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08-24 基于中庸之道，未来香港既要反对基于身份认同的社会偏见，也要努力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从而让基层受惠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维护政治正确底线。 政治正确指的是对自然人、法人的言辞、行为和政策施加的限制，它规定不得损害、歧视、冒犯社会上的特定群体，从而保护这些社群成员的利益和尊严，促进社会成员的平等。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社会面临的问题是过度的政治正确，而在香港，现实问题是政治正确规范被严重破坏（比如称内地为“支那”、称内地人为“蝗虫”或者“强国人”、称新冠肺炎为“武汉肺炎”等等），地方认同政治猖獗，“违法达义”谬论当道，针对特定社群的歧视广泛存在而且有扩大的趋势，互联网则充当了这一现象扩大的重要推手。政治正确是自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理性的现代文明发展进步的产物，它诞生于理性的思想和学术界，然后逐步传播到社会和政界，基本上维持了理性的逻辑，但是香港网络环境根本就缺乏这一历史形成的理性氛围，难以服从政治正确的规范。由于香港网络世界完全没有监管，匿名网民可以肆意妄为，传统的言论自由理念，可以被他们利用来散布地方政治认同情绪，甚至达到其它不法目的。在香港社会部落化的大背景下，情绪化的网民可以公然违背最基本的政治正确原则，以认同政治的名义轻易掀起社群歧视、暴力攻击的狂欢，催生恶劣的社会暴政。由于政治正确的缺位，进步和解放政治被整个香港社会遗忘，“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香港极少得到支持。互联网被用来促进本土化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掌权者都是有形而可以辨认的，即使相隔千里之遥，我们至少也知道掌权者的居所。然而，在互联网时代，操纵权力的人完全是隐形的，或者以网上某个戴上面具的身份出现。互联网时代的权力可以来源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数据，几乎只需要虚拟活动就可以实现。这大大改变了后现代社会的权力形态。信息和资本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跨国界流动瓦解了现代社会秩序。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政治地理现象，有着以等级划分的社会秩序，成员通过生产、交换、消费、服务等活动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关系纽带。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构成现代性典型特征的信息和资本成为可以任意流动的因素，生产、交换、服务等都可以在境外完成。信息流动不受国界的束缚，社会和政治事件在网上复制、传播并全球蔓延，如果遇到特殊事件，比如大家都关注的种族、环境问题等，由此而生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危机就会通过网络加速扩大。美国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球种族抗议运动就是明证。传统和现代社会的有机结构，都存在一个中心，但是后现代社会则去除中心，呈现发散的不稳定状态。政治人物、政府机构、舆论领袖、网络红人、资本、企业等都可以成为要素流动的主要载体，包括信息、思想、财富、知名度和权力。政府继续在互联网时代扮演掌权者的角色，但是控制能力和地位已大打折扣。社会不再围绕政府运作，而是以多中心的方式运行，即使美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美国总统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可以被企业限制。由于具有隐形、流动和去中心化的特征，互联网特别适合被用来低成本地推进基于身份政治的反政府本土化运动，因此网络信息就被那些认同本土利益的香港反对派选择性采集和重构，形成部落的自我强化和复制机制。香港反对派长期致力于塑造所谓的国际公民，一方面，他们把西方话语凌驾于中国传统和大陆话语之上，引导利益向西方靠拢和集聚；另一方面，他们的国际经验和眼光其实有限。缺乏西方社会在地生活经验的反对派，拒绝西方话语中损害反对派自身利益的进步内容，包括反对社群歧视的政治正确理念，这对香港网络生态造成致命性影响。香港社交媒体的大量内容被反对派诱导和干预，沦为仇中反中的舆论平台。互联网认同政治催生多数人暴政互联网上基于认同政治的霸凌会导致多数人暴政。古典的言论自由理论是时代的产物，主要目的是为了约束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这一原则并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网上部落对不同意见的压制和迫害。实际上，在香港这样一个部落社会里，非政府行为主体比政府更能对少数人制造迫害，因为非组织化的迫害，比如在私人企业、家庭、学校、社团等机构那里，往往无章可循，负责人几乎可以任意作为。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诞生后，个体的话语权被大幅扩大，已经超出了传统民主体制设计的框架。非政府行为主体新部落普遍出现，互联网推送算法诞生，更是加剧了社会舆论圈子化，那些持少数意见的人士总是处于舆论的下风，要么被侮辱和欺压，要么被禁止发言甚至被驱逐出群。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不能剥夺少数人的自由；同时也是反智的，因为它抑制个性和独创性，不利于社会对真理和真实的探索。在连登、高登、立场新闻等网络社区出现的这种社会暴政，压抑市民的生活起居与身心状态，是比国家暴政更恶劣的暴政形式。与现实世界一样，在网络世界的社会暴政下，个体的心灵、人格、尊严容易受到冲击。在网络上如果不随大流，拒绝跟从多数人的情绪，那么个体就会受到低级嘲弄或者更严重的惩罚。网络社会暴政所造成的影响，会催化、刺激和放大现实世界的暴力。拒绝政治正确的民粹力量在网络上制定规划，在街头付诸行动，既可以攻击建制的政府力量，也可以攻击企业、社团和个人。这就是香港反修例运动的真实写照。在戴耀廷“违法达义”口号的煽动下，香港出现了极端的社会暴政——私刑。这一违反政治正确的论述催化了新部落文化中非理性的暴力因素，那些敢于恪尽职守、坚持理性、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士，包括警察、官员、爱国议员、爱国市民甚至敢言游客等成为被非法攻击的对象。网络可以把罪犯的角色分解，操控者和实施者由不同人担任，这种模式允许和纵容了网络空间在私刑中扮演的角色。社交媒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不法分子影响力倍增，令他们以幕后黑手的角色、以煽动和操控他人犯罪的方式对异见者私下施加惩罚。在某种意义上讲，香港出现的网络私刑就是一种新型游击战。在作战结构中的操纵者，是幕后策划人，通常属于反对派或建制中的两面人；网络上的煽动者是指挥员，大多属于“和理非”；而街头暴恐分子是战斗员，属于“勇武”。反对过度政治正确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精神推动了现代社会的诞生与发展，是政治正确的指导性原则，也是未来科学与文明拓展的根基。香港反修例这样情绪化的社会运动能够暂时改变社会运行的轨迹，甚至有着修正理性世界缺陷的作用，但是不可能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公开、真实、真诚、正当的沟通仍然是未来世界的主流，理性、妥协、折衷、共情和共识是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政治正确出现偏差，并不能否定政治正确本身，更不能否定理性精神。解决有关政治正确沟通障碍的出路依然是沟通本身，但需要新的哲学特别是方法论。