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中建交30周年成果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 2014-10-23 “无需详述我在1971年第一次访问北京时的情形。这里我只提一点就够了：亨利·基辛格于7月9日秘密会晤了周恩来总理，这正是我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两个小时会谈的四天后。” 今年七八月间，为了纪念澳大利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30周年，我对中国做了一次访问。这次访问为期10天，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安排。整个访问从北京开始，然后去了北戴阿、天津、上海，最后是我1971年作为澳大利亚政党领袖第一次访华时访柯过的城市——广州和深圳。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这两座城市与我31年前访华时相比，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澳中交流开幕式上，我曾经指出，对一个澳大利亚人来说，访华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可以激发我们对未来的思考——不仅是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而且还包括澳大利亚同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在那次讲话当中，我还提出了另外一些基本观点： 在1972年之前的20年时间里，澳大利亚始终对中国怀有一种敌对情绪。这种敌对情绪使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犯下了许多错误，结果导致了我们参加越南战争这一悲剧性的后果。30年前，澳大利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和解。于是，在此后长达四分之—世纪的时间里，澳大利亚与本地区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极富建设性的双边关系，这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澳中关系将主导我们在未来半个世纪中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它不仅将决定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曰本、西太平洋地区以及美国之间的四边关系的性质，而且也决定了这一关系的未来走向。要想描绘出澳大利亚的未来道路，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我们国家30年前做了些什么，其背后的原因何在。自从1972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我们的所有关系都是建立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之上的。我们必须继续信守这一承诺。任何旨在促使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做出抉择的政策，我们都将坚决抵制。我们必须严格履行澳大利亚在国际社会上所做出的承诺和应尽的义务，尤其要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其中也包括《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条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澳大利亚构建重承诺、讲原则的建设性外交政策打下最为坚实的基础。 48年前，我在澳大利亚议会第一个站出来督促澳大利亚政府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都知道，我从来都没有自吹自擂过。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在堪培拉、悉尼干草市场，还是在北京、华盛顿、东京、伦敦、新加坡，我都表达过同样的立场。 我今晚无需详述我在1971年第一次访问北京时的情形。这里我只提一点就够了：亨利·基辛格于7月9日秘密会晤了周恩来总理，这正是我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两个小时会谈的四天后。就在基辛格到达北京的同—天，我离开北京前往上海。7月11日，当我还在上海的时候，基辛格返回了巴基斯坦，并向尼克松总统报告说：“我们开始的这段进程将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震撼。”7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他将于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以超过三分之二的投票结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蒋介石政府代表。