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子榕 2016-01-12 两岸当局均不再拘泥于头衔，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会面。这不仅满足了台湾多年对“两岸领导人会晤基于对等原则”的期待，也满足了大陆对两岸会谈“必须基于一个中国前提”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马英九与习近平都同意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与头衔会面，表明两岸执政当局事实上相互承认了对方对实际管辖区域的治权，“一国两治”概念变成了现实。 “手握‘九’了，心就‘近’了！”大陆官媒新华社把习近平和马英九的名字巧妙结合，以如此亲切的话语作为标题来报导举世瞩目的“习马会”。这世纪之握，无疑是两岸关系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为中国崛起开辟了新的道路。在台湾岛内，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的消息一经披露，正反两极的声音顿时出现，落差极大。有人说：“太好了，这将是历史新的一个局面！”；也有人说：“这根本是早就预谋好卖台的，马英九为了个人历史定位而牺牲了民众利益……”“习马会”破除陈规 落实“一国两治” 不一样的声音可以反映出民众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关心，倘若“习马会”沦为政党利用群众对立的一个事件，那么这又将会是制造政治口水的理由。1949年后，台湾历经了蒋介石先生、蒋经国先生、李登辉先生、陈水扁先生、马英九先生，迄今共66年，从未有两岸领导人会面之先例。1993年的汪辜会谈、2005年连战先生的破冰之旅，先后开启了两岸友好合作关系的不同阶段，紧接着在马总统任内两岸签署了23项经贸协议。如今，在卸任前7个月，马先生携手习近平主席上演“习马会”，这对两岸关系来说是一个破除陈规的创举！ 国际社会也都对“习马会”给予正面肯定，支持与赞誉有加。美白宫发言人表示，美的根本利益之一是维护台海和平，美国政府欢迎海峡两岸为改善关系所举行的领导人会晤。美国国务院官员在谈到“习马会”时明确表态，稳定、正面的两岸关系已为两岸、美国及区域带来极大好处，美方“鼓励北京和台北当局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持续建设性对话”。《纽约时报》分析称，习马会晤让世界再次领略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的胆识，也看出马英九追求两岸和解的真诚态度。 两岸当局均不再拘泥于头衔，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会面。这不仅满足了台湾多年对“两岸领导人会晤基于对等原则”的期待，也满足了大陆对两岸会谈“必须基于一个中国前提”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马英九与习近平都同意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与头衔会面，表明两岸执政当局事实上相互承认了对方对实际管辖区域的治权，“一国两治”概念变成了现实。 虽然“习马会”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也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但是两位领导人在全球媒体人面前双手紧握，已经宣告两岸自1949年以来的敌对状态，至少在形式上已经结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巧妙借势习近平对新加坡的国事访问来促成习马会晤，无疑促进和巩固了东亚和平，值得大中华儿女、炎黄子孙以正面看待此会的重大意义。 台湾各方反应不一 然而，为何台湾会出现正反两面相差极大的议论呢？台湾政坛为政党、企业、媒体势力主导，各方环环相扣，笔者就从国民党、民进党、企业、媒体四个角度来分析。 一、国民党。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两岸关系跨出了坚实而积极的一步。2008年起，马英九先生一直在努力维持和改善两岸关系，建立互信、增加经贸、开放民间官方交流等。在国民党人看来，“习马会”是非常正面的，也为马英九先生未来的历史定位夯实了基础。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国民党内部先是闻声哗然，而后理解肯定并大力支持。马英九先生在会谈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话是：“未来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我们都是为了下一代的未来做准备。”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出了他对“习马会”后续的“无私”，即使他知道明年总统大选再执政机会渺茫，他也希望政党轮替后，未来两岸关系能和平持续地发展甚至更上层楼，而不会因为换党执政导致两岸关系倒退。马先生的良苦用心得到民众的首肯，这对蓝营在明年总统与立委选举中都有一些加分的效果。 二、民进党。“习马会”前后，绿营将其扣上“黑箱作业”的帽子。民进党与蔡英文女士到底在怕什么？当年李登辉先生、陈水扁先生都开展过秘密外交；9月初蔡英文女士也曾到美国面试。民进党怎么不说这些安排是黑箱作业呢？！这是不是双重标准？是不是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蔡英文一再表示要尊重“九二共识”，维持现状。“习马会”上两岸领导人共同确认，要在“一个中国”与“九二共识”的框架下维系两岸和平发展。倘若蔡英文与民进党真心要承认“九二共识”，维持两岸和平，那么就应该肯定“习马会”，因为双方的会晤是在为未来的执政党处理两岸关系铺路，不论台湾明年是否发生政党轮替。 对照先前所言，目前蔡女士对“习马会”的回应是否属于“自打嘴巴”？民进党炒作“习马会”议题、煽动民众对立的动作令人感到遗憾。民进党各派都应深思熟虑、格局放大、眼光放远；不要自我局限，令整个台湾社会裹足不前，失去提升社会福祉的机会。 三、企业。无论是在台湾或是已在大陆发展事业的台商，几乎一面倒地肯定“习马会”。在经济方面，虽然大陆不断让利给台湾，但有些人心存侥幸吃豆腐的政治心态，导致目前的服贸协议、货贸协议卡关。在国际趋势走向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台湾政治人物还在相互抵制议案，罔顾民生与企业发展，遭到台湾企业界的诟病。90%的台湾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资金和资源有限，需要通过稳定的市场来培育，而经济飞速发展的大陆恰好可以提供支持，让台商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与大陆的庞大市场相结合，所以台湾的企业迫切希望两岸政治关系稳定下来，从而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四、媒体。台湾媒体在统独议题上的报道往往失之偏颇。一直以来，媒体与政治是两相对照的，虽然蓝系与统派媒体属于较正面客观，但一旦涉及统独议题，他们也会将特定消息放大解释。至于绿营媒体，不得不佩服他们以“卖国”、“黑箱操作”、“导弹明明对着台湾还睁眼说瞎”等诸如此类的惊悚字眼吸引眼球的本事。由于媒体影响民众很深，加上现在新媒体盛行，民众得知消息更快但反而更容易断章取义。如果媒体对于任何事件没有是非之分，不做客观报道与评论，那么这种最直接影响民众思维的公器有可能毒害社会。现今台湾已有“媒体治国”之说，倘真如此，台湾的民主就会变成民粹，台湾的民主就会贬值。 如同马英九先生所言，未来无论哪个政党执政，“习马会”都是为了下一代的未来着想。无论双方领导人谈了什么事务，旁观者勿单方面思考。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有利有弊，我们需要求同存异、循序渐进地去加强两岸互助互信以及民间交流。习近平先生说得对，许多台湾人没有到过大陆，他们应该到大陆走走看看。时间在过、趋势在变、文化在进步，但两岸血浓于水的关系，是切不断的！两岸先经后政的交流路径，绝不是空中楼阁，自“习马会”起，它将会有微妙的质的飞跃。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6-01-12 若要打破两岸最大的坚冰，不但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更需要领导人的勇气、智慧与魄力。从台湾方面来说，任何同北京领导人的接触都有可能被在野党与台独分子诬称为“卖台”与“投共”；对大陆领导人来说，在经济实力已高居世界第二的大背景下，如何“屈就”地平等对待台湾领导人，无论在台湾、大陆，还是世界各地，几乎都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两岸双方分别面临的看似不可能克服的障碍，在习近平和马英九的握手谈笑声中，化为乌有。这背后自然有多年来台海两岸领导人的努力，两地团队的密切沟通，更有两岸领导人的大魄力与大智慧，其中尤以大陆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对等的身份同马英九先生会晤，更是让海内外观察家惊叹之余，倍感钦佩。 