进口关税调高，一来希望迫使美国企业回流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二来提高大陆产品输美成本，提高美国国产产品的竞争力，也确实产生若干效果。一些在中国大陆设厂的厂商（包括外商及台商），受关税影响，利润遭到挤压，虽然中国大陆官方在融资、补贴、退税等方面给予优惠，但考虑到中美贸易战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仍有部分台商将事业移到国外或移回台湾，而台湾岛内厂商也确实收到转单的好处。这些对侨外投资情况不佳，急需国外投资来活络台湾经济的蔡政府而言，如逢甘霖，也有助于蔡“总统”的选情。美国和大陆为台湾极为重要的两大出口地，不过台湾对中国大陆出口占总出口比重高达40%左右，在大陆内需吃紧的情况之下，台湾出口至大陆的订单也将会逐步趋缓，恐抵销转单带来的获利，何况美方一直希望台湾能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对抗中国大陆，自然也不希望台湾继续把中间产品输入大陆。这是否进一步影响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为后续观察的重点。供应链建立与移转非一朝一夕，一旦中国大陆顺利移转，过度亲美的台湾可能错失机会，对外贸易可能受到牵连。中国大陆是台湾最主要的海外投资据点，由于中国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业受创最深，也是出现产线移回台湾及转单效应最快速明显的产业，而贸易战对精密机械影响不大。目前回流台湾的产业包括网络通讯、服务器、机械设备、电子关键零组件及计算机周边产品等（许多属污染产业），与大陆受301清单影响的行业相仿，资金超过5,000亿台币（资金完全到位需3-5年），宣称可创造4万多个就业机会，却可能带来环境污染以及土地价格飙高的负面效应。台湾政府应有所筛选，多鼓励高端产品生产及研发回到台湾，毕竟当前台湾最该做的是调整全球供应链布局，积极进行产业转型升级。遗憾的是，台湾政府现正忙于选举，无暇他顾，对中国大陆更采取敌视态度，无助产业布局调整。两岸经贸发展不可能走回头路，对于台湾而言，中国大陆市场是无法被取代的，为台湾2,300万人着想，台湾政府必须摒除意识形态，以更宏观的经济战略布局，避免两岸经济陷入零和赛局的困境，这才是负责任的政府应有的作为。台湾不应选边站中美贸易战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国防、产业链重组等等，短期内难见曙光，对台湾经贸亦造成影响。至于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利，台湾各方解读不同。其实这与企业所处具体行业有很大的关系。面对中美贸易冲突，制定如何趋吉避凶的对策，这才是当前蔡政府需要严肃思考的课题。政府要有整体的应对思维与做法，以确保台湾民众的最大利益，而不应在中美贸易战中选边站。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19-11-07 面对香港的骚乱，澳门社会上下一致反对和拒绝参与骚乱，发出了“一起守护澳门”的理性声音，维护了澳门的安定与繁荣。澳门社会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澳门与香港地理位置相邻，生活方式相近，同属中央政府管辖和授权、实施“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面对香港的骚乱甚至部分港人的挑唆，澳门社会上下一致反对和拒绝参与骚乱，发出了“一起守护澳门”的理性声音，维护了澳门的安定与繁荣。澳门社会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为什么一衣带水的两个城市却对这场持续了3个月的骚乱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和态度，这值得我们深刻剖析，以完善“一国两制”的科学发展。第一，澳门的回归基础与香港截然不同。回归前，澳门经济凋敝，连续出现负增长，市场萧条，失业恶化，尤其是社会治安混乱，恶性案件屡见不鲜，居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澳门社会都期盼着“回归”可以带来根本性改变。事实上，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回归后仅一年，澳门即扭转了经济负增长的局面，澳门治安也得到根本好转。澳门从此进入到经济发展、社会详和、人心归顺的“一国两制”践行期。2017年强台风“天鸽”侵袭澳门，解放军驻澳部队在澳门特区政府请求和中央政府依法批准下，紧急出动千人，连续三天三夜投入协助澳门的一线救灾工作。解放军不辞劳苦，与澳门市民在澳门街头并肩作战，守护澳门家园的情景深深烙印在每个澳门人的心中。澳门人民体会到祖国的“患难见真情，军民鱼水情”，也体会到祖国给予澳门的安全感，爱国情感油然而生。第二，澳门社会铭记“背靠祖国”才有经济发展奇迹。回归后，为支持澳门发展，中央政府全力在开放“自由行”、CEPA等各方面给予澳门发展所需的各项政策支持。在中央政策红利下，澳门博彩和旅游业得以飞速发展，一跃成为国际化都市。2006年，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首次超越香港，达2.98万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国家“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和相关政策进一步支持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发展，澳门的会展、金融、中医药和文创产业也渐有起色，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2018年，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达8.26万美元，排位世界第三。面对经济的飞速增长，澳门始终记得，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和“一国两制”的科学实践，澳门不可能创造如此辉煌的奇迹。第三，澳门与香港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爱国爱澳”是澳门的核心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澳门已经培养和孕育出很好的爱国爱澳氛围，在澳门几代人的努力下，潜移默化地将“爱国爱澳”这一核心价值牢牢地植根于澳门，为“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贯彻打下良好基础。