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8 在不同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三种类型的危机：第一种是右翼自由主义“革命”，第二种是“左翼原教旨平均主义”革命，第三种是以强硬的国家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为聚合力的“新极权主义”。无论哪一种，都会使转型中国陷入空前灾难。 四、民粹主义崛起后的三种前景 一旦出现社会危机，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参与爆炸，在那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广场民粹主义的极度泛滥。 为什么中国的民粹主义将会是强势的？首先，从历史上看，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威权社会，一般而言是社会自治组织程度最为低下、民众中自治能力最为薄弱、公民的妥协性文化习惯最为缺乏的社会，另一方面，改革三十年来的“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公民社会与自治组织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无法起到对原子化的社会大众的组织整合，形成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换言之，这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缺乏多元主义因素与传统，来发挥国家之外微观多元整合的功能。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由高高在上的威权官僚与无组织的、原子化的个人构成的社会，是缺乏中间组织来整合社会成员的社会。个人呈同质化的、游离状态，由于社会缺乏把人们纳入中间社会组织的网络（这种网络组织可以起到使人们的行为与趋向受到约束与规范的作用），一旦国家解体或失去聚合力时，社会成员就呈碎片化的一盘散沙状态，在英文中称之为MASS SOCIETY。法国、德国，尤其是中国、俄国都具有这种类型的近似特点。 大众社会中的大众是同质性的游离态的个体。所谓同质性，指的就是他们缺乏价值与思想观念上的多元化，如一窝蜂一样，生活于同样的环境，感受到的是同样的压力，受到的是同样的刺激，拥有的是同样的价值与思维方式，彼此缺乏多元制衡，彼此之间如同马铃薯一样。另一方面，他们脱离了传统的单位与组织社会结构，又没有能被现代的市民社会与中间组织所容纳，这样的个体极易被民粹主义精英煽动起来，形成某种特殊的运动，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这种由精英煽动的大众型的社会运动，一般是反对制度化的秩序的。精英煽动家可以直接通过哗众取宠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口号与人格魅力而把大众吸引到自己周围，并借由这种方式使自己成为一呼万应的克里斯玛人物。在这种情况下，煽动型精英就得以如鱼得水。 在多元化的阶层社会结构里，各种利益集团彼此多元制衡，不同力量相互抵销，一种声音会受到另一种声音的中和，但在集权官僚体制组织的、由原子化个人构成的社会里，人们收到的信息和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大体雷同。遇到同样刺激时，反应方式也相近，于是形成浩浩荡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民粹浪潮。在不同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三种类型的危机：第一种是右翼自由主义“革命”，第二种是“左翼原教旨平均主义”革命，第三种是以强硬的国家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为聚合力的“新极权主义”。无论哪一种，都会使转型中国陷入空前灾难。第一种危机：来自激进的自由主义的挑战 当社会矛盾激化到某一临界点，迫使政府为了挽回威信，不得不进入条件不成熟的大幅度的自由民主改革，以期迎合社会大众的诉求，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与个人长期被压抑的不同政治诉求，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井喷效应”，政府根本无力满足与应对这些大众要求，于是民众的挫折感会越来越深，各种抗争运动进一步升级，对民主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有的问题都被简单地解释为民主化不彻底所至，这种优势话语主宰了社会，由此而引发政治参与爆炸。其具体机制将是，统治者力求用大幅度的民主宪政改革，来挽回在受治民众中的合法性，然而却陷入“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任何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都无法满足人们的迫切要求。即使“革命”成功以后，无政府化的四分五裂将使国家陷入更深的困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清王朝拒绝改革，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戊戌变法失败后顽固派进一步走向反动，并导致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入侵，统治者威望尽失，日俄战争后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进行筹备立宪，没有料到立宪运动把长期压抑的改革愿望激活并释放出来。于是排满民族主义趁势而起，政治参与爆炸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并建立起根本上难以有效操作的西式多元议会政治体制，最终导致北洋军阀混战分裂时代。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激进革命失败的例子。第二种危机：来自激进的左翼平均主义的挑战 在经济与社会危机深化的情况下，“极左派”利用左的原教旨主义煽动底层失利群众。由于本文前面已经分析过，在当下中国社会内部，上层一些退下来的老干部中有原教旨的极左反改革派，中层有旨在回归文革的“毛左派”与学院中的浪漫“新左派”知识分子，底层有失利群众，而变了质的“唱红运动”为极左派人士在广场上呼风唤雨提供了合法舞台，这三种力量在极左口号下聚合起来，挑战现存秩序。 这种原教旨主义挑战改革开放的情况，类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伊朗的“黑色革命”。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势显赫的巴列维王朝，也搞过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改革，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于是穿黑袍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家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他们领导的“黑色革命”终于取得成功。事实上，许多专制帝国出现社会革命情绪，决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政治精英拒绝开放与变革，而是由于专制帝国的改革在取得正面成效的同时，造成甚至比变革前更严重的社会不公与相对挫折感。第三种危机：来自国家主义的挑战 在后发展国家发生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当左右两种激进主义出现拉锯战并引发社会动荡时，军人是唯一能重新恢复秩序的组织资源。在面临国际压力与挑战的危机情况下，民族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有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聚合力，把全国聚合起来。