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灵敏 2014-03-26 对中国的养老金改革而言，更为本质和迫切的是以下两方面的改革。首先是养老金的并轨问题，其次是如何弥补养老金缺口，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的问题。 中国目前的养老金体系面临严重危机。201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保障绿皮书》披露，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近40%的人认为养老金过少，甚至不能满足生活需要。其中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认为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的态度最强烈，占到78.9%；其次是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者，认为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的占到56%。而同时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人中只有3.8%认为不能满足需要，但有53.8%的人认为完全能够满足需要。从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参加者自己对养老金的感受，可以明显地看出养老金待遇在制度上的差异，以及民众对此非常不满的现实。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过去一年来，为应对养老金危机，中国社会就是否延迟退休的问题争论不休。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明确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表明延迟退休的大方向已定。尽管如此，多项调查显示，民众压倒性地反对延迟退休。在人民网的调查中，这个数字是70%，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数字高达94.5%。清华某位教授一句“50岁退休65岁领取养老金，中间15年，男的去养老院做园丁，女的给老人洗衣服”，更是激发了舆论的口诛笔伐。专家学者们在此问题上也是各执一词，意见分殊。 显然，很多人的看法和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依照工作性质、个人意愿等设定退休年龄标准，是否会让某些既得利益者堂而皇之地赖着不走呢？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婴幼儿的抚育和老年人的看护料理，大部分要靠家庭中的代际互助来完成。如果延迟退休，可能会造成年轻人不敢生孩子，老年人无人照看的情况，如何解决？ 不过即便如此，在人口加速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延迟退休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不仅中国如此，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目前，经合组织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以上。2013年12月，英国政府宣布，英国人领取退休金年龄将在2030年代中推迟至68岁。与它们相比，中国目前男60岁、女55岁的退休年龄算很早了，即便推迟几年，与上述国家相比仍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这样看来，延迟退休的问题虽然引发了高度关注，但它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要研究的只是实施时机和细节而已。养老体系应该纳入统一的框架 对中国的养老金改革而言，更为本质和迫切的是以下两方面的改革。首先是养老金的并轨问题。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养老金多轨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丰厚，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企业职工则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农村人口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城市既非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亦非企业退休人员的人口，亦在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内。然而后两类人群的养老金通常非常微薄，往往只有几十、几百元。 在多轨安排中，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双轨制尤其惹人诟病。1993年，中国正式引入了养老保险制度，当时明确表示改革遵循“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补齐”的原则，不区分机关、事业和企业工作人员。然而，由于改革遇到较大阻力，最终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金没能纳入社保体系，而继续由财政负担。按现行制度，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个人不缴养老金，退休后能拿到退休前工资最多90%的退休金，而企业退休人员由企业缴纳工资总额的20%，本人缴纳8%，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月为在职工资的50-60%。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经过研究后发现，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间的养老金待遇差距呈拉大趋势。1999年，机关、事业单位年人均离退休费与企业之比为0.8，到2000年即迅速扩大为1.5，2004年更达到1.8。而最近几年事业单位进行绩效改革，工资上涨，导致与企业的退休金差距仍在不断增加。2013年3月社科院发布的《社会保障绿皮书》和 《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都显示，在被调查者中，75.4%的企业职工养老金不高于2000元，92.3%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却都高于 4000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各种养老体系应该纳入统一的框架之中，实行大致相同的缴费水平和支付标准。这样一来，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即就高还是就低的问题。如果是把保障水平高的纳入较低的体制中，就面临着如何激发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改革积极性的问题。事实上，养老金并轨试点早在2009年1月就在山西等5省(市)进行，但迄今几乎未得寸功。毕竟，养老金改革的主导权掌握在公职人员手上，当这些人成为改革对象时，其难度可想而知。理想化方案当然是企业养老金连年上调，追上公务员等群体的保障水平，实现高水平上的并轨，但问题是，钱从何来？养老金出现缺口 这就牵涉到养老金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弥补养老金缺口，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数据表明，中国雇主和雇员养老金的缴费负担在世界上173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居第13位，不但高于美国、英国，而且高于周边的日本、韩国，还高于同为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近年来，关于养老金亏空的话题不绝于耳，不同机构测算的养老金缺口则从1.7万亿元到18.3万亿元不等。 养老金形成缺口的原因无非有三：一是要还旧账，现在很多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之前并未足额缴纳养老金；二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现在仍不缴一分钱养老金，使养老金盘子失去了重要的供血来源；三是养老金管理不当，收益极低，甚至出现挪用的情况。 因此，中国养老金个人账户缺口，其实是将现有职工缴纳的养老金挪去支付过去未缴养老金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出，从而造成现在职工个人账户缺口。只是现在退休的人也还没有那么多，随着老龄化的加速，等到将来退休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终有一天会难以为继。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办法 针对造成养老金亏空的三种情况，应该尽快拿出不同的解决办法。第一种情形应该由国家财政给与弥补。在早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劳动者的报酬是做了“必要的扣除”后的生活费，因而也无需缴纳养老金；国家则将这部分“必要的扣除”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养老支出。这种制度下，国家其实和劳动者有一个隐形契约：工人被发放很少的工资，作为交换，国家承诺把干部职工及其家属的养老送终完全包揽下来。今天，虽然养老制度已经由当年的“国家保险”变成目前的“社会保险”，但是他们当年所做的贡献不应随制度转轨而随风而逝。这些人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理应由国家予以做实。 第二种则是上述提到的养老金双轨制的问题。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用缴纳一分钱却享受高额养老金，普通职工每月拿出收入的28%缴费，退休后的待遇却与公务员相差整整一倍。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是不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应像取缔公费医疗一样取缔机关养老金，全部参与社会统筹。 第三种情况则要复杂得多。目前的社会保险基金，除了以备不时之需的全国社保基金，大多数地方社保用于存银行、买国债，安全性当然没问题，但是，增值收益率与定期存款差不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客观地说，依靠如此低的增值收益率，跑不赢通胀，更不可能实现政府对参保者的养老承诺。另外，上万亿养老金并不是集中在一起，而是以县市为单位分散在全国两千多个单位里，每个单位的规模很小，难以像美国那样集中起来进行投资。 面对这些问题，加大财政投入就成了解决养老金缺口的最主要出路。目前，中国社会保障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12%，远低于发达国家30%至50%的比例。如果将财政资金30%用于社会保障资金，每年至少增加社保资金2万亿元以上，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空账的问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也认为，应将中央企业上交利润的20%划拨到社保基金。此外，通过发行彩票来募集养老金也是经常被提及的方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丁元竹 2014-03-24 本届政府把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到“保基本”上来，加快编织好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特别是强调“补短板”、“兜底线”的政策，不仅为新时期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表明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我国社会建设涉及内容广泛，其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是重中之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做了方方面面的总部署，改革议程可谓千头万绪。