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郑赤琰 2012-07-19 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中国不仅在发达的美欧国家要和反对派交往，在与亚、非、拉三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正常关系，也不能回避与当事国的反对派建立适当而正常的交往，否则难免受到当事国政治多变的影响而难以与其维持稳定关系。 自1949年以来，在不同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新中国建立初期，其外交关系主要专注于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互认；在东西冷战期间，其外交关系主要专注在建立与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的外交互援；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改革开放政策服务，其外交关系主要专注在对外开发经贸市场，引进外来投资与科技；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国力全面崛起，无论是贸易、金融、工业、市场、物流、科技、安全、教育等等，对世界已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后的外交关系肯定又会是另有一番运筹。 与过去比较，大体上，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处于东西意识形态的鸿沟，外交政策敌友分明，彼此交往亲疏有别。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格局趋向区域整合，全球化不断深化。处此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何定位？如何调整外交关系？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中国与邦交国反对派的交往问题。从长期观察来看，中国与邦交国交往时，可能是基于“不干预内政”的考量（此为中国宣称国际交往应互相遵守的五大原则之一），与执政党及其政府领袖的来往没有特别的顾忌，与其反对派的交往则自律甚严。对于西方政治开放的发达国家，由于其实行自由竞争，政党交替执政司空见惯，中国外交人员与反对派交往，也很容易正常化。可是对待发展中国家却不然，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相对不稳定，也相对地不那么开放，政府与反对派（包括反对党）的政争做不到开放式的自由竞争，往往流于暴力相向，政权交替取决于武力。处此情况下，中国为了避嫌“干预内政”，只能遵守外交守则，只和官方打交道，对其反对派“敬而远之”，不敢有所来往。 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国际关系相对较为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如果还是坚守不和邦交国反对派交往的做法，各种不利于国家利益的情况便会浮现出来。例如，与该国邦交倒退后要重新努力修复；被西方势力离间而遭排斥；在地的国民安全与投资保障饱受威胁或损失而难以展开外交交涉，前此发展出来的人际脉络前功尽弃，在地的战略部署也受到破坏，等等。这样的实例不少，且以利比亚和缅甸为例加以说明。 利比亚变天的教训 首先看利比亚。尽管卡扎菲政府采取强势统治，利比亚仍然长期存在着与其对峙的反对派势力。因为双方的紧张关系，令该国政权无法实现和平交替。中国面对这一格局，基于“不干预内政”的自律，同时也因为利比亚政府厉行孤立反对势力的严密监视，只和官方维持着正式的外交来往，不和反对派交往。 欧美国家对利比亚的外交政策则相对灵活得多。以美国为例，即使在里根总统公开出兵攻击卡扎菲期间，美国国会听证会也揭发里根通过自己好友私下秘密和卡扎菲沟通，同时美国还扶持该国的反对派，里外夹击，唯求卡氏政府停止反美、反以色列，停止支持巴解组织骑劫飞机和发展恐怖组织。结果卡氏就范，美国军事施压解除。但美欧对于卡氏政权仍然不放手，不断与其反对派交往，鼓励其壮大，以平衡该国正反势力，听命于美欧，逐步走向政权开放的自由选举制度。美欧强势推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而且用人权来作政治包装，并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作平台，藉此把自己置于“道德高地”。这一套外交政策令美国放胆公开同时和邦交国的正反两派打交道而脸不改色。到最后，眼见利国正反两派无法展开和平竞争而走向暴力相对，美欧不但不罢手，反而在联合国通过“禁飞令”，不许卡氏政府采用战机攻击反对派，同时也加紧对反对派展开军事支援。美欧此阶段的外交对策是支持反对派去推翻卡氏政权，期望反对派建立一个可和欧美合作、开展政治改革的政府。 由美欧所演示的这一套对利比亚外交政策，可以清楚看到他们不但敢和反对派交往，同时也敢向政府施压，不断采取平衡对待的游戏规则，谁对美欧利益有利就扶持谁，唯求保证自己有胜算。反观中国对利比亚的外交政策，和美欧截然不同。当美欧不断对该国反对派公开支援时，中国仍公开宣明遵守“不干预内政”原则，坚持只与政府打交道，不与反对派沟通。到了联合国通过“禁飞令”，反对派一面倒倒向美欧，中国已经进退两难：眼见卡氏已四面楚歌，却不能出手相救；眼见反对派胜券在握，却又碍于复杂的外交感受，无法主动与之接触。 在利比亚变局中，中国不仅在外交与经贸投资上吃了亏，与中东许多反对卡氏政权的国家的外交关系也变得尴尬。从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政治法则来看待这一案例，中国不与反对派交往的外交政策，是否应该做出检讨呢？ 缅甸变局带来的困扰 我们再看缅甸。缅甸自1947年独立建国以来，因其殖民地背景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相似，加上该国崇奉社会主义制度，也曾积极参与第三世界不结盟活动，诸多因素促成中缅外交关系长期友好。 