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5-05-11 在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过程中，要深入研究和遵循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规律，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适应中国国际定位和国内期待的话语权建设途径。 国家间竞争是全方位的，当前话语权的竞争日益突出。话语权不仅是表达的权力，还是国际事务中引领舆论、设定议程、构建共识的能力。与物质层面的权力相比，话语权具有柔性、渗透性、持久性等特点。然而，在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的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具政治和文化独特性的国家，要掌握国际话语权，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APEC会议的成功尝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表明了最高决策者对于国际话语权的高度重视。在一系列举措中，最近刚结束的APEC会议无疑是中国综合运用国际话语权的一次成功探索，全面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充分发挥会议主办国的优势，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丰富国际社会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和选择。据统计，在APEC成员经济体提出的100多项合作倡议中，其中50多项是中方提出的，并且得到了各方支持。 第二，依托中国的发展成就，为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办法。许多国际热点难点问题受制于各方观念或利益的冲突、资源的限制，难以解决，中国提供的方法不仅超越意识形态，而且愿意先行先试，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积极推动互联互通，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拿出400亿美元创建丝路基金。 第三，创造性地将全球性问题与中国当下面临的重要任务、关注的主要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引领国际社会关注、分享中国经验。比如，中国在会议上首次倡导开展全球价值链、互联网经济、城镇化这些新领域的合作；发表《北京反腐败宣言》，积极倡导反腐败国际合作。通过国际平台，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自己所做的探索努力和取得的经验。 第四，通过这次会议，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在体育赛会之外的组织协调能力，尤其是组织和引导国际政治经济会议、推动多边谈判方面的能力，显示了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国际维度。 国际话语权建设正反侧重点 本次会议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外交遗产，值得进一步分析总结。就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而言，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要树立全球意识。国际话语权不是针对个别国家的，而是面向整个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处于激烈分化和变化时期，多元化和力量重组趋势明显。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依然掌握着话语权优势，但是西方社会内部也在发生着分化，欧洲国家与美国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话语权更加重视，并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乃至冲突。因此，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应该充分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变化，不能只关注西方社会，尤其是不能只考虑美国的接受和认可，还要综合权衡国际社会中不同利益方的关注点，通过提出创造性方案，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在打造国际共识中发挥主动作用。 其次，要处理好国家主导的话语与社会表达的话语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带有强烈的国家主导色彩，有助于提高话语权建设的一致性，并在短时间内形成集中表达的效果，提高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不过，国家主导的话语也有明显的不足。一是与国际社会的接受习惯不匹配，二是话语表达形式程式化过强，难以全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和活力。因此，要在发挥国家主导话语体系建设优势的同时，还要为国内社会力量参与国际事务创造条件和机会，实现国家话语与社会话语的相互呼应、相互补充，奏响和音。要做到这点，一方面要改进国家主导的话语体系建设，从社会创造的鲜活话语中汲取营养，缩小国家与社会在话语表达上的差距，消弭二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要在双边、多边外交中，搭建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平台和机制，增强中国社会的话语权。 第三，要重视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治国理政经验的系统总结，加以“普世化”。中国近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我们的改革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其中的许多经验，也具有普适性，可供其它国家参考借鉴。例如，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的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中国在包括APEC会议在内的多个重要场合，倡议大力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并得到广泛赞同和实质化落实的原因。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就是一个可以“普世化”的经验。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将“中国特色”极端化为“中国例外论”，给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套上枷锁，并把自己疏离甚至对立于国际社会。只有系统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将其抽象化、理论化，才能使对国际社会的说服，从简单地举例子提升到理性思考对话的层次。 第四，要善于利用多边机制。中国是一个边界邻国众多的大国，并且长期以来坚持不结盟的外交立场。双边外交是中国解决许多国际问题的主要方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必须看到，随着许多问题涉及多个国家，多边外交活动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多边外交活动除了要依靠现有的国际组织之外，还需要不断搭建新的多边交流平台，创建新的国际组织。在这点上，大部分国家实际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充分利用自己经济实力的提升，加强与各国联系的紧密度，我们将有更大的作为空间。APEC会议、G20峰会落户中国就说明了这点。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利用多边机制，来协调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在多边关系中团结和凝聚更多的力量，通过有效解决国际热点难点问题，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第五，要重视国际话语权的文本支撑。增强话语权也是一种文化建设，需要加强中国文化产品对外翻译和传播的工作。