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一）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庆强 2013-04-15 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健康发展，需要增加研发投入，而不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线投入；需要尊重市场规律，而不能靠政府补贴和施救维持一个行业；需要靠成熟的产业结构主动转向高效节能低碳的结构，而不能靠政府生拉硬扯地去调整。 太阳能是全球最丰富、最广泛、最具有开发潜力的可再生能源，由于全球能源短缺问题的日益严峻以及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不断显现，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中国乃至全球普遍关注，已经逐步成为开发热点。 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的推广带动了对光伏设备的大量需求，光伏产业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大量的光伏制造企业纷纷上马，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尚德）就是该背景下成立的光伏企业之一。 然而，光伏巨头无锡尚德于2013年3月破产重组，从辉煌到破产重组只有短短几年时间，虽然受到市场形势的影响，但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本身的因素至关重要。 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在技术和生产成本上一直存在着一对矛盾，晶体硅电池光转换率高（15%-17%），但生产成本高，原料不易取得；合金薄膜电池生产成本低，但光转换率低（13%-14%）。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成本中，电池片成本约占总成本的70%。近年来各国加大了对太阳能技术的研发力度，技术水平迅速提升。光伏电池技术正朝着高效率、大面积、薄膜化发展。 新的硅切片技术已使太阳能电池硅片厚度从450微米-500微米下降到目前的160微米-180微米；改良型西门子法、新硅烷法等硅料生产新技术已被广泛使用，与传统方法相比，新硅料生产技术将硅料生产成本降低了30%-50% [1]。 同时，新一轮薄膜光伏电池的研究及产业化热潮正在兴起。目前生产1Wp光伏发电组件成本为3.8美元-4.3美元，预计2020年将下降至1美元以下 [2][3]。 太阳能转换率提高和生产成本降低是光伏发电行业追求的技术进步，但是，日新月异的技术使光伏发电生产线也随之迅速更新换代，导致新上的生产线很快成为淘汰技术，刚上的生产线很快会被淘汰。据估计到2016年，全球约有20GW现有的太阳能光伏设备需要升级或者更换 [4]。如果企业不能及时对技术提升做出变化，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由于行业核心技术仍由发达国家掌握 [5]，面对技术提升带来的变化，中国企业处于严重的劣势地位。相关链接：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二）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三）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四）

天大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课题组 2013-04-08 经过八年时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终于在2012年12月31日落下帷幕。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2013年正式拉开帷幕，中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开发也将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发生一次震荡。然而，早在多哈会议之前，中国风电CDM项目就已经步入“严冬”。步入严冬：注册率高、签发率低，半数项目未签发减排量 风电CDM 项目注册率高，但签发率低。至2012年12月31日，我国共批准了4,782个CDM项目，其中2,983个已成功注册，而且注册项目中仅有1,007个获得减排量签发；同时，我国共有1,529个风电CDM项目通过了审批，其中1,211个已注册，仅有353个获得签发。虽然我国风电CDM项目79%的注册高于全国所有项目类型62%的注册率，但已注册风电CDM项目的签发率只有29%，低于所有项目类型33%的签发率。 已注册风电CDM项目的主要分布于华北、东北、西北等风资源丰富区域。至2012年12月31日，华北、东北和西北区域注册项目数量分别达到534个、258个和215个，占所有注册风电CDM项目的83%，其它区域的项目数量较少。我国已注册风电CDM项目的分布与我国风力资源分布的丰富区域相对应。 风电CDM项目注册时间集中在第一承诺期的最后3年。至2009年12月31日，我国只有144个风电CDM项目注册，自2010年起出现快速增长，2010、2011和2012年的年注册数量分别达到了180个、268个和619个。 《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是从2005年2月16日开始到2012年12月31截止。中国大量的风电CDM项目集中在第一承诺期的最后3年里注册成功，虽然也是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也意味着在2012年底之前，这些项目在第一承诺期只能签发很少的减排量，或者没有任何减排量。  大雪封门：碳市场低迷、买家违约，中国业主告状无门 自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连续爆发以来，碳金融作为金融衍生品，也随之进入低迷状态。二级市场在2008年初达到27欧元/吨的高价后，一路下跌，2012年初跌破1欧元/吨，2012年底跌至0.2欧元/吨的谷底 [1]。多哈联合国气候谈判后，这种低迷状态不仅没有改善，仍在继续探底。目前，有些项目的CDM全部收益已经低于项目开发成本，更不用说尚未获得任何CDM收益的项目。CDM收益低于开发成本的趋势，将直接降低项目业主开发CDM的积极性，可能放弃正在开发的CDM项目，或者取消开发计划。 在国际碳市场上，能够购买CDM碳减排量的买家只有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的企业。有些买家，购买减排量是为了抵消自己的减排义务，降低减排成本；但是，大部分买家是中间商，从一级市场买入减排量，再在二级市场卖出，例如一些国际投行、资产公司分别扮演了“CDM买家”的角色。在碳价格不断上升的时候，大量买家涌入市场；在碳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大量买家开始拖延注册和核查程序、延迟履行合同义务、逃避付款，甚至宣布破产来退出碳市场，总之，买家秀出各种违约方式。买家需求减弱、买家以各种方式违约、买家退出市场，买家的种种表现使CDM项目开发严重受挫。 在2005年到2008年底这段时间，许多国际买家进入中国市场，大量收购CDM的减排量，尤其是将目标锁定开发质量相对较高、风险相对较小的风电CDM项目，并且以8欧元/吨——14欧元/吨的固定价格签订了碳交易合同。