无论今年的改革从何处着手，为人民生活提供基本的保障，为受改革影响的人群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是其他各项改革得以展开和推进的重要前提，是平衡好发展、改革与稳定关系的重要基础。因此，本届政府把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到“保基本”上来，加快编织好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特别是强调“补短板”、“兜底线”的政策，不仅为新时期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表明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近年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 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不过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包括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明显滞后等。 本届政府把“补短板”、“兜底线”，摆在工作的重要议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快棚户区改造、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开展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建立疾病救助指导性的意见等。可以说是工作细致，有条不紊。2013年6月２６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过去５年大规模改造棚户区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今后五年再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１０００万户，其中２０１３年改造３０４万户，逐步将非集中成片城市棚户区统一纳入改造范围。2013年7月1日起，江苏、四川和辽宁三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以来，全国已经有18个省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以来人们热议的、各地正在探索的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解决现有２.6亿和每年新增１０００多万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努力补好内地社会保障体系的短板 这里所谓的“短板”，主要是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完善的内容。中共十八大报告要求，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十八大报告的要求相比，当前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和诸多需要完善的方面。 首先，把基本社会保障的差异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努力实现城乡、地区、部门，甚至个体之间的差异协调与统一。中国的基本社会保障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体制，学者们称其为“碎片化”的体制。其实，这样的体制，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有，要在短期内把它们统一起来确实不容易。我国的重要问题一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不高，农民医疗费用负担还比较重。由于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部分地区财政补助资金按时足额到位存在一定困难。二是基本养老保险碎片化严重，存在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的体制机制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待遇水平不高，差异较大。三是社会保障内部的各类保险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积累制的，也是半积累制的，还有其它的形式，积累制与个人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每个人的收入又不尽相同。政府需要进一步积极探索各类保险在征缴、发放等方面的统一和协调问题；要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提高各级财政补助标准，确保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国家规定的目标。 第二，努力减轻养老金支出面临的压力。当前的问题主要也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老龄化压力越来越大。到2012年底，内地的老龄人口已经达到1.94亿人，估计2013年已超过2亿人。在老龄人口中，失智失能的老年人2012年已经到3600万，估计2013年达到3750万人。二是截止到2012年底，内地社会基本养老制度覆盖人口大约2.6亿人，其中有l.9亿缴费人口，7000万人为领取养老金的人，这就是说，3个人上缴工资的28%来支付1个人的养老金。养老金的支出和可持续问题比较紧张，这种态势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三是内地养老金存在缺口：基本养老保险收不抵支和部分统筹账户挪用个人账户资金，出现“空账”现象。针对这些问题，要加强养老金的监管，寻求多元途径，包括市场手段，实现养老保险金的规模不断扩大和保值增值。 第三，继续探索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努力打破双轨制。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十条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养老金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然而实际上，这两个群体一直不尽缴费义务，而且退休后替代系数也远远高于其他群体，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也是社会舆论多年批评的话题。改革“养老金”双轨制实际上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触动利益格局，“割自己的肉”。下一步，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一直悬而未决，各地开始试点的公务员聘任制也许会成为一个突破口。政府要尽快解决建立公务员职业年金，通过配套改革解决“养老金”双轨制问题。 第四，进一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009年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群众反映对新医改成效感受不明显的原因有二：一是城市大医院看病还比较难、比较贵；二是医保水平还比较低，与群众需求有差距。在总结三年多的改革经验基础上，政府需要努力解决好四个问题。一是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在继续巩固参保率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缴费水平，开发更多险种类型。二是巩固基层医改成果。完善核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常性支出和购买村医服务支出等基本支出的体制和机制，鼓励和支持专业人员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从基层和面向居民出发，加强基层的公共服务机构建设，不搞上下一般粗的管理体制机制。要提高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必须解决地方财力不足问题。三是积极完善基本药物制度。规范采购程序，完善网上采购药品制度，通过新农合网络结算系统建立村卫生室药品数据库。明确补偿政策，加强村医管理，努力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四是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医院法人治理运行机制，立足于公众利益、政府意愿和医院科学发展，来开展决策，推行绩效考核，突出市属医院的公益性质。以惠民便民为目标，推动服务模式创新。努力实现医保、医疗、医药的“三医联动”。 第五，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安全。截止到２０１２年底，全国社会基金资产总额已破万亿，达到１１０６０．３７亿，创近三年新高。保住救命钱，到底有多少招数？2012年６月１８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当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核查五项社会保险待遇享受情况９０４１万人，查出７万人冒领社保待遇１１８０７万元，比２０１１年多出１万多人，冒领数额超过亿元，令人震惊。看管好社会保险基金，已经刻不容缓。 第六，解决个别企业和就业人员不缴纳社保基金或者变相少缴问题。由于认识水平问题和出于短期利益考虑，个别企业和就业人员不缴纳社保基金或者变相少缴，导致一系列劳动纠纷。有数据显示，70%的劳动争议案件都涉及社会保险，以单位未缴或少缴社会保险引起劳动者要求补偿损失的占全部社会保险争议的60%以上。根据社会保险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必须承担的法律义务。努力发挥好社会保障体系的兜底作用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内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但是存在诸多漏洞，当前应当主要围绕人民群众最直接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实现全覆盖，充分发挥其兜底作用。这里所谓的“兜底”主要是指全覆盖、保基本，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首先，努力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这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基本要求。第一，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是指居民应当不分城乡、不分地区享有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的基本权利、并能够机会均等和结果平等。换句话说，就基本权利而言，政府应当通过法律强制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就机会均等而言，在企业经营困难和个人发生特殊情况下，国家通过补助或减免税等方式，确保企业和个人社会保险的连续性；就结果平等而言，国家通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形式确保那些缺乏社会保险的群体享受基本生活。国家必须保障所有居民享有基础教育和社会救助。根据制度设计，国家在基本教育机构建设、社会救助经办和社会保障经办方面要确保各个地区和城乡配置标准大致相当的设施、设备和人员，以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第二，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的核心就是确保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各类社会群体有支付社会保险的财政能力，标准是保证基本生活。