这实际上有助于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范式提供一个形成能动化社会行动的可能选择。然而，过度政治正确导致政治审查，侵犯公民的权利，无视社群差异，妨碍社会健康成长。政治正确的极端化带来僵硬的教条，损害宽容的讨论环境，让正常的社会沟通无法进行。有些对策建议，不是通过政治正确细节的调整去纠正沟通中的错误行为，而是禁止讨论本身。这种政策一旦付诸实施，自然是根除了新部落滋生繁衍的巢穴，但也侵害建议者本身以及普通市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禁言会彻底摧毁沟通理性，阻碍社会的长远进步。在科学、教育、文创、传统媒体、社交媒体等话语空间，言论自由是创造力的保证。如果行为人的创造活动被自我审查的焦虑抑制，或者被政府不合法的权力压制，那么社会的创新能力将被全面扼杀，这无疑令香港陷入“揽炒”的旋涡。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制度建设确立政治正确原则。针对民粹及由此而来的歧视问题，学界和政界都倾向于个案单独处理方案，而忽视香港的结构性问题。香港接连发生极具破坏性的骚乱，对待暴乱分子，目前的应对仍然局限于警察个别抓捕和司法个别判决，很少有人愿意从建立政治正确制度规范上去思考对策。从制度上确立政治正确原则，并不是要像欧美那样追求过度正确，从而导致摧毁新规范的合法性，而是要从话语、价值观和权益方面综合施策，依靠组合拳进行政治改良。在确保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如果制度性的政治正确建立起来，那么纠察机制就会形成，言论自由的边界就会清楚地确立，网络话语就会在言论自由的滥用和过度政治正确之间找到平衡，沟通理性就会得到尊重，而一些零星的个案，反而会获得灵活甚至宽大处理。第二，通过法治建设维护政治正确原则。禁止持不同政见者发言或纵容针对特定社群的网络暴力泛滥成灾，都不是良好的政策。以强力对付暴力是必要的，但不是长久之计，更深远的影响力来自于理性的沟通环境，因此为建立政治正确而对舆论特别是社交媒体进行适当立法规管是合情合理也必要的。在网络话语冲突中，缺乏政治正确法规的制约，政府简单的强力和网民的过度激进形成互相支持的共生关系。政府在监管方面拥有优势，而网民在此起彼伏的网络内容方面占据优势，二者短期利益最大化在于彼此都走向极端，而不是在中间达成妥协。网民的武器在于通过包括谣言、夸张、民粹等网络话语散布恐惧、制造混乱和动荡，如此，他们既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目的，又能保护自己的安全，随时可以全身而退。政府中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会以网民的激进话语或行为作为理由，推行强力政策。在这种局面中，得益者是政府和网民中的有心人，而受损的是普罗大众。第三，通过教育渠道普及政治正确观念。社会暴政在网络上的泛滥，表面上是技术发展中出现的现象，本质上还是教育体制和内容出了问题。在政府干预中，更应该考虑从教育领域着手，培养市民的理性精神，提升市民的判别水平。政治正确的主张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在落地的过程中，它变得不真实、不真诚、不符合实际情况，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导致社会舆论走向反面。年轻人普遍对政治正确怀抱敌意，成为不受约束、非理性的民粹主义的俘虏。这种现实不是通过强调政治正确原则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的，而需要改善教育的内容，晓之以理。政府首先应该明确提供教育指引，引导市民拒绝政治不正确的话语和价值观。在实施国安法之后，低调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现实做法是确保文明的底线，通过教育让香港舆论至少达到哈贝马斯沟通理性中真实、真诚和正当三原则的要求。第四，以中庸之道落实政治正确原则。中国的崛起，当然要依靠制造业特别是核心科技这种硬实力，也就是坊间传言的大秦帝国模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文化创新，既要有新的理论体系，也要有新的沟通话语。新儒家是这一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的核心精神中庸之道是沟通理性落地成为实践的现实途径。作为新儒家核心内容的中庸之道，实际上可以用来改善西方的社会和舆论生态。政治正确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后欧美进步知识分子对身份政治的批评和反抗，但是主流的政治正确潮流忽视了阶级冲突和贫富差距，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资本利益引导的方向，成为不良资本控制社会的帮凶，从而瓦解了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联盟。平权运动主要关心消除美国大小社群的“身份”，主要追求公民名义上的平等，而不是通过改革政策解决少数群体特别是黑人的贫困问题，这实际上降低了政治正确的公信力，导致政治正确被妖魔化。香港的政治正确建设，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基于中庸之道，未来香港既要反对基于身份认同的社会偏见，也要努力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从而让基层受惠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维护政治正确底线。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06-26 在香港反修例风波中，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界人士。一场没有公开领导者的动乱为何能够长期持续？这场社会动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黑暴分子特别针对讲普通话的大陆人？如果我们从新部落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就能找到答案并加深对变迁中香港社会的认识。 在香港反修例风波中，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界人士。首先，一场没有公开领导者的动乱为何能够长期持续？其次，这场社会动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第三，为什么黑暴分子特别针对讲普通话的大陆人？这几个问题其实也涉及西方人常常对香港社会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大量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在法律上具备“香港人”身份的大陆人不被香港社会尤其是政界视为“真香港人”？如果我们从新部落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就能找到答案并加深对变迁中香港社会的认识。超越个体主义的新部落社会新部落是指在特定的实际或虚拟空间，通过排外的亲密社区交往，不断强化共同自我情绪的社会群体。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菲索利（Michel Maffesoli）是第一位提出“新部落主义”概念的学者。他认为，由于个体主义和市场理性主义的主宰，温馨的友谊和紧密的社区纽带在大众社会成为稀有品，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大众社会普遍瓦解，人类社会将回首历史，从遥远的过去寻找提升生活品质和情趣的组织原则，超越原子化的个体主义，建构新部落社会。