进入2011年，当二级碳市场的价格已经跌破8欧元的时候，买家对新签发的减排量不再表现出支付意愿，要么逼迫中国CDM业主签订补充合同，将定价修改为浮动价格；要么违约，甚至宣布退出碳市场。目前，大量持有风电CDM减排量的业主得不到买家支付，开始陆续诉诸于法律。而中国CDM项目业主与国际买家签订的多是英文合同，依照英国法律执行，仲裁机构也大多选在境外，因此，在法律支援上受到很大限制，诉讼获胜的几率小，诉讼费用也会相当高。这些因素将可能会对中国CDM业主造成沉重打击。  雪上加霜：《京都》保留、义务缩减，风电CDM无力回天 2012年12月8日在多哈闭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8次缔约方大会和《京都议定书》第8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的“多哈之门”一揽子协议中，包括了《京都议定书》修正案明确规定延续第二承诺期到2020年为止。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这是一个积极的成果，意味着仍然可以继续开发CDM项目，仍然可以将CDM项目签发的减排量卖给需要完成减排任务的发达国家，从中获得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和技术。从形式上看，多哈联合国气候谈判成果保留了《京都议定书》，风电行业仍然是能够从CDM中受益的行业之一。 但进一步分析多哈谈判的具体内容，就会发现，美国仍然游离在《京都议定书》之外，与此同时，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先后表示退出京都二期。目前承诺加入第二承诺期的国家只有欧盟、澳大利亚和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总排放量只占全球排放量的15% [2]。 欧盟承诺至2020年减排温室气体20% 的目标（相对于1990年的水平） [3]，但欧盟在第一承诺期减排已基本达到20%。按照该目标执行，欧盟对发展中国家CDM项目减排量的需求将严重不足。发达国家萎缩的减排目标造成碳市场需求不足，对CDM开发产生致命打击。盼望春天：提供碳交易法律支援，建立中国自己的碳市场 当前迫在眉睫的需求是为企业提供碳交易的法律支援。在中国自己的碳交易法律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碳交易的冲突已经从风险变成了现实[4]，中国的风电企业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碳交易法律纠纷。这些纠纷不仅标的巨大，而且涉及大陆和欧美不同的法律体系，涉及国际法、经济法、物权法等不同的内容。许多中国企业没有自己的律师支援，即使有律师的企业，往往不懂得国际法，没有接触过欧美法系下的碳交易判例。中国政府需要高度重视在碳交易法律体系建设上的空白和跨国经济纠纷上的弱势，要积极调集法律力量，研究碳交易冲突案例，为中国企业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否则，眼下这第一次“减排战争”的损失，“拱手相让”的将不只是一个“钓鱼岛”。 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碳市场和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虽然在基础四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通力配合下，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保留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期[5]，但是，发达国家萎缩的减排目标，使国际碳市场需求不足，尤其是对中国CDM项目的减排需求微乎其微，使《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期变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空壳”。在国际碳市场萎靡不振的情况下，谈判的成果付之东流，依托CDM项目存在的中国碳市场几乎走到了尽头。但是，“否极泰来”，中国自己的碳市场应该从这里诞生！中国不能依靠国际碳市场来救中国，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碳市场，建立自己的碳交易法律保障的体系[6]，产生能够与国际碳市场对接的减排量，为2020后以新的实力重新进入国际碳市场并能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打下坚实的基础。参考文献： [1]...

天大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课题组 2013-04-05 欧盟将民航运输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欧盟ETS），对目前悬而未决的民航减排谈判推波助澜，引起全球关注，更引起极大争议。国际民航运输业不同于固定源行业，其排放跨国进行，国际性是其鲜明特色，从而导致国际民航运输减排非一国和一地区能解决，需要“全球解决方案”（global solution）[1]。来自于民航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快速，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排放的增速。据欧委会预测，即使年均燃油效率改善率达到2%，2020年来自国际航空运输的排放将比2005年增长70%，2050年则将比2005年增长300%—700%[2]。近年来，民航减排谈判逐渐成为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热点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多哈会议，经过两周马拉松式谈判最终形成的系列成果文件“多哈气候之门”（Doha Climate Gateway）中[3]，涉及民航减排部分主要体现在《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的工作成果》、《巴厘行动计划下的成果》及《长期资金工作计划》三部分[4]。 多哈会议有关民航减排的主要成果 工业化国家民航减排的有关义务继续适用。《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的工作成果》中，《京都议定书》延长了第二承诺期，因此有关于民航减排的第2.2条将继续有效适用。 国际民航减排分歧巨大，未形成文字结论。《巴厘行动计划下的成果》中，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AWG-LCA）对于民航减排未形成文字结论（no text），因多哈会议后该工作组将“关停”解散，民航减排议题的“并转”成为新的问题，最大可能是转移至“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ADP）下进行。民航减排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主要场所是AWG-LCA下的“合作的行业方法和特殊行业行动”议题，该议题在“巴厘行动计划”中被限制为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1（C）条下的“技术转让与扩散”，而非行业减排的政治谈判。