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罗世宏 2020-09-28 3月初，48岁的江启臣击败69岁的郝龙斌，在国民党主席补选竞争中胜出，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党主席。此时接任主席的他，接下的是一个民意支持度低、两岸关系恶化与国共互动冷淡下的国民党，而且他马上面对的艰巨挑战是必须改革一个高龄126岁的老大政党。 今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结果揭晓，蔡英文以史上最高的817万票成功连任，国民党兵败如山倒。3月初，48岁的江启臣击败69岁的郝龙斌，在国民党主席补选竞争中胜出，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党主席。此时接任主席的他，接下的是一个民意支持度低、两岸关系恶化与国共互动冷淡下的国民党，而且他马上面对的艰巨挑战是必须改革一个高龄126岁的老大政党。两岸关系曾经是国民党的强项，但近年来逐渐成为国民党的包袱甚至是死穴。最近几次选举中，只要选战变成以两岸问题为主轴，原本形势有利的国民党就容易被贴上“亲中”“卖台”的标签；只要两岸之间有突发事件发生，国民党就可能在年轻人投票意愿越来越高的选举中被逆转，从胜券在握到急转直下，终至败北收场。除了民进党长期抹黑“九二共识”，中国大陆当局也有责任，因为原本具有创造性模糊意义的“九二共识”，在大陆方面否定“各自表述”之后，已经被等同于“一国两制”。大陆当局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相连结，已导致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误解更深。因此，如果国民党今后想在台湾的选举竞争中胜出，势必无法回避检讨并提出两岸新论述。国民党新生代主导的两岸新论述总统选举惨败后，国民党青壮世代积极参与两岸新论述的讨论与研拟。及至六月下旬，首度对外公开的“两岸论述建议案”，建议以“四大支柱”建构和平稳定的台海新关系：第一，中华民国主权；第二，自由民主人权；第三，台湾安全优先；第四，双赢开放繁荣。第一，中华民国主权。拒绝“一国两制”、正视中华民国，两岸才能达成共识。鉴于中华民国国号是台湾人民的共识，国民党反对民进党以任何手段更动国号。国民党主张，中华民国宪法不仅是台湾民主自由的根基所在，也是连结两岸及管理两岸民间往来的法律基础（因为历届台湾政府关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表述，皆基于中华民国宪法）。换言之，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九二共识”。同样的，“一国两制”要改变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台湾人民不会接受，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没有“一国两制”的空间。在此一支柱之指导原则下，国民党呼吁大陆当局尊重中华民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权利，因为中华民国国际空间的长期窒息，已构成两岸间最深刻的政治藩篱，也严重伤害两岸人民感情，甚至滋长了“台独”或“独台”要求在台湾民间的支持基础。因此，如果大陆当局肯认两岸和平与善意互动的重要性，实应恢复台湾人民享有参与国际组织各项活动的权利。第二，自由民主人权。政治意识形态不是限制人民自由的借口。国民党的两岸新论述主张两岸关系必须立足于自由民主价值，两岸交流中，大陆方面不应藉“反台独”之名，强迫台商或台湾艺人表态，更不得以各种政治理由留置关押，造成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或中共产生恐惧与厌恶心理。更进一步说，倘如中国大陆当局愿意加速政治改革，落实民主法治，对两岸关系绝对具有正面意义。国民党呼吁，两岸可考虑优先推动《两岸人权协议》，以尊重人权作为官方管理来往两岸民众的基本原则，把原本属于两岸人民的两岸关系还给两岸人民。国民党认为，此协议的签订或协商过程，将有助于化解两岸情势日益紧张，以及两岸民众对双向密切往来的疑虑，重建两岸社会的彼此信任。第三，台湾安全优先。台海和平是两岸共同责任。国民党自认负有维护台湾安全与民众生命福祉的责任。国民党主张强化防卫力量，但拒绝“亲美抗中”，而是要确保与维持两岸之间的和平稳定。因此，国民党呼吁两岸应优先推动设置“海峡两岸意外防止机制”，排除以战争作为解决政治分歧的手段，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第四，双赢开放繁荣。以互利双赢和透明监督健全两岸经贸。国民党肯定两岸双边贸易投资活动，不仅对大陆有利，也对台湾有利。然而，鉴于台湾民众对两岸经贸深化和市场进一步开放的疑虑，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民众参与监督机制，确保开放的成果为全民共享。国民党主张，优先推动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法，并且持续促成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后续程序和货物贸易协议谈判。国民党亦主张，制定党公职两岸交流行为准则，杜绝不正当的利益交换，为确保两岸经贸的果实嘉惠台湾多数民众，不至被不受监督的少数特权人士所垄断。大陆如何应对国民党两岸新论述？国民党两岸新论述尚有待今年九月以后经过党内民主与社会沟通程序后确定最终版本，不过确实已和国民党过往两岸论述有所区别：不否定“九二共识”但将寻求超越“九二共识”。不否认“一个中国”原则，但坚持必须是在“各自表述”的前提下，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九二共识”。很明显，国民党的两岸新论述除了不否定“九二共识”、反对更改国号之外，其它主张如“自由民主人权”“拒绝一国两制”“台湾安全优先”，已愈来愈趋近于民进党的两岸论述。原因很简单，因为国民两党都在争取台湾主流民意的支持。若不这么做，甚至反其道而行，任何政党一旦被恶意贴上“亲中”“舔共”等标签，在一人一票的选举中必然被淘汰。换句话说，已经沦为在野党的国民党，此刻不得不对两岸论述有所调整，否则未来极有可能快速泡沫化，在台湾政治版图里沦为不再具有影响力的政党。