首先，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全面落实《澳门基本法》，注重爱国主义教育。《澳门基本法》第23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澳门特区积极履行基本法赋予的宪制责任和神圣义务，弥补立法空白，全面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2009年2月25日，澳门特区立法会经细则性讨论和表决，高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广大澳门市民在立法过程中所凝聚和展现出来的爱国爱澳情怀，成为澳门特区持续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财富。其次，澳门的爱国传统通过爱国社团不断传承，紧密连结了社会基层。无论是在澳葡政府时代，还是在回归后的特区政府施政下，澳门的社团反对殖民统治，拥护“一国两制”，代表基层反映社会民生问题，保障居民社会权益，帮助弱势群体，为政府和基层民众沟通发挥了桥梁作用，使澳门社会得以和谐稳定。同时，特区政府也积极通过与社团合作，在澳门社会开展《基本法》教育，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开展澳门和祖国内地的人文交流，深化社会基层对祖国的情感，将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传承下去。第四，爱国教育和国情国史教育使青少年国家认同远优于香港。澳门一直以来重视青少年的爱国教育。首先，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澳门特区开展国情国史教育及爱国爱澳教育奠定了制度基础。2006年，澳门特区政府修订了《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将“爱国爱澳”、培养对国家和澳门的责任感确定为教育总目标，从立法角度将民间的自觉行动转化为法律订定要求。2011年公布的《非高等教育十年规划（2011－2020）》也将“爱国爱澳”纳入教育方针和落实方案。其次，澳门特区中小学一直以来都较为重视国情国史教育的延续与发展。有教育学者认为“现在澳门传统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比内地在某一程度上还要深厚和丰富”。虽然澳门在历史教育没有统一教材，允许学校根据需要选择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的不同教材。2016年以来，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开始编写专供澳门地区使用的教科书，在品德与公民的教材编写中，内地与澳门的老师专家都有参与，双方的观点也达成平衡。因此，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澳门学校选择使用。同时，在课堂外，澳门教育暨青年局推动了全澳学界升旗仪式、促进学校爱国爱澳教育资助等爱国爱澳教育的工作项目，帮助青少年了解国家发展，增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第五，澳门青年的生存状态及对未来的预期与香港青年不同。2006年，澳门特区政府在《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内，实施15年免费正规教育。澳门青年中学毕业升读大学的比例近年来始终高于九成以上。澳门社会失业率从2009年的3.5%下降至2018年的1.8%，就业不足率从1.8%下降至0.5。在充分就业环境下，澳门青年就业的选择空间和成长空间都相当可观。同时，青年就业收入也不断增加。2009年大学毕业的澳门青年薪酬约为8,000澳门币，而2018年这一数字则约为15,000澳门币。虽然面对不断高涨的楼价，澳门青年也有巨大的压力和无力感，但大部分青年仍相信可以通过努力改善生活和向上流动。研究调查显示，澳门青年普遍有强烈的社会安全感、幸福感、信任感和满意度，持续三年有超六成的澳门青年表示感受到较为强烈及以上的安全感。同时，在特区政府的引导和内地的交流中，越来越多的澳门青年也意识到祖国在科技等各方面的强大发展，个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澳门和祖国的发展与联系。在香港，特区政府未全面实行15年免费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非常市场化。基础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的分配较为不均，教育素质也难以看齐。香港青少年在接受基础教育时便因为这种不均，开始了社会阶层的分隔。虽然近年来，香港政府将本地青年接受专上（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从早前的两成提升到七成左右，但是社会阶层固化并不再因教育而改善。近年香港经济过度依赖地产和金融，产业结构单一和空心化，新创造的高技术就业机会更加有限，使更多新毕业的香港青年只能流向低技术职位。虽然香港也实现了充分就业，但专上学历在职贫穷却增加。根据香港政府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港贫穷率为20.1%，平均每五人一个穷人，九年来最高。当中2.7万人是具有专上教育程度的在职贫穷，半数是30岁以下的青年；儿童贫穷率也高达17.5%。社会阶层固化，低阶层青年即使努力工作也无力改变贫困，使他们丧失了希望。第六，特区政府落实“改善民生”为主的施政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澳门的社会矛盾。澳门在第一、二届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实现了澳门经济飞跃发展的神话，财政盈余也不断丰富。2008年，面对金融海啸的冲击和本地居民消费疲弱，时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提出“现金分享计划”，通过政府直接派钱，达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协助澳门居民对抗通胀等目的，到2019年“现金分享计划”已连续进行12年。第三、四届澳门特区政府更逐渐把“改善民生”作为施政的主调之一，并进行落实。