然而，自2007巴厘岛会议以来，民航减排问题，演变为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议题中的“是或否”（to be or not to be）的政治性问题，该议题一直是所有分歧最大的议题之一。 民航业不排除成为长期资金来源的可能。《长期资金工作计划》虽未明确提及民航业，但“资金来源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及替代性资金”的表述清晰表明民航成为长期资金替代性来源仍然是可能选项。资金议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议题中是“如何落实”的技术性问题；长期资金议题是落实发达国家2020年前提供每年不少于1,000亿美元援助资金问题。部分发达国家和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提出将民航业作为长期资金的主要来源，虽然存在反对声音[5]，如日本和欧盟反对民航业作为长期资金“单一来源”，认为这将是“不恰当和无效的”（inappropriate and ineffective）；基础四国及主要发展中国家也反对该建议，认为将增加空运成本并影响到国际贸易，但该议题未来将继续讨论民航业的出资责任问题。   UNFCCC与国际民航组织的主渠道之争 不同国家坚持民航减排归属不同的主渠道。自2007年巴厘岛会议至2012年多哈会议的长达5年时间中，民航减排谈判各种细节分歧和立场对立，总结起来可归为一个问题：解决民航减排问题的主渠道是UNFCCC，还是国际民航组织（ICAO）[6]？整体而言，“基础四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主张UNFCCC是主渠道，因此提出民航减排应遵循UNFCCC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提出“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责任”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发展阶段和国情”。欧盟、美国等伞形集团等发达国家则认为ICAO是主渠道，进而提出UNFCCC不能对ICAO“指手画脚”，ICAO应按照其《芝加哥公约》确定的“非歧视”原则独立处理民航减排问题。新加坡等小岛国试图对渠道之争进行“折衷”，提出通过ICAO主渠道处理民航减排问题，但“同时考虑到UNFCCC的原则和条款”。 不同的主渠道意味着坚持不同的减排原则。具体而言，坚持UNFCCC的主渠道，则意味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民航减排问题上将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承担不同减排责任，发达国家将对比《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规定承担民航量化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无量化减排，在2020年前仅开展自愿减缓行动。相反，若坚持ICAO的主渠道[7]，则意味着民航减排需按照ICAO的《芝加哥公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非歧视”、“无差别”地共同承担民航减排责任，以防止出现同一条航线上实施不同减排安排导致的竞争扭曲和不平等竞争。目前欧盟将民航运输纳入欧盟ETS延缓一年执行[8]，实质还是通过“下台阶”方式希望ICAO推动欧盟模式的基于市场减排方案，最终采纳欧盟做法推广到全球，根本目的依旧是推动“非歧视”原则指导下的全球无差别减排。...

穆 骏 2013-04-02 中国外交工作的未来发展，正如去年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对中美关系所做的描述：路在脚下。中国未来十年应该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探寻适合中国国情与实际的外交政策。 一些媒体认为习主席上任后首访俄国，“联俄抗美”意味很浓。笔者个人认为，这是一种误读。习主席去年访问美国，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此次访问俄国、访问非洲大陆，可以视为中国同这些国家更深层交往的开端。要知道，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更主要的是依靠和欧、美、澳、日等发达国家发展关系，起始于邓小平访问法国与美国，但目前中西关系也达到了某种极限，要往前推动，可能也有很多问题。那么，是否可以加深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探索一片外交的新领域？ 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可以说比较成熟，例如生意做到一定时候，也就这样了，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去哪里去，但同非洲国家、金砖国家等其他一些国家，则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0多年来，中国的外交工作基本上都是按照邓小平制定的路线在走，包括我们熟悉的“韬光养晦”等，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符合中国国情，对中国发展经济是有利的。现在中国确实强大了，于是很多人认为外交政策应该改变，例如不要“韬光养晦”，要更积极进取，要硬起来。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外交上该强就强，该软就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是你调整政策就能改变的。有些东西，你不能强硬，否则欲速则不达，硬而易折。   中国外交工作的未来发展，正如去年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对中美关系所做的描述：路在脚下。中国未来十年应该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探寻适合中国国情与实际的外交政策。对摒弃“韬光养晦”等大的政策转向，一定要慎重，不能轻易改变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并延续至今的外交政策。 我们还要看到，习主席出访过程中妙语连珠，充分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风采，习夫人彭丽媛更是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眼球。美国、澳洲等西方媒体对习夫人的报道很正面，对于西方那种以挑毛病为主的媒体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可以不夸张地说，习夫人得分，让此次访问得分，也让中国得分。这是一种中国人不太习惯可能也不了解的外交软实力，在西方已经有了一些年头。 中俄友好是大势，在欧美构筑并依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中俄两国是一股重要的抗衡力量。没有中俄两国在联合国的作用，欧美早就一统天下了。但我们要认识到，俄国对西方的依赖也在加重，其抗衡作用更多地显示在“口头”与反对票上，已经没有前苏联在当时国际格局中的那种力量与意志。 在金砖国家峰会上，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计划建立1,000亿美元的应急基金，其中中国将提供410亿美元，巴西、俄罗斯与印度各自出资180亿美元，南非出资50亿美元。中国出资接近一半，对此网友有诸多不解，认为这是撒钱，其实这种看法不够成熟。习主席上来后，加强金砖国家合作，中国在其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国总统普京将金砖五国比喻成动物中的“五大巨头”——大象、犀牛、水牛、狮子和豹子。这引起外界一片猜测，不知道他如何把这些国家一一对应这些动物。有人说，中国是豹子。是豹子倒好了，快而猛。但就目前情况看，恐怕中国算不上豹子，最多是一头大象，敦厚有余而勇猛不足。人家其他几种动物用来攻击的牙齿，在大象身上，竟然是常常被砍下来偷运去卖钱的昂贵“商品”：象牙！中国显然要避免当这种有“牙齿”不吃肉的草食动物，避免为人作嫁衣。  