中国作为一个有百年屈辱与挫折的历史记忆而又在近年来富强起来的大国，如果一旦又陷入经济危机，或与国际某些大国之间发生难以解决的冲突，原子化的非组织的大众就很容易受某些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支配，百年积累的怨气经由情绪化的历史解读与放大，会在民间与精英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民众中屈辱的历史记忆会激活强烈的外向尚武扩张冲动，某些机会主义政客也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而高唱对外强硬的民族沙文主义。民众因经济与社会挫折感也需要在外部世界找到一个方便的发泄口，这时就特别容易受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的吸引。众所周知，德国、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它们的发展受到挫折以后，都走上这种激进的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道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日本军国主义者，例如北一辉这样的人物，早期都曾经是反资本主义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日本陷入经济困境以后，把日本的问题解释为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正，解释为国内资本家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日本军队内部对上层腐败不满的中下层少壮派军人，把国内的富人看作是国外帝国主义天然的内奸。他们的思想受到经济危机中底层大众的支持，并形成冲击现存秩序的强大力量。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国内现在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过去正是左派人士，他们在《在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以及鼓吹“超限战”的畅销书中，表现出充满强烈的国家主义道德优越感的仇富情绪，另一方面，在国际问题上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有人提出，“如果美国干预台湾，我们宁愿西安以东地区在核大战中毁灭，也不惜与美国决一死战”；有人提出，“中国如果不能做超级大国，就只有死路一条”；有人提出，“看南海上某个地区是不是中国领土，不是看国际法，而是看历史上是不是中国领土”等等。人们还不难发现，某些激进的国家主义思想中，存在着日本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军国主义思想家北一辉当年类似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左翼情结相结合的特殊文化心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经济社会发生危机，同时伴随着国际矛盾激化，激进左派转向“反帝”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并不是不可能的。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也只是一步之遥。对此人们不能不抱有高度警觉。 中国的特殊情况还在于，革命政治文化的遗存会在新的条件下发生畸变。革命价值退化为世俗主义以后，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普世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是世俗的功利主义，否定一切超功利的人文价值，把权谋、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用阴谋论来解释国际上所有“非我族类”者的动机。他们不是去寻找各国利益的交汇点，通过理性妥协以实现双赢，而是鼓吹“有你无我”利益观，并借用革命文化中的“反帝”口号，加上权谋论、不择手段的民族利己主义，把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推销给大众。在出现社会转型危机时，穷兵黩武的国家沙文主义趁势而起并不是不可能的。 必须指出的是，革命文化与激进扩张的民族主义有思维方式上的同构性，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道德优越感下的善恶两极分类，都是以与对立面的敌对仇恨为基础的。一个缺乏公民社会，缺乏公民教育，缺乏人性关怀，缺乏公民文化的社会里，从激进革命主义到激进民族主义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相关链接：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一）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二）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白希桐 2012-06-16 尽管当下立法会选举政治形势出现上述变化，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基本盘无论如何都难以转投对方。因此，双方都会积极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 今年9月9日，香港将举行第五届立法会选举。与回归后历届立法会选举不同，本届立法会选举首次与行政长官选举同年举行。是次立法会选举的结果将会影响新一届特区政府未来四年施政的顺畅程度。若然建制派在选举里大胜，将有助于形成行政与立法的管治联盟，让港府在立法会有足够的支持票，以顺利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有利下一届特首梁振英落实其竞选承诺，推动香港“稳中有变”。 昔日的立法会选举，其投票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可根据市民对现任政府和行政长官的满意度，对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满意度等作一预测。若然选举前夕市民对行政长官、社会状况等不满意度较高，投票时自然会较倾向反对派，以加强立法会里反对派制衡政府的能力。 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刚于今年3月底结束，梁振英将于7月1日正式上任，两个月后便是立法会选举。由于行政长官即将换人，市民对曾荫权的施政，对香港当下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等的满意度情况，未必有助判断立法会选举的投票情况，令立法会选举增添变数，政党的选举部署也增添了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梁振英没有往绩的负担，可在候任期间和上任后以政策和行动来争取民意，有利建制派的选情。但是，一旦在选举前夕施政出现失误，与市民对新一届政府的普遍期望出现较大落差，也必然会影响到建制派选情。 政治板块出现移动 本届立法会选举的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建制派还是反对派，内部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中，建制派推出唐英年和梁振英两位候选人。在选举中尤其是选举中后期，选情日趋激烈，两阵营的支持者、支持媒体等互相攻伐，甚至两位候选人在电视辩论里互相质问。此外，竞选期间，多名建制派有声望的人士如范徐丽泰、曾钰成、叶刘淑仪等曾积极部署参选，虽然他们最终没有正式参选，但是都曾公开互相批评，令公众关注建制派内部之间的矛盾。正因为建制派内部矛盾公开化，特首选举结束后的“大和解”才令人关注。 建制派当中，自由党的走向尤其值得关注。在此次特首选举中，自由党的大多数选委提名唐英年，至投票前夕，该党党员大会决定不支持梁振英。尽管该党在梁当选后愿意与其会面，但是它是否愿意配合新一届政府施政仍是未知之数。另外，据报导，自由党在是次立法会地区直选中，无论是新界东、香港岛等都部署派员参选，按2008年立法会选举的经验，其参选势必分薄建制派的票源。建制派之间如何相互协调，也是影响建制派总体议席数目的其中一个关键。 另一方面，反对派的内部撕裂加剧，形成壁垒分明的激进反对派与温和反对派。2010年，反对派中的“社民连”和公民党发起立法会“五区补选”，而民主党不仅并未参与，更派员与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协商，在立法会支持政改建议方案。此役令反对派内部进一步决裂，形成以民主党为首的温和反对派与以“社民连”为首的激进反对派。 