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4-10 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之后面临的道路并不好走。在建制派因竞选而分裂的情况下，如何既团结大多数工商业资产阶级，保持经济稳定，同时又推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香港的经济结构、土地房屋问题和民生问题，成为梁振英面临的重要考验。 3月25日举行的香港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梁振英以689票当选。这次香港特首选举，虽然是沿用过去由选举委员会来选举特首的办法，也不是第一次有多个候选人竞争的特首选举，但却对香港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本文从此次选举对香港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影响、政治板块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特首选举模式的启示这三方面做一个较深入的分析。 特首选举成败系于理念之争 这次选举中的两名建制派候选人，最终是梁振英战胜了唐英年，这结果固然与两者的个人能力、在选举中的策略与表现以及受负面消息影响的程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两人在如何处理香港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理念上差别有重要的关系。 香港在过去的十多年克服了不少困难和外围的冲击，经济有所增长。但整体而言，经济增长的表现显著逊于周边地区。香港2009年失去作为中国生产总值最大城市的地位，而且经济规模在未来数年内将被中国内地多个城市超越。预计四五年后，香港经济规模可能降至中国城市的第七或第八位，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天津等城市之后。香港人均生产总值也将在10-15年内被这些城市超过。即使与同为成熟经济体的美国相比，香港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也较为逊色。1997年，香港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1%，2010年只有1.5%。 而在经济增长表现的后面，是香港经济结构单一、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低收入阶层向上的流动性减少和社会各阶层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香港产业结构多元化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经济发展过分依赖金融和地产这些波动较大的行业。由于过去几年，香港政府未能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及时调整土地和房屋的供应，办公室和住宅的供应都出现不足。高地价和高租金的经济环境不但令营商成本上升，而且抑制了投资实业及创业的积极性。同时，住房价格一路上升令依靠工薪收入而又不符合申请公屋资格的年轻人怨声载道，但在高价位时买入房子的部分中产阶级，又害怕楼价下跌，令他们成为“负资产”人士。在这种利益矛盾之下，香港政府举步维艰。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由1997年至2010年，香港人均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了33.5%。然而，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所有市民都受惠。同一段时间内，属社会最上层10%的家庭人均住户收入上升了64.7%，但是属于社会最底层的10%的家庭却下跌了22.2%。相当一部分市民无法感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得益，结果造成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分歧扩大，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唐梁的特首之争，后面反映了两种如何处理经济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理念之争。唐英年出身爱国工商世家，但本身并不是强势风格的领导人，而且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大地产商、几大商会以及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自由党、部分工商界的功能组别议员和若干金融界的人士。因此他的政策倾向是在维护稳定和现有政府政策取向的基础上，对其中一些政策进行微调，达到缓和大财团、中产阶级和基层民众之间矛盾的目的。 而梁振英虽然也是来自商界，但他出身基层，白手起家，较有主见，而且作风硬朗。他在参选前数年间，就香港的土地与房屋问题、经济结构以及财富分配和贫困问题，撰写过逾十万字的文章。他积极主张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实施适当的产业政策，同时要改革土地和房屋政策，解决低收入者的贫困问题。加上得到民建联、工联会等与基层联系较密切政团的支持，树立他关心基层，力求以新思维、新作风为香港带来改变的形象。 在数个月的竞选期内，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始终高于唐英年，并在大部分时间里领先20个百分点以上，这反映了香港大部分市民“求变”的心态多于“求稳”的心态，希望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来带领香港解决解决长期的深层次矛盾。虽然唐英年在竞选后期，也在政纲中推出多项惠民主张，甚至提出了比梁振英更为大胆的房屋和扶贫政策，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个人和背后所代表的阶层利益的形象，却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 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之后面临的道路并不好走。香港毕竟是一个商业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在香港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建制派因竞选而分裂的情况下，如何既团结大多数工商业资产阶级，保持经济稳定，同时又推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香港的经济结构、土地房屋问题和民生问题，成为梁振英面临的重要考验。 这次特首换届还是特区政府成立十五年来第一次实质政权交接。梁振英与政府公务员系统之间能否顺利配合，也成为梁振英想推出的政策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和收到成效的重要因素。