就预防性社会保障，诸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而言，要确保每个有能力建立自己账户的社会成员都能够建立这样的帐户，雇主、个人和国家都要尽到各自的责任。在预防性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的责任就是要确保个人、雇主必须依法建立积累式的个人帐户，必要时，政府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例如，最近一些年来各地进行的“公共卫生服务券”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均等化的价值取向。第三，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服务体系建设应当实现均等化，即不分城乡和地区建立标准大致相当的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大致相等的设备和人员。国家以资助或免除保险缴费等方式来确保所有社会成员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实现基本社会保障的人人享有。 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一是社会救助领域先实现城乡之间以及各地区、各部门、各群体之间的统筹，然后推进到社会保险领域，最后再扩展到社会福利领域。要积极研究解决非户籍人口享受社会救助待遇的问题。建立合理有效的制度，有条件和分步骤地将他们纳入居住地的社会救助体系。当前首先要积极研究如何将农民工等外来人口适度地有规则地纳入到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当中。顺应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形势，修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重新界定城乡低保对象准入条件势在必行。二是完善财政体制和筹资机制。在属地管理基础上，中央和省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专项调剂资金制度，用于补助中西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救助资金的不足。加快转移支付制度与方法、手段的改革，逐步采用“因素法”为基础的转移支付办法。在转移支付的结构安排上，要根据各地区人口、经济、财力和支出标准等综合因素，科学测算社会救助“标准支出”和地区财政“标准收入”，依据客观指标，设置转移支付救助项目和指标，确定标准支出规模。三是分类施保。分类施保对象的界定，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依据重病、重残、多子女上学、孤老、单亲等明确可靠的特征或尺度，进行更科学细致的甄别，要适当照顾收入一般但医疗、教育支出巨大的低保家庭。四是围绕不同困难群众医疗救助的需求差异，改进和完善救助方式。力保实现救助对象和救助病种两个“全覆盖”：即开展日常医疗救助, 对老弱病残的人员给予必要的医疗保障；以及改革大病医疗救助，对需住院治疗的救助对象给予及时救助。 再次，加快建设与老龄化需要相适应的保险制度和服务体系。当前，我国老龄化加速，未来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医学进步会把许多致命的疾病变成慢性病，病人的弥留时间会大大延长，老龄人口的医疗支出会大大增加，如何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非常重要。一是关注农村人群。充分考虑城市和农村需求的差异，分别对待城市养老和农村养老。要着力解决农村80岁以上老人的补贴问题，在此基础上启动养老服务。二是关注失能人群，按照国际惯例对失能老人分等级管理。三是关注高龄人群，要特别关注80岁以上高龄人群、尤其是其中的低收入人群，以及失去亲人的老人。四是积极谋划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五是着手规划和试点内地护理保险制度。从建立长期护理体系入手，规划和试点护理保险，必要时先动用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4-03-20 中国应在中立的大原则下，支持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进攻态势。此举有围魏救赵的效果，将迫使华盛顿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减轻在西太平洋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乌克兰局势的快速演变让华盛顿外交政策遭受重创。奥巴马政府自上台以来，面对国际权力日趋分散，自身经济无力维持庞大军费的现实，改战略扩张为战略收缩。美国无力在东亚和欧洲两线进取，所以一度对俄节制，重返亚太，以主要精力应对中国崛起的冲击。 美国本来试图以价值观外交同化拉拢乌克兰等国，鼓励前苏联地区国家政治多元化、安全北约化，借此遏制俄罗斯。但如今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将直接威胁美国在东欧、南欧和中东的核心利益。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会严重失去安全感，恐不断要求北约和美国加强保护力量。莫斯科若退出《中导条约》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华盛顿只好重新部署核力量、预警系统、空天防御，需额外付出巨大军费开支。而且若长期制裁俄罗斯，经济援助乌克兰，美国也会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 乌克兰局势与当年的阿富汗战争颇有几分相似。当年苏军入侵阿富汗，颠覆美苏在中东的均势，标榜人权外交的卡特政府只好改向，扩大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实力。欧洲对美国的重要性更甚于中东，因此，克里米亚入俄后，美俄虽不会直接兵戎相见，但华盛顿将不得不重振美国在欧洲的威慑力量，对俄采取强硬政策，以此重建均势，避免其超级大国地位迅速坍塌。 而美国若“重返欧洲”，被迫对俄采取强硬政策，中国就有机会迎来一个短暂的外交战略机遇期。面临重组中的世界战略棋局，中国应对的出发点在于消解华盛顿咄咄逼人的“重返亚太”战略，为和平崛起赢得更多时间。因此，中国应在中立的大原则下，支持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进攻态势。此举有围魏救赵的效果，将迫使华盛顿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减轻在西太平洋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乌克兰危机后，中国最好冷静旁观美俄作对。华盛顿忙于处理其他地区冲突，对中国崛起是难得的理想局面。中国可积极诱导冲突，转移美国对华军事投放和注意力；同时，中国可扶弱抑强，对俄挑战美国霸权施以援手。这也是中俄准同盟的内在逻辑。中国对斯诺登事件的处理，已体现出决策者对此的认知。 美国将战略枢轴转向欧洲、减少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后，有可能更多怂恿日本在华周边制造麻烦，但不愿意看到中日关系全面破裂。中国政府将赢得更多时间改革内政、发展经济，为最终解决中日之急争夯实基础。 在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之间，中国外交有第三种选择“辩理交利”，即多出声音、放枪炮，谋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巩固经济相互依存，在既有国际体系下追求自身利益。 来源：2014年3月20日《环球网》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国深 王贞威 2014-02-28 在两岸关系主导权掌握在大陆手中的形势下，我方不必过度与民进党在“台独”问题上进行政治攻防，要以更大的包容力进一步做好民进党务实派的工作。 去年12月26日，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民在该党最后一场“华山会议”上提出“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岛内外各方的关注。虽然有人质疑柯建铭在深陷“关说案”的情况下，抛出这一震撼弹有转移话题，为自己脱身之嫌，但理性的观察者不得不分析民进党“冻独”的可能性以及一旦“冻独”会对两岸三党（国、共、民）的互动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对“冻独”主张做出了积极回应，认为“民进党内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如果冻结‘台独’党纲能成为民进党的共识，将是民进党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民进党内的一些务实学者也在呼应“冻结台独党纲”甚至于废除“台独党纲”，如政治大学国发所所长童振源提出以“中华民国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等等。“冻独”主张提出的时空环境 经历2008年以及2012年两次总统大选的失败，尤其是意识到2012年选举投票前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成为压垮民进党的最后一根稻草，民进党不得不思考如何跟大陆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使台湾中间选民相信其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进而迈过通向执政的最后一里路。民进党内各个派系跃跃欲试，积极布局，希望在两岸交流中能把握先机。谢长廷积极宣传自己的“宪法各表”主张，并多次访问大陆，与大陆相关决策和智囊机构进行交流。蔡英文也在今年一月份派出核心幕僚率团访问大陆。与此同时，2014年5月，民进党将举行党主席选举，也将面临年底“七合一选举”的考验。2016年的“总统大选”，民进党能否执政依然是很大的未知数。 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大环境和国际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大陆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全球范围内有较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台湾的发展离不开大陆，更难以避免大陆的影响。自2008年以来，两岸各领域交流更为紧密。台湾社会的“两岸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大量的陆客、陆生在台湾参访、求学、交流，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外部影响因素。越来越多的两岸婚姻和更为便捷的两岸人员、物资往来为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都不得不面对两岸关系的新现实，并采取积极的因应措施，与大陆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敌对思维在两岸的市场逐渐缩小，合作双赢逐渐成为主流。所以，此时提出“冻独”主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虽然命运多舛，但议题的提出还是有助于民进党逐步调整其两岸政策，有助于弱化“台独基本教义派”在陆生陆配权益、两岸人员交流等事项上的破坏性力量。“冻独”的可能性及时机点 1月份，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通过“2014对中政策检讨纪要”，提出将以“积极凝聚台湾内部的共识”作为两岸对话基础。“冻结台独党纲”提议和“宪政共识”等主张，都被删除或无法获得通过。其主要原因在于，离2016年总统大选，尚有一段时间，而5月份由党员直接投票的党主席选举才是当前党内各派势力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党员作为民进党的核心支持者，其意识形态还是以“台独”为主，如果苏贞昌现在也主张“冻独”将不利于其5月份的主席连任。加之，当前国民党马英九当局执政无方，民意支持率跌至1成左右，给民进党带来自己很可能重新执政的幻象。而且，年底的“七合一选举”是地方选举，选民主要考量在于候选人的执政能力、个人形象和政策论述能力等等，两岸关系的因素很小。所以当前，对民进党来说，处理“台独党纲”并不是最为紧要的事情。 然而长期来看，民进党“冻独”存在较大的可能性。