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5-01-19 2015年的《施政报告》能适时响应香港现时所面对的经济挑战和要求，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将有助保持香港在国际和内地市场上的竞争力。 内地经济高速增长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不过，在面对机遇的同时，香港也需要作出正确抉择，才不至于错失良机。在2015年《施政报告》中，特首梁振英便提出要全面支持和强化香港的各项产业，务求达到产业多元化的目标。 梁振英表示，将全力推动内地与香港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他透露，特区政府会注资“创新及科技基金”，加强资助私营机构的研发项目。 此外，为配合国家“十三五”规划，香港特区政府也将与广东省政府积极商议，在南沙、前海、横琴等新区的发展中，为港人港企争取优惠政策和发展机遇。 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各种产业多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起着与中国内地与海外市场之间的联通作用。2014年，香港服务和贸易业占本地生产总值超过90%，是香港经济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香港经济要有好的发展，就必须对于维系国际与内地企业间良好关系有所助益，并同时为双方服务。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商务部去年12月签订《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令粤港率先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已为香港的服务与贸易产业提供一个发展机遇。1.    专业服务自由化 专业服务是香港经济重要的一环。近年来，香港的专业服务界积极拓展内地市场，其中以法律、会计、审计、建筑及工程等最为突出。2012年，专业服务业对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达4.7%，相当于整个旅游业。 现时，通过《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多个领域的香港专业服务都可享受优惠待遇进入内地市场。专业服务自由化可增加香港专业人士的发展机会，也可促进内地有关行业的专业化发展，形成香港与内地的双赢局面。2.    贸易业务自由化 中央政府在去年12月宣布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后，将增设3个试验区，并于今年3月1日挂牌。其中，覆盖南沙、前海和横琴3个新区的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促进粤港深度合作。在3个新区中，前海邻近香港，已在探讨引入港式管理与监管制度，致力发展为港资进一步进入内地市场的窗口地区。 我们预计，随着深港在服务零贸易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更多香港专才将前往前海工作，港人港企在营运和发展空间方面的机会将大大增加。特区政府为港人港企争取最好的优惠政策和最大发展机遇，也将帮助香港企业走出香港、在内地寻找新的商机。注资“创新及科技基金” 创新及科技可令经济更多元化，提供更多研发的工作机会，以及提高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和增长。梁振英表示，政府将为创新及科技发展提供资助，其中包括为企业、科研机构及大学提供世界级的科技基建；将研发成果商品化；培育人才；加强与内地及其他地方在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缔造充满活力的创新文化。特区政府将向“创新及科技基金”注资50亿港元，并将投资研发现金回赠计划纳入基金之内。加强资助研发项目的一些建议 香港是金融业发达的城市，非常适合扶植创新及科技业。我们建议，香港特区新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可考虑以下措施，积极扶持创新及科技企业：1.    积极培养和吸引科技人才 本港与科技相关的学系在招收本地学生修读研究课程方面并不理想，导致本港未能好好培养和留住本地的科研人才。招收的内地生则往往在修毕后，前往海外发展而不是留在香港。这常使投资者因找不到人才而放弃在港投资，并进一步导致香港的科技产业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此，创新及科技局特区政府可通过资助，积极培养并留住本地毕业的研究人士，为香港作出贡献。 2.    简化资助申请手续 不少创新及科技企业的人士反映，香港创新及科技基金申请程序繁复，规条冗长累赘。由于拨款过程缓慢及过于保守，一般科技公司常无奈放弃申请。因此，新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应该考虑简化创新及科技基金的申请手续，增聘处理基金申请的人手，妥善基金资源的管理。 3.    增加资助金额...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5-01-15 香港刚经历了一场“占中”的冲击，亦正面对2017年特首普选的第二轮政改咨询。现时社会上，无论是政治生态、社会环境、乃至市民的要求，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改变，特首和政府在未来的施政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于14日发表《施政报告》，对过去一年的香港政治、经济状况作出总结，对今后一年的工作进行展望。这是梁振英任内的第三份《施政报告》，也是“占中”事件发生以来的首份报告。 在这份《施政报告》中，梁振英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自治’是‘高度自治’，而不是‘绝对自治’。同时，有关政制发展的内容被置于《施政报告》的首要位置。《施政报告》的标题是：“重法治 掌机遇 作扶择”，“法治”排在最前位置；副标题则是：“推进民主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其中“推进民主”也是在首位，由此可见港府对香港管治问题和民主问题的重视程度。 我们的点评将对《施政报告》“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三方面分别进行评论。追求民主应依法守法 这份施政报告中，梁振英强调：“法治是香港的基石，香港的民主必须是法治下的民主；在追求民主的同时，应依法守法，否则便沦为无政府主义。” 香港“占中”事件对香港的法治所做成的冲击，有目共睹；为香港市民所带来的不便和对香港的经济的危害，也很巨大。所以，“占中”人士就算是具有追求民主理想的良好愿望，但如果他们所用的手法是违法的，就会损害其他市民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占中”最终能威胁到政府作出让步，也会不合符真正民主的法治要求。