如果两者之间配合不好，难免导致如回归初期董建华“空降”成为首任行政长官后，与高级公务员之间磨合出现很大问题，以致很多事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自由党走向牵动政治板块变化 在过去的十五年，香港政治的两大阵营非常鲜明。反对政府的“泛民主派”与支持政府的“建制派”各就各位，前者旗帜鲜明的反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后者则有民建联、自由党，以及众多功能组别议员团结一致，为特区政府的立法和政策护航。由于建制派未曾受到重大的利益矛盾冲击，并在立法会占有多数议席，董建华和曾荫权时代，政府提出的政策，虽然有时会遭受批评，但绝大部分都能在立法会顺利过关。 可是从过去的经验看，一旦自由党临阵倒戈，投入“敌营”，会导致政府在立法会失去多数支持，举步维艰。2003年《基本法》23条在香港本地立法的失败，就说明这一点。而这次选举造成的建制派分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自由党和部分无党派的功能组别议员，是唐英年的主要支持者，即使在选举进入最后关头，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然不回归传统建制阵营，而是寄希望于选举“流产”。 尤其是手上握有不少功能组别议席的自由党，高调反梁，在梁振英当选后，该党主席刘健仪还表示“痛心”。并在随后的几日里，批评梁振英的说辞几乎和反对派议员的讲法一致。可见该党“不支持梁”的态度，选后还会至少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梁振英的管治难度不只要与自由党和解，还要取得各财团巨头的信任；但他的政纲基调是扶持中下阶层，改革土地、房屋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争取贫富双赢，无疑要考验梁振英的智慧和能力。 如果梁振英和建制一方选择“放弃”自由党，无疑会利用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来重新洗牌。自由党一向在地区直选中成绩平平，如果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和其他建制派独立议员不和自由党在选举中协调和妥协的话，该党很难在地区直选中突围而出，很可能和上届一样出现无一人在地区直选中当选的结果。 至于功能组别组中的自由党议员和个别高调反梁的独立议员，因为在业界有一定的网络和人脉支持，议席并不会轻易被抢走。但如果这些人继续高调指责中央干预香港选举和批评下一届政府，难免与建制阵营出现摩擦，甚至支持他们的工商企业和财团也会和他们保持距离。 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和各界一致鼓励香港工商界积极参政，但从自称为商界代表的自由党的选举成绩和政治表现来看，并不大理想。虽然自由党一直未能有效凝聚商界的共同利益，也未能得到市民普遍认同，可是自由党连这种象征性的代表也告消失时，将会造成另一个问题。民建联或新民党所代表的阶层不同，不可能在短期内填补自由党所代表板块的空缺。上述的政治板块挪动，也是下届特区政府所要面对的问题。 建议调整未来特首选举模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志成 2012-03-30 在文化与舆论方面，大陆只有想尽一切可能性入岛，与国、民两党的认同观对抗，才有办法逆转台湾“去中国化”的认同异化。 认同是政治抉择的最终依据。没有认同作基础，利益输送、接触交流再多也没用。以往多认为扩大交流、扩大惠台将有助于转变台湾的认同，目前看来实际效果有其局限。两岸经贸交流日趋频繁，并未拉近两岸的政治认同。大陆未来应该在惠台与交流政策之外，另求突破之道。 马英九赢得台湾大选，成功连任，不少评论者认为，是“九二共识”打败了蔡英文。然而，从台湾的民调来看，超过7成的台湾民众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九二共识”。只是经过媒体不断的报道，民众看到大陆领导人一直强调没有“九二共识”，两岸和谐的现状将会不保，他们知道“九二共识”是大陆所坚持的，台湾不接受的话，两岸又要重回对抗，经济会受到伤害。因此，严格说起来，“九二共识”是两岸之间“没有共识”的共识，即agree disagreement。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保持模糊，搁置争议。 两岸从1949年开始处于分治状态。冷战期间，两岸没有什么互动。从1993年“陆委会”所做的民意调查来看，台湾民众中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有48.5%，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有16.7%，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有32.7%。总共来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高达81.2%，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只有49.4%。但是，十几年后，2008年10月份《远见》杂志的调查显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有95.9%，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46.6%；赞成终极走向统一的只有19.5%，赞成终极走向独立的过了半数，有50.6%。显然，两岸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已经发生了高度的割裂现象。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因为这种认同受到了政治操弄。李登辉、陈水扁在位的十多年时间，透过“加入联合国”、“修宪”、“去中国化”、“两国论”、“一边一国”、“入联公投”等等的政治运动，强化台湾主体性的包装，作为走向“台独”的野心，使得“一个中国”在台湾变得妖魔化，“我是中国人”在台湾也变成一个属于禁忌的话题。 两岸这十几年来经贸交流越来越频繁，可是从政治上来看，台湾也逐渐发展出把大陆看成“异己关系”的认知。即使在马英九2008年5月接任大位之后，表象上来看是重新开启两岸的协商，经济往来也变得顺畅，但是在政治和民族上的异己关系并没有转变的迹象。从马英九的教育、文化政策与“国家”整体方向战略规划中，也没有看到要强化两岸认同的这一块。换言之，马英九虽然赢得选举，但他也接收了李、陈的主体论述，以强化台湾主体性、“不统、不独、不武”做为两岸关系的基调。 李登辉和民进党掌权期间，更进一步透过民意调查来教育台湾民众将自己的中国认同与台湾认同分裂而且对立，最终变成绝对互斥的选项，为两岸人民的情感埋下仇恨的因素，使得任何改善两岸关系的政策、作为和人士在台湾都被认定是“反台湾亲中国”的作法，十余年来在台湾成为主流的、制式的思考模式和认知系统。对两岸关系而言，台湾大众这种认同成为两岸关系真正改善的潜在杀手，为害至深。所以，从认同的角度入手探讨两岸关系可以说是直指核心的探讨，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当前国民党的大陆政策看似一帆风顺，但由于没有认清认同的重要性，所以国民党就没有在认同的议题上建立自己的主体性，长期来看，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必然陷入困境。这种困境由于认同上的矛盾，将陷入政策论述上的巨大矛盾，具体表现为“经济政策跟北京要”，“在政治论述上是跟着民进党走”。