不过，无论表面上的趋同，国民党和民进党还是有着根本区别：（1）民进党已有一面倒向美国的倾向，而国民党虽然也亲美，但不至于沦为美国抗中战略的马前卒。道理很简单，国民党的基因里还是有民族大义的，也一直不愿台湾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在《蒋经国日记》中，蒋经国但凡提到美国，一律称之为“美帝”。（2）民进党或许不在乎大陆民主前景，但国民党在乎。（3）民进党或许不珍惜两岸和平现状，但国民党珍惜。面对国民党新生代的两岸新论述，中国大陆当局应有新思维：唯仁者以大事小，避免让主张反战反独的国民党陷入完全无立足之地的窘境，反而让民进党有更多反中仇中的牌可打。“一个中国”既然是大陆当局最看重的底线，何不容许台湾方面、特别是国民党可以有弹性表述的自主空间？在“一个中国”这个关键议题上，国民两党都没有对大陆方面要求“照单全收”的空间，除非该政党或政治人物不在乎选票。因此，大陆方面如何表态，其实攸关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也牵动着台湾是否一面倒向美国。如果大陆当局予以台湾方面自主诠释“一个中国”的空间，只要不背离“新三段论”（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即可，两岸关系必将能因此而开启新局。最后，中国大陆当局也应该对台湾民众因特殊历史因素形成的身份认同予以一定的理解与尊重，甚至应主动抛出“放弃以武力手段解决两岸分歧”“理解台湾主流民意对中华民国的感情”“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及一部份国际组织”……等论述，因为这既无损于中国国际地位、又有利于今后两岸关系的建设性发展，也可避免台湾一面倒向美国，导致未来情势恶化与难以逆转，甚至因此付出两岸人民皆不乐见的惨痛代价。如果大陆方面能够展现这方面的弹性与自信，以有容乃大的“王道精神”与台湾朝野政治力量进行良性互动，这将比使用文攻武吓的手段有着更大的反独促统的效果，也将立即让美国和少数“台独”基本教义派人士无法见缝插针或兴风作浪。大陆方面的新思维与新作法，必将大大有利于两岸经济繁荣发展，确保两岸人民和平福祉。毕竟，在未来的两岸关系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国民党，甚至不是台湾，而是大陆。大陆方面应该尽快顺应时势调整两岸新论述。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20-09-02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绝不能重走“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老路，而应顺应“逆全球化”发展趋势，以打造亚太产业链中心为“突破口”，趟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自贸港建设之路。 新冠疫情的爆发加速全球化逆向进程，“逆全球化”将引领疫后全球发展浪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绝不能重走“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老路，而应顺应“逆全球化”发展趋势，以打造亚太产业链中心为“突破口”，趟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自贸港建设之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书写出亮丽的“海南篇章”。“逆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重大转变纵观全球，发展较为成熟的自贸港无一不是乘着“全球化”的东风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在“全球化”风靡的时代，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式大行其道，并推动全球资本、技术、人员的自由流动。只要政策开放度高、产业规划合理、营商环境友好、区位优势明显，自贸港建设就能取得成效。因此，“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有章可循，并非难事。正因如此，全球各地兴起一股自贸港建设浪潮，且涌现出不少发展迅速、令人瞩目的自贸港。然而，在“逆全球化”时代，自由市场经济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日益盛行。这导致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多，全球资本、技术和人员的流动受国家政策的限制愈发增多。不仅如此，新冠疫情更引发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大国和地区强国，对经济安全的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减轻对外经济依赖、缩短乃至重构产业链、重拾贸易保护主义、强行推动产业回流、经济合作安全化等成为“逆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由此可见，“逆全球化”时代的自贸港建设已经失去了“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便利，必须独辟蹊径，找到“突破口”。“逆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主要路径“逆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规模缩减、经济增速放缓、区域间流动性降低，这使得自贸港建设的目标定位、实施路径和建设周期都发生重大转变。第一，自贸港建设要主动“瘦身”。“逆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规模收缩，随之而来的是资本、技术和人员在全球的流动性会降低，在域内的流动性会提升。自贸港建设也应顺势而为，以打造区域性产业链为重点，以构建区域性贸易投资中心为目标，避免盲目求大。第二，自贸港建设要重质量、轻数量。