目前进行的国家对外传播工程，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翻译成果形式多样，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提供了媒介和载体，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对外翻译缺乏统筹规划，内容和语种的配置不平衡，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重视不够；二是重要官方文件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文本，而一些文件的翻译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制约了中国国际形象透明度的提升，不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政策和治理方式的全面理解。 在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过程中，应该警惕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用“内宣”的思维来思考、规划和评价对外传播。执政党积累了丰富的对内宣传经验，并且掌握着大量的渠道和机制，也容易发动宣传动员，形成一致的舆论局面，但是在对外传播时候，切忌过度强调一致性、正式化、单向性以及高频率，应该有更强的受众意识、分众传播意识和互动意识。二是追求政绩的思维。话语权建设不同于经济工作，需要财政的投入，也需要时间的积累，不能急躁冒进，搞“大跃进”、“形象工程”，那样虽然形式上轰轰烈烈，但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要深入研究和遵循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规律，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适应中国国际定位和国内期待的话语权建设途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洪雯 2015-05-07 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其目标不能仅仅是帮助香港企业获得内地的市场和相对低廉的生产腹地。策略上，还应该通过帮助企业获得内地更大的市场，来推动香港本土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多元化发展。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商务部近日就基本实现广东与香港服务贸易自由化签署了协议。这意味着香港服务业将获取巨大的发展空间。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在香港目前并未能培育起新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作为核心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加速进入内地，对香港可能是双刃剑，特区政府需在发展策略和政策上有所部署。  服务业加速进入内地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香港的服务业就已开始进入内地。不过，当时制造业是香港在内地投资的主体，服务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消费性服务业，如酒店、飞机餐饮服务等。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市场体制、人才和营商环境的要求较高，而内地服务业发展程度低、市场不开放、体制不完善，香港本土和外资服务业企业往往以香港为基地，离岸为进入内地的港企及亚洲区域提供服务，香港因此成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枢纽。 随着服务业跨境转移和价值链重组的国际趋势，以及内地整体经济发展及营商环境的提升，香港在内地的服务业投入不断增加。上世纪90年代，香港在内地的服务业投资开始扩展到电力、集装箱码头、物流服务、房地产及相关服务、商贸零售等多种行业。近十多年，随着香港回归、CEPA的签署，香港在内地的服务业投资进入加速期，占香港在内地投资总额的比例逐年上升，估计目前已达40%左右。 服务业进入内地可能产生四种效应 产业的移出，对企业和整体经济两个层面的影响可以非常不同，甚至效果相反。企业无疑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但对整体经济而言却是利弊共存。香港服务业加速进入内地，可能为香港整体经济带来四种不同效应： 第一,“扩大”效应。对香港而言，理想状态是香港企业进入内地，在内地接单，将部分工序（尤其是高端工序）转由香港的办公室进行处理，将经济活动引来香港，使香港能充分利用内地开放带来的“扩大”效应。例如，检测认证企业进入内地后，在内地接单，将产品带回香港进行检测及认证，以获得“香港认证”的优势。这种方式将扩大香港检测认证产业的服务市场，对香港整体经济有莫大益处。 第二,“脱钩”效应。香港企业进入内地后，其在香港和内地两边的业务各自运作，互不影响。例如，香港某些金融机构进入内地后，在内地的账户与在香港的账户完全分开，各自独立运作，新增内地业务主要由在内地聘请的职员负责，香港继续开展以往的业务，两地业务几乎互不干扰。“脱钩”效应虽然未能为香港带来额外就业，但能增强企业竞争力，还能间接地为香港带来更多经济活动，因此对香港整体经济也有益。 第三“迁移”效应。以往，从香港迁移入内地的港企是香港服务业的重要需求来源，香港服务业离岸为在内地的港企提供服务。为贴近服务对象、减低成本，一个可见的趋势是，越来越多港企将原本在香港提供的业务迁移到内地，在岸为内地港企及内地市场提供服务，即发生“迁移”效应。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港口码头运输服务。香港集装箱码头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投资于内地，并直接推动了香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转移至内地其它港口。对投资内地的香港企业而言，这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然而对香港的整体就业，尤其是中、低技能的码头处理及运输工人岗位来说，这一变化无疑是负面的。近年，这种“迁移”效应开始影响本港中低增值、乃至中高增值工序业务，导致香港中层、中低层、乃至中高层就业流失。 第四“替代”效应。最极端的情况下，香港企业将整个业务全体转移内地，从内地为香港及整个亚太区域服务，即“替代”效应。例如，有香港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原本在香港为内地港企服务，现已完全撤销香港的办公室，整体搬入内地，聘用内地员工，贴身为内地港企服务。另一个可见的趋势是，早期转入内地的港资制造业与香港之间的产业联系正不断减弱，这一转变无疑将影响深远。 服务业转移趋势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入内地时，香港找到了新的产业增长点，即服务业飞速发展，因此香港虽然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过程，但并未出现大量失业。然而，近十多年来，香港服务业加快进入内地的同时，本港并未能培育起新的增长点。若生产性服务业收缩，将导致中层、中下层职位流失，给本土中产和基层劳动力的就业带来一定的风险。即使产业不完全迁移，而是走向高端化，虽会增加对高技能职位的需求，但数量亦会有限。而同时，消费性服务业扩张，则引致下层就业增加。在此消彼长的趋势下，香港的就业结构可能进一步两级分化：就业集中于高端的精英阶层和为游客服务的低端阶层，形成中间凹陷的M型社会。事实上，这一趋势已开始浮现。 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应采取的策略及政策 国家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其目标不能仅仅是帮助香港企业获得内地的市场和相对低廉的生产腹地。策略上，还应该通过帮助企业获得内地更大的市场，来推动香港本土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多元化发展，巩固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扩大”效应，避免“迁移”和“替代”效应。基于这一发展思路，特提出以下六个方面的建议： 一，加强本港制度建设。特区政府应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内地城市所不能提供的营商环境和优势，从而吸引企业将总部、高端环节及为海外服务的业务留在香港。 二，增加经济流量，强化枢纽功能。国家正推动企业和人民币“走出去”，若香港成为中国企业海外营运的平台，能将经济活动吸引来香港，这将有助于强化香港的服务业产业链，并提供就业机会。 三，加强人才培育。若香港拥有充足的、高素质、高诚信的人才，将会使供应链上的某些高增值环节难以迁离本港，亦能加强港人的竞争力，避免高端工作被外来人口挤占，防止本地人口“向下流”。 四，培育经济的新增长点，包括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及相关服务、强化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服务业、适度发展制造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推动产业结构的适度多元发展。 