因此，国民党的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起可以跟民进党对抗的主体论述，也就是没有建立起跟民进党对抗的认同观。 相对于公开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而言，马英九胜选对于两岸稳定，或许是比较好的结果。但是马英九两次选举过程，已经强化“不统、不独、不武”的概念，他的“一中各表”已经在选举论述中逐步变为“两个中国”，这一路线已是马英九的保台政治主张，对两岸未来埋下不确定因素。 马英九的两岸路线，接受“一中各表”，但他提出的是一个中华民国。这个中华民国已非过去两蒋时代的汉贼不两立路线的唯一中国合法政权，这个中华民国经过2000年到2008年的民进党执政与马英九四年执政，已经逐渐质变，落实论述为就是台湾，这是不同于民进党“台独”的另一种分裂中国的论述。 也就是说，马英九采取的是保持“两个中国”的策略，对外仍然是接受一个中国，实际论述却是“中华民国是台湾”，让中华民国也成为另一种“台独”的保护色，由于北京方面容忍现在的两岸互不否认交互方式，却也意外让这种“两个中国”的模式，逐渐在台湾经由选举实践来巩固论述。 马英九隐藏的“两个中国”路线，比民进党的直接诉求台湾独立，自中国统一的领土中分裂出来，对北京更能有回旋的空间，加上马英九并不在国际间主张“两个中国”，对北京的威胁自然还在可容忍范围。 北京视国共内战期间败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作为过去曾经是中国政权的一段历史，仍在台湾这块分裂的领土上存在着。若是中华民国走向“台独”，自然两岸只有战争。但中华民国若持续如马英九主张的不统，持续保持分裂状态，虽非独立，却也不走向统一，北京就该如何自处？ 在两岸交流频密下，台湾人民与台湾的企业渴求经济安定，希望马英九的路线可以带来安定，这应是台湾绝大多数的基本共识。这就是说，在台湾有明显的“台独”路线以及马英九的“两个中国”路线，而回归祖国的统一路线却因为政治操弄，不只在论述甚至在实践上，都已经逐渐变成非主流。台湾人开始对于族群的认知，否认自己是中国人，虽无“台独”之名，却已是“台独”之实了。长期以降，最终必然走向仅靠政治手段已无法解决这种差异的悲剧之路。 马英九成功连任，两岸至少可以保持表面上的平稳，但是对于中国统一却仍然充满变局。马英九没有被戳破的“两个中国”路线，暂时维持台海和平，可是长久以往，台湾以为实行“两个中国”可以保持和平，那么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终将变成“台独”的外衣。 现在台湾蓝绿营都把两岸和平挂在嘴边，可是背地里却要极力推动和平分裂。北京的对台政策不能仅仅挟制“A型台独”而实际扶持“B型台独”，特别是当A型和B型两型“台独”逐步靠近有同流合污之势的时候，大陆的对台政策除了打击“台独”以外，还必须拥有防范永久偏安势力泛滥成灾的另一种功能。在文化与舆论方面，大陆只有想尽一切可能性入岛，与国、民两党的认同观对抗，才有办法逆转台湾“去中国化”的认同异化。 《台湾观察》2012年2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3-30 借助邻近深圳的市中心和港深口岸的经济幅射，“边界特别发展区”可望发展成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媲美日本东京都的副中心新宿、上海的浦东开发区。 港英政府于1951年在两地边界的香港一侧设立了28平方公里的边界禁区，当时的目的是减缓日趋严重的非法入境问题。香港的普通居民，要进入边界禁区的人士也须获得香港警方签发的边界禁区通行证。时至今日，该地区处于尚未开发状态，多为林地、农地、荒地，村落散布，人迹罕至，与边界另一侧的深圳市中心地区高楼林立，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块连绵28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差不多等于整个澳门特别行政区，比香港岛已开发地区面积还要大，而且紧贴着中国内地。但长期以来，这个地区的战略价值一直未受到重视。近年来，社会上逐渐有开放边界禁区的呼声。港府决定，从2012年2月15日起，分阶段逐渐开放边界禁区。但是，目前港府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地区特殊的地理战略价值，只是把它当做香港的远郊区来规划，开放一些土地给村民自建房屋（即“丁屋”），以及做一些低密度的“乡村式开发”。 建议实施特殊签证政策 然而从珠三角整体发展看，这块地区正好是港深都市圈的中心地区，又由于历史原因保持了相对的完整性。随着“一国两制”下香港和内地的互动越来越紧密，中央政府应该和特区政府协作，将此块具有特殊价值的区域定位为香港“边界特别发展区”，并在此特定区域内对内地居民实行特殊的出入境政策。 具体操作上，这个地区由香港特区政府管辖，对内地居民实施“落地签注”政策。即凡持有效内地居民身份证和往来港澳通行证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无须向相关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前办理赴港签注，但须在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的同时出示内地身份证和往来港澳通行证，即到即签，便可在“边界特别发展区”内逗留不超过七天。申请“落地签注”的次数不限，但若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有合理怀疑，可拒绝申请者入境。内地居民如要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以外的香港其他区域，则须办理正常手续的赴港签注。 有助创造新经济增长点 在充份尊重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村民权益下，“边界特别发展区”可重点发展香港的生产性专业服务业、医疗、教育、仓储服务、零售消费等，为香港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发展为香港提供自由行、CEPA以外的“一国两制”新合作模式，将香港的制度优势与内地庞大的市场结合，有利香港开拓内地市场。 港澳自由行从2003年推出后，内地访港旅客激增。由于商务签注对企业的纳税额有较高限制，不少中小型企业人员都通过自由行方式进入香港。虽然有关方式已较过去方便，但是，来往频繁、要求及时会面的商务旅客受到自由行签注办理时间、停留限制等影响，未能充份利用香港生产性专业服务业的优势。至于CEPA方面，只是让被承认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可以在内地自由开展业务，但是内地有业务洽谈需求的人士及专业人士仍须办理签注才能进入香港。因此，CEPA只是促进了人流的单向流动，这大大局限了香港生产性专业服务业发展的机会。 另外，CEPA虽然为中港合作提供了实质的政策支持，扫除了部份香港专业人士进入内地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但是，在一些制度和法规上还存在限制。例如，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未及时出台、地方官员对新措施认识不足、两地专业服务行业在体制及规管方面有差异以致出现对接问题，以及申请手续繁复需时等，被人称为“大门开，小门未开”。