鉴于全球供需缩减和经济增速下滑的新形势，自贸港建设应将资源投放在有限的优势主导产业上，以重点构建特定领域的区域性产业链为主，避免平摊资源，同时打造数量众多的产业集群。第三，政策沟通引领自贸港建设。随着国家干预市场以及经济安全化趋势的发展，自贸港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政府层面的宏观政策协调。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协调及其与国外各级政府之间的政策沟通是自贸港建设成败与否的关键。第四，自贸港建设周期更长。失去“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便利，自贸港的建设周期将被迫延长。这要求自贸港建设者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分步骤、分阶段稳步有序推进自贸港建设，避免一心求快，揠苗助长。海南自贸港应聚焦建设亚太产业链中心基于上述判断，海南自贸港应以建设亚太产业链中心为“突破口”，全力打造亚太医疗产业链中心、旅游产业链中心和科技产业链中心。第一，打造亚太医疗产业链中心。海南应以新冠疫情催生的公共卫生服务需求为契机，主动与中央各部委和部门对接，积极参与“健康丝绸之路”、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中日韩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澜湄合作等区域性合作机制，提升海南在亚太公共卫生合作领域的参与力度和影响力，为海南打造亚太医疗产业链中心创造条件。同时，以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海南国家高新区为主要平台，在高端医疗服务、美容整形产业、进口医疗器械和药品引进、高新制药产业、公共卫生研究等领域与日、韩、东盟和欧洲国家加强合作，用足用活《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赋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在对接国际标准、体制机制改革和提升服务水平上下苦功夫，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国际化的海南自贸港医疗产业。第二，打造亚太旅游产业链中心。海南应充分利用疫后国内、国际旅游消费“报复性反弹”的有利契机，主动与国家旅游局、商务部、文化部、外交部进行常态化的政策沟通，借助国家层面的对外旅游合作协议和平台，深化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旅游合作。特别是设法参加今年举行的“中马文化旅游年”系列庆祝活动，或主动承办相关活动，以马来西亚为“突破口”提升与东盟国家的旅游合作水平。同时也可以明年举办的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为平台推介海南的旅游资源，打响“海南名片”。海南应充分利用《方案》赋予的零售免税、第七航权和邮轮旅游等优惠政策升级旅游服务，仿照香港，在三亚和海口率先打造“购物天堂”和“旅游胜地”的旅游综合体，增加以海南为目的地或经停海南的航班频次，吸引更多国际航空公司开通至海南或经停海南的旅游航线，重点推出“海南-东南亚”“韩国-日本-海南-东南亚”“海南-东南亚-南亚”等邮轮旅游线路，同时吸引更多国际旅行社在海南设立分部，提升旅游营销服务水平，多渠道、多方位地将海南打造为亚太地区的旅游产业链中心。第三，打造亚太科技产业链中心。“逆全球化”时代全球对高新技术的需求将更为迫切，旨在以技术升级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同时扩大收益。因此，未来的自贸港将在很大程度上比拼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要想取得成功，抢占技术高地是关键。目前，海南已初步建成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和海口美安科技新城，但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底子薄、技术弱、规模小，难以支撑自贸港建设的快速发展。未来，海南应以《方案》所赋予的优惠政策为契机提升高新技术产业扶持力度，通过政府财政向科技产业园区倾斜、发行自贸港债券等多种融资渠道来解决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缺口，通过牵线国内优质科研机构在琼设立分支机构、吸引国外知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琼办学办院、鼓励跨国科技公司在琼设立研发机构等内外结合方式持续不断地输出技术和人才，在人工智能、5G技术、生物制药、海洋科技等领域形成产业集群。总体而言，“逆全球化”时代海南自贸港建设应以亚太产业链建设为中心。在这一中心思想的指导下，海南应主动与国家部委和部门进行常态化的政策沟通，充分利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对外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区域性合作，为海南融入亚太地区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海南应顺应“逆全球化”时代经济规模缩减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集中资源打造亚太医疗、旅游和高新科技产业链中心，以产业发展推动海南早日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贸易港。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08-24 基于中庸之道，未来香港既要反对基于身份认同的社会偏见，也要努力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从而让基层受惠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维护政治正确底线。 