在2011年区议会选举里，反对派内部撕裂进一步加剧。“社民连”的黄毓民和陈伟业出走成立“人民力量”，并在区议会选举里发起“票债票偿”运动，狙击民主党和民协等。结果，多个选区出现民主党与“人民力量”对撼，一改以往多为反对派与建制派对决的情况。选举揭晓，民主党议席数目仅轻微下跌，“人民力量”却只有一名候选人当选，显示“票债票偿”运动失败。由于民主党和民协受到猛烈攻击，其支持者对“人民力量”等极为反感，已表明与“人民力量”割席，这加大了反对派内部协调的难度。 相较反对派，建制派的协调能力较强，可以尽量避免出现相互抢夺票源的情况。在新增议席的情况下，更多反对派成员希望抢得议席，各派系之间协调的难度增加，例如“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的候选人同时抢夺激进票源，最终可能双双坠马。 积极争取中间选民支持 尽管当下立法会选举政治形势出现上述变化，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基本盘无论如何都难以转投对方。因此，双方都会积极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而中间选民会否出来投票以及如何选择投票方向，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立法会是否需要更多制衡力量。 可以预见，如果港府出现施政失误，反对派可有更多藉口批评政府，更指责建制派在行政长官选举里盲目投票，中间选民或会倾向投票支持反对派；如果港府施政畅顺，反对派则难以寻找其他口实来鼓动中间选民投票支持他们。 在本次行政长官选举中，作为建制派核心力量的民建联和工联会，态度鲜明地支持梁振英。即使两大政团刻意与港府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任何突发事件拖累其选情，但是港府的施政表现始终会对两大政团的选情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新一届特区政府领导班子就职的施政表现将是此次选举的重要关注点之一。 激进反对派方面，经历立法会“五区补选”等事件之后，部分中间选民担心激进反对派势力壮大，要投票将其赶出立法会。尤其近期的立法会“拉布”事件，令不少中间选民认为激进反对派浪费时间和公帑，影响施政。这批中间选民可能愿意投票予政治色彩较弱、愿意协助推动施政，实干而不是胡乱搅事的政团或候选人。这种思潮若然可以成为立法会选举的议题，将有利建制派选情。 基于以上的观察，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策略应对新一届立法会选举。 首先必须加快整合建制派内部力量，在重大问题上配合新政府，务求令其施政更为顺畅。若然梁振英与建制派连内部力量都未能整合，只会进一步削弱立法会选举中建制派的力量。 其次，新一届政府成立后，不仅特首应继续积极深入各区，支持民意支持，其施政团队也应如是。反对派常常自称能够反映民意，若然港府能够处处做到急市民所急，凝聚社会共识，自会削弱反对派的部分支持力量，减弱反对派利用“七一游行”作动员的威力。在特首选举期间，梁振英全方位地积极争取市民支持，包括探访社区、致电电台、出席论坛、网上论政、发表文章等，向市民解释其立场和政策，社会整体反映不错。 三是新政府成立后应即时公布重大有利民生的政策。特首每年十月份发表《施政报告》，宣布各项重大政策。但是梁振英不能等至十月份，而应尽量在立法会选举前宣布有利民生的政策，以争取市民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还要让市民知道，立法会选举对建制派有利，才能可望尽快推动有利民生的政策。在众多政策范畴中，内地“双非”孕妇来港产子和房屋问题是首要处理的议题。 四是可适当争取温和反对派的支持。新一届特区政府的“组班”结果可以说是梁振英提交的第一张成绩单，其成员是否具社会代表性，是各方关注的重点。我们必须看到，经历多次选举，反对派在社会上是有其支持基础，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温和反对派与激进反对派也壁垒分明。我们可充分考虑这一特点，在港府新班子的构成中适当吸纳温和反对派，不仅有助改变市民对新一届港府过于集中个别建制派政团的印象，以塑造其获得跨阵营支持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会降低中间选民投票予反对派来监察港府施政的意愿。...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5 运用全能主义政治资源来达到维稳的目标，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动员手段都可能进一步被激活，这样就出现退行性反应，即从威权政治向新全控主义发展的强烈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三、改革如何进入锁定状态 近十年来，正是我们体制结构性的弊端造成的这五大困境使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各种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左右激进主义思潮都可以对这些消极现象，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解释。激进左派把腐败、社会两极分化方便地解释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中国已经陷入资本主义复辟”，而激进右派则解释为“多党民主政治改革不到位”。这些左与右的激进意识形态话语力量，近年来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扩大自己影响，对社会大众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可以认为，改革中期陷入的五大困境是“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弊端的表现。只有把“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逐渐发展为“强国家—强社会”结构，培养社会多元的整合能力，才能逐步“消肿化淤”，化解改革中期的五大困境。更具体地说，在具有强大公民社会力量的社会里，朋党性的腐败政治、贫富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国有病、文化创新力萎缩，这些体制固有的弊端，就可以由于出现了有效的社会多元制衡力量而难以坐大。 然而，威权政治却把社会上对体制弊端的种种不满而引起的矛盾冲突，视为对体制安全的威胁。认为社会矛盾与冲突之所以频繁出现，是因为反体制的敌对势力与社会力量里应外合，于是形成一种“刚性维稳”高于一切的思维定势。由于政府控制了各种资源，应对矛盾冲突的压力时一开始似乎还得心应手，面对社会不满，不但不是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从正本清源上去解决矛盾，反而把公民社会的正当诉求当作别有企图，进一步压抑社会力量的生长。 另一方面，近年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连续出现因强人政治腐败而引起的“茉莉花革命”，都会使某些官员简单化地加强了上述这种固有的思维定势，形成一种“草木皆兵”的路径依赖。当政者会强化对社会的控制，控制到现在连“公民社会”也不能再提了的地步，以避免发生类似的现象。这种强控制并不能根本解决已有的矛盾，而且还会把本应建立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机制生机进一步抑制了。正如清华大学一份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这种刚性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就会自动地、情不自禁地、习惯成自然地用威权强控制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在“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环境中，在社会先天缺乏制约国家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强控制的做法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内引不起社会直接反弹，做起来似乎轻而易举，于是会不断进一步自我强化，国内与国外发生任何风吹草动的情况，都会得出必须强化对社会控制的路径选择。