穆 骏 2013-03-27 这位原本就是镁光灯聚焦的人物，跟随着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首次亮相，取得了空前成功，展开了“中国第一夫人”的魅力攻势。 3月22日至30日，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全球瞩目。陪同习近平一起出访的夫人彭丽媛，首次以“中国第一夫人”的身份亮相国际舞台，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纽约时报》一篇题为“彭丽媛：从歌后到中国第一夫人”的文章，描述了彭丽媛的艺术生涯，展望了她未来所要扮演的新角色。文章认为，彭丽媛形象姣好，在中国享有盛名，绝对有实力打破中国历任第一夫人一贯默默无闻的传统。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美国总统访问外国时向来都会安排自己的夫人助威，现在习近平的歌唱家夫人也将加入到为国争光的行列。据报道，习近平在南非德班参加金砖峰会期间，彭丽媛将有一个单独的行程，那就是发表演讲。彭丽媛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第一夫人。 而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此时的微博等网络平台已经满屏尽是“丽媛风”。一位网络媒体的主管宣称，自从有了互联网，无论是作为歌唱家，还是作为政治人物的夫人，得到如此多网民追捧的，彭丽媛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 媒体及网友的一致好评证明了这位原本就是镁光灯聚焦的人物，跟随着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首次亮相，取得了空前成功，展开了“中国第一夫人”的魅力攻势。 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这种夫人外交、夫唱妇随的例子比比皆是，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欧美领导人，大多有夫人助阵。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米歇尔以其独立、自信与时尚的个人风格，对内，无论在奥巴马竞选还是执政期间，都赢得了不少的民意票数；对外，也展示了美利坚的大国风范。 被网友们亲切称为“彭妈妈”的“第一夫人”成为习近平身边一道亮丽的风景，更衬托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平实、亲民、自信与开明。 去年12月，中国官方媒体史无前例地刊发了习近平与家人的合影，官方媒体还罕有地报道了习近平的家庭生活情况。有公共关系专家表示，这些照片和报道表现出习近平有感情，有家庭，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些在西方已经习以为常的事，在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却并不多见。 早在这次出访前，习近平于3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俄罗斯、南非、印度、巴西和中国新华社记者的联合采访时，被问及作为新一届中国领导人，能否向外界介绍一下个人的情况，每天工作和生活怎样，能有多少时间与家人相处，有什么爱好爱好等等。习近平回答说，他自己最大的爱好是读书，爱好体育运动，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和家人一起。 毋庸置疑，这种种表现，都能起到去除“第一家庭”神秘感、以领导人家庭的和谐融洽树立良好形象的作用，更加成功地打造一个有魅力的国家领导人形象。美国一家智库宣称，彭丽媛是习近平主席最有效的“外交软实力”。可见，从美国媒体到美国智库，能够在短时间内接受习近平夫妇，这本身就是中国“外交软实力”的一个突破。 越来越多有头脑、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们更注意通过提升形象效益来凝聚民心民意，中国也不能例外。纵观新一届领导人面对公众传媒的言谈举止，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公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也表明中国国家形象公关意识正在觉醒并逐步提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窦靖波 2013-03-21 香港是一个带有鲜明移民特征的城市，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持开放是其活力来源，但是陆港矛盾由社会经济问题逐渐变得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已经严重损害了香港的形象和竞争力，再加上政策制订上的短视，治丝益棼，反而令矛盾更加尖锐。 3月1日起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实施限制携带奶粉出境的规定，试图缓解因内地人来港抢购奶粉而造成的奶粉荒，平息本地民怨。这项政策不但引起内地部分年轻父母的不满，也招致一些自由市场主义者的批评。两地因奶粉造成的矛盾与冲突，表面上是争夺资源的社会经济矛盾，但是在香港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已经由简单的情绪化对抗，上纲上线演变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反中国大陆运动的一部分。 实际上，近两年香港与内地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中，从2011年底反对双非婴儿到2012年春节两地网民互骂，再到去年下半年的打击水货客行动，都可以发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影子。两地融合变为政治不正确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香港新老移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一直存在，尤其是在每一波大的移民潮到来之际，矛盾更为明显、激烈。但这些矛盾基本上都是在香港狭小地域内展开的生活空间、生存空间之争，是本地人因生活受到大量外地人冲击而出现的一种本能的情绪化反应，随着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新移民逐渐融入，这种对抗情绪很容易就消退了。 