首先，“冻独”并不是放弃“台独党纲”和“台独主张”，只是暂时冻结，可以视两岸关系发展情况随时解冻，因此，对党内“基本教义派”来说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和安抚作用。其次，党内各派势力均已认知到实现“法理台独”的不可能性，而台湾已经“事实独立”的想法已成为党内的主流，如苏贞昌就明确提出，台湾已经独立，没有冻结不冻结台独党纲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冻独”，对民进党来说，也只是对已存事实的进一步承认而已。最后，从战略上看，民进党始终有很大的现实压力，必须和中共建立起正常党际交往关系，如果不对“台独”党纲做处理，民进党就无法树立起负责任政党的形象。 一旦民进党“冻独”，民共两党关系将走出正常化和党际交流的重要一步，但目前来看，时机尚不成熟。如前所述，民进党“冻独”的压力尚未达到一定程度，而且现在虽然没有党对党的正式交流，但两党之间各层次的交流已然展开，民进党执政县市也积极参与两岸民间和经贸往来。在今年年底“七合一选举”中，如果在马英九当局民意支持继续低迷的情况下，民进党仍未取得预定的目标（苏贞昌提出，六都赢三都以上，县市长过半，县市议员、乡镇长、代表、村里长席次增加的选举目标），其两岸政策将面临大幅调整的压力。在党内2016年大选候选人确定之后，候选人极有可能会提出“冻独”的选举主张，也会推动落实“冻独”，并承诺当选后将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确定的“宪政秩序”执政，并延续两岸已签订的相关协议。反过来，民进党如果在“七合一选举”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就会认为其当前政策已获得选民较大程度的认可，即使其领导人公开表明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行事，“冻独”的议题也将会延后。 虽然基于政治利益考量，民进党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采取“冻独”或类似的政策，但要民进党彻底放弃“台独党纲”的可能性不大。放弃“台独”这一神主牌对民进党来说有极大的政治风险。首先，放弃台独主张将使得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与国民党趋同，会丧失一部分铁杆“台独”分子的支持，但又未必能获得一些浅蓝选民的支持；其次，“台独”是民进党的立党根基，一旦放弃形同放弃核心价值，核心价值的改变将使得党的凝聚力大大降低；第三，在台湾已经可以公开主张共产主义的政治环境下，“台独”主张会被视为言论自由的体现，民进党很难背负“践踏言论自由”的骂名；最后，经过李扁二十余年的执政，“台湾主体意识”已成为台湾人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对大陆的他群认知区隔越来越明显，这也增强了民进党坚守“台独”立场的底气。大陆因应之策 很明显，大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已逐渐把握主动；在国、共、民三党互动结构中，也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居于三者关系的核心。大陆目前有资源、有能力，更有信心下好这盘棋。 首先，大陆应继续着力保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态势，维持好国共两党的友好关系，让国民党继续享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红利，相对地给民进党造成更大的自我反省压力。一旦民进党启动“冻独”政治程序，岛内国民两党的政治生态就有可能朝良性方向发展，国民党拥有的和平发展红利可能被民进党分享，国民党可能被迫更为积极地推动国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排除在政治对话上采取更为大胆的动作，以便保持其在两岸关系领域的优势地位。 其次，大陆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必对民进党“冻独”和“弃独”寄予厚望。如前所述即使民进党某一天“冻结台独党纲”，但其彻底放弃“台独”的可能性不大。我方依然要胡萝卜和大棒两种工具辩证使用。对民进党党内积极务实派善意回应，给予鼓励，并与之正面交流。对于保守顽固分子仍然要给予其压力，使其进一步认清对抗和敌对的思维没有出路。民进党“冻独”或“不冻独”，短期内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影响有限。两岸关系的结构性问题在于，历经六十余年的分离和隔绝后，两岸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意识和认同产生较大的差异，两岸的社会发展模式有较大的不同。弥合这些差异需要两岸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关键并不在于民进党的“台独”主张。 再次，大陆仍要积极发展自身，深化改革，形塑较强的价值论述和社会发展能力，这是实现两岸关系发展的根本保障。民进党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其两岸政策取决于党内各派的力量对比，取决于国共民三党的互动进程，取决于中美台三方的关系建构。在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对美国而言，台湾的战略地位会有下降趋势，民进党激进举动的空间将大大压缩。与此同时，由国共两党积极参与建构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会带给台湾老百姓更多的福祉和实惠，国共两党友好关系的提升，反过来会加大民进党和大陆发展关系的压力，提高其自寻台阶、拥抱大陆的可能性。总之，对于在国际格局以及两岸关系发展中越来越把握主动的大陆来说，发展自身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最后，大陆方面要以更大的包容力进一步做好民进党务实派的工作。在两岸关系主导权掌握在我方手中的形势下，我方不必过度与民进党在“台独”问题上进行政治攻防，更多地以“狗吠火车”看待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即可。我们要继续对民进党“台独基本教义派”保持强大的政治压力，同时也要包容民进党内的务实派人士，不和他们纠缠“台独”议题，因为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台独分子”。不纠缠“台独”，是为了做务实派的工作，也是为了不让“基本教义派”借力使力，最终让他们的危害极小化。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4-02-26 深改小组需要研究和发展适合于中国现状、有助于实现中央和地方双赢的制度化机制。这不仅会解决中国的诸多公共治理问题，也会给全世界的央地政府间关系贡献实践知识。 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首次以副组长身份公开亮相。之前，海外媒体和智库的研究焦点集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许多人忽略了对深改小组的透彻分析。从当前深改小组的人事架构来看，规格不凡，3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任副组长。如此高规格的机构有望在今后数年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发挥重要的统领作用。深改小组工作重点 从深改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的6个专项小组来看，今后其工作重点将集中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民主法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党的建设、纪律检查体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深改小组是国家体改委的翻版，可能会弱化国家发改委的职能。事实上，体改委仅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而当前的深改小组直属于中共中央，因此规格不可相提并论。深改小组的架构和人士安排表明，中央决心全力推进改革，确保改革成功。 从改革的内容来看，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是重要议题。自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一直奉行先发展经济、后治理污染的策略，虽然不断有专家提出警告，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政府才明确要求地方政府放弃将经济增长作为第一施政目标的政策。不过，调整这些政策的难度大得超乎想象。经济增长和GDP的累积与许多施政目标相关，如果政府要改善公共服务，公共财力的增强是基础，因此经济发展仍然至关重要。近年来，维护稳定成为地方施政的重中之重，而维护稳定的经费又不完全由中央政府提供，因此地方政府仍然需要通过快速发展经济来确保地方财力充足。2013年的雾霾问题为各级政府的施政策略敲响警钟，如何理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这将是深改小组需要迫切研究落实的问题。 民主法制建设也同样重要。虽然中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但不少地方政府对民主法制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迄今为止，许多人仍然认为法治就是法律越多越好，只要有法可依就靠近法治一步。事实上，民主法制建设与其他改革是互为关联的。比如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制常常成为政府压制市场的手段；政府施政吸收民意不足的话，法制就会成为治民的手段。赋权予民、对政府官员和统治精英的限权是法治的核心，在地方政府层面，这些课题至今突破甚少。 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党的建设制度和纪律检查体制也与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紧密挂钩，一环套一环。令人忧虑的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各方足够的重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与出路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接受《福布斯》（Forbes）杂志采访时，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作出如下评论: 报告对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有重要的意义，许多地方领导人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增进地方利益，而中央政府正在透过各项改革来达致央地关系的平衡。 就经济体制、生态文明与央地关系而言，中央政府的权威需要加强。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生态文明虽然也列入政策议程，不过，两者相比较而言，经济发展还是摆在首位。笔者曾经留意中央考核任命一些省长时中央组织部门的评语，往往是某某同志经济工作扎实有效，因此担任省长比较合适等等，组织部门极少推介某干部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政绩。在此时期，中央和地方利益仍然比较一致。自21世纪初，生态问题越发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央政府开始强调经济发展不能牺牲环境，而此时的央地关系开始变得更为复杂。可以说，尽管中央政府多次强调环境的重要性，21世纪的头十年，是地方政府牺牲环境来大力发展经济的十年。地方政府普遍全力推动招商引资，污染企业只要能创造产值，地方领导也照单接收。厦门因为民众反对PX项目而发生游行时，人们才知道号称全国最美丽城市的厦门也要引入高污染企业。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提出的“腾笼换鸟”虽有新意，但最终的目标仍是把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把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吸引进来，实现高附加值增长，而不是拥有一片蓝天。 