改革逐渐进入路径锁定状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朋党性腐败变本加厉，社会贫富两极化日益严重，垄断性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封闭，中间阶级由于经济萧条而更加困难，农民向中间阶层发展的动力与渠道受阻。上述五大矛盾不断积累与升级，社会不满情绪必然会刺激强化左右激进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膨胀。这正是近年来原先已经被边缘化的“毛左派”与西化自由派发出越来越强势的声音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出于对危机的担忧而不断地加大控制。例如，某地曾出台这样一个土政策，即“违规报道突发事件要罚款五至十万”，有官员提出“公民社会是帝国主义给中国设下的陷阱”，这就是“强控制”型路径依赖的鲜活例子。而强控制势必引起高腐败，高腐败又引发更高的社会不满，社会不满又进一步升级，这又进一步刺激强控制思维定势，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尤其要指出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公民教育缺位，公民文化无法经由公民社会的培育而逐渐在公共空间里形成，由于公民缺乏在社会场所来学习民主经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契约精神、妥协合作与宽容政治态度，学会对多元性的容忍，其对政府不满的反应态度，势必充满了民粹主义的情绪，社会上确实也出现了种种悲愤、激昂甚至暴戾之气。由于矛盾积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会不断累积成为总爆发的能量。对这种前景的担忧，又会加强“刚性维稳”的路径定势。官民之间就变成越来越严重的冲突。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会越积越多。我们的体制是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因此，运用全能主义政治资源来达到维稳的目标，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动员手段都可能进一步被激活，这样就出现退行性反应，即从威权政治向新全控主义发展的强烈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引起社会不满的各种重大矛盾，如地方当政者与民间的矛盾，近年来不但没有逐渐减弱，反而变本加厉。人们很难看到化解的希望，一方面国家控制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冲突，于是矛盾将会在政府强控制状态下不断延续，由于政府权威失效，形形色色的抗争者“胆子”越来越大。这种有恃无恐的“自由”状态，与真正的民主不是一回事，届时由于社会普遍存在的不满聚合而成的逆反心理，由于网络信息的同质性，在同质化信息的引导下，将是无序的非理性的政治参与的“井喷状态”，形成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潮流。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民粹主义政治精英，在这种广场政治气氛中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这种情况一般就可能成为大动荡的预兆。 从历史上看，进入危机阶段以后，执政者反而会越收越紧，原先的收紧如果是“过度敏感”在起作用，那么此时一种更强烈的对即得利益切实的担忧会支配当政者的思维，社会空间会进一步被压缩，退行性的集权色彩会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引起社会不满的所有重大矛盾，却很难看到在体制紧缩后化解的希望，于是矛盾将会在强控制中不断延续。 当抗争的力量积聚到一定能量，左右激进主义政治势力，可以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吸引社会大众，从而形成左的与右的激进民粹主义势力。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爆发”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方式总发泄，中国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在一些偶发性事件的导引下，就极有可能发生“低频度高强度”政治参与爆炸。政府为了安抚抗争者，此时往往会以急剧的方式开放政治空间，这反而会进一步鼓励激进主义势力变本加厉。一旦陷入此种恶性循环，从历史上看，威权强控制体制从强压政策到全面失控，一般只有几年时间。 相关链接：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一）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二）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4 由于社会力量太弱，这种体制缺乏社会力量发挥社会多元整合的功能来实现善治，“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国陷入了五种困境。 二、改革中期中国的困境与左右激进主义的再起 为什么十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重新崛起？这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特点有关。 由于社会自治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而相应成长起来，在“八九风波”后，公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被当作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异质物而受到严密控制与紧缩。由于社会力量太弱，这种体制缺乏社会力量发挥社会多元整合的功能来实现善治，“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国陷入了五种困境。 1.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   在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里，官员腐败可以借助于权力庇护网结构而如虎添翼。这种权力庇护网结构的特点是，腐败官员与公安、检察、司法系统之间，在官员与上下级职能部门的朋党之间，在他们执掌的权力与黑社会之间，形成勾结起来共谋利益的关系。权力结构中的上下级之间，上级作为保护人，与下级作为被保护人，形成“恩主庇护—扈从效忠”关系。在某些官员的把持下，中国特有的司法与检察系统也得以参与到庇护体制之中，这样，就有可能在某些地区形成上、下、左、右之间的全方位的庇护网（Patronage system）政治。保护人、效忠者、黑社会分子与地方监督与司法机构之间，以地方官员为中心，形成依附性的四环结构。这种威权庇护网支配的环境里，腐败行为的收益极大提升，违法犯罪成本与风险极大降低，于是腐败会越演越烈。就以最近的广东“乌坎事件”而论，一个村的支书可以一当四十年，多年来通过行政手段变卖土地达6700亩，村民基本上没有分到一分钱，这些严重的弊端正是与上述“强政府—弱社会”朋党结构性弊端有关。 2.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困境   如果不存在着国家干预，单纯的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拥有资本、技术、知识与权力者，要比没有这类稀缺资源的人们，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贫富分化，是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几年前，上海浦东陆家嘴汤臣公寓一平方的价格达15万元人民币，按照当时全国农民平均所得收益来计算，相当于一个农民76年不吃不用所挣的钱的总和。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威权体制下，权钱勾结导致社会不公现象，难以受到自主的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在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例如某些房地产商与煤老板，两者容易形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政府的强势使这一体制最关键的因素即有权阶层与财富阶层之间的分利性结盟关系难以被社会冲击。