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骏 2012-07-04 提高教育水平、解决农村地区福利与养老保障机制，让农民老有所养，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计划生育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近年来，专家学者、智囊人员和媒体对计划生育政策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专家指出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计划生育一味地只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了严重的老龄化，出现了未富先老的格局。 计划生育工作还存在如下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大多数地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还存在距离，低生育水平不稳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是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行政制约手段实现的，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队伍素质也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不少地方仍然主要依靠行政强制来推动工作，工作中所造成血腥的事件，既引起国内群众不满，也招致国外舆论压力。 这些问题专家学者与普通网民已经多有议论，笔者谨从国家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层面对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有效控制了人口，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促进世界人口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廉价的人力资源的基础上，“人口红利”功不可没。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社会老龄化也日益突出，第一代“计划”出生的80后已经到了适婚年龄，这些“独生子女”将会面对照顾上一辈多位老人的困境，这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第二，计划生育具体操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对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不利，其中一些规定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例如相对高素质的人员如城市居民、政府工作人员被严格要求遵照“一胎政策”，而教育程度较低的个别农村地区则放开二胎并政策执行相对较松，造成农村地区经济能力较差、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负责抚养更多子女的怪现状。这种做法，对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挑战。同时，区别对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也留下一些社会与伦理的后患。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福利与养老保险。在相当一部分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还在靠“养儿防老”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是难以推行的。城市人口之所以更倾向于接受“计划生育”政策，除了担心受到“开除”的惩罚外，较有保障的福利与养老保障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从这方面来说，提高教育水平、解决农村地区福利与养老保障机制，让农民老有所养，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对策。 第三，目前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包括欧洲诸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与俄罗斯等都面临人口锐减的困境。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国家要走出困境，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必会相应调整人口政策，尤其是移民政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移民输出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也应该考虑到中国的移民趋势，中国的留学移民在某种程度上也在缓解中国的人口压力。从这一层面出发，中国的人口优势不但在国内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总有一天在国际上，中国也可能会收获我们迄今还无法完全清楚的“人口红利”。 第四，计划生育政策间接造成了当今中国人口的男女比例失调，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仅仅男女比例失调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造成恶劣结果。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无论是继续还是调整，都需要慎重对待。除了诸多必须考虑进去的因素外，笔者认为以上四点应该予以重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大庆 2012-07-04 形成一种能够反映中长期发展要求的治港理念，不仅是对社会诉求的回应，也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可持续发展所需。 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香港经历了诸多挑战和考验，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实践表明“一国两制”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是行得通的。 香港正面临新的形势，一方面政制发展开始向普选过渡；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复苏尚存重大隐忧的情况下，经济和民生发展的内在要求日趋迫切。与过去十五年相比，香港未来内在结构性变化和不确定因素将更为突出。