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03-02 英国的治污历史发人深省，它警示我们，只有全社会动员起来，政府强力主导污染治理，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嬗变，产业结构实现升级，公众才能有效约束特殊利益集团，成功治理空气污染。 陈竺院士和王金南研究员等专家2013年底在《柳叶刀》杂志发文，评估中国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认为中国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而致早死人数在35万-50万人之间。事态的严重性令笔者思及造成逾万人死亡的1952年伦敦雾霾惨案。作为英国社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之一，它迫使英伦各界反思治污历史，凝聚共识，万众一心，推动了1956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和切实执行。国人可以从英国治理空气污染的曲折道路和伦敦雾霾公害事件引发的社会转型中汲取教训和经验。治污的艰难历程 在16和17世纪，英国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是未充分燃烧的煤炭。当时由于木材价格上涨，煤炭取而代之成为居民日用燃料。到了18世纪，由于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几乎所有的英国企业都以煤炭为燃料，伦敦煤炭的消耗量随着人口的增长急剧上升。 1821年英国颁布《烟尘禁止法》，规定对烟尘造成的公害可予以起诉，只是该法令将机车、锅炉等高污染源排除在外，对改善大气质量贡献甚微。其后，英国出台了一系列规范烟尘排放的地方法案，因内容空泛，终未获实效。 1853年，在帕麦斯顿的推动下，英国议会通过《烟尘污染控制法案》，要求工业窑炉和行驶在泰晤士河城区主要河段的蒸汽船尽量减少排放，并规定用焦炭取代煤炭，否则会被处以罚款。然而，由于警察执行不力，罚款金额极低，该法案根本没有引起责任者的重视。 1863和1874年分别制定的两部《制碱法》命运相若。法律要求企业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减少有毒有害气体排放，但排放限值要求经常被企业规避，稽查队慑于强大的资本势力，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终致条文形同虚设。　 在舆论的压力下，英国于1875年制定了《公共健康法》，许多条款涉及空气污染，不过因循章不严，落实不到位，英国的空气质量并无好转。到了19世纪末期，英国的各种环保技术日臻成熟，但因企业片面追求低成本，居民囿于传统的生活习惯，先进技术和替代能源无法普及。 进入20世纪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重建使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降低。1944年燃料和电力部设立专门咨询委员会，再次对国内燃料政策进行评估。该委员会在1946年发表研究报告，号召以无烟煤全面取代烟煤，并敦促政府强力介入。英国政府肯定了调研成果，授权伦敦和曼彻斯特市政府建立无烟区。遗憾的是，由于煤炭制造商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破坏和大量居民的反对，两大市府的努力无疾而终。 英国治理空气污染失败的教训在于，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官员的腐败和保守民众的沉默，诸多立法要么严格得无法落实，要么宽松得豁免大量责任；政府漠视环境问题，长期消极怠工；罚款数额太小，企业宁愿缴款也选择违法排污；居民排放未被纳入治理范围。 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后，举国震惊，各界痛定思痛，遂以全社会之力直面污染挑战。诸多因素都起到助推作用，主要包括民间的广泛动员、政府的严厉监管、社会价值观的改换、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能源技术的进步、企业与民众资源节约意识的高涨、重工业特别是重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等。 民间力量的推动 在抗击空气污染的漫漫长途上，英国自发性社会团体扮演了推手角色，唤起了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早在17世纪，包括英国作家伊维林在内的一些先知们就注意到空气污染问题，猛烈抨击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在1843到1850年间，以麦金龙为代表的活动家们领导的环保运动风起云涌，促成了多部防止企业污染空气的立法。 1842年，罗奇戴尔市的牧师建立民间团体“曼彻斯特消除烟尘联合会”；1877年，希尔姐妹创办“凯尔会社”，为建设“人民美丽的家园”而四处奔走；1882年，伦敦“治理烟雾委员会”在伦敦郊外举办“减少烟雾展览”，其轰动效应彰显了环保先驱们对提高空气质量的渴求。 自20世纪初开始，民间的公民精神与环保意识在治理空气污染运动中更是起到导向性作用。1929年，在查尔斯•甘迪的领导下，“英国减少烟雾协会”成立。该协会呼吁在全国各地设立无烟区，倡导节能保温建筑设计，推广使用无烟燃料。尽管由于煤炭生产商作梗，协会努力功亏一篑，但其建议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这其实是英国空气污染治理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为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案》提供了具体措施。 如今，英国的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保护国际、地球之友、绿色和平之类的国际组织外，地方和社区性环保组织多如牛毛。英国思想家吉登斯据此现象把环保权利与职责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主张已成为不列颠各界共识。 政府强力干预 英国政府历史上的不作为长期为人诟病，但在1952年以后，唐宁街对利益集团展开凌厉攻势，把法律条文变成刚性约束。如今，英国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实行铁腕政策，各种空气监测信息均向公众开放，对特殊利益集团构成巨大压力。英国公民可援引《自由信息法》，向政府机构索取相关环保数据，从而对社区所在的企业严格监督。如果企业稍有疏失，公民就可将其告上法庭，主流媒体也会配合政府为选民撑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机动车尾气取代煤烟成为不列颠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英国政府坚决强制推行了无铅汽油政策。