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有体制转制过程中的“管理层收购”政策（MBO），虽然客观上对摆脱转型经济困境有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原始积累式的贫富两极分化。 中国当下煤老板财富之多、生活之糜烂、人数之众，令国人侧目。 雪上加霜的是，正如学者指出的，在国家行政权力支配下，土地供给价格不断攀高，而原先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有权势者，利用垄断优势进而转向房地产。其结果是，炒房的高收入使这些富人锦上添花，居民住宅价格也不断相应提升，低收入者根本买不起房屋，中等收入者购房成本加重，权钱结盟造成的分利化严重影响社会健康发展。“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是以这种分利集团与失利和低收入的普罗大众之间的收入不断拉大的剪刀差为基础的。医疗、教育高费用以及失业，造成社会大众十分强烈的不安全感。 3.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困境 中国属于“强国家—弱社会”体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动员能力来发挥其税收潜力，来实现强化行政力量的目标，而民间社会对此的制衡能力很弱。 根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累计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1.7倍。另一组数据是，国力增加21%，而行政费用却增加了27%。当今中国各地政府的巨额“三公消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满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河南某贫困县，只有20个职工的审计局，新办公楼居然有3,000平方米，该局每人可在家属楼分到200米的住宅。 这样的事实可以说不胜枚举。权力与高税收使公务部门成为直接受益者。 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但中低收入者处境困难，而且连中产阶级都有可能因房价猛涨而走向贫困。整个社会大众在房价压力下，在教育费高涨的压力下，消费无力。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这种消费不足产生的矛盾，政府没有从治本上下工夫，而是利用强国家雄厚财力，用巨额投资拉动国营经济如高铁事业，造成垄断利益集团新的巨大腐败机会，而且由于此种投资拉动难以见效，一旦拉动不下去，也只能是印钞票一途，老百姓势必进一步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4.“国有病”困境 在“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当政者有一种强固的观念，即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经济决策)特点，使原来已经严重的“国有病”更是雪上加霜，社会上人们普遍对“国进民退”的趋势产生忧虑。...

天大研究院 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课题组 2012-06-13 【内容摘要】学界认为，2011年是微博的元年。微博，这个140个字符的博客，已成为当前最热门的信息交流和传播工具之一，美国《时代》周刊评价它为“地球的脉搏”。以微博的发展情况来看，相比于其他的社交网站,它越来越像一个新闻媒体，而随着微博发展壮大，旧有媒介格局下的公众舆论环境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 如今，被誉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的微博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2011年中国社会的重大事件，无论是“动车事故”、“郭美美炫富”、“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还是“广东新塘骚乱事件”、“乌坎事件”等等，都和微博息息相连。各级政府部门也看到了微博强大的传播和互动功能，政务微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微博在信息传播、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不可估量，但因为其本身的局限性和中国特殊环境，需要人们正确、客观、深入地认识微博，对微博的管理也亟须与时俱进。 如何有效地管理微博，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不断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本报告旨在通过对微博这个新载体的观察与研究分析，对微博的善用、管理提供建设性的建议。 【关键词】微博 政务微博 意见领袖 网络发言人 实名制  如何打造有影响力的政务微博 信息化时代，已经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或哪个企业不受互联网的影响，尤其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国家——中国。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方式，网络问政从2008年开始起步，2009年走热，2010-2011年达到了高峰。政务微博是网络问政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以其互动性强、传播迅速等特点，具有其他网络平台无法比拟的优势。在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之下，各级政府及机构、各级领导干部开通微博蔚然成风。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2011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党政机构微博已达32,358个，2011年政务微博的数量增长了5倍，遍布全国各个省级行政区。（图一） 政务微博改变了政府参与社会管理、与社会公众互动交流的方式。然而，如何经营管理好微博，把其打造成信息公开、倾听民众呼声、形象良好的平台，是考验政府管理能力的一个全新课题。 本课题组对经过注册认证的政务微博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与研究，发现普遍存在有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任务式的开通注册，令政务微博沦为摆设。有相当一部分政务微博的注册更像是在完成一项上级摊派的工作任务，或是在突发事件或者特殊时期应对危机匆忙注册开通，过后便丢荒，并没有把微博作为一项常态工作来对待，长期不更新或信息更新没有规律，信息发布不及时等等。有的政务微博开通以后就没有发言，有的微博是一天发几条，接着几天甚至几周没有信息发布。曾有国内某政府机关部门开通微博后一段时间内只发布了3条信息，并且关注对象只有日本艳星苍井空一人。这样的政务微博即使开了，最终也沦为“作秀”，也只会让网民加深对政府部门的某种偏见，不但不能起到良好的传播和沟通的作用，还影响了政府形象。   图一：政务微博、政府官员微博地区排行榜 （来源：《2011年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 第二，没有明确定位，管理员经验不足，使用不规范。政务微博应该是立足于所服务的对象来发布信息的。但就我们的观察，目前很多政务微博似乎并没有明确定位，微博发布的内容很大部分都是抄摘名言或者转载段子、笑话。政务微博不同于个人或者其他商业营销类的微博，它是政府部门的一种工作方式，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商业或者个人微博可以八卦，但政府微博不可以；歌星演员微博可以互相骂战，发泄不满，政府微博不可以；民众微博可以关注艳星、转载黄色段子或者笑话，政府微博不应该；普通微博可以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一年半载不说话，政府微博却不能如此随心所欲。 