2010年初的香港“反高铁”运动由环境保育、本土化运动人士所主导，其主要方向是反全球化，但其中已开始带有一些反大陆化的色彩，反对与中国内地的融合，试图让香港在经济上独立发展。但整体来说，2011年之前，要求两地融合发展仍是香港的主流方向、主流论述。当时谈论两地融合主要从经济互惠互利上考虑，即使涉及政治、社会层面，多数港人也认为，香港会以自己的制度优势带动内地社会进步，这一方面体现香港社会积极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也体现港人对本身制度优势保持自信。 自2011年下半年特首选举展开后，不仅亲共反共的政治议题白热化，原本较为情绪化的社会议题也经常被上纲上线，越来越泛政治化，矛盾激化时更呈现明显的意识形态化色彩，被一些力量借来反对两地融合、反对中国大陆。 2012年中香港出现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运动，成为梁振英政府上任以来的第一大考验，也让有关粤港合作、深港融合议题在香港变为政治不正确。实际上，港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探讨新界东北的策略性增长潜力。“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将成为香港未来公共住房的主要来源，对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大有助益，而为了解决居民在区内的就业问题，商业区和商业住宅区也必不可少。但反对者对这些合理因素统统视而不见，将此计划简单标签为“新界东北兴建富豪双非城计划”，并捆绑上梁振英近年推进深港合作、开发新界北的动议，试图抹黑梁振英，这就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泛政治化撕裂香港社会 在其他社会文化领域，泛政治化现象也比比皆是。例如部分商家为方便内地游客而制作简体字告示、招牌，惹来部分人士发起反“残体字”运动等。一些香港知识分子还引经据典，为反大陆化提供了另类“依据”，近年一直鼓吹香港本土意识的陈云在香港媒体上连续著文分析诸多所谓“语言文字入侵”现象，批评九七后香港公共传播语言在“与北京看齐”。 对于语言文字使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知识分子感觉敏锐，可以提出来探讨，但是上纲上线到“与北京看齐”，实在有点唯恐天下不乱。香港知识分子中一直存在“恐共”、“反共”情结，近来有人甚至把简化字看作共产主义革命的产物，却全然不知简化字运动从清末即已开始。 与过去那种为反共而反共的意识形态化不同，现在的香港已经发展为由于不喜欢中国内地而“仇中”甚至“反中”，从反共到反对中国政府，从仇视内地人到仇视带有中国内地特征的一切。长此下去，带有中国内地背景、特征的人，都会成为一个特别标签，成为一种“原罪”。 情绪化的适当发泄有利于释放社会压力，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但随着陆港矛盾冲突逐渐增多，社会经济问题变得泛政治化，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不仅造成两地民众的对立，也会加剧整个香港社会的撕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台湾社会就是典型的例子，岛内政治势力为了赢得选举而操纵族群议题，硬是把整个社会撕裂成“蓝”、“绿”两大阵营，连一个家庭内部也会为挺“蓝”或挺“绿”而发生冲突。 更令人忧虑的是，港府在重大议题上的决策也容易被民粹所绑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反对双非婴儿运动。不可否认，双非婴儿的确影响到港人一些切身利益，如挤占医院床位，分摊港人社会福利等。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人有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双非婴儿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从民间到媒体、政府都没有认真思考过：当初为何放开内地人来港产子？原因其实摆在那里，就是因为香港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危机，要补充新鲜血液，而让内地富有阶层来港生子，为私家医院创造收入，从短期到长期都是对香港都是有利的。之所以出现影响港人利益的问题，显然是政府当初制定政策时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没有考虑相应的医院床位乃至学校学位的配备，政策制定者的短视由此可见一斑。民怨四起之后，港府一刀切停止内地人来港产子，政策缺少延续性，一些私家医院无所适从，也令港府公信力受损。此次限带奶粉出境政策也同样存在一些可以商榷之处。政府决策不能简单地迎合民粹，而应着手就两地融合建立正确的论述，以疏导民情，从而掌握施政的主动。举重若轻化解陆港矛盾 香港是一个带有鲜明移民特征的城市，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持开放是其活力来源，但是陆港矛盾由社会经济问题逐渐变得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已经严重损害了香港的形象和竞争力，再加上政策制订上的短视，治丝益棼，反而令矛盾更加尖锐。可以预见，未来几年，香港社会生态与政治运动将更加复杂多变，港府施政难免捉襟见肘。陆港矛盾冲突有走极端的倾向，这对缓和香港现阶段社会矛盾非常不利，也不利于港府施政，应该引起北京的重视。 对于“反大陆”的倾向，北京一方面要区别对待，区分哪些是情绪化的反应，哪些是别有用心的煽风点火，另一方面要举重若轻，不要把所有问题都上纲上线，即使是尖锐的批评者也要有包容态度，而不能动辄从意识形态上或动机背景去讨伐批判，要看批评是否在理，是否可以进一步沟通。 与香港社会的沟通，需要善用具有独立性的民间组织、香港学者，建立信任基础。对于他们所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批评建议，不仅要听取，更要以实际行动来回应。香港较为温和的学者陈健民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近年与北京来的学者颇多沟通，但有感于这些沟通毫无作用，也并未影响北京对港在政治方面的决策，他表示“对中央的心已死”，并全面停止与中央的对话。北京应从陈健民的转变上汲取教训，不要把可以团结、统战、沟通的对象推到另一边去。因此，在对待两地矛盾冲突上，北京不能无所作为，但也不可强有作为。 对于两地融合，北京决策时需要力避单向度的思维。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会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因为大商家能从中受益，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却被挤占。分配问题一旦恶化，会助长本土意识，加剧陆港矛盾，近期香港舆论浮现对于自由行政策的各种批评已可见一斑。因此，北京在推动两地经济融合，谋划挺港经济政策，需要多维度思考，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多元因素，注重平衡香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港澳观察》2013年2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百达 2013-03-18 假设民共关系能够在2016年前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两岸从而建立起良性、均衡的互动发展模式，则即使届时台湾再次出现政党轮替，也不至对既有的两岸关系造成太多冲击。