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11-05 选择在孙中山逝世九十周年纪念仪式上实现海峡两岸领导人会面，将是一个极佳场合，可以巧妙地解决习马会时的一些“身份”问题。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0至11日在北京举行，倍受瞩目的两岸最高领导人会晤，终于因为分歧未解而没能安排。台湾方面已安排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万长以特使身份出席在北京举行的APEC领袖会议。 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面（“习马会”）无缘在北京召开，是因为两岸双方在两岸领导人会晤地点及身份方面存有很大分歧。台湾方面认为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最佳场合；但大陆方面则认为，两岸领导人会面，不必借助国际场合，即使会面场合就在北京。国际场合不适合 在官方场合实现“习马会”是不会获大陆方面所接受的。台湾马英九总统虽然强调自己是“经济体领导人”，但在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中，其他与会的经济体领导人都是国家元首或政治首脑，“习马会”在国家元首级的会议场合上召开，将可能打破了一个“缺口”，让台湾的马英九以国家元首身份与大陆方面“平起平坐”。一旦有了先例，大陆方面以后会很难修补。新加坡举行“习马会”不合适 也有人说，“习马会”可以在第三国家进行，例如在新加坡举行。不过，倘若马英九访问新加坡便会打破了不能让“中华民国总统”访问“非邦交国”的原则；而容许马英九以出席国际性会议方式出访第三国家以进行“习马会”，这也会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大陆方面不会接受。 港、澳地区举行“习马会”顾虑多 在一个中国框架下，马英九访问香港、澳门不会存在出访第三个国家的问题，不过香港目前正处于“占领中环”运动的混乱状态。即使“占中”运动得以平息，还可能引发其他的抗争活动。倘若马英九访问香港，占中人士和“亲台”势力有可能会藉此借题发挥，还可能搞出一些令北京尴尬的事情。 相对香港而言，澳门较为适宜举行“习马会”，尤其是今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15周年。按照过往惯例，习近平必会到澳门。倘马英九愿意，也可以“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身份前赴观礼。大陆与台湾双方领导人可利用此机会进行正式会晤。但问题是：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可能会攻击马英九以“台湾地区领导人”自称，是“矮化”了中华民国。 孙中山逝世九十周年纪念仪式是最佳场合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大陆多位涉台学者指出，目前涉台单位有些提议，就是可以在明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九十周年纪念日时，邀请马英九以“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到南京中山陵谒陵，实现“习马会”。 与上述提议颇为契合的是，中方曾公开表示，“大陆窗口一直开着，只要不在国际场合，要分几次、用什么名称见，都可以谈。”所以，选择在孙中山逝世九十周年纪念仪式上实现海峡两岸领导人会面，将是一个极佳场合，可以巧妙地解决习马会时的一些“身份”问题。 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山陵内孙先生墓碑上便刻有“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的字样。孙中山逝世九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尤其是在南京中山陵举行的纪念仪式，将是马英九以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出席的最适当时机，也是实现“习马会”的最佳场合。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4-11-04 新的反贪总局的设立，意味着反腐败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十八大以来，北京在反腐问题上持续强势，破除了坊间“反腐只是一阵风”的种种猜测。 近日有内地媒体报导指，中央已批准成立新的反贪总局。十八届中央纪委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强在接受央媒采访时解释指，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就是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从严治党。随着反腐不断深入，反腐必须要持续加大治标力度。邱学强认为，目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出现“四个空前”： 1.    当前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2.    党和国家在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空前的； 3.    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对党的信心和高度认同是空前的； 4.    反腐败面临的挑战和历史机遇也是空前的。当前职务犯罪的趋势 邱学强称，在现阶段，反腐要加大办案力度，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有腐必惩，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就查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坚决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他指出，当前职务犯罪的发展趋势，就是系统化、区域化、家族化、群体化等，从一起案件、一个犯罪嫌疑人入手，往往牵出一大批案件，有的波及一个单位乃至整个行业系统。邱学强还透露，在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组织查办的国家发改委系列案件中，有十多名局级干部被查处，其中有些领导班子出现塌方式腐败。所查案件都涉及人多、面广，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严重危害经济社会发展，危及政权安全。副部级反腐败专门机构 反贪局是内地检察机关的一个部门，自1995年设立以来，反贪局就在不断推进反腐工作。不过，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一些影响办案成效的问题也逐渐暴露，特别是机构设置不合理、力量分散、案多人少、统筹乏力、装备落后等问题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反腐败新形势的需要。这次反贪局的改革，主要特点是整合力量、优化职能，有利于集中精力，直接查办大案要案。 邱学强表示，新的反贪总局成立后，职能配置更加科学，办案力量进一步增加，领导班子进一步配强，局长会由一名副部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兼任，反贪总局也会从以前的厅局级升级为副部级机构。