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6-02-19 综合起来看，供给侧改革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但对部分行业的增长影响可能较大。中期来看，供给可以促进需求，明确有力的供给端改革有利于中长期的消费和投资增长，提升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降低制度成本、消减无效率产业，不仅可以提高宏观增长的效率，而且对有效率的行业，甚至成功消减产能的行业，将带来正面影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方供给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当时西方国家出现滞胀，意味着凯恩斯总需求管理理论的暂时失效。它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主张减少税收，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供给的增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降低人们劳动积极性的社会福利支出；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让市场自动调节经济。与西方国家当时滞胀时期相比，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供给端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同之处在于需求端，即经济增长较长时期低于潜在增长的问题，表现为通缩/低通胀。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借鉴滞胀时期供给侧改革的经验，在税收、金融、土地、国有企业、经济管制、价格干预、创新环境、过剩产能、社会保障等方面积极推行改革；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需求端的管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国供给侧改革的三大抓手中国当前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增加要素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生产要素从无效率的行业配置到有效率的行业，主要有三大抓手，分别是化解产能过剩、减税和城镇化。具体而言，化解产能过剩是要加快产能过剩行业（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兼并重组，涉及的政策包括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重在做好职工安置工作。减税是指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具体政策措施包括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继续推进增值税改革，简化税制，未来可将目前的17%、13%、11%、6%和3%五档税率简并为两至三档，特别是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精简归并“五险一金”等。城镇化则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有关政策措施包括推进人口、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保体系改革，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土地改革，主要是对农村土地进行改革，从而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劳动力的流转；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有效化解房地产库存。供给侧改革的影响1、对短期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大理论上，供给端改革在短期内压制通胀、提升实际利率，不利于总需求，但不同的供给侧改革政策要具体分析，其对增长的影响不同。长期看，如果供给端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则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增长。首先，化解过剩产能就是化解无效的资本存量，不利于短期增长。以2014年钢铁等五大产能过剩行业为例，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3.9%；2015年占比有所下降，截至三季度降到3.3%。假设今后3年每年消减产能的10%，如果考虑淘汰过剩产能对经济的动态影响，即再加上其对相关行业的拉动作用，预测每年将降低GDP增速0.6~0.7个百分点。其次，减税能够提高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率，增加私人投资；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带来更多消费，因此有利于短期增长。鉴于减税导致财政收入下降，如果将2016年赤字率从2015年占GDP的2.3%提高到3.0%左右，假设赤字的扩大全部用于减税，结合测算的税收乘数为0.56，减税可以带动GDP上升0.4%。城镇化同时增加总供给和总需求，对短期增长的影响较难测算。一方面，城镇化建设要求进行人口、户籍改革，可以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提高人口素质，增加劳动力供给；城镇化建设还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劳动力的流转。另一方面，城镇化主要将带来交通网络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源供水等资源建设以及通信娱乐类服务设施建设等四个领域的基建投资机会，提高投资需求；土地改革还可以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通过新增城镇人口拉动地产需求和消费，增加总需求。综合起来看，供给侧改革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但对部分行业的增长影响可能较大。中期来看，供给可以促进需求，明确有力的供给端改革有利于中长期的消费和投资增长，提升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降低制度成本、消减无效率产业，不仅可以提高宏观增长的效率，而且对有效率的行业，甚至成功消减产能的行业，将带来正面影响。2、对就业的影响不明显总的来说，供给侧改革对就业的影响不大。一方面，2013年五大产能过剩行业就业人员仅占城镇就业的2.8%。