虽然澳门民众对楼价、医疗、交通等深层次问题也有诸多怨言，但澳门特区政府持续优化双层式社会保障、社会援助和社会福利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充实惠民措施。社会财富的二次福利分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澳门社会发展的矛盾。目前，澳门社会保障覆盖全澳市民；经济援助、弱势家庭特别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经济困难学生等津贴逐年提升，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15年免费教育、非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津贴也减轻学子和家庭的负担。以2019年为例，澳门特区政府对全澳门约67万居民的经济补贴和成果分享支出约为187.47亿澳门元。反观香港，其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特点是低水平、窄覆盖，强调为社会中最不能自助者，如最穷困、年老和伤残人士等提供帮助。到目前为止，香港还没有建立起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作为香港社会保障主体的综合保障援助金的领取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偏低，能够享受公屋福利的居民也局限于收入较低的居民。虽然香港经济因地产和金融行业而支撑，但其它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大部分青年并未能分享到香港发展的红利，反而因为地产和金融的拉升作用，生存状态日益下降。香港特区政府也未能在社会发展不均、贫富差距加大之下改进社会财富合理二次分配的福利制度，改善香港的民生状况。综上所述，虽然澳门与香港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但回归20年来，澳门特区在传承“爱国爱澳”核心价值、重视历史教育和国家认同、落实“改善民生”、推动青年向上流动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实现了澳门社会的安居乐业、稳定繁荣，成功的践行了“一国两制”的科学设计。虽然澳门在社会发展中也有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社会大众普遍看好祖国和澳门的未来发展。相信抓紧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用好用足国家给予澳门的政策，可以成就澳门社会的繁荣和稳定，谱写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而香港的这场骚乱，暴露的是香港社会长时间未被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包括政府运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以及相关税收；政府高层官员缺乏政治担当，习惯于不作为；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社会阶层固化，低阶层青年没有发展希望和空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福利制度不足等。而这些问题，正可以在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寻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希望香港社会可以尽快平息骚乱，以理性开放的态度，正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时代机遇，善用“一国两制”赋予的优势，分享祖国发展的百年机遇与成果，再造辉煌。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9-10-17 香港人治理不好香港，一定会成为各种势力介入的理由。民进党对黄之锋等“港独”分子的基本态度是“笑脸相迎、好走不送”。与台湾民进党打交道时，港独分子的尴尬在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这或许会让香港的激进派深思：香港乱局到底对谁最为不利？ 香港自6月以来爆发的反修例风波仍未平息。尽管示威者已经出现多次暴力活动，包括打砸港铁站、街头纵火、攻击警署及警察等行为，然而，为选举考虑的台湾民进党当局仍然“见枪就捡”，以人道主义的理由公开发表各种干涉香港局势的不当言论。此外，陈浩天、黄之锋等“港独”分子多次窜访台湾，俨然成为台湾某些政党常态化的“座上宾”。那么眼下“台独”和“港独”是否正式合流了呢？研判近期二者之互动可以得出，恐怕双方仍然是各有算计、貌合神离。“台独”和“港独”表面上抱团取暖自去年“九合一”选举大败以来，民进党实际上对于2020年选战并无胜算。在强大的“韩流”面前，民进党危机感很强，但又不愿意深刻反省岛内外的各项政策包含两岸政策，哪怕两岸局势继续每况愈下，所以民进党对于2020选举一度十分悲观。然而自6月以来，香港局势不断发酵，正值选举的民进党见猎心喜，蔡英文也好似在不断“捡枪”。蔡英文公开说：“只要有我在，不用担心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很明显，蔡英文把自己包装成了台湾民主“捍卫者”的形象，相对应地，国民党则被批评为“投降派”，“妄图使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正是由于民进党以及亲绿媒体不断“带风向”，使得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也不得不多次公开表态不同意“一国两制”，甚至于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在公开场合说：“我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台湾人民也不会接受，除非、除非、除非，OVER MY DEAD BODY（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此外，蔡英文虽然公开表态，台湾对于香港局势是“关心但不介入”，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民进党当局支持下，台湾各社会团体和媒体，不仅同情香港示威者、谴责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大陆、大肆进行选择性报道，而且派出大批NGO人员、记者、社工向香港集结，为暴徒采购、分发大量暴力抗法所需要“勇武抗争包”。