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29 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健全和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正处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刻，在这一过程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绿色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构建一个符合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中国绿色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是由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所构成的综合体， 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也应由这五大部分所组成。 1、健全绿色金融制度 绿色金融制度是国家用法律形式确立的绿色金融体系结构，涉及绿色金融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由一系列制度构成，体现为有关的国家成文法和非成文法，政府法规、规章、条例，以及行业公约，约定俗成的惯例等。 制度借鉴和制度移植是建立和完善制度的重要方式,但鉴于各国的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不同，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产业转型，在制度层面上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不应拘泥于国际标准和体制，应当更关注于本国的区域和产业特征，制度构建注重本土化和自主化，而不是简单的镜像和借鉴。构建中国绿色金融制度的基本思路应以尊重国际公约为前提，在中国金融体系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下，借鉴发达国家相关规则和标准来建立和健全。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绿色金融业务开展的具体实施制度及绿色金融监管制度。 首先，关于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构建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是制定绿色金融业务实施细则及确立监管制度的前提和依据，主要包括总量控制计划的确立和排放权合法性的确认。总量控制为环境容量的使用设定上限，明确了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为排放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提供了可能。当前虽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中国暂不承担强制减排的责任，只需在排放强度上加以控制，但是长期来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大国，来自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将与日俱增，同时基于发展国内绿色金融市场的考虑，必须设立有关总量控制具体实施的统一法规以及从法律上确认排放权，将其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纳入企业的产权范围。 其次，关于绿色金融业务具体实施制度。应包括完善碳交易市场交易制度以及制定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业务操作细则。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定位为一个涵盖项目市场、自愿减排市场和配额交易市场的多层次市场交易体系，所以碳排放交易制度内容也旨在逐步规范这三个市场的行为主体、客体及相关交易活动。在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的业务上，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环保总局在2007年、2008年先后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初步建立了绿色信贷、保险和证券领域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在操作层面，还有一些规则需要完善。 再次，关于绿色金融监管制度。绿色金融领域的特殊性对中国现有的监管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以市场化机制解决环境问题很大程度要依赖政府的有效监督和必要的行政干预，否则具体交易制度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前，国家发改委联合环境保护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系列关于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办法都属于监管制度中的行政规章制度，随着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的逐级递进及绿色金融业务的逐步深入，后续的规章制度将会逐一研究制定，监管制度也将逐渐趋于完善。 2、发展绿色金融市场 绿色金融市场,是指为保护环境(包括水、大气、森林、土壤等)或考虑环保因素而进行的投融资活动所形成的市场，其显著特点是绿色投融资的场所。当前国际绿色金融市场主要指的是在“京都机制”下形成的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碳信用工具交易的碳金融市场，包括项目市场、自愿减排市场和配额交易市场。另外，根据市场功能分类，还可以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根据市场组织形式，也可以分为场内交易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 未来中国发展绿色金融市场将以发展碳交易市场为先导。由于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碳市场面临着市场需求不足、总量控制不现实等因素，因此未来碳市场试点将会在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开展。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将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场。从目前国际碳交易发展格局来看，以配额市场为主、项目交易为辅。