如果今后3年每年消减产能的10%，失业人员仅占城镇就业的0.28%。再加上政府会为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生活保障等进行托底，淘汰过剩产能对就业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城镇化会带来大量的基建投资需求，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也能有效缓解淘汰过剩产能带来的失业问题。3、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处于可控范围供给侧改革或将提高信用风险。由于五大产能过剩行业的负债率高于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这些行业内企业的兼并重组，势必要打破隐形担保和“刚性兑付”，引发信用事件，提高银行坏账率。保守线性推测，如果每年消减10%的过剩产能将引发同等比例的债务违约，每年将最多产生9,450亿元的坏账。银行坏账率处于可控范围内。目前银行业的资产质量问题远比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时期（1998~2002年）可控。大部分研究估算的不良贷款率在5~10%之间，即需要清理的不良贷款大约相当于如今GDP的7~14%，远远低于90年代末的规模（当时不良贷款率为20~30%，大致相当于1997年GDP的四分之一左右）。考虑到目前企业整体盈亏状况胜于当年，本轮潜在的不良贷款形成率可能远不及当年。此外，当前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7.5%（对比1997年时的13%），贷存比只有66%（1997年为91%），以及整体核心资本充足率在10%以上，这些条件都有助于对抗不良资产造成的冲击。长远来看，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对信用风险进行市场化定价，引导资金从无效率行业流向有效率行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政策应对除了上文提及的供给侧改革的三大抓手外，中国供给端的改革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第一、坚持推进国企改革。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中国公司经营效率，降低金融系统风险，增强中国中长期经济活力。通过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化解过剩产能。第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价格干预。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项目，放开公用产品、能源、电信业等价格干预和准入管制，鼓励私人资本在相关领域进行投资。第三、加快土地改革。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市场化改革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转；调整政府征地行为，减弱土地财政依赖，降低宏观经济波动，控制金融风险。第四、改善创新环境。创新效率的提高高度依赖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促进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要通过放开二胎增加年轻人数量，更应通过提高教育水平等提升人口质量；促进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不仅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科学研究的支持等与创新直接相关的体制性建设，还包括自由、开放的社会，包容性制度环境，以及对个人价值的尊重等非经济性内容。第五、推进金融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可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这既要求实行股票注册制、提升直接融资比例，也要求推进利率、汇率等的市场化改革，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第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滞胀时期美、英等国的高社会福利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不足；美、英等国的改革经验表明，降税可能扩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因此，提高社会保障能力，一方面可以促进居民消费，扩大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供给端改革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然而，在进行供给端改革的同时，还应进行需求端政策的有效管理。如上文分析，中国经济低增长既有供给端的问题，也有周期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同时还应根据凯恩斯理论，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总需求。鉴于目前名义利率已处于历史低点，但由于CPI水平较低，且PPI持续为负，导致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货币政策仍应继续保持宽松，积极引导实际利率下行。受名义利率必须在零以上的约束，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和作用有限，因此，应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稳增长方面的更大作用，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在发行政府债券的同时还应注重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6-01-18 在求同存异方面，“一中同表”让两岸在对各自政治符号系统的认同之上，进一步建构两岸共同的“一个中国认同”；在化异求同方面，“共享一中”则是将两岸过去最为敏感的“国家主权代表权”之争化解，进而由两岸人民共享“一个中国主权”。 以当前两岸情势与台湾政局的现实而言，现阶段两岸人民心灵的差距已成为阻碍两岸进一步深化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对此两岸领导人均有深刻认识。