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随着个体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家庭、工作机构、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中传统社会关系正在持续瓦解。马菲索利则以不同的眼光观察到，后现代社会的特定时空里面，大量的小规模社会群体正在崛起。他以“新部落”这个概念来解释社会中的去个体化现象。新部落具有流动性大、周期性聚散的特点，成员常年一窝蜂地集合，也一窝蜂地散开，而且经常在不同部落之间游移。后现代社会区别于理性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从个体主义走向小圈子主义，个体自然的社会性大为增强，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呈几何级数增长。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个体的社会环境，使个体的社会联系不再局限于地域，而是在虚拟空间中拥有海量的交往机会。这些机会不仅来自于其它个体，更来自于无数微型、小型虚拟社区即部落。这些虚拟部落帮助个体摆脱孤立状态，为个体的角色多元化提供了条件，可以让个体方便地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丰富和趣味化人生经验，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标志。新部落让个体的自由表现欲望和对团体归属的自然渴求实现了对立统一。非理性的新部落社会新部落主义是逆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互联网科技、4G和5G通讯、资本自由流动等弱化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但是正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言，经济理性主义驱动的全球化加深了贫富分化，使大多数人陷入相对贫困，而且加剧了文明的冲突，他们转而倾向于回到能够满足自己原始欲望和使自己感到舒适的小圈子，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乐趣和感性生活质量，对宏大的社会问题采取了漠视态度，这就催生了一个个新部落。全球化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活型态，地理意义上的社区越来越缺乏志同道合者，人们反而在虚拟的网络上找到与自己有相同感触的人群。传统的社区被信息时代超越地域概念的网络社区取代，人们在新型社区中找到自我认同与社群归属感，这是当今世界社会运动的新特征和新模式。这些社群包括情感连结的趣味社群、共创利益的互助社群、感同身受的价值观社群等。在这些网络社群中，趣味社群最具后现代的特性。趣味社群属于低物质欲望、希望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人群，渴望在社会关系中表现自我，同时与他人分享经验和快乐。他们不关心宏大叙事，不重视理性思考和论述，更重视生活情境、美好家居、活在当下、建设本土。这种社会发展趋势，代表着理性化的社会正在向情绪化社会过渡。趣味社群的粘合剂是成员之间共同的自我情绪，他们都是基于类似的冲动，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自愿加入社区。新部落主义的本质是非理性的，所以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活力。群体的团结依靠成员的归属感，而后现代的新部落，其高度归属感来源于近乎夸张的超自然情绪表达甚至属灵支持。成员对此的共同体验就可以把部落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情绪体验是新部落重要的形成因素和融入机制。它可以制造深度沉浸或者集体狂欢，在成员间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带动共同议题。在后现代社会，非理性的情绪甚至刺激能够得到鼓励，有效地促成并巩固社会建构。香港旧有部落形态香港总体上没有发生内地经过的历次革命运动，又是一个长期被英国殖民政府治理的移民社会，因此部落社会的色彩比较浓重。严格意义上讲，部落是一个政治单位，不过在现代社会中，它主要呈现为一个社会和经济单位。传统的部落基本上以血缘为基础，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联合而成，是为促进成员团结而组成的政治和社会单位。传统部落成员大多来自于同一种族、氏族、居住地，拥有相同的宗教、文化、历史、语言等，在政治上有统一的领导，但是缺乏中央集权。现代部落与传统部落类似，但其功能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自港英时代起，香港政客与商人形成了紧密同盟，超级富豪全面影响香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这种状态在回归之后并无改变。商人阶层几乎在各方面影响香港市民的生活，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香港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时候，商人阶层被政府权力压制，回归之后，中央对香港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商人阶层在政治上迅速坐大，打破了政府与商界的权力平衡，形成一种类似于地产霸权的政商关系。这种结构催生出一种适合现代社会的部落体制。它就像一个大染缸，让所有市民深陷其中，知其腐而不自觉，更不能自拔。特殊利益集团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垂直关系链”，根据部落按血缘和等级分配原则，构建了一个政商共治、剥夺中产与基层的政治结构。该利益集团维护和促进家族的商业利益，阻挠科创企业的发展，拒绝市民的各种诉求，包括释放土地建公营房屋、提高最低工资、实行标准工时、实现全民退保等。这一落后的体制必然招致大众的反对，而政府的应对之策就是拿出巨额公帑，收买和安抚那些有影响力的分子，借助这些“大声公”压制上班族和基层的怒火。该利益集团与西方国家有着亲密感情和利益交叉，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是其家族家庭利益所在，因此私相授受是香港商界和官僚系统保持对西方影响力的方式。由于部落成员没有民族国家意识，不强调以民族主义来完成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因此他们更容易接纳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愿意与外国人分享资源和利益。新部落推动香港本土化从新部落主义的视角观察香港的本土化运动，我们可以理解其深层次原因。超越传统英式个体主义后形成的小圈子，加上非理性的生活情趣追求，导致大量香港人对所在新部落的忠诚度远远高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经常把本土利益与国家利益对立起来。对民族国家的否定导致新部落的认同聚焦在本土情绪或利益上，如此这些港人既无法拥有全局性的视野，也部分丧失个体的独立性。他们行动的驱动力更多来源于本土目标和议题，并以后现代主义的行事方式来表达。香港社会的激进分子在反修例风波中强调本土权利。他们反对中资企业以香港为平台推进海外扩张，反对中央对港实施全面管治权。比起参与这些国家大事，他们更关心街边的蔬菜店、咖啡馆、餐馆，还有社区的健身房、图书馆、公园等等。这些诉求缩短了香港个体主义文化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社区里面的人们亲如“手足”。反修例风波中激进分子之间狭隘的团结互助精神得到提升。新部落概念不同于传统人类学意义上的部落，但是两者显著的相同点是非契约性的私人交往关系。它不同于工作关系、法律关系，强调亲情、感情纽带、一致对外和内部团结。在街头暴乱中，“手足”之间互帮互助，团结一致地排挤甚至殴打讲普通话的大陆人。抱团、互助和排外成为反修例“手足”的责任和义务，进一步加强了“手足”之间的亲密联系，提升了本土归属感。