第三，缺乏与公众的有效互动，应对能力弱。政务微博在网上只是一个账号，背后却是一个代表政府形象和管理服务功能的窗口，网民就是到政府服务大厅办事的群众。然而，仍有不少政务微博忽略到这个特殊窗口办事的网民，只顾自说自话，例行公事般每天发布几条信息，对网民留言不闻不问，影响网民参与的积极性。一个不与网民互动、不回应网民呼声、漠视群众意见的政务微博，其存在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功能。 第四，缺乏包装与营销，影响力有限。课题组对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中关注人数较多、运作良好的“@北京发布”、“@中国广州发布”、“@平安南粤”、“@微成都”等政务微博进行跟踪观察发现，这些人气较旺的政务微博所发的微博，原创较少，转发较多，每条微博下面的转发和评论寥寥无几。如“@平安南粤”虽有260多万的关注，但是转发和评论基本上都是二、三十个，过百转发和评论甚少。而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里的一些意见领袖，一条原创微博动辄一个小时内就有过千条的评论和转发。由此可见，政务微博仍处在初级使用阶段，没有一套宣传推广自己的策略，缺少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支持，也没有提高粉丝数、转发数、评论数的具体措施和方法。 各级政府部门对政务微博的管理应该多吸收网络上一些成熟的经验。我们建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予以整改完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2-06-12 印度的真正目的是借助这一口头结盟，加强与美国的经济、防务合作，以提高自身的软硬实力，希望在印美战略准结盟的有利环境下，集中精力发展自己。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6月5日访问印度，先后会见印度总理辛格、国家安全顾问梅农等，双方就防务关系、北约驻阿富汗事宜及地区事务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帕内塔此次访问亚洲的另一军事大国印度，在全球、地区和防务三个层面影响印美战略伙伴关系未来的走向。 首先是全球层面的战略考量。美国试图从战略上构筑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旨在制约中国的“再平衡”体系。美国认为，作为美国在亚太范围内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印度在这一体系中可以发挥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作用。帕内塔此访意在向印度领导层传达出这样的信号：印度在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地位重要。而美国“再平衡战略”有助大幅提高印度在亚洲的影响力，对印度不无裨益。正如印度战略学者C•拉贾•莫汉（C. Raja Mohan）所讲，印美在构建一个均衡的亚洲力量格局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印美必须将其政治声明转化成地区内可靠的安全合作，印度必须在提高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方面展示出更强的实用主义。 第二，地区层面的战略考量，尤其是关系阿富汗的稳定及巴基斯坦的局势。印美在维护阿富汗的稳定上具有共同利益。美国希望印度在阿富汗重建过程中发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并能在美军撤离后帮助阿富汗政府训练安全力量，以保证其他外来力量难以占据美国撤军后遗留下来的战略真空。印度也希望借助美国的支持，趁机扩大在阿富汗的影响力，一方面从最前沿来切断阿境内恐怖份子对印度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巴基斯坦产生战略威慑。因此，印美今后是否就阿富汗安全局势进行机制化的磋商，值得关注。另外，印美在维护巴基斯坦的局势稳定方面也有共同利益，巴基斯坦国内政局混乱、恐怖活动频发以及分裂主义势力抬头，都令印美深为忧虑。 第三，双边层面的战略考量。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印美正在重新评估双边的防务合作。印度需要将有限的资金用在重要领域，发展一个更具目的性、更注重节约成本的模式去推进印度的军事现代化进程，而这有赖于与美国国防工业的长期合作。美国也需要与印度等国家保持长期的伙伴关系，一方面维持其国防工业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合作伙伴的防务水平。帕内塔此访的另一目的就是希望说服印度继续从美国采购其他武器，并探讨更多军售合同的可能性。 鉴于印美双方都有意深化防务合作关系，未来可能从目前单纯的武器买卖关系，扩大至国防工业合作、武器系统联合生产以及高科技领域联合研究等方面。 印美加强在防务领域的合作确实对中国的国防安全构成一定压力。不过，中国应清醒认识到，一方面，印美目前加强防务领域的合作还是基于买方与卖方的短期利益汇集，美国虽然解除了一部分对印度的高科技武器禁令，但并不会完全向印度敞开大门。另一方面，印度经济增速已经降低，并没有足够的财力以及精力来支撑其庞大的军事现代化计划。 笔者认为，目前的印美战略准结盟仅是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口头结盟（但是，这并不表明今后的印美战略伙伴关系不向纵深方向发展）。印度的真正目的是借助这一口头结盟，加强与美国的经济、防务合作，以提高自身的软硬实力，希望在印美战略准结盟的有利环境下，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因此，中国应从战略高度出发，加强中印在利益相似领域的合作，并注意加强对这些合作的舆论宣传，使之成为中印关系的主流发展方向。比如，在改革国际金融秩序、促进世界政治多极化进程、气候变化谈判、抵制欧盟航空碳税及其他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可以加强与印度的政策协调力度，突出中印利益的一致性，发出立场相似的声音，维护双方的利益。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也可以与印度进行政策上的协调。比如，在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方面，中国可以考虑与印度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中印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的立场。在印度最为关注的入常诉求上，中国的表态可更积极一些。总体而言，中国可通过团结印度来破解印美战略准结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讨好印度。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也必须坚持立场。  

穆 骏 2012-06-08 中国政府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与保护，对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与帮助，不但有助于这些留学生更快地适应社会，学业有成，也可以凝聚广大华人华侨与留学生的向心力，构筑中国的“软实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学子赴海外留学的人数与日俱增。虽然各国都有散布海外的留学生，但没有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有如此多的学子分流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几乎成了一道风景线。这些留学生，尤其是年龄偏小的，从出国的那一天起，往往就有种“两边管不着”感觉。一方面，由于他们并非留学国的公民，很多福利与政策无法惠及他们，其中包括所在国政府与民间组织为本地国民提供的福利与服务，也大多与他们无缘。另一方面，这些留学生虽然不在中国国内，但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而中国政府鞭长莫及，无法对这些留学生实行有效的管理，更不用说提供必要的服务了。 笔者注意到，中国并无一个综合的政府部门对这些留学海外的学生实行必要的管理，提供的服务也很有限。