2015年11月7日下午，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会面。15时许，习近平、马英九相向而行，握手致意。在全世界一百多家媒体的聚光灯下，两岸领导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短短70秒的握手，拉近了海峡两岸相隔66年的距离，冲破了两岸交流在形式上的束缚，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习马会”也将会被证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上的重要一刻。“习马会”的历史意义 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1949年以后的海峡两岸关系。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开启两岸长达30年的敌对隔绝状态。1979年改革开放后，两岸关系从隔绝走向松动、缓和，继而经贸往来与人员交流不断升温。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叶剑英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1984年，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1993年，汪辜会谈达成“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5年至今，发展融合是主流，但台湾海峡从来没有风平浪静过。1995年，大陆方面发表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国台办发表“5·17声明”；2005年，大陆方面发表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全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有力遏制了台独势力的膨胀。 两岸关系虽然一直向松动、缓和与和谐的方向走，尤其是经贸关系与人员往来持续保持上升势头，但横亘在海峡两岸之间最大的症结即身份问题却始终无法碰触，更不用说解决了。多数情况下，两岸领导人只能隔岸喊话，其结果是，除了台独不停制造矛盾甚至对抗外，两岸一度在世界多个地区打响“外交战”，劳民伤财。更有美国专家得意洋洋地声称，“北京通往台北的路需要通过华盛顿”，霸道地炫耀美中台三边关系中美国的主导地位，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 若要打破两岸最大的坚冰，不但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更需要领导人的勇气、智慧与魄力。从台湾方面来说，任何同北京领导人的接触都有可能被在野党与台独分子诬称为“卖台”与“投共”；对大陆领导人来说，在经济实力已高居世界第二的大背景下，如何“屈就”地平等对待台湾领导人，无论在台湾、大陆，还是世界各地，几乎都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两岸双方分别面临的看似不可能克服的障碍，在习近平和马英九的握手谈笑声中，化为乌有。这背后自然有多年来台海两岸领导人的努力，两地团队的密切沟通，更有两岸领导人的大魄力与大智慧，其中尤以大陆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对等的身份同马英九先生会晤，更是让海内外观察家惊叹之余，倍感钦佩。 国内外媒体与学者将“习马会”的主要意义归纳为三方面：首先，它总结了两岸交往的历史经验，共同书写了两岸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两岸领导人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并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次，会晤开辟了两岸良性互动的新空间。对于台湾方面建立两岸热线的呼吁，大陆方面积极回应，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之间有望建立起沟通热线，从而推动两岸高层交往机制化、日常化。第三，会晤在多项议程上达成共识，例如对台湾涉外活动问题，对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议题等等。这些主张不仅有助于提振台湾经济，增进两岸的民心交流，也有助于两岸关系进一步向命运共同体演变。习近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破除陈规 媒体与学界对“习马会”的总结固然到位，但笔者认为，“习马会”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不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也巩固了习近平作为承前启后“中兴领袖”的地位。 无论是从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影响力，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显然不及大陆的十分之一。长期以来，台海两岸虽然从来没有停止过沟通与交流，但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抑或是国际社会，都明显感觉到大陆的强势与台湾的弱势，而这些正好成为两岸进一步提升交流在身份问题上的死结。这个死结不解，台海两岸是很难进一步的，更有甚者，就笔者观察，正因为死结作怪，海峡两岸不但无法“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且在两岸交往、“外交战”上花费巨大，坐视美国等第三方对海峡两岸关系指手画脚，客观上也让台独势力有机可乘，乘势坐大。 从这个方面说，习近平放低身段，同台湾最高领导人“平起平坐”，实在是一步妙棋。当两岸最高领导人双手握在一起的一刹那，两岸都向国际社会发出了1949以来的最强音：台湾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干涉。这短短一个小时的会晤，几乎达到了过去多年努力而无法超越的顶峰。连国外评论人都感叹，大陆看似退一步，其实却是“以退为进”，在历史上跨越了一大步。以“对等”的会晤换来的是在国际社会上对一个中国最强大的捍卫。从这一天开始，台独势力在国际上进一步失去依靠和依据。这一客观结果，恐怕是一直纠结于到底是“你大还是我大”的海峡两岸诸多领导人都始料未及的。 其次，这次会晤对台海两岸的进一步融合和交流起到关键作用。对多年来处于转型阵痛期与大国关系夹缝中生存的台湾来说，“习马会”此时举行更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大陆进一步改革开放，尤其是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会晤，给台湾全面提升自己在台海两岸的地位，发挥台湾的优势提供了契机，也提供了巨大的平台。 台湾虽小，却占有优势，但若台海关系不平静，这优势不但无法发挥，甚至变成负资产。2,000多万人口的台湾，完全可以借助大陆巨大的市场再来一次经济腾飞，而台湾在中外文化、社会治理与政治管治上，可以为大陆输送养料。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完全的和谐关系与政治互信上。过去的事实是，无论是转型中的国民党，还是始终无法很好定位的民进党，都在台湾岛内的政治斗争中渐失自信。这次台湾最高领导人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领袖、也是多次被国际媒体评定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在一起聊天、吃饭、平起平坐，肯定能够给台湾带来自信。这种自信正是当前的台湾所需要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习马会”倍受国际社会关注，已经成为外国政要和专家观察、了解和解读习近平执政理念与方式方法的重要窗口。中外不少专家和众多网友，都曾经多次呼吁两岸最高领导人会晤，但却都能感觉到，从毛、蒋以降，实在没有什么人再有此魄力和胆识达成众人愿望，更何况连当年邓公都没有能够实现同经国先生的会晤。当突然宣布两岸最高领导人会晤时，海峡两岸与国际社会中不少人一时之间回不过神来。这样一个大家一直期盼却看似遥遥无期的事，就被习马两位先生谈笑风生地实现了？这是突如其来的期盼已久。 此事虽然被一些海外媒体戏称为习近平“不按常理出牌”，但也难掩他们对这代中共领导人胆识与智慧的赞赏。习近平这代领导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反腐倡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规模，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大胆推进，在同美欧俄等大国关系以及周边关系上积极进取并取得重要成就，“一带一路”更是中国政府主导的最大的国际合作，成绩明显，加上吸引国际聚光灯的“习马会”，都毫无例外地给国际社会耳目一新的印象。