自愿减排市场占全球碳交易市场的比重很小，例如其交易量只占国际碳交易的2.9%、交易额仅占0.6%。但在过去的几年里，该市场的需求得到了稳固的提升，显示出了迅速上扬的吸引力，前景不容忽视，特别是在亚洲和北美地区。 鉴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在2020年以前不会作出强制减排承诺,所以短期内仍以CDM项目为侧重点，同时发展自愿减排场内和场外交易市场；长期应逐步发展碳配额交易市场，可以过渡性的从单强制再到双强制，先试点交易，再全面推广。 除组织形式外，市场构建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为交易机制的探索，除服务于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京都三机制”外， 许多国家都结合本国国情进行了有益尝试。截至目前，全球主要的碳交易平台如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英国的排放权交易体系（ETG）、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以及澳洲新南威尔士交易体系（NSW）交易机制都不尽相同，但相同之处都是立足于各自境内的减排需求及发展战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独立的、本土化的交易机制是开拓本国的碳金融市场的关键，需要强调的是，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必拘泥于国际市场机制和标准，可以在更高层次上设立自主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绿色金融交易机制。 3、创新绿色金融工具 绿色金融工具，是指在绿色金融市场中可交易的金融资产，是用来证明贷者与借者之间融通资金余缺的书面证明，其最基本要素为支付的金额与支付的条件。按传统金融工具原生和衍生的分类，绿色金融工具也可以分为原生类绿色金融工具和衍生类绿色金融工具两大类。当前绿色金融市场上，原生类绿色金融工具主要包括碳信用和碳现货，由此派生出的衍生类绿色金融工具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和结构性产品等。衍生类绿色金融工具的价值取决于相关的原生类绿色金融工具的价格，其主要功能不在于调剂资金的余缺和直接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而是管理与原生绿色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暴露。 国际市场绿色金融工具创新方兴未艾，世界银于1999年推出首款针对CDM的原型碳基金之后，各种类型的基金层出不穷，按发行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世界银行型基金、国家主权基金、政府多边合作型基金、金融机构设立的盈利型基金、非政府组织管理的碳基金和私募碳基金等；为应对碳金融项目的巨额资金需求和规避未来发展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碳担保和碳保理等金融产品应运而生。 当前，发达国家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主要围绕碳减排权开发了一系列衍生交易工具，其金融创新形式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参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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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29 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健全和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二、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紧迫性 所谓绿色金融体系，简言之，就是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服务的金融体系。具体而言，是指金融体系从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做出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重要的机制创新。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能源环境问题也迫使中国必须改变“粗放式”发展模式，走绿色经济之路。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能源消耗量持续增长，年均增速高达8.2%。根据国际能源署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展望，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以超过3%的速度递增；到2015年，中国将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大的国家；到2030年，中国能源消耗量将大约占全球总量的1/4左右（参见图3）。 图3 中国能源消耗量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能源署（IEA） 从温室气体排放量来看，由于中国“富煤、缺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国际能源署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60.18亿吨，占到世界总排放量的20.7%（参见表2）。预计到2030年，中国由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将总排放量将高达到106.6亿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0%左右。 表2 主要国家CO2排放占世界比重 项 目 中国 美国 欧盟 俄罗斯 日本...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29 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健全和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与制约 寻求世界经济在重振增长中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尽管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这是由于各国政府大规模实施刺激经济政策的结果，因而这种经济增长的基础是脆弱的和不可持续的。金融危机催生了以低碳为代表的绿色革命，为世界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希望。