黄色经济圈是在反修例风波中由部分文人发动的经济本土化运动。它成为香港反对派用来打击中资、扩大自身经济影响力的武器。黄色经济圈的本质是反中共、反大陆、支持本土的商业部落，是本地商家排挤中资竞争对手、扩大利润的一种操作方法。本地小商家一直受到本地大商家和中资企业的冲击，而黄色经济圈则以血缘、本土、相同价值观的名义来拉近自身与顾客的距离，也实现与本地财阀的利益和解。这种出现在基层水平的利益再分配，扩大了本地财阀在基层的联系，实现了垂直结构在不同等级上的横向延伸，巩固了既有的等级秩序，形成小商家与财阀的部落联盟。新部落凸显部分港人的面具人格新部落主义的视角有助于我们认识反修例风波中黑暴分子甚至普通示威者的蒙面行为。新部落行为，无论小圈子活动，抑或基于原始欲望的非理性生活方式，都与香港社会台面上的现代性规范不相容，于是黑暴分子和许多普通示威者都不以真实面目示人，纷纷以面罩、口罩蒙面，目的是隐藏身份，避免极端行为给自己的工作和公开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这在世界社会运动中确实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新部落概念超越了传统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成员可以用面具来应对台上台下不同场景。戴上面具的社会成员，没有否定个体主义，但是又在戴上面具后在小圈子里进行欲望驱动的角色扮演，与圈内人建立一种亲密社会关系，排挤圈外人，获得一种私密的集体性情感满足。社会成员可以有不同的面具，而戴上哪一种面具取决于不同的社会场景。在某些场合，个人会隐藏真实的自我，戴上与特定群体共同情绪相称的面具，并且根据这个面具的逻辑去扮演社会角色。如果真实的自我情绪与某个特定群体的共同情绪契合，形成强大的集体驱动力，那么个体就会高度认同这一群体，轻松愉快地融入其中，完成从个体到部落成员的转换过程。一些香港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显露新部落特征，呈现明显的面具人格。他们在西方人面前说和做是一套，普遍展示符合现代性的规范；在中联办、港澳办官员面前说和做是一套，一般展示对“一国”的支持；而对圈内则又是另一套，基本沿用历史上传统部落的交往方式。通过面具的保护，在香港的新部落中，君子协定或者口头协议具有约束力，并被广泛接受，导致香港的政策制定过程类似于中东阿拉伯王室与商人之间在台下的讨价还价。在香港和中东阿拉伯社会，我们发现部落与现代性可以良好共存，其主要的手段就是面具化治理。它以部落治理的方式，容纳多元文化，并巧妙地在不同文化圈之间设立防火墙。这种设计引入了具有强大自生长力量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特殊利益集团创造巨额财富。当西方游客穿行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无法想象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新型部落社会。因势利导，瓦解新部落传统部落的消亡源于阶级的出现、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作为治理冲突工具的国家机器的诞生。若要破除新部落的影响，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历史经验仍然值得借鉴。在阶级调和成为香港社会发展的基本共识后，我们能推出的政策只有发动国家机器，落实和加强中央权力。首先，通过建立和落实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牢牢树立中央在香港的权威，打破部落割据的局面。回归20多年来，香港社会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央权力虚弱。香港地方政府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迟迟未能就涉及国家安全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根据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理论，秩序先于民主，安全先于选举，只有一个强大的利维坦即中央政权，才能保护全体人民不受无法无天的暴徒袭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就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实施立法，这是树立中央权威、重建香港社会秩序的重大步骤。然而，魔鬼在于细节，人大常委会在制定细则时，宜在香港派驻隶属中央的国安干警、法官、检察官，这样中央的权威才不会被本地部落架空和虚化。其次，采纳“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原则，考虑社群人口比例，鼓励自由竞争，适当掺沙子，突出行政、立法和司法等公权力的代表性，杜绝部落垄断权力的腐败政风。香港是一个多元移民社会，人口结构比较复杂。据香港政府统计，自回归以来，截至2018年底，已有约150万名内地人在香港生活，占香港人口的20%。除此之外，香港有8%非华裔人口，主要来自东南亚、南亚和欧美日。由于部落对权力的绝对控制，香港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基本上以家族、派系、地域、方言划线，亲疏有别，拉帮结派，占山为王。在粤语方言社群之外，香港还有大量爱国爱港、埋头苦干、敢于担当、胸有惊雷、腹藏良谋的优秀人才，受制于不合理的部落藩篱，无法进入香港的权力核心。香港宜以贯彻落实国安法为契机，消除用人的部落痼疾，广开进贤之路，放眼所有社群，唯贤是举，让各类治世能人都能脱颖而出，投入到香港蝶变重生、再次腾飞的事业中来。第三，普及中文标准语，以此为载体根除新部落党同伐异、排挤大陆人的不当做法。部落化的方言，被成员用来展示和行使社会与政治权力。人口占多数的部落往往通过神圣化、政治化自己的方言来垄断资源和权力。只要使用方言的部落掌控了某个地方政治决策的权力，操国家标准语人群照样遭到歧视和排挤。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来看，方言的强势代表中央权力弱，标准语的强势代表中央权力强。语言的主导地位，并非源于标准语或方言本身的优劣，而取决于央地权力博弈的结果。在现代民族国家，标准语之所以成为标准语，就在于中央拥有强大的权力，并且有意志在地方展示和落实自己的权力，让地方通过语言的取舍来表示服从。在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没有明确要求本地政府落实普通话和简体字在政府、立法、司法、教育等领域的官方主流地位。这一政策的恶果在反修例活动中得到彰显，许多操普通话的游客被殴打和攻击，而中央的权力在反对派甚至建制派那里被藐视。普通话没有成为香港的主流官方语言，导致教育界不但难以通过简体字去客观认识内地，反而充斥着来自英文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仇华反华内容。公务员事务局法定语文事务部、律政司双语法制委员会、教育局下辖语常会，应尽早规定所有香港政府公文、司法和立法文件以及学校相关教材必须全部有国家标准语版本，真正落实《基本法》规定的“两文三语”。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盛九元 2020-05-14 2020年台湾地区“大选”是两岸关系发展中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对台湾政治走向、两岸关系走向有着重要影响。 2020年台湾地区“大选”是两岸关系发展中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对台湾政治走向、两岸关系走向有着重要影响。2020年台湾选举的相关情势分析严格地讲，此次韩国瑜的得票情况与2016年朱立伦基本相同，韩所增加的7%选票大多数来自原先宋楚瑜流失的选票。相关数据也呈现出台湾政治格局的新特点：1．依台“中选会”统计，本次选举人数超过1,931万人，其中首投族118万，18-40岁的新世代选民总数有677万，成为最大的投票群体。