央地关系与民主法制中的关联也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党的政策常常优先于法律。在浩繁如海的政策、文件中，地方政府驾轻就熟地利用有利于其施政的政策来干预地方司法的运作。中央政府越来越多的政策往往给地方政府提供很多抓权手段，地方法院法官的专业化在过去十年内不进反退，司法更加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私有产权的保护、市场体制的维护，凡此种种，在地方司法环境中举步维艰。民间流行“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市里是好人，县里是坏人，乡里是恶人”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施政的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称此现象为“差序政府信任”。在许多发达国家中，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远高于中央（或联邦）政府，而中国正好是颠倒过来。由于央地关系没有法制化，政令不出中南海仍是当前中国政府施政的一大障碍。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扭曲是深改小组面临的又一难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分得的收入大幅增长，中央分成所占比例由1993年的22%跃升至1994年的55.7%，在以后若干年中一直稳居于50%以上。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支出比例稳步下降，而地方政府的支出需求上升较多。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市场化将提升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因此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将会更大。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对称的问题加深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依赖，也恶化了地方政府软预算的问题。许多地方官员的施政要点有二：一是招商引资，二是向中央争取资金。因此不难理解，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跑部钱进”现象越来越严重，发生在北京的资源争斗战愈演愈烈。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事权的控制逐步变弱。 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对称产生了严重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调控难问题。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卖地的收入，这是近年房地产高热不退的主要原因。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现在实难估计，不过，近年浙江省温州市等地的经验表明，房地产市场过热会抑制实体经济，导致稀缺资源的错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都是危害可持续发展的潜在隐患。 笔者认为，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根本在于理顺委托代理关系。深改小组可以考虑增加一个专责小组来单独处理央地关系。该小组可以由财政部和发改委的官员参与，也可适当引进外围的相关专家和公民社会代表。在许多发达国家，有专门的委员会处理央地政府间关系，比如加拿大的第一部长会议（the First Ministers Conferences）就有此功能。加拿大总理和各省、地区首长定期开会讨论联邦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德国的经验与启示 考虑到东西德差距与中国地区差异的相似性，德国的经验尤其值得中国学习。与中国一样，德国联邦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政策制定，而地方政府的角色主要在于政策的执行。德国东西德各地居民也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联邦政府需要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资助以促进地方政府的施政。更令人瞩目的是，原西德地区的民众还需要交纳团结税，此项税收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征收，主要用于原东德地区的公共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社会综合援助等。因此，在柏林，人们会发现原东德地区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原因就在于东德地区获得此项资助。迄今为止，团结税仍然发挥作用，也成为德国央地政府间关系的一大特色。 德国央地政府间关系比较复杂，内部的利益冲突也较大。维系德国央地政府间关系的纽带除了宪法外，还有类似于加拿大第一部长会议那样的机构。德国甚至有分领域的会议（类似于中国的改革小组）来解决专项问题，比如基础教育的服务均等化和财力支持等。 与德国相似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也在试图利用协议的关系来维系一些相互之间的合作，比如长三角的整合就是一例。长三角以上海为龙头，周边多个省份参与，提供一个均等的平台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互通。不过，制度化的央地政府间关系尚付阙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缘于毛泽东的说法，“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这也就是所谓的既讲“北京话”，又讲“地方话”。不过，要实现这种双赢模式，制度化的央地对话平台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深改小组可设专项小组来处理政府间垂直和水平的关系。除了中央部委的官员参与外，地方官员也应该加入，特别是那些没有在中央任职的地方省级领导更应该被吸纳进来，阐述和捍卫地方利益。在公开的讨论中，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才可能被调动起来。非官方人员和学者也应该被邀请参与讨论。一些新兴国家在设计政府间关系时，甚至邀请发达经济体的专家作为顾问。中国也不妨邀请海外一些企业家和学者参加政府间关系的研究和规划。...

天大研究院董事长 方文权 2014-02-24 香港应该进一步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自觉配合国家战略需要，继续弘扬自强不息、灵活应变、不懈进取、善于创新的精神，既要坚持“稳中求变、改善民生”，更要积极谋定经济发展新路向，增强经济活力与后劲，提升自身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夯实繁荣稳定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中国国家战略发挥香港特区的应有作用、展现香港同胞的中国情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国家战略进入了深化推进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香港经济社会也因此获得了长足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香港必将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进程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央政府一直以来坚定不移的政策。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是推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香港各界更应群策群力，把握机遇，稳稳搭上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发展这一“和谐号”高速列车，扬长避短，矢志向前，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一、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建设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 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国家新一轮改革浪潮的重点。具体到金融领域，中央提出扩大金融业开放水平，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金融创新，丰富金融产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的形成，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加强金融基础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稳定等要求。这些都将成为国家深化金融改革的方向与领域，而恰恰又是香港金融业的经验沉淀与独特优势。香港特区理应借此东风，发挥优势，从配合国家的整体战略部署出发，一方面努力成为内地金融改革的“试验场”和“攸关者”，另一方面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是香港继续繁荣稳定的重中之重。 新形势下，香港首先可以在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推动利率市场化方面，提出自身的制度经验和参考，在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和人民币投资产品多样化上，继续积极参与并发挥更大作用。香港金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2013年10月份，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人民币总量已达1.9万亿元，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本币互换的规模也超过2.5万亿元。香港应尽可能地拓展境外人民币债券业务的深度和广度、设计更多的人民币投资产品，从而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和流量，为使人民币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综合崛起进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在百年竞争的历史中形成的。与上海相比，香港在开放度、市场化和国际化、法制和监管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一国两制”的特殊安排，使香港在制度上起了“防火墙”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国家的金融安全。随着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接踵而来的国际金融海啸和危机以及增长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促使国际金融秩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作为复兴型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国家有必要从战略的高度尽快培育一个真正能比肩伦敦和纽约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应该把握这一战略机遇，勇挑这一战略重担，更加主动努力争取国家的信任与支持，率先把香港建设成为一个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代表国家控制国际金融和全球经济的制高点，为国家参与并赢得全球竞争服务，为国家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保障。