因此，追求真正的民主制度，应以”依法守法”为大前题，而不应以损害其他市民和社会的利益为手段。 《施政报告》有关推进民主内容的主要有两部份，分别是在第二章的“政制发展”和第十一章的“地区行政及管治”。政制民主发展：普选行政长官 《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因此，在政制发展问题上中央有实质的决定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具有不可撼动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 过去一年，中央与特区政府已多次指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港府府于上周三宣布启动有关行政长官普选办法的第二轮公众咨询，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解释及决定的框架内，坚守法治、理性、务实讨论，凝聚共识，让500万合资格的选民可以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特区政府将会向立法会提出修改《基本法》附件中关于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议案，启动政制发展“五步曲”的第三步。 只要严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将是香港民主发展的重大进步。地方行政发展：扩大财政支持和决策权 特区政府建议于2016年1月新一届区议会任期起，实质增加区议员的酬金15%，并为每名区议员增设每届任期10,000元的外访开支拨款。增加财政资援。此外，政府还将于下一届区议会任期开始，赋予由民政事务专员担任主席的地区管理委员会决策及统筹权力，处理部分涉及公共地方的管理和环境卫生等问题，并由区议会就工作优次提供意见。政府会积极考虑增拨人手和资源，在18区全面推行，以进一步落实“地区问题地区解决，地区机遇地区掌握”的理念。 香港区议员的酬金自2008年起就未有检讨过。现时香港有逾半民选区议员均属全职，工作量亦日益繁重，提高酬金将有助吸引更多有质素以及承担的人士参选区议员和担任全职区议员，更能全心全意为地区服务。 建议：区议会应设“青年议会” 让更多青年参与公共决策 “占中”之后，香港的政治环境已发生改变。参与“占中”人士以年青人为主，但香港给与年青人从政机会有限，若没有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年轻人很容易转向较为激进的政治组织。所以特区政府针对“后占中”时期的民主发展，可考虑在区议会中提供多些机会给年青人。一方面有助其参与公共决策，一方面也可多听取他们的要求。 经过“占中”运动后，更多青少年会会关心并期望可以参与公共事务，而现时区议会辖下委员会却缺乏一个专责青年事务或给青年人议政的机构。我们建议，政府应注意吸纳青年参与各层面的公共决策，让青年人觉得有能力在建制内反映意见。透过各种咨询和决策机制的对话交流，让青年人发挥影响力，积极推动社会发展。如能通过区议会设“青年议会”，便有机会让青少年加入公共和社会事务的讨论，进而增加他们的参与途径，以及对社会的承担和归属感。结语 政府除了增拨资源给区议会外，也可拨出更多资源给各区的学校、青少年中心和小区服务机构，使其他们参与推动区议会的青年工作。小区和学校若能结合“青年议会”与区议会的工作，将有利政府推动地方行政，也令青少年从基层即感受到认同。 香港刚经历了一场“占中”的冲击，亦正面对2017年特首普选的第二轮政改咨询。现时社会上，无论是政治生态、社会环境、乃至市民的要求，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改变。最近一次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民调结果题示：特首梁振英的支持度持续低于警戒线，只得40.6分，这预示特首和政府在未来的施政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特区政府在切实做好第二轮政改咨询工作的同时，还应从长远规划着手，尽可能提供多些机会给年青人参与公共决策，多听取他们的诉求。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1-09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己进入最后阶段，这要求相关政策制定者切实做好“丝路基金”的风险评估，在保障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的基础上，加大金融业对有关战略的支持力度。 据内地媒体报导，相关部门正加紧对“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规划的最后完善，相关内容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丝路基金”的金融支持也陆续到位。“一带一路”规划出台，也将会给保险业在投资方面带来新的利好消息。在推动保险业“走出去”的指引下，保险业对于“一带一路”产业的参与更可扩展至港口、物流、航空、园区建设、公路、环保、水利等行业。 “一带一路”的跨境金融支持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持。目前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主要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中国出资400亿美元（约2,481亿元人民币）成立“丝路基金”，该基金将与亚投行挂钩，主要是以中国资金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丝路基金”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和金融合作项目方面，提供投融资的支持。 “丝路基金”的成立主要有四点意义： 1.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 2.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资金支持； 3.有利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4.有利于加快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此外，相关部门也将支持“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推出“地方版丝路基金”，并出资成立其他类型基金。据估计，若中国逐步加大“走出去”战略，提升对外投资速度，未来1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总投资额，可望达到1.6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8万亿元）。 “丝路基金”可承担高风险贷款 面对“一带一路”项目如此庞大的对外投资，切实做好“丝路基金”的贷款风险评估，可有效减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投资的效益。“丝路基金”的贷款风险评估是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国家战略，也是对外投资的安全要求。从市场供求的角度，我国企业将会持续加大通过“一带一路”走向海外，寻求投资商机，因此，国家风险评估的需求也将会很大。 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正急速增长，企业在境外的贷款需求也急速增长。然而，境外信贷市场的高风险，一直是监管机构的棘手问题。有银行银团贷款部主管称，他们对跨境贷款态度审慎，均会要求担保条件，由于境外贷款存在高风险，很多银行和金融机构都不愿接手。而此次“丝路基金”的设立，是希望通过国家去承担贷款风险，藉此拉动国内企业和相关区域的经济发展。国家风险评估 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划定了“一带一路”内的重点国家，正积极推进相关研究工作，并将适时根据其信贷风险异动情况向国家提供参考评级和深度研究报告。 中国信保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就全球192个主权国家风险参考评级。中国信保的国家风险评价模型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4个角度分析和评估一国的国家风险，包含17个一级指标，53个二级指标，基本覆盖了各种类型的国家风险事件。一、    国家风险的概念：国家风险的概念有两点要注意。1.    国家风险是一个内容十分宽泛的概念。加拿大银行学家纳吉1984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国家风险定义：“国家风险是跨界贷款中损失的可能性，这种损失是由某个特定国家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或个人所引起的。”推而广之，当贸易、贷款、投资等经济活动跨越国境后，几乎一切因为国别差异而不是企业或个人因素而产生的风险都可以视作国家风险，包括东道国的政治决策、社会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政策、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等因素引起的风险。2.    国家风险是一个随时代和市场需求而变化的概念。曾任苏黎世金融服务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戴维•黑尔很好地道出了国家风险定义的特点：“国家风险的定义将不断变化。永远都会有决定国家风险因素的不同组合，只有市场才能够决定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哪些因素是重要的。”不同时代的国家风险有不同的特点，不同时代的国家风险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也不同。不同的机构或学者都可以根据其业务需求或研究需求对国家风险进行适当裁切，形成适合自身需求国家风险定义。二、    国家风险分类：国家风险分类主要有两种。 1.    按照引发国家风险的事件性质分类：可以将国家风险分为：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金融）风险等。（见图：国家风险的分类）优点是对国家风险的影响要素进行了合理的分类。按照这种方法撰写的分析报告脉络清楚、结构合理。许多资信评估公司的分析报告都采取这种方法，如International...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1-05 香港政府在汲取教训后形成一套应对机制，在大型活动期间，都会分阶段封路，限制和分流人群，加强巡逻，控制场面。同时加强公共安全宣传，提醒市民时刻警惕。 跨年夜外滩发生严重踩踏事件   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的迎新年活动中发生踩踏事件，造成36人死亡，47人受伤。事发后，北京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上海市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各项善后工作，也要调查事件原因，汲取教训，避免在将至的春节、元宵节中，再发生类似事件。 据内地媒体报道，今年上海的“倒计时”活动中，有不少民众和游客赶到外滩倒数跨年。至跨年夜晚上8时30分左右，外滩人流量已接近30万人，远远超过预期。晚上9时，由于人流规模不断增长，导致外滩附近人山人海，人群难以移动。据上海警方新闻发布会表示，踩踏事件是在23时30分发生，当时人流异常增多。 香港兰桂坊惨剧教训 1993年1月1日凌晨，香港新年倒计时活动也曾发生类似的踩踏悲剧。在酒吧密集的兰桂坊，当时聚集了大批香港市民及游客。由于人潮失控，当晚便发生严重踩踏事件，导致20多人死亡。1.    兰桂坊当晚情况 1992年12月31日晚，聚集了大批市民及游客聚集在兰桂坊庆祝新年。当晚在德忌笠街架设有舞台及巨型气球，电视台直播现场盛况，警方当时派驻118名警员在场维持秩序。接近元旦倒数时，在场已聚集近2万人，场面开始失控。有人开始喷射气罐式彩带、喷洒啤酒及汽水、掷扔酒瓶，致使地面湿滑。 1993年1月1日00:10，有人首先跌倒，并引发身边其他人相继倒下。不过，当时仍不断有人群加入庆祝，导致踩踏事件发生。 在现场发现有人受伤后，人群才停止挤压。当时大量伤者倒卧在道路两旁，个人物品则散落一地。消防处于00:01收到第一个999求救电话，首架救护车于00:11抵达现场，由于现场并没有设立临时救护站，警员与在场的休班医护人员首先协助救援，并在现场指导其他人参与救援。不少伤者手脚骨折，大部分重伤者更因大脑缺氧而面部呈紫色。不少伤者在进行即场急救后由警员抬上救护车。 香港医院管理局于00:35采取“灾难性意外事件处理”，派出流动医疗车到达现场协助拯救。医疗辅助队于事件发生后一小时派出医疗辅助队应急特遣队到场拯救伤者，然而于红磡海底隧道受交通分流影响，最后只能在兰桂坊附近设立伤者收容处。所有伤者于02:34全部送抵医院。消防处于两个半小时内共派出20辆救护车，接载69名伤者到医院。2.    灾后检讨 当时港府委任大法官包致金展开独立调查，并限于两周内完成中期报告供农历新年多个大型活动的控制人流措施作参考。1993年1月11日，包致金大法官提交中期报告，指警方没有试图控制聚集人数，虽然是出于不想破坏节日气氛的好意，却低估了控制秩序的困难度。加上现场是斜坡且湿滑、不少人酩酊大醉，造成非常危险的环境。 灾后检讨的中期报告提出六点建议，包括建议警方针对参与大型活动的人数进行评估及执行必要的人流限制措施、加强市民注意大型活动安全的宣传、大型活动安排医疗人员及民安队支持。香港兰桂坊惨剧事后检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警方没有对参与大型活动的人数进行评估以及执行人流限制措施，导致场面失控。最后报告于1993年2月26日发表。 借鉴香港经验，如何防止及处理踩踏事件发生？ 香港兰桂坊狭长的人行区域位于高楼之间。