同时，CEPA虽然认可部份香港的专业资格，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向内地扩张。 以医生为例，医生需要相对固定的工作场所，以长期跟踪病人情况，建立良性互动的医患关系，并不适合频繁往返中港两地。因此，一旦医生到内地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以内地作为长期的固定工作场所，这意味着他们难以为香港直接服务。香港培养医生的成本十分昂贵，如果由香港纳税人出资培养的医生向内地流动，则会造成香港自身的人才流失。“边界特别发展区”正好为香港医生在继续服务香港居民的情况下发展内地市场。内地居民可以因应需要决定留港治疗时间，其家属也可以不用办理赴港签注陪同来港。 近期，由于内地大量孕妇来香港产子，造成香港医院产房紧缺，引起香港本地市民的一些不安。如果能在“边界特别发展区”发展妇产科设施，可以让服务内地居民的妇产科服务和服务普通香港市民的妇产科服务相对分开，减少互相之间因资源争夺而引起的紧张关系。而且，“边界特别发展区”面积超过相当于30个铜锣湾，正好满足兴建医院、专科诊所、医生宿舍等大量的土地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港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协助了香港的经济转型，并支持了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发展，但是，随着珠三角城市的迅速发展，不少港资厂商开始尝试将“店”和“厂”同时设置在珠三角地区。2009年，广东省积极推行“腾笼换鸟”的政策下，深圳前海发展的议题持续升温。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通过设立对内地居民实施“落地签注”的“边界特别发展区”，突破自由行和CEPA的局限，建立香港的“前海”，为香港经济创造新的动力。 改变城市功能布局失衡 与此同时，“边界特别发展区”的设立可以改变香港目前城市功能布局失衡的状况。今日的香港，一提起金融活动，大家会即时想起中环；一提起购物热点，大家会即时想起铜锣湾、旺角；一提起文化设施，大家会即时想起尖沙咀、红墈；讽刺的是，一提起香港的伦常惨剧，大家会即时想到天水围、元朗。印象的强烈反差，与香港城市功能布局的失衡息息相关。 一直以来，港英政府将香港的商业、贸易、办公、文化娱乐的城市功能集中在香港岛北部和九龙半岛南端。无论是香港的政府总部，表演场地如文化艺术中心、红墈体育馆，以至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都分布在维港两岸。至于新界方面，港英政府为了发展工业和舒缓市区的人口压力，吸收英国政府建立新市镇的经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在新界兴建了多个新市镇，包括荃湾、沙田、屯门、大埔、粉岭／上水、元朗、将军澳、天水围。按原先的设计理念，新市镇主要承担工业和居住功能。 新市镇吸引了不少市民搬离市区，对改善市区的居住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令新市镇未能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予当地居民。自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工业渐渐北移，新市镇的工业发展停滞，加上港英政府无意在新界建立城市副中心，在设立新市镇的同时并无将部份市中心的功能相应迁入，所以局限了新市镇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这令不少新市镇的居民需要跨区工作。2006年，新界高达41.0%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香港岛和九龙工作；九龙约有36.4%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新界和香港岛工作；香港岛则只有21.4%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新界和九龙工作。 跨区工作不止给上下班时间的维港两岸带来更严重的交通挤塞问题，还给居民带来了更多车费支出、乘车时间和精神负担，减低工作意欲。更大问题是，全港十八区中，香港最北部的元朗区和北区的居民教育程度较低，区内单亲家庭、领取综援家庭、新来港人士较多，远离市区的客观因素更增添其寻找工作的难度。无论在失业率、无业家庭比例以至入息低于平均综援金额的家庭比例，两区的数字都居全港十八区的前列位置。当中元朗区天水围的自杀率更是全港最高，不时发生伦常惨剧，被指为“悲情城市”。 另外，香港可发展的平地不多，大多集中在新界的元朗、粉岭。回归前，港英政府为了持续发展维港两岸，大多以填海的方式增加土地供应。自1842年至现在，香港累计填海土地面积约100平方公里，约占香港土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但是，踏入二十一世纪，填海发展模式似乎走到了尽头。一方面，维港两岸浅海地带的面积不断减少，填海成本上涨；另一方面，香港人的环保意识增强，保护海港协会成功在回归前推动立法局通过《保护海港条例》，更成为环保团体反对政府填海计划的利器。所以，填海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边界特别发展区”的设立可以将香港的优势服务业与内地的庞大市场结合。长远而言，借助邻近深圳的市中心和港深口岸的经济幅射，“边界特别发展区”可望发展成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媲美日本东京都的副中心新宿、上海的浦东开发区。 “边界特别发展区”成为香港城市副中心的意义在于根本地改变香港的城市功能布局，为新界注入更大的经济活力。更多中产人士因为参与城市副中心的经济活动而迁入，带动区内消费，为元朗区和北区的低学历和低技术的基层劳工增加更多就业机会。元朗区、北区以至新界的居民可以不用远赴香港岛和九龙工作，香港岛北端、九龙半岛南端的交通挤塞问题亦可得到舒缓。香港亦可在填海以外，开拓发展用地，应付经济发展需要。可以说，建立“边界特别发展区”作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不止为香港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有助舒缓新界的社会、民生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利 2012-03-30 香港社会正出现一股越演越烈的“排内（内地人）情绪”，在此之际，有“文化港独教父”之称的陈云进一步提出包含“隐性港独”主张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令这股本已沸沸腾腾的香港民粹主义又再激出新的波涛。 近期香港发生的几件大事，包括反内地孕妇赴港产子、D&G时装店禁止港人拍照，每次都触动很多港人的情绪，部分人走上街头示威。这些事件反映了香港社会正出现一股越演越烈的“排内（内地人）情绪”，让人莫不感到忧心。在此之际，有“文化港独教父”之称的陈云进一步提出包含“隐性港独”主张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令这股本已沸沸腾腾的香港民粹主义又再激出新的波涛。对于陈云这个所谓追求香港自治的主张，必须加以警愓。 “城邦论”三大危害 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观点，主要见于其撰写的《香港城邦论》一书。