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德钦 徐东鹏 2020-04-09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2019年2月印发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澳门未来发展金融业的方向，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意在通过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交易所来实现与相邻地区错位发展。 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中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有力推进澳门金融发展的政策和规划。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2019年2月印发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支持澳门发展租赁等特色金融业务，探索与邻近地区错位发展，研究在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市场、绿色金融平台、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此纲要明确了澳门未来发展金融业的方向，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意在通过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交易所来实现与相邻地区错位发展。此外，澳门作为中葡国家重要的交流平台，也将承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金融服务，打造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因此，澳门发展金融业，不仅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具有深远意义，而且也是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支撑。借助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充分用实用足中央给予澳门的政策，打造以人民币结算的澳门证券交易所势在必行。澳门具备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条件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始终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切实提升了自身发展实力，有效实现了长期繁荣稳定，这为澳门发展证券交易所奠定了良好基础。社会稳定，央地关系和谐。澳门特别行政区认真落实《澳门基本法》，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实现“澳人治澳”。相较于回归之前，澳门的社会治安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澳门一直强调爱国教育，区内上下爱国爱澳，齐心协力为建设澳门出力。此外，澳门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央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家双向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正在努力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质企业参与澳门发展。澳门因此深受中央政府的信任，被誉为“一国两制”发展的成功典范。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央政府的支持，加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投资者可以有保障地在澳门开展业务，这为澳门经济发展提供沃土，更为澳门证券交易所的设立提供良好政治基础。经济蓬勃发展，注重适度多元。进入21世纪后，澳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澳门陆地面积仅为32.9平方公里，相较于粤港澳大湾区其它三个核心城市广州（7,374平方公里）、深圳（1,997.4平方公里）、香港（1,106.34平方公里），澳门确属弹丸之地。从人口密度来看，澳门每平方公里容纳2.03万人，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人口最稠密城市排行榜中，澳门在全球排名第三。就是这样一个陆地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的都会，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均GDP从1999年刚回归的1.55万美元上升到8.64万美元，远超深圳的2.86万美元、广州的2.35万美元和香港的4.87万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澳门人均GDP排名仅次于卡塔尔，位居全球第二位。澳门经济飞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澳门支柱产业单一，这也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表述了澳门特区未来的经济发展定位是“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2011年，“十二五规划”关于澳门的内容提出“支持港澳培育新兴产业支持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加快发展休闲旅游、会展商务、中医药、教育服务、文化创意等产业”；2016年，“十三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提升经济竞争力，“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积极发展会展商贸等产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2018年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统计指标体系分析报告》指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初见成效。2018年金融业占总行业增长比例达到6.61%,会展业达到0.81%。在澳门的新兴产业中，金融业的占比是最高的，这从侧面反映出，澳门在经济适当多元化的进程中，金融行业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澳门证券交易所的建立符合澳门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并且将会加快经济适当多元化发展的脚步。