应该说，处于经济发展瓶颈期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需要有魄力、有胆识、有智慧的领导人，而习近平正是以其一系列的“不按常理出牌”动作所展示出的勇气和智慧，让世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12-03 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是选基层民意代表，直接为各小区市民服务。上届区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代表反对阵营的泛民主派，包括公民党、民主党、社民连、人民力量、职工联等遭到挫败。在412个席位的地方选区中，泛民只取得83席；而亲政府的建制派，如民建联、自由党等，则大获全胜，赢得300多个议席，占全部议席的73%。建制派的候选人在小区默默耕耘，凭借长期服务，得到大批市民的支持。 自香港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后，香港政制原地踏步，并进入“后政改”时期。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人士目前都紧锣密鼓地全力为2015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备战。香港区议会的换届选举不仅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一场实力对垒，更为“占中运动”后崛起的新兴政治力量提供了舞台。 区议会的政治能量不容忽视 区议会不像立法会有立法和审批政府开支的权力，所以一直以来都被选民忽视。此前各届区议会的投票率都比立法会选举低。就以上届为例，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只有41%，比同届立法会选举的53%低一成以上。区议会在名义上是地区咨询组织，本身并无法定权力，但一般的地区事务，政府都会先咨询区议会，尊重和采纳区议会的意见。因此，区议会在一些地区事务上，仍有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1,200人的特首选举委员会中，有117人是区议员，占近一成。这117名有权选特首的区议员，由412名民选区议员以全票制互选产生。现任特首梁振英选举所得的689票中就有52票来自区议员的投票。区议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2017年特首选举的提名和当选。区议会除了影响特首选举之外,在立法会功能界别中（超级区议会）亦拥有六席（区议会第一及第二界别）,即占全部70个立法会议席的9%,可随时影响各重大议案的通过。目前，一名区议员的月薪连同开支津贴，每月可动用的资金约50,000港元。各政党如能赢取更多区议会议席，就能争取更多地区资源和活动经费。议员从薪津上缴给所属政党的献捐，也是各泛民政党一项可靠而重要的财政来源。往届区议会选举的特征 总结上届区议会选举经验，学界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首先，反对派主打政策的区选策略失效。泛民主派无论是在立法会还是区议会选举，一向都是打政策牌，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施政失误。沿用这一策略，在上一届选举中泛民在立法会35个地方直选议席和5个超级区议员议席中共取得了21席，占比超过50%；但在412个民选区议会议席中只赢得101席，所占不足四分之一。这说明有部分泛民支持者根本没有在区议会选举中投票，或在投票时转投其他非民主派候选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区议会并无多大影响力，因此选择不投票；又或是对泛民在区议会主打政治或政策议题不感兴趣。泛民主打政策牌的策略可能对立法会选举有利，但却对区议会选举没有多大帮助。 其次，高举普世价值挑战港人利益，只会偏离民众。香港是个发达的商业城市。香港人是务实的，当普世价值与港人公众利益发生矛盾时，大多数港人会选择公众利益优先，比如港人会把民生、经济发展、公共福利等公众利益置于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之上。当泛民高举普世价值等政纲参政时，例如以人权为由替外佣争取居港权，绝大部分市民会表示反对。因此，泛民在上届区议会选举中仍以普世价值为其政纲、偏离香港大多数民众利益的做法，只会遭到选民背弃。 再次，选民较重视社区服务。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是选基层民意代表，直接为各小区市民服务。上届区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代表反对阵营的泛民主派，包括公民党、民主党、社民连、人民力量、职工联等遭到挫败。在412个席位的地方选区中，泛民只取得83席；而亲政府的建制派，如民建联、自由党等，则大获全胜，赢得300多个议席，占全部议席的73%。建制派的候选人在小区默默耕耘，凭借长期服务，得到大批市民的支持。区议会选举前瞻 2013年特区政府提出《201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建议全面取消68个区议会委任议席，但仍会保留由乡事委员会主席出任的27个当然议席。选区选举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11月建议修订109个选区的分界，因此今年区议会选举的议席划分将参照区内的人口变动。同时，政府也会在区议会中增加民选议席。这次区议会选举将重选香港18个区议会里共431个民选议席。同时，这也是特区政府开始取消委任议员后的首届区议会选举。 今年区议会选举会出现一些新趋势。首先，参选人趋年轻化。2015区议会选举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五届区议会选举；同时，也是特区政府开始取消委任议员后的首届区议会选举。据估计，泛民将面临严峻挑战，除要面对建制派的现任议员，还要接受新兴青年团体的挑战。有不少年青人有意组织新政治团体参选，他们都与泛民和建制派议员在不同的选区直接竞争。 其次，雨伞运动促使激进人士上位。雨伞运动释出年轻一代不满特区政府的强烈信息。激进反对派人士很多都获参与雨伞运动的年青人支持。可以预期，主张采用激进方法的反对派人士将可借雨伞运动的群众支持而上位。一些曾参与雨伞运动的大专生在2015年区议会选举中，达到投票年龄，登记成为“首投族”。只要他们的人足够多、力量足够大，极有可能左右泛民的选举部署。 第三，新兴本土派势力抬头。主张“城邦自决”的陈云计划以“香港复兴会”名义，派出本土派人士参与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本土派参选的政策议题包括反水货、反走私、保护学童等。香港复兴会的《本土政纲》提到要建国立邦，建立本土香港，在香港争取民主；将以保卫香港利益、建立本土政党为抗争纲要；民主斗争将与民生政策捆绑并一同争取。如果陈云的香港复兴会成功进入立法会，这将会大大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形势的发展。 最后， 泛民可能遭遇“票债票偿”。特区政府提出并经全国人大认可的政改方案被泛民否决后，香港建制派预期将会实施总动员，全力在区议会选举中打击泛民主派。建制派在地区选举中加强工作，呼吁选民用选票对否决政改的泛民议员采取“票债票偿”。区议会选举向来较为看重地区工作的效果，由于建制派一向以注重地区工作见称，故有可能在争取议席方面仍会占优势，甚至会有所增长。 2011年区议会选举, 亲建制派占据18个区议会的大部分议席,获得大胜，而泛民主派的地区实力颓势已现。随着香港经历国民教育风波、自由行引起的陆港矛盾和“占中运动”等，香港的政治格局将出现重大变化。新一届区议会是一次全港性选举，将反映香港民意的最新变化。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丁元竹 2015-11-26 现行社会制度依然存在诸多短板，除了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明显滞后等状况外，2013年以来，养老金制度改革和创新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各方逐步将其上升为养老金的顶层设计和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当前的问题是，什么是顶层设计？如何深化养老金体制机制改革？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问题本身，看看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理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坚持的的原则以及如何解决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内地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全民参保计划，未来这些群体将有望参与养老保险。