新的反贪总局将通过统筹和整合职能，形成对权力运行过程更强的监督约束，有效提升反贪效率。反贪局将会建设成有强大战斗力、威慑力、公信力、灵敏高效的中国检察特色反腐败专门机构。借鉴香港廉署  反贪总局具独立性 有坊间人士认为，新的反贪总局的设立，或是中央高层有意学习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经验，以更好治理腐败。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新的反贪总局可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独立性——也正是由于独立于其他部门，减少了其他官员对它的干预，廉政公署才能在短期内，对香港猖獗一时的腐败现象起到了遏制的作用。 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前，香港警队内曾设有反贪污部，但缺乏独立性。廉署成立初期，其调查对象只局限于公务员，后来进一步把调查扩展至公共事业机构，进而包括所有私人机构。廉署成立前，香港曾是个贪腐盛行的社会。廉署成立后短短数年，香港便跻身全球最清廉地区之列。制度化反腐新布局？ 新的反贪总局的设立，意味着反腐败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与原来的反贪局相比，新反贪总局级别及领导级别都有所提升，在组织能力、人事编制安排和行动能力方面，也比原来的反贪局加强了不少，这些举措都会增强检察机关处理腐败案件的力量，并对其配合纪委展开反腐专项工作起到切实的帮助。 另一方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包括促进整个司法体系的相对独立，使之少受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干预。在国家层面成立反贪总局之后，各地检察机关势必也会逐步作出相应调整，从而使地方纪委的反腐力量也得到充实。 十八大以来，北京在反腐问题上持续强势，破除了坊间“反腐只是一阵风”的种种猜测。不过如何形成“制度化反腐”，并最终达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多次强调的“让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观察人士都还在等待北京释放更多信号。反贪总局的此次调整，是否会成为中国内地反腐制度化的其中一子，值得进一步观察。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11-03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中央政府明确支持发展创新科技，培育新兴产业，这为香港缔造很多机遇。香港政府可透过创新及科技局，与内地紧密合作和交流。 香港立法会10月30日审议政府提出有关创新及科技局的相关决议案，虽然有多名泛民议员认为新决策局职能架床迭屋，因而反对议案通过，但在建制派议员护航下，政府成功以大比数通过议案。这显示，面对管治难题的特区政府，在有利于香港长远发展的战略性议题上，仍能维持有效的强势管治，获得议会及相关业界支持。 香港特首梁振英曾于2012年6月中，提出于立法会上审议重组政府的动议，其中包括成立创新及科技局专门负责香港的创新科技及信息科技发展政策。但该动议遭泛民议员抨击，被认为是干预立法会运作，随即遭到否决。 在科技界强烈要求增设科技局的呼声下，梁振英今年再次宣布启动成立创新及科技局工作。创新及科技局的成立几经波折，政府终于克服议会内外的各种反对和阻力，成功通过相关决议案。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对议案获通过表示高兴，并称政府已全面展开准备工作。新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料将可协助和扶持本地中小企业，把握科技发展的机遇和提升本港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中央政府明确支持发展创新科技，培育新兴产业，这也为香港缔造很多机遇。因此，香港政府可透过创新及科技局，与内地紧密合作和交流。香港有不少拥有国际市场经验和敢于创新、具备创意的科技人才。配合国家的发展步伐下，香港可以通过加强与内地的技术合作交流，推动两地经济发展，共享科研成果。 扶持创新及科技的一些建议 近年越来越多初创企业在香港成立。这些初创企业为香港整体经济带来创意、人才和科技。科技界也一直呼吁，为了进一步帮助初创企业的发展，香港政府有需要成立创新及科技局。此外，香港是金融业发达的城市，非常适合扶植创新及科技业。但若不尽快开展相关支持工作，香港不但无法追赶其他关注科技业的国际大城市，亦会落后于内地如北京、上海、深圳等科技企业集中的城市。因此，政府要有长远的扶持政策，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业的发展。 一、    积极培养和吸引科技人才 本港与科技相关的学系在招收本地学生修读研究课程方面并不理想，导致本港未能好好培养和留住本地的科研人才。招收的内地生往往修毕后，都到海外发展而不是留在香港作出贡献。加上投资者常因找不到人才而放弃在港投资，这致使香港的科技产业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此，创新及科技局应尽早着手研究，如何才能积极培养并留住本地或外地来港的科技人才为香港作出贡献。 二、简化创新及科技基金申请手续 很多创新及科技企业的人士反映，创新及科技基金申请程序繁复，规条冗长累赘。由于拨款过程缓慢及过于保守，一般科技公司都放弃申请。因此，新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应该考虑简化创新及科技基金的申请手续，增聘处理基金申请的人手，妥善基金资源的管理。 三、税务优惠政策 参考国外一些发展成熟国家的经验，香港政府还可针对创新和科技企业制订税务优惠政策。税务优惠可包括低税率、科研税、知识产权税等。 此外，政府可直接减免高风险项目的税务。为降低研发的开支，政府还可免除与研发有关研究人员的入息税、研发机构特别利得税、以及其他与产业有关的特定税等。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10-31 “问责制”的原意是通过对有错误、没成绩的官员进行惩罚，以此来提升更负责任的政府。因此，“问责制”并不是一定要犯错误官员下台才能体现。如果一个政府不断有官员下台，必将会影响政府的施政和管治能力。 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在其新政纲中提出，要建立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制，增强各级官员的责任意识，并且要完善领导官员绩效评审制度，实现官员问责制（“问责制”）。澳门立法会和民间都有声音提出要建立高官问责制度，崔世安提出的“问责制”正好响应社会对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官员的问责要求。 回归15年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上存在不足，不时发生有官员因行政违法或决策失误，使公共利益受损的事件。为使各级官员能清晰明确所需承担的责任，建立部门的责任制可有效提升政府依法施政的水平。此外，在各司、局级的施政范畴内实现“问责制”，也可使行政长官更能客观评价官员的表现，更容易择优汰劣，为特区建立善治的管治班子。澳门 “问责制”的特色 有分析认为，现时澳门虽然有针对政府官员的规范散见于各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行政长官批示中，但这些法规只明确规定官员的各种法定义务却缺乏相应的调查及处罚机制。 1.    