五，稳固在珠三角的“枢纽”地位，并积极开拓亚洲发展腹地。香港必须通过不断的产业提升，走在珠三角城市前面，才能保持自身在大珠三角范围内的“枢纽”功能。与此同时，香港应积极强化作为亚洲经贸枢纽和服务平台的功能，在亚洲范围内拓展我们的实体基础。 六，研究及调整人口和福利政策。目前，香港与内地之间人口流动的状态是流入以基层为主，流出以中、高技能人士为主，这加剧了香港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因此，调整人口和福利政策，吸引更多专才来港，以平衡低技能人士大量流入并固化在香港的趋势，是香港未来必须探讨的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5-05-05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和政策，其目的都是要形成中国经济运行的新常态，核心内容在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抓住当前和今后影响中国经济的四个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方案。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和政策，其目的都是要形成中国经济运行的新常态，核心内容在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抓住当前和今后影响中国经济的四个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方案。 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低于潜在增速？ 判断当前经济增长是高于还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于我们无法准确地计算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所以只能用间接方法进行判断，也就是根据物价和就业情况进行判断。如果经济中存在通缩压力、就业情况恶化，说明经济中存在没有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和其它资源，那么，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此时的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 从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看，目前通缩风险持续加大，PPI从2012年初至今，连续同比负增长，近期有所恶化；CPI也在大幅走低，我们预计CPI同比增长将从去年的2%进一步下滑到1.4%。CPI趋势性下行降低通货膨胀预期。2014年以来，CPI当月同比增速从5月份的2.5%持续下行至12月的1.5%，CPI愈趋强烈的下行趋势对通缩预期形成正反馈，不利于2015年CPI回归正常区间。PMI就业指数走势偏弱，从2012年至今，就业指数连续低于50以下，处于收缩区间，说明就业在恶化。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当前我国的潜在增长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背后主要的拖累在于疲软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2015年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净出口也会随着海外经济持续复苏而好转，但房地产投资将继续拖累经济增速，预计2015年GDP增长7.3%。 未来几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可以保持在7-7.5%左右。针对市场上关于未来几年中国潜在增长将进一步下降到5%左右的预测，笔者并不认同。结合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他们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中间过渡期大致在3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从2008年开始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下降趋势，至今已经6年多了，我们判断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均衡点，即未来几年经济增长可能保持在7-7.5%左右。中长期看，中国仍将维持相当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我国有效的劳动力供给（25-64岁人口）在2025年前难以见到明显回落，而且劳动者受教育的年限增长，劳动者的素质在提高。此外，改革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体制改革的红利是巨大的，潜在增长有望提高。从必要性来看，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2%，增长空间很大。因此，不必对未来增长过于悲观。 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 提高经济的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改善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消费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大众；2）提高经济的创新能力，让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3）发展绿色GDP的任务特别迫切。有统计称，2005年至2013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30%，但是这种计算方法有问题，因为其分子是实物量，而分子是包含价格因素的名义量，如果把分母用去掉价格因素的实际GDP计算，那么同期中国单位GDP能耗反而上升了5%，说明中国的能耗在恶化，而不是改善，这与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是一致的。 改革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关键。在改革方面，习近平主席强调“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改革的决心是成功的前提。我们注意到，当前市场对改革仍然存有怀疑，部分观点似是而非，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1）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衰退，改革难以改变经济增长下滑趋势；2）改革更复杂，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可能像飞机的某个零部件坏了之后，把坏掉的部分修好飞机就可以起飞，中国经济必须全面大修；3）改革阻力很大，不好推进。应该说这些担心，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不改革行吗？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决心和方法。中国历次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都很难。这些问题的存在正可以成为改革的触发器，在日子好过的时候，谁也不愿改革。习主席表明决心，“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鉴于改革难度，我们认为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个一蹴而就的简单事件，改革最终成功可能需要3-5年时间。虽然改革不能立竿见影，但边际上的改善是看得见的。决心有了之后，方法显得更加重要。我们对改革持有信心。 货币政策应该如何操作？ 在各项宏观政策中，因货币政策灵活性较高，在本轮金融危机后，被各个国家广泛运用，其中美国和日本货币政策的效果比较显著，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强劲复苏，日本经济已经走出多年的通缩状态。从我国情况看，最新的宏观经济数据继续显示，经济增长动能弱，通胀压力小，货币增速放缓，现行货币政策成效不大。中国的政策利率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来说，调整缓慢且变动频率低。由于政策利率调整得不及时与不充分，在历史上多次引发经济过热、过冷和通胀率的大幅波动。 央行的无风险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的过程，受制于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种监管政策的影响。