该书的大意是香港自清割让予英国后，便与中国各走各路，渐行渐远。而中国最大的不幸是给中共统治，香港九七前还有英国人作缓冲，化解一些来自大陆的影响。但九七后特区政府已起不到缓冲作用，中共会利用单程证、个人游等政策吞噬香港。香港应该自我反省，团结起来，不与中国这一“外邦”为伍，才能保卫香港这个城邦。《香港城邦论》自去年十二月出版以来，短短三个月之内已经印刷两版。在网上，也有许多陈云的粉丝热情撰文支援，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综观陈云“香港自治城邦论”理论，有三大危害委实值得关注。 其一，不断丑化内地，间接阻挠香港与内地融合。陈云不断在书中指责中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无时无刻都在想怎样才能摧毁香港的“自治”地位，又在经济上不断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取代香港“自给自足”的优势。同时，陈云也不断妖魔化内地人，指责他们“哑忍暴虐”，不推翻中共政权，可见大陆全民都有病。表面上，陈云是在批评内地政府和民众，但实际上却是暗中鼓吹港人不要与中国大陆融合。 其二，美化英国统治。陈云在《香港城邦论》书里几乎完全回避了港英政府对港人的压迫，以及英殖时期的种种问题。譬如，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里，香港数以百万计的低层工人每天工作十多小时，赚着最微薄的工资，面对通胀加价而又几乎无任何社会福利保障，草根阶层过着艰困生活，然而在《城邦论》书里却对此只字不提。相反，陈云仅仅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良好印象，来称赞港英政府为香港带来了民主、法治、教育、经济增长、基础建设等等。 三，强调香港本地意识。陈云在《香港城邦论》中指出，香港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全归因于英国统治香港的一百五十余年。他认为，香港本身经过英殖政府的培育，已经是人间乐土，她是“东方专制主义沙漠中的欧式绿洲”。因此，香港必须建立本土意识，必须像一个“城邦”那样搞“自治”。这个自治就是脱离中国的政治体制，变成一个与中国互不干涉的自治城市。两地应只剩下一个“互助”的利害关系，一方面让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服务、财务管理之地，另一方面维持香港的经济自主性。他声称，香港对大陆的贡献极大，是大陆害怕失去香港，而不是香港害怕失去大陆。 “隐性港独”等待时机 陈云通过上述三大被扭曲的观念，确立了“邪恶”的内地人与“善良”的香港人的族群对立。表面上，陈云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是追求香港自治而不是独立，但实质上，他只不过是借城邦和国家的分别来混淆视听，这一做法更容易吸引支持者。与以前支持“港独”人士不同，陈云的香港自治主张有一套颇为完整的理论支撑。 陈云深知，以香港目前条件没有独立的本钱，最多能发展出一种模糊的香港人身份和有限自主意识，故他刻意不追求独立，暂时只要求港人认识香港的光辉历史，建立一个全香港人自豪的港人身份共同体。陈云还提出多条具体的原则，指出香港可以如何走向“自治”，包括双普选、货币自主、保障本土资源等等。 然而陈云此举只是在等待时机。这种“隐性港独”的主张和“台独”极为类似。过去几年，台湾民进党也是先在岛内鼓吹台湾主体意识，待台湾人民形成“台湾人”身份后，再推动台湾脱离中国大陆而独立。 正面论述亟待加强 综观陈云所谓“香港自治城邦论”的很多论点，其理据支撑实际上并无说服力。他只是透过修辞的包装，放大一些固有的印象，并藉此鼓动人们的情绪，令港人接受他的观点。譬如，每个人口众多的地方都总会有人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随街大小便、为求暴利而不顾人命，内地有，香港也有，欧美国家也有。但是，凭此就说大陆人全都是混蛋，明显是以偏概全。更何况，把资源被分薄、楼价飙升、物价高涨、都市面貌变迁等任何“负面”东西都归咎于内地人，也是不正确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特区政府政策出了偏差。中央政府应针对这些误解，邀请知名学者在香港报章上加以分析，并力陈内地与香港两地融合的种种好处。 值得注意的是，陈云及其支持者多为香港社会保守的右翼分子。香港社会主流舆论并不认同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即使如梁国雄这种反对派人士也不支持。有关部门可考虑，联合部分香港反对派团体，一起批判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是在挑拨群族矛盾。 当然，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主张受到某些港人欢迎，其背后也有一定的原因。在目前全球经济萎缩的大环境下，与内地经济整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香港只要把握内地机遇，肯定会受惠于中国经济。不过，近年香港结合粤港优势，力求转型升级的同时，许多中央的惠港政策都不到位，无法让香港年轻人感受到不了好处，这才给了陈云一个丑化大陆、分化两地的空间。长远而言，两地政府应想方法解决香港年轻人出路问题。这才是治本的方法。 《港澳观察》2012年2月期  

——美国智库和媒体看习近平副主席访美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3-13 40年前，中美两国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社会、文化交往，从各自安全战略需求出发，开始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已经发展为世界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国际关系。站在全球战略高度和人类历史新起点，重新思考两国关系的本质和未来，开创国际政治的新思维，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访美之行是一次认识之旅、友好之旅、交流之旅。美方这次接待习近平的规格高于10年前胡锦涛接棒前的访美规格，显示出中国国力远大于当时。但是，美方表面上的客气，难掩骨子里妄图逼迫中国对许多关键问题让步，大有得寸进尺之势。这并非仅仅因为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政客们需要在中国问题上捞分。政治分析家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变脸，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并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美国维持霸权的国策，这是金融帝国主义性质决定的。要不是反恐战争，小布什时代就发生了，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不是双方领导人互访可以完全解决的，美国的政治精英并不忌讳承认这一点。 美国政治网站（www.politico.com）2月14日发表了白宫记者乔希•格斯坦（Josh Gerstein）的文章《奥巴马利用习近平访问来称赞和敦促中国》。由于这篇文章还引用了其它智库的观点，所以颇具代表性。 