澳门有法律基础 目前与“问责制”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三大类： a. “问责制”方面的法律。主要体现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通则》、《澳门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守则》的规定； b. 领导和主管人员问责方面的法律。主要体现在《领导及主管人员通则的基本规定》、《领导及主管人员通则的补充规定》、《领导及主管人员行为准则——义务及违反义务时的责任》的规定； c. 《澳门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通则》中的相关论述中，定期委任方式任用的领导主管人员属于公务员和公共行政工作人员的范畴，要遵守《澳门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通则》的相关规定。 2.    调查及处罚机制薄弱 以上三类法律制度规定了对官员的问责，但“问责制”形成了多年却没有官员因问责而受罚或下台。有分析认为，“问责制”没有效落实，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问责制”的透明度不高；二是受质疑失职的官员一般还会转为司长顾问，由于其新职位的福利薪俸和原来局长职位的薪俸相差不多，所以并不是真正的问责降职。 对官员在政策执行中的失当，例如决策失误、施政延误等导政重大公共利益损失，澳门至今仍未建立一套公开的调查程序。由于机制配合设置不足，以致执行问责时出现困难。  3. “问责制”属行政性 由于制度安排上的原因，澳门“问责制”不同于香港特区推行的高官问责制。澳门官员的问责，主要属行政性质。在香港，问责官员必须先脱离公务员编制，改以合约形式聘用，并规定问责官员的任期不超过委任其的行政长官任期。但在澳门，问责官员被问责的形式主要是行政性的。澳门官员不需要向立法会交待，“问责制”实际上只须向上级官员负责。一级级推上去，最后只须向特首一个人负责。...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翟云霆 2014-10-31 聪明的中国企业家们看来将延续其欧美同行的“传统”，既借国家的力量，又助力于国家的目的。 中国互联网三巨头BAT的每一次布局，都会引来业内关注的目光。当其落子显现出战略性意义的时候，便更是如此。 与腾讯微信高调拓展海外市场、阿里巴巴久经筹备上月最终在美上市相比，百度近年来的国际化步伐略现低调，其10月在巴西网购市场的重磅收购甚至未能引起业界太多讨论，勿论今年以来的一系列战略性动作了。 10月10日，百度宣布收购巴西最大的团购网站Peixe Urbano控股权，但并未透露交易价格及百度的控股比例。资料显示，成立于2010年的Pexie在巴西拥有超过2000万客户，合作公司则逾3万家。百度表示，收购之后，Pexie将在集团架构内自主地运营其业务。 仅就巴西互联网市场的规模而言，百度此举并不突兀：巴西网民数量全球第七（截止2013年），但其互联网普及率还相对较低。根据2012年3月的统计数据，在巴西最发达的东南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才超过50%，其他一些地区的普及率甚至低于20%。新浪财经2013年初曾刊登其驻巴西特约分析人士的文章，指巴西宽带上网和移动上网的费用正在降低，且政府对互联网发展持扶持态度。对于百度而言，这样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庞大市场无疑具有长远意义。 也许是由于收购涉及金额不详，也许是受巴西所处地理位置的影响——位于西半球，又是葡萄牙语区——海外英文和国内媒体对百度此次收购的着墨都相当有限。不过，如果稍做回顾便不难发现，此次收购已是百度三个月内在巴西的第二个大动作。对于在国际化进程中蛰伏已久的中文搜索巨头来说，称之为“近年罕有”并不夸张。 今年7月17日，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在巴西的一个仪式上，启动了葡萄牙语版百度搜索正式上线。虽然早在今年1月，百度就已开始提供葡语版的搜索服务，但7月的仪式仍兼具了政治与商业的双重象征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时正率领工商代表团访问巴西并出席“金砖五国”峰会，他当日与巴西总统罗塞夫一道，现场见证葡语百度的上线。 在一封写给员工的内部邮件中，李彦宏透露，根据公司与巴西科技部签署的一系列战略合作协议，百度将在互联网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利用其“全球研发实力和产业影响力，带动巴西互联网产业发展”。 李彦宏在这封流传于网上邮件中还表示，在巴西期间，他曾拜会该国通信部部长和科技部长，后者对百度的技术和产品都有期待。“相信未来，百度和巴西会有更多的合作，巴西会成为百度国际化版图上的一颗明珠。”李彦宏在邮件中写道。 （有接近百度公司的人士向本文作者确认了这封邮件的真实性。） 公平而言，在中国众多互联网公司中，百度“走出去”的步伐迈出其实很早——2006年，百度在日本注册成立公司，并于两年后推出百度日本，期间吸引眼球的举措还包括于2007年聘请日本著名企业家、索尼前董事长出井伸之任独立董事，以及在2011年与日本最大的移动运营商NTT DOCOMO成立合资公司等。 不过东出日本的第一步并不太成功，这也直接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百度在国际化方面鲜有大动作。直到今年，情况才出现明显变化。 1月，百度同时在亚非拉三个国家推出不同语种的搜索服务，其泰语、阿拉伯语和葡语版，分别在泰国、埃及和巴西投入运营。 8月初，结束巴西之行半个月后，李彦宏再次成为习近平外访工商代表团中的一员，此次目的地是韩国。在接受韩国《中央日报》采访时，他表示，百度已经决定与韩国的SM娱乐进行合作，内容包括负责处理SM公司的音乐、MV在中国的版权问题。李彦宏还透露称，下一步或在韩国推出百度魔图服务，但具体时间和细节尚未确定。 9月中，百度宣布与印尼安卓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是继两年前Hao123进入印尼市场、以及百度去年在雅加达宣布扩张计划及将推出10款产品后，在印尼这一人口最多的东南亚国家的最新举措。 正如早前有分析所指出的，试水日本之后，百度开始调整其国际化战略，并逐步将落脚点放在“互联网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从2011年起，百度先后通过Hao123进入泰国和印尼，13年贴吧进入巴西，今年则直接以搜索服务进入埃及。三年中多项安排如前后贯穿，其“面向发展中国家、立足市场容量”的布局战略相当清晰。 除目标市场规模及自身相对竞争优势外，我们尚难得知百度高层作出上述战略考量的其他依据。不过对于百度今年的国际化步伐，市场给出了相当正面的回应：从今年6月开始，百度股价一路攀升，上涨幅度甚至一度接近40%。 葡语百度7月正式上线后不久，摩根士丹利也把百度股票的目标价从181美元大幅调高至239.30美元，CCTV证券资讯频道总制片人许一力在其分析文章中表示，“这或许正是对百度这种国际化模式的一种注解吧。” 而美国投资网站Fool资深分析师里克•穆纳里兹6月也撰文指出，不缺少现金的百度发行债券，目的或在于海外市场的大规模扩张。穆纳里兹在文章中表示，“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股价通常会低于美国同行。如果百度能够把自己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在线帝国，这家公司就能够更为轻松的说服投资人给予公司更高的估值。”...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施芝鸿 2014-10-30 在当下中国，新常态已大量出现，今后还将持续涌现。