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璐 2014-09-17 “定向降准”是金融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正向激励政策，与“全面降准”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引性。既能增加相关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又能给“三农”、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额度，从而有利于将更多的金融资源投放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促进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今年4月25日央行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县域农村合作银行存准率之后仅一个多月，央行于6月9日再次宣布，从当月16日起，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将下调存准率0.5个百分点。同时，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也下调存准率0.5个百分点。 “定向降准”是金融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正向激励政策，与“全面降准”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引性。既能增加相关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又能给“三农”、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额度，从而有利于将更多的金融资源投放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促进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以往“全面降准”的背景 此次操作是自2011年12月5日以来第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在2012年曾经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012年的“全面降准”有着怎样的宏观经济背景呢？ 首先，这两次降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为了扭转经济下滑趋势，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促进经济发展，这也是常用的宏观政策办法。 其次，这两次降准主要目的还是对冲外汇占款减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公开表示，“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主要和外汇储备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对冲要求有关，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并不是表示货币政策松紧的信号，释放出的资金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方向，没有典型的方向，并不是为了增强股市的信心或者主要流向房地产行业。”近年我国贸易顺差收缩，外汇占款投放的压力也相对减少，这也导致了存准率的下调。 长期以来，为了稳住人民币汇率，中国央行一方面大笔买进外汇资产，从而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形成外汇占款；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又通过发行央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进行对冲，回收流动性。外汇占款的减少将会减少基础货币的供给，进而减少经济中的各种货币类别，如M1、M2等等。为保持经济中货币数量的稳定，需要通过增加货币乘数来对冲，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从这个逻辑思路来看，这两次降准的主要动因仍然是冲销外汇占款减少带来的影响。 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成为我国货币当局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并深受管理层的喜爱。据研究表明，我国可能的最优存准率“上限”为23%，央行连续3次降低存准率也是为这一政策工具释放空间。当前，我国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也为央行下调存准率提供了时机。“定向降准”是一种微调技术手段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但通胀尚且可控，采取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可行的。一季度GDP增速放缓至7.4%，尽管与政府7.5%左右的政策目标接近，但高频数据与微观感受却比GDP数据更消极，稳增长压力大。以往的全面降准政策，作用效果难以精确把控。