政治正确指的是对自然人、法人的言辞、行为和政策施加的限制，它规定不得损害、歧视、冒犯社会上的特定群体，从而保护这些社群成员的利益和尊严，促进社会成员的平等。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社会面临的问题是过度的政治正确，而在香港，现实问题是政治正确规范被严重破坏（比如称内地为“支那”、称内地人为“蝗虫”或者“强国人”、称新冠肺炎为“武汉肺炎”等等），地方认同政治猖獗，“违法达义”谬论当道，针对特定社群的歧视广泛存在而且有扩大的趋势，互联网则充当了这一现象扩大的重要推手。政治正确是自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理性的现代文明发展进步的产物，它诞生于理性的思想和学术界，然后逐步传播到社会和政界，基本上维持了理性的逻辑，但是香港网络环境根本就缺乏这一历史形成的理性氛围，难以服从政治正确的规范。由于香港网络世界完全没有监管，匿名网民可以肆意妄为，传统的言论自由理念，可以被他们利用来散布地方政治认同情绪，甚至达到其它不法目的。在香港社会部落化的大背景下，情绪化的网民可以公然违背最基本的政治正确原则，以认同政治的名义轻易掀起社群歧视、暴力攻击的狂欢，催生恶劣的社会暴政。由于政治正确的缺位，进步和解放政治被整个香港社会遗忘，“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香港极少得到支持。互联网被用来促进本土化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掌权者都是有形而可以辨认的，即使相隔千里之遥，我们至少也知道掌权者的居所。然而，在互联网时代，操纵权力的人完全是隐形的，或者以网上某个戴上面具的身份出现。互联网时代的权力可以来源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数据，几乎只需要虚拟活动就可以实现。这大大改变了后现代社会的权力形态。信息和资本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跨国界流动瓦解了现代社会秩序。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政治地理现象，有着以等级划分的社会秩序，成员通过生产、交换、消费、服务等活动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关系纽带。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构成现代性典型特征的信息和资本成为可以任意流动的因素，生产、交换、服务等都可以在境外完成。信息流动不受国界的束缚，社会和政治事件在网上复制、传播并全球蔓延，如果遇到特殊事件，比如大家都关注的种族、环境问题等，由此而生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危机就会通过网络加速扩大。美国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球种族抗议运动就是明证。传统和现代社会的有机结构，都存在一个中心，但是后现代社会则去除中心，呈现发散的不稳定状态。政治人物、政府机构、舆论领袖、网络红人、资本、企业等都可以成为要素流动的主要载体，包括信息、思想、财富、知名度和权力。政府继续在互联网时代扮演掌权者的角色，但是控制能力和地位已大打折扣。社会不再围绕政府运作，而是以多中心的方式运行，即使美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美国总统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可以被企业限制。由于具有隐形、流动和去中心化的特征，互联网特别适合被用来低成本地推进基于身份政治的反政府本土化运动，因此网络信息就被那些认同本土利益的香港反对派选择性采集和重构，形成部落的自我强化和复制机制。香港反对派长期致力于塑造所谓的国际公民，一方面，他们把西方话语凌驾于中国传统和大陆话语之上，引导利益向西方靠拢和集聚；另一方面，他们的国际经验和眼光其实有限。缺乏西方社会在地生活经验的反对派，拒绝西方话语中损害反对派自身利益的进步内容，包括反对社群歧视的政治正确理念，这对香港网络生态造成致命性影响。香港社交媒体的大量内容被反对派诱导和干预，沦为仇中反中的舆论平台。互联网认同政治催生多数人暴政互联网上基于认同政治的霸凌会导致多数人暴政。古典的言论自由理论是时代的产物，主要目的是为了约束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这一原则并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网上部落对不同意见的压制和迫害。实际上，在香港这样一个部落社会里，非政府行为主体比政府更能对少数人制造迫害，因为非组织化的迫害，比如在私人企业、家庭、学校、社团等机构那里，往往无章可循，负责人几乎可以任意作为。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诞生后，个体的话语权被大幅扩大，已经超出了传统民主体制设计的框架。非政府行为主体新部落普遍出现，互联网推送算法诞生，更是加剧了社会舆论圈子化，那些持少数意见的人士总是处于舆论的下风，要么被侮辱和欺压，要么被禁止发言甚至被驱逐出群。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不能剥夺少数人的自由；同时也是反智的，因为它抑制个性和独创性，不利于社会对真理和真实的探索。在连登、高登、立场新闻等网络社区出现的这种社会暴政，压抑市民的生活起居与身心状态，是比国家暴政更恶劣的暴政形式。与现实世界一样，在网络世界的社会暴政下，个体的心灵、人格、尊严容易受到冲击。在网络上如果不随大流，拒绝跟从多数人的情绪，那么个体就会受到低级嘲弄或者更严重的惩罚。网络社会暴政所造成的影响，会催化、刺激和放大现实世界的暴力。拒绝政治正确的民粹力量在网络上制定规划，在街头付诸行动，既可以攻击建制的政府力量，也可以攻击企业、社团和个人。这就是香港反修例运动的真实写照。在戴耀廷“违法达义”口号的煽动下，香港出现了极端的社会暴政——私刑。这一违反政治正确的论述催化了新部落文化中非理性的暴力因素，那些敢于恪尽职守、坚持理性、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士，包括警察、官员、爱国议员、爱国市民甚至敢言游客等成为被非法攻击的对象。