2．蔡英文的得票率是57.13%，得票数8,170,186票，达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自选举以来得票数的历史最高点（1996年李登辉581万票，得票率为54%；2008年马英九765万，得票率为58.45%）。3．从基本盘上看，国民党应有45%的支持率，民进党约55%，但韩得票率仅38.6%，即使加上亲民党也仅42.86%，未达到基本盘，可见中间选民（知识蓝、经济蓝仍未归队，尤其是“郭粉”）没有支持韩国瑜。4．从区域分布看，尽管国民党执政县市达到15个，但在此次选举中仅新竹县、苗栗县、金门县、连江县、澎湖县、花莲县、台东县（七县市中除新竹县外，均为台湾“老少边穷”地方）的得票超过蔡英文，在六大都市区韩国瑜的得票数均低于蔡英文。5．此次选举打破了两个规律，一是在现任地区领导人谋求连任的2004年和2012年，蓝绿阵营候选人的胜负差都低于6%，而此次却扩大至15%，甚至远超民进党的预期；二是一般来讲，“九合一”选举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大选”，但此次却显示出“钟摆效应”，其变动成因尚待相关选举数据全部公布后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上述数字显示出台湾政治与社会结构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因此，对台湾民意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需要进一步提升，以便更加精准地掌握两岸关系发展走向，有效推进实现和平统一的进程。选举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此次选举是两岸关系发展中具有重要分水岭意义的事件，有三个重要的意涵：一是在新世代的政治参与高涨情况下，台湾政治生态中“绿大于蓝”的格局仍在持续扩大，这是对台工作必须面对的新形势。二是台湾民众对“被统一”的恐惧感已经成为压倒经济、民生因素的深层次心理诉求，再加上民进党一系列的政策操作（包括“国安五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订”等），导致民众的“芒果干”意识急剧上升，成为此次选举最大的变数。三是台湾民众对于与大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有相应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反台独”可以获得积极的支持，但“促统一”的政策实施却难以获得有效回应，因此“反独”和“促统”之间需要有相应的分际和区隔，从而使对台政策更有针对性。从另一角度看，台湾内部“斗”、“乱”与“衰”的总体态势也没有改变。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台湾内部的政治斗争会进一步加剧。可以预见，民进党会挟当选的民意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彻底“斗垮”国民党，进一步限制和“消灭”统派力量，由于国民党基本盘仍保持稳定，这种排除异己的做法延续和扩大必然会加剧台湾社会内部的争斗和冲突。2．台湾整体发展的“乱”和“衰”态势没有改变。此次选举的主轴没有落在民生和台湾社会经济应有的发展方向上，而是仍以“统独”之争为核心展开。在缺乏强有力对手的情况下，选后民进党内部的派系之争、权力之争会进一步加剧，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中“乱”与“衰”的态势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扭转。针对上述情况，对台工作需要破除三个误区：一是坚决杜绝“和平统一无望论”，“和平统一”是长期性的目标，不能因为选举结果出乎意料而动摇。二是对国民党的走向仍要保持关注，切忌国民党“崩溃论”，不要忽视国民党作为“反台独”重要力量的影响力。三是克服对台政策“无效论”的观点，对台工作是整体性工作，涉及台湾各层面、各领域，而选举则受到各种主客观甚至偶然因素的影响，两者的性质和任务并不完全重叠。可以说，如果不是对台湾人民工作有了一定成效，台湾社会对“被统一”的担忧不会如此强烈。因此，现阶段的重点是化解台湾民众的疑虑，不应单单着眼于台湾选举这个单一因素而“因噎废食”。选后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走势分析此次选举，民进党以超过自身预期的结果胜选，这对台湾社会与政局发展有直接的影响，今后将大体呈现出以下的走势：1．存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可能性。由于基本盘的扩大和接班态势明显（赖清德与郑文灿），再加上新世代对所谓的主权和民主价值的关注度提升，除非国民党在两岸论述与培养新生代方面出现大幅度的改善与调整，否则很可能不得不面对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局面。2．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的危险性和挑衅性加大。从目前情况看，维持两岸低度交流、确保台海和平是民进党两岸政策的核心目标。从蔡选后的公开讲话可以看出，她对于政绩、改革目标和两岸事务处理的方向把握和执政能力有了更大的信心。可以研判，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将沿“中华民国台湾”的方向继续延伸，以“不设任何前提”的“平等对话”作为处理两岸问题的“平衡阀”，“中华民国台湾”将成为大陆必须面对的政治挑战。3．国民党遏制“台独”的能力和意愿有所弱化。由于选举惨败，国民党内部路线和权力斗争会更加激烈，中生代接班难以避免。由于中生代缺乏完整的大中国教育，对于“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地位并不认同，整体两岸政策与民进党趋同即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坚持台湾前途应由2,300万人决定，台湾应有相应的国际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国民党作为“反台独”政党的力量必将有所弱化。4．美国打“台湾牌”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选后，蓬佩奥在贺电中已经表明台湾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要求，希望藉此将台湾更好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疫情的发生将使美国更多地考虑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另一方面，台湾也极力“倚美抗中”，为“台独”争取更多的利益和空间。可以预期，随着民进党的权力稳固和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战略需求，美方将加大“以台制中”的力度，将台湾视为遏制大陆崛起最重要支点（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过美国对盟国的需求）。为此，美国一方面会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尤其是在军事、法律、民主价值等方面，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法案将相继出台，而“台北法案”只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已；另一方面会不断要求两岸进行“不设前提”的和平对话，从而将“不统不独”、“日渐远离统一”格局长期化、常态化。5．两岸经济“脱钩”会有进一步的发展。选后，台湾在经济上“去中国化”的举措会进一步加强，包括积极参与CPTPP的谈判、全面推动TIFA协商与台美的FTA谈判、加大“新南向”实施力度，这些在经济上的选边态势会进一步强化，相关企业的“脱中”进程会加快。