文化中西交汇，具有鲜明特色。作为一个将中文和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城市，澳门在文化上高度开放。澳门不仅保留了大量极具历史特色的建筑，还在中西文化交融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而葡语系有九个主权国家和包含澳门在内的三个地区。葡萄牙和巴西作为实力较强的国家，其背后是泛欧交易所和巴西交易所，有合计超过1,800多家上市企业。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流的重要平台，与葡语国家拥有共同的官方语言，这也是公司考虑在此上市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西文化融合也是澳门这座城市在未来建设证券交易所时特有的优势。中国各地证券交易所定位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五家证券交易所，包括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和台湾证券交易所，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历史和定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定位是致力于服务中小微企业，其业务包括企业挂牌，公开转让股份，进行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资产重组等。新三板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为目标，提升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增加市场流动性，完善和发挥新三板服务创新型民营中小微企业的功能。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定位是以国民经济支柱企业、重点企业为对象，其证券交易品种包含股票、债券、基金和衍生品四大类，并且拥有较为完善的市场结构。作为改革开放的金融发展典型，上交所肩负着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时代重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定位是以建设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使命，全力支持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推进自主创新国家战略实施。其证券交易品种包括股票、债券和基金三大类。深交所主要促进科技创新企业、民营企业、成长型企业做大做强，期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创新资本中心，并且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发挥更大作用。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定位是打造全球金融中心，服务于全世界，主要从事证券市场和衍生市场的相关交易。香港作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在连接中国与环球资本中扮演关键角色，有健全的司法制度，奉行国际标准与惯例，使得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活跃参与。台湾证券交易所的定位是促使证券市场商品多样化，并提供投资人合理避险管道，积极开发新商品。其核心业务包含股票、债券换股权利证书、可转换公司债、受益凭证、认购（售）权证、ETF、ETN、台湾存托凭证及受益证券（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台湾是亚太运输枢纽，为全球科技产业重镇，具备坚实的产业聚落，以金融体系稳定与优质人力资源作为后盾，创造出卓越的投资优势，有助于吸引国际资金投资。澳门证券交易所应错位发展如果澳门成立证券交易所，则应该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与相关地区错位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澳门自身证券交易所业务的发展，还能完善中国金融市场的不足，因此澳门证券交易所应明确定位，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专注高新科创企业，打造中国的“纳斯达克”。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把高新科创企业划分为若干子市场，其中包含全球精选市场、全球市场和小型资本市场。针对多层级划分的企业，纳斯达克制定了不同的上市初始条件，规定企业除了持续上市要求外，还应满足其中规定的最低要求，否则摘牌处理。这种多级划分的形式，既规范了市场，又能最大程度满足各类高新科创企业的上市需求。毗邻澳门的广东省是我国经济重镇，2019年其GDP高达10.77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6.2%，经济总量继续领跑全国。同年8月，由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为组长的“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成立，积极培育高新科创企业，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贡献，将有效提升广东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目前，广东省有4.5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但只有600多家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数量只占省内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1.3%左右。澳门证券交易所如果打造以人民币为主、面向全国特别是广东省中小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离岸金融市场，那么不仅可以错位发展，还能以纳斯达克为榜样，为广东中小创企业提供良好的境外融资渠道，解决这部分极具潜力的公司面临的融资难题。利用自身优势，吸引葡语系国家企业来澳上市。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交流平台，一直与葡语系国家保持紧密联系。作为金砖四国的葡语国家巴西，拥有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其业务包含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工具，是巴西金融市场仅有的一个交易所，因此巴西的优质公司上市选择仅此一家。