除了公开的所谓道义和物资支持之外，未浮出台面的支持还包括资金、培训和后路支持。媒体披露，大约有几十个香港暴徒在7月1日冲击立法会之后就逃到了台湾。“港独”分子一厢情愿台湾方面对香港示威者的各种“支持”让“港独”势力倍受感动，似乎“民主台湾”成了“民主香港”的坚强后盾。6月17日黄之锋获释出狱，在对外发表声明时，他特别感谢台湾人对暴力分子的支持，并希望与台湾的分裂主义势力共同面对北京的压迫。在香港七一大游行前，黄之锋和台湾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电话连线沟通。黄之锋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已名存实亡，香港要求民主普选、一人一票选特首的努力已经超过20年，他们现在将重启抗争。他希望台湾能对香港暴力分子给予更多帮助。此后，他更希望台湾民众也能“上街声援”香港局势，并给予港人所谓“更多实质协助”。然而，黄之锋等人的各项诉求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关于进一步扩大对示威者的“协助”，民进党不大可能在媒体上公开表态；关于鼓动台湾100万民众在10月1日之前站上街头“声援香港”，民进党表态为“支持但不介入”；针对催促台当局通过“难民法”的提议，陆委会也不愿意正面回答，只是表示“港澳关系条例”等对“政治庇护”与居留有明文规定。民进党出于私利驱使“港独”分子黄之锋一行大失所望其实并不意外。首先，黄之锋等人还是太过于年轻，都严重高估了自己在香港、台湾的影响力。黄以为自己在香港是所谓的“民意领袖”，去台湾窜访一下一定会得到台湾各界的热烈欢迎，甚至于“有求必应”。谁曾想，台湾社会其实对他们并不欢迎。执政的民进党是在“明迎实拒”，台湾统派民众则举着五星红旗高喊着“滚回去”，就连一些原教旨的“台独”人士也对黄之锋所提出的“台湾和香港是命运共同体”说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黄之锋这话是在变相“矮化”台湾，台湾和香港的地位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其次，黄之锋并未能清醒认识到，民进党为了选举是在疯狂地“捡枪”，“香港乱局”只是民进党拿来攻击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大陆的“枪”而已。民进党不断拿香港局势说事，是想不断向台湾民众灌输“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已经失败的污蔑之词。既然“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失败，那么顺理成章，今年年初中国大陆提出希望与台湾各界协商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难获成功。实际上，“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在台湾已经被民进党“污名化”，而他们声称，谁跟中国大陆谈，谁就是“卖台”，而民进党的各项政策，包括所谓“国安五法”和“中共代理人法”，才是在“保护台湾”。所以，香港乱局是民进党的“枪”，香港越乱越好，最好乱到明年1月台湾选举结束，民进党在大选中就会有充足的“子弹”。然而，香港生乱后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社会失序，民进党根本不放在心上。第三，香港局势发展至今，各方需要冷静思考如何才能让社会再次恢复和平与安定。一些激进示威者高喊所谓“揽炒”（同归于尽），显然错估形势。暂且不说这样的激进语言“绑架”“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者能有多少和持续多久，就说一些外部势力包括台湾方面，能提供多久的帮助呢？黄之锋等人亲眼去台湾看一看，就会明白，台湾民进党想要的是“永续执政”，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与眼下的香港乱局捆绑在一起呢？怎么可能为了香港示威者而修订所谓“难民法”呢？姑且不论台湾宪政体制里面包含着“两岸一中”的思想，就说放开大量香港示威者去台湾，这也不为台湾当局所乐见。香港人治理不好香港，一定会成为各种势力介入的理由。民进党对黄之锋等“港独”分子的基本态度是“笑脸相迎、好走不送”。与台湾民进党打交道时，港独分子的尴尬在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这或许会让香港的激进派深思：香港乱局到底对谁最为不利？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董禹 2019-10-14 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美国企图压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崛起与发展。稀土在多个科技領域的应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主导着稀土的全球开采及生产，因此稀土是中国可以加以利用的反制“武器”之一。然而，该如何使用才能起到最佳效果，尚需理智讨论与分析。 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美国压制中国及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崛起与发展的企图已暴露无遗。稀土在军事技术、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等应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目前主导着稀土的全球开采及生产，因此稀土作为中国可以加以利用的反制“武器”之一，成为国内外舆论的焦点。然而，这张看似被牢牢握在手中的“王牌”该如何使用才能打疼对手，起到最佳效果，尚需理智讨论与分析。知己知彼，切不可盲目乐观中方应全面了解美国稀土产业的现状。一方面，由于全球稀土产业尚未能妥善解决在开采、分离、萃取及废弃物处理等过程中所造成的辐射、污染等相关环境问题，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严格的法律限制下，曾一度关停本国的稀土开采和冶炼设施。