到90年代初，研究表明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稳定有机化合物等污染物极为有害，因此自1993年始，政府强制所有境内出售的新车都必须加装催化器。1995年，英国通过了《环境法》，要求制定治理污染的国家战略，规定企业界、交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携手减少八种常见污染物的排放量。时至今日，企业界已经几乎无力抗衡政府、公众和媒体在环保事项上的压力。 2000年以后，伦敦市政府着手研究环保组织提出的空气中PM2.5问题。鉴于城区80%空气污染量源于机动车尾气排放，市府于2003年推出交通拥堵费，并逐年提高征收额度，限制私家车入城，由此获得的收入完全用于改善公交系统。此举大幅提升了公交车的可靠性，市民出行时间缩短了14％。所有达官贵人和政府机关都必须严格遵守，即使是傲慢的美国大使馆也不能豁免。尽管超富阶层从中阻挠，迄今为止该举措仍有效运作，深受普通市民的欢迎。 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19世纪，英国的工业排放已受一系列立法比较松散的监管，但这些法案都没有涵盖居民排放，因为政党害怕失去民众的选票。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后，公众意识到空气污染的重大危害，居民排放的监管终于得到舆论和民众的支持，一些游说团体亦趁机影响议会，迫使政客顺应民众价值观的改变。社会意识的转变最终促成了1956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标志着英国社会的公民、企业和机构都承担起维护和改善大气质量的责任。...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2-16 “岭南通”“互联互通”的关键在于着力打通粤港澳三地在电子货币、交通往来、消费模式的区域界限，使人流、物流、资金流都能畅通无阻，让各地居民的生活更轻松、更便利。 据报导，由广东企业开发的公共交通电子货币包“岭南通”，已于2015年2月扩至广东最后的两个地级市：深圳、东莞。至此，“岭南通”全部覆盖广东21个地级市，连同香港的“岭南通．八达通”和澳门的“岭南通．澳门通”卡，“岭南通”平台基本实现粤港澳三地的公交電子支付系统的“互联互通”，大大地增加了”大珠三角生活圈”的往来便利。 “岭南通”至今已发卡超过4,120万张，每日有超过1,200万人次使用，其中跨区交易最高超过100万人次，成为全国最大的区域一卡“互联互通”系统。岭南通”电子货币包使用途径广泛，具有极好的便利性。 此外，“岭南通”不仅在广东、香港、澳门地区开通，还与新加坡通卡公司EZ-Link合作，发行“岭南通•EZ-link联名卡”，更扩展“互联互通”至亚洲其他地区。一、“岭南通”如何实现“互联互通”? 由于粤港澳三个地区使用货币及汇率都不同，对于经常来往于各个城市的居民，需要预先准备好不同货币，结果造成出行及生活消费的不便。“岭南通”电子货币包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不仅可应用于公交巴士、地铁，还应用到出租车、城际轨道交通、道路客运及轮渡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并延伸到便利店、超市、咪表及停车场等服务领域。 “岭南通”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由省交通运输厅牵头推广的广东省公交一卡通品牌，采用“岭南通•地方通”双品牌方式发行，如“岭南通•羊城通”、“岭南通•广佛通”等。“岭南通”是单芯片、非接触式卡，可安全兼容不同币种的储值电子货币包。随着“岭南通”卡全面覆盖广东全省21个地级市，再加上与港、澳的“互联互通”，“岭南通”卡基本实现“大珠三角生活圈”的电子货币包“一卡通”。乘客只要手持“岭南通”卡，便可在广东省21个地级市乘坐当地的公交车，基本可实现刷卡缴费。 此外，汽车客运联网售票已建成省联网中心平台，以后，乘客无论在网上、手机上还是在客运站现场，都能买到广东省内179个客运站发售的客运班线车票，“互联互通”的实现，大大减少窗口排队购票和往返奔波的时间。 1.    岭南通．深圳通 深圳通公司和八达通公司于2012年推出“八达通•深圳通”联名卡。深港两地的市民，购买了“互通行”卡就可以一卡通行两地。近期，深圳通公司还正研究基于手机的“空中发卡”技术，来实现深港两地“互联互通”的目标。 深圳通公司表示，为实现全省公交卡“互联互通”，深圳通公司对公交车刷卡终端进行了试点技术改造，可以兼容“岭南通”。 不过，深圳不少公交公司的公交线路目前还未纳入此次试点范围，深圳地铁也尚未改造，因此深圳只有部分公交车辆可兼容岭南通。另外，普通的“岭南通”卡现时还无法在香港和澳门使用，内地乘客必须要换成香港的“岭南通•八达通”或澳门的“岭南通•澳门通卡”联名卡，才能分别在香港或澳门充值后使用。 2.    岭南通．八达通 目前，在香港使用“八达通”的范围，遍布衣、食、住、行生活的各方面。据调查，香港有九成半, 年龄介乎16至65的市民，都有使用“八达通”搭乘交通、购物消费或外出用膳。使用“八达通” 消费，毋须携带辅币，轻松又方便。现时，“八达通”可用于香港的公共交通、零售业务、康乐设施、停车设施等30多种方式。 而在将来，港人只要持有“岭南通．八达通”，便可在广东21个市及港、澳免却货币转换和零钱找换的麻烦，实现“一卡在手，岭南通行”。 随着内地和香港的经济进一步融合，“八达通”将为经常往返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民众提供更多便利。目前，八达通”可在深圳超过50家的零售商铺使用，接受”八达通”付款的商户包括大家乐、大快活及深圳免税集团于深圳各口岸的分店等。 过去几年，“八达通”不断在内地拓展合作。2010年，“八达通”与中国银行携手合作，首次向内地客户推出”八达通”自动增值服务，令长城国际卡客户在香港可使用”八达通”购物、用膳及乘搭交通工具。 2011年8月，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十四次会议后，宣布了一系列粤港合作计划，“八达通”与广东岭南通签订联名卡发行合作框架协议为其中一项计划。...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1-26 上海可广泛吸取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结合最新的预测技术，逐步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以提高对突发安全事件的防范和处理能力。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上海市黄浦区外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事件发生后，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上海市调查事件发生原因，并吸取教训。