对澳门证券交易所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澳门背靠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巴西拥有更加广阔的融资资源。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葡萄牙经济水平较高，葡萄牙证券交易所被泛欧证券交易所收购，触角深入欧盟金融市场核心区域。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和泛欧证券交易所，共有超过1,800家上市公司，并且部分葡语系国家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项目大多以人民币结算。假设以人民币计价的澳门证券交易所建立，除了可以为这些企业提供二次上市的机会，还可以就此与相关国家达成合作，吸收部分优质公司在澳门首次上市发行，为葡语系国家提供新的金融融资服务，吸引葡语系国家离岸人民币存款投资，使得中葡平台的发展更加深入。这无疑将增强中葡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由此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特色金融业务发展，提供综合金融服务。2015年底以来，澳门金融管理局已经增加“融资租赁”和“财富管理”两类业务的统计。截至2018年底，澳门共有十家银行报告有未偿还的融资租赁相关贷款，贷款余额和待收租金按年提升19.9%达到181亿元。财富管理业务主要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议、产品推荐和财务方案等。2018年底，澳门共计六家银行提供该项业务，投资组合市值达1,984亿元，年增长11.9%。因此，融资租赁和财富管理是澳门金融市场发展的助力。债券是澳门证券交易所可以大力发展的业务之一。目前澳门债券市场处于持续发展之中，内地的一些公司已在澳门发行公募债券，例如2018年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发行首笔40亿元的离岸人民币债券；201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澳门发行20亿国债；2019年12月，珠海华发集团成功发行上市澳门首单2亿美元的公募公司债券。这些都代表澳门具有良好的债券募资能力，未来的澳门证券交易所将会有利于优质公司规范且高效地募集资金，助力企业快速发展。为澳门本地企业融资提供便利。澳门孕育了一批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例如南光集团、澳门中银等，它们可以通过改制成为独立法人企业，将来在澳门证券交易所上市。澳门是全球最大的博彩中心，尽管本地部分博彩企业已在香港上市，但势必会回归澳门进行二次上市交易，为澳门金融发展贡献力量。澳门目前在法律制度、资金进出自由度和税务方面都有很大优势。在中央相关政策资源的倾斜下，澳门证券交易所能够把握自身优势，错位发展，既为本地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高新科创企业服务，又为葡语系国家来华投资服务，可以成为一个专门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并兼顾葡语国家企业且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交易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虞崇胜 何路社 2020-03-30 武汉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国并波及海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现在回顾疫情爆发和扩散的过程，我们发现武汉一些医护人员确实通过非正规渠道发出了早期预警，但地方政府和卫健委系统忽视了相关社会言论，错过了尽早遏制疫情的最佳时机。 武汉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国并波及海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现在回顾疫情爆发和扩散的过程，我们发现武汉一些医护人员确实通过非正规渠道发出了早期预警，但地方政府和卫健委系统忽视了相关社会言论，错过了尽早遏制疫情的最佳时机。这促使我们检视并完善现行国家治理体系中涉及社会言论表达的制度环境，为人民提供科学、理性、务实的社会言论表达空间，从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维护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涉及公共卫生社会言论的制度环境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疫情发布最低一级权限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地、市、县、区基层是信息上报渠道。换句话说，基层政府、其它法人和自然人及时上报疫情是义务，对本地发布疫情信息就属违法。该法第四条规定：“对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常见、多发的其他地方性传染病，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按照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管理并予以公布，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简而言之，任何个人没有公开、正式发布疫情的资质，类似“非典”之类的冠状病毒疫情发布权力在国务院。与此同时，该法第九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有关制度，方便单位和个人参与防治传染病的宣传教育、疫情报告、志愿服务和捐赠活动。”针对疫情相关信息，个人的权力主要在于通过专业渠道向政府报告疫情。第一位向武汉疾控部门报告疫情的医生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的张继先主任。她积极主动地通过正规途径向上级部门报告，并建议地方政府及时采取行动。12月26日，张继先医生接诊时发现有不明病毒引起的肺炎患者，次日即向主管院长汇报，医院迅速向江汉区疾控中心报告。12月28日、29日，该医院又收诊4名症状相同的病人，而且全部来自华南海鲜市场。张继先医生敏锐地意识到情况异常，立即又向医院进行了报告，并建议院方召开多部门会诊。12月29日下午，该医院直接向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了疫情。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快速反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前往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武汉市卫健委于12月30日发布内部通报，次日正式对外发布疫情，通报武汉地区发现了病毒性肺炎。 