另一方面，在WTO贸易规则的“保护”下，这些国家选择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廉价的稀土原料，以保障其稀土的“安全供应”，并以此转移污染，增加本国的“社会福利”。美国对稀土的进口依赖一度达到100%，但2010年由中日“钓鱼岛”争端所引发的第一次“稀土战争”，给西方各国敲醒了警钟。经过多年的战略布局，一条“去中国化”的稀土全产业链“备胎”已逐渐形成并完善。目前，美国正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减少对我国稀土的依赖，削弱中国在稀土市场的主导地位。（一）自给自足，降低风险。2017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关于确保关键矿物安全和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13817号）总统行政命令，旨在改变美国关键矿物过分依赖国外供给的格局。随后，涉及35种矿物产品的清单发布，其中稀土是关注的重点。随后，位于加州的全美唯一稀土矿–芒廷帕斯（Mountain Pass）于2017年11月重新投产，2018年其开采量已高达21,600吨。当前美国并不是高科技产品的制造大国，其对稀土的需求也仅占全球总需求的9%（2018年数据），远远低于中国的56%和日本的21%。从这个角度来看，芒廷帕斯矿现有的产能基本上就可以满足美国自身需求。2019年8月，特朗普收购格陵兰岛的“意图”遭丹麦首相拒绝的消息不胫而走。格陵兰岛拥有一些大型的稀土金属矿，特朗普的这一举动从侧面反应出美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找寻中国“稀土牌”的应对之道。（二）抱团取暖，填补缺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正在全面渗透稀土产业，通过股权投资、兼并、合同债权等方式进行商业勾结，构成关联体系，遏止中国稀土原材料的国际市场议价能力。中国稀土资源储量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并具有矿种和稀土元素齐全、稀土品位高、矿区分布合理等优势，尤其是被称为新材料“添加剂”的重稀土，更是中国独有，战略意义显著。然而，目前已有一些国家也在生产稀土，若我国开始明显减少稀土的对外供应，造成国际稀土市场出现价格的巨大波动，这些“备胎”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国相关企业平稳度过危机。此外，2019年5月20日，澳大利亚矿业公司莱纳斯（Lynas）与美国蓝线公司（Blue Line）宣布合作，双方将在美国创立稀土分离厂，试图“填补美国稀土供应链的空白”。（三）资源回收，循环利用。2019年2月，美国能源部划拨款1,500万美元在伊利诺伊州新建国家回收研究基地，希望通过多方合作，将包括稀土在内的稀有金属回收技术广泛应用到实际生产中。一旦该计划全面启动，美国所需稀有金属将有望完全实现国内供给，从而大幅度降低对中国稀土进口的依赖。补齐短板，优化产业结构经过多年积累与发展，中国稀土产业已初具规模，以23%的稀土资源承担了世界将近90%的市场供应。因此，我国稀土出口政策的变化对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的震慑力。然而，中国稀土产业在诸多方面有待加强，对此我们还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一）发展高端产品及应用，化解反制。现阶段中国稀土产业仍侧重于稀土开采和初级生产环节，产业层次较低，部分高端产品仍依赖进口。因此，中国未来应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稀土精炼等技术研发中，摒弃低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旧模式，占据技术的制高点，保障高端稀土产品的供应。稀土产业链真正的高附加值环节在于应用。长期以来，中国稀土产业存在着“卖土赚钱”的短视思维，加上国家整体科技与工业水平落后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使得稀土高端产品的制造与西方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未来要有效关联上游的冶炼加工和下游的应用实体企业，以求优势互补，逐步形成本土产业链。同时，应充分借助科研机构与相关企业的联动模式，将研究成果尽快投入实际应用，增加专利数量。此外，也可以考虑多交一些“学费”，收购核心专利，提高我国稀土产业的技术壁垒，确保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二）纳入环境成本，绿化产业。稀土在开采及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性极大，造成的污染治理起来相当困难。中国稀土产品价格低廉且取得垄断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未将巨大的环境成本纳入计算。此前国家通过兼并收购或关停的方式，对小规模稀土矿进行了集体整顿，打造出了中铝公司、北方稀土、厦门钨业、中国五矿、广东稀土、南方稀土等六大集团，旨在减少各类稀土企业对市场的无序供应和内部恶性竞争，从而节约稀土资源，合理开采，以实现稀土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及环境保护。然而，此轮改革重组尚未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随着市场需求的加大，稀土资源流失和环境保护问题便再度暴露。未来国家必须继续大力推进战略资源类企业的深化改革和产业升级，促进管理与科技创新，并同步提高稀土产品的环境资源成本，稀土产业必须要做到绿色发展。精准打击，优势化为胜势此次贸易战中，对于稀土这张“王牌”的威力，我们不应过分乐观，但如果以稀土为筹码，运筹帷幄，操作得当，“稀土牌”确实会产生一定的攻击力。（一）客观分析，避免掉入陷阱。第一，美国并不是高科技产品的主要生产制造地，全面禁售稀土对美国企业的实际影响有限，反而可能会违背我国一直倡导并积极奉行的全球自由贸易主张，为人诟病。第二，由于我国是全世界稀土产品重要的出口国，如对含有稀土元素的产品进行出口限制，势必会迫使全球企业将制造环节永久性地迁出中国，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二）掌握主动，重击对方薄弱环节。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维持稀土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战略部署：第一，国外稀土产业链最薄弱的环节依旧是分离提炼。