文章说：“中国许多鹰派对奥巴马最近几个月的中国政策印象深刻，尤其是他测试北京军事力量的战略举措。批评家们指责奥巴马对中国的原先做法太心虚。他2009年11月访问北京是如此低调和避免争议，甚至推迟达赖喇嘛访问白宫，以免激怒中国”。 文章引用共和党任命的中美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拉里•沃策尔（Larry Wortzel）的话：“坦率地说，奥巴马政府做得非常策略，既在南海问题上尊重中国，又重新定位美国向太平洋地区投放军力。美军将会穿越这一有争议的南海海域，中国经常宣称那里属于中国领海。这是一个在适当时间推出的好策略，一个让朋友和盟国放心的创造性策略”。文章接着提到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艾里克•西瑟思（Aerek Scissors）的评论：“2009年，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业绩糟糕透顶。毫无疑问，政府到目前为止已做得相当好”。 文章还提到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大西洋月刊》记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他的观点“甚至走得更远”。他滔滔不绝地赞扬奥巴马战略的辉煌成就，已把与北京的关系置于“比多年来更好的基础上”。 詹姆斯说：“它（奥巴马战略）技巧地结合硬实力和软实力、激励和威胁、紧迫和耐心、再加上故意和有效的误导。该战略像孙子兵法一样，耐心追求其战略目标：重建美国的软硬实力，同时给中国一个‘我们欢迎你崛起’的笑脸”。 乔希认为：“在贸易方面，中国已经作出了一些让步。北京已允许人民币轻微升值，就像在布什时代所做的那样，但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从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转向更强的国家控制的经济”。他又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指责奥巴马没有面对中国的贸易障碍和货币问题”。 他引述艾里克的话补充：“在贸易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得到来自中国的任何东西，真的。美国并没有取得大多数美国人关心的进展，如对美国产品的市场准入”。 乔希在文章里提到：“关于人权，奥巴马政府甚至承认，其政策并没有促使中国改善做法。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同时继续镇压西藏和中国新疆穆斯林地区的少数民族”。又说：“虽然有报道说，美国官员没有计划在习近平访问期间提出特定的持不同政见者。但白宫发言人周二表示，其实讨论过这类事例”。“‘在习近平白宫会议上我们提出过具体案例’。白宫会议发言人汤米（Tommy Vietor）如是说，但是他拒绝透露提及了哪些持不同政见者”。 乔希认为：“奥巴马对中国的接触政策似乎已经在一个地区获得了回报：伊朗。经过美国多年的恳求，北京与德黑兰的关系已因伊朗的核计划而变冷”。他引用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上周说过的话：“坦率地说，我们与中国对话的开启，给了伊朗政府非常强大的国际压力”。乔希还引用西瑟思的观点指出，在美国的敦促下，中国已经“从支持伊朗政权的立场后撤。如果你想给奥巴马政府信用分，我认为他们应该得到一些”。 文章指出：“但是，美国政府很失望，中国本月与俄罗斯一起否决了制裁叙利亚政府的联合国决议，该政府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叛军”。文章最后引述罗兹的话指出：“我们将继续对中国施压”。 以上言论，表现出华盛顿对北京有着无穷无尽的愿望。当美国政治精英算计着对华的外交成就时，绝不会忘记为美国政府加固包围中国的壁垒而献计建言。类似的言论还有很多。2月12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逸儒 2012-03-13 中国大陆应该鼓励民进党的转型，协助彼等以更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中国大陆，帮助、甚至培养民进党内温和的力量成长，一味的打压、排斥、指责，全面的封杀未必就是最好的策略，否则民进党一旦上台，两岸关系又将动荡，这对北京亦属不利。 马英九在今年一月的台湾大选中以近80万票的差距赢得胜利，获选连任，同时在“立法院”方面，国民党仍然掌握113席中64席的过半席次。大选之后，大家关切的议题包括，马连任后的两岸关系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吗？未来四年会怎样推动两岸关系？轻重缓急的次序如何？台湾的主流民意与“立法院”的非绝对多数地位会怎样制约马当局？对于台湾选后的政局变化，大陆方面又应该如何因应，才能真正造福两岸苍生？北京是否应该继续以经促统，继续让利？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 两岸关系发展面对种种局限 在两岸关系方面，选后有人认为马英九既无连任的压力，为了追求他自己的历史定位，马英九应会加大处理两岸关系的力度与速度，但也有人担心他会太过亲中，损及台湾的主权，台湾的民主恐将成为“鸟笼民主”，北京对台湾的发展与未来将会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各种不同的思路固然反映出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事实，但也可看出目前台湾各界对此并无共识，大家都在盖各言尔志的自行解读，莫衷一是。 于此，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大家都在拼图，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问题，未来即使主观上马英九想要加快两岸互动的过程，但还要看客观的条件是否具备，事前的功课、准备与研究是否下足了功夫，为双方进一步的互动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学者或媒体可以天马行空地胡扯一通，但凡是在两岸政府内部服务过的人都知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一定的步骤和轨迹可循，官员与智库要将利弊得失做出全面的评估，然后才能提出可行方案和具体建议。 依据笔者对事情的了解，北京方面对马英九政府第二任期的两岸政策究竟能走多快、多远心中应该早有理解，这里面既牵涉到台湾的内政发展、国际局势的限制，也与马英九个人的心态与政策优先有关。即或将来北京还会提出一些期望或要求，主张两岸尽早进入政治谈判或触及高阶的政治问题，但大陆当局基本上仍会相当务实、理性的处理彼此关系，因为揠苗助长只会坏事。 具体来说，第一，短期之内，马英九得先把心力用来处理内部问题，以及因为欧猪五国所惹出的金融风暴。选后民进党在“立法院”中掌握了更多的席次，再加上亲民党和台联都已跨过百分之五的门槛，能够组成党团参与政治协商，这两个政党本来就对国民党政府深怀不满，今后将会和更加强势的民进党合纵连横、分进合击。他们已先后放话，将强力监督马政府的两岸政策，马英九将会受到很大的牵制。 