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毫无疑问，构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因此，如何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战略中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绿色金融，又称为低碳金融、环境金融或可持续金融，是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绿色金融旨在使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来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绿色金融的兴起 绿色金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标志性事件就是“赤道原则”的推出。2003年6月，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荷兰银行等10家国际领先银行宣布实行“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简称EP），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所谓“赤道原则”，即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建立的一套自愿性指南，以保证金融机构在其项目融资业务中充分考虑到社会和环境问题。“赤道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在项目融资中审慎考虑环境和社会风险，强调环境、社会与企业发展和谐统一，推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目标从早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向“充分考虑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新阶段发展。 “赤道原则”推出三年后，实行该原则的金融机构已经遍布全球，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的90%以上。实行“赤道原则”的银行被称之为“赤道银行”。率先实行“赤道原则”的“赤道银行”已经成为推动商业银行管理模式和公司治理理念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的先行者。 近年来，“绿色保险”，“绿色资本市场”领域的绿色金融产品和业务，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发展十分迅速。展望未来，绿色金融的发展潜力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既包括支持传统钢铁、有色金属、建筑等传统产业的升级与改造，也包括推动多晶硅、智能电网、碳存储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二是支持低碳能源的开发使用，随着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石化能源储量的逐渐趋于枯竭，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2008年世界各国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已经达到1150亿美元，预计到2012年将达到4500亿美元。三是支持低碳技术的运用。四是开展碳金融交易，预计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第一大商品交易市场。 2、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金融对于环境问题的介入导致了绿色金融的产生，不仅促进和鼓励节能环保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又会对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予以经济惩罚和产生极大的制约效应，从而导致新一轮的绿色革命。尽管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刚刚起步，但其重要性日益显著。 （1）碳市场的发展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碳金融领域，中国作为《京都议定书》非附件I国家，在2012年之前不需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但中国可以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项目开发。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目前碳金融业务主要是CDM项目的投融资、核证减排单位(CER)的交易以及相关的金融活动，此外还包括企业和个人为实现自身“碳中和” 而参与自愿减排市场的自愿减排单位(VER)的交易。中国的碳市场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市场规模巨大。中国CDM项目的市场规模巨大，是CDM市场最大的供给者。中国国家发改委早在2005年就颁布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主要的着力点仍然是CDM项目。据世界银行统计，从2005年开始到2009年中国在CDM市场份额按提供的减排量计算均超过50%，远远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见图1）。截至到2010年5月，经过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理事会(EB)注册的CDM项目总数为2477，其中中国的项目高达1011个，占40.82%，而占比位居第二的印度仅为22.20%。从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单位来看，全球已核证3.9亿吨CO2当量，中国占了总量的61.28%，高达2.39亿吨，是印度的近6倍。 其次，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配额交易市场尚未成型，自愿减排刚刚起步。2009年8月5日，国内自愿碳减排的第一单交易正式在北京环境交易所达成。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以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完成了中国排放权交易机构在中国的首例碳金融尝试。与此同时，上海和天津的环境交易所均已开始建立自愿减排的碳交易机制。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启动了上海世界博览会自愿减排交易平台构建，允许各国参观者通过平台来支付购买自己行程中的碳排放，实现自愿减排，从而达到宣传环保以及碳中和的目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发起“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按照企业“自愿设计规则、自愿确定目标、自愿参与交易”的原则，招募20家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大型排放类企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企业实际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测量、报告、核实（MRV）体系，减排和交易体系等。 图1 全球CDM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World Bank,...