李文亮事件在疫情期间因公殉职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因为在私下渠道发布病毒信息成为公众人物。2019年12月30日下午，李文亮偶然看到一份检出疑似SARS冠状病毒的报告，当日在同学群中发布了一条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信息，并随后附上检测报告和患者肺部CT图。2020年1月3日，他被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发出警示和训诫。1月初李文亮在接诊病人时感染新冠病毒，后于2月8日不幸殉职。李文亮确实没有通过官方渠道反映疫情。有观点认为，医生是专业人员，在官方尚未确定疫情信息之前，不宜向亲友披露工作中掌握的疑似疫情信息，就好比警察在案件侦查终结前不能泄露案情线索一样，这属于特殊职业的保密义务。更有人指出，涉及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度传染性病毒信息的发布，一定要确定无误后统一口径，由专业部门对外发布，这是一个公共卫生安全管理的基本机制。李文亮是眼科医生，并非在一线传染科或者发热门诊工作，也非对病毒进行专业化验和甄别的医生，也就是说他获取的信息是来源于同事或者医疗圈子，而并非靠自己的专业或者对口的工作正当分析获取。然而，人命关天，他发布的信息事关重大社会利益，公安部门在官方没有发布信息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处理，理据其实处于灰色地带。李文亮的遭遇受到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随着疫情的发酵，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增加，武汉毅然宣布封城，此后再无人公开指责李文亮造谣。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发表文章，表示在武汉市公安机关处罚的8名发布“华南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案件中，“如果机械地理解适用法律的确可以认定，鉴于新型肺炎不是SARS，说武汉出现了SARS，属于编造不实信息，且该信息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符合法律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给予其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有其正当性。但是，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社会言论表达弥补政府能力的不足李文亮事件让公众明白了社会言论表达的价值。现代国家治理是多元的，治理主体包括国家、市场和社会多方，各方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国家权力需要市场与社会的制约，否则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难以保证。因此，国家正规渠道预警与社会非正规渠道预警不是对立的，而是各有所长，相得益彰。从多元治理或权力制约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不能否定社会非正规渠道预警的合理合法性。什么问题都要因地、因时、因事制宜，实事求是，因为规则是死的，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政府不是全能全知的上帝，无法事先知道天上哪朵云彩会下雨。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与人类知识的不足，社会需要有不同意见和声音。面对疫情这类特殊的国家治理问题，人类政治文明规范要求我们对疫情防控价值排序是：生命第一，科学第二，法律第三，政治第四。然而，应对这次疫情，我们就没有遵循这个顺序。从官员到专业人员，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优先意识到疫情爆发流行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带来巨大的危害，反而更多的是考虑政治上的稳定。如果社会非正规渠道预警被堵塞，政府失去社会由下至上的监督压力，有关部门容易应对不力，慢条斯理，坐失良机。张继先医生通过国家正规渠道预警，比李文亮医生还早几天，却仍然未能阻止疫情爆发扩散，就是活生生的一例实证。非常情况下政府要善于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在事关生命安全这种社会关键问题上，赋予公民更大的言论自由，这可以表现出一个政府的执政水平和为民服务的道德高地。由于武汉医护人员的早期预警被当做谣言封杀，而国家正规预警渠道的有关部门，却在早期判断失误，一再坚持说病毒不会人传人，可防可控等，从而导致我们错过了尽早控制疫情扩散的最佳时机。因此，这次史无前例的惨痛教训，应该促使我们开始对涉及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社会言论表达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政策建议第一，扩大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社会言论的空间。仅仅通过国家正规预警渠道应对疫情，从地方到中央存在信息流失问题，需要其它渠道证实信息，这必然产生信息处理时间差，更何况中央还要考虑地方官员素质低下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在中央集权式治理体系下，地方政府不具有足够的自治权，权少责任也少，缺乏主动积极性，遇事层层请示，观望犹豫，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项上缺乏决策效率。如果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社会言论的空间扩大，中央就能第一时间掌握疫情，那么现在武汉乃至全国的局面将会截然不同。第二，尊重常识，建立社会非正规预警渠道以应对疫情。在此次疫情爆发后，疾控系统专家的误判为人诟病。专家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专家意见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情形经常发生。专家意见与群众观感高度对立时，当政者需要高度警觉，综合分析，并进行判断与选择。这一治理路径下，政府要有底线思维，针对危机制定最坏情况下的预案。如果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官员不偏信疾控系统专家的意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那么我们其实有可能避免这场悲剧。人民群众的常识不可低估，这是一个英美保守主义的哲学观点，值得我们领会和学习。第三，回归初心，相信人民群众。工作中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建政后由于客观压力减轻或消失，这方面开始逐渐有所松懈，部分官员存在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力情结，处处替人民群众做主。