此外，台湾当局的“反融合”举措也会进一步强化，以限制大陆对台湾的所谓“渗透”，包括“台胞居住证”申领、“公职人员赴大陆交流”、“两岸机构的机制化交流”等，而疫情发生后相关举措会进一步增强。思考与建议面对两岸关系的新情势和台湾政局的变化，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1.2讲话”的核心内涵为指导，进一步围绕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施，合理有序、把握节奏，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向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具体建议包括：1．关注国民党的未来发展。尽管现阶段的发展严重受挫，但作为“反台独”的政党，国民党仍是“反台独”的有效支点，因此，必须关注国民党的发展，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继续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2．坚持“没有交流合作就没有维持和平的可能”的政策基调。在维持台海问题上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斗争思维”，以斗争取得台海局势稳定和两岸关系的发展，而非“为稳定而稳定、为和平而和平”。为此，可以“没有两岸交流合作就没有维持和平的可能”为诉求，划定红线，震慑民进党，避免“台独”升级，为做台湾民众工作创造有利条件。3．在重点的时间节点上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态势和路径进行明确宣示。针对台湾“大选”的实际情况和蔡英文的“5.20”，建议由中央对2020年对台工作总体框架进行规划，明确两岸关系的基本路径和发展方向，坚持“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推进和实施，强调以“两制的包容性增强一国的凝聚力”，坚持以“一国两制”作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最主要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台政策框架和两岸交流合作的制度安排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20-05-11 研究实现经济增长翻番目标的结果显示，在一季度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翻番目标所需要的政策刺激力度非常大，代价过大。为此，建议适当下调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进行一定力度的政策刺激，稳定就业和保证主要小康目标的完成。 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1-2月消费、投资以及工业增加值同比均负向加深，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13.5%（前值5.7%），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24.5%（前值5.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20.5%（前值8.0%），超出市场预期。由此看来，一季度GDP增长为负的概率显著上升。为此，基于一季度经济增长分别作0%、-2%、-4%三种情形假设，研究实现经济增长翻番目标，未来经济增速需要达到多少，并讨论为达到这样的目标，财政和货币政策将如何发力等问题。结果显示，在一季度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翻番目标所需要的政策刺激力度非常大，代价过大。为此，建议适当下调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进行一定力度的政策刺激，稳定就业和保证主要小康目标的完成。经济增长如何表现才能实现翻番若一季度实际GDP增速分别是0%、-2%、-4%，则下半年增速需要分别达到8%、9%、10%以上，才能完成翻番目标。据测算，若2020年Q1和Q2的经济增长分别为0%和5%，则Q3和Q4需达到8.0%和8.4%才能完成全年经济增长5.6%的目标；若2020年Q1和Q2的经济增长分别是-2%和4.8%，则Q3和Q4需达到8.8%和9.4%；若2020年Q1和Q2的经济增长分别是-4%和4.5%，则Q3和Q4更需要达到9.7%和10.4%的水平才能完成翻番。由此可见，如果一季度经济负增长，想实现翻番目标，后续需要拉动经济的量是巨大的。消费方面，三种情形下，一季度社零消费当季同比将由2019年Q4的7.7%分别下降至-0.08%、-2.69%和-5.30%，而在下半年可能分别要达到10%、12%以及13%才能匹配相应的经济增长速度。社零消费约占最终消费支出85%左右，而最终消费支出占支出核算的GDP54%左右，根据消费对一季度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0%（历史上Q1均值为70%，由于本次疫情对消费冲击较大，因此调低贡献率为60%），计算得到，若实际GDP同比由6%降至0%，社零消费将由7.7%降至-0.08%，后续需要达到10%以上，才能满足8%的经济增长要求；若实际GDP同比降至-2%，社零将降至-2.69%，后续需要升至12%以上；若实际GDP同比-4%，消费将降至-5.30%，后续需要升至13%的水平。投资方面，三种情形下，Q1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将分别下降至-1%、-3.09%和-5.19%，下半年累计增速需要升至4.8%。固定资产投资占最终资本形成总额的180%（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当中还包含了土地购置费等），而最终资本形成约占GDP总值的45%，根据一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值约为29%（一般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量的贡献率在一季度较少，后三个季度较多，分别是29%、43%、44%和39%），计算得到，若实际GDP同比一季度由6%降至0%，固定资产投资将由5.4%降至-1%，下半年整体增速需要达到4.8%；若实际GDP同比降至-2%，固定资产投资将降至         -3.09%，下半年需要达到4.8%的水平；若实际GDP同比降至-4%，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将降至-5.19%，后续仍需升至4.8%的水平（这里没有考虑不同情形下土地购置费可能的变化情况，统一核减了一个恒定的百分比）。考虑到房地产（受政策、周期风险和房地产泡沫等因素约束）和制造业（受资本回报率低迷、海外疫情冲击外需等约束）难以有明显的起色，今年最主要的工具仍是基建，新基建可能有较大弹性，但传统基建仍是稳增长的基石。房地产泡沫、政策（房只住不炒的意愿）以及房地产本身的周期性风险导致房地产增速本身不可持续，疫情冲击下，除非政策刺激地产需求侧，否则难以大幅拉动地产投资。今年房地产政策可以在供给端发力，即房企的融资端有所放开，放松融资，增加土地供应以保证大小房企能够在疫情冲击下存活，保证开工、施工，稳定经济增长。不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很难有大幅起色，因此增速的设定应以稳为主。制造业方面，我国制造业和全球产业链联系较为紧密，可以看到出口和制造业同比较为吻合，制造业受到外需影响较为严重。海外疫情大概率将拖累全球二季度甚至三季度经济增长，从而对我国制造业造成冲击。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增速为3.1%，处于较低位置，今年在海内外疫情的影响下依然难有较大改善，因此对于制造业的设定是回落。