如何在充满变数的形势中，保持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已经成为现实的挑战。这涉及环境改善、制度变革和经济规划等中长期问题，特别是政经的协调发展。而这首先需要对香港外部环境的变化有深入的认识。   一、外部环境变化及对香港的影响 作为高度自由和国际化的经济体，香港对外部环境的依存度很高，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对香港经济循环和周期具有显著影响。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资金“外逃”；回归当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的SARS冲击波；2008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影响香港社会经济的实证性范例。如果说这些“事件”仅具有“波动性”的影响，那么一些趋势性变化对香港的影响将是深远的。1.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近期的调整 三十三年来，中国经济大体经历了文革后的恢复性发展、改革开放的“起飞”及成熟期调整的不同阶段。1997年，香港回归时，虽然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但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起飞”的中段，作为一个大国，经济总量在国际上的排名，仍处于第二与第三集团之间。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处在一个量级。自2010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起飞”的后段，并逐步转入成熟发展时期。如果说在新世纪初外界还只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潜力的话，而十年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种发展将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显著提高了其综合实力，也改变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之间的地位。 随着加入WTO，中国不仅成为这个组织新成员，而且积极推动了“全球化”进程，成为世界经济成长最强有力的引擎之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切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正逐渐从世界经济的“供给者”向“供需平衡者”转化。近年来，中国不仅致力于通过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展内需，而且积极扩大了进口，并罕见地出现了贸易逆差。外贸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传统”出口加工企业的急剧衰落。资源型产业、高端加工业、环境产业和服务业成为未来可持续经济发展唯一的选择。通货膨胀、债务、失业率的上升不仅是上一轮发展的代价，也是下一轮发展所面临的挑战。2.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及反复 2008年的金融危机，同样使全球化受到挫折。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经济全球化开始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全球化不仅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引起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改变。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升级，导致经济结构在国家和区域间的再次演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加工业从主要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了向发展中国家的再次转移；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加工业开始迅速向主要“新兴国家”转移。这不仅导致资讯产业和服务业在这些国家的兴起，而且主导了全球资源的流向。“金砖四国”的崛起，既得益于本国经济的内在发展，也得益于这次产业转移。 但传统“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全球化，并没有相应得到全球金融体系的正确回应，相反，以华尔街为源头的金融创新运动，不断脱离实体经济走向虚拟经济的自我循环，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空前挑战。同样，欧洲货币体系因为没有协调一致的财政原则和体系而导致了债务危机。美元和欧元体系所暴露出的问题与其说是政策失误，毋宁说反映了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经济体系所存在的严重缺陷。3.区域性不稳定局面的出现 危机引起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重心的转移和多极化趋势，令版块摩擦加剧。大国之间在东亚、中东和北非间的博弈造成了区域性的动荡和全球的不安。传统强国对新兴国家再度崛起的压抑和围堵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经济利益的冲突正在演变为大国地缘政治的对抗和冲突。任何国家在解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时，都不得不更加顾忌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甚至必须优先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本国（地区）的影响。毕竟，在未来世界新的秩序和格局中的地位，关系到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4.制度选择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经济全球化和权力格局的多极化，对各国和地区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原有的制度安排和发展策略适应这种变化吗？新的发展机遇是什么?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明显的，几乎所有具备主导世界发展趋势能力的国家都在反思和调整自身的政策，甚至包括制度性的调整。针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模糊甚至是分歧的。发达国家在为过度金融化、证券化（虚拟经济的主要表现）付出代价后，选择了通过“贸易保护”的方式抵消和遏制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巩固发展成果的努力，甚至摒弃“比较优势”原则，开始了振兴本国（地区）实体经济的努力。