前几年频繁降准的时候，国有大银行的信贷资金大多投向了政府的重大投资项目，不少还投向了房地产等领域，这是房地产调控长期未能见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大量过剩产能也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无联系。相比之下，“三农”、小微企业和私人部门的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这不是因为整体信贷条件不够宽松，而是因为其信贷需求往往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等项目挤出。 在沉寂了近两年以后，央行今年开始使用“定向降准”方式来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调整。“全面降准”意味着降低所有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定向降准”则意味着只调低部分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力度相对温和。实际上，这是一种“微调”技术手段。 从本次定向降准的范围来看，它覆盖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城商行、80%的非县域农商行和90%的非县域农合行，比4月25日的降准范围大很多，不过释放的资金仍然有限。中金测算，“定向降准”释放资金约700到800亿元，释放资金规模远不及一次全面降准，对整体流动性影响不大。这并非意味目前稳健的货币政策出现转向，但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即要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资金更多地配置到实体经济中需要支持的领域，确保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更加顺畅。加快“三农”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而中小企业又对吸纳就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此次“定向降准”所释放的流动性若能实实在在地进入这两大领域，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对不同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的存准率，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既是个老问题又有新困境。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主要有三个特征，即：融资渠道比较狭窄，主要是依赖业主投资、内部集资和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从银行贷款的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中小企业难以满足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条件且贷款风险较大，以及财务管理水平较低等，再加上基层银行发放贷款的权限相对有限，致使银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经常以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或缺乏抵押资产等为由而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依赖非正规金融渠道，企业的融资时效性要求迫使中小企业求助于手续简便的商业信用和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 可见，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体制障碍主要包括：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惜贷”；中小企业信用缺失，征信系统不完善；信用担保等中介机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滞后；缺乏统一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体系；以及企业自身问题。由于原材料上涨、用工成本增加，特别是融资困难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浙江，有很多中小企业都因资金紧张而濒临倒闭。资金链的断裂，往往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小企业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贵：由于企业固定资产不多，很难从正常的质押借贷渠道获得银行的贷款。即便是能贷款，较高的借贷成本也让这些体量和盈利程度比较有限的中小型企业望而却步。很多中小企业希望加快发展、扩大规模，但在资金成本过高的情况下，规模越大死得越快，所以现在沿海很多中小企业准备缩小经营规模。很多中小企业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融资，但民间借贷的年利率却已升至72%到96%，个别的甚至还会达到240%。业内有句俗话说：“用民间借贷找死，不用民间借贷等死”。 可见，“定向降准”，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从6月中旬到现在近大半个月过去了，据一些媒体的调查发现，获得降准资格的银行释放的资金并非很大，即使小微贷款增加额度了，但是对市场的影响有限。据调查，定向降准以后，各家银行的小微贷款并没有明显松动。