外滩踩踏调查报告最终于事件发生后21天的1月21日公布，报告指出：事发当晚，外滩风景区聚集巨大人流；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缺乏公共安全风险的防范意识；再加上事发当晚预警不足、应对措施不当，是造成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报告分析造成事件发生的五大原因： 1.    对活动风险未作评估。大量市民游客认为外滩风景区仍有新年倒计时活动，加上附近地区举办的相关活动，吸引了部分市民游客前来。黄浦区政府没有进行活动风险评估，导致判断失误。 2.    新活动变更的宣传不足。新年倒计时活动安排变更后，主办单位没有广泛发布新活动信息，导致信息公告不及时、不到位、不充分。 3.    预防准备不足。黄浦公安分局未对外滩新年倒计时活动进行安全评估，亦未对外滩风景区安全风险进行评估。此外，在外滩事发地一带，黄浦公安分局仅布置了350名民警、108名城市管理和辅助人员和100名武警，安保人员配置严重不足。 4.    无实时预警。报告提及黄浦公安分局并没有执行市公安局每半小时上报人流情况的要求，也没有报请黄浦区政府发布预警，因此未能控制事态发展。 5.    现场处置不当。针对事发当晚持续增加的人流量，在现场警力不足的情况下，黄浦公安分局未向区政府和上海市公安局报告情况，也没有提出增援需求。 在对事件原因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五大建议，包括健全安全责任制、加强安全管理、落实监测预警、实施应急联动和加强宣教培训等。 上海外滩拥挤踩踏事件发生后，香港兰桂坊的例子屡屡被人提起。1992年12月31日晚，在香港兰桂坊聚集了大批市民及游客庆祝新年。接近元旦倒数时，在场已聚集近2万人，场面开始失控，造成多人死伤的踩踏事件。为了避免惨剧重演，香港政府逐渐建立起成熟的应对机制，包括利用传媒提早公布封路措施、安排单向人流、要求公共交通工具配合疏导、安排医疗队现场候命等。香港现时采取的预警和人流管制措施和安排，值得上海及其他内地城市加以参考。 1.    落实安全责任制。进一步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全面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切实把安全责任逐级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要严格落实政府部门监管责任，坚决把好每道安全关。 在报告中建议”切实把安全责任逐级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换句话说，就是要落实对直接负责的官员进行问责。上海市政府在公布踩踏事件调查报告的同时，对被指主要责任的、在黄浦区政府任职的、包括区委书记和区长在内的11名官员进行记过、免职等处分。调查报告建议处分的11名官员中，只有两名是上海市公安局官员。 根据上海市监察局的解释，这是“依据中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负责”，因此调查认定，“黄浦区政府对事件具有主要管理责任，上海市相关部门对事件负有指导监督责任。”虽然，上海市相关部门在监督上有失职之嫌，但调查报告并没有提及上海市领导、市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此外，由于上海市处理此次事件的主要依据是《突发事件应对法》，故此将”跨年夜踩踏”定性为“事件”，而非“事故”。 有意见认为，主导调查的是上海市政府，而非国务院派出的调查组；同时是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追究事发地所属的行政区政府（县级以上）的责任。因此，在处理上会有所偏颇。 2.    加强对人流的安全管理。要按照国务院《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对大型群众性活动严格依法审批，落实相应监管和防范措施。并尽快制定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加强对公共场所群众自发聚集活动管理。...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5-01-20 要解决香港的房屋问题，症结在于增加土地供应。最终能否成事，则取决于当政者的管治能力与威信。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近日发表的2015年《施政报告》中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只要依法守法，就可把握机遇。敢于抉择，就可推进民主；进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此，他认为，改善民生，是依法守法、把握机遇的结果。 在民生议题方面，梁振英表示，解决住屋问题是施政的“重中之重”。他并且以最大篇幅在《施政报告》中解释房屋土地政策，并提出通过多管齐下去处理房屋问题。梁振英表示，特区政府有决心、有能力逐步扭转供求失衡问题。 《施政报告》有关民生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解决房屋供应。因此，本文主要就房屋问题作出点评。增加房屋供应措施 施政报告提出多项策略，尝试通过多管齐下，处理房屋问题。1.    加快兴建公屋 梁振英表示，将加大和加快土地供应，并且特区政府已在全香港物色到约150幅用地，正全速进行更改用途或增加发展密度。此外，数幅较大型用地也会改作房屋发展的用途。未来10年，特区的建屋目标是兴建48万个住宅单位。在2014-15至2018-19的五年期内，特区预计共有77,100个公屋单位落成；未来10年，每年平均兴建约20,000个公屋单位的目标。 不过，兴建公屋不可能立即见到成效。需要经过较长的规划程序和咨询工作，才能落实。此外，不少地区居民都不太欢迎新公屋兴建在他们居所所在地区附近，因此每次在地区咨询时，政府兴建公屋计划都会受阻。地区人士认为，兴建公屋会对附近居住环境造成影响。也会对现有居民，在交通、小区设施等方面构成影响。因而，政府在兴建屋公屋时，在规划公屋兴建的咨询工作，并未如想象中顺利。2.    取缔工业大厦内的住用“劏房” 梁振英表示，“劏房”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尤其是工业大厦内的“劏房”。因此政府将会继续全面取缔工业大厦内的住用“劏房”。住宅内的“劏房”，如违反消防安全规例，也会加强执法。 香港的“劏房”问题日渐严重，有关“劏房”的问题久久未解决，其原因主要是近年香港楼价和租金一直高企，令“劏房”这类相对廉价的房屋需求激增。 近10年以来，楼市炽热，不少市民买不起楼，也租不起整个单位，惟有租用“劏房”单位。旧楼业主发现把单位分间成数个细单位出租，比以整个单位出租更有市场，于是“劏房”涌现。由于现时政府对“劏房”没有作任何规管，业主们可将单位改建成多个劏房出租。劏房工程一般在屋内进行，若没有涉及楼宇结构，且不触犯其他规例，便不用事先获屋宇署批准。