二、充分发挥香港总部经济效应，加快“走出去”步伐   不少世界级跨国企业的区域总部和华资财团的全球总部，就是扎根在这片土地而兴旺发达；不少勤奋智慧的创业者，也因扎根这片土地而茁壮成长。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截至2013年驻港海外公司数目上升到7449家，居于榜首的是日本公司达1389家，美国第二有1339家公司，中国内地以901家位居第三。包括跨国企业和华资财团在内的总部经济是香港经济的压舱石，是香港继续繁荣稳定的基础面。香港应进一步加强发展总部经济，充分发挥总部经济效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促进产业结构更合理更具抗风险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四方面：首先，国家已经从资金短缺转变为资金剩余，目前国家外汇储备近4万亿，居世界首位；第二，生产装备和能力大幅提升，现在工业设备利用率平均在60%左右，不少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局面；第三，自然资源匮乏，城镇化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必须到国际市场去获取；第四，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被动地接受国际规则逐步转变为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并促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所有这些，从客观上要求甚至迫使中国的企业和资金必须走出去，在全球化合作与竞争中获取发展空间。 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加紧组织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吸引更多的、有一定规模的内地企业来香港设立总部或国际总部，充分利用香港区位优势和良好的软硬环境尤其是人才与国际化，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搭建“香港平台”，加快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协助中国经济在新一轮的国际经济格局大调整中争得先机。三、充分发挥粤港合作基础，拓展珠江东西两翼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扩大对港澳台地区的开放合作。事实上，港澳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实施以来，尤其是中央政府各种惠港政策相继得以有效落实，香港与内地尤其是广东的经贸合作大幅提升，珠三角地区经济融合已蓄势待发。 在珠江的东翼，香港应该更加积极参与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服务产业区的发展，实现香港与广东产业交融，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粤港合作开发深圳前海新区，不但可以进一步丰富经济特区内涵，而且可以成为邓小平关于“再造几个香港”这一论述的重要实践。这是两地制度融合和制度创新的试验田，这是未来港深一体化的起步点。深圳在高新科技和资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借助香港金融业优势，提升其金融服务层次；香港则透过前海合作辐射其金融服务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港深联手发展成为类似美国大纽约区（New York metropolitan area或Tri-state area，包括纽约曼哈顿周边地区、新泽西州部份和康涅狄格州部份）那样的、在国内国际上都具有无与伦比竞争力的区域经济体。 在珠江的西翼，建设中的港珠澳大桥将把珠海横琴与香港连接在一起，一个多小时的水路大大缩短为30分钟的车程，再加上已建成的广珠城际交通网络，极大扩宽了“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范围，为粤港澳在珠江西翼的合作提供了便利。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有关规划和政策，横琴在高水平规划上享有高起点的优惠，将集聚珠三角资源、人才、资金等优势，在管理模式、产业多元、金融创新等方面，与粤港澳三地错位发展、互补发展。横琴的发展定位与优惠条件，无疑成为香港发挥综合优势，跨越珠江向西开拓服务领域和发展空间的绝好时机。 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努力争取获得中央政府支持，进一步深度参与深圳前海新区和珠海横琴新区建设，为香港现代金融服务业和现代物流服务业向珠三角地区纵深辐射、为香港探索打造创新科技和创意产业制造机会与空间。充分发挥粤港合作基础，拓展珠江东西两翼。这是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香港继续繁荣稳定的重要支点；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这将成为落实习近平主席视察广东讲话精神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决策的一项创举。 习近平主席会见进京述职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时，强调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将更有利于内地和香港的交流合作，香港将赢得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香港应该进一步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自觉配合国家战略需要，继续弘扬自强不息、灵活应变、不懈进取、善于创新的精神，既要坚持“稳中求变、改善民生”，更要积极谋定经济发展新路向，增强经济活力与后劲，提升自身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夯实繁荣稳定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中国国家战略发挥香港特区的应有作用、展现香港同胞的中国情怀。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4-01-29 英国的治污历史发人深省，它警示我们，只有全社会动员起来，政府强力主导污染治理，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嬗变，产业结构实现升级，公众才能有效约束特殊利益集团，成功治理空气污染。 陈竺院士和王金南研究员等专家2013年底在《柳叶刀》杂志发文，评估中国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认为中国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而致早死人数在35万-50万人之间。事态的严重性令笔者思及造成逾万人死亡的1952年伦敦雾霾惨案。作为英国社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之一，它迫使英伦各界反思治污历史，凝聚共识，万众一心，推动了1956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和切实执行。国人可以从英国治理空气污染的曲折道路和伦敦雾霾公害事件引发的社会转型中汲取教训和经验。治污的艰难历程 在16和17世纪，英国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是未充分燃烧的煤炭。当时由于木材价格上涨，煤炭取而代之成为居民日用燃料。到了18世纪，由于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几乎所有的英国企业都以煤炭为燃料，伦敦煤炭的消耗量随着人口的增长急剧上升。 1821年英国颁布《烟尘禁止法》，规定对烟尘造成的公害可予以起诉，只是该法令将机车、锅炉等高污染源排除在外，对改善大气质量贡献甚微。其后，英国出台了一系列规范烟尘排放的地方法案，因内容空泛，终未获实效。 1853年，在帕麦斯顿的推动下，英国议会通过《烟尘污染控制法案》，要求工业窑炉和行驶在泰晤士河城区主要河段的蒸汽船尽量减少排放，并规定用焦炭取代煤炭，否则会被处以罚款。然而，由于警察执行不力，罚款金额极低，该法案根本没有引起责任者的重视。 1863和1874年分别制定的两部《制碱法》命运相若。法律要求企业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减少有毒有害气体排放，但排放限值要求经常被企业规避，稽查队慑于强大的资本势力，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终致条文形同虚设。　 在舆论的压力下，英国于1875年制定了《公共健康法》，许多条款涉及空气污染，不过因循章不严，落实不到位，英国的空气质量并无好转。到了19世纪末期，英国的各种环保技术日臻成熟，但因企业片面追求低成本，居民囿于传统的生活习惯，先进技术和替代能源无法普及。 进入20世纪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重建使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降低。1944年燃料和电力部设立专门咨询委员会，再次对国内燃料政策进行评估。该委员会在1946年发表研究报告，号召以无烟煤全面取代烟煤，并敦促政府强力介入。英国政府肯定了调研成果，授权伦敦和曼彻斯特市政府建立无烟区。遗憾的是，由于煤炭制造商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破坏和大量居民的反对，两大市府的努力无疾而终。 英国治理空气污染失败的教训在于，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官员的腐败和保守民众的沉默，诸多立法要么严格得无法落实，要么宽松得豁免大量责任；政府漠视环境问题，长期消极怠工；罚款数额太小，企业宁愿缴款也选择违法排污；居民排放未被纳入治理范围。 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后，举国震惊，各界痛定思痛，遂以全社会之力直面污染挑战。诸多因素都起到助推作用，主要包括民间的广泛动员、政府的严厉监管、社会价值观的改换、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能源技术的进步、企业与民众资源节约意识的高涨、重工业特别是重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等。民间力量的推动 在抗击空气污染的漫漫长途上，英国自发性社会团体扮演了推手角色，唤起了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早在17世纪，包括英国作家伊维林在内的一些先知们就注意到空气污染问题，猛烈抨击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在1843到1850年间，以麦金龙为代表的活动家们领导的环保运动风起云涌，促成了多部防止企业污染空气的立法。 1842年，罗奇戴尔市的牧师建立民间团体“曼彻斯特消除烟尘联合会”；1877年，希尔姐妹创办“凯尔会社”，为建设“人民美丽的家园”而四处奔走；1882年，伦敦“治理烟雾委员会”在伦敦郊外举办“减少烟雾展览”，其轰动效应彰显了环保先驱们对提高空气质量的渴求。 自20世纪初开始，民间的公民精神与环保意识在治理空气污染运动中更是起到导向性作用。1929年，在查尔斯•甘迪的领导下，“英国减少烟雾协会”成立。该协会呼吁在全国各地设立无烟区，倡导节能保温建筑设计，推广使用无烟燃料。尽管由于煤炭生产商作梗，协会努力功亏一篑，但其建议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这其实是英国空气污染治理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为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案》提供了具体措施。 如今，英国的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保护国际、地球之友、绿色和平之类的国际组织外，地方和社区性环保组织多如牛毛。英国思想家吉登斯据此现象把环保权利与职责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主张已成为不列颠各界共识。