让澳大利亚政府感到难堪不已的是，在澳大利亚1972年12月2日联邦选举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与加拿大、日本及10个欧洲国家——包括英国（1972年3月）、德国（1972年10月）建立了外交关系。1972年12月5日，就在惠特拉姆政府宣誓就职当天，我宣布我己经指示我们驻巴黎大使开始跟中国驻法大使展开谈判。12月21日，两国大使签署了联合公报。 如今己经很难描述当时的时代气氛，也很难让大家体会到，作为一位澳大利亚政党领袖，尤其是一位即将成为总理的政党领袖，访问中国是一件多么不可能的事。在我所率领的代表团中，有位成员甚至宣称，如果有人在1971年年初的时候让他预测一下他当年最有可能参观的地方是中国还是月球的话，他肓定会选择月球。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在国际政策和国内政治活动中始终对中国怀有一种敌对情绪。我至今还记得，在我们第一次访问广州时下榻的国宾馆里，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公告牌上谴责中国的四大敌人：苏联修正主义、新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共产党、美帝国主义。这向我们表明，当时澳大利亚对中国所持的立场看法一无所知，而且受到严重误导。 在推动澳中关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事件中，我们都无法预见到两国之间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尤其是无法预见到我们会取得今晚在这个大厅里展现出来的进展。1954年，作为新当选的议员，我第一个在议会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我又是第一位访华的澳大利亚政党领袖；1972年12月，澳大利亚和中国签署了联合公报；1973年，我成为第一位访华的澳大利亚总理。当时我们根本无法预见到澳中两国今后会在外交、经济和文化方面不断加强双方的联系。外交方面，澳大利亚和中国一起通过国际努力为两国及两国所在的地区带来繁荣。经济方面，中国如今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四大出口国、笫三大进口国，文化方面，有超过20万名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出生，超过19万人会说广东话，超过8.5万人在家里说普通话。上个月，我参加了纪念两国建交3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结束访问回到悉尼的时候，我听说澳大利亚刚刚成功地拿到一份价值250亿美元的、向新南威尔士的姐妹省广东省提供液化天然气的合同。这是我们两国在加强外交关系的漫漫征途中并肩迈出的又一步。 最后我想提出的是，当今北大西洋的学术界、媒体和政界开始流行一种的宿命主义论调，称亚太地区将变成“文明冲突”的战场。对于这种论调，我表示坚决反对。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发展状况已经让这种论调成为无稽之谈。在20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整个亚太地区根本没有发生任何足以支持此类启示录（末世论）论调的亊件。这种论调听起来不由让人想起了冷战期间的口水战。澳大利亚近年来的发展、我们构建多元文化社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我们在亚太地区所扮演的多边角色，都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论调。如果说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代表着某种西方价值观念的话，那么，这种价值观念应该是：讲理性、有远见、追求自我利益，但同时又开明睿智。30年前澳大利亚对中国政府的承认恰恰体现了这种价值观念。在今后的30年中，我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同样也必须体现这些价值观念。 2002年11月21日 澳大利亚悉尼全日空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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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 2014-10-22 澳大利亚前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昨日辞世，享年98岁。惠特拉姆被誉为“澳中建交之父”。天大研究院为惠特拉姆出版的《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曾被澳方作为礼物赠送给习近平。 澳大利亚前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昨日辞世，享年98岁。惠特拉姆以其非凡的远见，领导澳大利亚于1972年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成为首位访华的澳大利亚总理，被誉为“澳中建交之父”。 这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曾对天大研究院给予巨大的信任与支持。