因此，合乎法例规定的劏房便不属违例建筑。可是，劏房改建时，业主经常都会忽略一些安全标准，因此有火灾发生时，劏房住户可能非常危险。 “劏房”管理的复杂性，还在于它会直接影响楼市供需关系。我们问意“劏房”的安全风险不容忽，但政府在提出加强取缔工厦“劏房”的同时，如果不能在同区内增加租住楼宇，只会造成供应紧张，甚至会使该区内住宅租金，进一步上调。 3.    资助自置公屋 房屋协会在去年预售的2,160个新建居屋单位，市民反应极为热烈。因此，政府有必要积极与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机构，商讨资助出售单位供应，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置业机会。 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由市建局协助推出资助出售单位，以及将正在兴建公屋出售给“绿表”住户（现己租住公屋的住户，经核实合资格，将获编配公屋单位的特定组别人士）。 梁振英建议房委会选择正在兴建的公屋出售予“绿表”人士，表示可协助“绿表”人士自置居所，又能腾出单位，一举两得。然而，此项政策最少有以下问题︰ 1.    出售公屋实际上只是减少了公屋单位编配予轮候册中的基层市民，因为出售公屋实质是政府“卖断”出租单位，此等公屋单位一般不会再编配予轮候个案。 2.    有关行政安排延长轮候时间，一方面现有公屋租户购置新公屋需数个月时间才能入伙，腾出单位装修翻新亦需数个月；轮候册个案亦因而不能入住质素较好的新建单位。...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5-01-19 2015年的《施政报告》能适时响应香港现时所面对的经济挑战和要求，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将有助保持香港在国际和内地市场上的竞争力。 内地经济高速增长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不过，在面对机遇的同时，香港也需要作出正确抉择，才不至于错失良机。在2015年《施政报告》中，特首梁振英便提出要全面支持和强化香港的各项产业，务求达到产业多元化的目标。 梁振英表示，将全力推动内地与香港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他透露，特区政府会注资“创新及科技基金”，加强资助私营机构的研发项目。 此外，为配合国家“十三五”规划，香港特区政府也将与广东省政府积极商议，在南沙、前海、横琴等新区的发展中，为港人港企争取优惠政策和发展机遇。 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各种产业多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起着与中国内地与海外市场之间的联通作用。2014年，香港服务和贸易业占本地生产总值超过90%，是香港经济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香港经济要有好的发展，就必须对于维系国际与内地企业间良好关系有所助益，并同时为双方服务。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商务部去年12月签订《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令粤港率先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已为香港的服务与贸易产业提供一个发展机遇。1.    专业服务自由化 专业服务是香港经济重要的一环。近年来，香港的专业服务界积极拓展内地市场，其中以法律、会计、审计、建筑及工程等最为突出。2012年，专业服务业对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达4.7%，相当于整个旅游业。 现时，通过《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多个领域的香港专业服务都可享受优惠待遇进入内地市场。专业服务自由化可增加香港专业人士的发展机会，也可促进内地有关行业的专业化发展，形成香港与内地的双赢局面。2.    贸易业务自由化 中央政府在去年12月宣布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后，将增设3个试验区，并于今年3月1日挂牌。其中，覆盖南沙、前海和横琴3个新区的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促进粤港深度合作。在3个新区中，前海邻近香港，已在探讨引入港式管理与监管制度，致力发展为港资进一步进入内地市场的窗口地区。 我们预计，随着深港在服务零贸易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更多香港专才将前往前海工作，港人港企在营运和发展空间方面的机会将大大增加。特区政府为港人港企争取最好的优惠政策和最大发展机遇，也将帮助香港企业走出香港、在内地寻找新的商机。注资“创新及科技基金” 创新及科技可令经济更多元化，提供更多研发的工作机会，以及提高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和增长。梁振英表示，政府将为创新及科技发展提供资助，其中包括为企业、科研机构及大学提供世界级的科技基建；将研发成果商品化；培育人才；加强与内地及其他地方在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缔造充满活力的创新文化。特区政府将向“创新及科技基金”注资50亿港元，并将投资研发现金回赠计划纳入基金之内。加强资助研发项目的一些建议 香港是金融业发达的城市，非常适合扶植创新及科技业。我们建议，香港特区新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可考虑以下措施，积极扶持创新及科技企业：1.    积极培养和吸引科技人才 本港与科技相关的学系在招收本地学生修读研究课程方面并不理想，导致本港未能好好培养和留住本地的科研人才。招收的内地生则往往在修毕后，前往海外发展而不是留在香港。这常使投资者因找不到人才而放弃在港投资，并进一步导致香港的科技产业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此，创新及科技局特区政府可通过资助，积极培养并留住本地毕业的研究人士，为香港作出贡献。 2.    简化资助申请手续 不少创新及科技企业的人士反映，香港创新及科技基金申请程序繁复，规条冗长累赘。由于拨款过程缓慢及过于保守，一般科技公司常无奈放弃申请。因此，新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应该考虑简化创新及科技基金的申请手续，增聘处理基金申请的人手，妥善基金资源的管理。 3.    增加资助金额...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5-01-15 香港刚经历了一场“占中”的冲击，亦正面对2017年特首普选的第二轮政改咨询。