从家长或者孩子计划到国外留学，寻求移民中介开始，政府的监管与引导就缺失了。例如，政府并无有效措施监管大量的留学移民公司，以致有一些移民留学中介走在法律的边缘，向家长和学生提供不实信息，并以伪造文件与条件的形式帮助家长送孩子出国留学，结果让一些学生到海外后遭遇了无法克服的困难。 当留学生身在海外、远离家乡，他们需要一些帮助与服务。目前中国驻各地使领馆承担了主要的工作。然而，由于大使馆的工作性质、规模，尤其是肩负外交职能，对留学生的服务工作受到诸多限制。甚至曾经在一些国家，由于中国使领馆工作人员关心留学生而引起所在国政府部门的警惕。 留学生是中国公民，而且是祖国的一笔宝贵财富。由于中国同其它国家在历史、文化与制度上的不同，很多学生到国外后，并不能马上适应，遭遇一些法律、观念上的困扰，这个时候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尤其是向他们提供必要资讯与服务，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注意到，直接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中国人，都有机会免费接受当地国家政府部门提供的短期培训，帮助这些移民快速认识所在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与风土人情，协助他们克服移民之初遇到的一些问题。然而，由于留学生并非移民，当地国没有义务对他们提供这种帮助与教育，而他们反而是最需要这些帮助的。尤其是一些年纪偏小的留学生，他们对所在国的法律与文化不太了解，曾经造成了很多、很大的问题。例如，澳洲曾经出现中国留学生不及时报案而遭受到侵犯的，原因就在于他不了解在澳洲，受到侵犯、感到威胁时必须马上报案，警察也会及时赶到并给予保护。一些到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普遍对西方的法治状态不太了解或者不太信任，这就让他们在同本地人打交道中处于劣势。这些现象普遍存在，并不是留学生的个别问题，而是中外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问题。如果在出国留学之前或者到达所在国后，有相应的机构提供必要的咨询、培训与教育，对这些留学生尽快适应所在国，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笔者建议，第一，在国家政府层面，应尽快设立一个综合处理海外留学生的政府机构，负责处理留学生的内外事务，统筹安排，提供服务与建议。第二，在海外则应该根据当地国的法律，尽快设立独立于使领馆以外的海外信息、培训基地，以企业或者民间组织的形式运作，以加强对海外留学生的管理并提供必要的帮助。第三，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不妨在其中设立培训项目，在教外国人与老华侨（子女）中文的同时，对一些刚刚到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进行短期培训，请当地人或者老华侨就所在国的历史、法律与文化提供资讯，展开讨论与交流。另外，还可以组织动员散布在各地的华人侨团、社团，设立更多的帮助中国留学生的项目。一些老华侨对所在国的法律与文化都有较深的理解，若多设立机构，搭桥沟通老华侨与留学生，不仅会帮助了留学生尽快适应当地社会，也可以借此增进海外华人的团结与凝聚力。 这些年，中国留学生在澳洲、美洲等都遭到了一困难，严重案例包括受到当地极端分子的骚扰与歧视，留学生被当地人欺负与毒打的事也时有发生。中国政府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与保护，对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与帮助，不但有助于这些留学生更快地适应社会，学业有成，也可以凝聚广大华人华侨与留学生的向心力，构筑中国的“软实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逸儒 2012-06-08 如果马英九的第一任期是创造和平，第二任期则为巩固和平，既要巩固和平，又要深化接触，更要扩大交流，这里面就有很多可以着力之处。 5月20日，马英九先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十三任“总统”，并随即发表就职演说。马的演说内容触及台湾的发展方向、未来愿景，对内政、两岸关系以及国防、外交都有讨论，可以说是一篇相当周延、广泛的施政蓝图，一般认为对台湾的未来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理所当然会引起台湾内部、中国大陆及国际社会的注意和不同解读。 本文重点分析马就职演说中涉及两岸关系的内容。具体而言，马英九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与原则，仍然主张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之下“不独、不统、不武”的政策，坚持“九二共识”，重提“两岸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在“一国两区”方面，他并未有丝毫让步，甚至明确表明，这个“一中”就是指的”中华民国”。不过他特别强调的这是由“我们”的角度来看，话中有话，并未强北京之所难。其言外之意是，北京对于“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也可以有自己的解释与立场。这就是求“一个中国”之同，存其内涵之异。 此说重点在于，既然台湾要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当然就没有两个中国或国家分裂的问题存在，因此两岸关系绝非国与国的关系，追求国家统一仍就是马政府的终极目标。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双方均尊崇国父孙中山先生”。仅此数点就足以展现马先生对国族的认同与情感，但他也期望中国大陆当局能在民主人权及法治方面也能有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以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马英九的谈话言所当言，对北京释出部分善意，应当予以肯定。 再进一步分析，马先生细数其第一任内在两岸关系方面的成就，由经济到文化，从教育到司法，由交通到卫生都有很大的改善，在降低紧张、创造和平方面已经有了具体成果。在其第二任内，他要进一步巩固和平，要达到此一目的，应为、可为之事甚多，其中他特别提到要扩大繁荣，要深化互信，要加强两岸之间各种团体的互动与交流，只要能够充份落实，突破虽然或有难度，但荣景依然可期。笔者希望强调的是，如果马的第一任期是创造和平，第二任期则为巩固和平，既要巩固和平，又要深化接触，更要扩大交流，这里面就有很多可以着力之处。 关于两岸关系未来走向，显然马英九仍会循着“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先缓后急”的原则往前推动，不会有太过激情的举动。就目前看来，两岸政治对话与和平协议应该不在他的短期政治议程上，但这并不表示学界及相关单位不会、不应对这些问题有些事前的研究及规划。他既然在谈话中提到巩固和平，并强调要深化互信、加强各个领域的互动与交流，我们仍然可以合理期待，有些应做、能做的事情还有待各方进一步摸索尝试。比如说，如果双方是否能由治权互不承认逐渐往治权相互承认的方向努力，这或许不失为一个可以思考的课题。 总而言之，由台湾朋友的立场来看，马英九的就职演说不但有理想、有坚持、有善意，还刻意避开使用过去曾经说过“台湾前途由两千三百万人决定”的说法，其主轴在于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经济的永续发展、良好的两岸关系，其最终目的在于壮大台湾、振兴中华。马英九坚信，台湾人民的活力与创新、热情与善良是一项宝贵的资产，台湾的发展经验更是无可替代的软实力，台湾不但可以藉此自保，更可进一步对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发展产生正面的示范作用。北京若将其过度解读成为台湾想要利用民主、人权来和中国大陆进行对抗，恐怕未必得当。 由求全责备的角度切入，也可以批评说，由于马英九的演讲内容触及的议题太多，反而失去了焦点，而且其中有些主张是否能够落实也仍然有待观察。有关权责单位如果要加以执行恐怕也要有个先后顺序，其中有些主张还有前后矛盾及牵涉不同利益团体反对的可能等等。但整体而言，通篇演说内容仍是瑕不掩瑜。 如果一如某些媒体所报导的，中国大陆相当的理性务实，知道马英九的局限性，只是低度的期望马英九今后第一不要讲不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话；第二不要讲阻碍政治关系进步的话；第三不要讲违背中华民族利益的话。