香港警方在现场只派驻了118名警员在场维持秩序，但当时却有多达2万名市民和游客。随着倒数临近，现场挤迫但仍有大批人涌入，最终导致悲剧发生。香港政府在汲取教训后形成一套应对机制，在大型活动期间，都会分阶段封路，限制和分流人群，加强巡逻，控制场面。同时加强公共安全宣传，提醒市民时刻警惕。1.    对参与大型活动的人数进行评估 兰桂坊时间后，每遇大型活动，警方都会估算人数。有关估算数字可用于调节人流管制，例如封路时间长短，何时可放行车辆或行人，等等。此外，人数评估也有助调警方人手的调配。 上海市政府可借助现今内地的一些大数据技术手段，如百度迁徙数据地图，（2014年春节，百度发布了基于大数据的可视化产品春运迁徙地图，在中国地图上直观地看到各城市间的人流迁徙），对参与大型活动的人数进行评估，制订有效的人流管制措施和警方人手调配计划。2.    限制及疏导人流措施...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12-23 中文和葡萄牙文均为澳门特区的官方语言，澳门也因此拥有大批精通中国和葡语系国家文化习俗、法律、以及财会知识等的人才，并积累起成熟的商贸网络和广泛人脉资源。随着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合作日趋密切，澳门在其中的“金钥匙”地位势必不断加强。 澳门回归15周年，保持繁荣稳定，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与此同时，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服务平台，其作用得到不断优化，收获丰硕。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问澳门，对澳门的发展定位作出指示，并就澳门发挥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合作的“金钥匙”作用表示鼓励。习近平还建议澳门人学好葡语，参与到把澳门打造成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联系平台的事业中去。 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国际地位日益提升。“金砖五国”中的巴西和其他葡语系国家近年也致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们都有强烈意愿，希望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澳门作为中国“一国两制”的实践地，本身在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诸多独特优势，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合作的“金钥匙”。澳门的 “金钥匙”作用 中央政府特别安排在澳门举办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自2003年至今共召开四届，每次都发表经贸合作行动纲领，突出澳门作用。在去年11月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澳门要成为双语信息共享平台以及葡语国家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论坛与会国经贸合作会展中心。2003年内地与澳门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后，许多葡语系国家看中“澳门制造”产品进入内地享受零关税的优势，谋篇布局。而江苏等内地省份也已多次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强化与葡语系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及文化等领域的交流。 回归以来，澳门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人均GDP去年列亚洲第二。目前，中文和葡萄牙文均为澳门特区的官方语言，澳门也因此拥有大批精通中国和葡语系国家文化习俗、法律、以及财会知识等的人才，并积累起成熟的商贸网络和广泛人脉资源。随着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合作日趋密切，澳门在其中的“金钥匙”地位势必不断加强。1.    澳门作为经贸交往的“金钥匙” 澳门与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经贸联系，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成员，与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了贸易往来。在市场进入、补贴和反倾销政策、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动植物检疫、纺织品出口、通讯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专门人才服务、知识产权转让等方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118个成员国和地区已达成多种协议，享有20多个国家的贸易优惠待遇。同时，澳门在世贸组织中还拥有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澳门长期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和免税、低税政策，许多国际金融机构选择在澳门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处，方便企业的贸易结算、融资借贷和资金调拨等，这使澳门得以成为环球金融商贸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在澳门，企业经营、资产买卖自由，无论本地或者外来投资者均享受平等待遇，受到法律保障。中小企业在这样一个市场体制比较完善、商业运作透明度高、业务运作相对规范的环境下经营，以不高的成本即可获取许多商业运作所必需的资源，而且还可避免政治风险、减少法律风险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从而使企业在澳门的营商成本大大降低。2.    澳门作为文化交往的“金钥匙” 澳门既有中国文化传统，也随处可见葡萄牙文化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融方面优势突出。，澳门在参与全球化竞争与合作中，如能充分发挥多元历史文化和自由港基本制度两大优势，就能够成为中国面向葡语系国家的开放门户。 汉语和葡语同为澳门的官方语言和文字，澳门存在中葡双语文化环境，是亚洲惟一以葡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澳门的葡文教育和有关课程相当普及，葡文报刊、电台、电视台齐全，是面向亚洲的葡语人才培养基地。