现时社会上，无论是政治生态、社会环境、乃至市民的要求，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改变，特首和政府在未来的施政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于14日发表《施政报告》，对过去一年的香港政治、经济状况作出总结，对今后一年的工作进行展望。这是梁振英任内的第三份《施政报告》，也是“占中”事件发生以来的首份报告。 在这份《施政报告》中，梁振英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自治’是‘高度自治’，而不是‘绝对自治’。同时，有关政制发展的内容被置于《施政报告》的首要位置。《施政报告》的标题是：“重法治 掌机遇 作扶择”，“法治”排在最前位置；副标题则是：“推进民主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其中“推进民主”也是在首位，由此可见港府对香港管治问题和民主问题的重视程度。 我们的点评将对《施政报告》“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三方面分别进行评论。追求民主应依法守法 这份施政报告中，梁振英强调：“法治是香港的基石，香港的民主必须是法治下的民主；在追求民主的同时，应依法守法，否则便沦为无政府主义。” 香港“占中”事件对香港的法治所做成的冲击，有目共睹；为香港市民所带来的不便和对香港的经济的危害，也很巨大。所以，“占中”人士就算是具有追求民主理想的良好愿望，但如果他们所用的手法是违法的，就会损害其他市民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占中”最终能威胁到政府作出让步，也会不合符真正民主的法治要求。因此，追求真正的民主制度，应以”依法守法”为大前题，而不应以损害其他市民和社会的利益为手段。 《施政报告》有关推进民主内容的主要有两部份，分别是在第二章的“政制发展”和第十一章的“地区行政及管治”。政制民主发展：普选行政长官 《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因此，在政制发展问题上中央有实质的决定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具有不可撼动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 过去一年，中央与特区政府已多次指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港府府于上周三宣布启动有关行政长官普选办法的第二轮公众咨询，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解释及决定的框架内，坚守法治、理性、务实讨论，凝聚共识，让500万合资格的选民可以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特区政府将会向立法会提出修改《基本法》附件中关于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议案，启动政制发展“五步曲”的第三步。 只要严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将是香港民主发展的重大进步。地方行政发展：扩大财政支持和决策权 特区政府建议于2016年1月新一届区议会任期起，实质增加区议员的酬金15%，并为每名区议员增设每届任期10,000元的外访开支拨款。增加财政资援。此外，政府还将于下一届区议会任期开始，赋予由民政事务专员担任主席的地区管理委员会决策及统筹权力，处理部分涉及公共地方的管理和环境卫生等问题，并由区议会就工作优次提供意见。政府会积极考虑增拨人手和资源，在18区全面推行，以进一步落实“地区问题地区解决，地区机遇地区掌握”的理念。 香港区议员的酬金自2008年起就未有检讨过。现时香港有逾半民选区议员均属全职，工作量亦日益繁重，提高酬金将有助吸引更多有质素以及承担的人士参选区议员和担任全职区议员，更能全心全意为地区服务。 建议：区议会应设“青年议会” 让更多青年参与公共决策 “占中”之后，香港的政治环境已发生改变。参与“占中”人士以年青人为主，但香港给与年青人从政机会有限，若没有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年轻人很容易转向较为激进的政治组织。所以特区政府针对“后占中”时期的民主发展，可考虑在区议会中提供多些机会给年青人。一方面有助其参与公共决策，一方面也可多听取他们的要求。 经过“占中”运动后，更多青少年会会关心并期望可以参与公共事务，而现时区议会辖下委员会却缺乏一个专责青年事务或给青年人议政的机构。我们建议，政府应注意吸纳青年参与各层面的公共决策，让青年人觉得有能力在建制内反映意见。透过各种咨询和决策机制的对话交流，让青年人发挥影响力，积极推动社会发展。如能通过区议会设“青年议会”，便有机会让青少年加入公共和社会事务的讨论，进而增加他们的参与途径，以及对社会的承担和归属感。结语 政府除了增拨资源给区议会外，也可拨出更多资源给各区的学校、青少年中心和小区服务机构，使其他们参与推动区议会的青年工作。小区和学校若能结合“青年议会”与区议会的工作，将有利政府推动地方行政，也令青少年从基层即感受到认同。 香港刚经历了一场“占中”的冲击，亦正面对2017年特首普选的第二轮政改咨询。现时社会上，无论是政治生态、社会环境、乃至市民的要求，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改变。最近一次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民调结果题示：特首梁振英的支持度持续低于警戒线，只得40.6分，这预示特首和政府在未来的施政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特区政府在切实做好第二轮政改咨询工作的同时，还应从长远规划着手，尽可能提供多些机会给年青人参与公共决策，多听取他们的诉求。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1-09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己进入最后阶段，这要求相关政策制定者切实做好“丝路基金”的风险评估，在保障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的基础上，加大金融业对有关战略的支持力度。 据内地媒体报导，相关部门正加紧对“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规划的最后完善，相关内容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丝路基金”的金融支持也陆续到位。“一带一路”规划出台，也将会给保险业在投资方面带来新的利好消息。在推动保险业“走出去”的指引下，保险业对于“一带一路”产业的参与更可扩展至港口、物流、航空、园区建设、公路、环保、水利等行业。 “一带一路”的跨境金融支持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持。目前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主要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中国出资400亿美元（约2,481亿元人民币）成立“丝路基金”，该基金将与亚投行挂钩，主要是以中国资金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丝路基金”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和金融合作项目方面，提供投融资的支持。 “丝路基金”的成立主要有四点意义： 1.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 2.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资金支持； 3.有利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4.有利于加快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此外，相关部门也将支持“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推出“地方版丝路基金”，并出资成立其他类型基金。据估计，若中国逐步加大“走出去”战略，提升对外投资速度，未来1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总投资额，可望达到1.6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8万亿元）。 “丝路基金”可承担高风险贷款 面对“一带一路”项目如此庞大的对外投资，切实做好“丝路基金”的贷款风险评估，可有效减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投资的效益。“丝路基金”的贷款风险评估是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国家战略，也是对外投资的安全要求。从市场供求的角度，我国企业将会持续加大通过“一带一路”走向海外，寻求投资商机，因此，国家风险评估的需求也将会很大。 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正急速增长，企业在境外的贷款需求也急速增长。然而，境外信贷市场的高风险，一直是监管机构的棘手问题。有银行银团贷款部主管称，他们对跨境贷款态度审慎，均会要求担保条件，由于境外贷款存在高风险，很多银行和金融机构都不愿接手。而此次“丝路基金”的设立，是希望通过国家去承担贷款风险，藉此拉动国内企业和相关区域的经济发展。国家风险评估 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划定了“一带一路”内的重点国家，正积极推进相关研究工作，并将适时根据其信贷风险异动情况向国家提供参考评级和深度研究报告。 中国信保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就全球192个主权国家风险参考评级。中国信保的国家风险评价模型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4个角度分析和评估一国的国家风险，包含17个一级指标，53个二级指标，基本覆盖了各种类型的国家风险事件。一、    国家风险的概念：国家风险的概念有两点要注意。1.    国家风险是一个内容十分宽泛的概念。加拿大银行学家纳吉1984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国家风险定义：“国家风险是跨界贷款中损失的可能性，这种损失是由某个特定国家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或个人所引起的。”推而广之，当贸易、贷款、投资等经济活动跨越国境后，几乎一切因为国别差异而不是企业或个人因素而产生的风险都可以视作国家风险，包括东道国的政治决策、社会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政策、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等因素引起的风险。2.    国家风险是一个随时代和市场需求而变化的概念。曾任苏黎世金融服务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戴维•黑尔很好地道出了国家风险定义的特点：“国家风险的定义将不断变化。永远都会有决定国家风险因素的不同组合，只有市场才能够决定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哪些因素是重要的。”不同时代的国家风险有不同的特点，不同时代的国家风险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也不同。不同的机构或学者都可以根据其业务需求或研究需求对国家风险进行适当裁切，形成适合自身需求国家风险定义。二、    国家风险分类：国家风险分类主要有两种。 1.    按照引发国家风险的事件性质分类：可以将国家风险分为：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金融）风险等。（见图：国家风险的分类）优点是对国家风险的影响要素进行了合理的分类。按照这种方法撰写的分析报告脉络清楚、结构合理。许多资信评估公司的分析报告都采取这种方法，如International...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1-05 香港政府在汲取教训后形成一套应对机制，在大型活动期间，都会分阶段封路，限制和分流人群，加强巡逻，控制场面。同时加强公共安全宣传，提醒市民时刻警惕。 跨年夜外滩发生严重踩踏事件   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的迎新年活动中发生踩踏事件，造成36人死亡，47人受伤。事发后，北京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上海市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各项善后工作，也要调查事件原因，汲取教训，避免在将至的春节、元宵节中，再发生类似事件。 据内地媒体报道，今年上海的“倒计时”活动中，有不少民众和游客赶到外滩倒数跨年。至跨年夜晚上8时30分左右，外滩人流量已接近30万人，远远超过预期。晚上9时，由于人流规模不断增长，导致外滩附近人山人海，人群难以移动。据上海警方新闻发布会表示，踩踏事件是在23时30分发生，当时人流异常增多。 香港兰桂坊惨剧教训 1993年1月1日凌晨，香港新年倒计时活动也曾发生类似的踩踏悲剧。在酒吧密集的兰桂坊，当时聚集了大批香港市民及游客。由于人潮失控，当晚便发生严重踩踏事件，导致20多人死亡。1.    