这归根到底是不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和自主能力，不尊重人民群众的自由选择权，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治理。这次的疫情悲剧便是这样酿成的。从整体上来讲，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人民群众都是真正的英雄。所以，多上门向人民群众拜师学习，敞开门接受人民群众批评监督，主动虚心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才能真正治理好一个地方或国家。第四，真正重视舆论监督。党和国家的新闻舆论媒体若成为“花瓶”摆设，报喜不报忧或贴金不揭丑，其职能就只与官僚主义者利益攸关，而有悖于人民群众福祉。这些年来，大量的党报党刊很少有人阅读，大多是从印刷厂直接到造纸厂，这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因此，通过此次疫情，我们要吸取教训，要有一种自信和“舍得”的智慧，舍得让人民群众批评监督，天不会塌下来；不舍得让人民群众通过舆论批评监督，总有一天要垮台。这是一条唯物辩证法真理，对立统一，相反相成。2020年2月19日上午，湖北省新任省委书记应勇在研究部署疫情防控新闻舆论工作时指出，舆论监督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环，“只有勇于接受监督，我们才不会懈怠；只有勇于接受批评，工作才能不断进取。”他的讲话把握住了习主席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义，这也是湖北疫情发展出现拐点的根本原因之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建荣 2020-03-19 台湾2020大选落幕揭晓，蔡英文凭借操作外部威胁和制造“亡国感”，大量吸取年轻人的选票，最终以817万高票连任。经由2016以来的两次大选，绿大于蓝的政治版图获得巩固，未来四年民进党若无重大失误，国民党短期内要翻身的机会渺茫。 台湾2020大选落幕揭晓，施政绩效不彰的蔡英文，凭借操作外部威胁和制造“亡国感”，大量吸取年轻人的选票，最终以817万高票连任，并带动民进党在立法院拿下61席，超过半数，实现完全执政目标。国民党韩国瑜及亲民党宋楚瑜各自得到552万余票及60万余票，黯然败北。经由2016以来的两次大选，绿大于蓝的政治版图获得巩固，未来四年民进党若无重大失误，国民党短期内要翻身的机会渺茫。民进党于选战后期出现诸多不利议题，包括被揭露操控网军进行负面攻击、强行通过“反渗透法”、警察到处“查水表”（藉由网络监控约谈人民）、蔡英文发言人林静怡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声称主张统一是“叛国”等，这些对蔡英文领先声势带来冲击。国民党在2018“九合一”地方选举取得15席县市长及绝大多数议会席次，加上在选战后期最终出现团结迹象，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民党不无逆转机会。韩国瑜在1月9日于总统府前广场成功造势，令人相信韩蔡两人胜负差距应该不会超过百万票以上，而立法委员席次三党（国民党、民进党、台湾民众党）不过半机率高。然而，台湾选民做出的选择却跌破众人眼镜，民进党在总统及立委选举皆以压倒优势获胜，国民党未能延续2018的胜选气势，重返执政之路梦碎。国民党失利原因国民党之所以败北，首要因素是党内指标性人物不够团结，整合能力不如民进党。2018年地方选举大胜后，国民党有意竞选“总统”的人众多，包括党主席吴敦义、前主席甫卸任新北市长的朱立伦、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及孙文学院院长张亚中等。由于党内协调无方，各方对于初选方式迟无定论，尤其是党主席吴敦义陷入球员兼裁判争端，无法服众，国民党总统人选征召不成，最后改采初选。王金平不参与但声称参选到底，而韩国瑜及最后宣布参选的台湾首富郭台铭最受瞩目。结果初选结束，韩国瑜胜出，但郭台铭愿赌不服输，大动作退党，并投入亲民党及台湾民众党运作，王金平最终也不愿公开为韩辅选，朱立伦同意出任竞选总部主委已是选前一个月，而新北市长侯友宜及台中市长卢秀燕对于出任该市的竞选总部主委则是一再推托。这些大佬及诸侯表现，丝毫不能为韩国瑜加分。面对众志成城的民进党，一个团结的国民党都未必能赢，何况不团结。选举结果出炉，国民党在新北市、台中市及高雄市总共输掉124万票，凸显国民党的诸侯辅选成绩太差，甚至可能危及两年后诸侯们自己的连任。其次，候选人韩国瑜就任高雄市长未久，就抛弃与高雄市民有约的承诺，其参选正当性未能说服多数高雄选民。民进党在选举过程中揪住韩国瑜的尾巴，对他百般抹红、抹黑、抹黄，甚至不惜以其财产、房地产投资戳破其“庶民总统”形象，迫使民众在“讨厌民进党”与“讨厌韩国瑜”中选择，致使民进党在2018年被绝对讨厌的程度得到相当程度缓解。第三、蔡英文从大陆“两制台湾方案”捡到枪，把“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画上等号，逼得韩国瑜也跟进反对“一国两制”。由于“九二共识”被污名化，尽管过去国民党在两岸议题上都可加分，但这次不仅未加分反而失分。2019年6月，香港爆发“反送中”案，韩国瑜第一时间反应迟疑，蔡英文则是捡到第二把枪，力挺香港上街头的年轻人，并宣传“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大举销售“亡国感”，带动反中、仇中议题，强调护主权、保台湾。她还污蔑对手可能是中共代理人，会出卖台湾主权。加上美国及澳洲操作王立强间谍案，污蔑大陆暗中支持韩国瑜，导致选前此案仍混沌不清，陷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局面。第四、蔡英文政府选前大撒钱近五千亿，毫不忌讳公然用政策买票。举措涵盖观光、青年、老人、妇女、农渔民及各行各业，同时也操作环评，放宽各种交通建设计划，从而拉拢各类选民，减轻他们的负担。第五、许多网络民调公司及媒体长期接受民进党政府或其侧翼组织的资助，导致媒体一面倒地批评在野候选人，执政的一方受到的监督不成比例。这也是韩国瑜于政见发表会上仿效美国总统川普、与九成媒体公开杠上的背景。韩国瑜选前对民调盖牌及抨击媒体不公的策略显然没有奏效，不仅未造成这些媒体受到压力或制裁，反而使其一面倒地成为执政者的拉拉队。国民党须变阵图存选举结束后，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立即成为党内头号战犯，被要求负起全责。国民党重新改组、变阵图存势在必然。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曾挂有“革新团结、重返执政”的标语，但反讽的是，革新未见进展，团结连表面功夫都做不到，重返执政成为泡影，这也是形势所然。国民党中常会代表性不足，很多人不敢接受民意挑战，反把参选中常委当成争夺党官。因此，部分中生代立委呼吁在野时期应把县市长等纳入中常会，同时要求世代交替并重用年轻人的呼声再起。国民党若再不痛定思痛，抛掉包袱，想要东山再起，将是难上加难。尤其台湾民众党在台北市长柯文哲领军下，初试啼声，就拿下11%政党票，取得五席不分区立委。柯文哲极有可能投入2024总统大选，届时将会出现三分天下的局面，下届国民党要面对的不只是民进党，还会加上民众党。