在缅甸政府饱受美欧国家经济制裁与政治孤立的境遇中，中国对缅政府不离不弃，对缅甸经贸投资有加无减，即使美欧政府施压要中国同步做出政经制裁，也都不为所动。与此同时，美欧不断公开支援缅甸的反对派，尤其对昂山素姬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更是用尽办法加以援手。例如，推动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发“和平奖”予昂山素姬，以提高她的国际知名度，增加其对反对派的领导地位，甚至还对区域组织施加压力，威胁东盟开除缅甸的会员资格，否则东盟整体会受缅甸政府所累而被美欧制裁。 在美欧长期展开外交攻势与声援下，缅甸执政的军人势力与反对势力终于在近期达成妥协，新任的政府首长同意开放选举，让反对派参选。昂山素姬不仅成功当选议会席位，还获准与其政党展开国际访问，并在挪威出席特别大会补领21年前的“诺贝尔和平奖”。美欧则恢复与缅甸政府外交来往，解除对缅甸的政经制裁。经过如此的外交运作，美欧一举赢得了缅甸朝野的外交情谊。 而中国此刻的外交感受非常复杂。中国目前须面对缅甸现政府重新考虑此前已同意的中缅合作开发海港计划，水力发电厂计划也已叫停。未来一旦昂山素姬当选执政，中国还要面对她是否能在中西之间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变数。以美国如此高调展开争取东盟而疏远中国的外交战略来估计，即使昂山素姬愿意维持为时已久的中缅友谊，但她所领导的反对党由于长期受到美欧宣传与支援的影响，一直负面看待缅政府以及任何过去支持缅政府的国家，并不容易转变过来。一旦缅甸出现政权易手，而令缅甸的外交政策从亲中反美转而反中亲美，势必将令中国外交关系在中国西南与东盟内部遭遇新增的不合作或麻烦，原有对缅甸的经贸投资和战略合作都会生变。如果实施与反对派交往的外交政策，所有这些变数都可早作防范。 不必回避与反对派交往 类似利比亚与缅甸这样疏远当事国反对派的案例，在中国对外关系记录并不少见。必须认识到，与二十世纪冷战时期与反对派不相往来的外交思维大相径庭，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外交关系要求我们和当事国的正反两派保持适当的交往。国际政治生态由过去的相对不开放发展到相对开放，容许各派政治势力自由竞逐执政权的新形势下，执政者打压反对派已难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自我辩解。因此，与当事国反对派交往已成外交常态，中国不妨对此议题作出深刻研讨和适当调整。 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中国不仅在发达的美欧国家要和反对派交往，在与亚、非、拉三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正常关系，也不能回避与当事国的反对派建立适当而正常的交往，否则难免受到当事国政治多变的影响而难以与其维持稳定关系。中国的国力不断提升，也更有能力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美欧等西方集团能同时和邦交国的政府和反对派公开交往，中国没理由办不到。 只有自己不设限，方可打破交往的禁忌，灵活加以处理。就以昂山素姬为例，中方要不想令缅甸执政者尴尬，大可以具有建设性、调解性质的态度，先向当政者提出建议，分析由中方会见素姬的种种好处：打破政府和反对派的僵局，协助缓和反对派对立态度，伺机可调停双方以求对话，还可减少她一面倒倾向西方等等。类似这些好意，只要缅政府对中国有信任、有信心，不难跨出对话的第一步。 其次，要善于发挥区域组织或者第三国的作用。像这次美国之所以能打破与缅政府的僵局，便是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通过新加坡外长的穿针引线，促成美缅大使在新加坡私会，最后成功化解美缅的敌视。东盟何尝不在主动与缅政府沟通，而且还赢得其信任，也开门让东盟代表会见素姬。如果中国能借重东盟的关系，也可通过区域组织的机会，营造缅内部正反两派的和解气氛，伺机而动。 此外，还要善用公共外交的力量。东南亚的海外华商一向与所在国政界关系密切，在与反对派交往中，他们的很多关系都可派上用场。...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7-13 中国要重视非洲资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解决好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各自社会发展道路上实现共赢的关系，制定出和世界其它国家在获得非洲资源上既斗争又合作的方针和政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越来越面向世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原料和能源需求也更为迫切。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对资源的争夺在人类历史上往往引发战争。当今的南海问题，既是主权斗争，也是资源斗争。 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付出了资源大量被消耗和环境严重遭破坏的巨大代价。中国所需的许多重要矿物资源长期处于短缺；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对原料和能源的利用率相对先进国家的差距较大；中国花大量外汇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不但在价格上受国际垄断集团控制，而且在政治上也极不安全。这些问题日益尖锐突出，解决问题迫在眉睫。中国除了在地质勘探这一块要深化改革，调整政策，调动积极性，多找矿、找好矿以外，还必须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协作开发，闯出一条快捷又有效的路子。 