危机表明，资产“市值”所获得的“红利”，远不如实体经济的“利润”来得可靠。毕竟传统产业对于弥补债务和就业缺口来得更为直接和可持续。而危机给了传统强国进行“贸易保护”最好的“理由”和机遇。长期作为世界贸易中“卖家”的新兴国家可能需要通过社会改革完善制度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为新一轮增长构建“动力模式”。 从更加广泛的意义分析，由于在可见的将来，并不会出现足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科技革命和进步，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可能主要来自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对于个别国家和地区而言，在世界格局变化中取得更为有利的贸易和金融地位，也将成为经济强大的推动力。5.环境变化对香港的影响 作为高度自由和国际化经济体，华尔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香港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作为与中国内地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又具备在相当程度上对上述影响进行对冲的可能。这种对冲作用不仅表现在中国版块在资本市场上的稳定性，而且表现为对香港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的拉动和弥补。 中国内地经济调整带来的增速放缓可能对香港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这种放缓并不必然会使发达经济体在所谓“贸易平衡”中受益，从而给香港带来“反向对冲”的好处。当然，中国进口的增加有可能给香港带来一些机会，但这并不确定，就像中国出口的持续扩张并不一定给香港带来同样的机会一样。 今天，离开与中国内地经济的联系，对于香港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这不仅是当前的一个基本事实，而且对香港的未来影响深远。无论如何，中国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一个强大且极具成长性的力量，无论她今天如何的不成熟。因为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当香港谋求更加长期稳定的繁荣时，加深与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是有利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选择。问题是，这似乎存在阻碍和分歧，并未形成香港社会的共识。 应该看到，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香港参与内地经济的程度在下降，尽管原因很复杂，但这种情况需要得到改变。在国家方面，可能需要进一步明确香港在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甚至规划）中的定位和作用，而不是更多地强调其原有“中心”地位的不变，需要有更具有实质意义的跨区域、多领域的合作；在香港方面，则主动多方面调整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走出某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改变过于机会主义的态度。这既包括制度安排方面，也包括发展战略的契合。 二、香港基本社会制度的巩固与发展 回归后，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框架下，建立和发展与国家主体政治和经济的新型关系，是香港过去十五年发展变化的主轴，也是未来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础和前提。而现状似乎并不如人意。 不论从历史变迁还是国际比较来看，“一国两制”都是一个制度的创新。1997年回归后，“一国两制”成为香港新的基本社会制度。虽然香港仍然保持资本主义不变，但这个“不变”是以“一国两制”为保障的。离开“一国两制”，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就失去了宪制基础。所以，香港的基本社会制度是“一国两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新制度，不是旧制度。“一国两制”有些像“国家资本主义”，即在一个国家中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两种制度各有依据，相容共存，互相支援。没有任何国家希望实行两种相互割裂、各自独立、完全没有关系的制度，更不想在一个国家中实行两种充满对立的制度。...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6-21 对民进党这样一个长期由基本教义派占据的政党，中共方面应该了解其领导人所面临的困境，深入了解其想法，以及其与基层党员的落差何在。 民进党党主席选举结果5月27日揭晓，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以5万多票赢得党魁宝座。他的胜出本是意料中事，但其得票刚刚过半，以50.47%的得票率创下民进党党主席直选以来的历史新低。在这样的形势下，苏贞昌未来是否有足够的权威掌握全局，带动民进党冲出败选后的困局，带动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转型？ 党主席选举为何平淡无奇 从透露参选党主席的意向以来，苏贞昌一直是被看好的党主席候选人，这是民进党内外一致的看法，但这次选举如此平静，没有火花、风浪，则是出乎意料的。尤其是向来擅长提出两岸政治新论述、曾担任两届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在竞选过程中并无如外界期待得那样提升民进党两岸转型辩论会的表现。在三次辩论会上，他的两岸主张说得四平八稳，论述并无新意，丝毫点不燃民进党激辩之火。 许信良熄火不仅让民进党三场辩论会顿失颜色，也令民进党未来是否可能在两岸政策上转型招致质疑。 一来，一个刚从大选中败选的政党，遇到党内权力高层的更迭选举，却完全忽视败选的原因，装做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挫折一般，包括苏贞昌、许信良在内的五位候选人皆是如此。民进党内为了求团结和谐的表象，全都噤声。即使像许信良和蔡同荣、吴荣义在两岸政策上南辕北辙，但辩论会中完全显现不出两方的差距，也让人摸不清楚民进党内两岸政策转型的方向。 二来，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党内气氛已趋于保守，就如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所形容的“已经官僚化”，对于主张和论辩接近“无行为能力者”。如果在权力争夺下，都无法刺激引爆，那在未来两年新的党主席任期内，可能更无任何的转型动力。也就是说，蔡英文所提到民进党需要新的思想运动，可说是遥遥无期，尤其在2014年“七合一选举”之前各派系忙于选举，更别提了。 