很多小微企业主反应，虽然这几年很多银行都在推小微贷，但是适合他们的产品并不多。据近日公布的“汇付-西财中国小微企业指数”显示，有42.2%的小微企业并未向银行申请贷款。而申请贷款的小微企业中，有79.9%的比例获得贷款，银行贷款拒绝率为20.1%。 那么，降准释放的资金能不能流向中小企业？这是一个问题。有股份制银行相关人士表示，降准释放的资金会投向小微贷和个人住房贷款，而由于获得降准资格的银行释放的资金也并非很大，即使小微贷额度增加了，但是对市场的影响有限。由于央行对定向降准后释放的资金流向并无规定，联系不久前央行喊话要银行保证首套房贷，有部分银行会将释放的资金投向住房贷款。如何实在地降低实体融资成本，打通资金传导的“最后一公里”，似乎并不是定向降准能够解决的问题。出路在于金融创新 笔者认为，全面降准、定向降准、中小企业融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三个层面。全面降准就是向整个经济注水，而定向降准是让做“三农”和中小企业业务多的银行有更多可贷额度，但这些额度能不能变成中小企业的实际融资，还有一个传导的问题。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需要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绝非定向降准就能一蹴而就。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只要加强资金流向的监管，定向降准仍然可以对解决“三农”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在大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的情况下，央行的确可以采取更多的类似定向降准这样的微调技术手段来实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目标。 然而，定向降准并非结构调整“万能药”，无法改变金融机构惜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的现实情况，也无法改变存款创造后，货币流入产能过剩和融资平台等强势部门的流向问题。因此，要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还需要更多发挥金融创新的作用，合理和规范地引导和利用民间借贷的资金，降低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 首先，我们要创新金融政策，制定适合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扶持政策，并在执行过程中，使新政策不断健全和完善；其次，要创新金融组织体系，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支持其参与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再次，要充分发挥担保公司、信用评估公司以及资产管理公司等第三方中介机构的服务作用；最后，要努力创新金融产品，特别是探索适合国情的由保险公司、风险投资机构与商业银行相结合的互动贷款模式。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4-09-16 澳门的民间“公投”反映澳门部分人对候任特首的期望和对2019年落实普选的要求。澳门举行特首选举期间，民间同时举行民间公投，这正好考验候任特首崔世安的政治智慧。 争取连任的崔世安8月31日在无对手情况下成为新一届的澳门特首，这是澳门回归以来连续三届特首选举在毫无对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进行。正当澳门进行特首选举之际出现一个小插曲：澳门三个泛民团体组成的“特首选举民间公投管理委员会”将计划举行特首民间“公投”。澳门的民间“公投” 澳门特首选举的民间“公投”是由民间所举办，一个无法律约束力的模拟全民投票活动。但由于是次活动以民间“公投”为名，因此，特区政府、亲建制社团，都公开指责民间公投活动为“非法”。是次民间“公投”主要是了解澳门市民对澳门门特首选举的取态。第一个议题是2019年澳门特首应否由普选产生，第二个是2014年特首选举位候选人的信任程度。 在澳门，过往也曾举办过所谓的“公投”活动。2010年，澳门政府曾经发起了一次官方的公投活动，中央为庆祝澳门回归10周年送出一对大熊猫给澳门作为贺礼，澳门政府为两只熊猫命名，提名五对候选名字，供市民“公投”。当时的“熊猫公投”是由政府带动的活动。支持民间“公投”的人士认为，既然政府可以为熊猫命名而组织全民公投，那么，关系全澳居民的行政长官普选，为何不可由全民公投选决定？这次在澳门举行的民间“公投”普选特首活动，就是以熊猫作为象征。 此外，澳门于2012年初曾举办过类似的民间公投。澳门特区政府就2013年立法会选举的“主流方案”，建议增加直选及间选议各两席。但民间有团体认为“主流方案”并不代表主流民意，故当年举办了一次民间投票，搜集市民对立法会组成比例的意见。当时该次民间投票并没有引起官方的指责。 澳门中联办曾就澳门特首选举的民间“公投”发表声明，指在澳门特区进行的任何所谓公投活动都是没有法律依据。澳门中联办对澳门的声明，与港澳办针对香港“占中公投”的态度有些不一样。 今年6月20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香港的占中投票表示所谓“公投”均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澳门中联办可能是检讨了香港的民间公投的处理方法和了解澳门的特首选举的民间公投性质后，把澳门的民间公投只定性为“没有法律依据”。但澳门特区政府于7月9日发表声明，却声称任何形式的所谓“民间公投”在澳门都是非法而且无效的。澳门特区政府与澳门中联办对“公投”的定性明显有分别。澳门中联办只是定性“公投”为没有法律依据，而特区政府却把民间“公投” 定性为违宪和非法。