兰桂坊当晚情况 1992年12月31日晚，聚集了大批市民及游客聚集在兰桂坊庆祝新年。当晚在德忌笠街架设有舞台及巨型气球，电视台直播现场盛况，警方当时派驻118名警员在场维持秩序。接近元旦倒数时，在场已聚集近2万人，场面开始失控。有人开始喷射气罐式彩带、喷洒啤酒及汽水、掷扔酒瓶，致使地面湿滑。 1993年1月1日00:10，有人首先跌倒，并引发身边其他人相继倒下。不过，当时仍不断有人群加入庆祝，导致踩踏事件发生。 在现场发现有人受伤后，人群才停止挤压。当时大量伤者倒卧在道路两旁，个人物品则散落一地。消防处于00:01收到第一个999求救电话，首架救护车于00:11抵达现场，由于现场并没有设立临时救护站，警员与在场的休班医护人员首先协助救援，并在现场指导其他人参与救援。不少伤者手脚骨折，大部分重伤者更因大脑缺氧而面部呈紫色。不少伤者在进行即场急救后由警员抬上救护车。 香港医院管理局于00:35采取“灾难性意外事件处理”，派出流动医疗车到达现场协助拯救。医疗辅助队于事件发生后一小时派出医疗辅助队应急特遣队到场拯救伤者，然而于红磡海底隧道受交通分流影响，最后只能在兰桂坊附近设立伤者收容处。所有伤者于02:34全部送抵医院。消防处于两个半小时内共派出20辆救护车，接载69名伤者到医院。2.    灾后检讨 当时港府委任大法官包致金展开独立调查，并限于两周内完成中期报告供农历新年多个大型活动的控制人流措施作参考。1993年1月11日，包致金大法官提交中期报告，指警方没有试图控制聚集人数，虽然是出于不想破坏节日气氛的好意，却低估了控制秩序的困难度。加上现场是斜坡且湿滑、不少人酩酊大醉，造成非常危险的环境。 灾后检讨的中期报告提出六点建议，包括建议警方针对参与大型活动的人数进行评估及执行必要的人流限制措施、加强市民注意大型活动安全的宣传、大型活动安排医疗人员及民安队支持。香港兰桂坊惨剧事后检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警方没有对参与大型活动的人数进行评估以及执行人流限制措施，导致场面失控。最后报告于1993年2月26日发表。 借鉴香港经验，如何防止及处理踩踏事件发生？ 香港兰桂坊狭长的人行区域位于高楼之间。香港警方在现场只派驻了118名警员在场维持秩序，但当时却有多达2万名市民和游客。随着倒数临近，现场挤迫但仍有大批人涌入，最终导致悲剧发生。香港政府在汲取教训后形成一套应对机制，在大型活动期间，都会分阶段封路，限制和分流人群，加强巡逻，控制场面。同时加强公共安全宣传，提醒市民时刻警惕。1.    对参与大型活动的人数进行评估 兰桂坊时间后，每遇大型活动，警方都会估算人数。有关估算数字可用于调节人流管制，例如封路时间长短，何时可放行车辆或行人，等等。此外，人数评估也有助调警方人手的调配。 上海市政府可借助现今内地的一些大数据技术手段，如百度迁徙数据地图，（2014年春节，百度发布了基于大数据的可视化产品春运迁徙地图，在中国地图上直观地看到各城市间的人流迁徙），对参与大型活动的人数进行评估，制订有效的人流管制措施和警方人手调配计划。2.    限制及疏导人流措施...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12-23 中文和葡萄牙文均为澳门特区的官方语言，澳门也因此拥有大批精通中国和葡语系国家文化习俗、法律、以及财会知识等的人才，并积累起成熟的商贸网络和广泛人脉资源。随着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合作日趋密切，澳门在其中的“金钥匙”地位势必不断加强。 澳门回归15周年，保持繁荣稳定，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与此同时，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服务平台，其作用得到不断优化，收获丰硕。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问澳门，对澳门的发展定位作出指示，并就澳门发挥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合作的“金钥匙”作用表示鼓励。习近平还建议澳门人学好葡语，参与到把澳门打造成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联系平台的事业中去。 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国际地位日益提升。“金砖五国”中的巴西和其他葡语系国家近年也致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们都有强烈意愿，希望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澳门作为中国“一国两制”的实践地，本身在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诸多独特优势，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合作的“金钥匙”。澳门的 “金钥匙”作用 中央政府特别安排在澳门举办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自2003年至今共召开四届，每次都发表经贸合作行动纲领，突出澳门作用。在去年11月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澳门要成为双语信息共享平台以及葡语国家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论坛与会国经贸合作会展中心。2003年内地与澳门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后，许多葡语系国家看中“澳门制造”产品进入内地享受零关税的优势，谋篇布局。而江苏等内地省份也已多次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强化与葡语系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及文化等领域的交流。 回归以来，澳门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人均GDP去年列亚洲第二。目前，中文和葡萄牙文均为澳门特区的官方语言，澳门也因此拥有大批精通中国和葡语系国家文化习俗、法律、以及财会知识等的人才，并积累起成熟的商贸网络和广泛人脉资源。随着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合作日趋密切，澳门在其中的“金钥匙”地位势必不断加强。1.    澳门作为经贸交往的“金钥匙” 澳门与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经贸联系，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成员，与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了贸易往来。