2007年，为纪念中国与澳大利亚建交35年，天大研究院、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和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联合举办了研讨会，探索中澳关系的未来。会议之后，惠特拉姆将其关于中国的演讲文稿、谈话记录和发表的文章交给天大研究院整理出版。2010年天大研究院由此以中、英两种语言正式出版发行了《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 2010年6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澳大利亚，莅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查布校长将天大研究院出版的《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送给习近平。习主席一边翻看该书，一边愉快地回忆起，20年前他任厦门常委副市长时，接待惠特拉姆并陪同他遥望金门的往事。 我们特此刊登2002年惠特拉姆在澳中建交30周年成果展开幕式上的讲话：“通往中国之路”，再现他的睿智和深谋远虑，寄托我们的哀思。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10-20 中央招聘制度的设立，目标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避免任人唯亲的同时，能够为相关部门招聘具备能力和知识的人员。可是，中央招聘进程缓慢，部门长期缺人，或影响政府服务质素。 澳门特首崔世安提出下届政府将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在行政改革中，政府架构重组与公务员管理是两大范畴。本研究院将推出澳门公共行政改革系列研究，首先将会探讨现时澳门公务员管理中所面对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中央招聘制度。 澳门特区政府于2013年底第五次中央招聘开考，为20个部门招考69个法律范畴高级技术员空缺，吸引500多个考生报名，308人参与笔试。澳门行政公职局最近公布首轮笔试成绩，仅一人合格，分数为50.2分。考试结果出现后，引起澳门社会哗然。这次考试结果让众多急需法律范畴人手的部门在等了一年后，还要再重新招聘，这不但影响有关部门的运作，也间接影响政府向市民提供服务。 第五次中央招聘从招聘到开考，差不多一年，最后仅一人笔试合格晋身面试,究竟是中央招聘制度出现问题？澳门考生质素不达标？还是当局在设计考卷时出了问题？本文特就此三个问题，逐一进行分析。 中央招聘原意在防止“用人惟亲” 澳门回归后，并未即时实行中央招聘制度。当时，一般缺乏人脉的普通市民，仅有机会获聘担任一些需要大量人手、流动率偏高的职位，而其他数量有限的好职位，往往是通过极小范围的“内部招考”录取。这就导致澳门政府各部门严重的“用人惟亲”，形成政府内部各部门充斥着“近亲繁殖”甚至是腐败现象。 为了确保一个相对上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招聘机制，让有能力的应征者更多地获得录取，澳门特首崔世安在2012年开始推行中央招聘机制。在此机制下公务员的招聘要按照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目的就是要打破“用人惟亲”、“近亲繁殖”的局面。中央招聘的优点 中央招聘有如下的优点： 1. 中央招聘有助政府招揽社会优秀人才，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水平。 2. 统一招聘机制可强化招聘程序的合法性、公正性、公开性，防止“用人惟亲”、“近亲繁殖”。 3. 统一录用标准，减少不公平情况。 4. 市民投考不同部门职位，不用参与多个相同考试。 5. 公共部门也可因此减低人力及行政上的开支。中央招聘制度存在的问题 不过在推行过程中，中央招聘制度也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人力资源错配。政府实施中央招聘制度可能会导致人员与用人部门错配的情况出现，这或将降低各用人部门招聘人员的自主性，或导致其招不到真正需要的人才。同时，由于是统一招聘，报考人员也较难找到自己感兴趣及发挥个人才干的工作岗位或部门。 另外，中央招聘可能无法选拔“专才”：根据《公务人员的招聘、甄选及晋级培训》行政法规，中央招聘所能招到的新人，可能只是一些“通才”，难以发现将来要培养的“专业”人才。上文所提到的69个法律范畴高级技术员空缺，就是属于专业性较强的职位。由于公共行政部门分工细致，若中央招聘不能细分，所招人才将不够“专业”，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4-10-14 警方与示威者接触时，应该作更多人性化的沟通才能有助于缓和彼此的矛盾。“占中”示威者，特别是学生们，也应放下对警方的偏见，不要敌视前线执法警务人员，减少攻击性或挑衅性语言的使用。双方应该实事求是，多作沟通，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香港“占中”运动至今已超过两星期，在这期间警民冲突不断。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简称监警会）曾就“占中”事件公布，至今收逾三百宗涉及警方处理“占中”的投诉。监警会拟成立专责小组跟进有关投诉。与此同时，泛民立法会议员亦要求立法会成立委员会调查警方在“占中”时的处理手法，包括是否使用过份武力；并追究下令发射催泪弹的负责人，要求其下台。