金融改革刚刚起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仍未被完全清理，这些均抑制利率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加之非标监管加强，表外融资大幅萎缩，实体经济主要靠银行信贷渠道融资，而无风险利率又几乎没有下降，银行的贷款利率和放贷标准升高，加重了企业部门的财务负担。当前我国非金融企业的负债大概在90万亿人民币左右，如果按照7%的加权贷款利率简单计算，每年企业支付的利息成本在6万亿元以上，负担很重。因此，在新的、更高效的利率传导机制建立以前，央行要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的功能，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直接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空间巨大，中国平均19%的法定存准率是全球之冠。中国央行从2003年开始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主要是为了应对外汇储备推动的基础货币高速增长。提高法定存准率可以降低货币乘数，对冲外汇占款的大幅增加。现在形势已经逆转，今年前9个月，央行外汇资产增加不足8,000亿元，去年同期是1.7万亿元。尤其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外汇资产是净减少的，这意味着央行基础货币投放量的下行压力凸显，因此形势需要央行反向操作，即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货币乘数，对冲央行外汇资产的下降。 是否应该用人民币贬值来“稳增长”？笔者认为，采取人民币汇率贬值政策是不明智的。首先，在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总需求偏弱的格局下，中国出口份额在全球占比仍不断攀升，外贸顺差已经高达几千亿美元，此时再用“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即通过人为压低汇率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出口以支撑本国经济，将会加大国际贸易摩擦的压力。其次，其它国家汇率可能跟进人民币的贬值，从而使人民币的有效贬值非常有限。最后，汇率大幅贬值，可能触发资本流出，增加国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另外，在中国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也需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配合，如果汇率大幅贬值有损持币者信心。 亚洲区域互联互通对中国有什么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是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战略，通过该战略实现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意义巨大。从宏观层面来讲，互联互通亚洲区的发展将推动中国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从行业层面看，国内四类产业将会受益，具体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性产能过剩产业、新兴产业和资源消耗型产业。 “一带一路”战略主要含括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中亚国家、东盟十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斯里兰卡等28个国家和地区。该区域在全球具有重要地位，共有38.2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53.6%，人口超过或接近1亿的国家有7个；2013年GDP总规模超过22.6万亿美元，占全球的30.2%，高于美国的22.4%和欧盟的23.2%。预计未来10年该区域将成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全球新增需求的50-60%将来自该地区。 亚洲区内贸易比重有上升潜力，中国的影响力将稳步提高。2012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重只有55.3%，低于欧盟的59.2%。虽然亚洲区域外贸易额比欧盟高出7.4%，但区域内贸易却比欧盟低8.3%。因此，随着未来互联互通亚洲区从全球制造业中心向消费中心的转型，区域内贸易方面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鉴于当前亚洲区各国平均1/6的贸易额来自中国，中国在该区域的经济影响力有望持续提升。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4-24 “一周一行”新措施下，内地人走水货会减少，但空余出来的市场空间，可能会被港人补上。特区政府也需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水货客”一般是指携带大量水货频繁进出香港的本港或内地人士。跨境“水货客”活动对香港北区一带居民生活构成滋扰，市民生活必需品也因水货客抢购而缺货，物价亦有所上升。“水货客”问题在香港已出现几年，今年年初更是激发起部分香港市民发起“光复屯门”、“捍卫沙田”、“光复元朗”等街头抗议活动。 香港特区政府有鉴于此，已于2014年6月向中央政府提出修改深圳居民“一签多行”为“一周一行”的建议。至本月，中央政府作出决定，自2015年4月13日起，深圳居民新申请和续期的赴港签注，由“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 “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后，有效期仍为一年，签注费和申请签注的手续仍然维持不变。综合而言，“一周一行”的实施，体现了“一国两制”的实践优化，也显示香港特区与中央政府的全力合作，强化对跨境“水货客”的管理。 纾缓香港负荷压力 取消“一签多行”的原因是要遏止“水货客”，从而改善通关环境和舒缓香港部分地区的居民压力——从理论上讲，“一签多行”变成“一周一行”后，访港次数将会由一年无限次变为最多52次的深港往返。 “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对大部分内地旅客不会有很大影响。据报导，超过九成的持“一签多行”访港深圳居民都是即日来回，因此，“一周一行”的调整预计对酒店业不会有很大影响。不过，这对来港购物和消费人士或会有轻微影响。 综括而言，“一周一行”措施，是针对直接造成“水货客”泛滥的“一签多行”作出收紧，但同时又尽量减少对其他内地访客，特别是观光旅游访客的影响。 对跨境学童家长带来不便 受“一签多行”收紧影响最大的应是“深港跨境学童”。“深港跨境学童”是指在深圳居住、香港就学、拥有香港户籍的学童，主要包括居于内地的香港人子女、单非(父母一方非香港籍)儿童和双非(父母双方均非香港籍)儿童。根据深圳边检部门统计，至2014年上半年，大约有1.6万“深港跨境学童”，他们每天都要跨境到香港上学。有些年纪较小的“深港跨境学童”更需要父母或亲人负责接送往返学校。 “一签多行”的家长在“一周一行”新规定出台后，不能每天接送子女上学，有些学校举办的家长活动也不能经常参加。为了每星期仍能多次往返，他们仍可选择改为办理“探亲”签注。可是，不少跨境学童家长表示，由于“探亲”签注只能三个月内多次往返，到期后需要再次办理，而且不能网上续签，相对来说，新规定仍会带来一些不便。因此，有跨境学童家长认为，“一周一行”实施後，他们会放弃每日自己亲自接送，改为让孩子改乘跨境校车往返深港两地。但是这样做却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 “一周一行”难遏“水货客” 由于“一周一行”的调整并不影响已发出的“一签多行”签注，因此，新政策的成效还需一段长的时间后才能够完全显现。而且，“一周一行”新措施虽然可对自由行的访港“水货客”起到抑制作用，但却禁止不了本身是港人的“水货客”的活动。 有报导指出，内地“水货客”仍可向旅行社买“L签”，让他们改以“自制多签多行”形式，继续频繁来往深港走水货，从而避开“一周一行”的限制。“L签”原本是内地旅行社发给出团团员的证明，在过往，“L签”常被没有自由行资格的深圳非户籍居民所使用。这些深圳非户籍居民在过关时，会向关员展示“L签”，指自己到港后是跟旅行团旅游而不是“自由行”。因此“L签” 可能被滥用，同样可以被深圳非户籍居民和“一周一行”“水货客”用于来往香港两地。据报导，内地一些旅行社，仍存有大量的“L签”配额可供出售。 此外，据统计，水货客中有60%是香港人。这批香港人完全不会受“一周一行”的影响。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将是：“一周一行”新措施下，内地人走水货会减少，但空余出来的市场空间，可能会被港人补上，因此港人走水货情况或会有所增加。整体而言，走水货的活动，并不会因“一周一行”的实施而有所遏止。 改善建议 1.    “一周一行”让深港跨境学童家庭带来不便。