SHI Zhiyu 2011-08-26 Beijing could leverage on James Soong’s political influence to restrain Ma Ying-jeou. If Soong is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Mainland authority,...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08-26 拜登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是要在明年中国党政领导换届之前，摸一摸高层人士的情况，并通过与未来接班人习近平的接触获取亲自感觉的第一手材料，回去向奥巴马政府汇报。 美国副总统拜登日前访华之行，是继今年一月胡锦涛访美之后，中美两国领导又一次最高层级的重要会晤。在为时六天的行程中，拜登会见了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与温家宝总理，并与陪同访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进行多次交流与会谈。此外，他还到四川大学进行演讲，参观访问了汶川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情况，并在行程中与中国公民进行了接触，对中国的发展成就获得了深刻印象。 拜登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是要在明年中国党政领导换届之前，摸一摸高层人士的情况，并通过与未来接班人习近平的接触获取亲自感觉的第一手材料，回去向奥巴马政府汇报。 回顾近十年前，小布什政府也曾在江泽民即将从政坛隐退时，通过一批美国知名学者与胡锦涛见面，当面打量这位美国尚不熟悉的中国政坛储君，以了解他的内政外交方针政策。拜登此番与习近平连续六天亲密接触之后所得的印象是：习“很清楚自己想传达什么信息，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有策略性，在与同事的沟通互动中也十分自信”。由此而显示出中国未来领导人的“风格将会变得更加开放和更加圆熟”。 对于习在与拜登会谈中提出的有关发展今后中美关系的四点建议，即“增强信心、放眼长远、深化合作以及相互包容”，美方印象极为深刻，认为拜登已经与习近平“建立了非常好的个人关系”。美国将欢迎习近平在不久的将来对美国的访问，以延续目前平稳发展的中美互利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拜登利用政治访问的机会与中国民众进行了近距离的接触。例如在北京普通饭馆中品尝中国风味小吃，在四川大学的演讲，参观都江堰水利工程与访问地震灾后重建的汶川，等等。 至于原来受到内外重视的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此次并未成为中美争执的一个焦点。这是因为，中美双方在拜登访问之前已经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即美国将只对台湾现有的F—16A/B型战机提供价值45亿美元的升级支持，“短期内”对台湾急欲获取更为先进的F—16C/D的要求不予考虑，以降低台海发生冲突的风险。既然美国已经用实际行动对北京的关切做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再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新阻力。 与上述问题相比，其实拜登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向中国政府当面解释美国债务危机的真相与提出保证，表明美国将承担金融风险的责任，不会将债务危机转嫁他国。 由于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美债危机席卷全球金融市场引起股市下跌，中国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债主，所以中国最近不断敦促美国采取负责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减少财政赤字，妥善处理债务问题，以解有关国家之忧虑。 拜登在访华期间强调“美国有能力、有意愿并会全力应对我们面临的严峻财政挑战”， 希望中美之间加强合作，使中美两国与全世界“更多地从中获益”。其实他向北京端出来的都是“空心汤圆”，并没有做出任何切实有效的保证。实际上，美国除了以借新债还旧债，到时候继续提高国债限额，增加发行美元货币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切实有效的手段来解救美国的债务危机。 因此，拜登此行目的除了想以副总统身份对北京进行安抚，平息中国忧虑之外，更抱有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以帮助美国度过金融危机的目的。因为举目四顾，现在欧洲同样债台高筑难以自拔，日本经济连年低迷，除了中国财源滚滚之外，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救美国于水深火热的债务危机之中。 根据以上分析，拜登此次访华不但不能使中国安心，而且更进一步地提醒中国，美国债务危机的阴影仍然笼罩在美国与世界各国头上，无论近期或远期都看不出任何解决的办法。 我们只要对美国国债的情况稍加分析，就可了解它的严重性：1980年美国国债总额只有1万亿美元，但是现在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20年内猛增14倍。其中9.7万亿为可供国内外货币市场上销售的公共债务，它的近一半被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所拥有，而中国又占有其中的四分之一，达1.16万亿，其数量仅次于美国央行美联储。 这就意味着，表面上看中国成为美国最大债主多么了不起，而实际上是中国在背负着美国国债的最大包袱，这么大的数额由美国花钱中国买单。而且美国媒体还反过来讥笑中国：我又没有强迫你买美国债券，是你自己要买；谁叫你拥有那么多的美国债券，除了美国债券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债券可买吗？既然你自己愿买，那你就自己来担当吧。 