世界各国竞逐非洲资源 非洲大陆苍苍茫茫，物产丰富，是一块极其富饶的土地，也是一块饱受殖民掠夺的土地。西方曾经带给非洲的是血和火，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积累的第一桶金就是从海外殖民地搜刮来的。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国家才摆脱被西方压迫和奴役的命运。 中国人民一直和非洲人民站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就是友好的非洲国家全力支持的结果。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也为非洲人民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提供了许多无私的援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中国国力提升的新形势下。中国免除了非洲几十个国家100亿美元的债务，充份体现了中非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因此，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贸易在政治上有着良好的先天条件。 但是，形势是不断变化的。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家对非洲资源的渴求也与日俱增。传统上的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有日本，如今改头换面，对非洲国家实施了种种新政策，施加着它们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表现在军事干涉、外交布局、智库谋划、资金调动、财经援助、舆论制造、市场组织、文化渗透、宗教宣传等许多方面。 由于非洲国家的政经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对非洲原材料和能源的争夺战，还处在战国阶段，排他性较强。人们不应该那么快就忘记了利比亚战争。西方国家之所以推翻卡扎菲，除了政治因素外，利比亚丰富的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石二鸟是西方惯用的手法，中国在利比亚有大量的投资，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顺便还可把中国挡在门外，法国公司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利比亚反对派把大量的重建合同交给它们。还有苏丹，它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并和中国有着传统友谊，中国所进口的苏丹石油占石油进口总量的7%。但是美国插手苏丹内战，造成这个国家分裂成南北苏丹，现在冲突不断，经济和社会动荡，战火蔓延，油田被毁。这就是美国对南苏丹“军事援助”的结果，这是又一起直接通过武力干涉、破坏中国非洲利益的事件。 中美在苏丹的博弈，是双方在非洲博弈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深入非洲，美国和中国在非洲开发和获取资源上会有竞争，而美国政界中对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说三道四的也大有人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6月出访赞比亚时，把中国称作是“新殖民者”。她就中国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发表看法时警告非洲国家“当心那些只与精英打交道的合作者”。她还告诫非洲国家，可以从亚洲政府那里学到许多支持经济增长的办法，但“中国并不能成为非洲国家政治上的榜样”。希拉里的话正好反映出美国当局的双重标准。难道美国扶植的南苏丹就是好的政治榜样吗？ 美国评估中国在非洲的存在 实际上，美国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中美两国在非洲问题上并没有像“台湾问题”那样存在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关键在于双方要逐渐建立起互信，真正认识到保持非洲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非洲向世界提供广阔的原料和市场。 今年3月29日，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The Corporate Council on Afric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海斯（Stephen Hayes）在美国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所做的听证发言《中国在非洲的作用和影响评价》，让我们有机会从中观察，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的存在，美国如何扩大其在非洲的利益和影响。 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成员在非洲的投资占美国在非洲私人投资总额的85%。2011年7月，该理事会组织邀请中国代表团访美，双方讨论非洲问题。2012年2月，该理事会派出代表团前往中国继续进行讨论。访问中国的代表团中除了美国企业的代表，还有该理事会董事会主席迈克尔•迪格纳穆（Michael Dignam），以及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成员戴维•希恩（David Shinn）博士等。中国的对口机构是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Chinese Economic...