在李登辉执政初期国民党就出现分裂，新党与亲民党先后出走。这次大选中此二小党已经泡沫化，新党主席郁慕明将请辞不续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称此战是终局之战，但开票日又戏称或许还有续集。考虑到历史定位与中华民国的前途，此二党其实应该考虑回归国民党。国民党内不同意见属于派系理念之争，而与民进党之争则属于路线之争，关系到国族的大是大非。两党不能再有私念私利，继续在外徘徊，成为民进党拉拢对象，否则真是对不起中华民国开国先烈及蒋经国制定的国家发展路线。蔡英文如履薄冰蔡英文虽然狂胜，再度取得台湾人民授权，继续执政四年，但是她的胜利只是挑战的开始。面对棘手的两岸关系，蔡英文难以打破僵局。此前她把中国共产党当选战对手打，又让美国肆无忌惮地介入台湾大选，如今她要破解两岸僵局，谈何容易。如果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又提不出替代方案，在两岸执政双方没有政治互信基础的情况下，陆方对台工具箱里的厉害招数将会层出不穷。蔡英文见招拆招的话，筹码有限，而美国的支持也不能指望。《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今年6月届满10年，如果陆方不同意续签，两岸经贸将会迅速倒退。台湾出口贸易四成依赖大陆市场，有800多亿贸易顺差来自对岸，失去ECFA对台湾的经济冲击将是致命的。台湾欲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R）、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CPTPP）等重要区域经贸组织，但若没有和平的两岸关系，参与其中的政治障碍将无法消除。另外，台湾内部的政治对立、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国民收入的停滞、永续的能源供应、言论自由紧缩带来的民主自由倒退等问题，都将是蔡英文下一个任期无法回避的难题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董 禹 2020-03-16 过去半年来，随着反修例风波所引发的一系列暴力抗争运动，香港社会被不断撕裂。以沈旭晖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更是基于政治立场提出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黄色经济圈”概念，企图将“颜色革命”从街头延伸到商业和经济领域，进一步激化香港的社会矛盾。 过去半年来，随着反修例风波所引发的一系列暴力抗争运动，香港社会被不断撕裂。以沈旭晖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更是基于政治立场提出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黄色经济圈”概念，企图将“颜色革命”从街头延伸到商业和经济领域，进一步激化香港的社会矛盾。尽管“勇武派”的暴力行为有所降温，然而力捧“黄店”、打砸“蓝店”和“红店”（即“亲中”、“撑警”或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商家）的分裂主义行径正在香港社会中蔓延，并成为社会运动的一种新常态。“黄色经济圈”是一场闹剧第一，“黄色经济圈”本质上是建立在违背平等互利自由贸易原则上的“乌托邦”运动。贸易以自愿和互利为基础，参与贸易的双方通过资源交换满足各自所需。在香港这个成熟的市场中，有且只有通过自由贸易才能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保证供求双方的利益最大化。给商家贴标签、绑架消费者、令其被迫选边站的做法，在短期内也许会增加个别“黄店”的营收。然而从长远看，这种恶性的内部循环将会导致整个香港市场的活力下降、效率降低，将来不论是“黄丝”还是“蓝丝”，都会成为受害者。近期，已有不少“黄店”因无法抵抗经济不景气的压力，纷纷陷入倒闭潮，“黄色经济圈”泡沫陆续破裂。策划并发起“黄色经济圈”的学者意在制裁“蓝店”和“红店”，但只有在政府自上而下发起的基础上，经济制裁才有可能在短期内对被打压者造成重击。“黄色经济圈”这种由民间自行发起，以政治立场为由侵犯他人合法市场权益的行径，实际上是一种打压、欺凌和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导致资源分配紊乱，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二，“黄色经济圈”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香港的农业早已无法自给自足，目前主要依靠大陆来满足对农产品的日常需求；而工业更是屡屡错失发展良机，严重空心化，因此“黄色经济圈”想要与大陆完全割席几乎是异想天开。“黄色经济圈”的始作俑者沈旭晖最近提出要弱化“黄蓝”对立，“充分合理”地利用“蓝”资源，使其服务于“黄色经济圈”的发展和壮大。这似乎意味着，在利益面前“黄蓝”无法根本对立，界限可以变得模糊甚至能够随意跨越，这种混乱的逻辑使“黄色经济圈”注定成为笑柄。香港的消费者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对“黄店”形成绝对的忠诚。实际上，忠诚度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随时可能流失。对于商家而言，消费者信任是其成功的基石，而商家的品质则是消费者忠诚的基础。目前被列在“黄店”名单上商家多为势单力薄的本地小规模企业，如未来需求量骤增，其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充分保障。经过时间的洗礼，“黄丝”会逐渐恢复理智，之后恐将做出新的选择。第三，“黄色经济圈”已沦为敛财的幌子。“星火同盟”因涉嫌洗钱，其账户存款被冻结，于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和政客打起“黄色经济圈”的主意，以支持示威活动及被捕人士为由，试图寻求新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部分暴徒通过非法众筹、强迫交“保护费”、发“抗争币”等方式趁乱大肆敛财，让“黄丝”和“黄店”的利益均受到了严重损害，并引发了内讧。政治绑架令经济陷入衰退台湾曾为四小龙之首，但长期的党派斗争导致岛内经济一直停滞不前。韩国瑜在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中提出“经济最重要，不要搞意识形态”，将台湾民众的视线重新拉回到经济上，并顺利高票当选高雄市长。然而好景不长，在2020年1月11日刚刚结束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蔡英文重打政治牌，以保护台湾的“自由民主”作为竞选筹码，利用各种执政资源创造“恐中”“反中”氛围，最终以创造历史的高票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显然，蔡英文通过操纵意识形态，利用香港反修例风波，成功保住了其“总统”权位和既得利益。民进党此番大胜，将使两岸关系继续僵持无解，而失去了大陆的市场及相关支持，台湾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难有大的起色。