按照目前美国的经济与金融情况，由于美国制造业已被大大压缩，高新技术根本不可能容纳大量就业人口，美国在近期内不可能大量增加就业人口。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国民收入与购买力会继续萎缩，税收与国库增加有限，不得不继续增加美元流量，以新债补旧债，如此循环往复，必须有新的债主来支撑美国财政困局，而中国正好成为美国债务无可取代的“冤大头”。 因此，拜登访华之行未能向中国提出任何保证，其原因是连美国自己都不知道如何保，因为它确实找不出能够保证任何有效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债券危机的前景就必须未雨绸缪，有备在先，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遭受巨大的财政与经济损失。为此，提出如下五点对策： 第一，鉴于美国经济恶化与债务危机沉重，可能引发新的全球金融危机，而中国长期以来又缺乏这方面的应对经验，有必要立即组建一个集金融、货币、贸易与市场于一身的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性专家智囊小组。以专业机构或定期联席会议的形式，对当前美国财政情况动向与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形势观察，研究对策，并随时提出可行预案（Option），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与市场波动，有效捍卫中国的货币主权与经济权益。 第二，鉴于中国的货币储备与外汇积累数量过多，有必要改变过于集中购买美国国债的缺陷，实行必要的货币储备分散化与多样化的选择。 第三，改变过去单打一的办法，将一部分外汇储备变为对外投资，乘欧洲经济衰退的有利时机，在欧洲收购大中型的英资与外资企业，或对亚非与南美新兴经济国家进行投资；或者在国际市场上大量买进重金属等重要战略原料与物资，作为货币储备的转换与补充。...
天大研究院 港澳问题课题组 2011-08-26 从李克强的演讲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央在新形势下用好香港这个特殊优势的巨大决心。这是历史赋予香港的重大机遇，香港如果好好把握，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本月访问了香港。与过往国家领导人考察香港有所不同的是，李克强带领了中央主管财经事务的几位主要官员一同来港，包括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部长和央行行长。如此强大的阵容一起出访，过去只在中国与美国等几个大国的战略对话中出现过。 这样一个重要的财经领导团队集体来港，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政治上，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二是在经济上，体现了中央对香港在国家的“十二五”发展中所能发挥作用的高度重视。香港的作用不单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有关港澳的那个专门章节，而且是在国家未来整体的金融、贸易、产业以致社会发展战略中，能够发挥到特殊的作用。 李克强访港期间，香港本地传媒做了不少报道。可惜大多数人只关心香港能从副总理宣布的新政策中得到什么实际“好处”，而对李克强访港的重头戏，即他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与两地经贸金融合作发展论坛”上的主题演讲讲辞，却没有做出足够的解读和深度的分析。 深刻阐述两地合作的根本定位 李克强这篇演讲的重要之处，在于其从总揽全局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内地和香港在经贸金融合作中的根本关系和定位。 回归十多年来，香港经济曾经遇到不少因外部因素引起的困难，包括亚洲金融风暴、美国科技网络泡沫破灭、沙士（非典）病疫以至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等，但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受惠于自由行、CEPA等政策，香港经济得到了很多新的和有力的支持。但久而久之，有些香港人有了一味伸手等待中央来“送大礼”的心态。与此同时，由于内地城市和香港的经济差距正在迅速缩小，香港有些人还产生了香港是否会被“边缘化”的担心。 李克强的演讲，用了很大篇幅阐述了在新形势下，香港如何能够继续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国家发展的新战略下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对香港今后如何处理与内地经贸合作关系、保持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和启示。 内地现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不但要提高服务业的规模和比重，还要提高服务业的质素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内地正经历着快速城市化的进程，急切需要提高社会管理能力，以及提升包括住房、医疗在内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此外，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在金融、贸易和投资上，都需要更多的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和平台。 由于发展的历史轨迹不同，相对于内地，香港还具有多方面核心竞争优势。一是整体制度上的综合优势，这其中包括与西方接轨的市场准则和管理规则、健全的法制体系、以及自由港和低税率的优势；二是在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上，香港汇聚着具备国际级水准且经验丰富的专才，并能提供优质的服务；三是在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水准方面，有很多值得内地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学习的东西。 正如李克强指出，香港现在拥有的这些优势，正好和内地的需求形成互补。对于香港来说，如果想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提升自身的优势，香港不应该只是消极地等待中央给“礼物”。如果香港能从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角度来考虑香港的新定位，在国家发展中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必然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影响和竞争力。 切实扩大CEPA的受惠面 李克强在这个演讲中，还宣布了多项支持香港发展、促进内地与香港经济进一步合作的具体政策与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中，除了原有CEPA模式的深化和补充，还包含一些有特别新意的政策举措，值得香港各界密切留意。 