澳门特区对“公投”的处理 崔世安与其他官员亦曾多次宣称民间“公投”违法，甚至违反宪法。澳门的商界和社团绝大部分支持政府，所以当澳门政府带头打压，民间“公投”甚至难觅得私人提供场地作为实体票站。公投需以集会名义，向政府申请公众地方。然而，澳门民政总署以“澳门无权公投”为由，拒绝有关申请。 对于有民间团体于8月发起“特首选举民间公投”，被政府指为非法和无效。澳门法务局局长张永春曾表示，《澳门基本法》保障澳门居民享有各方面基本自由，如果只是一个民意的调查，在法律上没有问题，只要不用“公投”这名称就没有问题。经过对民间公投定性为民间的民意调查后，早前对民间公投大力炮轰的多个建制社团亦随即一改口风，指民间公投是“违反《基本法》精神”。参考香港民间“公投”的结果和政府的处理，澳门的民间“公投”，即使用上“公投”的名称作为这次民意调查的口号，应该不会负上违法的问题。 澳门政府处理民间公投的手法与大陆官方喉舌在处理香港民间公投时的口径是一致的，均将民间“公投”定性为非法、违宪而加以打压。 相对澳门而言，香港的民间公投由进行到结束并没有人因为组织或参与投票而被捡控。香港政府更为官方的媒体的打压进行降温。   解读民间“公投” 与其说澳门特区政府在意其是否“合法”，倒不如说怕香港争取真普选的民主之火烧到澳门。但是，澳门的民间公投与香港的公投在本质上并不一样。香港的民间公投是占中的前奏，其争取的目标是政改方案中增加公民提名的普选特首方案；其次，在香港的政府发展中，2017年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将会全面普选。普选已经是香港人的囊中之物，他们所争的是更接近直接民主的“公民提名”特首候选人。 对比香港，澳门的政改发展十分缓慢，民主要求也比较温和。澳门在2012年的政改只将2014年行政长官选委员的名额增至四百人，提名门坎由50名增加至66名，以维持原规定六分一的提名比例不变。2013年立法会的选举，仍维持直选、间选和委任组成比例不变。直选和间选只各增加二个名额。澳门的特首普选仍是遥遥无期。因此，澳门的民间公投是冲着特首选举而来的，但并无要求公民提名特首候选人，更没有“占领南环”（南环是澳门的商业心脏地带）的意图。其实，澳门政府对这个所谓的民间“公投”大可不必过度神经紧张。澳门政府尽管把它定性为民意调查，低调处理即可。澳门政府正好通过这次民间投票，解读一下澳门现时的社会状况和民情取向，为下一届特区政府施政作好准备。 “公投” 触及中央权力 澳门的主办团体声称，他们的民间“公投”不涉及任何公权力、不会约束政府乃至任何人、不对现行的选举制度产生任何法律上的影响等。那么，中央和澳门特区政府为甚么仍高度紧张呢？原因是它触动了中央权力这一底线。 团体拟搞的民间“公投”的内容是有关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方面的问题。特区政制发展是涉及中央的话事权，按照法律规定，处理此类问题必须通过法律规定的途径表达要求、凝聚共识。因此，若有人要搞所谓的“民间公投”，中央会明确地指出，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是无权自行创制“公投”制度或发起所谓“公投”活动的。“公投”凸显现行特首选举欠认受性 5年前，崔世安从选委中取得超过95%的提名，并没有留下任何空间给其他竞争对手。崔在上届和今届参选，都是唯一候选人。从获得提名的一刻，已笃定当选，这显示小圈子选举的缺陷。...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15 公交优先”高效而且节能环保。澳门政府希望可以通过“公交优先”政策，鼓励市民放弃自驾私人车辆，多乘搭公共巴士外出，以解决城市交通难题。但是，“公交优先”政策未必适合澳门的特殊环境。 9月8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刊登特区终审法院对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结果的审核决定，并确认选举结果。崔世安正式当选为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 连任成功的崔世安在竞选政纲首章提出，要把澳门打造成“宜居”城市。崔世安的政纲除了要解决居住问题外，还要解决另一个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 —- 交通问题，这是澳门作为宜居城市所必需的。澳门的交通问题一部分可归因于庞大的旅客人流和外地雇员的流动，另一部分则是由于私人车辆近年的增长速度过快。 随着澳门经济急速发展，旅客及外雇大量涌入，澳门居民“乘车难”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最近一些对澳门公交服务进行的调查显示，现时澳门市民对公交车大多表示不满，交通问题已非常严重。在繁忙时段，巴士即使到站，市民也不能上车：一种情况是，车上已经“人满为患”，怎样也上不了车；另一情况是，到站的巴士车厢前部分乘客满满，但车厢后半部分仍有很多空位，但却没有乘客向后移动。另外，澳门公交车还存在行车速度慢、准点率低的问题。面对“乘车难”的局面，一些市民放弃了公交车，自行购买私人车辆代步，以解决自己对交通的需要。澳门近年私人车辆高速增长，使原来恶化的交通问题愈发严重，呈现一种恶性循环。若要解决交通问题，便先要从改善公交车服务素质着手。 在政纲中，崔世安提出改善交通的方案，包括落实 “公交优先”政策，以及响应了社会因博彩企业穿梭巴士（俗称发财巴）数量过多占用道路而提出的调控要求。不过，一些调查发现，调控“发财巴”虽可使路面畅通一些，但反过来可能会把一批搭发财巴的乘客赶回搭巴士的行列。因此，解决“搭公交车难”才是缓解澳门交通问题的根本方法。 “公交优先”在很多城市都有成功的实践经验。“公交优先”的好处在于可以通过大容量、快速度的客运公交系统为主，其他交通工具为辅，来承担主要的交通运输，藉此释放更多的路面空间予其他车辆通行，从而减轻道路压力。“公交优先”在内地很多大城市都有推行，而且成效颇佳。