澳门企业家一般对中国内地和葡语国家的文化、市场都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澳门在各个行业都有相当的葡语人才，可助力中国内地与葡语系国家的经贸交流，增进双方在社会政治、文化上的了解。而且，澳门具有金融网络优势，能够提供包括会议展览、金融、离岸贸易以及法律、会计、市场推广、咨询等专业服务。 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也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中国内地是澳门最主要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地，又是澳门的最大市场。目前，中国内地资本活跃于澳门经济的各个领域，已成为支持澳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澳门作为“金钥匙”的优化建议 1.    加强中葡论坛的发展 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是中国与葡语国家加强互利合作，共同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各种挑战，实现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因而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首届中葡论坛在澳门召开时，论坛有8个兄弟国家的部长级经贸官员及超过400位企业家参加。至2013年11月，中葡论坛已在澳门举办了4次部长级会议，制定了4个《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在几十个领域开展后续工作。在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各方还研究和探讨了在澳门建立一个平台及3个中心，即建立中国与葡语国家双语人才、企业合作和交流互动信息共享平台，论坛与会国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与会国经贸合作会展中心和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 中葡论坛的规模正不断扩大，意味着“人气升、财气大、前途好”。中葡论坛多年来的实践已证明，从整体上和长远来看，中葡论坛的创立与实践，不仅有利于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有助于澳门未来“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定位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利于推动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想的实现。2.    强化“金钥匙”的服务平台功能 澳门拥有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优势，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备的金融服务体系和自由开放的商业环境，也拥有中葡双语专业人才，对促进中葡经贸合作可以起到重要作用。随着中葡合作领域逐步从经贸、投资向教育、金融、旅游、运输、通信、文化、广播影视、体育、卫生、科技、土地规划等领域延伸，澳门合作平台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强化多种服务功能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全球使用葡语的人口总数超过2亿，其组织除中葡论坛外，还有葡语世界、葡语国家共同体、非洲葡语国家、葡语都市联盟、葡语大学协会、葡语系奥林匹克委员会总会等组织，形成了一个以葡语为基础的联系网络。因此，澳门作为葡语世界的一员，应参加其他组织的活动，而中国也可以通过澳门这个合作平台在这些组织中发挥影响力。3.    政府应重视宣传论坛，并加大对葡语系国家的市场调硏 中葡论坛每隔几年才举办一次会议，澳门特区政府及澳门媒体对中葡论坛重要意义的宣传显得不足。我们认为，澳门特区应对中葡论坛的重要意义有更深刻认识，应会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力度，继续宣传论坛的重要性以及广阔的美好前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未来中葡论坛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政府与媒体的支持。...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4-12-19 回归以来，澳门在“一国两制”模式下，维持了高水平的治理、高速的经济发展。澳门人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有较高信任，澳门特区也会朝着改善经济的方向继续发展。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明日（12月20日）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主持第四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宣誓就职仪式，并见证第四届特区特区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成员、以及检察长的宣誓就职仪式。 澳门回归十五周年，特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政通人和，社会稳定，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和持续繁荣，城市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央全力支持下，澳门在各项事业都向前发展，不断地取得新的成果。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优越性 回归十五年，中央政府支持澳门特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发展符合实际情况的司法和民主政制，取得显着成就。实践证明，澳门在现行司法、政治体制、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方面都符合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考虑，也符合澳门社会各阶层界别的利益。 回归以来，澳门在“一国两制”模式下，维持了高水平的治理、高速的经济发展。澳门人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有较高信任，澳门特区也会朝着改善经济的方向发展。