李克强的演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到“十二五”末（也就是2015年），基本实现内地和香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这是中央第一次以提出明确时间表的方式，来推进CEPA的深化和实施。 CEPA从刚开始订立到现在，已经八年多了，这期间对促进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市场，起了很大作用，但香港服务业向内地发展仍然面对两个障碍。一是服务业不像制造业，受到内地与香港在法律制度、审批程序、资格认定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影响较大，进入内地市场难度较大；二是服务业项目的审批主管权都掌握在中央相关各个部委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手上，这是代表内地与香港签订CEPA的商务部未能完全掌控的。由于相关的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时间长，且手续费用不菲，使有志向内地开拓服务业的香港专业人才面对“大门开了，小门不开”的情况。 这次李克强通过提出时间表、明确工作目标和时限的方式，来协调中央相关的部委机构，加速解决CEPA实施以来存在的问题，加大服务业开放的层面和深度，切实扩大CEPA的受惠面。这对香港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长期性利好消息。 确立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 李克强演讲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在于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新政策。香港自从开拓人民币离岸市场以来，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缺乏较好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在港的人民币用途和收益率受到很大的局限，制约了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壮大。很多香港的人民币投资者，为了得到更高一点的储蓄利率，不得不以“蚂蚁搬家”的形式，将在港的人民币储蓄转移到内地的银行存起来。 李克强这次带来的有关人民币产品的新政策，包括允许以人民币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方式（即RMB QFII）投资内地的证劵市场，扩大国债在香港的投资规模、允许内地的金融和非金融企业在香港发债，无疑会提高香港人民币投资产品的收益率，增强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吸引力。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有关人民币的新政策，是允许香港企业使用人民币赴内地进行直接投资。这是在以人民币为贸易结算货币政策出台之后，人民币国际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从历史上看，金融中心的发展具有集聚效应，因此“先发优势”十分重要。而国家现在从宏观战略上把人民币离岸市场这个机会优先给了香港，对香港确立在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中的先发优势，无疑有重大作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8-25 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认为的“真正威胁”是未来的中国国产航母。日本人分析中国国产航母将于2014年左右就航，至迟在2015年也能就航。 中国从乌克兰买来的那艘原来叫“瓦良格号”的航母，已经基本结束改造工程，正在进行海上航测。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很关心这件事。实际上从1985年中国购买澳大利亚旧航母“墨尔本号”开始，日本就在关注中国到底什么时候正式配备航母这件事了。 具体到这艘“瓦良格号”，日本的各主流、非主流媒体再加上网络更是深表兴趣，虽然不是连篇累幅，但也足够把这艘船的前生今世给翻了个底朝天。 传媒和网络对“瓦良格”的这些关心不少是属于找个人气话题吸引注意力的商业考虑。实际上，日本人对这艘“瓦良格”本身倒不是十分注意，因为在日本人看来，“瓦良格”还只是一个信号、一种姿态和一种象征。它在告诉人们：中国的航母就要来了。 中国的经济规模这十几年来一直在不断扩大，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对中国拥有航母这件事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没有人能公开地指责中国拥有航母这件事本身。 日本人当然也是这样，他们关心的是“瓦良格”之后的东西。一般说来，瓦良格只会成为一艘训练舰，这当然并不是由于第一代名叫“瓦良格”的巡洋舰在日俄战争还没开始就被日本联合舰队打搁了浅，从而叫这个名字的军舰有点不太吉利，而是因为这条船下水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舰身就已经老朽化了。再加上从乌克兰拖回来之后的改造工程也不是那么顺利，所以这艘军舰用作实战似乎有点不太可能。 再加上一直看不到“瓦良格”的新名字，而民间所流传的以“施琅号”为多，连简氏军舰年鉴也介绍了这个非正规的说法。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就更加证明了这是一艘训练舰。中国海军一般以地名命名实战舰艇，而以人名命名训练舰艇，比如大连水面舰艇学院就有“郑和号”和“世昌号”等等。 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认为的“真正威胁”是未来的中国国产航母。日本人分析中国国产航母将于2014年左右就航，至迟在2015年也能就航。国产航母才是未来的中国海军守卫从日本的九州经台湾一直到菲律宾的所谓“第一岛链”，把第一岛链之内的海域变为“中国之海”的核心力量。 在中国海军力量增强的同时，日美的海军力量却开始了变弱的兆头。日本已经连续17年在裁减军费，削减自卫队的规模，而美国也开始面对着国会中越来越高的要求裁军的呼声。经济上的不景气使得即使是以世界警察的责任而自负的美国也不得不要开始收缩其军事存在了。日本人一直就怀疑美国人是否肯动用其能力来保卫日本，这样一来日本人连美国人是否有保卫日本的能力都要开始怀疑了。 这种怀疑倒不一定会导致一场立即开始的军备竞赛。毕竟即使中国国产航母在2015年按时就航，也无法立即形成战斗力。拥有航母硬件还只是第一步，舰载机的调配、海上舰载机的运用、航空兵力和水面兵力的一体化以及支持的雷达技术，空中指挥管制和护卫航母用的具备有高度防空反潜技术的水面舰艇群以及后勤补给舰只的系统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硬件或者硬件制造技术还可以去买，但这些经验无处去买，只能在长期的训练和实践中去慢慢摸索，从不断的错误中去寻找答案。 