方文权 2012-07-10 正如习近平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所言：“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我们两国利益至关重要，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至关重要。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项。”敢问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路在何方，就在落实这种战略共识的前进脚步之下！  中美关系四十年：一个旷世奇迹 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创造的经济腾飞的奇迹相媲美，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的四十年中美两国共同创造的中美关系更属一个旷世奇迹。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当他走下飞机时，亲自到北京首都机场迎接的周恩来总理动情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我们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举世公认，那次握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四十年后的今天，习近平副主席出访美国前，回答《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同样的太平洋，同样的两个国家，四十年前，几乎没有任何经贸往来与社会文化交流，而四十年后的今天，两国双边贸易额已由建交之初的25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4,467亿美元；1972年时，中美两国几无人员交往，特殊情况下的访问不得不绕道第三国，而现在，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超过300万人次。在人类历史上，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在短时间内实现如此迅猛发展，实在找不出第二例。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今最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对维护区域稳定与国际安全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让我们来回溯一下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吧：1977年1月，重视中美关系的卡特入主白宫，国务卿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这两个“左膀右臂”协助他展开同中国谈判。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遗愿，同美国展开建交谈判。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在此之前的1978年12月14日，卡特总统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卡特回忆，邓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即作出访美决定，让他很惊讶。 邓小平选择1979年1月28日中国农历羊年正月初一启程访美。大年初二，卡特总统在白宫致欢迎词时说：“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是人们走亲串友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同样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在此之前，基辛格博士访问北京时，也当面对小平表示过，美国对中国欠了债，美国将依中国的条件实现关系正常化。 中美建交的过程并非一马平川，建交后的中美关系也非一帆风顺。但邓小平访美开启的中美“首脑外交”，为接下来十年的中美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中美关系一度倒退，两国首脑互访中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1997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美国，重启两国“首脑外交”。时移势易，中美建交时两国共同的“麻烦制造者”苏联已不复存在，但当时的中美关系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与“和平演变”的阴影笼罩在太平洋上空；经贸纠纷继“最惠国待遇”问题后依然存在，而且随着贸易额的上升，有增无减；台湾李登辉在美国的默许下试踩“红线”，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人权成为首要问题……在当时情形下，江泽民继承邓小平遗志，展现政治家的胆略与智慧，把中美关系重新拉回到合作互利的轨道上，中美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2002年，中国两代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在同一年内都访问了华盛顿，完成了中国第三、第四代领导人在对美外交政策领域的传承交接，中美关系得以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从此，中美关系进入美国一心反恐、中国一心发展的新时期，两国之间虽然不时仍有磨擦，但对话大于对抗，利益大于分歧，合作大于冲突。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19日与奥巴马总统联合发表《中美联合声明》，承诺加强中美关系、促进高层交往、共同应对地区与全球挑战、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扩展人文交流，并在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等领域里加强合作。这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是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江泽民同美国达成的一系列合作协议之后，最重要的一份文件。胡对美国成功进行的国事访问和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创了中美伙伴合作新局面。这次访问被称为中美关系新十年的“定调之旅”。 在北京欢迎美国客人并参与庆贺中美交往四十周年活动之后，2012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习近平副主席应邀正式访美，他表示：此访旨在进一步落实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与各项协议。习近平此访受到美国朝野的热诚欢迎与周到安排，访问取得圆满成功。透过这次访问，特别是透过中美两国领导层在访问过程中对中美关系四十年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的盘点，全世界都看到了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美关系现状：当代世界之幸 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中美两个大国，其双边关系既是当今世界最重要、也是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的国与国关系。