因此，深港两地政府可考虑为跨境学童提供更多绿色通道，使跨境学童的家长能够克服障碍，接送子女上学。此外，两地政府也可考虑提供乘坐跨境校车的津贴，减轻跨境学童和家长们的家庭经济负担。 2.    香港特区政府可考虑在北区设立大型的展销会集中商品销售，提供摊位让小零售业者、创业者竞投。在展销会现场，可设立专线巴士，直达关口。这样的安排。有助减少“水货客”占用地铁和公共巴士，而对当地居民造成影响。由于展销摊挡成本较低，具可行性，香港政府只需提供闲置用地即可。这样可以极大方便两地“水货客”和内地的购物者，也可减轻香港各区的旅客负荷压力和减少对北区一带居民生活的滋扰。...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凯 2015-04-21 以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以来的言行看，他一定有根本改变和长期影响中国的革命性思想出台，这个思想的精髓必然是确保中国的体制长期稳定。 近期，大家都在关注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本文希望表达这样一个观点：这绝不是习近平标志性的思想理论高峰，而只是习近平执政理念的阶段性总结。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求真务实，不拘泥于各种意识形态标签，只要有利于强国富民就全力推进。在“文革”刚刚结束的背景下，这显得尤其伟大和适时。 “四个全面”讲的是中国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手段。结合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言行，笔者认为“四个全面”不是“习近平理论”的标志，习近平必然会提出超越前人的、影响深远的、具有明显习氏风格的思想理论。 “四个全面”不是习执政的标志性理论 “四个全面”推出的时机、节奏、规格，都不符合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性理论出台的常规。 据新华社消息，习总书记2014年12月中旬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在此前的11月初，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这是“三个全面”。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三个全面”扩展为“四个全面”，说明该理论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 201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开始分别以“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让全面小康激荡中国”、“改革让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法治让国家治理迈向新境”、“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核心”为题，连续发表五篇评论员文章，将“四个全面”明确为习近平的执政理念。《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总结称：两年多来，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自此，全球媒体才如梦初醒，纷纷连篇累牍报道、分析、解读“四个全面”，而且调门越来越高。最近，舆论几乎一致认定“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思想的高峰，是习近平执政理念的标志。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月26日报道称：这意味着“四个全面”不仅将成为下月“两会”上的“主旋律”话题，还可能作为习近平时代的“理论创新成果”被写进党章。这个结论下得太仓促了。 “四个全面”的要害是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不是平等并行的关系，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达成目标的工具；而全面从严治党，是中枢，也是“四个全面”的纲绳。 从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和王岐山等领导人的讲话来看，从严治党，主要是抓两个问题：一是要求党员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则，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落实在行动上；二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着手建立一套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自我净化系统。 从严治党做好了，牢牢掌握住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听指挥、高效率的强大组织，其力量将足以惊天动地，可以实现任何目标，其它三个全面就必然有充分的保障。 习近平是开辟新时代的领袖和思想家 从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以来的言行看，他步履坚定，目光深邃，从容不迫，胸有成竹；他不是探索、试探，摸着石头过河的姿态，而是按自己的心中宏图，一步步推进落实；他没有摇摆，没有犹疑，自信坚定非比寻常。 习近平接任最高领导人之际，中国的现实是既有发展、也有困窘：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从高官到百姓，人们共同的感叹是：腐败太猖獗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当时的中国，表面的荣光后存在巨大的隐患，如有重大突发事件引爆，局面不堪设想。现在公开披露出来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人骇人听闻的作为，难道人民群众之前不知道吗？非也！他们的恶行早在民间流传甚久，积淀为心中无奈的愤怒，如果有导火索，就会被点燃。 习近平接任最高领导人后，一手反腐，一手改革，从而消除党和国家的一个个隐患，逐步化解人民心中的积怨。两年多后的今天，任何真实的民调都会反映出：人民对共产党、对中国的信心大大增强，对共产党和最高领导人的信任度、亲近度大大增加。 习近平是1949年以后，唯一一位从大队支书、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会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直辖市委书记一个台阶不落地走上最高领导人位置的领袖。不仅如此，他在平民和基层岗位上经历了“文革”、1989年政治风波、苏联解体等意义重大的事件。对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利弊，他有真切的感受和思考。这种感受和思考充分体现在他担任最高领导人以来的讲话和举措中。 他首要的任务是确保这个党、这个国家不垮掉，不能像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一样崩溃；他要确保这个国家有力量、有未来，成为强大而美好的国度，重现甚至超越历史的荣光；他还要确保这个国家的稳定繁荣是可续的而不是阶段性的。 以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以来的言行看，他一定有根本改变和长期影响中国的革命性思想出台，这个思想的精髓必然是确保中国的体制长期稳定。 未来作为重大标志性理论写入党章的习近平思想，将是涉及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单纯论述经济发展的；会是涉及制度变革的，而不是单纯的理论叙述；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的，而不是去马列化的；会是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真正贴合中国实际、真正可操作、受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理论设计。这个重大理论出台的时间，应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前后。...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4-01 澳门应着手研究在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下，应如何发挥自身的区域优势，运用中央给予澳门的优惠政策，并把握广东自贸区的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大珠三角重点合作区建设，有效地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自2002年赌权开放后，澳门博彩收益长时间持续高速增长。踏入2014年，澳门博彩业迎来不少冲击，收益开始出现大幅下滑，至2005年初，下滑趋势仍在持续。