除中国以外的唯一大规模稀土分离冶炼厂位于马来西亚关丹，由澳大利亚的莱纳斯和德国西门子共同控股。由于当地环境保护等限制，马来西亚政府目前只给该工厂颁发了“临时生产许可证”，未来该工厂的运营前景存在着极大变数。若澳方与马政府无法达成协议，将直接影响关丹工厂的稀土加工生产，中国则可趁机利用自身的稀土资源和技术优势，让美方变得更加被动。第二，稀土资源种类繁多，中国的战略优势在于重稀土资源的储备，已查明的储量约占全球储量的90%以上。因此，不能对稀土资源实施“一刀切”的政策，而是应根据国际市场现状，合理调整某类稀土资源的开采和冶炼配额，灵活利用市场机制，合理供给，填补缺口，通过压低市场价格，收窄外国稀土企业的盈利空间。第三，利用资本的力量及商业手段，通过兼并、持股等方式参与到国外稀土企业的运营当中，让稀土价值链高端环节无法彻底与中国“脱钩”。第四，分别建立“稀土资源储备”及“稀土价格监测预警”机制，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合理供应。另外，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与具备稀土资源的成员国成立战略资源联盟，利用我国在技术与资金上的相对优势，促进它国稀土产业的发展。在合作中应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杜绝效仿西方国家把环境污染转移到其它国家的不负责任行为。

天大研究院香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吴文华、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毛洁 2019-10-14 现时政府每年投放于长者服务的公共开支高达753亿元，到了2036年，政府是否仍可以同样的政策应付各年龄群长者的需要？随着适龄工作人士的负担越来越大，政府又可以有什么新对策，令香港可维持其竞争力和持久发展？ 自2011年开始，人口老化所产生的问题及应对方法一直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政府预计香港65岁或以上人士占整体人口的比例，将由现时的17%增至2036年的31%。面对人口急剧老化，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除了对有经济需要的长者给予额外照顾和补贴外，政府鼓励年长人士在家人的照顾和陪伴下居家安老，以及使用由社福机构提供的邻舍及院舍服务。对于晚年需要特别护理照顾的长者，目前的选择主要是轮候资助院舍，或按个人经济能力入住素质参差的私营院舍。现时政府每年投放于长者服务的公共开支高达753亿元，到了2036年，政府是否仍可以同样的政策应付各年龄群长者的需要？随着适龄工作人士的负担越来越大，政府又可以有什么新对策，令香港可维持其竞争力和持久发展？养老方法融合于城市发展策略中根据政府统计处2016年的计算，在过去十年，香港人口中女性长者人数一直多于男性长者；尤其是在75岁以上的年龄组别中，女性人口数目远超过男性，这主要是由于女性的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政府统计处亦同时指出妇女生育率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不仅在过去30多年总体呈现下跌的趋势，而且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2.1的更替水平。这表示将来年龄超越85岁的长者极有可能大部分是独居长者，而他们未必能够得到家人照顾，故以家庭照顾模式为基础的居家安老政策日后也未必仍适用。人口老化是全球性问题，是所有发达城市都自然会面对的挑战，不同的城市也因应个别的情况寻求出路、计划未来。解决人口老化问题的通常做法是维持合理的生育水平、增加个人及家庭储蓄以确保晚年生活的保障。近年来不少国家和地区提出创新的养老方式，并将这概念融合在城市发展策略中。世界卫生组织（世卫）早在2002年提出“活跃老化”(active ageing)的概念架构，主张从健康、参与以及安全三方面提升长者的生活质素；并于2005年提出“龄活”概念（age-friendly），提倡随着年龄的增长积极提高生活质量。建设“龄活城市”，是指由政府在政策、服务、配套设施等各方面提供支持，帮助人们积极地老去。世卫推出的“全球长者及年龄友善城市建设计划”便是为促进“龄活城市”建设提供指引。然而，在香港，尽管政府不断强调人口老化日益严重，可惜在政策上仍维持“各自修行”的思维。一些较进取的部门如建筑署出版了切合长者需要的室外空间和楼宇设计指引，但这些指引亦只是世卫在其“全球长者及年龄友善城市建设计划”八个范畴中的一小部分。其余在城市环境中促进积极晚年的交通、房屋、社会参与、社会包容性、公民参与及就业、信息交流和小区及健康服务，并不见有较长远、综合性、指导性的发展策略，更别说可连结不同政策范畴的整体计划和方向了。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维持现行的安老政策，随着长者人口和比例的持续增加，不仅无法靠院舍解决长者养老问题，与长者有关的长者综援和高龄津贴以及医疗保障费用等各种开支也将会有大幅增加，不仅加大政府和纳税人的负担，长者的需求也难以解决和得以满足，因此，必须检讨现行的安老政策，并积极透过促进“龄活城市”的发展来解决香港长远的养老问题。建设“龄活城市”的先决条件是掌握大数据现时应对人口老化问题的首要工作是先了解长者中各年龄群的需要，从而进行较长远的规划和寻找最有效及有助节省公共开支的发展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精确计算人口组合和未来长者的需要为依托。除了要有精准的人口数据和较科学的计算方法来预测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的人口组合情况，还要靠大数据来分析未来不同长者的需要，依靠数据和新思维来制定长期的高瞻远瞩性政策。政策部门经常因急于处理眼前的事务，对日后的问题倾向于往后推，结果失去先机，造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普遍现象。没有相关数据，大家只能循大方向提出意见，或参考其它地区的经验作出建议。当这些建议涉及大量投资时，如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有关的需求，政府或商界均难以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以免因计算错误而浪费资源或招致损失。