催泪弹引发警民冲突 泛民议员批评警方是次处理“占中”冲突的手法，明显失责及偏颇，如使用催泪弹对人体的伤害、警告标语一旗两用；旺角示威者被殴至流血，在场警务人员没有实时上前制止等。泛民主派人士认为，政府下令使用催泪弹驱散和平“占中”示威者是引发警民冲突升级的罪魁祸首。 催泪弹将过往良好的警民互信关系撕裂。在9月28日“占中”的清场中警方两度向示威群众发射催泪弹，部份示威者因为吸入催泪气而不断咳嗽和泪水长流，身体出现各种不适。泛民主派议员和“占中”人士都一致遣责和质疑警方使用催泪弹的决定。发射催泪弹 由现场指挥官决定 催泪弹是世界各国各地防暴警察的标准装备之一，使用催泪弹作为非杀伤性武器驱散示威者是各地警方通常使用的做法。在西方很多国家，警察经常使用催泪弹、水炮等来对付示威者。例如，三年前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事件，美国警方也曾施放了大量催泪弹驱赶人群。因此，当警方认为示威场面太大、群众太多、而事态发展不受控制时，在现场的指挥官使用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是常规的做法。 在这次“占中”事件中，香港警方也曾出动防暴队。防暴队是可以随时动用身上的配备，这些配备便包括催泪弹。警方出动防暴队时，前线防暴警察已授权可以随时动用身上配备，使用防暴盾、警棍和催泪弹还是防暴配备的较低级数。现场指挥官在场判断何时、如何和使用何种合适的武力以防“暴徒”的攻击。使用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是防暴队的常规训练之一。在一年前，香港警方就曾有演习，在出现“暴动”场面时，防暴警员会即时施放催泪弹驱散示威群众。出动防暴队 不需特首批准 香港警察出动防暴队需要请示上级，但不需特首批准。前警务处长李少光在接受访问时称：警务处长有权出动防暴队，法例上毋须请示上级。至于何时出动防暴队，则由现场指挥官按现场情况，向警务处长请示。 据警方解释，9月28日的“占中”清场中，警方使用催泪弹的决定是前线指挥官在给予充分警告无效和别无选择之下作出的。催泪弹和胡椒喷雾，在警方动武等级上是同级的；不同的是：催泪弹可以在骚乱中，短时间内更有效驱散大量人群。所以，使用催泪弹，并不表示警方的武力升级。警方称，当日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是由于当时人群情绪亢奋，不断冲击警察防线，而警方须谨守防线，又不知道有多少属于激进分子，因此为安全起见而需要施发催泪弹。“占中”令警民关系恶化 “占中”持续，支持与反对“占中”人士的冲突不断出现。“占中”在9月28日发生后，香港研究协会于9月30至10月5日期间曾进行民调。结果显示，市民对“占中”发起人和示威人士的表现，以及特区政府、警队处理事件表现的评价，出现两极化的趋势。民调发现，各有约两成受访者分别给予政府0分及10分满分。民意出现两极化，社会相当撕裂。反映香港市民在“占中”事件的取态趋严重分歧，影响社会和谐。 在连串“占中”人士与警方和反”占中”人士的冲突事件后，警方就处理“占中”和反“占中”的执法尺度也引致社会大众争议，警民关系渐趋恶化，市民对警方的信任下降。有前线警员在执勤时无故被粗口辱骂；在社交网站上，近日亦有对警队的各种指控言论。互谅互让 修补警民关系 警察是政府在“占中”事件上接触民众的最前线人员。警方为了满足“占中”示威者的自由，容忍他们霸占交通要道，构成其他市民的不便，其他反“占中”市民会批评警方执法不当；反过来，如果警方执法过严，又会引来“占中”人士的责骂。警察在“占中”和反“占中”人士前，两面不讨好。所以，警方在处理应“占中”事件上，如何公平处理对“占中”和反“占中”双方面的投诉，并不容易。 值得庆幸的是，支持“占中”和反“占中”的人士，大多是理性。警方只要秉持专业操守，以和平、公正地的方式执法，通过调解去解决双方面的冲突，相信两方面的示威者能够继续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进行示威。 警方、“占中”和反“占中”人士，三方面也应互谅互让，自我克制。政府应该明白到这次“占中”是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并不是针对警方。为免与“占中”人士冲突升温，警方对示威者态度应宽容些，言辞也要温和些。警方与示威者接触时，应该作更多人性化的沟通才能有助于缓和彼此的矛盾。 香港是多元化社会，警方与市民整体上关系仍然良好，只是与一小部份较激进的示威者存在冲突。同时我们相信，只有极小数的“占中”示威者是激进的，大部份都是和平理性，因此“占中”示威者，特别是学生们，也应放下对警方的偏见，不要敌视前线执法警务人员，减少攻击性或挑衅性语言的使用。双方应该实事求是，多作沟通，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以互谅互让的原则，修补“占中”冲突所引致的警民互不信任情况。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4-10-07 “占中”如果持续和扩散，最终必会导致中央、港府、学生和市民的“四输”局面； “占中”若不尽早结束，最后只会变成一场没有赢家，只有输家的群众运动。 香港“占中”行动已持续超过一星期，到目前仍未有结束迹象。香港社会支持和反对“占中”的群众对立正在加剧，“占中”已造成香港社会的撕裂，并影响民生。“占中”引致社会撕裂 “占中”已为城中热门话题，传媒每天都不停报导，一般香港人都会与身边的人谈论“占中”。由于对“占中”意见的分歧，很多人都突然发觉自己对“占中”的立场原来与家人、朋友都有所不同。近日在社交网站如Facebook等，出现较多的在社交平台上留言，由于意见不合，把网友“unfriend”的情况（意指绝交，断绝网上联系）。 