网络可以把罪犯的角色分解，操控者和实施者由不同人担任，这种模式允许和纵容了网络空间在私刑中扮演的角色。社交媒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不法分子影响力倍增，令他们以幕后黑手的角色、以煽动和操控他人犯罪的方式对异见者私下施加惩罚。在某种意义上讲，香港出现的网络私刑就是一种新型游击战。在作战结构中的操纵者，是幕后策划人，通常属于反对派或建制中的两面人；网络上的煽动者是指挥员，大多属于“和理非”；而街头暴恐分子是战斗员，属于“勇武”。反对过度政治正确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精神推动了现代社会的诞生与发展，是政治正确的指导性原则，也是未来科学与文明拓展的根基。香港反修例这样情绪化的社会运动能够暂时改变社会运行的轨迹，甚至有着修正理性世界缺陷的作用，但是不可能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公开、真实、真诚、正当的沟通仍然是未来世界的主流，理性、妥协、折衷、共情和共识是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政治正确出现偏差，并不能否定政治正确本身，更不能否定理性精神。解决有关政治正确沟通障碍的出路依然是沟通本身，但需要新的哲学特别是方法论。这实际上有助于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范式提供一个形成能动化社会行动的可能选择。然而，过度政治正确导致政治审查，侵犯公民的权利，无视社群差异，妨碍社会健康成长。政治正确的极端化带来僵硬的教条，损害宽容的讨论环境，让正常的社会沟通无法进行。有些对策建议，不是通过政治正确细节的调整去纠正沟通中的错误行为，而是禁止讨论本身。这种政策一旦付诸实施，自然是根除了新部落滋生繁衍的巢穴，但也侵害建议者本身以及普通市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禁言会彻底摧毁沟通理性，阻碍社会的长远进步。在科学、教育、文创、传统媒体、社交媒体等话语空间，言论自由是创造力的保证。如果行为人的创造活动被自我审查的焦虑抑制，或者被政府不合法的权力压制，那么社会的创新能力将被全面扼杀，这无疑令香港陷入“揽炒”的旋涡。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制度建设确立政治正确原则。针对民粹及由此而来的歧视问题，学界和政界都倾向于个案单独处理方案，而忽视香港的结构性问题。香港接连发生极具破坏性的骚乱，对待暴乱分子，目前的应对仍然局限于警察个别抓捕和司法个别判决，很少有人愿意从建立政治正确制度规范上去思考对策。从制度上确立政治正确原则，并不是要像欧美那样追求过度正确，从而导致摧毁新规范的合法性，而是要从话语、价值观和权益方面综合施策，依靠组合拳进行政治改良。在确保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如果制度性的政治正确建立起来，那么纠察机制就会形成，言论自由的边界就会清楚地确立，网络话语就会在言论自由的滥用和过度政治正确之间找到平衡，沟通理性就会得到尊重，而一些零星的个案，反而会获得灵活甚至宽大处理。第二，通过法治建设维护政治正确原则。禁止持不同政见者发言或纵容针对特定社群的网络暴力泛滥成灾，都不是良好的政策。以强力对付暴力是必要的，但不是长久之计，更深远的影响力来自于理性的沟通环境，因此为建立政治正确而对舆论特别是社交媒体进行适当立法规管是合情合理也必要的。在网络话语冲突中，缺乏政治正确法规的制约，政府简单的强力和网民的过度激进形成互相支持的共生关系。政府在监管方面拥有优势，而网民在此起彼伏的网络内容方面占据优势，二者短期利益最大化在于彼此都走向极端，而不是在中间达成妥协。网民的武器在于通过包括谣言、夸张、民粹等网络话语散布恐惧、制造混乱和动荡，如此，他们既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目的，又能保护自己的安全，随时可以全身而退。政府中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会以网民的激进话语或行为作为理由，推行强力政策。在这种局面中，得益者是政府和网民中的有心人，而受损的是普罗大众。第三，通过教育渠道普及政治正确观念。社会暴政在网络上的泛滥，表面上是技术发展中出现的现象，本质上还是教育体制和内容出了问题。在政府干预中，更应该考虑从教育领域着手，培养市民的理性精神，提升市民的判别水平。政治正确的主张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在落地的过程中，它变得不真实、不真诚、不符合实际情况，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导致社会舆论走向反面。年轻人普遍对政治正确怀抱敌意，成为不受约束、非理性的民粹主义的俘虏。这种现实不是通过强调政治正确原则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的，而需要改善教育的内容，晓之以理。政府首先应该明确提供教育指引，引导市民拒绝政治不正确的话语和价值观。在实施国安法之后，低调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现实做法是确保文明的底线，通过教育让香港舆论至少达到哈贝马斯沟通理性中真实、真诚和正当三原则的要求。第四，以中庸之道落实政治正确原则。中国的崛起，当然要依靠制造业特别是核心科技这种硬实力，也就是坊间传言的大秦帝国模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文化创新，既要有新的理论体系，也要有新的沟通话语。新儒家是这一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的核心精神中庸之道是沟通理性落地成为实践的现实途径。作为新儒家核心内容的中庸之道，实际上可以用来改善西方的社会和舆论生态。政治正确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后欧美进步知识分子对身份政治的批评和反抗，但是主流的政治正确潮流忽视了阶级冲突和贫富差距，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资本利益引导的方向，成为不良资本控制社会的帮凶，从而瓦解了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联盟。