同时，中共将于隔年(2017年)举行的十九大，亦较可不受台湾可能再次出现的政治变局所牵动。 2012年10月初，民进党中常委谢长廷应国际调酒协会邀请，以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这一民间社团负责人身份前往中国大陆访问。相对于2005年国共两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开启两党关系正常化，由于民进党并不接受“九二共识”，致使双方公开正式的党际互动迟难开启。谢长廷此行意谓着即使民共两党目前仍不具备党际关系的政治条件，但双方实质交流不仅有助早日实现民共关系正常化，也为两岸关系全面正常化创造更好条件。 谢长廷此行已对民进党的两岸路线及国民共三党权力格局产生微妙的再平衡效应，后续发展尚待观察。若其2013年3月在大陆全国“两会”后以导盲犬交流名义再次登陆，甚至逐渐朝常态化方向发展，必将进一步扩大其政治效应。民共没有只经不政的缓冲空间 从谢长廷此行比较现阶段民共两党相对于国共两党的互动发展模式，彼此间的潜在差异以及未来双方关系的可能竞合，笔者提出以下三点观察与关切。 首先，从实质交流向关系正常化迈进。不同于国共交流强调要先有政治基础，民进党则坚持两岸交流对话不应预设前提，因此对“九二共识”不仅敬谢不敏，更认为其实具争议。但谢长廷此行显示出，民共双方在不存在任何形式或名义的党际关系下，仍愿以实事求是、积极进取精神，于现阶段以务实交流、走曲线前进的道路相向而行，以努力推进双方所共同追求的关系正常化。 其次，不再存在只经不政的缓冲空间。马英九2008年执政后，两岸虽签署多项非政治性协议，但对北京所更关切的高阶政治议题，除选举时期操作外，颇踌躇迟疑，并藉“海基会—陆委会—行政院—总统府”设起层层缓冲。反之，像谢长廷这样目前仍处台面的民进党高层领导人物，尔后若还有机会登陆并与大陆高层官员直面会谈，终不可避免触及高阶的政治议题，彼此将不再具有缓冲空间。 第三，应确立民共交流互动主体地位。谢长廷登陆所试图推动的民共关系正常化，虽可能被北京拿来作为对国民党只经不政的施压杠杆，但民共交流不仅涉及政治人物或政党之间，亦包含其背后支持群众。故民共关系的发展应确立其主体地位，虽必是从属于两岸关系的整体发展，却也不应依附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之下。谢登陆改写民进党内部政治生态 谢长廷这次登陆，虽过程紧凑，加上幕僚作业生疏，但大致还算顺利，也留下不少宝贵经验，可作为后续交流互动的参考。至于其在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前夕登陆，以及对民进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亦别具意义。兹分析如下： 首先，探索建立民共交流秩序的互信。两岸交流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需要互信，必要时能换位思考彼此的关切，并切实遵守双方事前所达成的各种交流协议，特别是缺乏政治基础且长期处于敌对与互不信任的民共双方之间。谢透过此次交流，应已摸索出一套建立交流互信的模式。这不仅是对谢个人，对往后若要扩大民共实质交流，都将是重要参考。 其次，为十八大后民共交流开启新页。谢长廷选择在胡锦涛即将卸任的中共十八大前夕登陆访问，对谢个人而言自是把握机遇，以免时机一过，徒增变数。再者，谢在中共换届前夕造访，固被党内反对者讥为替胡温两岸政绩再添一笔，但实际上却是替中共新一届领导人就位后的民共交流预先开启机会之窗，让习近平一就任即可依循胡最后任期所建立的模式，进一步推动民共双方实质交流。 第三，松动围堵派对交往派的抑制作用。2012年初蔡英文败选，有关两岸议程虽曾浮上民进党内政治台面，但新主席就任后不仅反对两岸/民共交流的围堵派声势复起，民进党中央的反应亦被外界解读有降温迹象。故谢选择此刻登陆，不仅牵制保守的围堵派，避免其声势扩大以致再次取得党内主导地位；同时，也凝聚了主张民共必须增进对话才能确保台湾利益与重返执政目标的交往派士气。 第四，推进民进党两岸议题政治议程。11月21日，中共十八大后民进党首次中常会讨论了中国事务委员会设置。尽管由苏自己兼任召集人而非谢，但谢的调酒行及释出明年再访计划，或许对此产生推进作用，否则其设置可能推延至下一届主席任期，也就是2014年底的“七合一大选”后。果如此，民进党将错失从2012年3月党主席选后一直到2013年底这段没有党公职选举的战略机遇期。民共交流或“两步并一步” 继2012年调酒行后，谢长廷表示计划2013年以捐赠导盲犬名义再次登陆。若谢能够再次率团登陆访问，不论其是否有机会会见习近平等新就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如其登陆能够逐渐常态化，同时扩大党内其它派系参与，势将引起北京及外界更加关注与重视。民共之间的实质交流能逐步走向常态化与规律化，除将进一步牵动民进党内有关两岸事务的政治氛围与路线之争，民共对话范畴将不再局限于既有议题，而可能朝向全方位与多元化，并以兼具多重和解意涵，以及共同面向未来的建设性方向发展。后续走势值得关注，但更须创造条件加以形塑。 首先，建立谢在民进党内两岸发言地位。至少从目前来看，谢长廷明年若还是以调酒模式再次登陆，理论上北京应可接受。若此，谢可将其维新基金会作为扩展推进民共实质交流的公共平台，进一步扩大党内政治结盟，邀请其它政治人物及幕僚人员共同参与，不仅可凝聚、巩固交往派的共识与力量，亦将有助提升谢在党内的相关发言地位。 其次，引导台湾方面务实面对两岸课题。若谢登陆能够常态化，甚至每年有两到三次定期访问，除其本身必须设定每次访问的主要议题，或填实深化之前与大陆官员学者所曾讨论之相关事务的实质内涵，亦将可能带动党内乃至台湾内部就两岸相关议题的思考与讨论。换言之，政治家视野不能再只局限于台湾内部的权力竞逐，也必须以更成熟负责的态度，共同务实面对两岸之间的各种课题。 最后，从政治对话到全方位对话的开启。谢长廷下次登陆重点绝非带路导盲犬，也不该仍停留在前次到底有无“九二共识”或“宪法各表”的各说各话。举凡像是和平协议、军事互信，乃至台湾目前所关切之媒体自主，大陆的人权法治、民主进程乃至社会转型等课题，都可能浮上对话台面。就算还是围绕在谢长廷所提出的“宪法各表”，实亦直接指向两岸政治定位，只是提法或切入角度的不同，而此又与大陆所倡议的和平协议以及台湾所关切的国际空间议题相互连动。 例如，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所提之“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不论民进党是否接受统一命题，但所谓“合情合理安排”所指为何，如何可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与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能否得到两岸均可接受之妥适安置，或是在何种政治条件下可使前述两个政治实体得以共存共荣，都是应加以探究的严肃课题。 如民共实质交流能够持续推进，对话范畴更形扩展与深入，终将朝向全方位开展。届时民共或将先于国共，进入政治及安全战略对话：也就是说，过去先有政治前提才有政治对话的“两步走”将变成“一步走”，或“两步并一步”。于此，国民两党亦须尽早就如何在台湾内部凝聚“台湾共识”的实质内涵而努力。结语 不论如何，此次由谢长廷登陆所带动的新一波民共实质交流，若能持之以恒，更加扩展，持续深化，不仅将有助民进党更加妥适地处理好敏感复杂的两岸课题，有利降低来自外部对其重返执政目标的不利干扰，更攸关其一旦重返执政后，如何能够有效维持两岸关系的持续稳定与发展。 