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从回归时的505.7亿澳门元增加至去年的4,134.7亿澳门元，澳门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失业率降至1.6%以下﹔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惠及全体居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全面提高了澳门居民的生活水平，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体系等取得显著成果。建“爱国者”为主体的治澳班子 从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到建设独立的司法体系，都是实践“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重要过程。依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澳门基本法》授权澳门独立行使终审权和检察权，澳门实行司法独立,法院和检察院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干涉，也不需听从任何命令或指示。此外,《澳门基本法》还规定了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制度，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等，使其具有对抗法外干涉的能力。 《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由于本地化的需要，澳门本地法律人才、特别是司法人才缺乏，故中葡曾协商决定从大陆挑选人员前往葡国学习葡式法律，毕业后留澳工作参与法律和司法人才的本地化建设。这就形成了独特的“澳门模式”司法体制：由大陆外派葡国学习法律而又懂大陆法的法律人才为主体，参与澳门法律本地化的建设。 经过十五年的建设，澳门特区的司法体系日趋完善，拥有独立的终审权和检察权。最近成功连任的澳门特首崔世安委任担任政法岗位的主要官员，全部都曾修读大陆法学。他们都熟悉大陆的法律系统，将更能体现“爱国爱澳”、“依法治澳”的精神，形成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治澳班子。 注：本文全文将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天大报告》，此处为节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步文 2014-12-17 只要中共党员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党的建设，中共就一定能够更好把握历史大势，巩固执政地位，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进步。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成功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执政安全问题，这需要引起高度警觉，更需要科学应对，以保证中共能够长期生存、发展和壮大，领导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领导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所谓执政安全，就是执政党的方略、能力与合法性至少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执政地位合法、持久和稳定，没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理论、制度、科技、文化以及其它诸领域的创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通过党自身的改革和发展，克服思想、组织和作风上的各种问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这是中共在当下和未来赢得人民拥护、有效解决执政安全问题的根本之道。危及中共执政地位的党内因素 （一）党内不合格成员为数不少，降低了党的质量、力量和威信。 一些人在入党时对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不理解、不相信，对党的宗旨不在意、不奉行，甚至带着投机钻营的意图入党。他们入党后，不仅不能起表率和模范带头作用，反而成为党的累赘。很长时期以来，这样的人入党被群众调侃为“群众队伍又纯洁了一份子”。最近三十多年，这个问题有越来越严重的态势。 有些党员入党后信仰衰减，自我膨胀，蜕化变质，甚而腐败堕落。他们最直接、最严重地败坏了党的肌体，毁损了党的形象，使党和一切正直的党员、干部因此蒙垢。有的党员“看透了”党内和社会上愈演愈烈、长期得不到遏制的腐败现象后，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怀疑党的事业、前途和命运。有的党员干部由于复杂的原因和动机，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党和国家无信心、不信任。 （二）党员教育存在不足，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 党要始终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和培养，包括思想理论教育、实际生活和工作的锻炼。这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入党前的教育、培养走过场，搞形式，纯粹成为一些人入党的前置程序；第二，党的干部缺乏实际生活、工作的锻炼，死抱空洞的理想主义，或者死守过时的陈规陋习，不是愚昧自大、空谈成风，就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第三，党员教育、培养的方式和内容陈旧，或者教育者本身的思想理论素质、政治法律水平和实际社会与工作经验不达标，不能胜任党员教育培养工作。 （三）党内思想建设滞后。 党内思想理论研究仍然流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等方法，脱离或罔顾基本事实，不懂得辩证法和唯物论，不注重事物和理论多方面的有机联系，忽视全面性、复杂性，机械、片面看待事物现象，不顾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许多新的伟大事物和实践，没有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没有把中国与世界统一起来、缺乏深入研究问题的眼光，不能够形成科学思想认识。不合逻辑、强词夺理，甚至高帽子加大棒子的空谈文章充斥在一些报刊之中，散布于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平台。 （四）党员干部存在特权和腐败问题。 领导人或其他干部基于个人权力，超越法律、政策，超越工作需要，为自己、为周围的干部甚至下级谋取特殊待遇、条件，或者为自己、为亲朋好友谋取利益，这就是特权。