“公交优先”在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大城市推行，公交化均在70％左右，日本东京则高达87％。，而在香港，公交化更高达90%以上，高倨世界首位。 “公交优先”高效而且节能环保。澳门政府希望可以通过“公交优先”政策，鼓励市民放弃自驾私人车辆，多乘搭公共巴士外出。但是，“公交优先”政策未必适合澳门的特殊环境。澳门交通局聘请顾问公司曾对澳门交通问题作专门的研究。按照顾问公司的报告，至2020年澳门车辆数将由现在19万辆增长至31万辆，公交化将由现在33.6%下降至27%；澳门半岛的平均车速将由现时的每小时15公里下降至每小时10公里，部分繁忙道路的车速甚至只有每小时5至6公里，而澳门半岛居民的出行时间将增加一半。 澳门交通的主要问题在于：城市布局集中、道路功能重迭、地区性道路负荷大；交通设施供应失衡、诱导车辆增长；部分地区公交班次不足、降低搭乘诱因。澳门交通事务局认为，若要管制车辆，应先从改善公交着手，但车辆管理会直接影响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的改善程度。如果道路是堵塞严重，公交行驶速度也无法提升，居民候车时间无可避免拖长。 澳门地小、路窄、多斜坡。加上近年经济起飞，私家车和“发财巴”急速增加，路面的负荷几近饱，而且路面也无扩展空间，这正是澳门现时的困局。因此，在路少车多的情况下，“公交优先”同样有可能造成道路严重堵塞，从而令公交车行驶速度无法提升；故此，在澳门，公共巴士问题不容易解决。但这始终是澳门交通问题的根本，若果解决不了，其他交通问题也将难以克服。 面对日渐繁忙的交通压力，澳门在交通问题上要解决严重堵塞达，实不容易。崔世安将如何兑现他的承诺，为澳门再造宜居城市。澳门市民拭目以待！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05 戴耀廷选择在公众假期启动占中，是希望一方面讓更多人可以参与，但又对中环的秩序造成最小的干扰。坚持“占中”又不敢瘫痪中环，担心一旦发生动乱会令市民反感。这样的“占中”还有意思吗？ 戴耀廷于9月2日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承认，“占中”运动策略已经失败，并评估参与“占中”人数不多。但他仍坚持“占中”会继续进行，希望借学联的罢课和紧接的10月1日国庆节，让更多人能参与“占中”。 据一些有关“占中”的评估，相信参与“占中”人数不多，不会造成中环瘫痪，持续力低，最后留守人数也会大减。评估的理据包括： 一、“占中”距离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政改拍板相隔1个月，气势会远较于预期小；连续两日假，料留守人数减。 二、“占中”参与人数不多，不足以瘫痪中环各交通要道。 三、“占中”于国庆假期当日发生，翌日又是重阳节假期，由于连续两天公众假期，社会气氛不足，预料持续力低，最后留守人数会大减。 戴耀廷选择在公众假期启动占中，是希望一方面让更多人可以参与，但又对中环的秩序造成最小的干扰。 坚持“占中”又不敢瘫痪中环，担心一旦发生动乱会令市民反感。这样的“占中”还有意思吗？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05 从胆小鬼的博弈角度看，强手绝对不会当胆小鬼，强手更甚至会刻意地更加强硬，目的是要让对手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以后若要“硬来”，后果必定严重。 “占中”三子之首戴耀廷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承认，“占中”策略性目标已失败。访问翌日，由于“占中”不明朗因素己消除，香港股市一举升穿之前高位，爆升几 达六百点，创六年新高，这是香港金融市场对 “占领中环”失败的即时反应。但失败原因何在？我们可通过博弈分析，究其原因。 “占领中环”，全称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或简称“占中”，目标是争取香港无筛选普选产生特首的运动。2013年，香港大学法律教授戴耀廷在报章撰文， 提倡公民抗命，以“占领中环”这一泛民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威胁，要求中央落实香港特首及全体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 要挟中央和特区政府在政改问题上作出退让。但历时一年的争取后，在上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否决“占中”运动提出的“真普选”要求，“占中”发起人宣布 运动的策略性目标失败。泛民主派对形势的错误估算 在政治博弈上，“占中”发起人希望改变中央的选择，即把“占中”与有筛选的普选挂钩，令中央政府的原本两个选择有“筛选”普选或“真”普选，变为“占中”或“真”普选。 “占中”支持者认为，如果市民以公民抗命瘫痪香港经济，将能迫使中央政府作出妥协，给予香港人真正的民主普选。他们的推演是，中央政府在“占中”与真普选 之间，会宁愿让港人有真普选，也不想“占中”“落地”。因为即使“占中”最终被强制性结束，但仍有很大可能会引发中国其他城市及地区的仿效；“占中”在香 港出现，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会是遍及全国内地，难以估计的。因此，虽然中央政府在“占中”及真普选之间都会有所失。但比较而言，中央政府的理性抉择应该是不 让“占中”出现。 在是次的政治博弈中，“占中”人士有何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认为，最大的筹码就是，一但与中央谈不拢，就会以“占中”作为重磅炸弹。但是这件武器是否能用 得上，他们也不敢肯定。所谓“占中”其实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但虚张声势也需要别人相信才可发挥作用，倘若被对手看穿了，突然来硬的，就会即时陷入窘境。