撇开熟练运用这个因素，日本人认为他们也没有必要去搞军备竞赛。这是因为航母虽然有强大的进攻能力，但同时也需要巨额的建造和维持经费，同时缺少隐蔽性，在兵器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航母也是敌方攻击兵器比如对舰导弹的一个并不难打击的目标。 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在已经决定把潜水艇的数量从现在的16艘提高到20艘，他们认为日美潜艇部队的作战能力是未来能否维持东北亚海域安宁的关键。 “瓦良格”的滑跃式起飞也是其作为航母的一个重要缺陷，因为电子预警飞机无法滑跃台起飞，这样就缺少了上空监视功能，影响到防御超低空接近的飞机和导弹的功能。当然，未来的中国国产航母会采取什么方式现在还未可断定。但是，未来的中国国产航母将几乎肯定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出身不同的各种武器系统之间的互相吻合。中国开发先进的武器系统的历史还不长，独立开发能力还很薄弱。基本上，中国的武器系统还都是从各种渠道引进的。像高铁一样，如何协调这些在同一艘航母上集合着的来自不同国家的技术也将考验着中国海军和军事工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8-24 卡梅隆的演讲和布雷维克的行动，两者背后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其实都是一样的，在指责少数民族的价值观被极端化的同时，自己也表达着极端化的价值观。 8月6日至8月10日，英国发生了15年来最严重的社会骚乱。骚乱起因是8月4日伦敦警察在逮捕过程中击毙了持枪的黑人青年马克·达根，之后民众上街抗议警察的行为过度，并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骚乱。骚乱由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扩散至伯明翰、利物浦等大城市，共造成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次骚乱在欧洲并非偶然，早在2005年10月法国巴黎因为类似的起因发生过蔓延至全国的骚乱事件。研究形成此次骚乱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政策导向，我们不难发现欧洲社会正处于一个痛苦的转型期。 多元文化主义的死胡同 此次英国骚乱后，YouGov公司的民调显示，68%的民众认为骚乱应归咎于犯罪投机和黑帮文化，8%的民众认为是政府减少福利财政支出所造成的。其实，托特纳姆作为伦敦贫民区之一，其居民以黑人移民为主，高失业率以及高犯罪率一直是该区挥之不去的阴影。而近年来英国的经济不景气对托特纳姆地区的冲击比其它地区更大，移民社区与警察之间的矛盾与猜忌升温。一旦遇事失控，就一发不可收拾，直至把整个英国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怨气与怒气激发出来。 为何伦敦会有诸如托特纳姆这样的地区？为何该地区在1985年和2011年分别发生两次最严重的骚乱？托特纳姆地区是全欧洲种族最多元化的地区之一，该区内居民使用近300种不同语言，却是伦敦最贫穷的地区！其实，不难总结这场骚乱的最终原因还是英国社会多年来奉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出现了危机。虽然民调没有提及“多元文化”或“一元文化”之类的复杂概念或名词，但是不难看出英国社会不同阶层和民族间的裂痕。现实中，少数民族往往被挤压在城市周边的贫民区内，缺乏工作，不得不依赖政府救济和黑帮来生存下去。 今年2月，英国首相卡梅伦正式向多元文化主义宣战 1。他认为“英国未能向年轻穆斯林提供一个他们愿意归属的社会愿境，导致一些年轻穆斯林有一种无根的感觉，使他们在寻找可以归属和信仰的东西时，堕入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中”。他认为，正是因为英国多年来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助长了极端主义的滋长，因此“必须放弃失败的多元主义”，加强推广“国家认同”和“坚决捍卫自由的西方价值观”。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发表了类似的演说。在2005年法国骚乱后，即使希拉克本人也承认了法国国民存在身份认同的危机，而四分之一的法国民众认为右翼政治家勒庞的限制移民的政策才是法国社会根本问题的正解。 欧洲国家一直都有其传统价值。只是因为在二战后，劳动力的缺乏以及对前殖民国家的开放，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前去讨生活。虽然多元文化政策旨在强制推行不同民族宗教文化背景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包容，主流社会仍然不会接受这些移民的价值观。无论制度性歧视是否被取缔，移民也因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的格格不入固步自封在狭小的生存空间内。因此在欧洲的各大城市周边才会出现以不同民族居民为主的不同区域。所谓的 “多元文化主义”不过是区域性“一元文化主义”的集中表现，并不是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而建立在区域性“一元文化主义”上的欧洲“多元文化政策”怎么可能会有成功的结果？ 一元文化主义就是出路？ 正当欧洲的主流政治家们宣判多元文化政策死刑的时候，挪威人布雷维克以凶残的屠杀行动更为直接地表达了他对多元文化的宣战。在制造了奥斯陆大爆炸案后，他更在于特岛上屠杀少年，共造成77人死亡。而其发动大屠杀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他撰写的《2083—欧洲独立宣言》的关注，而这份宣言旨在反对多元文化和伊斯兰化。布雷维克希望以极端行动来唤醒民众，从理想和行动上和基地分子如出一辙。 文化融合中所经历的正常冲突让极端主义获得了空间，而短视的政治家与极端主义者却以为这就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死胡同，因此转而宣布放弃“多元文化政策”，投向一元文化主义，甚至向“多元文化”发动战争。或以西方价值观排除其他价值观，或以极端基督教对抗极端伊斯兰，只是没想到这种思维的本身就是极端主义的表现。卡梅隆的演讲和布雷维克的行动，两者背后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其实都是一样的，在控诉少数民族的价值观被极端化的同时，自己也表达着极端化的价值观。 多元文化主义鼓励国家内不同民族和宗教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包容。而民族与文化间的融合是需要时间与耐心的，欧洲也是在经历数百年的战乱与和平后才有了今天的欧盟。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从根本上无心也无力尊重与执行“多元文化主义”，又经历了十年的反恐战争以及世界金融危机，才得到了今天“社会崩裂”的恶果。 