另一方面，假设民共关系能够在2016年前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两岸从而建立起良性、均衡的互动发展模式，则即使届时台湾再次出现政党轮替，也不至对既有的两岸关系造成太多冲击。同时，中共将于隔年(2017年)举行的十九大，亦较可不受台湾可能再次出现的政治变局所牵动。 《台湾观察》2012年12月期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3-11 缅甸将治理国家的重心转向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一体化，在西方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这其实为北京提供了左右其内政与外交政策更强大的杠杆。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是缅甸政府在其民族国家建构的新阶段必需的依靠，这正是北京促使缅甸落实联邦制并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资本。 缅甸总统登盛访问挪威、芬兰、奥地利、比利时和意大利，成为数十年来踏上欧洲土地的首位缅甸国家领导人。这五个国家都以各种方式对改革中的缅甸提供了经济援助。登盛的破冰之旅表明，除了继续改善对美关系之外，缅甸正计划加强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联系，争取借助外资来发展缅甸经济。 缅甸的外交转折波及中国西南边境安全、中缅油气管道建设以及中国企业在缅巨额投资，北京必须及时调整对缅政策，但切莫草木皆兵，自乱阵脚。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而缅甸国家利益的核心是建设统一而强大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只有厘清缅甸民族国家建构的脉络，中国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其外交政策的演变，从而作出合适的应对。 民族国家是一个能独立自主地处理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教育、文化等事务的政治行为主体，其合法性在于它能维护特定领土上认同感一致民族的利益。国家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民族则是主要基于种族区分的文化实体，两者在地缘上的重合形成民族国家。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 民族国家成员的认同感既可来源于已在的共同历史、宗教、文化、语言等传统因素，也可来源于新兴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推动的同化举措。后者成功的经典案例是法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在百年战争之后，法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王室努力通过政治高压制造同质单一的民族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兰西民族是法国国家政权炮制出来的，这与民族主义思潮孕育出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大相径庭。 缅甸民族国家建设的路径基本上属于法国模式，不过迄今还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反面教材。缅甸是全球最富民族多样性的国家之一，拥有缅、掸、孟、克伦、克钦等135个民族。1947年颁布的缅甸联邦首部宪法给予少数民族各邦高度自治的权力，并在第10条规定，各邦在独立10年后都有“脱离联邦的权利”。然而，吴努、奈温、苏貌、丹瑞等大缅族主义者无视比较符合国情的1947年宪法，强行实施“一个宗教、一种语言、一个种族”的“民族建构”政策，梦想打造一个民族特性同质化的单一制国家。这是缅甸长期以来深陷内战泥潭的根源。 我们可以将缅甸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4年8月底缅甸“反法西斯组织”成立，翁山出任其军事指挥，到1948年1月4日缅甸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布正式独立；第二阶段从建国到2008年2月9日军政府宣布将举办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随后直到现在的数年时间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标志是1947年缅甸本部与各少数民族在掸邦境内彬龙（Panglong）镇上签署的《彬龙协议》。它成为缅甸联邦首部宪法的基础。在1944年8月之前，缅甸也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但是其范围和影响有限，声势远不如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翁山将军周旋于英国、日本和缅甸各派势力之间，最终目标是缅甸独立建国。为达此目的，翁山决定与少数民族势力妥协，通过确保地方高度自治的联邦制来实现缅甸的领土统一。毕竟，完整的领土是民族国家成立的最基本条件。 翁山将军的建国规划触犯了英国殖民当局的利益，也异于大缅族主义者的政治蓝图，导致他在1947年7月19日被吴素派别刺杀。缅甸在其身后进入民族国家建设的第二阶段。其间的历届政府，无论军人还是文官主政，都奉行大缅族主义，采用当年法国建立民族国家的模式，通过专制、战争和强制同化政策来制造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高压来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标志是吴努政府在1961年宣布佛教为国教，和奈温（尼温）将军在1962年政变上台后废除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力的1947年宪法，全面推行集权统治。在军政府时期，大缅族主义者唯我独尊，独断专行, 非缅族完全失去自治权，被逼上梁山，不得不诉诸武力自保。 到了第三阶段，在内外交困的危局中，军人集团的部分领袖逐步认识到，当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主要途径已成为国民经济一体化和社会福利的普惠，因此，他们改弦易辙，顺应世界潮流，采用经济手段来推进民族国家建设。登盛政府的策略是以半自治的民族政策笼络少数民族势力，以半开放的外交政策赢得西方支持，从而以新模式打造一个缅族主导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缅甸当前的制度转型完全由军人利益集团主导，军人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受到法律保护。新宪法规定国防军“享有独立处理所有与军队有关事务的权力”，并声称军队要“参与和担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 在民族事务上，地方权力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限制。