在市场进入、补贴和反倾销政策、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动植物检疫、纺织品出口、通讯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专门人才服务、知识产权转让等方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118个成员国和地区已达成多种协议，享有20多个国家的贸易优惠待遇。同时，澳门在世贸组织中还拥有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澳门长期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和免税、低税政策，许多国际金融机构选择在澳门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处，方便企业的贸易结算、融资借贷和资金调拨等，这使澳门得以成为环球金融商贸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在澳门，企业经营、资产买卖自由，无论本地或者外来投资者均享受平等待遇，受到法律保障。中小企业在这样一个市场体制比较完善、商业运作透明度高、业务运作相对规范的环境下经营，以不高的成本即可获取许多商业运作所必需的资源，而且还可避免政治风险、减少法律风险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从而使企业在澳门的营商成本大大降低。2.    澳门作为文化交往的“金钥匙” 澳门既有中国文化传统，也随处可见葡萄牙文化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融方面优势突出。，澳门在参与全球化竞争与合作中，如能充分发挥多元历史文化和自由港基本制度两大优势，就能够成为中国面向葡语系国家的开放门户。 汉语和葡语同为澳门的官方语言和文字，澳门存在中葡双语文化环境，是亚洲惟一以葡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澳门的葡文教育和有关课程相当普及，葡文报刊、电台、电视台齐全，是面向亚洲的葡语人才培养基地。澳门企业家一般对中国内地和葡语国家的文化、市场都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澳门在各个行业都有相当的葡语人才，可助力中国内地与葡语系国家的经贸交流，增进双方在社会政治、文化上的了解。而且，澳门具有金融网络优势，能够提供包括会议展览、金融、离岸贸易以及法律、会计、市场推广、咨询等专业服务。 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也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中国内地是澳门最主要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地，又是澳门的最大市场。目前，中国内地资本活跃于澳门经济的各个领域，已成为支持澳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澳门作为“金钥匙”的优化建议 1.    加强中葡论坛的发展 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是中国与葡语国家加强互利合作，共同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各种挑战，实现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因而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首届中葡论坛在澳门召开时，论坛有8个兄弟国家的部长级经贸官员及超过400位企业家参加。至2013年11月，中葡论坛已在澳门举办了4次部长级会议，制定了4个《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在几十个领域开展后续工作。在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各方还研究和探讨了在澳门建立一个平台及3个中心，即建立中国与葡语国家双语人才、企业合作和交流互动信息共享平台，论坛与会国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与会国经贸合作会展中心和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 中葡论坛的规模正不断扩大，意味着“人气升、财气大、前途好”。中葡论坛多年来的实践已证明，从整体上和长远来看，中葡论坛的创立与实践，不仅有利于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有助于澳门未来“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定位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利于推动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想的实现。2.    强化“金钥匙”的服务平台功能 澳门拥有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优势，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备的金融服务体系和自由开放的商业环境，也拥有中葡双语专业人才，对促进中葡经贸合作可以起到重要作用。随着中葡合作领域逐步从经贸、投资向教育、金融、旅游、运输、通信、文化、广播影视、体育、卫生、科技、土地规划等领域延伸，澳门合作平台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强化多种服务功能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全球使用葡语的人口总数超过2亿，其组织除中葡论坛外，还有葡语世界、葡语国家共同体、非洲葡语国家、葡语都市联盟、葡语大学协会、葡语系奥林匹克委员会总会等组织，形成了一个以葡语为基础的联系网络。因此，澳门作为葡语世界的一员，应参加其他组织的活动，而中国也可以通过澳门这个合作平台在这些组织中发挥影响力。3.    政府应重视宣传论坛，并加大对葡语系国家的市场调硏 中葡论坛每隔几年才举办一次会议，澳门特区政府及澳门媒体对中葡论坛重要意义的宣传显得不足。我们认为，澳门特区应对中葡论坛的重要意义有更深刻认识，应会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力度，继续宣传论坛的重要性以及广阔的美好前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未来中葡论坛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政府与媒体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