今年以来，澳门不时传出赌厅结业消息，博彩中介人数目明显下降，博彩业职位空缺也大减。 博彩收益持续下跌 2015年2月澳门的博彩收入为195.4亿澳门元（约合24.4亿美元），前所未有地按年跌幅近半（48.6%）。这不仅是澳门博彩收益连续第九个月下跌，更创下有史以来最差纪录。澳门博彩业收益之所以会急速持续下滑，可归纳为一揽子因素几乎同时出现的影响。这也凸显了澳门经济主要依靠于单一的博彩业，而博彩业则很容易受到外围因素的影响。 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14年第四季的数据显示，受博彩业毛收入显著下降和旅客消费减弱影响，第四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收缩17.2%。其中，澳门博彩服务出口继第三季度同比下滑12.3%后，第四季度继续下跌28.9%。澳门经济主要是靠博彩业来支撑，因此，整体经济表现受博彩业收益下跌的影响很大。 首先，来澳旅客措施收紧。从2014年7月1日起，内地边检对持内地护照赴澳门人士的相关政策收紧，持护照和他国签证过境必须同时持有去第三目的地的机票，而且在澳逗留时间由7天缩短至5天；如违反过境规定没有前往目的地，离澳后60日内再来澳只能逗留1日。这就限制了来澳游客人数。 其次，进入澳门的博彩资金受堵截。从2014年7月1日起，澳门限制在赌场内的珠宝店及其他奢侈品店使用银联卡，并禁止银联卡用于博彩直接支付。借助银行卡进入澳门的博彩资金受堵截，这是对非法现金转移的控制，同时也影响了澳门的博彩收益。 第三，其他因素包括澳门周边国家及地区纷纷开赌，分薄了澳门的博彩收益；澳门于2014年底开始在赌场全面禁烟，一些宾厅的“豪客”转而前往其他非禁止吸烟的地区(据称，“贵宾厅”当中，有约七成“豪客”有吸烟习惯)消费，从而影响澳门赌场贵宾厅的生意，等等。 第四，2014年下半年，内地接连出台打击地下钱庄、收紧洗黑钱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显示出巨大的威慑作用，尤其对内地各级官员、公职人员、国企老总心理震慑力巨大。绝大多数内地富人也不敢再一掷千金，在澳门赌场里炫富。 博彩业独大的负面影响 澳门博彩业多年以来发展迅速，但也引发了一连串的负面影响。1.    就业市场结构严重失衡。 澳门博彩业快速发展，娱乐场、赌台数目大增，使相关从业人员大量增加，博彩业从业人员的薪酬也比以往更加优厚。澳门本来就人口偏少，劳动力比较紧缺，加上博彩业薪酬较高，因而吸引大量人力进入，客观上令其它行业的中小企业请人更困难，导致就业结构严重失衡。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博彩业往往需要在短时期内吸引大量的劳动力以配合快速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博彩业首先降低了准入门坎，降低从业员的年龄、学历要求；其次，相应提高博彩业从业员的工资，从而吸引其他行业人员进入博彩业。2.    青少年教育受严重冲击。 博彩业的高速发展为在校学习的青少年学生创造了一批“低技能、高工资”的就业岗位。由于无需获得优秀学业成绩也可以获得高回报，致使一些学生选择辍学而进入赌场工作，结果导致了澳门青少年辍学率的上升。此外，也有许多澳门年轻人放弃高等教育机会，转而投身博彩行业并满足于其提供的相对高薪待遇。这不利于整个社会的人才成长，对澳门人口素质的提升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3.    小区赌博化严重。 娱乐场所在澳门遍地开花，其中不少是建在民居附近。客观上，澳门居民现时有更多机会和渠道接触赌博，从而使他们更容易染上赌博习惯。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多澳门居民已有了一定的赌博习惯，对赌博行为开始持宽容的态度，对赌博罪恶感也正在下降。 4.    外资博彩业占有率大增。 外资进入澳门博彩业以来发展迅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威尼斯人集团旗下的金沙公司。2004年5月金沙赌场开业后，就以其设备先进、管理高效以及品牌优势，很快抢占澳门市场，争得一席之地。2014年4月25日，金沙中国公布季度业绩，营业收入净额增至7.52亿美元，创下季度业绩的历史新高。金沙中国首次成为澳门博彩业“一哥”，市场占有率高达23.2%。...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03-30 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既要针对西方代议民主的缺陷，又要考虑国家的社会主义道统，从而为世人开创一种崭新的普世制度。 贫富两极分化和中产阶层的相对贫困已成为全球性社会痼疾。法国学者皮凯蒂对此做过深入且系统性的研究，其近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指出，收入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分配不合理问题，主张国家干预市场来缓解和缩小贫富差距，并建议各国政府联合起来向超富阶层征收累进财产税。 中国对收入差距问题做出更为综合性的回应，直指社会攻坚战的纵深地带，这集中体现在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的最新阶段性成果“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习主席强调，面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达成此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就是经济发展要惠及所有国民，不留下死角，不忽略任何人。中国执政党的最新战略超越了改革初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适时展开先富带动未富路线，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皮凯蒂的思路不谋而合，即建构合法而强大的国家介入能力，削夺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势，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四个全面”是一个框架性纲领，执政党正逐步将其细化，落实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具体环节，其中，以“从严治党”为先导的政党制度建设是点睛之笔。通过反腐肃贪，着眼于制度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治行与治心并举，固本培元，执政党开启了党建新常态。中共完全有基础有条件创造一种普世的新型政党制度，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出表率。 公意政制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真实的社会共同意志被称为“公意”，而个体或利益集团意志的总和是“众意”。政权的合法性不由经公民选举获取的众意赋予，而是来源于社会公意，由公意团体的成员通过思辨、研究、批评与讨论得到。民权无疑是政府的服务目标，但一个正义国家不能以民众的选票为终极形式来维护和发展民权，公意团体在国家中的绝对领导权由此奠定。 公意政治和依法治国在形式和内容上是统一体。公意政治的核心在于通过启示和价值理性来维护正义，要求立法机构制订良法和善法。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司法系统相对独立，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由此得到妥善协调，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切实维护。良好的法律是人们在理性指导下构建的规范体系，而法律并不总是与真正的理性相一致，它始终需要公意的指导。国家权力和价值理性的关系可以载入宪法，指明立法、行政和司法都必须受到价值理性的制约。探索价值理性的公意团体有权根据宪法来纠正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的错误决定。 正常运作的公意政制能够杜绝任何世袭或专制，不容许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政府，不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公意政制中的领袖被公意团体、法律、立法、行政和司法所约束，必须由公意团体推举产生，和普通公民一样受制于宪法和法律。 代议民主制的不足 当前，西方的代议民主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前途难以预卜，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客一味为特殊利益集团摇旗呐喊，无法体现社会公意。西方政党已沦为纯粹选举党，属于典型的众意团体，各党表达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西式民主体制运行的最佳结果，就是求得社会的众意。遗憾的是，众意并不等于社会的共同利益，时常损害社会的根本利益。