最终三大投资中只能靠基建投资相应地拉升固定资产投资而达到要求。最终测算，在三种假设情形下，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将分别升至11%、13%和14%才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8%的目标。财政货币如何加码才能保证翻番目标实现三种情形下，财政政策如何发力才能稳定增长、实现翻番目标？根据测算，财政乘数为0.3，若广义财政支出增加1万亿，实际GDP同比约增加0.3%，折合实际GDP值2,600亿元。首先假设现有财政政策不刺激，那么在第一种假设情形下，全年实际GDP同比为4%（0%、4%、5.8%、5.8%），要达到目标需要财政额外再增加5.3万亿，其中赤字率需提高至5%，且在广义财政中专项债需再增加1万亿，而PSL、国开债等需再增加2.3万亿。第二种假设情形下，GDP全年同比是3.6%   （-2%、3.8%、5.8%、5.8%），要达到目标需要财政额外增加6.7万亿，其中赤字率提高至6%，广义财政需再增加3.7万亿。第三种假设情形下，GDP全年增速是3.1%（-4%、3.5%、5.8%、5.8%），要达到目标财政赤字率需要上调至7%，在广义财政工具中，专项债再增加1.2万亿，PSL、国开债等再增发3.1万亿。整体来看，无论哪一种情形，如果一季度经济增长为负，想实现翻番目标所要承受的财政压力都是巨大的。三种情形下，货币如何扩张才能完成增长目标？计算货币乘数为0.35，若M2增加1万亿，实际GDP同比约增加0.35%，折合实际GDP值3,100亿元。在现有货币政策不刺激的情况下，第一种情形（全年实际GDP同比4%），M2需要额外再增加4.5万亿，全年新增20.4万亿，M2同比为10.3%，对应社融全年新增33万亿，存量余额同比为13.2%；第二种情形（全年实际GDP同比为3.6%），M2需要额外再增加5.7万亿，全年新增21.6万亿，M2同比达到10.9%，对应社融全年新增35万亿，余额同比达到14%；第三种情形（全年实际GDP同比3.1%），M2需额外再增加7.1万亿，全年新增23.1万亿，M2同比达到11.6%，对应社融全年新增37.5万亿，余额同比达到14.9%。整体来看，一季度增长为负的话，为达成翻番目标，货币政策的量级需要非常大，而这种大幅宽松可能导致通胀、房价泡沫等问题。全年增速目标可向下调整，工作重心转向稳就业一、全年实现翻番难度非常大，经济增长目标应向下调整。如果一季度经济增长为负，叠加海外疫情使得全球步入衰退的可能性上升，外需也将严重拖累国内经济增长。简单测算，若一季度实际GDP增速分别是0%、-2%、-4%，则需要下半年分别达到8%、9%、10%以上，才能完成翻番目标。分项来看，消费当季同比需要由-0.08%升至10%、12%以及13%，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需要升至4.8%左右，当季同比的升幅可能更大，因此消费和投资的涨幅都是非常大的，现阶段制造业受到外需冲击，而房地产投资受到内部约束，只能单靠基建拉升。据测算，0%的经济增长情形下，后续基建累计同比需要升至11.8%；-2%的经济增长情形下，后续基建需要拉至13%；-4%的经济增长情形下，后续基建需要拉至14.5%，确实非常艰难。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要双发力，其中财政可能需要将赤字率由3%上调至5-7%，除此之外广义财政还需要再支出3-4万亿，而货币方面，M2需要额外再增加4-7万亿，全年M2新增20-23万亿，对应社融全年增加33-37.5万亿，才能达到目标。这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压力都是十分巨大的。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速在6%-6.5%之间，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强刺激获取更高的增速可能引致通胀、房地产泡沫、杠杆率攀升和债务等风险问题出现，也与前几年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方向相左。同样，海外疫情使全球经济步入衰退的可能性也非常高，部分海外机构已将美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调为负值，二、三季度程度还将加深，因此外需下滑也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综上所述，要实现经济增长翻番目标难度非常大，而将经济增长目标向下调整，并把工作重点放在稳就业、促消费、扶持中小微企业等可能是性价比更高的政策选择。二、即使一季度经济增长下滑较大，财政货币政策仍需要发力，后三个季度经济增长仍有可能保持在6%左右，除非外需显著恶化。二季度增长可能略低于6%，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全国复工、生产、消费和投资等仍然不能像去年同期一样满负荷运行，人们依然会担心输入病例或者二次感染；第二，外需对我国进出口和制造业的压制严重，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增长步入衰退的可能性非常大。即使我国能够在二季度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直至结束，外需这块的影响仍无法忽视；第三，一季度失业率可能增加，失业人员无法获得薪水对于二季度消费也形成了拖累。所以，基本上二季度经济增长很难超过去年水平。三四季度增长在6%-7%之间。为应对疫情，主要的宽松政策出台，包括减税降费、降准降息、发行专项债拉动基建、促进消费等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将体现在下半年，因此下半年在国内疫情影响基本消除后，经济增速可能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整体来看，后三个季度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6%左右的水平，而这仍需财政和货币政策温和发力，例如赤字率上调至3.5%，专项债新增3.5万亿，PSL新增8,000亿，新增社融达到27-30万亿，新增M2达到17-18.8万亿。三、今年经济工作重心转向稳就业，但压力同样较大。虽然放弃经济增长翻番目标，但稳就业带来的压力同样较大。预计今年新增就业人口可能在1,300-1,500万人之间，这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保证。按照目前的就业弹性系数计算，5%的经济增速能够解决1,200万人左右的就业问题。因此，需要出台一些针对性政策稳就业，例如向内深挖部分就业弹性系数较高的行业给予重点支持和补贴；增加本科生扩招、鼓励继续深造、延迟进入就业市场；扶持更多的小微企业，维持就业机会；通过拉动基建和制造业、促进消费等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20-05-04 国民党主席补选揭晓，48岁的江启臣以68.8%得票率成为国民党主席。鉴于江启臣曾留学美国以及出自本土派系背景，加上江启臣在选前选后对“九二共识”的各种负面表态，预料江启臣将走一条“亲美、联日、和中”的路线，国共两党的互信和交往势将受到冲击。 国民党主席补选于3月7日揭晓，48岁的江启臣以68.8%得票率击败前副主席郝龙斌，成为国民党迁台以来史上最年轻的党主席，这被视为国民党“世代交替”的开始，可以预见中壮派未来将企图全面争抢接班。学者出身、曾任新闻局长和立委的江启臣，更加重视在互联网时代对议题攻防的快速反应，以弥补国民党与民进党对垒中最大的技术短板。鉴于江启臣曾留学美国以及出自本土派系的背景，加上江启臣在选前选后对“九二共识”的各种负面表态，预料江启臣将走一条“亲美、联日、和中”的路线，国共两党的互信和交往势将受到冲击。此次补选党主席的任期只到2021年5月20日，前后仅有一年两个月，不论在党务改革、两岸路线还是选战布局方面，江启臣注定将只能是一个“看守党主席”，但在此期间国民党政策路线和组织结构的转变需要密切观察。背景关系与人事布局解读和预判江启臣的人事布局、党务改革和政策路线，可以从江启臣的出身背景、从政经历和关系网络进行分析。