第二，虽然北京对台和平发展大政方针不会有变，但中国大陆在今年下半年就将进入高层换届的政治异动时期，习近平、李克强两人即将接班，而且要到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会议后才能正式完成所有程序，习、李二人掌权之后，多少还要花费一些时间掌握全盘情势，再有一些技术性调整，形成自己的政策，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要期望中国大陆会有太大的动作，或有对台新政策出台也许有点不切实际。 第三，没错，马英九已无连任压力，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或许会想要放开步伐，大开大阖地做些大事，但他既要考虑岛内政治局面，面对民进党的制肘，也要顾及国际因素，还要理解大陆的政局变化，如果大家再把马英九个人相对谦和、不太强势的个性，再加上选举期间他对台湾民意支持的感受，誓死要捍卫台湾利益的发言考虑进去，坦白地说，他会、能或要走多远，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第四，如果连任后一年半载的主客观环境都可能对两岸关系的大幅、快速发展有所制约，再想想他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即使不面临跛脚的问题，马英九好歹也要让出更大的舞台，让其继任人选（不管是吴敦义或朱立伦）有更大的表现空间，让他们有更大的机会赢得2016年的选举。换而言之，两岸关系的机会之窗，突破性发展的时间点或应落在明年下半年以后至2015年中以前。 第五，更进一步来看，即使两岸关系要有进一步的突破，好歹双方也要先进入政治对话，再由对话走向政治谈判，然后才会有和平协议的可能。另外，在讨论和平协议之前，双方对结束敌对状态、建立互信机制这些问题也都要有个规划。要实现这些目标总要得个过程，事先有个蓝图，不切实际的期望与骤然碰触这些高阶的政治问题只会治丝愈棻，双方不但都得不到好处，反而坏事，更会增加部分台湾民众及某些外国的疑虑。 第六，当然，台湾内部就像中国大陆一样，即使国民党内部也有所谓的温和派与保守派之别，另外还有庞大的本土力量，大家对于处理两岸关系究竟是应该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不妨毕其功于一役的即时先行处理和平协议，然后再扩及其他更容易处理的问题，但是也有人主张像堆积木一样的先把基础打好，然后逐级往上发展。两者看法各有利弊与支持者，最后恐将由高层批准定案，试图在一中架构之下找寻解决两岸定位之道。 总的来看，笔者研判，未来短期内，大陆方面未必会对马英九施加更大的压力，马也未必会以大动作来拓展两岸关系。此之所以他在选后的记者会上要说，过去两岸关系由简而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发展模式不错，将要加以延续。两岸关系将在原有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深化双方已有的协议，并尝试推动其他的可能议题，同时透过二轨或其他方式，对与高阶政治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理解彼此的政策底线、可能的空间和机会，找出妥协、突破的办法，这才是理性和最可能的作法。 北京应该鼓励民进党转型 在政策建议方面，如果说大陆当局上下确实是以大局为重，看远不看近，重视中国发展与追求两岸统一的宏观战略，不以一时的得失为目标，认识到台湾的民主发展经验对大陆弥足珍贵，北京真的没有吃掉台湾、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充分体认台湾政党轮替终将成常态，国民党迟早还是要交出政权，北京并不特别在意任何特定政党的是否能够持续执政，要把希望寄托在台湾民众的身上，那么答案就已相当明显，相关作法至少已经呼之欲出。 对国民党的问题不大。北京只要把握当前政策，继续深化、广化双方的交流，互惠让利，让两岸关系从量变往质变的发向发展，期望在未来四年内，让双边关系由马英九所说的从拨乱反正到脱胎换骨，由创造和平走向巩固和平，双方本着“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前提，善用创造性的模糊，在“不统、不独、不武”的原则下，继续摸着石头过河，除了经济的协议之外也能在文化、媒体、教育方面达成某种协议，让两岸的关系制度化，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 对民进党的工作则相对艰巨一些。其实，即使只是出于统战的考虑，北京当局也应把握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分析敌我、利用矛盾，争取同盟，即使这种同盟军是不可靠、暂时的也要尝试加以转化。中国大陆应该鼓励民进党的转型，协助彼等以更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中国大陆，帮助、甚至培养民进党内温和的力量成长，一味的打压、排斥、指责，全面的封杀未必就是最好的策略，否则民进党一旦上台，两岸关系又将动荡，这对北京亦属不利。 至于面对台湾整体，如何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可能是北京终将面对的严肃问题。台湾民众对于国家认同与定位或有不同看法，但就目前看来中华民国仍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马英九要求北京正视此事反映了台湾民众的感受与坚持，意味着北京不可斜视、鄙视中华民国，但他并未强人所难的要求北京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高难度的政治问题，大陆当局允宜深思，并有所规划。至于如何承认、欣赏、肯定台湾的政经发展经验及民主成就当然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事情有利就必然有弊，福祸相倚古有明训。从正面出发，如果台湾发展成一个意志统一、不带悲情的理性社会，当然有其正面的效果，这将有助于两岸双方能够以更理性的态度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但如果从斗争的角度切入，肯定民主的台湾可能会给北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冲击，而且这还会减少北京分化离间的机会。万一届时中国大陆将面对一个朝野立场一致、团结对外（中国大陆）的台湾，得失之间恐怕还要好深思量。 最后，政治是一门化不可能为可能的艺术，台湾内政与两岸之间的变化确实不能完全排除任何可能。有时歪打正着，有时明明正确的决策却因对手的误解、误判造成失误。于今之计，最好的作法仍是暂时排除高层政治决策与非常理所能够处理的变数，凡事回到事物的基本面，以正常的思维和作法，透过学者先行做好研究，经由二轨沟通打下基础，营造气氛、创造条件同时并进，当主客观条件成熟时，大家再诚恳地来尝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台湾观察》2012年2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资深研究员 刘兆佳 2012-03-08 在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寻求与东亚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多层次关系方面，香港可以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以强化国家在东亚地区的“软实力”，抗衡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 1. 