如果拿这个标准来检验马英九的就职演说内容，他的表现已经相当不错！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志成 2012-06-07 从政治博奕的角度来看，未来如何主导两岸关系，让台湾当局跟着大陆和平发展的旋律走，是北京必须严肃思考的。 5月20日，马英九以“坚持理想、携手改革、打造幸福台湾”为题，发表就职演说。观诸马英九这篇5900多字的演说稿中，明显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内政，而外界高度关切的两岸政策，并没有什么新意且略显保守。同时，因为面面俱到，既想讨好蓝营又不想得罪绿营，通篇演说可说是四平八稳，既不会引起争议，也无法让人感动，是典型的“马氏风格”演说。 由于油电价上涨、含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进口、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等一系列议题引发强烈民怨，造成马英九的民调支持率降到历史新低，在20%附近徘徊。在野党一方面在“立法院”发动罢免案，另一方面在“520”的前一天发动十万人的示威抗议大游行，表达对马英九的强烈不满。所以，马英九把演说稿的重心锁定在内政方面，原本被视为强项的两岸关系反倒着墨不多。视两岸关系为“准国际事务” 但是，此次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把两岸关系放入“国家安全”的体系来谈。他指出：“以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以活路外交拓展国际空间、以国防武力吓阻外来威胁，是确保台湾安全的铁三角，我们必须同等重视、平衡发展。”马英九将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视为铁三角中的第一个角，单单就这样的分类来看，马英九就把两岸关系视为“国际事务”，或至少是“准国际事务”。 虽然两岸和平发展中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获得岛内广大民众的支持，但仍有部分民众对马政府的大陆政策存有疑虑。为什么有这样的疑虑？即使马英九不说，外界也清楚，就是绿营经常挂在嘴边的“丧失主权”疑虑！因此马英九重申，他在下一任的任期，在两岸政策上不会有重大改变。他还特别指出：“中华民国宪法是政府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两岸政策必须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而我们所说的‘一中’，当然就是中华民国。”马英九强调说：“依据宪法，中华民国领土主权涵盖台湾与大陆，目前政府的统治权仅及于台、澎、金、马。换言之，二十年来两岸的宪法定位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历经3位‘总统’，从未改变。这是最理性务实的定位，也是中华民国长远发展、保障台湾安全的凭借。两岸之间应该要正视这个现实，求同存异，建立‘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共识，双方才能放心向前走。” 换言之，马英九要告诉反对他两岸和解的民众说，他是在坚守“中华民国”主权。先前一再被绿营所排拒的“一国两区”，所谓的“一国”系指“中华民国”，两区指的是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这是“中华民国”的宪法所规定的，包括李登辉、陈水扁前两任的“总统”，也都是这样的主张，并非他所创。 回溯之前四年，两岸关系之所以能够往前推动，就是大陆与台湾方面采取搁置争议，务实前行的态度，而两岸之间最大的争议就是主权的争议。今天马英九拿“中华民国”当作挡箭牌以应付绿营的质疑，却挑起了两岸最敏感的神经。 面对马这一宣示，大陆方面除非是真的承认“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否则势必只能拿出“一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回击马英九的说法。如果不回应，是否等于默认？！可是一旦回应，等于又把原本界定为因国共内战而导致的对峙现状，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对抗。后续发展如何，令人关注。马英九未来两岸政策采取守势 以马英九之熟悉国际法，又长期从事两岸政策研拟，当然心中有数：如果只是一味强调中华民国，其实与“台独”只有一线之隔。因此，他特别强调：“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拥有共同的血缘、历史与文化。”他还抬出孙中山，两岸“也都同样尊崇国父孙中山先生”，呼吁大家“不能忘记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念，以及自由、民主、均富的建国理想”。但马英九虽列举了孙中山先生的自由、民主、均富的理念，却避开孙先生念兹在兹的国家统一大业。 马英九认为，台湾实施民主的经验，证明中华民族的土壤毫不排斥外来的民主制度。他还衷心期盼“中国大陆的政治参与逐步开放，人权与法治日渐完善，公民社会自主成长，以进一步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 马英九的意思是说，两岸虽同属中华民族，但是台湾已接受了西方来的民主制度，人权与法治已完善，这点是大陆无法比拟的，大陆必须在这方面提升，才好来谈两岸有进一步的合作，特别是政治方面。 马英九既想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时又要在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上取得成效。马英九在演说中指出：“我们也希望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两岸能彼此包容、相互协助，让这个良性循环的模式发挥更大的正面效益。”言外之意是，只有让台湾参与国际活动，两岸和平发展才有办法良性的循环。这等于是给大陆一个隐性的、柔性的警告：若阻止台湾扩大参与国际组织，两岸能否和平发展下去可还是未定之天。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马英九第二任期才刚要开始，就被内政问题搞得灰头土脸，被马政府视为“准外交”的两岸政策，想要在第二任期有所突破，现在看来就是不现实的想法。特别是马英九并非开创型的政治人物，向无果敢面对挑战，缺乏为自己认为正确的政策辩护的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同时决策圈又极为窄小。因此，可以预期，马英九第二任任期内两岸政策方面的基调是求稳，采取守势，基本上是延续过去四年的作法。 但是，美国启动了“重返亚洲”政策，台湾又不可能置身事外，一旦台湾顺流而下，两岸关系势必是“不进则退”。 大陆应掌握两岸政治博弈主导权 从政治博奕的角度来看，未来如何主导两岸关系，让台湾当局跟着大陆和平发展的旋律走，是北京必须严肃思考的。策略上，北京应该发挥经贸的实力与外交实务上的操作，逐步在岛内发挥影响力，从而箝制马政府的两岸政策走向。 目前，经由ECFA后续的谈判以及两岸投资保障协议的签署，应把如何让陆企、陆资快速大量入岛，作为首要策略考量。当大量的陆企与陆资入岛，才能进一步形成大陆对台湾内政的影响力，为形成政治影响力奠下基础，甚至为今后岛内的政治博奕做好准备。 其次，在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上，要树立“以我为主”的策略。一方面，应该更加弹性地运用国际组织，适度对台湾国际空间加以放行。不必担心万一某一天民进党上台的问题，因为在国际事务的思维上，蓝绿其实差异并不大。另一方面，既然马当局把台湾的国际空间与两岸和解相连接，大陆方面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台湾提出国际空间的新诉求时，大陆方面不能只是简单地照单全收，而须相应地在两岸关系提出进一步的诉求。 针对台湾的国际空间上，大陆相关系统特别是外交系统应拟定出一套中长期的政策和应对模式，以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而并非被动应对，否则一旦发生突发状况而应对失当，就被绿营拿来操作，回过头来影响到两岸关系。 总的来说，既然马当局把两岸政策看待为“准涉外事务”，大陆也应循着台湾的思考模式，对症下药，从中寻找破解、应对之策。 《台湾观察》2012年5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