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生存空间越来越紧密相连，任何民族与文化都不得不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也越来越多。只有鼓励民族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和相互融合才能继续在世界上生存发展下去，任何孤立排他的行为只是相对的孤立自身。放弃多元主义政策的欧洲，前路只可能更为暗淡。 注释： 1. Cameron: My war on...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祚来 2011-08-24 现在许多城市多以民办学校不合格为由，动辄就强拆外来工子女学校，但却不动用一点力量来支持与协助，这不仅是没有良知与爱心，更是对整个社会不负责任。 8月17日，新浪微博的热门关注话题是“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内地媒体报道称：北京将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涉及1.4万余名学生。经济观察网的记者报道说：“我是骑车来为孩子找学校的，没想到已经被拆了！”在北京市海淀区新希望小学的废墟前，6岁男孩的父亲刘宏民（化名）对记者叹息：为了让儿子有学上，他已经前后找了8所学校，但仍然没有结果。 网络上发布的有关新希望小学的信息，多令人感伤，甚至怨愤。网民们追问：外地来京人员，是北京不可或缺的建设者、贡献者、纳税人，孩子们在郊区借读，不说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与补贴，反而一拆了之；在没有建设新学校或分流措施之前，通过强拆学校，驱使外地孩子不得不返乡就学，造成父母与孩子分离，这不符合基本的人伦之道。主流媒体因此也跟进报道，对有关部门造成了压力。 8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朝阳区教委披露了拆迁学校分流学生的安置方案。其中，海淀区将接收3000余名学生，朝阳区接收4000余名学生。海淀区教委表示将确保孩子今秋全部就读公办学校，朝阳区就读学生每人学费定为350元，差价部分由政府财政补贴。既然政府可以如此而为之，为什么好事不做在前头？ 去年高考前，北京教育方面令人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一直在北京借读的外地高中生不能参加北京地区的高考，必须回到原籍参加高考。这样给外地考生带来的麻烦是，他们在北京学习的是北京的教材，而原籍省市则可能使用不同的教材；还有，原籍高考录取分数线更高，而北京市因为国办与市办著名高校云集，所以机会相比其它省市优越得多。曾有媒体报道，一位来京打工者与北京建筑师对话，他们都是同一届高考生，外来工高考成绩比建筑师高却落榜，最终不得不选择做建筑工来养家糊口；而京籍考生却能进入大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一些民间团体因此组织研讨会与签名，希望教育公平，让在京读高中的学生能够公平享有高考机会，但这些声音得不到主流媒体发表，会议也被以各种理由取消。为了缓解由此造成的压力，在秋季开学之前，一些地方干脆拆除部分郊区的希望小学或民工子弟学校。为什么拆校比建校快？为什么一些地方不惜违背社会良知，不敢面对无数失学儿童，强行拆毁希望小学？其根本原因在于试图以此减缓北京的教育压力，特别是由此造成的高考压力。开学之际无学可上的孩子，许多被迫回到原籍，回到爷爷奶奶身边，而不能在北京与务工的父母一同生活学习。 强行拆除学校是一种行政暴力，它对孩子们造成一种无形的伤害。为什么不先安置好孩子们学习的地方，再行拆除？由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政府被迫做出承诺，安排被拆学校孩子的学校分流。这使地方政府形象严重受损。执政为民、服务型政府，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通过希望小学孩子入学得到印证。多建一所学校，将来少造一座监狱，已是文明社会的共识，为什么首善之都北京，不能表率于天下呢？ 一方面是教育经费严重匮乏，另一方面则是挥霍浪费，建豪华办公楼，“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百姓为了孩子学习，除了学费，还要通过更多的方式，把钱花在教育上，从补课到各种赞助或送礼。学校的各种收费使许多家庭因教育而致贫，而孩子大学毕业之后有可能会遭遇就业难，无效的教育对贫困的家庭无异是雪上加霜。社会底层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越来越困难。 有网友建议国家要启动基础教育一体化，就是国家根据儿童求学地来统一划拨教育经费补贴，例如安徽的孩子在北京完成基础教育，那么相应的教育经费就应该划拨到北京来。但现在不仅仅是教育经费问题，还有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以及后续的考学、求职问题，都会接踵而至。政府既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整体设计，也要有现在与未来的宏观规划。不能遇到到问题，或回避，或消极应对，遭遇社会舆论强大压力后又穷于应付。 北京可以考虑让独立调查机构调查外来人员子女在北京的流动量，抽样调查他们是否有在北京入学的意愿，提前统计，提前告知，提前做好应对方案。有网友曾在微博中介绍了上海在安排外地工作人员子女入学方面一些值得借鉴的方式，比如每一年都把一些民工学校转为民办，政府给一些支持，也进行考核；让社工为民工学校提供服务，使他们保持与政府的联系与沟通等等。 现在许多城市多以民办学校不合格为由，动辄就强拆外来工子女学校，但却不动用一点力量来支持与协助，这不仅是没有良知与爱心，更是对整个社会不负责任。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今天，如果大量的儿童得不到正常的教育，这对国家、对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构成伤害与危害。如果国家在教育上不将一碗水端平，后面的问题会越发严重，一是百姓要求教育公平的呼声越来越大，二是年轻一代青少年公民意识增强，已习惯了城市生活，如果不能融入城市，又回不到农村，将成为夹心人。灰质化社会面积增大，使社会充满不安全感。 遥想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当他兴办私学堂之时，不知道条件是不是合格？如果当年的官家严厉对待孔子简陋的学舍，孔子还会有72弟子3000门徒吗？让我们记住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他是私立学校的创始人，他说过的话，我们也应当牢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MU Jun 2011-08-23 In the future, the U.S. is likely to continue to require more disclosure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from China in the 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