未来国际格局变化呈现将对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战略产生深远影响的六个特点：第一，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长期阴霾下，金融和贸易全球化倒退，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第二，世界经济重心向东移动，特别是向东亚地区移动。第三，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经济活动在区域内进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持续不断。第四，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且是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第五，基于历史、文化、民族等原因，东亚区域合作存在着不少的困难。一些困难例如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和南海的利益矛盾和纷争会不时爆发，干扰区域合作进程。第六，绝不会让中国主导东亚事务的美国越来越把战略重点放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是通过拉拢中国周边国家与美国一起“围堵”中国，另一方面则不断引发和激化那些国家与中国的争端，鼓励个别国家与中国争夺利益，力图扩大中国周边安全的威胁。质言之，美国就是不单要遏制中国崛起，同时要为中国制造内部不稳定因素，以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促使中国“和平演变”。 2. 这些复杂深刻的矛盾相互交织无疑对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战略构成重大挑战。而中国东亚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如何在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构建更多利益共同点，借以减少彼此的矛盾所造成的伤害，以对冲美国的分化战略，进一步增加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使东亚的发展更能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服务。 3. 香港位处东亚地区的战略要冲，和东亚国家有着密切的金融、贸易、交通、运输、文化、社会、家族和人脉联系。更重要的是香港与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的关系十分紧密。随着东亚地区内部经贸往来的急速增长，彼此之间的交往会更为广泛。值得注意的是，东亚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对香港印象良好，没有什么疑虑，普遍盼望跟香港建立更密切的来往。 4. 在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寻求与东亚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多层次关系方面，香港可以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以强化国家在东亚地区的“软实力”，抗衡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概括而言，香港可以在以下12个方面有助于国家。一是国家可以借助香港与东亚国家发展更密切的经贸合作、可以通过香港让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货币之一，从而推动本地区的经济整合；二是让香港成为东亚地区举足轻重的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三是利用香港在东亚的枢纽地位加快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四是内地企业利用香港对东亚地区投资、购买自然资源或并购外国企业；五是内地企业与香港企业联手对东亚地区“走出去”；六是通过香港促进内地非政府组织与东亚地区非官方组织的互动和合作；七是强化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与东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从而增加东亚地区人民对中国的好感；八是通过与香港的合作在东亚地区以适当的方式弘扬中华文化；九是以香港为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各种合作机构的基地；十是争取一些大型东亚企业以香港为地区总部开展与内地的业务往来；十一是国家与香港一起开展一些在经济和非经济领域（比如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慈善公益、扶贫纾困、教育文化）的活动；十二是借助一些有能力的港人向东亚国家的人民宣扬中国，为国家说好话。 5. 为了让香港更好地为中国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战略服务，中央政府应该大力协助香港以某种身份加入东亚地区的多边组织。目前尤其重要的是东盟+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在中国与东亚地区国家签署的双边协定中，可以考虑给予香港某种参与的机会。中央也可以更多地在香港举办一些涉及到东亚地区的国际会议。 6. 当然，要更好地发挥配合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策略的独特作用，香港尤其是特区政府也有大量工作要做。香港社会各方面要充分认识东亚地区在香港未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要适度改变过去“重西轻亚”的心态，加强对东亚地区的认识和研究，大力培训和引进熟悉东亚地区的人才和组织。香港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侨界组织和在东亚地区有影响力的人士需要增加同东亚地区的联系；香港的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和专业培训机构可以加强向东亚地区招生；香港的证券交易所应该更好地作为东亚地区企业的融资平台。 7. 就特区政府而言，香港与东亚国家的官方交往必须增强。政府应在这些国家多派驻办事处和人员。高层政府官员可多率领经贸和文化代表团到这些国家访问，同时多邀请一些东亚国家的官员和有影响力人士到香港参观访问。驻港的东亚国家外交人员与港府的联系应该更加密切。政府也可以成立一些促进香港与东亚国家民间合作的委员会和机构以促进合作的制度化和经常化。政府有需要在政策上和财政上支持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加强与东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交往。 《港澳观察》2012年1月期  相关链接： 提升香港在国家东南亚战略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