剩下最可能的时间就在于2014到2016年“总统”大选的期间。但这种匆促之间的转型和调整，很难不被选民挑剔是为了选举而做的改变，并非真心诚意，届时也无法取信于选民，以致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又将选票投向了两岸关系上一直保持稳定开放的国民党，再次重演2012年的结果。 许信良“熄火”背后的政治信息 在这次党主席选举中，许信良的策略和得到的支持率值得注意，这也是观察民进党未来两岸转型的可能性参考。 许信良此次选举只获得2,000多票，而他这次最奇特的竞选策略是将自己与救扁、赦扁的基本教义派绑在一起，期待自己既可以得到基本教义派的支持，也可以因为自己过去在两岸政策上大胆西进的形象而得到党内两岸政策开放派的支持。简单地说，想要左右逢源。但是，一个多月来的选情显示，许信良这种想法太过天真，不仅无法左右逢源，却让其选票左支右绌，既拿不到基本教义派的票，也让其开放派的选票流光。 台湾《新新闻》周刊所做的民调显示，分别询问民众，五位参选党主席的人选苏贞昌、苏焕智、许信良、蔡同荣及吴荣义之中，谁最能够带领民进党监督政府施政。其中，苏贞昌得票高居54.6%，其次是苏焕智9.1%，许信良为7.5%，蔡同荣为3.8%，吴荣义的3.5%最低。 这个调查题目之所没有问谁最有可能当选，而询问谁最能带领民进党监督政府，主要是考虑一般的选民容易把当选机率和自己期待作连结。因此，这个问题除了仍然询问出当选的机会外，还代表着受访民众对于候选人的印象分数。 在五位候选人之中，苏贞昌居冠是意料之中的，但许信良略输苏焕智则令人有些讶异。因为苏焕智虽是这次党主席中生代的代表人，但他平日拙于口才，充其量只是民进党内一方地方诸候，同时政绩并不太好，常被取笑。如果不是因为在台南县，受到陈水扁祖荫的庇护，他甚至无法连任。但几次辩论会下来，苏焕智表现务实，言之有物，把自己过去在全岛政治舞台欠缺的表现，硬是补救回来，使他即使无法得到胜选的支持，却得到若干党员的认同。 相对之下，许信良的竞选策略最矛盾也最诡异。他放弃外界认为对他最有实力的两岸政策攻势而打出救扁的主张，同时和蔡同荣不约而同地质疑苏贞昌人格特质过于公私分明，不适合作为团结民进党的党主席人选。 许信良还举出苏贞昌在“省议员”期间的往事，指其不让时任“省主席”的李登辉请假回家探视病重的儿子李宪文，是过于不讲人情。此事遭到苏贞昌及李登辉办公室的否认，但许信良和蔡同荣仍在第三场辩论会继续追击。苏贞昌一度被迫发动党中央和“立院”党团发表声明，呼吁同志之间不要作人身攻击，并且在辩论会中极力为自己辩护，并祭出软性诉求，会自我反省、调整作风。 从民调看，许信良的作法并没有得到基层党员认同和外界的共鸣。在政党倾向是民进党的受访者之中，60.4%的人认为苏贞昌比较能够带领民进党走向监督政府之路，其次是苏焕智（14.8%），吴荣义占5.8%，蔡同荣占4.9%，许信良仅3.3%。 在整体受访者排名第三的许信良，在民进党支持者中却排名最末，显示着民进党的支持者与外界的看法存在着显著落差，在基本教义派这部分差距更大。 这些在在显示许信良此次选举策略是大大的失败：大打赦扁牌并未得到党员的认同，反而令他无法再次展现在两岸政策上大胆开放的形象，无法吸纳比较开放或者中间立场的党员，亦即无法从苏贞昌的票源挖到票。如果这只是许信良个人策略的错误，确实没有什么可令人担心的，但是打着赦扁主张的许信良，在党内外支持度落差如此之大，其实隐含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民进党想要在两岸政策上转型，将遭遇基层党员相当大的阻力。 这五位候选人之所以不肯在党内选举里谈大陆政策转型，因为他们深知，具有投票资格的党员并不喜欢这个议题，所以他们远远避之，宁愿忍受外界对他们没有政策主张的质疑，也不愿得罪选票在手的党员。 一位南部的民进党立委曾经估计，所谓基本教义派的党员，可能只占有民进党三成左右，但这三成却是最有发声能量及意愿的人。未来这三成的基本教派仍然会是左右民进党的走向。...

天大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课题组 2012-06-20 [摘要]：中国民航国际航线正在大力发展，然后就在此时，欧盟单方面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起将正式在欧盟境内起降的所有欧盟和非欧盟航班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 ETS）。本文分析了EU ETS对中国民航国际航线造成减排压力的实质目的，首先，中国民航减排压力逐年增大，直接束缚中国民航国际航线发展；其次，欧盟将不公平的无差别减排方式合法化；第三，欧盟以民航行业减排为突破口，进一步在全球其他行业复制无差别减排。最后，本文提出了应对这一减排压力的策略。 关键词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航空 温室气体 1.背景1.1 中国民航国际航线正在大力发展 2010年，中国国际航线完成运输周转量192.97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63.02亿吨公里，增长48.5%；完成旅客运输量0.19亿人次，比上年增 加0.05亿人次，增长31.1%；完成货邮运输量192.6万吨，比上年增加66.5万吨，增长52.8%。航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99亿元，比 2009年增长40%，利润总额351亿元，比2009年增加294亿元。全行业国际航线运输收入水平3.45元/吨公里，比2009年增加0.16元 /吨公里。其中全行业国际航线客公里收入水平0.59元/客公里，比2009年增加0.07元/客公里；全行业国际航线货邮运收入水平为1.77元/吨公 里，比2009年增加0.07元/吨公里。 在中国国际航空运输市场份额中，中欧航线无论从运力投入还是盈利状况衡量，均占到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国民航最为重要的海外市场，也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国际航线。欧盟航空排放交易体系对于我国执飞欧盟航空公司的影响将决定中国民航未来的发展。1.2 欧盟将航空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概况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通过规定排放“上限”与进行配额“交易”实现欧盟减排目标的市场措施。该体系通过各成员国国家分配计划（NAP）执行，并依靠“监测、 报告和核证”（MRV）制度进行监督。二氧化碳排放实体每年都须监测和报告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上缴规定的免费排放配额，该上缴的配额数量需与其分配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等，否则将面临每吨100欧元的罚款。 2005年1月1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第一阶段交易期自2005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涵盖了欧盟所有成员国近12000个能源...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6-19 越来越多的非白人福音派和年轻基督徒的立场改变，可能重塑美国的基督教政治，并对总统大选造成很大影响。