未来我国将重点解决1亿多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与养老保险等问题，增加社保征缴面，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计划彰显了中央政府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建议在“十三五”规划中，逐步出台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 现行社会制度依然存在诸多短板，除了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明显滞后等状况外，2013年以来，养老金制度改革和创新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各方逐步将其上升为养老金的顶层设计和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当前的问题是，什么是顶层设计？如何深化养老金体制机制改革？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问题本身，看看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理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坚持的的原则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内地养老保险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碎片化严重，存在包括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养老保险在内的不同类别。社会保障内部的各类保险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积累制的，也是半积累制的，还有其它形式。积累制与个人收入有很大关系，每个人的收入又不尽相同，就自然造成养老金交费和待遇上的差异。 第二是全覆盖的体制机制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待遇水平不高，差异较大。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社会基本养老制度覆盖人口大约2.6亿人，其中有l.9亿为缴费人口，7,000万为领取养老金的人，这就是说，3个人上缴工资的28%来支付1个人的养老金。 第三是养老金存在缺口。中国实行养老保险积累制的职工个人账户并不在职工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基本养老保险收不抵支，部分统筹账户挪用个人账户，出现了职工个人“空账户”的问题。如何加强养老金监管，寻求投资多元途径，包括市场手段，实现养老保险金规模不断扩大和保值增值就成为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关键。总体看来，养老金的维持相对来说比较紧张，这种态势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第四是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养老压力越来越大。中国老龄人口在2013年已超过2亿人，失智失能老年人达到3,750万人。改革养老金体制机制的基本原则 基于以上四个问题，养老金顶层设计和全面改革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原则。 一、继续深化存量改革，就是对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养老金的顶层设计就是在进一步完善增量改革的同时，深化存量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使二者逐步并轨，最后形成统一的养老金制度。当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比较复杂，尤其是公务员，这是一个特殊群体，完全用市场方式来改革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和福利制度，需要认真研究，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不可一刀切。 二、通过创新实现增量改革，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外逐步建立起来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这些保险制度发展不平衡，有的已经比较完善，有的刚刚搭建起制度框架。实现增量改革必须积极应对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诸如老龄化快速来临、抚养压力加大等。在计划外生长起来的市场经济需要创新，如何使叠加的各部分有机结合起来，需要从时间、空间上布局谋篇。 三、以平常心对待养老金改革问题。改革不是中国独有的阶段性现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罗斯福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对美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改革是对传统的福利国家体制的改革。撒切尔、梅杰等实施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率为目标的改革，率先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照顾”转变为“社区照顾”，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拓展了公共服务的内容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改革是各国发展中的常态现象，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养老金体制机制的改革。 四、把老年人的基本权利摆在核心位置。养老金改革的核心是如何确保老年人的基本权利。提供包括养老金在内的基本社会保障是政府的义务，而基本社会保障是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保障，它不仅要覆盖在体制内就业的人员，也要覆盖自雇就业者、兼职人员和没有固定工作的劳动者，确保他们年老时的基本生活。 内地养老金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考虑增量、存量和创新多重叠加的实际情况，实现养老金制度在发展变化中的改革至少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进一步完善基金积累制度，探索现收现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方向。现收现付制度意味着代际之间转移支付。如何让更多的人承担起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对自己的责任将是问题的出发点。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业已创造的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已经出现问题，可以使用的资金数量已经捉襟见肘。美国的经验可以借鉴。美国《社会保障法》把政府对穷人承担的责任进一步制度化，包括：首先，建立由联邦政府掌管的养老金制度，其资金来源是从职工工资总额中征收1%的税收，从1940年开始发放，凡65岁以上退休工人根据个人贡献大小每月得到10至85美元，针对在此之前已经退休的人员，政府提供最高每月15美元的养老金；其次，雇员和雇主分担失业保险，由联邦和州政府合办；再次，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照顾残疾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第二是积极探索各类保险在征缴、发放等方面的统一和协调问题。社会保障内部的各类保险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积累制的，也是半积累制的，还有其它的形式。要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提高各级财政补助标准，确保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国家规定的目标。 第三是继续探索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努力打破双轨制，尤其是打破养老保险领域的“官本位”制度，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两个群体一直游离于缴费义务之外，而退休后替代系数却远远高于其它群体，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改革“养老金”双轨制实际上就是要触动利益格局，让权力部门“割自己的肉”。 