因此，政府实有迫切性搜集有助市场参考的数据，并邀请相关的专家就不同的需求作出分析，促使市场寻找创新的产品和照顾模式。此外，数据共享亦十分重要,这有助于各政策部门、服务提供商（例如医管局、社会机构）及持份者都能方便快捷地使用相关数据作长远规划。分享数据已是城市发展的大方向，而政府有责任在提供原始数据方面下功夫，让负责政策的部门在制定长远政策时，有一定的基础数据，同时亦方便其它相关部门检视其现行政策，以配合日后的发展。应该在哪些方面提供数据呢？人口老化涉及的范畴很广，主要包括户外户内建筑设计、家具和辅助工具设计、医疗服务及设备、日常生活支持、再培训再就业渠道、社交活动需求等等。政府现时透过不同的服务和活动，已搜集了相当多的数据，只要不披露个人资料，许多数据其实可以经处理后让公众使用和参考。例如住屋方面，除了公开有关人口数目、性别年龄分布、出生死亡率等资料外，有关不同年龄组合的教育程度、收入开支比例、资产储蓄情况、婚姻状况、就业情况等亦有助政府考虑公私营楼宇比例和帮助市场考虑楼宇的销售对象、相应的户外户内设计、用料和辅助设施，甚至考虑长者住屋市场是否可发展至周边城市。一些由医疗机构收集的数据，例如不同年龄群的身高、体重、常见的健康问题、肢体活动能力等，则有助设计师因应实际情况，考虑家俬和室内装置的设计、小区设施等。当然，这些数据亦有助发展个人护理服务、康乐文化活动、退休保障计划和与医疗有关的服务及设备。为不同年龄群的长者计划所需服务此外，香港需要引进新构思以应对其独特的人口老化问题。不同年龄、不同经济状况和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长者所需的支持和服务类别可以很不同。在香港，不同年代、不同年龄群的长者无论在教育水平、家庭结构、社交圈子、经济承担能力以至喜好等方面都大相径庭。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46至1965年出生的一代属“初老”人士，占全港人口的30.4%，即213万人，他们将会是未来30年长者人口中的大多数。他们不但经济能力较强，拥有个人积蓄和资产，并对电子产品和网络的使用毫不陌生，可以透过智能手机接触社会和安排日常生活。这一部分人口在20年后成为85岁及以上的“老老”，但只要保持身体健康，他们仍可凭借自己的能力自如地独立生活。因此，若政府能积极推动“龄活城市”建设，令大部分可以生活自理的长者能够在市场上以可负担的价钱购买到所需的物品和服务，并在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中有尊严地度过余生，政府所承担的公共开支亦会相应减少。住屋是生活环境的最重要部分，无论是公屋还是私人屋苑，如在设计阶段就开始充分考虑长者因身体逐渐衰弱而对住所的特殊需要，并通过手机app提供配套设施和服务，比如送餐、购物、去医院和康复中心的接送等，很多独居长者便可以生活自理，不一定需要有人长时间照顾，甚至还可满足他们在生理、社交和心理方面的需要，促进身心健康。因此，我们建议政府不仅及时公开长者需求的数据，而且要考虑以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商采用符合“全球长者及年龄友善城市建设计划”的设计指引，建造专门针对长者需要的单位。这些单位不需要面积太大，但每套单位的设计一定要充分考虑长者使用的便利程度和个人安全，而小区的设计亦应有康乐、社交活动及健康护理等配套服务和设施等。结语由于过去的决策者未能计算到“老老”的需要，造成今天的“老老”只能生活在有限选择下，以及长时间轮候他们未必感到舒畅的院舍服务，造成他们本身以及家人长期的困扰。既然今天的“初老”无论在经济能力和自理能力都胜于上一代，我们实有需要借助科技的进步发展“龄活城市”，并建立有系统的大数据，协助今天的决策者和持份者共同为这些曾为社会奉献了一生的人士建造一个切合他们实际需要的家园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9-09-17 两岸合则两利，国共只有抛弃历史情结，超越政党与政权的短期利益，从中华民族的长期利益出发，寻找双方的最大公约数，打破两岸冰封现状，给台湾民众带来安定与繁荣，这样才能阻挡“台独”势力在年轻族群坐大！ 近来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透过对“习五点”大声回呛并巧妙运用香港修例风波，塑造自己捍卫台湾主权的“辣台妹”形象，高举亲美反中大旗，成功激起年轻人“亡国”危机感，让民调瞬间飙升，顺利打败党内“总统”大选候选人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蔡政府施政三年多，台湾社会被意识形态绑架得更紧、经济发展迷航、社会底层生活困难、民进党新权贵吃香喝辣、社会族群分裂加剧、公平正义沦为政治斗争、两岸关系动荡不安。在施政普遍不得民心的情况下，为了争取连任，蔡英文将会以反中、保台作为选战主轴，贩卖恐惧并全力将对手打成亲中代理人、卖国贼。蔡英文拿法律当选战子弹为了胜选，蔡政府不仅拿法律当选战子弹，如修改“国安五法”、“中共代理人”法条，也对赴中国大陆担任农业“科技特派员”职务的台湾人进行调查，美其名曰防止岛内农业科技外流，影响台湾农业竞争力；将中国大陆企业采购台湾农产品列为国安搜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更不惜以“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口号恫吓台湾民众。国民党中央及党内精英们，面对蔡政府种种不择手段的霸凌，竟然束手无策，无人挺身抗争，令支持者失望。难怪党中央非国民党不投的号召激不起涟漪，而韩粉很多并不是国民党员。台湾民主先贤毕生追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理想，如今已不复见，这对标榜追求自由民主的民进党是一大讽刺。民进党这些明显具针对性的做法，只是冰山一角。2020台湾“总统”大选结果，势将牵动两岸关系走向以及分合，对台湾民众的未来及生计将产生重大影响。难怪韩国瑜要将其视为中华民国的生死保卫战，可惜这在国民党内未形成共识。身为最大在野党的国民党有责任让台湾民众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相对应的两岸主张来争取选民的认同和支持，而不是一味撇清，甚至拿香跟民进党对拜。民进党掌握庞大的行政资源，不仅有足够的能力安抚反对势力，还可以进行政策性买票（如调高基本工资、减税、增加补助项目、放宽补助资格及提高补助金额等），特别是针对原本属绿营传统支持者的农渔民，再加上民进党乐于做美国抗中的马前卒，得到美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助攻，想要将民进党拉下马，绝非易事。蓝军不仅没有分裂的本钱，更需要具战斗力的党中央。