政府强力干预 英国政府历史上的不作为长期为人诟病，但在1952年以后，唐宁街对利益集团展开凌厉攻势，把法律条文变成刚性约束。如今，英国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实行铁腕政策，各种空气监测信息均向公众开放，对特殊利益集团构成巨大压力。英国公民可援引《自由信息法》，向政府机构索取相关环保数据，从而对社区所在的企业严格监督。如果企业稍有疏失，公民就可将其告上法庭，主流媒体也会配合政府为选民撑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机动车尾气取代煤烟成为不列颠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英国政府坚决强制推行了无铅汽油政策。到90年代初，研究表明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稳定有机化合物等污染物极为有害，因此自1993年始，政府强制所有境内出售的新车都必须加装催化器。1995年，英国通过了《环境法》，要求制定治理污染的国家战略，规定企业界、交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携手减少八种常见污染物的排放量。时至今日，企业界已经几乎无力抗衡政府、公众和媒体在环保事项上的压力。 2000年以后，伦敦市政府着手研究环保组织提出的空气中PM2.5问题。鉴于城区80%空气污染量源于机动车尾气排放，市府于2003年推出交通拥堵费，并逐年提高征收额度，限制私家车入城，由此获得的收入完全用于改善公交系统。此举大幅提升了公交车的可靠性，市民出行时间缩短了14％。所有达官贵人和政府机关都必须严格遵守，即使是傲慢的美国大使馆也不能豁免。尽管超富阶层从中阻挠，迄今为止该举措仍有效运作，深受普通市民的欢迎。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19世纪，英国的工业排放已受一系列立法比较松散的监管，但这些法案都没有涵盖居民排放，因为政党害怕失去民众的选票。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后，公众意识到空气污染的重大危害，居民排放的监管终于得到舆论和民众的支持，一些游说团体亦趁机影响议会，迫使政客顺应民众价值观的改变。社会意识的转变最终促成了1956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标志着英国社会的公民、企业和机构都承担起维护和改善大气质量的责任。 英国环保史料表明，少数地方城市并未严格执行1956年出台的清洁空气法案，可空气质量也大为进步。比如，切斯特市根本没有执行该法案，但污染程度也大幅下降；在约克市，无烟区的设立直到1970年才启动，到1990年该项工作也未完成，然而上世纪60年代是约克空气质量改进最大的时期。事实上，进一步研究显示，主要原因在于当地居民选择了更环保的生活方式。 英国家庭现在基本上都拥有汽车，但大多数人平时上班都使用发达的公交，只有周末度假或者去超市采购时才会驾车。在伦敦，由于汽油价格、拥堵费和停车费持续高企，驾车进伦敦城开销高昂，市民逐渐喜爱上公交的方便和经济。一些伦敦市民的生活方式更出现革命迹象，崇尚驾驶电动车、混合动力车，或者步行、骑自行车，甚至完全放弃购买私家车。 环保意识形塑了伦敦人的绿色生活方式。伦敦的公共绿地面积接近2万公顷，公园、私家花园等软质地在全市总面积占比超过60%。严格的城建管理制度保护了绿地，限制了高楼的膨胀，把众多人口分散到郊区的卫星城，这样伦敦城不至于过度拥挤，空气质量的维护更有保障。产业结构转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洪雯 2014-01-28 国家希望在自贸区试验制度创新，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并积累经验，在全国推行。 上海自贸区体现深化改革的战略考虑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这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国际上最大的自贸区之一，其试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30多年前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 自1990年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保税区起，全国至今已有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00多个。经历了20多年的尝试，这类区域已到了必须转型升级的关口。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十多年来，整体关税水平已大幅削减，配额等各种限制也逐渐取消，这类区域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已大大减少；另一方面，这类区域仅仅在货物的进出方面实行特殊的海关监管，而在资金流动、贸易自由、企业制度、监管理念等方面仍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有诸多限制，进一步的发展面临瓶颈。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将为这类区域的转型升级探索方向。 当然，上海自贸区建设的目标远大于此。从国际背景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两大自贸区目前都不包括中国，鉴于未来世界贸易规则和格局的可能改变，中国将面临严峻的“二次入世”考验。从国内看，市场经济效率仍有待大幅度提升，中央此一举措体现了国家希望在自贸区试验制度创新，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即新一轮的“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的战略已经启动。自贸区寄望高端服务业 从世界各国的案例来看，国际上狭义自贸区的普遍模式是对货物进出实行“境内关外”的海关特殊监管方式，以此推动货物贸易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生产和服务。自贸区通常全封闭运作，无居民；区内的服务业集中于与货物贸易相关的会展、物流、仓储等服务，不允许消费性服务业的经营活动。而且，国际上的自贸区在经济制度、金融体制、市场规范、法制等范畴上，皆从属于所在国家及地方的整体体制。换言之，国际上自贸区的“自由”主要体现在货物贸易的范畴，在制度和体制上并未从根本上超出国家的整体框架。 相比之下，上海自贸区则涉及更广泛的制度改革，包括转变政府职能、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完善法制领域制度保障等五个方面，在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文化、社会等六大服务领域，18个行业实行更开放的政策措施。 显然，上海自贸区的模式不同于国际上自由贸易区的普遍模式，大大超越了海关监管的范畴。这一模式可被视为综合性“制度特区”模式，通过在金融体制、市场体制、法律等方面实行更开放的政策，来推进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制度特区”模式成效有待观察 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依赖制度环境的配合。目前国内市场准入限制、政府审批、规则越位和缺位等情况，都大大制约了内地服务业的发展。通过采取负面清单、取消审批等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推动包括金融在内的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是上海自贸区建立的根本目标，也是未来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 上海自贸区实际上是用“制度特区”模式来发展金融等高端服务业。过往30多年，这一模式在推动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发展方面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在一个封闭的、远离现有市场体系的特定区域内，实行特殊的金融制度、货币制度、市场规范，以此来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是否会有成效，值得探讨。 事实上，服务业与制造业在性质上十分不同。制造业具有实体性，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可以分离，生产的空间可以与销售市场脱离开来，只要提供生产所需的要素，即可发展，因此“特区”的模式是可行的。然而，服务业具有非实体性，资金、信息和人才都具有高度流动性，服务业因此并不像制造业那样具有地域可控制性。而且服务业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往往合二为一，因此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不能与其市场分割开来。在主体市场之外，划定一个特定的小区域来进行体制改革，以此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目前还没有国际先例。 就金融而言，金融制度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上海自贸区显然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若把上海自贸区封闭起来，资金只能在该区域内流动，将使自贸区成为一个孤岛，对国内其他地区的参考意义并不大。 就其他产业而言，若特殊政策的市场覆盖范围仅仅限于自贸区约29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自贸区内的企业不能为区外的中国市场服务，其吸引力和影响力也将有限。因此，自贸区能走多远，还取决于未来的政策细则。 上海自贸区获批后，自贸区概念迅速蔓延全国。据悉，广东也正申请成立自贸区，初步方案涵盖南沙、前海、横琴及白云机场空港区四个区域。另外，与上海自贸区的定位有所不同，广东自贸区将命名为“粤港澳自贸区”，以促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和CEPA实施的先行先试，推动粤港澳生产性服务业和金融服务的全面合作。 据此可以判断，尽管定位不同，广东粤港澳自贸区的思路同样是用“制度特区”的模式来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上海、广东自贸区建设对香港的可能影响 与香港比，上海、广东的核心优势在于与中国的大市场完全畅通无阻，香港毕竟是独立的经济体，与内地市场之间有边界的阻隔。然而，无论上海、广东的自贸区如何开放，若其与全国的大市场之间设有阻隔资金、人员、信息流动的边界，成为一块“飞地”，势将使其相对于香港的优势大打折扣。而且，若进入这些区域的企业不能服务内地的大市场，将不足以支撑“枢纽”的功能，不足以吸引企业总部入驻。 其次，高端服务业和企业总部需要高质量的产业和生活配套，这些封闭的小区域显然无法提供。香港中环或美国曼哈顿的枢纽功能，更是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地理、政治、法律等多方面因素经历长时间的演化、积淀而形成，这些因素短期内难以复制。 暂时来看，这种“政策飞地”的模式并不足以对香港构成巨大挑战。但是，香港绝不应等闲视之。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正在加快，若国家从整体上调整金融制度和市场体制，这些地方与内地大市场之间无阻隔的优势即可得到快速发挥，对以内地市场为服务对象的企业和人才形成巨大的磁力，将给香港带来挑战。建设粤港澳自贸区需思考两个核心问题 上海自贸区的“制度特区”模式大大超越了国际上自贸区的普遍模式，其成效尚待观察。广东若建粤港澳自贸区，需要回答如下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自贸区作为“境内关外”的特殊地区，与境外可以实现要素自由流通，但与境内其他地方之间的边界如何管理？若自贸区内的企业只能在自贸区内经营，势必削弱对企业的吸引力；但若企业能在境内区外经营，则意味着资金、人和信息可以在二者之间流动，那应如何监管，使风险不至于大规模扩散？ 第二，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曾表示“粤港澳自贸区方案将切合广东实际”。不过，这个自贸区又可以怎样“切合香港的实际”？