如果哪位总统候选人依旧认为，福音派只是单纯依靠宗教理由来决定其投票意向，那么他可能将会损失8,000万张选票。 到过美国的人都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美国到处是教堂，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且维持得相当好，到了周末，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很多，而且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更有很多青少年，构成一幕具有美国特色的景象。 宗教影响美国社会至深 宗教在美国社会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和特殊的作用。众所周知,美国是由欧洲的新教徒在十七世纪为逃避宗教迫害而建立的。第一批新教徒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帆船到达美洲大陆，正值严寒的冬天，由于环境的艰苦，他们中有100多人没能活到第二年的春天。但这批开拓者最终还是在这片全世界最好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建立起一个年轻的国家，通过几百年的规划和发展，开疆拓土，摆脱宗主国英国而独立，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从历史来看，大多数美国人对上帝的感恩是虔诚的。 作为一个宗教大国，美国的宗教色彩非常浓厚。信教人数占美国总人口的80%以上，全国大约有335,000个宗教团体，300,000多个新教和其它基督教教堂，以及22,000个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堂。美国的非基督教宗教团体估计有12,000个。美国教堂数量的增长也是惊人的，新的教堂建筑同住房建筑齐头并进，全国教堂加起来足以容纳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根据盖洛普的研究，约40％的美国人（近1.18亿人）在周末参加教堂活动。美国最大的单一宗教团体是罗马天主教会，2005年时会员就达6,700万人；南浸信会是最大的新教教派(属福音派)，拥有1,600万会员；联合卫理公会是第二大的新教教派(也属福音派)，有800万会员；摩门教教会则拥有550万会员。 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比花在体育上的多。每年出席宗教活动的人次约十几倍于观看体育比赛的人次，而美国人贡献给宗教事业的金钱也十几倍于体育的花费。甚至连美元上也忘不了感恩“上帝”——所有的美元上都印有“IN GOD WE TRUST”的字样，足见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力之大。 基督教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国教，基督教文化也演变成了美国的主流文化。在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系统中，文化系统是以基督教文化精神为核心的，在今天仍然影响主流社会。《圣经》始终是美国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年销量高达900万册左右。 在美国的华人，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增长很快。华人教会已从五十年前的66所，增加到现在的1,000多所。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美国华人加入了基督教会，总人数已达100多万之多。 但另一方面，美国又非常世俗，金钱第一，物欲横流，好莱坞就是个例子。因此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正不断受到物欲的强力冲击。美国的普通学校并不教授神学，教科书也没有把上帝写进去，美国的宪法并没有规定正副总统必须要有一个是基督徒。美国宪法对正副总统的选举只有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是出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移民后的人都不算，在美国本土出生的才算）；二是年满三十五岁；三是在美国居住最少十四年。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谁都有资格参选。但是，一位没有信仰的人能够当选为美国总统，也是难以想象的。 美国的宗教除了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巨大外，事实上它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外交政策也关系甚大，因为不同信仰的人对美国各级选举投票的结果一直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生态。哪个政党能争取到主流宗教团体的支持，就较易赢得总统大选。 福音派历来较为支持共和党 福音派基督徒这一名词曾用来泛指基督教新教的各宗派，现在指的是相对于新教“进步自由派”而言、坚持保守教义以及照字面解释《圣经》的新教信徒。大部分福音派人士自认是“重生”的基督徒。 福音派基督徒在美国人数最多、活动力最强。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同“重生”，他们大部分都集中在美国的中南部地区，这也是美国人口出生率较高地区。 美国福音派绝大多数人反对同性婚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往往比非福音派更反对用额外款项资助公众教育、救济失业和援助穷人。2010年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一项民调显示，在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中，其中一半赞成递解非法入境者出境。以福音派基督徒为主的宗教保守派是共和党最可靠的支持者，他们的党性最坚定，即使福音派教会上层接连发生同性恋和征募娈童的丑闻也没有动摇他们的立场。当年小布什所代表的共和党保守派的最大成就，便是以宗教和“道德价值”为号召，牢牢抓住了这一“贫穷、未受良好教育、易于引导”的重大票源。福音派基督徒所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福音派强调个人意愿、选择耶稣和追求道德生活。他们曾受欧洲国家和国家教会的迫害，并在美国早期艰困的开拓生活中形成了警惕政府和自力更生的特质，强调要站在政府的外面“对权力说真话”。当出现腐败、社会不公、政府越权时，他们会像其他民间社会团体一样扮演着批评政府的角色。第一次“大觉醒运动”（1730年代和1740年代的“福音复兴”）便是一场美国反独裁的精神运动。在19世纪，出现过相当激进的福音民粹主义，其主张往往是反政府、反银行家和反地主。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基督教福音派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最早的批评者之一。