第四是加快建设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保险制度和服务体系，尤其要及早考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有几个人群需要给予特别关注。首先是农村人群。需要充分考虑城市和农村需求的差异，差别对待城市养老和农村养老；要着力解决农村80岁以上老人的补贴问题，在此基础上启动农村养老服务。其次是失能人群，按照国际惯例对失能老人分等级管理。再次是高龄人群，要特别关注80岁以上高龄低收入人群，以及失去亲人的老人。我们需要从建立长期护理体系入手，规划和试点护理保险，必要时先动用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11-25 一国两治，体制创新，即“两治共新”模式，不唯上，不唯书，植根于两岸的历史与现状，是对迄今为止两岸统一模式争论的批判性总结。它的基本理念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国统一进程尚未完成的现实，承认大陆方面由于实力原因而被大多数国家视为中国代表这一事实，承认台海两岸已经长期分治的这一历史遗留现象。在此基础上，两岸以大陆治区和台湾治区地位平等谈判，以维护与促进大陆改革开放事业为前提，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实现两岸统一。 虽然中国大陆对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反应极为低调，但这平静的背后恐怕潜藏着真正的凶险。孙子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又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北京不同寻常的克制，反而让追求和平者更加忧虑。  人们不禁要问：台海和平到底有没有希望？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两岸在统一模式上有所创新。笔者以为，不囿于政治学和国际法理论的束缚，不拘泥于政治人物意见的具体细节，从经验主义出发，以“一国两治，体制共新”，即“两治共新”模式来实现两岸统一，不失为良策。  在详细论述这一模式之前，笔者先厘清并简单分析一下政界和学界的其它主要设想。目前，各方提出的主张不下百种。除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之外，较具代表性的还有，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蒋经国的“一国良制”，连战的“民主统一论”，陶百川的“中华共同体”，陈立夫的“文化统一论”，马彬的“中华邦联”，彭明敏的“一中一台”，严家其的“联邦制中国”，陆铿的“中华联邦”等等。如果粗略归类，可以分为“一国两制”、“邦联制”、“联邦制”和“一国一制”四大类别。  一国两制的局限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创造。邓小平不为马克思主义教条所困扰，也不为当时开始流行的西方理论所诱惑，秉持经验主义态度，大胆试验，边摸索边总结。基于同样的哲学态度，邓小平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提出了“一国两制”模式。它结合了单一制与复合制国家权力结构的优点，对港澳而言，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制度安排。大陆收回港澳的成功，是对邓小平远见卓识的最好注脚。  然而，把“一国两制”应用于当前的台海，存在两个非常大的局限性。第一，传统意识形态色彩太浓。“一国两制”中的“制”是着眼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划分。在目前大陆的混合经济体制已成雏形的情况下，这一描述显得落后于现实。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早已突破了邓小平头脑中的意识形态框架。第二，“一国两制”中的“一国”理所当然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而言，有盛气凌人之嫌。从邓小平的角度看，国民党作为其手下败将，能够从“一国两制”中获得诸多优厚待遇，已经是大大受惠于中共之恩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岸谈判中的主体地位根本不容讨论。邓小平是创立新中国的元老，他的这一立场情有可原，问题是台湾对他的“慷慨”决不会心存感激。作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事实上的代表，大陆可以在现行国际法的框架内收回港澳，因为英、葡两国对大陆的这一地位不加质疑。然而，台湾作为中国事实上的一个治区，根本不承认大陆治区对中国的代表权。大陆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地位，使两岸和谈始终无法重新开启。  “一国两制”模式中的经验主义取向是可取的，但其意识形态的分析方式，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体地位的单方面界定，已经成为两岸和谈的障碍。  邦联、联邦与一国一制  邦联制为许多台湾政治家和学者所主张。邦联是多个主权国家的松散联合体。历史上最典型的个案是独立后十余年内的美国。邦联各成员国享有实质性的独立外交与国防权力，拥有不同的宪法或基本法，拥有各自独立的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全权。邦联没有司法终审权和最高立法机关，也没有统一的军队。台湾方面之所以热衷于邦联制，是因为它坚持了所谓两岸对等，促进民主的原则，照顾了台湾一向要求的尊严，也满足了两岸实现民族统一的共同心理。  然而，邦联制不可能被大陆所接受。根据此一安排，台湾成为一个国际法承认的独立国家。它固然维护了两岸和平，促进了双边交流，认同了民族统一，但在现行国际法框架内，几乎是背书了台湾的民族国家身份，使其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联合国。这根本就是分裂中国，笔者坚决反对这一模式。  联邦制为一些身居海外的大陆学人所认同。联邦是由多个无主权地位的政治实体组成的国家。联邦成员拥有各自不同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也可拥有不与联邦宪法相抵触的基本法。联邦则有耸立于各成员立法权之上的共同宪法，拥有最高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拥有司法终审权，也拥有独立的国防与外交权力。联邦成员不可以单方面退出国家。“一国两制”下的台湾，实际上享有的权力远大于一个联邦成员，因为邓小平允许台湾拥有自己的军队，享有司法终审权。  先要实现经济自由  联邦制的安排，一则不会被台湾真正接受，二则会产生溢出效应，使大陆本已存在的西藏和新疆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在竞争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当中，大陆的当务之急是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从整体上迅速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具有足够的中央财力以后，建立一个全国性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为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所以，大陆近期内不可能把中央权力过度让与地方，以免损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在这一问题上，胡鞍钢等学者的看法是正确的。笔者以为，以联邦制实现两岸统一，会妨碍中华民族的复兴，并极有可能导致国家混乱甚至解体，因此不应付诸实施。  “一国一制”为一些国民党人士所倡导。它主张在大陆快速推进民主化以后实现两岸统一。这一设想愿望是好的，但不太符合大陆实情。在自由和民主之间，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民主只是诸多维护政治自由的形式之一。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司法的相对独立，实现对共产党权力的制衡，而不是多党制与普选。只要权力制衡原则得以真正确立，即使共产党一党执政，中国公民的政治自由也会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再者，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仍然是经济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在跨国公司富可敌国的年代，单靠公民个人而不借助国家来实施经济自由，并非是理想的选择。依靠强大的中央权威，以混合经济模式从整体上尽快实现财富增长，然后在适当时间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重行分配，从而普遍提升公民福利，促进公民经济自由，为促进政治自由奠定物质基础，这才是中国的正道。  