在谈判桌上，要使对手让步，就要使人相信自己不是虚张声势，而 是有相应的谈判实力，以及坚持强硬到最后而不退缩的态度。 在胆小鬼博弈中（The Game of Chicken），两名车手向对方驱车而行，谁最先让开的一方就会被耻笑为“胆小鬼”，让另一方胜出。但如果两人拒绝收掣或转軚，任由两车相撞，最终谁都...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05 从胆小鬼的博弈角度看，强手绝对不会当胆小鬼，强手更甚至会刻意地更加强硬，目的是要让对手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以后若要“硬来”，后果必定严重。 “占中”三子之首戴耀廷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承认，“占中”策略性目标已失败。访问翌日，由于“占中”不明朗因素己消除，香港股市一举升穿之前高位，爆升几 达六百点，创六年新高，这是香港金融市场对 “占领中环”失败的即时反应。但失败原因何在？我们可通过博弈分析，究其原因。 “占领中环”，全称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或简称“占中”，目标是争取香港无筛选普选产生特首的运动。2013年，香港大学法律教授戴耀廷在报章撰文， 提倡公民抗命，以“占领中环”这一泛民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威胁，要求中央落实香港特首及全体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 要挟中央和特区政府在政改问题上作出退让。但历时一年的争取后，在上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否决“占中”运动提出的“真普选”要求，“占中”发起人宣布 运动的策略性目标失败。泛民主派对形势的错误估算 在政治博弈上，“占中”发起人希望改变中央的选择，即把“占中”与有筛选的普选挂钩，令中央政府的原本两个选择有“筛选”普选或“真”普选，变为“占中”或“真”普选。 “占中”支持者认为，如果市民以公民抗命瘫痪香港经济，将能迫使中央政府作出妥协，给予香港人真正的民主普选。他们的推演是，中央政府在“占中”与真普选 之间，会宁愿让港人有真普选，也不想“占中”“落地”。因为即使“占中”最终被强制性结束，但仍有很大可能会引发中国其他城市及地区的仿效；“占中”在香 港出现，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会是遍及全国内地，难以估计的。因此，虽然中央政府在“占中”及真普选之间都会有所失。但比较而言，中央政府的理性抉择应该是不 让“占中”出现。 在是次的政治博弈中，“占中”人士有何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认为，最大的筹码就是，一但与中央谈不拢，就会以“占中”作为重磅炸弹。但是这件武器是否能用 得上，他们也不敢肯定。所谓“占中”其实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但虚张声势也需要别人相信才可发挥作用，倘若被对手看穿了，突然来硬的，就会即时陷入窘境。在谈判桌上，要使对手让步，就要使人相信自己不是虚张声势，而 是有相应的谈判实力，以及坚持强硬到最后而不退缩的态度。 在胆小鬼博弈中（The Game of Chicken），两名车手向对方驱车而行，谁最先让开的一方就会被耻笑为“胆小鬼”，让另一方胜出。但如果两人拒绝收掣或转軚，任由两车相撞，最终谁都...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05 从胆小鬼的博弈角度看，强手绝对不会当胆小鬼，强手更甚至会刻意地更加强硬，目的是要让对手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以后若要“硬来”，后果必定严重。 “占中”三子之首戴耀廷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承认，“占中”策略性目标已失败。访问翌日，由于“占中”不明朗因素己消除，香港股市一举升穿之前高位，爆升几 达六百点，创六年新高，这是香港金融市场对 “占领中环”失败的即时反应。但失败原因何在？我们可通过博弈分析，究其原因。 “占领中环”，全称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或简称“占中”，目标是争取香港无筛选普选产生特首的运动。2013年，香港大学法律教授戴耀廷在报章撰文， 提倡公民抗命，以“占领中环”这一泛民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威胁，要求中央落实香港特首及全体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 要挟中央和特区政府在政改问题上作出退让。但历时一年的争取后，在上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否决“占中”运动提出的“真普选”要求，“占中”发起人宣布 运动的策略性目标失败。泛民主派对形势的错误估算 在政治博弈上，“占中”发起人希望改变中央的选择，即把“占中”与有筛选的普选挂钩，令中央政府的原本两个选择有“筛选”普选或“真”普选，变为“占中”或“真”普选。 “占中”支持者认为，如果市民以公民抗命瘫痪香港经济，将能迫使中央政府作出妥协，给予香港人真正的民主普选。他们的推演是，中央政府在“占中”与真普选 之间，会宁愿让港人有真普选，也不想“占中”“落地”。因为即使“占中”最终被强制性结束，但仍有很大可能会引发中国其他城市及地区的仿效；“占中”在香 港出现，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会是遍及全国内地，难以估计的。因此，虽然中央政府在“占中”及真普选之间都会有所失。但比较而言，中央政府的理性抉择应该是不 让“占中”出现。 