江启臣就任党主席后公布首批人事任命，布局均与其过去的背景经历和关系网络十分密切，同时也与其党务改革路线紧密相关。江启臣出身自台中地方望族，其祖父江水源在台中丰原东阳里担任过42年的里长，其叔公江秋桂曾任丰原市农会理事长，其堂叔江春男曾任陈水扁时期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家族横跨蓝绿两党，直接影响江启臣的本土意识。江启臣的岳父刘盛良是其从政之路上的另一位重要支持者，他在新北市新店区长期经营房地产，并先后担任议员和立委。刘盛良是台湾政坛有名的“地产王”，在任职立委时财产申报是存款、土地、保险、房贷“四冠王”，当时仅名下土地便有159笔，掌握多家地产建设公司，资金充沛的刘盛良使江启臣从政粮草供给无虞。刘盛良还担任全台的“警消公教暨退休人员联合会”理事长，为江启臣争取黄复兴党员和警消公教党员的支持提供直接的助力。刘盛良家族与朱立伦团队和新北市党部系统关系良好，刘盛良的儿子刘哲彰目前便担任新北市议员。江启臣在正式参选党主席补选前曾拜会朱立伦，两人会谈后朱立伦确定不参选而江启臣确定参选，因此估计两人之间达成合作协议，江启臣很可能会支持朱立伦明年正式参选党主席，并进而帮助朱立伦角逐2024年大位，从而换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上升台阶。江启臣于2015年底号召国民党中生代立委成立党团次团体“透明新联机”，成员包括蒋万安、林为洲、颜宽恒、马文君、许淑华、王惠美、杨镇浯、李彦秀、林丽蝉、柯志恩、许毓仁等，而他则在“透明新联机”的力挺下于2018年至2019年上半年成功当选党团总召，彼时已展现出国民党中生代次团共主之象，这些中生代立委同僚俨然是江启臣最可以托付和并肩作战的政治盟友。在江启臣当选党主席之前，国民党立委党团总召选举中，代表中生代的林为洲胜出，而背后由郝龙斌等传统力量支持的郑丽文则落败。接下来党团总召和书记长分别由力挺江启臣的林为洲和蒋万安担任，可见从党部到党团，江启臣主导的立委中生代联盟已全面出线。此外，连胜文是江启臣另一个重要的中生代政治盟友。正是在确认连胜文承诺协助他解决党内十分棘手的财务问题后，江启臣才决定出来角逐党主席。此次江启臣参选得到连胜文的全力支持，江启臣预计将任命连胜文出任智库董事长，此举有助于江启臣获得连战系统的政经人脉支持。在党主席补选期间江启臣便积极争取韩国瑜的支持。当前韩国瑜正面临重大危机，罢免案成案几成定局，未来三个月全力协助韩国瑜度过罢免难关是江启臣上任后面对的最大考验。在人事布局上，江启臣安排与韩国瑜关系紧密的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担任兼任副秘书长，另一位兼任副秘书长颜宽恒也是韩国瑜竞选总部负责中部地区的副执行长，可见江启臣的人事布局中对韩国瑜力量和南部派系的高度重视。党务改革江启臣在参选期间提出“KMT Redesign”（国民党重设计）的理念，提出包括“组织扁平化、沟通网络化、服务数字化、经营在地化、视野国际化”等五大面向的政见。在就任主席当天发表讲话时，江启臣提出“世代合作、内造化、数字化”等三大改革方向。过去国民党在各种议题攻防上经常处于被动局面，面对民进党和绿营的攻击经常无法及时反应，中央党部各单位、智库、党团乃至执政时期的行政部门之间沟通不及时顺畅，经常错过议题攻防的时机，因此江启臣把建立“议题快速反应机制”作为党务改革的重中之重。为了强化横向协调及提高决策效率，江启臣在政见发表会和主持首次中常会时均表示要采取“集体领导制”并组建“11人决策平台”，由党主席、秘书长、重要党务主管、立院党团总召和书记长、青年中常委、三名地方县市长和民代代表、两名中常委代表等共同组成，目的是让国民党在应对各种事件和政治攻防时能够更加快速一致，避免过去国民党给人总是感觉不接地气、反应过慢的问题。江启臣对党务改革的另一项重点则是年轻化。虽然江启臣口头称要推动“世代传承、世代融合”，缓解资深大老、党工和党员的疑虑，但由于国民党当前40岁和30岁以下的党员分别占比不到3%和1%，吸收大量年轻党员、培养新生代人才是江启臣势必推动的方向。此次国民党主席补选结果显示，掌握国民党合格党员票源四分之一的黄复兴党部至少有过半党员将票投给江启臣，由此可见国民党内基层人心思变，皆盼国民党能够年轻化和世代交棒。由于青年团由革命实践研究院领导，因此江启臣据传将选择具有与网络世代青年对话能力、熟悉“空战”、敢与网络乡民呛声的罗智强出任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由此可见，江启臣企图将国民党的数字化、战斗化、年轻化三项目标环环相扣，未来党团立委、革命实践研究院、数字营销科技长三者之间将形成国民党网络数字战斗三角。“亲美、联日、和中”路线江启臣的意识型态和政策方向是“亲美、联日、和中”路线，这与其过往经历直接相关。江启臣多年的留美经历使其与美国政学两界建立了紧密联系。2018至2019年江启臣曾三次访美，一次是以“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成员名义赴美访问，另一次是在九合一地方选举后应“台美关系研究中心”之邀赴美，还有一次是在台中市长初选期间赴美拜访国务院和国安会，短短两年之内三次赴美访问，频率和层级之高，在国民党内政治人物中，除朱立伦外无出其右。江启臣从2018年开始便力主国民党要重新恢复驻美代表处，此次党主席选举中江启臣再次提出这项主张，同时也提出要同时建立与日本的沟通窗口，想必这在其党主席任内很快就会落地。江启臣任用其政治大学外交系同学、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黄奎博为兼任副秘书长，据传黄奎博有可能同时兼任大陆事务部主任，同时分管国民党对美事务和大陆事务。黄奎博是国民党内中生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曾以美国国务院富布莱特奖学金赴美留学，学术生涯积累了丰厚的美国学界和智库关系。江启臣任用黄奎博，表面上是同时向美陆两方传达善意，似乎兼顾平衡之效，但黄奎博与大陆关系远不及其与美国关系之深，如此可见江启臣重视经营对美关系势必远超对陆关系，甚至某方面对陆关系仅是做出表面姿态而已。江启臣在两岸政策方面最受争议的便是对“九二共识”的态度，他在此次党主席补选的政见发表会中，公开主张“九二共识”“有点旧了”，表示“去年反送中事件，还有至今当前正在爆发的疫情，都体现了中共极权、威权的管控，已经成为了风险的温床，这些事件都导致台湾民众对中共当局的疑虑，连带冲击到‘九二共识’的接受度”。由于江启臣否定“九二共识”，再加上此前在香港反修例风波期间他与台北市议员徐弘庭共同在台北公开与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香港立法会议员朱凯迪、社运人士岑敖晖等“港独”人士见面，引发大陆高层对江启臣的强烈不满和疑虑，因而在江启臣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后，中共中央一直没有照往例致送贺电。在台湾民意加速绿化的氛围下，江启臣显然意图剥去“九二共识”的印记，这一方面出于与民进党争夺民意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反映其个人政治意识形态，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向美国输诚表忠。台湾政治的实质是蓝绿两党分别争抢做美国的代理人，江启臣很可能是继马英九、朱立伦之后，美国重点栽培扶持的未来代理人人选，熟悉对美关系的江启臣完全认识到，只有调整两岸论述，他和国民党才能重获美国的全力支持，如此美国才会放心让台湾政权在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轮替。随着党内不同力量之间的角力、党外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美国方面对江启臣的明示暗示，未来江启臣和国民党将会在否定和不否定、修改和不修改“九二共识”与“一中各表”之间来回摇摆。如此将不能完全排除最终国民党通过修改党纲、改变“九二共识”两岸论述的可能性。倘若这个情景成真，届时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势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大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