四十年的中美关系，虽然合作、互利与共同发展是主流，但经贸磨擦、亚太周边、人权、环境、台湾、宗教、涉藏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中美两国。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崛起势头日益强劲以后，“冷战思维”又在中美关系中死灰复燃。 基辛格博士在《外交》杂志撰文指出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美国，一些战略思想家认为，中国政策追求两个长期目标：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首要力量，以及将亚洲巩固成为一个顺从中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排他性集团；而在中国，则有部分人士将美国看作是一个决心挫败任何挑战者崛起的受伤的超级大国，中国是最无悬念的挑战者。无论中国多么迫切地想寻求合作，华盛顿的固定目标将是通过武力部署和条约承诺包围一个崛起的中国，从而阻止其扮演“中央王国”的历史角色。1 虽然持上述“冷战思维”的人士远非多数，也没有成为中美两国的主流思潮，但这种思维还是渗透到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华盛顿少数“鹰派”人士认为，中美之间迟早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甚至“必有一战”；他们主张调整对华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进行遏制与围堵，主张结成针对中国的所谓价值观同盟，以经济与军事力量以及政治影响力迫使中国走上“正途”。在这些人士的“冷战思维”中，似乎中美关系只能是零和游戏。他们认为中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还把中国等同于前苏联，认为只要中国不采取他们为之设计的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中美之间的冲突只是迟早的事。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所谓“历史经验”出发，把崛起的中国等同于两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历史上确实多次出现过列强之间的争斗，尤其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崛起大国同衰落大国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让人们记忆犹新。这些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军事与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必定会在全球体系中寻求更多的权力，分享更多的资源，这无疑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威胁，对美国的战略安全构成挑战，而正在走向衰弱的美国，决不会不战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以上看法、说法颇能迷惑一批人，但中国并不是前苏联，更不是纳粹德国。中国与前苏联和纳粹德国很不一样，中国没有兴趣从其他国家掠夺土地，没有强制要求邻国顺从，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颠覆别国政权；此外中国也没有传播危险的意识形态，而是自始至终办好自己的事情，关注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把中国同前苏联划等号的学者们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执政理念就是要挑战美国、称霸世界。这源于他们对中国发展理念的不甚了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知和偏见。众所周知，在1949年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一度同前苏联走得比较近，但在执政理念与外交思想上却同前苏联保持了相当距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外交上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不结盟立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国共产党已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和平崛起、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新的执政理念和外交方针，并确立为基本国策，这是完全不同于前苏联那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执政理念和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外交政策。 中国和纳粹德国更无任何相同之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中国现在不称霸，即使将来发展起来了也不称霸，并强调要以此教育中国的子孙后代。不称霸盖源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近百年遭受列强欺凌的惨痛经历。中国人深知侵略之可恶、和平之可贵，也深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如前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与外国友人交流时一再强调：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要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不称霸、不争霸、不当头、也不当附庸”，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2 而美国则不同。尚武精神是美国战略文化的核心。在美国，确实有相当一批人士依然相信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只有不忌惮使用武力，才可以达到目的。冷战结束后，国力和军力达到人类历史上最高点的美国，突然发现失去了敌人，这是美国二百三十多年历史上所没有的。巨人拔剑四顾茫然，于是开始到处寻找敌人。从南斯拉夫到非洲，从伊拉克到伊朗，从北朝鲜到委内瑞拉，这就是美国寻找敌人的轨迹。目前的世界格局依然是美国单极霸权“一国独大”，为了保持这个优势，防范中国坐大成为反美的大国，自然成为一部分美国人主张的战略目标。他们更愿意把中国当成潜在的或现实的“敌人”，把美国的失业高企和经济不景气等一概归咎于中国这个“敌人”。 其实，中国迄今为止的崛起充其量还只是经济的崛起，是政治影响力的崛起，在军事上，中国的力量同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是严重不对称的。至于军事透明，正如习近平访问五角大楼时所讲，军事透明包括军事能力和军事意图这两方面，中国的军事意图是透明的，那就是维护中国的和平发展、领土完整、主权与国家安全。 一个愿意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框架下力促和平发展与改革，而不想当世界老大的中国，与一个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建立与维护者，而不甘心做世界老二的美国，同处于一个地球之上，实在是不应该成为敌人也不应该发生冲突的，更遑论“必有一战”。这乃是当今世界之大幸啊！难道不也是美国之大幸吗？！...