在是次的政治博弈中，“占中”人士有何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认为，最大的筹码就是，一但与中央谈不拢，就会以“占中”作为重磅炸弹。但是这件武器是否能用 得上，他们也不敢肯定。所谓“占中”其实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但虚张声势也需要别人相信才可发挥作用，倘若被对手看穿了，突然来硬的，就会即时陷入窘境。在谈判桌上，要使对手让步，就要使人相信自己不是虚张声势，而 是有相应的谈判实力，以及坚持强硬到最后而不退缩的态度。 在胆小鬼博弈中（The Game of Chicken），两名车手向对方驱车而行，谁最先让开的一方就会被耻笑为“胆小鬼”，让另一方胜出。但如果两人拒绝收掣或转軚，任由两车相撞，最终谁都...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05 从胆小鬼的博弈角度看，强手绝对不会当胆小鬼，强手更甚至会刻意地更加强硬，目的是要让对手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以后若要“硬来”，后果必定严重。 “占中”三子之首戴耀廷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承认，“占中”策略性目标已失败。访问翌日，由于“占中”不明朗因素己消除，香港股市一举升穿之前高位，爆升几 达六百点，创六年新高，这是香港金融市场对 “占领中环”失败的即时反应。但失败原因何在？我们可通过博弈分析，究其原因。 “占领中环”，全称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或简称“占中”，目标是争取香港无筛选普选产生特首的运动。2013年，香港大学法律教授戴耀廷在报章撰文， 提倡公民抗命，以“占领中环”这一泛民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威胁，要求中央落实香港特首及全体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 要挟中央和特区政府在政改问题上作出退让。但历时一年的争取后，在上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否决“占中”运动提出的“真普选”要求，“占中”发起人宣布 运动的策略性目标失败。泛民主派对形势的错误估算 在政治博弈上，“占中”发起人希望改变中央的选择，即把“占中”与有筛选的普选挂钩，令中央政府的原本两个选择有“筛选”普选或“真”普选，变为“占中”或“真”普选。 “占中”支持者认为，如果市民以公民抗命瘫痪香港经济，将能迫使中央政府作出妥协，给予香港人真正的民主普选。他们的推演是，中央政府在“占中”与真普选 之间，会宁愿让港人有真普选，也不想“占中”“落地”。因为即使“占中”最终被强制性结束，但仍有很大可能会引发中国其他城市及地区的仿效；“占中”在香 港出现，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会是遍及全国内地，难以估计的。因此，虽然中央政府在“占中”及真普选之间都会有所失。但比较而言，中央政府的理性抉择应该是不 让“占中”出现。 在是次的政治博弈中，“占中”人士有何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认为，最大的筹码就是，一但与中央谈不拢，就会以“占中”作为重磅炸弹。但是这件武器是否能用 得上，他们也不敢肯定。所谓“占中”其实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但虚张声势也需要别人相信才可发挥作用，倘若被对手看穿了，突然来硬的，就会即时陷入窘境。在谈判桌上，要使对手让步，就要使人相信自己不是虚张声势，而 是有相应的谈判实力，以及坚持强硬到最后而不退缩的态度。 在胆小鬼博弈中（The Game of Chicken），两名车手向对方驱车而行，谁最先让开的一方就会被耻笑为“胆小鬼”，让另一方胜出。但如果两人拒绝收掣或转軚，任由两车相撞，最终谁都...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04 从胆小鬼的博弈角度看，强手绝对不会当胆小鬼，强手更甚至会刻意地更加强硬，目的是要让对手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以后若要“硬来”，后果必定严重。 “占中”三子之首戴耀廷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承认，“占中”策略性目标已失败。访问翌日，由于“占中”不明朗因素己消除，香港股市一举升穿之前高位，爆升几达六百点，创六年新高，这是香港金融市场对 “占领中环”失败的即时反应。但失败原因何在？我们可通过博弈分析，究其原因。 “占领中环”，全称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或简称“占中”，目标是争取香港无筛选普选产生特首的运动。2013年，香港大学法律教授戴耀廷在报章撰文，提倡公民抗命，以“占领中环”这一泛民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威胁，要求中央落实香港特首及全体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 要挟中央和特区政府在政改问题上作出退让。但历时一年的争取后，在上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否决“占中”运动提出的“真普选”要求，“占中”发起人宣布运动的策略性目标失败。泛民主派对形势的错误估算 在政治博弈上，“占中”发起人希望改变中央的选择，即把“占中”与有筛选的普选挂钩，令中央政府的原本两个选择有“筛选”普选或“真”普选，变为“占中”或“真”普选。 “占中”支持者认为，如果市民以公民抗命瘫痪香港经济，将能迫使中央政府作出妥协，给予香港人真正的民主普选。