对此，不仅我们党内外、体制内外有一个逐步适应和习惯的问题，相关国家、相关外国投资的市场主体也都有一个逐步适应和习惯的问题。 自今年5月和7月习近平同志提出和重申适应新常态这一重大理论概念以来，平面媒体和新媒体上新常态一词频频出现，一些媒体还竞相追寻新常态这一理论概念的来源。可以说，新常态一词成为当下中国的新词、热词、高频词。这本身也在成为一种新常态。 其实，竞相引用新常态一词、认真追寻这一重大理论概念的来源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弄明白，习近平同志提出这一重大理论概念是源于以下两种极为重要的新情况。 第一种新情况是，随着客观世界不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而导致的一种势逼至此的新常态，这当然是需要我们用平常心态去认真看待和对待的。正如习近平同志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的，“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今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重申，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 第二种新情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8条基本要求，在近两年时间里，励精图治、攻坚克难，给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带来一系列充满希望的新变化，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由此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可以说，这样的新局面，是由锐意进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自觉营造的一种趋势性的新常态。对此，同样需要我们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去认真看待和对待。 指出新常态总体上源于上述两种新情况，特别是第二种情况的一个重要的、权威的依据，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指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以中国梦凝聚力量，以抓改革激发活力，以改作风振奋人心，励精图治、攻坚克难，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成就、形成新风气、开创新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同志“提出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阐释了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升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这里列举的新成就、新风气、新局面和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实际上既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这两年形成的各方面工作新常态的重要体现，也是形成这些新常态的背景和条件。 我们可以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及近期新的重要讲话，集中梳理、系统归纳出党的十八大以后这两年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动营造的我们党和国家各方面正在形成的以下10个方面趋势性的新常态。 第一，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形成新常态。当下中国，执政党在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基础上，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同时又把这种自信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而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裹足不前、固步自封，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正在成为新常态；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不幻想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不把民主当作摆设的装饰品，把社会主义选举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结合起来，既让人民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让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持续参与的权利，正在成为新常态；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在前进的道路上既不割断历史，也不虚无历史，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正在成为新常态；不论改革开放怎么深化，始终保持清醒坚定的前进定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始终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正在成为新常态。 第二，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形成新常态。当下中国，执政党正在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都要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正在成为新常态；敢于下深水、涉险滩，勇于破藩篱、扫障碍，推动中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正在成为新常态；提高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做到“蹄疾而步稳”，正在成为新常态；真枪真刀推进改革，强化督促考核机制，实行改革项目分兵把守，守土有责，主动出击，贴身紧逼，让人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正在成为新常态；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正在成为新常态。 第三，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面形成新常态。