福音派曾三次推选其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1896年、1900年和1908年）。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福音派依然不愿直接介入政治。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像许多美国人一样，福音派信徒看到了社会上充斥着“自我放纵”的嬉皮士、“没骨气”的反越南战争示威者、公民权利的“施舍”者和实施扶贫计划的民主党人，他们第一次加入到共和党的阵营中，认为要以道义的力量来领导国家。 虽然40年来福音派一直是共和党的堡垒，但福音派曾极力避免被视为与任何政党结盟。而过去十年，随着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福音派不时与共和党的政策发生冲突。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Evangelicals，NAE）为反对小布什政府，颁布了“禁止酷刑基督教宣言”。在2010-2011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辩论中，NAE抗议共和党削减预算方案，并在2011年年底再次提出抗议。南浸信会公约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兰德（Richard...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9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今后三十年就应该以民生建设与培育公民社会为中心，到了第三个三十年，就是发展成熟的宪政民主为中心的时期。 五、走向新的改革 从中道立场上重建改革共识 当然，以上有关转型危机状态下出现极左翼、极右翼以及国家主义的三种前景的预测，只是对特定危机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趋势的一种理论逻辑推衍。这种推衍的主要目的是让世人警惕极端思潮的危害性，而中国当下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五种困境，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有些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阶段的常见的发展综合症的体现（如腐败，权钱结合，威权自利化，庇护网关系等），有些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路径依赖所至（如“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的国富民穷与“国有病”，文化创新力退化等等）。至少迄今为止，它们并非不治之症。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上世纪初期的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新加坡、韩国，也都经历过贫富两极分化、垄断性利益集团、权钱勾结、弥散性腐败与社会不公现象等各种不良症象。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观察，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占有稀缺资源的先富人群与普罗大众之间，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出现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种自然客观现象。经济上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底层阶层则越来越贫困，在经济学上称为“极化效应”。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通过国家税收调节，通过一系列再分配的制度变革，通过宏观经济发展的本身自然逻辑，如投资由沿海与城市等发展中心地区向中西部边缘地区弥散扩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将越来越多地从中心向边缘延伸。世界各国成功的现代化的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由“极化效应”向“涓滴效应”的转变，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并不支持左的或右的激进主义。用笔者在一次讨论会上听到的一位企业家的朴素的话来说：中国大多数人希望的只是“公平一点，腐败少一点，干部管得严一点，百姓福利多一点”。大多数国人经历了文革的折腾，也看到了不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民主化的消极后果，既不希望急风暴雨式的自由民主革命，也不希望再发生左派鼓吹的文革式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回潮。现在中国“沉默大多数”都是两极激进主义之间的中间派。用一位网友的话来说，这些沉默的中间派“是推动当前中国朝向改革开放道路继续前进的主力军，他们人数众多，注重实务，到了今天，其强大已令人不能忽视。相比来说，‘两极’只占到劣势，但却掌握了话语权，相反，广大中间派与‘两极’相比，这支大军不屑于或不大善于造势而已。” 虽然，在面对转型中期的发展困境时，左右激进主义派往往把上述这些发展综合症简单地纳入到左右激进教条中来解读。左派要发动底层再来一次文革，右翼的自由激进派则认为移入西方多元民主体制，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温和的中道理性主义者认为，摆脱改革的锁定状态，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激发社会活力，让地方进行广泛试错性的变革，发展地方自治与基层选举，让社会参与对政府的监督，逐步化解五大困境，持之以恒，中国可以就在国家之外，形成政府“一统整合”之外的社会多元整合机制。条件成熟时，中国的宪政民主时代就会到来。 可以说，温和的改革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共同愿望。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谁也清楚，人们希望的只是，从共产党内部先改起，三年五年后能见到一些新变化，大家也就满意了。只要持之以恒，走小走、走稳步、不停步，在试错中找到适合的路径，中国总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其实，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即使出现垄断性的利益集团，也并不可怕。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每迈出一步，都会遇到保守派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从分田到户到厂长负责制，都有着利益集团从中作梗或抵制。