他们的推演是，中央政府在“占中”与真普选之间，会宁愿让港人有真普选，也不想“占中”“落地”。因为即使“占中”最终被强制性结束，但仍有很大可能会引发中国其他城市及地区的仿效；“占中”在香港出现，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会是遍及全国内地，难以估计的。因此，虽然中央政府在“占中”及真普选之间都会有所失。但比较而言，中央政府的理性抉择应该是不让“占中”出现。 在是次的政治博弈中，“占中”人士有何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认为，最大的筹码就是，一但与中央谈不拢，就会以“占中”作为重磅炸弹。但是这件武器是否能用得上，他们也不敢肯定。所谓“占中”其实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但虚张声势也需要别人相信才可发挥作用，倘若被对手看穿了，突然来硬的，就会即时陷入窘境。在谈判桌上，要使对手让步，就要使人相信自己不是虚张声势，而是有相应的谈判实力，以及坚持强硬到最后而不退缩的态度。 在胆小鬼博弈中（The Game of Chicken），两名车手向对方驱车而行，谁最先让开的一方就会被耻笑为“胆小鬼”，让另一方胜出。但如果两人拒绝收掣或转軚，任由两车相撞，最终谁都没有好处。这个博弈中，谁强硬，谁就赢。“占中”人士认为如北京不让步就占领中环，中央的损失会很大，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胆小鬼博弈的特点是：双方都可选择“强硬”或“退让”策略；若大家都“退让”，双方都得会保存面子。若一“强硬”，一“退让”，前者得益很大，后者却很没面子；若双方都“强硬”，则玉石俱焚，大家都损失惨重。此博弈的关键元素是能否做到两败俱伤的结果，若做不到此点，只能自伤，对手却丝毫无损，那就不能摆出要硬碰硬的高姿态。而强手只能有一个理性的反应：必定强硬绝不会退让，并把弱手打压到无力反抗。 显而易见，中央是强者，“占中”支持者是弱者。从胆小鬼的博弈角度看，强手绝对不会当胆小鬼，强手更甚至会刻意地更加强硬，目的是要让对手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以后若要“硬来”，后果必定严重。在现时“占中”的博弈中，中央就是刻意以强硬手段，使“占中”发动者无力反抗；或即使反抗，做成的也是微不足道的损害。事实上，“占中”底牌早已给中央看穿，“占中”所可能起到的破坏效果，也早已被估算好了。 一年多以来，香港民调都显示，大部分的港人根本不相信“占中”能使中央退让。中央决定在2017年特首普选中，候选人必须经过提名委员会的筛选，是全面否定“占中”运动的要求。“占中”发起人和支持者由此表现出的愤怒，可能只反映其无法下台，骑虎难下的心态。 “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在9月2日接受彭博采访时承认，“占中”运动策略已经失败，支持者也正在流失。北京拒绝让步，所以战略部分应该结束。 戴耀廷说，将选择一个对香港伤害最少的日子举行“占中”，公民觉醒才最重要。公民提名超越中央底线 “占中”与中央的博弈为何会失败呢？因为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是中央不能允许的，公民提名选特首超越中央底线。香港是中国一个特区，直辖于中央政府，行政长官普选是地方性选举，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行政长官普选要符合香港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不能违反。此外，政制发展和选举安排难有所谓“国际标准”。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有关政制发展和选举模式必须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虽然，中央可以容许有外国有居留权的人仕担当立法会议员。但是，就不可能让不认同“一国两制”或不认同中央主权的人为特区行政首长。 在外国的主权国家，反对党只是某一段时间的在野，赢了大选就可以执政。但相对香港的政治体制来说，“一国两制”是先决条件。因此，香港的反对派在本质上与主权国家的反对党是不同的。由于香港的反对派人士中有部份不爱国，在“一国两制”之下，中央不希望这些不认同“一国两制”或不爱国的政治人物有资格成为特首的候选人，因此，无论这些人是否有治港才能，都不能为中央所接受的。中央需要对特首候选人进行筛选。其中人个筛选的标准是：特首候选人必须是爱国的。“公民提名”方案无法保证上述标准得以执行，所以无法为中央接受。“占中”威胁被过份高估 中环虽说是金融中心所在，但银行随着金融机构的全面电子化，数据中心都设在远离中环的地区，即使中环交通瘫痪，电子交易不会受影响，员工也可易地上班或在网上操作。“占中”实际做成的损失很可能并不会高过台风或暴雨的影响。加上股票交易所绝大部分的交易都是电子化，“占中”也不会导致资金外流、股市大跌，无法损害金融机构的实际运作。所以，“占中”人士认为“占中”是一枚威力惊人的核弹，将会瘫痪金融业、动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不合符事实。当然，在争普选的博弈中，香港泛民主派处于弱势，“占中”是他们认为唯一能令北京有所顾忌的群众运动，只是“占中”的破坏力被过份高估。中央总动员“反占中”行动 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占中”威胁被高估，某些本地亲中央的建制派人士便把“占中”运动视为假想敌，说服中央颁下总动员令。中央决定动员一切亲建制力量，包括港澳办、中联办等，支持特区政府遏制“占中”。工商界纷纷支持，主流传媒力空前归边效忠，就连公务员出身的主要官员也要签名表态支持“反占中”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