天大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课题组 2012-07-09 摘要：2012年1月1日起，欧盟正式将在欧盟境内起降的所有欧盟和非欧盟航班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 ETS），试图通过“上限—交易”的模式来限制航空温室气体排放。本文详细解读了欧盟这一法律和政策，包括原理、排放上限设定与分配方法论、实施时间和罚则规定，指出欧盟将国际航空纳入EU ETS本质目的是单边行动的行业减排模式推动形成国际环境霸权、巩固欧盟碳交易市场以建设欧元货币霸权，最终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由此可能引发法律冲突、对国际航空运输发展造成制约，并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提出挑战。 关键字：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航空；温室气体 1.引言 气候变化是人类当今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包括航空器飞行在内的人类活动日益成为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动因。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航空器排出的气体和颗粒改变颗粒和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进而引起凝结尾流的形成并可增加云量，所有这些都会促成气候变化；1992 年在由所有人类活动造成的总辐射强迫中，来源于航空器的所导致造成的大约占3.5%（不包括卷云云量增长），这一比值预计还会增长；尽管航空器和发动机技术的改进和空中交通管理效率不断提高，但仍不能完全抵消持续航空排放增加产生的影响。在2007年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降低了对凝结尾流气候影响的估计，指出2005 年在所有人类活动引起的总辐射强迫中，航空器造成影响下降为3%的；航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的2%；预测航空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以每年3%至4%增长；航空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中期减缓将源于燃油效率的提高，但这种改进将只会部分地抵消航空排放的增长。 与此同时，航空又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行业。航空业每年运输22 亿乘客，支持3,200 万个就业机会，占全球GDP 总值的8%（约3.2 万亿美元），而且是旅游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推动因素。二战以后，世界航空交通运输量呈现急剧的增长趋势。自1960年以来，全世界的航空客运周转量平均每年都以接近9%的速度增长，相当于同时段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4倍。据国际民航组织（ICAO）理事会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CAEP）的报告，预计2006年至2036年的旅客运输年增长率为4.8％，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全球航空器排放总量还将继续增长。2006年全球燃油消耗1.87亿吨（其中国内航空运输占38%、国际航空运输占62%）；根据不同情景计算的结果表明：到2036年，燃油消耗总量上升至4.61亿吨—5.41亿吨。假设用每吨燃油燃烧产生3.16吨二氧化碳，则2006年二氧化碳排放值为5.91亿吨，2036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值则为14.50—17.10亿吨。因此，民航业日益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国际社会承认逐渐认识到减少和限制航空排放温室气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欧盟依据其经济地位、社会诉求来争夺道义制高点以达到主宰气候外交全球领导权、谋求新的发展机遇、摆脱对外能源依存等动因，积极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民航领域，欧委会于2005年开始，试图把航空的减排纳入其现有的立法系统，要求所有在欧盟境内起降的航班均按照排放系统所规定的机制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2005年9月27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意向性政策文件，提议航空排放应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U ETS）。2006年12月20日，欧委会通过了将国际民用航空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的立法建议（Proposal of Directive），该立法建议通过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审批后，进入正式立法程序。2008年7月8日，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通过立法指令（Directive2008/101/EC），正式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把所有抵离欧盟境内机场的航空公司全程飞行产生的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框架之内。根据该指令，在欧盟30国（欧盟27国加挪威、冰岛以及列支敦士登）境内起降的欧盟及非欧盟航空公司将从2012年1月1日开始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通过分配配额形式履行减排任务。 2....

穆骏 2012-07-04 提高教育水平、解决农村地区福利与养老保障机制，让农民老有所养，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计划生育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近年来，专家学者、智囊人员和媒体对计划生育政策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专家指出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计划生育一味地只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了严重的老龄化，出现了未富先老的格局。 计划生育工作还存在如下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大多数地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还存在距离，低生育水平不稳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是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行政制约手段实现的，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队伍素质也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不少地方仍然主要依靠行政强制来推动工作，工作中所造成血腥的事件，既引起国内群众不满，也招致国外舆论压力。 这些问题专家学者与普通网民已经多有议论，笔者谨从国家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层面对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有效控制了人口，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促进世界人口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廉价的人力资源的基础上，“人口红利”功不可没。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社会老龄化也日益突出，第一代“计划”出生的80后已经到了适婚年龄，这些“独生子女”将会面对照顾上一辈多位老人的困境，这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第二，计划生育具体操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对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不利，其中一些规定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例如相对高素质的人员如城市居民、政府工作人员被严格要求遵照“一胎政策”，而教育程度较低的个别农村地区则放开二胎并政策执行相对较松，造成农村地区经济能力较差、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负责抚养更多子女的怪现状。这种做法，对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挑战。同时，区别对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也留下一些社会与伦理的后患。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福利与养老保险。在相当一部分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还在靠“养儿防老”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是难以推行的。城市人口之所以更倾向于接受“计划生育”政策，除了担心受到“开除”的惩罚外，较有保障的福利与养老保障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从这方面来说，提高教育水平、解决农村地区福利与养老保障机制，让农民老有所养，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对策。 第三，目前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包括欧洲诸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与俄罗斯等都面临人口锐减的困境。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国家要走出困境，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必会相应调整人口政策，尤其是移民政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移民输出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也应该考虑到中国的移民趋势，中国的留学移民在某种程度上也在缓解中国的人口压力。从这一层面出发，中国的人口优势不但在国内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总有一天在国际上，中国也可能会收获我们迄今还无法完全清楚的“人口红利”。 第四，计划生育政策间接造成了当今中国人口的男女比例失调，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仅仅男女比例失调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造成恶劣结果。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无论是继续还是调整，都需要慎重对待。除了诸多必须考虑进去的因素外，笔者认为以上四点应该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