在资本全球扩张的年代，没有财富的支撑，流于形式的选举政治并不能真正提高整体自由。打个比方，假若给予一个人逛超市的权利而不给他钞票，此人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自由。“一国一制”所能给予的，也就只是这些。  此一模式的出发点是对台海争执本质的考虑。我以为，两岸之争既不是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是一般政治体制之争，归根结底仍然是对权力、利益和荣誉等实际资源的分配之争。任何不能使两岸公平分享这些资源的设想，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合理的选择应该是站在两岸立场中间，以经济人的态度来分割这些实实在在的资源。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这种做法最符合中华民族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相比，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党派利益等都是次要的。  一国两治，体制创新，即“两治共新”模式，不唯上，不唯书，植根于两岸的历史与现状，是对迄今为止两岸统一模式争论的批判性总结。它的基本理念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国统一进程尚未完成的现实，承认大陆方面由于实力原因而被大多数国家视为中国代表这一事实，承认台海两岸已经长期分治的这一历史遗留现象。在此基础上，两岸以大陆治区和台湾治区地位平等谈判，以维护与促进大陆改革开放事业为前提，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实现两岸统一。  “两治共新”模式的内涵  实施这一模式要务必把握几个要点。第一，两岸都应认识到，统一的中国仍处于抽象状态。目前，一个中国并没有完全成为现实，它只是对未来的一种承诺。双方应放弃各自的国号，共同缔造一个新的大中国。大陆不能单方面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地位，因为台湾问题不属于国际法框架。大陆作为中国事实上的代表，可以国家身份与英、葡两国谈判，因为他们承认大陆的国家地位。台湾作为中国内战一方，拒绝接受大陆对中国的代表权。如果要切实推动和谈的话，大陆方面必须面对这一争议，作出必要的让步。大陆要承认自己的治权不及台湾，理解并尊重台湾关于大陆对中国代表权的异议，以宽阔的胸怀看待台湾的执拗。大陆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国共内战历史的包袱，放下“一国两制”的高姿态，应该是可能的。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5-11-24 预计消费率将趋势性上升。“十三五”时期的一个变化涉及经济的需求端。过去十年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贡献大，而消费贡献持续下降，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体制和政策因素导致投资过度，其效率就会降低，不仅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内外部局面，经济增长动能十分疲弱。社会各界对“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分歧较大，悲观者认为，经济增长将延续金融危机以来的下滑局面；乐观者认为，中国仍将实现相对高速增长。因此，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是“十三五”规划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建议，“十三五”规划需要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支点和抓手，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转型，改善民生福利。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比2010年上半年的峰值11.4%大幅下降4.4个百分点。往前看，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根据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简单推算，“十三五”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需要达到6.5%。如果翻番目标以美元计价，考虑到人民币汇率问题，年度增长可能需要更高一点。这是一个底线增长目标，如果低于这个目标，翻番目标将难以实现。如果未来宏观政策做出更加积极的调整，将会提高私人部门的信心，再加上此前宏观政策放松的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可能会得到缓解。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2016年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稳定下来。落实改革可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水平 改革可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率。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使得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82-1985年大幅提高到5成，9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使得TFP的贡献在1991-1994年提高到6成以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TFP的贡献在2002-2007年提高到5成以上，大幅提高了经济增长率。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从此前的10%大幅下行至7%左右。未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深入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十三五”是落实改革的时间窗口，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是改革的两个重点。从迫切的财税改革和政策来看，2012年以来广义政府部门的储蓄持续快速增加是个大问题，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作用比较大，需要尽快着手解决。截至今年9月底，政府机关团体存款接近21万亿元，较2011年底增加10万亿。政府储蓄意味着大量资金闲置，造成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而且还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除了地方政府的“少作为”是个重要原因外，地方政府缺乏财政自主权是个重要原因，它客观上无法将一个项目的沉淀资金用于其它方面的支出，致使当前盘活存量政府储蓄进展缓慢。此外，鉴于中国企业和居民部门的税负较重，建议运用广义政府大量的存款，降低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过高税负。 建议围绕金融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和金融风险管理这三条主线对金融改革做进一步的深化。第一条主线是金融业市场化改革,包括完善利率体系，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交由市场决定，提高资本跨境流动的便利性，降低金融机构国有股权比重和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加大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力度，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第二条主线指向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重点是构建多元业态金融服务体系，包括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以改善小微企业和三农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构建科技金融体系以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等。