近二三十年，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和其他干部大搞特权，与特殊利益集团紧密交织，自己摇身一变，利用握有的某些方面、某个层次的支配权，获取垄断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资源，直接把持特殊利益集团，或者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对这种特权，需要从体制和个人两方面解决，既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又要对个人进行教育、管理，乃至处分或处罚。 （五）党内权力体制不科学、不完善。 在有关党内权力体制的各种问题中，最根本的是党内权力内容不清晰、配置不科学和运行不规范，既有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也有权力过于分散的问题。领导人的权力没有边界、没有制约，权力运行依靠领导者个人习惯和爱好，或者依靠成文和不成文的内部规定、惯例，没有公开透明、稳定规范的程序，权力滥用的后果无人承担，责任无法追究。这样的权力体制之下，人们很难科学评判谁的权力大了或小了、过分集中或分散了。实际情况是，既可以说一些领导人的权力过大，过分集中，也可以说一些应该集中的权力却被分散了，犯了“九龙治水”的大忌，制造了混乱局面。 危及中共执政地位的党外因素 首先，对立力量力图“和平演变”共产党。“和平演变”既是资本主义国家用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也是封建阶级和其它挑战、敌视、削弱中共势力运用的手段。他们有的使用政治高压、遏制手段；有的使用军事包围、武力进逼手段；有的使用经济压制、制裁手段；有的使用思想价值和文化渗透、心理攻击手段；有的使用所谓“法律”武器，包括“国际法”，歪曲事实，虚张声势；有的使用金钱、美色等腐蚀、拉拢和引诱手段，弱化中共，意图使中共就范。总之，他们运用非战争手段，不放弃“压变”中国和中共的机会，重视和平“演变”共产党及其执政地位的策略与实践。 其次，竞争力量可能“和平取代”共产党。虽然这不是一个现实危险，但却是中共自身建设和执政的长远战略问题。如果共产党自己“和平蜕变”，如果人民对共产党敬而远之，中国国内出现合法、和平的竞争性政治力量，如果它们的战略、策略正确，它们的路线、方针、政策获得人民的认可，就可能会得到巨大的战略机遇，甚至可以“和平取代共产党”。 目前，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主动采取“和平取代共产党”的战略，更不可能武力夺权，它们没有那样的实力，也不会制定出全中国人民支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共产党也不能设想，无论自己这个党变成什么样，无论共产党怎样执政，全国大众都跟定了共产党，其他政治力量都不会寻求、发现和利用“和平取代”共产党的机会。如果共产党非要自毁长城，“拱手相让”，自然不缺“接盘”的政治力量。巩固和加强中共执政地位的策略 第一，严格把握党员标准。严守共产党发展之门，敞开退出共产党之门。1985年底中共党员人数为4,200万人，到2013年底，共产党员达到8,668.6万人。党员人数连年猛增，某些年份发展党员300万名以上。问题不在于党员数量增加快，而在于党员质量总体下降。对共产党的队伍消炎祛肿，必须采取两手，一手卡住发展党员关，既不搞关门主义，也不搞入党“大跃进”、“一窝蜂”；另一手敞开自愿退党之门，启动劝退的正常机制，加大清退和开除出党的力度。 共产党员人数实行总量控制，动态平衡，以党章规定的入党标准、条件为发展党员的唯一尺度，绝不发展“人情”党员、“裙带”党员、“带病”党员，不搞突击入党，“规模化发展”，在这个前提下，再考虑党员的年龄、性别、民族结构，注意文化层次，符合职业、行业需要。建立常态化的群众评议党员制度，允许群众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建议党组织劝退、开除党员。 第二，加强思想和作风建设。改革中共思想工作的方式，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改变宣传阵地上传出的混乱不堪、使人无所适从的思想理论声音。一些重要媒体放出的信息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务实、大气、开明、深得人心的讲话，常常格格不入，这不是小事，在国内外、党内外都造成不良影响，危害中国和共产党的安全。宽怀大度、畅所欲言、心情舒畅、平等争鸣、相互尊重、以理服人、共求真理、排除谬误，这些才是中共维护思想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有力、有效武器。...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4-12-10 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更多投入地培育、宣传、推广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中央工作的当务之急与重中之重。 十八大推出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核心价值观。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习近平领导的党中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下出的一步大棋、一步好棋。目前，许多政府大楼与街道两边，都贴挂出了宣传24字核心价值观的标语，各相关单位也加强了学习。不过，就笔者有意观察和广泛了解，从上到下，体制内外，对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都相当有限。有人认为这无非又是一组口号而已，也有人认为这些口号没有什么用处，很难落到实处。 笔者认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只挂在墙上的口号，更不是本届中央领导人仓促推出的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审时度势，适时提出的最重要的执政理念，是中国未来百年要奋斗实现的目标，是“中国梦”的具体内容。中共十八大提出融合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世界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吸收人类先进的思想源泉、符合中国国情与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唯一能最大程度地凝聚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理念。虽然早在百年前，“富强”就是我们民族追求的目标，“民主”和“自由”就是我们人民向往的境界，而“法治”等更是历届政府不停强调的执政手段，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每一届政府都会提出各具特色的思想与理论，不能说那些提法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与经济改革没有益处，可从长远来说，一个民族不能太着眼于短期的问题，而忽略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吸收和发扬，以及对国外先进理念的借鉴。