平权运动主要关心消除美国大小社群的“身份”，主要追求公民名义上的平等，而不是通过改革政策解决少数群体特别是黑人的贫困问题，这实际上降低了政治正确的公信力，导致政治正确被妖魔化。香港的政治正确建设，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基于中庸之道，未来香港既要反对基于身份认同的社会偏见，也要努力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从而让基层受惠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维护政治正确底线。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06-26 在香港反修例风波中，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界人士。一场没有公开领导者的动乱为何能够长期持续？这场社会动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黑暴分子特别针对讲普通话的大陆人？如果我们从新部落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就能找到答案并加深对变迁中香港社会的认识。 在香港反修例风波中，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界人士。首先，一场没有公开领导者的动乱为何能够长期持续？其次，这场社会动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第三，为什么黑暴分子特别针对讲普通话的大陆人？这几个问题其实也涉及西方人常常对香港社会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大量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在法律上具备“香港人”身份的大陆人不被香港社会尤其是政界视为“真香港人”？如果我们从新部落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就能找到答案并加深对变迁中香港社会的认识。超越个体主义的新部落社会新部落是指在特定的实际或虚拟空间，通过排外的亲密社区交往，不断强化共同自我情绪的社会群体。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菲索利（Michel Maffesoli）是第一位提出“新部落主义”概念的学者。他认为，由于个体主义和市场理性主义的主宰，温馨的友谊和紧密的社区纽带在大众社会成为稀有品，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大众社会普遍瓦解，人类社会将回首历史，从遥远的过去寻找提升生活品质和情趣的组织原则，超越原子化的个体主义，建构新部落社会。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随着个体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家庭、工作机构、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中传统社会关系正在持续瓦解。马菲索利则以不同的眼光观察到，后现代社会的特定时空里面，大量的小规模社会群体正在崛起。他以“新部落”这个概念来解释社会中的去个体化现象。新部落具有流动性大、周期性聚散的特点，成员常年一窝蜂地集合，也一窝蜂地散开，而且经常在不同部落之间游移。后现代社会区别于理性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从个体主义走向小圈子主义，个体自然的社会性大为增强，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呈几何级数增长。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个体的社会环境，使个体的社会联系不再局限于地域，而是在虚拟空间中拥有海量的交往机会。这些机会不仅来自于其它个体，更来自于无数微型、小型虚拟社区即部落。这些虚拟部落帮助个体摆脱孤立状态，为个体的角色多元化提供了条件，可以让个体方便地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丰富和趣味化人生经验，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标志。新部落让个体的自由表现欲望和对团体归属的自然渴求实现了对立统一。非理性的新部落社会新部落主义是逆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互联网科技、4G和5G通讯、资本自由流动等弱化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但是正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言，经济理性主义驱动的全球化加深了贫富分化，使大多数人陷入相对贫困，而且加剧了文明的冲突，他们转而倾向于回到能够满足自己原始欲望和使自己感到舒适的小圈子，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乐趣和感性生活质量，对宏大的社会问题采取了漠视态度，这就催生了一个个新部落。全球化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活型态，地理意义上的社区越来越缺乏志同道合者，人们反而在虚拟的网络上找到与自己有相同感触的人群。传统的社区被信息时代超越地域概念的网络社区取代，人们在新型社区中找到自我认同与社群归属感，这是当今世界社会运动的新特征和新模式。这些社群包括情感连结的趣味社群、共创利益的互助社群、感同身受的价值观社群等。在这些网络社群中，趣味社群最具后现代的特性。趣味社群属于低物质欲望、希望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人群，渴望在社会关系中表现自我，同时与他人分享经验和快乐。