然而，只要上有中央政府下定决心，下有广大民众支持，利益集团的保守势力并非一定要通过革命或发动民粹主义的社会冲突来解决。这种民粹主义不但不能造成好结果，而且会让不受人民控制与制衡的机会主义政客为所欲为，最终给民族造成谁也无法预料的深重灾难。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有更切身的体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级。他们是中间派的主流。他们作为主流的中坚力量，是温和、务实改革的坚定支持者。用一个普通白领的话来说，只要让人们看到前进的希望，人们不但会起来造执政党的反，而且会积极支持执政党的前进政策。 改革的关键：形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格局 正如本文前文所指出的，中国转型期五大困境的产生原因，关键还是与“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性弊端有关。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所限定，强势国家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带动自治性的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缺位造成的结果是，由于威权体制没有社会力量的制衡，官员更为有恃无恐。朋党化、自利化倾向更为膨胀，腐败更为不受约束，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国有病与社会创新力退化等现象均与此有关。“强国家—弱社会”体制在面对社会矛盾紧张的情况下，“大维稳”模式又进一步抑制社会自主组织的正常发展。 健康的公民社会，也是社会缓冲机制。正是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发展公民社会，发展社会自治组织，通过公民社会来发展国家“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社会自治组织实施协商与监督功能，可以帮助政府化解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公民社会的作用，是矛盾化整为零的机制，是一种多元整合的机制。发展公民社会同时要发展地方自治，让地方在探索宏观社会发展路径上，有更大的自主试错的自由。 大一统体制的危险在于，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来抑制社会地方与民间的自主性，使这种多元整合能力无法在社会上存在。缺乏多元整合，一旦陷入危机而要改革时，国家就会面临“上作而下不应”的处境。发展社会内部的多元试错，是克服这种困境的必由之路。“乌坎事件”出现重大转机，中央肯定了广东省的做法，以及深圳、珠海多种超前性试验，还有之前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沈阳防爆器材厂的首例破产、山东诸城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等等，局部地区的尝试与探索，均可以看作小规模的多元试错的成功例子。 从新权威主义向民主政治良性发展，需要以下条件配合才能实现：第一，从制度层面看，制度创新速度快于腐败速度，法制对社会整合起到较大的影响；第二，从社会经济层面看，社会下层向中产阶级化发展的过程较为健康，有足够的参政空间与市民社会支持民主的政治发展；三，从政治文化层面，公民在威权体制下受到相当程度的民主训练，这就为以后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化的条件。 因此，发展公民社会是走向民主的必要前提。公民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将有利于社会下一步的民主转型。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宪政民主政治。正因为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 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 要心平气和地、理性地看中国当下现实。三十年来，中国所做的一切正是符合现代化逻辑的。执政党人现在所做的，正是后发展民族正在经历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有令世界赞誉的成绩，也有着百年转型的阵痛。中国成功地与全球化接轨，实现的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未完成的富强事业，三十年的成就，从百年的长焦距来看，即使从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比较来看，并不比当年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英美发达国家现代化做得差。 做得不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原因之一是后发优势，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已经形成的高水平生产力，本来就等在中国的“家门口”，可以被直接引接过来。中国只要对外开放，并实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就意味着让整个国家接受全球化带来的“涓滴效应”的实惠。长期贫困环境中形成的生存能力与对美好生活的渴求，能迅速把中国人纳入到现代化经济竞争的潮流中来。...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9 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 【内容摘要】“重庆事件”发生后，中国也进入了左右两种思潮激烈碰撞冲突的新时期，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秉持中道理性主义的中间派的立场、观点。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正因为如此，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的设想，作为今后中国的发展路线草图。我期待的是，中国正处于新的改革的前夕。 一、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当今中国左右思潮的现状 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1992年到2003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 “八九风波”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激进的、浪漫的自由主义与务实的威权政府之间的一场悲剧性冲突。此后，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下，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也逐渐走向边缘化，失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党内“老左派”也逐渐失势。