在社会上，有很多人由于对“占中”的意见分歧和占中立场的不同，与朋友和家人争论，最终不欢而散，一些人更因此而产生人际关系的问题。根据一些心理辅导热线的负责人反映，在求助个案中，有些人怕与家人或朋友说出自己对“占中”的观点，担心会因此吵架。有些由于家庭成员对“占中”立场不同而反目；也有一些情侣因“占中”的政见不合而闹分手；有些父子因“占中”立场不同而几乎大打出手；更有人因为担心穿错颜色衣服，怕被朋友孤立。 对于一周以来发生的社会撕裂现象，已有香港专家表示担忧，称“康复路漫长”。“占中”影响民生 金钟廊位于金钟地铁站上盖，该区是“占中”行动中心区。自9月28日以来，多个商场入口关闭，造成上班混乱。在铜锣湾一带，有百货商场要提早关店。在九龙旺角，多达20间珠宝金饰店曾需要暂停营业，多间连锁电子产品店亦延至中午才能开店，一些药房的生意下跌近半。有餐厅亦因生意额受影响而要停工、停业。受“占中”影响的地铁站，附近的商铺都受到影响，交通堵塞，货进不去。 在交通方面，香港岛共有270条路线巴士路线暂停开或改路，占整体路线的47%；另外，25条专线小巴受阻。九巴方面，共有43条巴士路线暂停，另有多线巴士改道，新巴及城巴亦有41条途经中区路线停驶，其余路线亦要改道或更改终站。 受“占中”影响，中国国家旅游局9月29日向全国旅行社发紧急通知，9月30日起严禁新增香港团。资深旅游业界人士分析，料黄金周整体访港陆客，将较去年跌最少三成。不少零售商户都因“占中”而暂停营业。维持营业的商户营业额也大幅减少。此外，教育局亦宣布9月29日至10月5日，湾仔区及中西区所有幼儿园、中小学及特殊学校停课。现时，在香港弥敦道、旺角及附近的“占中”和“反占中”抗议活动，已对当地的商店和上班人士构成很多不便和影响。“占中”引发流血冲突 香港“占中”运动于10月3日爆发严重流血冲突。 “反占中”市民与“占中”支持者大打出手。百余名警员到场隔离双方人士，但仍有人受伤。旺角一带，数百名“占中”示威者遭到数千名“反占中”民众包围，双方发生口角和冲突。“反占中”民众更扯下“占中”标语；也有个别“占中”示威者遭到殴打，场面混乱。更有大批“占中”支持者赶到旺角，高峰期双方人数多达近万人。坚持“占中” 没有赢家 “占中”的参与者主要是香港各阶层的年青人，尤其是在学的和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他们对特首梁振英不满、对人大政改决定不满、对社会贫富悬殊不满，他们对自身的前途也感到迷茫。这些年青人对社会现况的不满是可以理解。不过，这些人对社会求变心切，而社会改革通常都是欲速则不达。他们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希望推翻人大决定；这些要求，是不可能获特区和中央政府所接受。“占中”发展至今已开始有变质迹象，正由原初的“和平”发展至今的“暴力”，并且可能会愈发不受控制。“占中”若再出现更多的暴力事件，香港特区政府很可能无奈再出动防暴警察，驱散“占中”示威者，以维持社会秩序。 “占中”的冲突现时已导致多人受伤，对社会及民生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占中”如果持续和扩散，最终必会导致中央、港府、学生和市民的“四输”局面； “占中”若不尽早结束，最后只会变成一场没有赢家，只有输家的群众运动。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4-09-30 从28日开始至今，“占中”对香港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实质影响还是轻微的，但这一事件对海外投资者的信心影响则较为长远。更令人担心的是，“占中”若不能短期内妥善解决，将有可能直接影响香港金融和经济。 香港的“占中”行动于28日凌晨正式启动。连日来，参与“占中”人士造成港岛中环、金钟、湾仔、铜锣湾及九龙旺角主干道的堵塞，使车辆不能通过；多间银行和金融机构在这些受影响地区的部分分行也要暂停营业，“占中”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正逐渐浮现。 受“占中”影响，香港股市近日明显下挫，周五盘中曾一度跌穿23,000点，并在这一点位附近徘徊一整天，最后以22932点收市。这反映投资者对 “占中” 的忧虑。“占中”持续，导致部分位于被堵塞街道的商店关门，影响生意。至今，“占中”已影响金钟至中环一带、铜锣湾及旺角等路面交通和商店，不过政府机构与香港证券交易所仍运作正常。 综合近日金融业界对“占中”影响的评估，大多业界人士认为，会造成股市下滑，但暂时只属短期的政治因素影响，对香港长远整体经济影响有限。一般认为，拖累港股近半个月下滑的主因是美国于明年加息的可能性愈趋明显。 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若“占中”行动只持续数天，对香港的经济及金融市场影响将会有限；但若不能及早解决，长远将影响中环的金融运作。如果“占中”无法在预期较短的时间内解决，香港股市有可能会大跌。 此外，标准普尔、惠誉、穆迪等对香港的评级暂未受“占中”影响。标准普尔指出，“占中”短期对本港信贷影响轻微，香港经济或会受到轻微影响，但相信不会明显影响投资，除非情况严重恶化才会对信贷基本受到冲击。但标普目前认为此情况不会发生。惠誉于本月中确认香港“AA+”及展望稳定的评级时已知晓计划中的“占中”抗议。穆迪报告指出，若“占中”行动持续，将会有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至信用评级。 “占中”会对港股和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虽然作为单一因素，“占中”对香港股市影响不大，但事件有可能会令香港零售业，特别是“十一黄金周” 的销售额有所萎缩。