遗憾的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似乎是中国国民党的传统，党内卡位斗争时很强，与外竞争时则变得软弱无能，例如对于“蔡总统”诸多不当言行及民进党恶意抹黑的批判力道软弱，完全起不到作用。既然民进党师法过去的国民党，想永久执政，国民党若想扳倒民进党，也应该师法执政党，鼓励党员“勇于外斗”。内耗不断的国民党自去年地方选举大胜后，国民党党内再度上演内斗的宫廷戏码，相较于2016年的怯战，如今党内大佬精英纷纷争出头，各个自信满满，尤其郭台铭的参选更引发诸多话题，也造成“果冻”与“韩粉”的互呛，激起不少火花，对国民党的选情是加分还是减分，外界自有公论。“庶民与权贵”之争造成党内权贵们的不快，频放冷箭，让韩国瑜腹背受敌，民调支持率一度受到影响。尽管初选期间出现乱流，但最终韩国瑜仍一如预期地以高支持率（44.8％）胜出，成为蓝营唯一代表，打破传统精英接班的模式。蓝军想赢回执政权，团结是唯一选项，只是依国民党惯例，选后要想弥补初选造成的裂痕，恐怕并不容易。如何捐弃成见，共同来营造蓝营支持者的大团结气势，将“韩流”、“台风”、“朱队友”汇聚成为无坚不摧的“华流”，尚有赖韩国瑜及几位党内“总统”候选人展现高度的气度与胸襟。高层应该高举“赢回中华民国”口号，将“让民众过好日子”作为共同目标，不必害怕被贴标签，也不能等着看好戏，毕竟在春秋大义下没有个人恩怨。被蔡英文刻意撕裂的台湾社会，更需要的是族群的融合，异中求同。期待进化版的“吴郭瑜”（吴敦义＋郭台铭＋韩国瑜），能如改良型吴郭鱼（台湾鲷），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韩国瑜个人魅力及爆发力，在台湾政坛实属少见，至今依然是蓝营选民反对蔡英文的情绪出口，早被蔡视为最强的竞争对手。蔡英文正透过网军、名嘴、媒体、官员、民意代表、友党等等，扑天盖地地向韩发动攻击，从“草包”、“无知”、“无能”，到“亲中”、“卖台”，还发起罢免行动。这种对竞争对手进行全面抹黑及污损人格的做法，在民主国家的选举中非常少见。韩国瑜有优势也有隐忧“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治国的确不同于地方治理，身为“国家”领导人需承担更为多元复杂的大政，包括外交、军事、两岸、经济、贸易、文化、农渔业、环保生态、海洋、能源、财富分配等等，尤其台湾处境特殊，除了个人需具备基本素养及协调整合能力外，能知人善任、广纳人才，共同来擘画大政蓝图，才是把台湾治理好的重要凭借。韩国瑜之前曾批评过去三位台大法律系出身的台湾“总统”没把台湾搞好，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却也给自己带来不少的麻烦及反弹，毕竟能听得进去真话的政治人物少有。真正原因不在所学专业，而在于领导人的偏执和自以为是，用人喜欢在小圈圈找，同构型过高（既无唐太宗的雅量，也无魏征的敢于直谏），又不接地气，高高在上，只有选举快到了才下乡争取庶民选票，导致民怨高涨。韩市长无疑是历年来最了解庶民生活和需求的“总统”候选人，具同理心也最能引发共鸣。他主张对外开放，认为两岸要维持友好和谐关系，台湾利益优先，不会全面倒向美国。除了了解现况、给出愿景以振奋人心外，更重要的是韩国瑜要能透过优秀的执政团队，以具体的施政及高超的行政效能，广结善缘，带领台湾人民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虽无法让每个人发大财，至少要让人民能安居乐业，远离战争与饥荒。遗憾的是，从高雄市府响应外界对于市政批评的速度与内容来看，韩市长现有的行政团队及幕僚，无论在专业素养、行政历练、对议题的敏感度、信息掌握等方面都明显不足，也让反对党轻易地捡到枪，可以对韩市长任意扫射，加上有心媒体、名嘴的刻意放大操作，确实影响到部分民众对韩市长的观感，导致经济选民及年轻支持者流失。这让韩市长备感压力，所幸韩市长拥有韩粉的坚定支持，不离不弃，成为最大的支持力量，不过光靠韩粉不足以当选，需争取更多中间选民。韩市长想更上一层楼，承担更大的责任，必须礼贤下士，找到最佳的人才，既不迷信旧官僚，也不排除素人，组成最佳的执政团队。不再大举选举酬庸，给选民以信心，这才是胜选的最大关键！用大义号召人才在信息快速流通的今日，强调的是团队与组织战，要想打赢大选，单凭韩国瑜个人魅力仍不足为恃。从蔡英文对党内竞争对手赖前院长下重手，可见蔡对连任势在必得。蔡对于他党的竞争对手更是不会手软，届时将如在古罗马竞技场内作生死相搏一般，一旦进场，就要全力求胜，没有任何退场机制。国民党若还强调温良恭俭让，只是弱者的阿Q胜利法，让对手看不起。可预期2020大选势必是一场大兵团、大场域、大斗智的惨烈厮杀，投入的人力、物力亦属空前。大选之电视辩论对于争取选票有很大的影响力，需做足准备让选民刮目相看。只是想要在短时间内擘画出治国蓝图及大政方针，难度颇高。日前在韩国瑜造势会场已有知名的马凯教授，他愿意现身力挺，是好的开始。若能有更多各领域学有专精、不逢迎拍马、不受权贵政客青睐的布衣能士，在“大义”的号召下，不为私欲、不求酬庸地主动集结，共同擘画台湾的未来，便能补足韩在政策论述的不足，化口号为具体行动，实现“台湾安全”、“人民有钱”、“团结向前”的承诺。在极度缺乏资源的情况下，为了台湾未来不再受到政党、派系、政客、权贵的操弄，国民党人需要携手打一场可名留台湾史的逆袭战。柯文哲变量未来“总统”大选还有一大变量，来自号称白色力量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尽管目前柯尚未宣布参选，但是从柯这些日子勤走基层及赴国外参访来看，外界多认为柯应该不会错过这场大选。只是柯在台北市长任内并没有做出傲人的施政成绩，原先吵得沸沸扬扬的“五大案”最终雷声大雨点小，令许多支持者失望。他能否再度掀起白色浪潮，外界存疑。不过因年轻族群支持柯的占多数，且此部分也可能转向支持蔡英文，柯的参选自然会牵动年轻选票的去向，对“蔡总统”连任造成很大的影响。韩国瑜如何合纵连横，外界持续观察。台湾2020“总统”大选结果对于两岸的分合至关重要，大陆对此给予关注不难理解，但应审慎因应，别为蔡英文选情增添柴火。香港修例风波持续蔓延以及美国公开支持，已成为蔡英文选举的两大助力，中国大陆惯用的军演和言词恫吓，对在温室长大的台湾年轻人似乎起不了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何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事先做好风险管控，恐怕是中国大陆领导人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别低估民进党胜选的决心与手段。两岸合则两利，国共只有抛弃历史情结，超越政党与政权的短期利益，从中华民族的长期利益出发，寻找双方的最大公约数，打破两岸冰封现状，给台湾民众带来安定与繁荣，这样才能阻挡“台独”势力在年轻族群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