西方代议民主制下的法治也罹患许多顽症，比如立法缺乏价值理性、法理、以及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综合性方针的指导，在整体上向资本阶层尤其是权贵资本倾斜，严重忽视和侵害劳动者的权利。 在代议民主制下，公民通过政客立法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方式，但是在公意政府下，最终的立法者是价值理性，公意团体据此为国家和人民提供综合性指导。价值理性透过公意团体的理性探索来挖掘，独裁制、家长制、代议制政治系统都无法最可能地接近价值理性。只有依靠公意团体成员的思辨、研究、以及他们相互间的批评与讨论，价值理性的云彩才会变成降落到社会现实的雨滴。 中国的一党民主 中国的执政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自然应该是公意团体。邓公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共同富裕，其基因排斥贫富悬殊。从经典社会主义作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追求社会整体的公意，努力实施体现社会共同利益的政策。过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遭受挫折，是因为各国没有找到实现公意的制度架构和有效手段。历史的教训启示世人，公意的果实只能在公意和众意团体的互动中产生，而众意的实现离不开选举民主。 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既要针对西方代议民主的缺陷，又要考虑国家的社会主义道统，从而为世人开创一种崭新的普世制度。中国的政制发展需要遵循几个基本原则：首先，社会主义中国必须是服务于劳动者的民主共和国，劳动者必须拥有实实在在的选举权；其次，国家的基层事务逐渐以直接民主的方式解决，专业人士应该在其间扮演关键的角色；第三，民主制度必须建筑在公意基础之上，受到公意团体的指导，保证选举民主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 合理的政制应融合公意团体和众意团体，让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扶持，形成有效的动态平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交织，可行的办法是践行一党民主，即“一党执政，多元行政”的双轨制，中国共产党享有执政地位，统辖国防与外交力量，带领立法系统，掌握意识形态机构，而行政系统主要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包括国家总理、省长、市长、县长等在内的高级官员由公民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有权参与行政机构负责人选举，从而激发出多元竞争格局。作为公意政制的象征，执政党领袖拥有对民选总理的任命权，维护党权与民权的和谐、党权对民权的支持，展现民众对公意的尊重与服从。 执政党中央需要建立一个综合发展委员会，负责价值理性、法理的探求，以及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综合性路线和方针的制定；综合发展委员会崇奉司法独立和国家权力的适当分立，但有权任命和监督立法和司法机构的首脑，以及民选的各级行政首脑。改革后的中共演化为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劳动者利益的指导组织和公意团体。 此种体制符合中国的政治历史，呈现出儒家文化与民主精神的统一。中国是一个烙有墨家印迹的儒家社会，儒和墨者都以天下苍生福祉为己任，中华民族其实怀抱根深蒂固的公意传统。儒家的公意政治是中共可以深入开采的思想资源，也是世界政治发展需要的有益养分。人民共和国可以涅槃为一个新型儒制国家，而中国模式可发挥救济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势能，世界将由此逐步欣赏并吸收中华软实力。 一党多派不合中国国情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欧洲早在十六世纪就接受基督新教，英格兰在十八世纪就拥抱独立司法体系，二者的结合把“正义”形塑为西方社会集体意识，实行多党逐鹿的选举民主不会破坏公共秩序。中国缺乏强大的超验信仰即宗教这一社会粘合剂，单向度地推行体现众意的多党选举民主，社会混乱难以避免。民国初年宋教仁遇刺案和台湾选举中的三一九枪击事件都是活生生的例证。 以人民大学高放教授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另辟蹊径，主张在中国实行一党多派，推动民主化进程，该思路曾得到中国少数决策者的认真对待。美国学界和政界乐意推波助澜，因为分而治之、坐山观虎斗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统治世界的法宝。然而，这种制度设计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一党多派极容易蜕变为朋党制，所谓“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就是对现实的反讽。 日本曾经长期施行一党多派，自民党的党魁选举、官员配置都按照派系实力来协商分配，但其成功有独特的社会文化原因。近代以来，日本一直依靠神道教维护秩序，政治领域的特性是先有派、后有党，无论自民党党内派系竞争多么激烈，各派都诚心尊崇与服从天皇，都愿意基于此共识来运作政治体系。现代中国则缺乏这一共识土壤。...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3-19 中国民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仍不足够，不少人对公众地方禁烟规定仍置若罔闻。各地政府需要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宣传办法，更有效地向民众宣传吸烟的危害和相关的控烟知识。 2015年的全国两会已于上周日落下帷幕，健康问题是两会期间公众较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据报导，本次两会期间，会场相关区域均禁止吸烟。在会场及休息区域、委员驻地的室内区域、以及大会统一安排的车辆上，均一律禁止吸烟。在上述区域中，没有烟灰缸、火柴等烟具，并且会场禁烟区内的当眼位置都张贴了“禁止吸烟”的标识。 另外，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盐城市疾控中心主任沈进进还提交了“关于在《广告法》中明确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建议”（下称“建议”）。“建议”提出，以保护人民健康为重，以不让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成为吸引消费保持销量的手段为出发点，秉承《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精神，要求修订《广告法》，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首次“无烟会议”和“控烟”成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之一，这显示了中央积极推动控烟和相关工作的决心。 “无烟会议” 凸显中央控烟决心 2014年11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明确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人员密集的室外公共区域禁止吸烟。这标志越来越多地方政府正在进入全面禁烟时代。 不过，执行控烟绝非易事，因为一般烟民对此类规定都不太重视，违规在公共场所吸烟的现象仍较普遍。更重要的是，官员在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吸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官员在公共场所吸烟，暴露出其自我约束能力不足、守法的意识不强，这不仅会破坏公共环境、影响公众健康，而且也损害了政府和公务员的形象，对中央的控烟工作造成了负面的示范效应。因此，这也成为政府在公共场推行禁烟工作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2009年起，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就开始担任中国“控烟形象大使”；习近平成为新任领导人后不久，中央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禁烟。这显示习近平上台后，中央有意加大控烟力度。今年两会期间，中央更首次明确要求各代表在两会会议期间严守“无烟会议”的规定。此次中央领导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均身体力行，树立全面禁烟的模范，这正好显示了中央控烟的决心。 人大代表热议广告法修订 倡 “全面禁止”烟草广告 在本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有全国人大代表提交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的议案。