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引述多名香港商界人士表示，称担心事件或“会对香港服务业产生多米诺效应”，进一步影响旅游、酒店、及零售业。报道更引述业内人士数据，称自“占中”启动以来，一些香港酒店已下调酒店价格约5%。 香港财政司长曾俊华8月初曾表示，担心香港经济增长放缓及失业率向上；如果政局不稳（“占中”出现），则有可能会引发 “完美金融经济风暴”。但这论点当时并未得到金融界的支持。事实上，香港经济增长放缓只属周期性；现时香港失业率相对外国也是较低。而香港金融市场受外围因素影响，往往大于内部因素。以现时环球经济情况看，香港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可能性不大。 从28日开始至今，“占中”对香港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实质影响还是较轻微的，但这一事件对海外投资者的信心影响则较为长远。更令人担心的是，“占中”若不能短期内妥善解决，是有可能直接影响到香港金融和经济，增加社会内部矛盾和撕裂。至于能否有效解这个政治危机，则考验香港特区政府、“占中”行动组织者的政治智慧，以及中央的决心。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29 成功连任的澳门新一届特首崔世安在其竞选政纲中除宜居篇外，另有发展篇、关爱篇和善治篇阐述其未来的治澳蓝图。新一届特区政府若要落实“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有关政策，建立“宜游”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必须先从解决“宜居”、“宜行”两大难题开始。 成功连任的澳门新一届特首崔世安在其竞选政纲中除宜居篇外，另有发展篇、关爱篇和善治篇阐述其未来的治澳蓝图。发展篇 在“发展篇”中，崔世安提出要成立“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委员会”，以制订中、长期计划，拓展旅游业市场。其实，早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将澳门的发展战略定位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崔世安也曾提倡“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发展，要包括“旅游城市”、“休闲城市”、“世界级城市”三大要素；并且要切合澳门是个宜行、宜乐、宜业、宜游、宜居的地方。 然而，现届特区政府即将完结，所开展的工作并不多。在过去，澳门特区政府提出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也未推出相关政策措施；与此同时，社会上早已有声音指出，每年近几千万人次的访澳旅客，严重冲击澳门城市承载能力。澳门热门旅游景点和商业购物区，早已被逼得水泄不通，插针不入；庞大的居民和旅客，“逼爆”澳门，还导致澳门公共交通难以负荷。自“十二五”规划以来，澳门的发展趋势距休闲、宜游、宜行、宜居渐行渐远。因此，崔世安的新一届特区政府必须认真落实“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有关政策，建立“宜游”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必须先从解决“宜居”、“宜行”两大难题开始。关爱篇 在关爱篇中，崔世安提出设立“特区投资发展基金”，该发展基金将以主权基金方式操作。主权基金一般是由国家政府建立、拥有、管理、并且用于长期投资的金融资产，澳门特区政府将考虑从财政储备中的超额储备中，拨部分作为基金的启动资金。澳门近年由于博彩税收有大增幅长，庞大的公共资金可用于成立主权投资基金。通过主权基金，澳门可改变过往保守的储备管理模式，进行较积极的投资，这有助提高澳门财政储备的长期投资回报和有效保值增值。同时，也可配合国家的发展策略，投资内地的能源、基础设施；或可投资澳门邻近地区，如横琴、南沙等，促进区域合作发展；还可以投资澳门本地的公用事业，如电力、天然气、电讯等。这都有助提高储备回报率和推动澳门和外围地区的经济多元化发展。善治篇 在善治篇中，崔世安指出要实行精兵简政，进一步整合和精简行政架构和咨询体系，并深化行政改革。澳门政府架构臃肿、部门职能重迭早已为人所诟病。据统计，澳门公务员人数自2010年的24万增至2014年的28万，每年有三至四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按人口比例，澳门公务员占总就业人口的7%（2014年第二季，澳门劳动人口为39万)。这比例远高于香港（2011年，香港公务员占总劳动人口约4%）。 近年澳门公务员急增，但并没有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内部架构臃肿及其部门职能重迭是原因之一。弹丸之地的澳门，局级部门就有三十多个，数量远较香港为多。因此，对澳门局级部门不合常态的增多，应予以合并。下一届澳门特区政府，有必要通过简化政府架构、减少部门职能分散来提高行政效率。 此外，澳门的官民沟通管道也呈现臃肿的情况。数据显示，澳门特首辖下共设有六个咨询委员会，五个司长辖下则设有36个委员会。除司、局、厅、处等“直接行政”部门之外，还有办公室、项目组、咨询组织等多个“间接行政”机构。由此可见，澳门政府组织架构膨胀，职能重迭。“架床迭屋”增加了部门工作协调的困难性。