第三条主线指向金融风险管理，重点是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测和管理，避免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加大民生工程建设，实现以人为本的增长 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应该成为民生工程的重点。首先，土地制度改革尤为关键。土地制度改革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打通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渠道，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其次，另一重要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市场化改革也亟需深化。户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无疑有助于进城农民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长，消除户口带来的就业壁垒也有助于改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逐步建立统一的社保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养老金改革。首先，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全国统筹，建立统一、公平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未来不排除将养老保险上交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可能，这也符合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分财权和事权的需要；其次，为了提高养老金投资的收益，全国社保基金未来可能发挥更大作用，地方类养老金投资的权益类投资比重也可能会大幅提高，这也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最后，鼓励农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提升消费率，促进宏观经济转型 预计消费率将趋势性上升。“十三五”时期的一个变化涉及经济的需求端。过去十年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贡献大，而消费贡献持续下降，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体制和政策因素导致投资过度，其效率就会降低，不仅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我国过去十年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既反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也有居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根据统计局的数字，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居民消费率从47%下降至35.9%，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的占比下降约7.2个百分点，而居民储蓄率上升约11个百分点，根据我们的估算，居民消费率下降有三分之一是受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影响，另外三分之二由储蓄相关的因素导致。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素，压低了中国居民的收入，抬高了居民储蓄率呢？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收入差距拉大等因素外，制度性的因素有很大关系。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不足，造成了政府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挤压了居民的收入。  “十三五”期间，需要提高消费率。首先，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扩大，有利于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其次，降低税负、改善税制，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最后，利率市场化将提高存款利率，提高居民从企业部门获得的利息收入。我们预计，2020年居民消费率会比2014年提高3个百分点，达到40.7%。此外，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消费性支出（特别是科教文卫等公共支出）需要有所增加，即政府消费率要上升。预计政府消费率将总共提升3个百分点，即由2014年的13.5%上升至16.5%。该预测符合国际经验。 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 发展绿色GDP。“十二五”期间将超额完成单位GDP能耗下降16%的指标，但我国能源需求的增长压力依然巨大，煤炭消费量比重仍然偏高，高耗能行业比重也仍然偏高，意味着发展绿色GDP的任务更加紧迫。“十三五”期间需要制定出更加科学的地方政绩考评指标，促进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传统产业去产能。解决产能过剩，除了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淘汰落后产能外，还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将加强部门的合作，包括产业、土地、环保、节能、金融、质量、安全、进出口等部门协调配合，同时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强化事中和事后纵横协管。在财税方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和环境保护税。在土地改革方面，工业用地价格有望提高，一方面弥补商业用地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能抑制工业产能的盲目扩张。此外，在环保治理方面，理顺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完善差别化价格政策，提高产业准入的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上限，倒逼超标产能退出、节能减排达标和自然环境改善。 加大创新投入，促进产业升级。加大创新投入，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我国对科研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2013年中国R&D支出占GDP比重首度突破2%。然而，这样的成绩仍不足以快速拉动经济增长，有必要就当前我国创新工作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针对性措施，让创新工作再次提速。

2015-11-13 12日下午，天大研究院在香港举行主题为“中美关系及国际形势变化趋势”的天大论坛。论坛邀请多方专家、教授，共同探讨大国关系及世界格局走向。 著名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者，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发表主旨演讲。演讲中，阎学通分析了我国目前的经济、政治地位，全球多个区域、多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走向，最后话题引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再遥遥无期”，这个重大历史节点指日可待。“互联网是蛮荒，最强玩家有权制定规则” 阎学通谈到，习主席访美时，两国达成了四十多项“共识”，但并未有成文的协议出现，并且两国在“分歧”问题上也问题一致，即“南海，网络和人权”。微妙的是，在美国看来，“网络问题”居首位，因为网络问题事关能否继续维持其霸主地位。世界各国、个经济体，将来不论经济、科技或是文化、教育等方面，将来战略竞争将集中于网络，甚至核武器的地位都要往后排。 阎学通提到，不论武器、商业还是文化，历史上都有过一统天下的例子，而唯有现代社会的“中枢性”平台互联网，依然是一个蛮荒时代。这意味着，能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就可成为开疆扩土的第一任“霸主”。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购买力，也看到了一个迅速成长中的大国，可以对其他国家、完全不同文化的人所施加的影响。