新宪法第261条规定省、邦行政长官由总统任命，提交省、邦议会通过，并同时规定，“在不能举证说明不符合省、邦行政长官条件的情况下，省、邦议会无权否决总统提名的人选。”更让少数民族势力深感不满的的是，总统有权对省、邦机构进行改组。 在外交领域，缅甸对西方的妥协并不是全方位的。军人集团仍然刻意打压西方支持的翁山淑枝及其领导的“民盟”势力，对与西方的安全合作持深刻的怀疑态度，对西方长期实施的武器禁运愤愤不平。缅甸与中国拉开距离是不现实的 缅甸开始积极寻求西方的投资，但是疏离中国这个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不现实的。缅甸工业化程度不高，技术十分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其产品无法迅速进入高标准的西方市场，也很难在全球其他市场和本国市场上与外国商品抗衡。缅甸最可行的方案是把经济发展重点置于融入标准较低的东盟（亚细安）区域市场，而中国目前需要转移甚至淘汰的产能其实正契合缅甸的实际需求。 再者，从欧洲历史来看，铁路、公路、电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力促进国民经济一体化和民族融合，长期奉行计划经济的缅甸政府对此心知肚明。目前，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业出口竞争力持续提升。在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杂志发布的2012年度国际承包商225强排行榜上，52家中国公司入选，共完成海外工程营业额627.08亿美元，比2011年增加9.89%。 对经济落后的缅甸而言，价廉质优的中国工程企业依然是首选。密松水电站停工事件提醒中国企业要加强海外公关，但它本身不会影响到中缅经济关系的大局。 缅甸政府今日内政和外交政策的转变，实际上表明军人集团承认了其民族国家建设法国模式的失败，也证明在全球化大势下，通过高压打造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识时务者为俊杰，军政府的华丽转身既挽救了执政者自身的命运，又使缅甸的发展回归正确的轨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3-03-09 国际事务中有些现象往往会让我们固守某种错误的看法并且很难自我醒悟。再加上我们在看待世界事务时，往往不自觉地从主观意愿出发，这就使我们更难从错误的认识中自拔。 查韦斯担任总统14年，确实不断做出反美姿态。其毫不掩饰的反美言论和态度，在全世界也许只有伊朗总统内贾德能够与之相提并论。两人不只是在国内和其他场合斥责美国是邪恶国家，就连在联合国大会上也敢当面斥责美国总统是“恶魔”。假若这种言行不是反美，那什么样的言行才算反美？ 且慢。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事例中，看一看查韦斯反美有多真实。2009年4月，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查韦斯出人意料地主动走向奥巴马的座位，将拉美作家阿连诺的著作《拉美开裂的血管》亲手送给奥巴马。读者若有兴趣，可以从网上搜索一下他们两人微笑合影的照片。这个细节告诉我们什么？查韦斯好像并不那么反美。 国际事务中有很多现象很容易让人感到迷惑，这倒不要紧。要紧的是，有些现象往往会让我们固守某种错误的看法并且很难自我醒悟。再加上我们在看待世界事务时，往往不自觉地从主观意愿出发，这就使我们更难从错误的认识中自拔。比方说，对于“911事件”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多数中国人的立场是反对美国开战，因而在战争伊始，就不自觉地从主观意愿出发，编织了许多关于美国不可能速战速决的理由。对伊朗也是如此。内贾德总统上台之后，只要有机会就恶言恶语地斥责美国，给人感觉就是义无反顾地反美，但其实也未必。不妨再看看朝鲜。过去大家都认为朝鲜政权也是反美的，但现在恐怕都已经看清楚，朝鲜政权一直以来的最大愿望就是与美国建交。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查韦斯，他的反美究竟有多真实？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所有看似反美的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主动或者愿意反美的。至于委内瑞拉，出于某种需要，查韦斯必须做出反美的姿态；但出于另外一种需要，查韦斯又不能反美。 具体地说，在国内政治中，查韦斯自称是19世纪反殖民地英雄玻利瓦尔的继承人，故而借助看似鲜明的反美立场，把自己塑造成“当代玻利瓦尔”的英雄形象，以此赢得人民的热爱和拥戴，同时打击“亲美”的自由派政治对手。这是其一。其二，查韦斯以反美的名义限制外来资本，拒绝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外来资本和自由市场必然会分薄国家控制的资源，结果就必然会动摇查韦斯的权力基础。不可否认，查韦斯推行的所谓“21世纪社会主义”，确实让下层人民获得了不少社会福利，但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还是执政者自己，因为执政者高度垄断了市场和资源，随之也就垄断了国家的权力。因此，查韦斯的反美，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出于对某种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而是一种保卫权力的游戏。 但是，在其他方面，查韦斯又不能反美，这又如何解释？其实也不难理解。查韦斯口口声声反美，但美国却是委内瑞拉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其最重要的石油出口市场。委内瑞拉需要进口美国的机械、化工产品、农产品、医疗器械、汽车及其部件，而炼油业、制造业和金融业也都引进了美国的直接投资。查韦斯反美为什么没有反到这些领域？原因不仅在于这些领域的交往符合委内瑞拉的经济利益，而且更在于不会削弱查韦斯的权力根基。 因此，查韦斯的反美只是一个噱头。如果有人坚持说查韦斯是真正反美的，那也只能说，他反得很不彻底，也很不坚定。再回想一下他主动赠书给奥巴马的事，就可以发现，他其实还是愿意跟美国人打交道的，只不过美国人至今没有给他一个体面转身的机会。 如今，查韦斯走了，很多中国人都在关心其继任者是亲美派还是反美派。其实，委内瑞拉是否反美，对中国不是那么重要。过去十几年里，中委两国关系发展得很好，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有很多合作，包括石油换贷款的合作模式。查韦斯也曾多次访问中国，并且在夸赞中国的时候毫不吝啬。但是，必须指出，所有这些并非得益于查韦斯的反美，而是得益于中委之间的合作意愿与潜力。实际上，中国从来没有为了经济利益而刻意迎合或支持查韦斯的反美言论，反而是力图与之拉开距离。 因此，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即使委内瑞拉的反对派上台并且走亲美路线，也不会对两国的经贸合作构成多大障碍，因为中委利益往来并非建立在反美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过，笔者还是不得不指出一点，那就是，对委内瑞拉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和政治人物，中国都必须以开放的心态与之发展关系，避免把他人的“反美”或“亲美”言论，当作确定自身利益目标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