故此，下届澳门特区政府实在有必要通过精兵简政，将职能相近及职权范围相同的部门及咨询组织按功能进行重组及合并，藉此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绩效表现。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4-09-26 智库建设已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决定，属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项下。不过面对严峻的生存环境，内地民间智库必须对自己进行合理定位，有力地整合各类资源，谋求发展。 据报导， 9月19日，在莫干山举行的论坛“中国智库的现状与未来”上，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透露，智库被首次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中，“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写在第八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下，属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项下。中央正在推协商民主，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上，需经过广泛协商后才能决策。李君如称，“未来决策实施中，智库可以发挥作用，有些智库重大的报告将直接成为决策依据。这是中国智库发展的黄金时期。”李君如同时也指出目前中国智库问题不少。比如，在结构上，官重民轻，即官方智库大而强，民间智库比较弱势。智库间协作少，研究人才稀缺等。因此，民间智库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是有需要正视的。内地民间智库的发展障碍 1. 官本位意识形态 受传统思维束缚，一般社会大众，包括民间企业，都习惯性地认为官方组织较民间组织更具权威性。一些非民间智库更会利用自己官方或半官方背景，对其它民间智库进行排挤，从而垄断了有限的调研市场。有民间智库负责人表示，尽管他们的工作效率及收费较其他一些非民间智库具有极大的优势，但政府部门和各企业单位一旦有相关的业务需要，大多不会主动与之联系，首选仍然是官方而非民间智库。例如，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的十大中国著名“智库”全部都是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而真正民间的智库却没有。 2. 国家机关领导、媒体忽视民间智库 这也成为内地民间智库发展的一大障碍。在内地，政府决策需要智库的协助，但又因自身和政治利益考虑，对民间智库不信任。对智库的研究活动进行审查，使社会损失了一个凝聚共识和理性表达意见的有效管道。此外，由于政策环境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内地民间智库也面临着注册困难，调研受到阻碍等问题困扰。 3. 政府信任度低 目前，内地民间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困难就是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对民间智库的信任度较低，对民间智库相关政治上的问题也有一定的忧虑，这都制约了民间智库的发展。要增加政府信任度，民间智库要规范自身的经营运作；同时，政府也需要经常性地与民间智库建立交流沟通机制，逐步认识民间智库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4. 专职专业研究人才少 具有专业素养的政策研究和分析人士都渴望到政府工作，多不愿意到民间智库中工作。相对于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民间智库，一些大专院校和政府部门能提供安稳的工作环境，无疑更具吸引力。因此，民间智库很难建设高质素的研究队伍。正因为专业人才的匮乏，目前能够做出高水平兼具可行性的政策方案的内地民间智库并不多。 5. 缺少资金来源 成熟的民间智库，在发展上都需要一个稳固的、长期的资金来源，这是维持民间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财政支柱，其中包括长期的、固定的资金，私人和企业的、政府和基金会的捐款等。此外，获取长期的商业及政府合同，是维持民间智库发展必要的基础。现时内地各民间智库都得不到足够的资金，也得不到商业及政府委托的研究项目，这使得内地民间智库的资金来源渐趋枯竭，民间智库的发展相当缓慢。这也就迫使一些民间智库不得已而转向国外的基金会申请资金。经营内地民间智库的建议 面对严峻的生存环境，内地民间智库必须对自己进行合理定位，有力地整合各类资源，谋求发展。 1. 业务多元化发展、拓宽资金来源...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4-09-25 在美国，大型智库被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世界各国智库的研究典范，对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也具借鉴意义。 前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在率领香港富豪代团访问北京前夕，透过公关公司宣布考虑成立民间智库组织，推动香港长远发展。