当下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新阶段，把增长速度调整到合适的“挡位”，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正在成为新常态；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准确把握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结合点，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在转方式、调结构、保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新成效，正在成为新常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有机统一，保持政策定力，创造良好的发展预期和透明的宏观政策环境，正在成为新常态；坚持“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正在成为新常态。 第四，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方面形成新常态。当下中国，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正在成为新常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防止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正在成为新常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社会各种力量的协商和协调，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正在成为新常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正在成为新常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正在成为新常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正在成为新常态。 第五，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方面形成新常态。当下中国，倡导反映全国各族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之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正在成为新常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理直气壮唱响网上主旋律，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起来，正在成为新常态；大力弘扬作为我们民族“根”和“魂”的中华文化，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正在成为新常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正在成为新常态；一刻也不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使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让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正在成为新常态。 第六，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形成新常态。当下中国，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把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在成为新常态；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通过发展经济，为持续改善民生奠定坚实物质基础，通过持续不断改善民生，为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提供强大内生动力，正在成为新常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发挥好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作用，在义务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提供基本保障，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同时对特殊困难人群进行特殊扶持和救助，守住他们生活的底线，正在成为新常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正在成为新常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正在成为新常态。 第七，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形成新常态。当下中国，我们党顺应老百姓“盼环保”“求生态”的共同愿望，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探索走出一条环境保护新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正在成为新常态；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建设，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全面促进资源节约，把节约资源作为根本之策，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正在成为新常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领导干部损害生态环境责任终身追究制度，正在成为新常态。 第八，在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形成新常态。当下中国，按照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要求，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并以这一强军目标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正在成为新常态；铸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从制度上保证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打牢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基础，正在成为新常态；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确保军队能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抓住战争指导这个根本，推动军事战略创新发展，把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统一起来，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正在成为新常态；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自觉践行人民军队根本宗旨，下大气力整肃军纪，加强军事法制建设，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正在成为新常态。 