所谓“黄色经济圈”，无非也是想利用政治来绑架经济。如果不加以警惕，香港也极有可能重蹈台湾的覆辙。在全球经济放缓、中美贸易战持续的大背景下，港府于2019年初公布的财政预算案预测全年经济增长2%至3%。然而，暴力活动的负面影响使香港经济状况急转直下，2019年11月港府对当年GDP实际增长的预测下调至-1.3%，这是香港经济自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负增长。如果2020年社会失序持续，消费和旅游业将萎靡不振，而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也将严重影响境内外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的经济前景将越发黯淡。冲破“黄色经济圈”，港府应有所作为第一，尽快扭转香港社会的泛政治化倾向。从2014年的“占中”到2019年的“反修例”，香港已经逐渐沦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政治城市”，过去多年累积的核心竞争力被严重侵蚀。尤其是年轻一代港人受到教育和网络新媒体的影响，已彻底被不合香港社情的西方价值观洗脑，完全不在乎经济下行的风险。香港除了内忧还有外患。作为反修例骚乱的幕后黑手之一，台湾当局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目前的台湾社会，政治已凌驾于经济甚至是司法之上。从蔡英文近一年多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为了选举，一切事务都可以被政治化。港人福祉、台湾民众利益、台湾社会的未来和前景，在选举面前都是可利用的炒作素材和与各方势力交换的筹码。港府应在新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改变施政思路，转变工作方式，在关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同时，尽快扭转本地泛政治化倾向，保持香港长期稳定和繁荣。第二，重塑理性和谐的社会气氛。只有深入剖析产生社会分裂、出现不满情绪的根本原因，重新审视港府在民众中的形象，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促进“蓝丝”和“黄丝”的沟通与互动，这样才能对症下药，促进社会团结与和解，减少社会对立与冲突。此外，在充分了解香港青年人的新需求、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基础上，港府应该为广大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逐步提升他们对内地、对国家和对自身身份的认同。第三，坚守“一国两制”，谨防境外势力。部分西方国家试图利用香港牵制中国大陆发展的意图已表现得十分明显，但种种迹象表明，外国势力似乎并无意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毕竟只有维持现状才能让他们在香港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然而，为了限制中国的高速发展，国外势力必须在整个香港社会创造“恐中反共”的氛围，在意识形态上造成内地与香港的对立，使香港服务大陆的“中介”价值无法充分体现，从而为内地的发展制造阻碍。如何扭转这种局面，让香港成为“一国两制”最好的范例，并以此助力台海两岸和平统一，这是摆在港府面前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力 陈杰 2020-03-02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问题。制度确立以后，治理的运行决定着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对当前问题和挑战的分析要更多基于治理的视角；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也需要更加重视治理水平的提升。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伟大成就，强调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问题，其中包含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即应该明确区分制度和治理的不同特性，以保证我们在不断完善制度的过程中，把握评判标准，不受干扰，同时也能够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精准发力。不应混淆制度与治理评价制度与治理是两个层面的社会掌控问题。制度是人类社会运行最基本的架构。人类社会演进最大的飞跃就是制度的转化。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制度的历史阶梯，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阶梯。社会基本制度成长的周期很长，因此，对制度的考察应该有比较长远的历史眼光，要有大历史观，才能够得出正确的判断。治理是制度在具体领域的展开与执行，是制度的行动化、操作化，最终使制度产生社会发展效应。治理与制度对接，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一是治理体系，包括参与治理的各种主体、治理的机制规则和方式方法；二是治理能力，包括动员、组织、协调、统筹、整合各治理要素的水平。所以，制度是制度，治理是治理，二者既紧密联系，也具有根本区别。离开了制度，治理就会无序化，甚至根本谈不上治理；而离开了治理，制度就会虚化、空化。全面深化改革要处理好制度与治理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包含制度和治理两个层面，是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进步。一方面，好的制度一定要与好的治理相契合，否则发挥不出制度的优势；另一方面，要把制度设计好、建设好，否则治理很难展开并获得良好效果。制度建设越是趋于完善、成熟，治理的重心就越要体现出来。对制度和治理的评价不能混淆。由于过去长期没有对制度和治理作出明确区分，即便后来有了区分，又因为制度与治理紧密关联、内在统一，并且其价值最终都要通过社会实践的成果体现出来，所以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宣传教育都常常将二者混淆、等同，使我们陷入悖论和困境之中。某一社会问题究竟是同制度相关联，还是源于治理方面的原因，一定要弄清楚。如果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就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来解决，停留在治理层面的应对，至多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如果是治理方面的问题，则应该通过治理的完善来加以解决，决不能够随意上升到制度层面，动辄怀疑制度、否定制度，这样不仅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蔓延。区分制度和治理的不同评价，关键在于把握大历史观。