“双十一”被电商从无到有引起购物热潮，而“光棍节”这个概念也逐渐在外国人意识里扎根，“洋学生到了双十一这天也开始觉得应该要过节买东西送礼物了，这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现象。”“世界在向两极发展，世界中心向着东亚转移” 阎学通认为，虽然主流意象是提倡世界多极化发展，但在他看来，世界格局的发展正向两极化、甚至已经实现了区域内两极化发展，中美关系可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 正是因为中国的贸易实力不断提高，美国又想稳住霸主地位，使得很多国家地区选择实行“双轨逆向”策略，即“贸易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随着中国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发展迅速势不可挡。加之近几年的留学热点从欧洲转向东亚，这使得东亚正逐渐成为世界中心。 中国在成长起来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国际责任，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际上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外交上结交更多战略伙伴。以当前局势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指日可待。 天大研究院于2005年由天大集团创始人方文权在香港创立，是一家公益性战略研究智库，依托香港国际化优势，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构建起了一个独特的研究平台。 原文载于亚太日报网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庆成 2015-10-26 港大学生关注学校发展本是出于良好愿望，可惜以武力和胁迫的方法冲击会议，触到了香港社会和法律的底线。“以武制暴”的观点若在社会获得认同，将对社会带来两方面的危害。 香港大学副校长委任风波近来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有港大学生甚至在校务委员会开会期间强行冲击会场，导致一片混乱。正当社会人士纷纷谴责学生的行为之际，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竟然“理直气壮”地解释他们的行为是要“以武制暴”即“以武力制止制度暴力”，有关言辞随即引起舆论大哗。 “以武制暴”论述的源起 有“示威之都”之称的香港，平均每年有多达7,000次大小规模的游行示威，它们绝大部分都守法、和平地进行。然而，近年香港社会泛政治化，示威者和警察的矛盾增加，一些示威游行经常发生争拗或推撞，令香港法治遭到破坏。港大学生会公然提出所谓的“以武制暴”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背景。 第四波民主化影响。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后，新一波追求民主的浪潮陆续席卷全球各地。过去几年，类似“占领行动”的公民抗命行为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过。远至早年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近至台湾去年的学生占领立法院及今年反对新课纲等一连串政治抗议运动，采取的都是类似的手段。以台湾为例，当地多所高级中学的学生在今年5月抗议新高中课纲，冲击及包围教育部，要求与教育部长公开对话，就曾成功迫使当局作出一定让步。 近年港、台社会运动大有互相推动之势，台湾学生激进的抗争手段也像雪球般越滚越大，很快传到香港。部分港大学生质疑校委会受外部势力影响，有样学样，爆发激烈的学生抗争，带头冲入会议室指骂校委。可以说，反课纲运动与港大生强行冲击会场一脉相承，皆在“抗争有理、违法无罪”的观念下，走上暴力冲击之路。 大型社会运动后的必然结果。历史显示，重大的社会运动过后，必然会大大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譬如，1968年5月，当年的欧洲经济并不差，但一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突然吞噬法国。它不仅在极短时间内席卷法国的各所大学，而且迅速扩大到工人阶级，引发全国性大罢工，之后更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有如潘多拉的魔盒突然被打开。 这一场“五月风暴”平息之后，虽无法令保守、僵化的戴高乐政权即时下台，不过却极大地改变了西方思想界的发展格局。左派学生开始分化：一派走上绝望、悲观、迷惘、彷徨的道路，一派则主张以毛泽东思想指导暴力革命。 香港目前的情况与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上一直有股不满的怨气存在。“占中”活动发起人一宣布启动行动，大批年轻学生随即呼应。“占领运动”结束后，香港社会恢复正常，但“占中”对于很多香港年轻人来说，却影响深远，深深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以武制暴”的论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占中”的后遗症。港大学生冲击会场，也是“占中”后遗症的表现。去年“占中”过程中上演的一幕幕暴力事件如冲撞、占领、帐篷挡路等，误导了一批青年学生，令其认为追求民主自由可以置法律约束于不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越激进越容易引人关注。 “不尊重法律”的缺口一旦出现，即意味着法治之窗遭到破坏，仿效者群起，变本加厉，有恃无恐。如5月浸会大学遴选校长，当时就有学生冲进校董休息室抗争，企图以粗暴的方式阻延任命。当前的港大事件就是同类事件的“加强版”。“以武制暴”观点的危害性 港大学生关注学校发展本是出于良好愿望，可惜以武力和胁迫的方法冲击会议，触到了香港社会和法律的底线。“以武制暴”的观点若在社会获得认同，将对社会带来两方面的危害。 变相鼓励年轻人以“暴力”手段解决纠纷，破坏法治。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声称，学生在校务委员会没有决定性影响，而且校委会的决定不合理，所以学生进入会场亲自表达意见。按此逻辑，政改架构不符自己的意愿，就可以占领道路；财政预算案没有派钱，就可以持续拉布；一个心仪的人选没有当上副校长，就可以占领会议室。说到底，“以武制暴”的逻辑根本就是颠倒是非黑白。 不过，自去年“占领运动”后，冲击文化在不少港人尤其是年轻一辈中已蔓延滋长，“以武制暴”观点已植根于一些学生的脑海中，他们也因此屡次以武力挑战权威。长此下去，这种歪风难免会蚕食法治。香港是法治社会，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以武制暴”若持续蔓延，最终只会令整个香港社会蒙受损失。 出现少数人的暴政。自“占领运动”以来，“立场先行、不问是非”的非理性思维一直在社会上很受欢迎，香港社会的价值观日趋畸型。港大学生这种“以武制暴”想法的一个致命问题是：只要制度不顺眼，就可以将示威升级、用武力去破坏，他们自己才是评价制度好坏的标准。这就带来了少数人暴政的问题，并不符合民主多元化的精神。 相关建议 及时处理副校长委任一事。在“占中”爆发之前，港大校方原本属意陈文敏担任副校长（学术人力资源）。“占中”爆发后，因陈本人与运动关系密切，行为过于“政治化”，已非最合适的人选，如果最终落实任命，恐怕会对港大自身运作产生不良影响。不过，港大校委会拖延多个月仍未决定副校长人选，某程度上而言也是违背常理，说不过去。 就此，以下两个方案可供港大校方考虑。第一个方案是，这次遴选副校长，有很多不同政治势力试图影响结果，事件因此而政治化，若不委任陈文敏出任副校长，日后恐怕会引起更大风波。因此，校方不如索性取消副校长（学术人力资源）一职，一拍两散。 第二个方案是，港大除了涉及事件的“副校长（学术人力资源）”职位外，现时已有六个副校长及代首席副校长，分管行政、教学及拓展等事务。港大校方不妨委任陈文敏为副校长，但同时也虚化其职务，把一些重要工作分工给其他副校长，从而减少委任带来的负面效应。 加强犯法成本的宣传。暴力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应当依法从严处理。香港警方在去年的“占领运动”中拘捕了不少人，但据统计，迄今已经提出的检控、上庭个案，大部分都被法院判处罪名不成立，或者轻判了事。当然，也有少数人被判有罪，有些人甚至要入狱，然而，由于时隔太久，很多激进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些案件，不少激进人士仍然相信公民抗命的法律代价不高，决意“以武制暴”。 针对这个现象，当局有必要加强宣传公民抗命犯法的成本。客观、中立的媒体特别是网媒等可以把以往被判有罪的公民抗命个案整理并罗列出来，加强有关违法行为必遭严惩的讯息。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够重树法治的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