第九，在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方面形成新常态。当下中国，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正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继续推动人类朝着和平与发展目标迈进，正在成为新常态；观大势、谋大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强外交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开展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提出许多重大对外战略思想，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工作密切结合，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展示我国外交新气象，正在成为新常态；按照亲、诚、惠、容理念推进周边外交，坚持正确义利观，既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也使我国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同时着力维护周边和平稳定大局，决不允许在我们自己家门口生乱生事，决不接受中国的发展进程再度受到干扰和打断，正在成为新常态；敢于划出红线、亮明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始终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稳妥应对涉我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同时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维护同周边国家关系及地区和平稳定大局，正在成为新常态。 第十，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面形成新常态。当下中国，正在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本身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定理想信念，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确保党永远不变质、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正在成为新常态；依靠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培养和选拔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让他们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正在成为新常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好作风建设，首先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从领导干部抓起，以上率下、示范全党，不折不扣落实“八项规定”，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抓党风政风带社风民风，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正在成为新常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正在成为新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短短两年时间，我们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能够出现如此全面系统的振奋人心的新常态，说到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带头解放思想、敢字当头，敢于求变、敢于碰硬、敢于亮剑的结果，是坚持思想上与时俱进、发展上稳中求进、作风上断然改进、改革上锐意奋进的结果，是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克难理应在我，我们不做谁做、现在不做更待何时去做的使命感、责任感，敢作敢为敢担当，摒弃不合时宜的惯性思维，打破掣肘当下中国发展进步的成规惯例，在内政外交的具体层面作出至关重要的重大改变的结果。一句话，当下中国各方面工作涌现的新常态，是锐意进取的精神引发的，是昂扬奋发的精神造就的。 对于我们党内外和体制内外的同志、同仁、同胞来说，对当下中国各方面工作正在展现的新常态有一个逐步适应和习惯的过程。如果不坚决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那些思维定势，就无法增强对各方面工作新常态的认知和认同、存异和求同，就无法摆脱“乱花渐欲迷人眼”，无法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也就难以提高适应和习惯当下中国各方面工作新常态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到对各方面工作新常态认识到位、落实到位。 对于相关国家、相关外国投资的市场主体来说，对当下中国各方面工作新常态也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习惯到习惯的问题，关键是要让自己的身子和脑子同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能身体进入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用旧眼光来观察新事物。 比如，有人蓄意把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说成是“突然强硬、过于自信、过早示强”，说成是“蛮干”“傲慢”“咄咄逼人”。请问，难道我们这个星球上有哪一个主权国家是愿意把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拱手让给别国的吗？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他又强调：“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地区关系上，我们决不惹事，也决不怕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惯例和常态。这里不存在什么“突然强硬、过于自信、过早示强”的问题，也不存在所谓“蛮干”“傲慢”“咄咄逼人”的问题。再如，对各类市场主体坚持一视同仁反垄断，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形成的各方面趋势性的新常态之一。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查处的涉案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既有民营企业，也有国有企业；既有某些国外大型跨国企业，也有中国民族品牌。就是说，不论企业的规模、形态、资本结构和所有制形式，只要违反了反垄断法，都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都应该受到同样的法律追究和法律制裁。