他们不关心宏大叙事，不重视理性思考和论述，更重视生活情境、美好家居、活在当下、建设本土。这种社会发展趋势，代表着理性化的社会正在向情绪化社会过渡。趣味社群的粘合剂是成员之间共同的自我情绪，他们都是基于类似的冲动，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自愿加入社区。新部落主义的本质是非理性的，所以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活力。群体的团结依靠成员的归属感，而后现代的新部落，其高度归属感来源于近乎夸张的超自然情绪表达甚至属灵支持。成员对此的共同体验就可以把部落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情绪体验是新部落重要的形成因素和融入机制。它可以制造深度沉浸或者集体狂欢，在成员间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带动共同议题。在后现代社会，非理性的情绪甚至刺激能够得到鼓励，有效地促成并巩固社会建构。香港旧有部落形态香港总体上没有发生内地经过的历次革命运动，又是一个长期被英国殖民政府治理的移民社会，因此部落社会的色彩比较浓重。严格意义上讲，部落是一个政治单位，不过在现代社会中，它主要呈现为一个社会和经济单位。传统的部落基本上以血缘为基础，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联合而成，是为促进成员团结而组成的政治和社会单位。传统部落成员大多来自于同一种族、氏族、居住地，拥有相同的宗教、文化、历史、语言等，在政治上有统一的领导，但是缺乏中央集权。现代部落与传统部落类似，但其功能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自港英时代起，香港政客与商人形成了紧密同盟，超级富豪全面影响香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这种状态在回归之后并无改变。商人阶层几乎在各方面影响香港市民的生活，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香港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时候，商人阶层被政府权力压制，回归之后，中央对香港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商人阶层在政治上迅速坐大，打破了政府与商界的权力平衡，形成一种类似于地产霸权的政商关系。这种结构催生出一种适合现代社会的部落体制。它就像一个大染缸，让所有市民深陷其中，知其腐而不自觉，更不能自拔。特殊利益集团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垂直关系链”，根据部落按血缘和等级分配原则，构建了一个政商共治、剥夺中产与基层的政治结构。该利益集团维护和促进家族的商业利益，阻挠科创企业的发展，拒绝市民的各种诉求，包括释放土地建公营房屋、提高最低工资、实行标准工时、实现全民退保等。这一落后的体制必然招致大众的反对，而政府的应对之策就是拿出巨额公帑，收买和安抚那些有影响力的分子，借助这些“大声公”压制上班族和基层的怒火。该利益集团与西方国家有着亲密感情和利益交叉，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是其家族家庭利益所在，因此私相授受是香港商界和官僚系统保持对西方影响力的方式。由于部落成员没有民族国家意识，不强调以民族主义来完成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因此他们更容易接纳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愿意与外国人分享资源和利益。新部落推动香港本土化从新部落主义的视角观察香港的本土化运动，我们可以理解其深层次原因。超越传统英式个体主义后形成的小圈子，加上非理性的生活情趣追求，导致大量香港人对所在新部落的忠诚度远远高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经常把本土利益与国家利益对立起来。对民族国家的否定导致新部落的认同聚焦在本土情绪或利益上，如此这些港人既无法拥有全局性的视野，也部分丧失个体的独立性。他们行动的驱动力更多来源于本土目标和议题，并以后现代主义的行事方式来表达。香港社会的激进分子在反修例风波中强调本土权利。他们反对中资企业以香港为平台推进海外扩张，反对中央对港实施全面管治权。比起参与这些国家大事，他们更关心街边的蔬菜店、咖啡馆、餐馆，还有社区的健身房、图书馆、公园等等。这些诉求缩短了香港个体主义文化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社区里面的人们亲如“手足”。反修例风波中激进分子之间狭隘的团结互助精神得到提升。新部落概念不同于传统人类学意义上的部落，但是两者显著的相同点是非契约性的私人交往关系。它不同于工作关系、法律关系，强调亲情、感情纽带、一致对外和内部团结。在街头暴乱中，“手足”之间互帮互助，团结一致地排挤甚至殴打讲普通话的大陆人。抱团、互助和排外成为反修例“手足”的责任和义务，进一步加强了“手足”之间的亲密联系，提升了本土归属感。黄色经济圈是在反修例风波中由部分文人发动的经济本土化运动。它成为香港反对派用来打击中资、扩大自身经济影响力的武器。黄色经济圈的本质是反中共、反大陆、支持本土的商业部落，是本地商家排挤中资竞争对手、扩大利润的一种操作方法。本地小商家一直受到本地大商家和中资企业的冲击，而黄色经济圈则以血缘、本土、相同价值观的名义来拉近自身与顾客的距离，也实现与本地财阀的利益和解。这种出现在基层水平的利益再分配，扩大了本地财阀在基层的联系，实现了垂直结构在不同等级上的横向延伸，巩固了既有的等级秩序，形成小商家与财阀的部落联盟。新部落凸显部分港人的面具人格新部落主义的视角有助于我们认识反修例风波中黑暴分子甚至普通示威者的蒙面行为。新部落行为，无论小圈子活动，抑或基于原始欲望的非理性生活方式，都与香港社会台面上的现代性规范不相容，于是黑暴分子和许多普通示威者都不以真实面目示人，纷纷以面罩、口罩蒙面，目的是隐藏身份，避免极端行为给自己的工作和公开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这在世界社会运动中确实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新部落概念超越了传统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成员可以用面具来应对台上台下不同场景。