而根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广告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正在审理中的有关烟草广告的处理办法或将依照以下建议：“除了在烟草制品专卖点的店堂室内可以采取张贴、陈列等形式发布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烟草广告，以及烟草制品生产者向烟草制品销售者内部发送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烟草制品广告外，其他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均被禁止。” 上述“汇报”显示，可在“烟草制品专卖点”室内发布烟草广告，烟草制品生产者亦可向销售者发送烟草广告。“烟草制品专卖点”即烟草业所谓的“销售终端”，包括专卖店、形象店、示范店、超市、商场、食杂店、便利店、报亭等，都是普通民众能够自由进出的“公共场所”。有全国人大代表担心，此举恐将导致烟草广告、促销的“开闸放水”。 2013年《中国烟草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底，全国持证卷烟零售户542.38万户，以当年全国总人口13.54亿计算，平均每250人就有1个烟草制品零售点，而大多数零售店外墙和橱窗均有卷烟品牌的广告语、海报、条幅等，现行《广告法》中所禁止户外广告的条文已形同虚设。 据内地媒体报导，《广告法》修订已成为两会热议话题。二审草案中，对烟草广告的媒介、形式和场所进行更严格的禁止。同时，“烟草广告退出大众媒体，却占领零售终端”的表述成为焦点。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指出，若允许全国540万烟草制品专卖点做广告，犹如“开闸放水”，青少年将是烟草业终端营销的最大受害者。 中国控烟及其挑战 中国控烟工作所面临的挑战相当严峻。国家卫生部门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受到二手烟影响的非吸烟人士则高达7.4亿。中国是受烟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为全球之冠。每年有约140万人死于吸烟引发的各种相关疾病。 据报导，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全球约43%的香烟产自中国，中国烟草产量超过了全球另外9个烟草生产大国产量的总和。 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确认，吸烟和吸入“二手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因素，也是导致其他多种肿瘤疾病的主要因素。不过根据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的一项研究，多数中国烟民对吸烟和吸入二手烟的真实危害性并不十分清楚。以青少年为例，多项研究均表明，烟草制品常见场所中多带有烟草广告，青少年如经常暴露于这些广告之中，烟草危害健康的相关意识往往会被淡化，并因此而更容易成为吸烟者。此外，近年内地学生吸烟率也呈上升趋势。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研究所调查显示，全国学生始吸平均年龄为10.8岁，北京市为12－13岁，吸烟行为多在初高中发生，且有向更低年龄发展的趋势。 面对严峻的现状，中国政府也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吸烟所带来的各种危害。譬如，工信部、卫计委、外交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八部委联合组成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并曾在2012年12月发布《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其中也明确提出，“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另外，内地不少省市都已颁布在公共场所禁烟的法律法规，但在实际执行上却仍颇为松懈，特别是那些远离主城区的地方乡镇，更是很难切实执行有关禁烟的法规。...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3-04 香港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与物流中心，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已具先天优势，再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少都具有经济发展潜力，香港更应把握投资和商贸机会，为自己创造新机遇。 2015年全国两会于本周召开，“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将成为会议的焦点之一。据内地媒体报道，“一带一路”总体规划有望于本月正式出台，并于今年开始落实。在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2月25日发表的财政报告中亦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将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一带一路”的战略如何成为香港经济新机遇？ 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一带一路”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有望成为内地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因此，香港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与物流中心，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已具先天优势，再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少都具有经济发展潜力，香港更应把握投资和商贸机会，为自己创造新机遇。1.    贸易投资新机遇 香港具国际自由港优势，是连接内地与海外的关键中转站。香港具有完善的贸易和法律制度，具有高效和规范的商贸服务业。因此，香港可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合作，进行互访，加深认识，藉此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贸易联系。 香港也可与这些沿线国家商谈自贸协议，鼓励投资和开拓商机，为香港货品、服务和投资进入相关市场，创造更有利条件。此外，香港也可与内地相关的省市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联合路演，推广经贸合作。2. 法律服务新机遇 香港具有丰富的产业转移经验。香港曾经历由制造业转型至服务业为主导的经验，香港企业也曾经历由香港至内地、内地至东南亚的地理转移。“一带一路”合作的内容之一，是把内地产能向国际化转移。在此方面，香港企业的国际经营经验和产业转移经验，可以为内地需要转型的企业或行业，提供多元化的法律和专业服务。 香港所积累的丰富产业转移历史经验，同样可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内地相关地区或行业转型的参考。3.    金融服务新机遇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已具完善金融体系。香港已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可为内地企业提供境外融资服务。在开拓“一带一路”的金融需求下，香港可为内地企业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其中包括国际市场投资、跨境贸易结算、人民币债券融资、资产和风险管理等服务。 此外，2014年10月，20多个国家在北京签署了备忘录，正式宣布筹备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香港以其在融资和资产管理方面的优势，可在金融服务方面全力支持亚投行的筹建和营运。 结语 “一带一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将为香港和内地市场提供新的经济发展机遇。如能参考即将出台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再结合香港自身的作为国际金融、商贸和航运中心的特点，无论是港府还是港企，甚至是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香港普通人，都有可能找到新的合作空间或发展机会。 同时，香港也能为“走出去”的内地企业、“一带一路”沿路的国家和市场，提供更多元化的金融和法律等专业服务，为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