在这个问题上，与其指责中国选择性执法，不如反省自己有没有双重标准。...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4-10-28 有分析指，在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的带领下，新智库将有望成为未来特首的热身跑道和渐展身手的舞台，甚至会成为未来特首及其问责班子的训练营。 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牵头筹组的重量级智库将于11月10 日正式成立。该智库名为“团结香港基金会”，将以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研究香港短、中、长期的发展需要，为特区政府、公共服务机构提供公共政策分析和建议，其研究范畴包括经济、金融、社会、政治、教育及环境保护等。智库将定位为非牟利民间组织，以基金会形式运作。网罗各界重量级人物 董建华筹组的智库集合本地、内地及国际精英，智库顾问由来自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数十位人才出任，他们都是有战略眼光、有宏观思维、有国际经验的重量级人物。而在荣誉顾问团中，更包括文化界、法律界典堂级人物，如饶宗颐，杨铁梁等。 财政实力雄厚 董建华在政界、商界人脉网络都甚丰富，筹集资金绝不困难。加上他被视为获国家主席习近平信任的重量级人马，在筹建民间智库期间还曾率香港工商业界代表团访京面见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些在其代表团内的香港顶级富豪，大部份都支持基金会的成立。因此，智库当可获得雄厚财政来源。 团结社会各界人士 董建华此次成立的智库将仿效他先前领导的“中美交流基金会”模式运作，充当中央和香港政策互动中间人的角色。从各自的政治倾向性看，这个智库将包括香港的唐英年阵营、梁振英阵营、以及内地精英。董建华的亲和力和号召力能够把香港不同阵营人士都可包容在同一个民间机构内，基金会以“团结香港”为名，也正正是这个意思。 培养未来特首及其管治班子的“摇蓝” 香港《基本法》没有提到政党，因而没有特首与政党关系的问题，也不存在执政党。在香港的《特首选举法》中，亦规定特首不能隶属于任何政党。故此，香港历任特首都没有政党背景。特首没有政党背景，在立法会也无执政党，这导致特首组织管治班子很不容易，在议会中也常缺乏多数票的支持。根据2014年香港政制改革，行政长官选举将朝着普选发展。未来选举产生的特首在没有政党支持下，如何才能有效实施管治呢？ 如前所述，董建华成立的智库，在财力和人力方面都十分俱备，堪称“重量级智库”，这将使其有可能成为未来特首人选的强大管治后盾，助特首作出有效管治。以其规模和网罗的各界别人才来看，基金会虽然没有“结党为盟”之名，却似有“结党为盟”之雏形。 也正因此，坊间已有分析指，在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的带领下，新智库将有望成为未来特首的热身跑道和渐展身手的舞台，甚至会成为未来特首及其问责班子的训练营。

和谊 2014-10-24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还有另外一批同样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们带领世界走向中国——他们就是几十年前那些打破意识形态藩篱，冲破阻力，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政治领袖们。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先生无疑属于他们中的佼佼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查布把《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赠予习近平主席 有一种提法，说是1949年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只搞阶级斗争，不搞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耽误了最宝贵的30年光阴。这个当然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新中国建立后所面对的内忧外患。当时百废待兴，改革举步维艰，即便“开放”，也没有几个富裕的西方国家会承认你，更不用说来投资做生意了。建国后，我们先是选择同苏联一起站在铁幕这边，后来中苏决裂，撤走一切外援，中国旋即陷入东西冷战的夹缝之中，由于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都不够，在国际上只剩下南斯拉夫等几个“铁”哥们。当时处境之艰难，实在不足为外人道。 中国是如何在外交上走出困境、奠定了今日和平崛起的基础？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第一代领导人中出现了诸如周恩来这样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们运筹帷幄，最终领导中国走出外交困境，走向世界。 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还有另外一批同样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们带领世界走向中国——他们就是几十年前那些打破意识形态藩篱，冲破阻力，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政治领袖们。美国的基辛格博士、尼克松总统和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先生无疑属于他们中的佼佼者。 天大研究院于2010年6月推出的新书《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收集了惠特拉姆先生在一些重要活动中关于中国的演讲文稿、谈话记录和发表的文章。世界对于惠特拉姆并不陌生，白奥政策是结束于惠特拉姆任内的。惠特拉姆先生于1954年当选为澳洲议员不久，就第一个在议会中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7月，时任反对党领袖的惠特拉姆先生又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政治领袖，他的公开访问同基辛格博士密访北京只相差四天。这两次访问都在某种程度上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 惠特拉姆先生于1972年12月2日当选澳洲总理，20天后，澳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73年11月，惠特拉姆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他也是澳大利亚政治领袖中唯一先后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人。澳洲前总理陆克文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惠特拉姆那次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深深地影响了他。当时，这位澳洲年轻人几乎每天都盯住电视屏幕观看惠特拉姆的一举一动，心里渐渐产生了对那个遥远国家的兴趣，最终促使他选择学习当时堪称冷门的语言——中文。惠特拉姆当然不单是影响了陆克文先生一人，他影响的是整整一代澳洲人，他改变的是中澳关系。 