无论是前海、南沙、横琴这三个“特特区”，还是粤港澳自贸区，均是由广东积极主导、围绕广东未来的发展需求来规划设计的；这些区域的根本发展策略是打“港澳牌”，充分利用港澳因素向中央争取特殊政策和资源；同时，这些区域瞄准香港现有的支柱行业，欲借香港的核心竞争优势来带动其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然而，这些区域的发展将怎样配合香港的发展需求，如何能协助香港解决产业多元化不足、新兴产业缺乏动力、中间阶层就业流失、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迄今尚未有深入的论述。无疑，企业将会得到更大的市场空间，但这是否意味着香港整体社会能从中受益？香港的服务业进入内地，除了市场扩大的正面效应外，是否会产生迁移和替代的负面效应，导致香港服务业的空洞化和中层就业的流失？香港社会对此不无疑虑。...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潘国平 邓文晓 2014-01-27 东海形势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这就要求台湾秉持正确的战略判断，不可丧失民族立场做出有违民族大义之事。 11月23日，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台湾方面坚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在认清历史发展趋势中把握两岸关系前途，对此举给予了实际配合。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台独”分子借此兴风作浪，在日本误导国际舆论、制造地区紧张气氛的不负责任言论鼓动下，在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混淆是非，民进党领导人不止一次对大陆提出抗议，同时声称东海防空识别区不利于两岸关系，要求中国撤销相关决定。因此，还原被扭曲真相，进而对东海防空识别区形成正确客观的理解实属必要。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有理有据 1944年《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规定，国家有权制定他国航空器进入本国空间的条件及程序，任何外国航空器未经主权国家允许，不得进入该国领空。对于进入领空前的航空器虽无明文规定，但鉴于航空器自身飞行速度快、容易威胁领空所在国陆地或国防安全的特点，在领空外合理区域内对其进行一定的识别和预警完全必要。 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体现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合理行使的自卫权。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一国在发生武力攻击时可行使自卫权。然而，“发生武力攻击”绝不等于武力攻击发生之后，如果采用了后一种解释，不仅会对遭受攻击的国家带来严重的损害，更无法保护该国国民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因此，当国家有确切证据表明这种攻击已明显迫近并即将带来重大危险时，为实现国家的自我保护，应允许其采取必要的预防性自卫措施。因此，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对任何意图侵入我国领空以及危害国防安全的航空器进行事先的识别和处置，不仅是对预防性自卫理念的贯彻，更是与《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相一致。 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也是国际习惯做法。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1款（五）项规定，国际习惯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国际习惯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要素：相关实践通例的存在和法律确信。前者是指各国对某一行为有长期、重复的实践；后者是指该实践作为通例被各国接受为法律规则。它要求一个作为通例的制度在空间上有较广泛的国家采用，在数量上有多次不断的实践。防空识别区经过60多年的发展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已然成为国际法的渊源，可以为中国所采纳。 至于个别国家所谓中国防空识别区与其防空识别区部分重叠，侵害其领土主权和空中管制权的说法，国际社会无法认可。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并不意味着中国领空的扩大，也不意味着中国主权向外延伸，更不会影响他国航空器正当飞行权利的行使。作为主权国家，中国为强化国家安全、维护国家主权和权益而采取的自主防卫措施，没有侵犯任何国家的合法权益，各国应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给予应有的理解和尊重。他国干涉无理 中国政府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希望相关国家予以尊重。美日拒绝承认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美日战机反而比以前更频繁、更大规模地现身东海空域，故意挑衅中国的领土主权。日本就此提出抗议，声称这一做法将加剧东亚不稳定局势，“破坏了东海现状”。美军两架B－52远程战略轰炸机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并且飞越中日有争议的东海岛屿。最近美日要求中国撤销防空识别区的言论更是甚嚣尘上。划不划防空识别区，在多大范围内划定防空识别区本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哪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这种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反观日本自身设定的防空识别区，在法律依据不够充分的情形下已存在50多年。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是一个巨大的五边形，其最西端距离中国浙江省东海海岸线仅130公里，最南部与台湾地区的“防空识别区”呈重叠状态。2010年日本防卫省宣布，把原止于国土最西端的与那国岛上空的“防空识别圈”扩大至该岛以西台湾一侧海域的上空，而且跨越日本主张的东海中间线，将中间线以西的属于我国的东海油气田空域全部囊括其中。日本甚至将我国领土钓鱼岛作为领空划入其防空识别区范围之内。 毫无疑问，日本将防空识别区划得如此宽广，深入邻国的专属经济区，包含我国钓鱼岛，这是无法被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如今日本不但不对自己的做法进行反思，反而对有理有据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加以指责与干涉，这种允许自己胡作非为，却干涉他国合法行动的作法是一种典型的强盗逻辑。东海防空识别区符合两岸人民共同利益 首先，东海防空识别区不是禁飞区，而是一个合作区、缓冲区，不影响正常航班的飞行，更不会对台湾同胞带来利益损害。东海方向航路密集，飞行繁忙，设立防空识别区要求台湾航空器通报飞行计划和相关信息，对于保障空中飞行安全、避免误解误判有益无害。虽然如此，美国仍借机拉拢包括台湾在内的地区或国家，构筑对中国的包围圈。这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部分环节，也是《美日安保条约》倒行逆施的体现。美国企图利用中国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举措，试图搅混南海，制造区域安全的混乱和复杂局面，以便从中渔利。日本同样采取挑唆、分化手段，意图破坏两岸关系，从中谋利，以扩大其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在此情形下，台湾应分清局势，从大局着眼，避免为美日火中取栗。 其次，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并非针对台湾，而是维护我国东海地区合法权益、保障国防安全的应有举措。中国选择在日本急于强化对钓鱼岛争端的军事和政治准备时节，公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具有主动谋局造势的重大现实意义，是从中华民族利益出发的正义之举。另外，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范围来看，东海与南海的界限为广东南澳岛与台湾岛南端的鹅銮鼻的连线，而此次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界只将钓鱼岛划入其中，却避开与其极近的彭佳屿，这无一不体现对台湾的尊重和谦和。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根本利益一致，1953年台湾划定防空识别区，近些年来台湾在维护钓鱼岛主权以及推动海外保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应成为深化互信、加强合作的契机，推动两岸实现共同维护领土完整、抵御他国觊觎的目标。此外，在领土上空划定防空识别区不仅是权利使然，更是对他国意图侵占我国领土的有力回应，不会对台湾构成威胁。 最后，尽管大陆在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前没有通知台湾当局，即使与台湾地区的防空识别区范围存在一定交叉，但两岸完全可遵循“东海和平倡议”原则，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不应成为阻碍两岸人民深化交流、密切合作之阻碍，更不能被某些国家所利用进而挑拨两岸人民感情。两岸本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在中华民族的利益面前，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存在分歧争端，仍须坦诚沟通，协商处理，如此方有利于台海的稳定、繁荣与发展，符合两岸人民共同利益，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福祉。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能够打破日本对钓鱼岛空域单方面声称权利的现状，可以加强对钓鱼岛的巡逻监视，构筑立体化保护体系。同时，它对于解放军冲破第一岛链，构建远洋安全有重大意义。两岸共建南海防空识别区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只是维护我国合法权益的一个尝试，以此为开端，其后必将有大量政策和措施出台。相对于东海而言，南海争端日益升级，岛屿纠纷从未停息，南海九段线的合法性被他国质疑。因此，在借鉴东海防空识别区经验的基础之上，在合适时机推出我国南海防空识别区实属必要。 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并能充分发挥作用，首先要有能够涵盖南海全部海域的雷达辨识系统，其次战斗机需在很短的时间内飞临需要警戒的区域。南海海域辽阔，其周边国家情况复杂，现有陆基雷达无法涵盖南海区域。同时，由于机场的限制，战机只能涵盖到南海的北半部，这无疑都对南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带来限制。 目前可行的方法之一就是两岸建立军事互信，在南海进行局部的军事合作，太平岛可以设大型雷达站，大陆负责监管南海全部水域，台湾可协助防卫南海南半部，双方互补互利，共同维护国防利益。   回顾历史，日本曾利用两岸分治，公开违反《开罗宣言》，以战败国身份强占钓鱼岛列屿，同时琉球问题亦未按照国际法处理。如今，两岸关系日益升温，不应再让历史重演，更不能容忍任何国家明目张胆地侵犯我国主权。 东海形势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这就要求台湾秉持正确的战略判断，不可丧失民族立场做出有违民族大义之事。现阶段，在强大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在不断的沟通与交流之后，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争议渐趋平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向中国相关机构报备飞行计划。在此背景之下，台湾更应与大陆一道，与相关国家划清界限，远离其混淆视听的言论，共同致力于维护祖国海疆安全，促进两岸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