原教旨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官僚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同样也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九十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毛左派”人士，他们把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作“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江泽民时代的执政中心通过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八十年代政治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Political apathy），有利于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威权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左派”的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毛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声言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甚至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2005年这些原教旨极左派在天津举行集会，公然打出“全面清算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除了“老左派”人士，社会上还有一些“新左派”。他们最早是以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我把他们称之为学院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 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有一种朴素的对毛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不久前笔者在重庆参加了一个关于“重庆模式”的学术会议，几个坐在前排的参会者公开指责笔者“你攻击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湖南、贵州远道赶来的民间左派人士。这些“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制度都是他们浪漫心理的投射与移情，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中世纪的牧歌社会”，完全脱离现实与时代发展。当然，会议上这一小小风波并不能代表重庆社会的大势，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正说明激进的文革左派确实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有一位左派愤青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称：2009年是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到了2011年，就是“我们左派们的战略反攻阶段”了。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代表的“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某些地区街头大规模的“唱红”又客观上为他们的合法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部分官员把这种左的言论错误地看作是对付西化自由派的民间“积极力量”，而对文革左派的言论与行动听之任之，予以自由放任。这种民间的极左潜流乘机占据了“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权，以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护身符，在社会上公开举办“毛泽东学院”系列讲座，由于“重庆唱红运动”而获得了自然形成的“唱红”政治合法通行证，在聚会场合激情高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经典红歌。由于这些文革极左派人士从左的方面占领了革命话语优势，以“忠于毛泽东”为护身符，又有许多退下来的部级干部与毛的亲戚等“红色贵族”积极参与其中，官方职能部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声势。可以断言是，随着社会不满情况的发展，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趋势那将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此类“极左派”人士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进行“左派大联合”，通过广场政治，煽起底层民众，发起“反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浪潮，向当政的执政中心公开叫板，从极左的方向来影响中国的历史选择。事实上，王立军在任重庆公安局长期间，曾以官方身分欢迎极左派的“红色网友参观团”，在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由此可见，激进左派大联合的趋势，已非一日之功。 第二种激进主义，是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激进主义。这种思潮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个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是完全适用于所有民族，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就像雨衣披在谁的身上都能避雨一样具有普世性。当年孙中山曾认为，正如中国人把铁路造好了，当然就要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中国在推翻专制后，理所当然地要直接采用西方多元政治。孙中山认为，多元议会政治在西方发明要三百年之功，而我们中国取过来就能用，何乐不为？当代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也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只要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把西方民主体制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