首先要有对制度的宏观定位。讨论任何问题都要有一个大的历史前提，即与制度相对应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用这一阶段社会发展的大势来认识和定位其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事、某一例或某些社会现象。所谓把握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实际上也是认识制度的本质属性和功能。有了这样的基本定位和判别以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予以治理的考量和分析。治理的评价是从属于制度的，是机制运行、组织协调、操作规范等运作层面进行的考察，是制度转化为实际效能的关键环节。不把握好这一环节，不仅好的制度发挥不出效能，甚至会使人们对本来良好的制度产生不自信。区分制度与治理评价，有利于化解我们经常遇到的悖论，即不敢正视问题的存在。一方面，我们认为国家的制度是好制度，不应该存在问题，于是尽量掩盖问题；另一方面，面对问题又不敢坚信我们的制度，丢失制度自信。好的制度存在着治理的不完善是很正常的，这意味着我们要加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把握好我们的工作重心，防止在制度问题上出现“左”和“右”的偏差。“一国两制”需要在治理层面落实利用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甚至是杜撰出来的问题来攻击中国的基本制度，是西方政客的惯用伎俩，在最近的香港问题上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自己的阵营中也出现了怀疑和取消“一国两制”的言论和思潮。分析香港乱局一定要区分制度和治理的不同。香港问题是治理中遭遇的挫折，而不是制度上的问题。评价“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一定要有大视野。香港的胜利回归、20多年来的经济繁荣、抗击金融风暴的成功、良好的发展前景等大视野下的历史轨迹和文明建树，是检讨“一国两制”工作时不可忽视的大背景。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香港境外，那么可以看到“一国两制”在澳门更加成功的实践。1999年正式回归后，澳门的人均GDP增长了4.6倍，位居世界第二，社会繁荣，人心安定。澳门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当然是建立在“一国两制”制度基础上的。所以，解决香港问题应该从治理而不是制度层面出发。“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是对现代国家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大视野的考察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和实践的成功。把社会发展关注点聚焦到治理上，这其实也是澳门比香港更加成功之处。如何促进香港的治理的确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例如，怎样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和保障地方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如何真正构建起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避免在治理中遭遇掣肘？如何进一步促进和提高经济和民生水平？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其实西方政客明白制度与治理的区分，因此竭力避免把西方社会问题归结于基本的制度设计。例如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事件后，美国政客没有将其归结到美国的“三权分立”安排以及其基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而是努力维护和改进美国的治理体系。然而，西方善于把其它国家出现的问题上升到制度层面，这是当今世界制度博弈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值得我们警惕。治理的运行决定着制度功能的发挥长期以来，西方攻击中国的惯用方法，就是把他们“发现”的所谓中国问题，尽量地归咎于中国的制度。抹黑中国，最彻底的就是抹黑中国的根本制度；否定中国，最重要的也是否定中国的根本制度。西方力图推动的所谓“颜色革命”，其实就是用西方的制度取而代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已经越来越成熟和完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辟地概括了其体现出的13个方面的优势，这对于我们增强制度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制度建设的完善，治理的历史使命也越来越鲜明地体现出来。如果制度的优势不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治理的效能，那就仍然不能很好地推动社会发展，甚至还会出乱子。反过来说，现在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属于治理而不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这是我们当前所处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属性所决定的。把握好制度优势向治理转化的关键环节是把握我们面临的历史使命。我们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不能动辄怀疑国家已经在实践检验中确立起来的制度体系。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一遇困难和挑战，就拿民营企业说事，要他们退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一看到运作中出现了问题，就怀念计划体制，力图削减市场的功能。值得强调的是，制度确立以后，治理的运行决定着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对当前问题和挑战的分析要更多基于治理的视角；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也需要更加重视治理水平的提升。这同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把重心放在制度的“四梁八柱”建构上迥然不同。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把握好工作重心，处理好制度自信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避免陷入制度评价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