香港缺乏真正有规模的民间智库，主要原因是智库获得的赞助不多。现时，由董建华成立的智库应该不愁稳定及足够的资金。此外，以董建华的国际脉络，他的智库完全可以招纳国内外的顶级精英，成立一支有国际声誉的研究团队。但如何可以成功经营一个有公信力、影响力的智库？我们可以参考美国民间智库的经验。 智库，即智囊机构，从广义上讲，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 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研究机构。一般而言，智库主要是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政府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研究机构。而民间智库，顾名思义，有别于官方成立的智库，是由民间组织起来的政策研究机构。 美国是现今世界上智库汇聚的大国，其智库在类型上五花八门，数量上也很惊人，而且大都集中在华盛顿特区。不过美国智库大多数都是小型的，人数不多，一般是十几个人；有少部份大型智库的人数也不过几百人，但却能左右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成为美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智库之所以受到美国政府的器重并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决策智囊团，这与美国民主政治的多元化、政治文化的传统、以及舆论决策导向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智库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世界各国智库的研究典范，对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也具借鉴意义。 在美国，大型智库被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其中尤以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兰德公司（RAND）、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4-09-24 董建华拟筹组的智库如能纵览全局，把眼界开一些，多从内地和香港互补合作的角度来考虑香港的问题，香港政府推行政策所遇到的阻力也许会少一些。 据报导，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早前论及香港政改问题后，于9月19日通过公关公司发书面声明，称考虑成立一个推动香港长远发展的民间智库组织。该智库现正积极筹备，相信在一两个月内便会出台。董建华在此时成立智库，是要协助内地和香港两地未来发展，积极出谋献策。 香港虽然一直有为数不少的民间智库，但总体来说，大部份都是关注某些特定的社会议题或一些功能界别的权益。这些民间智库多属中小型和单一的非政府组织，在面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人力和财力压力都不小。有些智库在活跃一段时间后，就会趋于沉寂；另一些智库在其关注的议题解决后，便会解散。现时董建华拟成立的是一个跨政府、综合性的民间智库，目的是协助内地和香港两地长远发展，要成立一个这样的智库，是需要有过人的魄力和雄厚的财力才可能实现。 董建华以其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前任特首的身份，再加上其家族经营船务生意多年，已积累了强劲的海内外人脉网络，筹组智库会更加得心应手。拟成立的智库将会深入研究内地和香港的不同议题，相信对一些有关陆港融合、跨境合作等议题的研究，更能得出持平和中肯的建议。 拟筹组的智库如能纵览全局，把眼界开一些，多从内地和香港互补合作的角度来考虑香港的问题，香港政府推行政策所遇到的阻力也许会少一些。整日因聚焦政改内耗大量精力而无暇兼顾社会民生问题的特区政府，也许能在智库的协助下，找到更好的切入点，去处理香港和陆港的深层次矛盾。 在香港要成立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着实不易，必须要投入大量资源，延揽有分量的人才。此外，智库也需要用比较超然的角色作研究才能让人觉得研究是客观、公正和无偏私。要做到有公信力，智库的金主或资助人，需要保持中立，不向研究团队发出政治性的指示。只有这样，智库的研究成果才会有公信力，从而达至凝聚社会研究力量和协助决策者的效果。 据报导，董建华已先后邀得香港行政会成员、中港知名学者、以及商界、宗教界代表加入其智库。虽然各阶层的人才都已囊括在内，但要成立一个有实力的智库，光有人才是不足够的。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对于成立具影力的智库，雄厚的财政支持非常重要。据闻，董建华的智库将会获众多财团的捐助，如机管局前主席冯国经、港交所前董事郑慕智等都会“出钱出力”，甚至有可能出任其智库的管理层。 香港的民间智库一向以来对公共政策的研究都欠缺规模和系统，董建华拟成立的智库正好可开展有规模、有系统的研究，助特区政府解开现时政改困局。此外，拟成立的智库也可为中央和内地的地方政府出谋献策，制定和推行内地和香港两地的长远发展政策。董建华民间智库的成立，适其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