戴上面具的社会成员，没有否定个体主义，但是又在戴上面具后在小圈子里进行欲望驱动的角色扮演，与圈内人建立一种亲密社会关系，排挤圈外人，获得一种私密的集体性情感满足。社会成员可以有不同的面具，而戴上哪一种面具取决于不同的社会场景。在某些场合，个人会隐藏真实的自我，戴上与特定群体共同情绪相称的面具，并且根据这个面具的逻辑去扮演社会角色。如果真实的自我情绪与某个特定群体的共同情绪契合，形成强大的集体驱动力，那么个体就会高度认同这一群体，轻松愉快地融入其中，完成从个体到部落成员的转换过程。一些香港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显露新部落特征，呈现明显的面具人格。他们在西方人面前说和做是一套，普遍展示符合现代性的规范；在中联办、港澳办官员面前说和做是一套，一般展示对“一国”的支持；而对圈内则又是另一套，基本沿用历史上传统部落的交往方式。通过面具的保护，在香港的新部落中，君子协定或者口头协议具有约束力，并被广泛接受，导致香港的政策制定过程类似于中东阿拉伯王室与商人之间在台下的讨价还价。在香港和中东阿拉伯社会，我们发现部落与现代性可以良好共存，其主要的手段就是面具化治理。它以部落治理的方式，容纳多元文化，并巧妙地在不同文化圈之间设立防火墙。这种设计引入了具有强大自生长力量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特殊利益集团创造巨额财富。当西方游客穿行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无法想象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新型部落社会。因势利导，瓦解新部落传统部落的消亡源于阶级的出现、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作为治理冲突工具的国家机器的诞生。若要破除新部落的影响，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历史经验仍然值得借鉴。在阶级调和成为香港社会发展的基本共识后，我们能推出的政策只有发动国家机器，落实和加强中央权力。首先，通过建立和落实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牢牢树立中央在香港的权威，打破部落割据的局面。回归20多年来，香港社会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央权力虚弱。香港地方政府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迟迟未能就涉及国家安全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根据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理论，秩序先于民主，安全先于选举，只有一个强大的利维坦即中央政权，才能保护全体人民不受无法无天的暴徒袭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就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实施立法，这是树立中央权威、重建香港社会秩序的重大步骤。然而，魔鬼在于细节，人大常委会在制定细则时，宜在香港派驻隶属中央的国安干警、法官、检察官，这样中央的权威才不会被本地部落架空和虚化。其次，采纳“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原则，考虑社群人口比例，鼓励自由竞争，适当掺沙子，突出行政、立法和司法等公权力的代表性，杜绝部落垄断权力的腐败政风。香港是一个多元移民社会，人口结构比较复杂。据香港政府统计，自回归以来，截至2018年底，已有约150万名内地人在香港生活，占香港人口的20%。除此之外，香港有8%非华裔人口，主要来自东南亚、南亚和欧美日。由于部落对权力的绝对控制，香港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基本上以家族、派系、地域、方言划线，亲疏有别，拉帮结派，占山为王。在粤语方言社群之外，香港还有大量爱国爱港、埋头苦干、敢于担当、胸有惊雷、腹藏良谋的优秀人才，受制于不合理的部落藩篱，无法进入香港的权力核心。香港宜以贯彻落实国安法为契机，消除用人的部落痼疾，广开进贤之路，放眼所有社群，唯贤是举，让各类治世能人都能脱颖而出，投入到香港蝶变重生、再次腾飞的事业中来。第三，普及中文标准语，以此为载体根除新部落党同伐异、排挤大陆人的不当做法。部落化的方言，被成员用来展示和行使社会与政治权力。人口占多数的部落往往通过神圣化、政治化自己的方言来垄断资源和权力。只要使用方言的部落掌控了某个地方政治决策的权力，操国家标准语人群照样遭到歧视和排挤。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来看，方言的强势代表中央权力弱，标准语的强势代表中央权力强。语言的主导地位，并非源于标准语或方言本身的优劣，而取决于央地权力博弈的结果。在现代民族国家，标准语之所以成为标准语，就在于中央拥有强大的权力，并且有意志在地方展示和落实自己的权力，让地方通过语言的取舍来表示服从。在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没有明确要求本地政府落实普通话和简体字在政府、立法、司法、教育等领域的官方主流地位。这一政策的恶果在反修例活动中得到彰显，许多操普通话的游客被殴打和攻击，而中央的权力在反对派甚至建制派那里被藐视。普通话没有成为香港的主流官方语言，导致教育界不但难以通过简体字去客观认识内地，反而充斥着来自英文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仇华反华内容。公务员事务局法定语文事务部、律政司双语法制委员会、教育局下辖语常会，应尽早规定所有香港政府公文、司法和立法文件以及学校相关教材必须全部有国家标准语版本，真正落实《基本法》规定的“两文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