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针对这个现象提出来的。该价值观可以涵盖方方面面，兼顾传统思想与外国先进理念。毫不夸张地说，“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后，过去多年来流行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种极端有害的思想与言论，都将失去依归与群众基础。从这方面来说，习近平这届领导人推出的最好的“维稳机制”就是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最有效武器。中国国土面积广大，民族成分复杂，且还有有待统一的台湾与有待收复的钓鱼岛、南海诸多岛屿等。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块多民族的土地，这样一个曾经遭受列强欺侮而四分五裂的超级大国，什么东西才能把她紧紧凝聚、连接在一起？什么才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共同的追求与梦想？肯定不是过时且有害的民族主义！也不能是一些人过分推崇的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56个民族并不都是在汉族为主的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里成长起来的。因此，真正能凝聚民心的正是这届政府提出的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反对分裂主义、维护祖国领土完整，让每一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都能热爱、捍卫这片土地的最大“粘合剂”就是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民族都能接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藏、新疆如此，香港、澳门一样，而当我们秉持的价值观同台湾同胞一直追求与践行的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中国梦”不但同“台湾梦”相通，还涵盖了“台湾梦”之时，祖国的最终统一与复兴，也就为时不远了。 在对外价值观上，十八大明确提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不难看出，中国对内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十八大提出的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弘扬的价值理念是不仅相通且一脉相承的。谨守我们提出的这两个价值理念，不但能确保中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也保障了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是符合中国人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的，是得到广大热爱和平的国际社会认可的。设若抛弃上面的对内对外核心价值观，不但会在国际上引起疑虑，而且，一个没有统一价值理念的民族，也让国际社会不知道采取何种标准来打交道。实事求是地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在国际上面临这样的困境。 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上遵纪守法，倡导和平，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与促进民族和谐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可当我们的官员与学者把这些“事实”展示给外部世界时，却遭到了无数的误解甚至攻击，最后我们赫然发现：中国掌握了“事实”，人家却掌握了“道理”，中国“有理”，却总是感觉到“气不壮”。 这当然和一些西方政府与媒体故意丑化中国分不开，也和一些海外势力抱持冷战思维不放有关，但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不是没有责任的。要知道，无论中国取得怎样的成就，某些官员与媒体总能用他们掌握的“歪理邪说”肆意歪曲手中的“事实”：明明是因为改革开放，同世界融合后取得的巨大成绩，却偏偏被他们扭曲为“特色”的成果；和谐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功不可没，但他们硬是要通过少数媒体营造出与全世界为敌，非打一仗才痛快的印象。 中国政府和民众越来越多地接受了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可也总有些人在国际社会上与普世价值为敌，故意把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大部分内容界定为“西方”的价值观，给整个世界一个强烈的印象：中国就是一个站在“平等、公正、民主、自由、法治”对立面的未来的恶霸，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就是不自由、人治和专制。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结束了一切有意、无意与恶意的误解和曲解，为国家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指出了路径。然而，我们要认识到，真正要让这24字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能脚踏实地地践行，路途可能还相当遥远，而且要经过艰难曲折。这也是很多人认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切实际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在价值观与国家大方向上也要“摸着石头过河”，殊不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与更加复杂的国内形势，如果没有明确的路径与前进的方向，很可能会出问题，走老路、走弯路、走回头路都有可能发生，严重的，还可能车毁人亡。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更多投入地培育、宣传、推广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中央工作的当务之急与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