《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的字里行间记述了惠特拉姆走过的路，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与非凡勇气。在中国崛起、并吸引了全球目光的今天，这本书的英文名字：The Road to China（通往中国之路）无疑是更浪漫与赏心悦目的，然而，有谁还记得，当初世界各国通往中国的路，不但充满荆棘，甚至“难于上青天”？ 1971年惠特拉姆先生访问中国的时候，一位同行者依然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他感叹道，几个月前，如果有人问他今年有可能访问月球还是中国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说：月球。——不错，对于很多西方政治领袖来说，访问已经被人类征服了的月球，显然比访问北京的风险与难度都要小很多。就在惠特拉姆1971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当时的澳洲总理在堪培拉对他竭尽讽刺之能事。惠特拉姆先生顶住了压力，奠定了一年后澳中建交的基础。 《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的价值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惠特拉姆先生的言谈中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尤其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以及同毛主席与周总理的交谈，还有作为一位西方领导人的心路历程。这些都是研究中澳关系史的专家学者们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第二，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对开创了中澳关系新纪元的惠特拉姆先生的高度肯定与评价。中国有句谚语：“喝水不忘挖井人”。中国人没有忘记惠特拉姆这位老朋友；惠特拉姆先生也没有忘记中国这个老朋友。在过去30多年里，已经退下来的惠特拉姆先生十数次访问中国，与老朋友叙旧，建言献策，为中澳两国关系把脉。他在这期间的多个演讲与发言，也收集在这本书里。 第三，这本书的最大价值还在于它的现实意义。由毛主席、周总理与惠特拉姆共同开创了“通往中国之路”，接下来的“路”却需要中澳两国政府与人民一代代走下去。然而，由于种种客观与主观的原因，尤其是少数澳洲政客为了个人私利与选票而哗众取宠，中澳关系之路，一路走来却不乏磕碰，并不顺利。在刚刚过去的两年里，中澳关系一度走进了低谷。 也正因如此，天大研究院在此时推出惠特拉姆先生的文集，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本书出版之初，就受到了各方的重视。在6月习近平副主席访问澳洲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查布把这本书亲手转交给习近平副主席，他说：“这是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先生送给您的书，《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 “很高兴收到他的赠书，请转达我对他的良好祝愿和诚挚感谢。”习副主席接过这本书，回忆起二十年前的情景：到访厦门的惠特拉姆特先生有意要求当时任该市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陪同他遥望金门，惠特拉姆先生对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处理台湾问题的远见卓识赞叹不已。习副主席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细节。习副主席不久前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被澳洲媒体称为“中澳关系雨过天晴”的标志性事件。可以这样说，在两国人民与领导人的努力下，中澳关系将会继续延着周恩来与惠特拉姆等老一辈开创的和平、友好的大道走下去。 正如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先生所说，良好的中澳关系，既符合两国人民的意愿，也符合两国的利益。而荣誉出版《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正是天大研究院对促进中澳关系所做的力所能及的贡献。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4-10-24 在处理“占中”问题上，有报道指北京曾为特区政府订下“不妥协、不流血”的指导方针。因此，如要避免各种抗争事件的不断重演，特区政府只能在人大8.31决议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对话，解决目前的政治困局。 香港旺角最近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其中一次更由深夜持续至凌晨。当时，数百人占领旺角多个交通要道，虽然警方曾一度成功清场，但清场当晚，即有数千人重新聚集，并重夺旺角多个重要路口和街道。在多次警民冲突中，警方曾使用胡椒喷雾和警棍驱赶示威者，最后在立法会议员的斡旋下，警察和集会人士各自后退，激烈的警民冲突才得以逐渐平息。 警民冲突基本矛盾在“政改” 冲突发生后，香港舆论对事件有连续讨论，并有分析指，是次警民冲突的基本矛盾在于政府没有让市民享有“真普选”。这是关乎香港的政制改革（“政改”）议题，“占中”示威者争取“真普选”的对手应该是香港特区政府，而不是警察。但这次“占中”运动中，警察却不断成为政治磨心，挟在政府与示威民众中间。 警民冲突基本矛盾还是在“政改”。“政改”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即使政府动用警察成功结束“占中”运动，但由于人心不服，民意并不会因此平息。相反，除了占领交通要道外，市民或会采用其他方法和新的形式，表现出对政府“不合作”的态度。因此，特区政府若想只用警察去处理示威活动，而不是解决“政改”的政治问题，日后的管治必将倍加困难，并有可能将面对议会内、外的阻力和“不合作”运动的升级。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占中”困局 香港近期发生的“公民抗命”是对政治事件的表态。解决政治事件所引起的危机，较为合理的做法是通过政治对话，由相关官员出面调停、解决。出动警察甚至是防暴队，常常只会激化社会矛盾，增加市民与警队、与政府的对立，这对解决政治危机帮助甚微。 在处理“占中”问题上，有报道指北京曾为特区政府订下“不妥协、不流血”的指导方针。因此，如要避免各种抗争事件的不断重演，特区政府只能在人大8.31决议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对话，解决目前的政治困局。 在此背景下，10月21日，政府与学联举行第一轮对话，政府对“占中”者的诉求作出四项响应，包括向国务院港澳办提交民情报告，以及设平台讨论2017年后的普选安排。可见在“政改”问题上，政府现时正作出让步，不过学联仍有不满，并未接受。 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尚末能解决“占中”的政治危机，且运动也有发生反复的可能性，但“对话”无疑已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政府和“占中”参与者应珍惜已有的对话基础，不断加强互信，争取在人大决议下，通过对话方式，寻求其他解决“占中”政治危机的可行“政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