习近平在2014年指出“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而马英九则在2008年表示“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 过去和当前大部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看法，大致可以分别用“穷亲戚”与“富朋友”来表示。在进入21世纪以前，两岸经济发展的落差十分明显，不过尽管两岸之间因内战与冷战而分离对峙，当时台湾人民认为两岸之间只是兄弟阋墙，说到底彼此仍是兄弟与“亲戚”。当时的台湾人普遍将大陆同胞视为“穷亲戚”。 随着大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台湾经济发展则由于绿营以意识形态“政治锁岛”而停滞不前，绝大部分的台湾人已感受到大陆经济实力的大幅提高，便形成大陆“富”起来、甚至比台湾更“富”的感受。尽管许多人已经不把大陆视为敌人，但却只把大陆视为“朋友”而非亲戚或家人。当前大部分台湾人将大陆视为“富朋友”。 两岸大家庭将来实现破镜重圆，必然需要大多数台湾人民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并支持统一，才能为两岸兄弟和解、重建家庭奠定民意基础。从这个意义而论，习近平所提出的“两岸一家亲”与“两岸人民心灵契合”，是从政策语言上试图拉近两岸兄弟人民之间的心灵距离，增进台湾人民对身为中国人的认同。具体到如何重新拉近两岸人民的心灵距离，两岸政治家有必要对此展开新的顶层理论与机制设计。“一中各表”的危害性与“一中内涵”清晰化 “九二共识”曾经在推动两岸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上，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以其创造性模糊的智慧暂且搁置两岸对“一中内涵”的分歧，从而为两岸打开事务性谈判的僵局。然而，两岸和平发展至今，随着经贸合作与各种事务性协作不断深化，两岸必然将“由经到政”，不可能永远“只经不政”，“九二共识”作为曾经的两岸互信基石与助推器，在国民党“一中各表”的立场下显然已动力不足。 国民党的“一中各表”是对“九二共识”的片面解读，其重在“各表”而非“一中”，并不完全符合当年两岸谈判“创造性模糊”的智慧，以及两岸共同捍卫“一中”的民族共识。当国民党在岛内不断重复“一中各表”配合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等政策时，其实质上便成为了“两个中国”的“独台”口号。另一方面，“一中各表”的主张也为民进党所利用，顺此论述之势为其“台独党纲”解套，反守为攻，要求在“各表”的基础上明确接受中华民国将其主权限缩到台澎金马，从而实现“法理独台”的状态。“一中各表”的局限性与危害性可以总结概括为“无力实践、不利台北、不容北京、没有互信”。 在未来进一步深化两岸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不论“一中原则”或是“一中框架”，已经到了需要对“一中内涵”进行更加清晰解读与阐释的时候。唯有使“一中内涵”被更多台湾民众与政治人物认同接受，两岸才能在“一中框架”下凝聚更多共识，推进更深层次的政治谈判。 “一中内涵”可以分为“国家一中”与“主权一中”，“政府一中”与“政权一中”，“民族一中”、“文化一中”与“历史一中”等三组不同范畴的概念。“国家一中”是指世界上从古至今只有一个“中国”这个国家，“主权一中”则是指在主权层次上不容分裂的一中；“政府一中”与“政权一中”则是指代表“中国”这个国家的政府与政权只有一个；“民族一中”是指两岸均属于中华民族，“文化一中”是指两岸均继承中华文化，“历史一中”是指两岸在历史上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 以上七种“一中概念”，“政府一中”与“政权一中”是对“主权一中”代表性的争夺，使得两岸面对此问题时只能“背对背”，而难以“背靠背”与“肩并肩”，此两种概念并不适合凝聚两岸的共识交集。“民族一中”与“文化一中”的概念可以凝聚两岸民众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但若只提“民族一中”与“文化一中”，而不提“国家一中”与“主权一中”，仍有流于“两个中国”之嫌。深化两岸人民心灵契合的顶层理论与机制设计，关键在于对“国家一中”如何诠释，能够让两岸民众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 对作为政府层面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作为国家层面的“中国”进行概念上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不仅适用于学理研究，同时也有必要使两岸民众对此有所认识。唯有引导两岸民众正确区分“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才能在两岸民众各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的“政府认同”之上，建构两岸对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一中同表”与“共享一中” 笔者倡议“一中同表”与“共享一中”。在求同存异方面，“一中同表”让两岸在对各自政治符号系统的认同之上，进一步建构两岸共同的“一个中国认同”；在化异求同方面，“共享一中”则是将两岸过去最为敏感的“国家主权代表权”之争化解，进而由两岸人民共享“一个中国主权”。 “一中同表”之“一中”是指国家层次上的一个“中国”，“同表”是指两岸共同表述与共同代表。“一中同表”可以淡化两岸对各自政治符号的坚持，强化两岸双方对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共同表述，是一个具有两岸最大公约数的两岸政治关系定位模式。“一中同表”能使“一中内涵”明晰化，使两岸民众认知并区分“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而建构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形成一体化理论所说的“忠诚转移”。其中，这个“中国”首先是“国家”层面而非“政府”层面上的中国，其次才同时是民族、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如果说“一中同表”是指“国家一中”，那么“共享一中”便是指“主权一中”，或者说一个中国的主权是由两岸人民共享。当代主权理论早已经历了君主主权、议会主权与人民主权三个阶段的演变，主权已经是由国家的全体人民所拥有，“人民是主权的所有者，是主权的本源主体”。因此，同为中国人民的台湾人民自当也是中国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这是祖先留给两岸人民的共同遗产，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从台湾人民手中剥夺同等享有中国国家主权以及国家复兴的权利。“共享一中”让台湾民众重新找回作为中国人的民族尊严、荣耀与实利，重新建构台湾人民的中国认同，这是一个进一步深化、合情合理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 就具体措施而言，建议两岸推动以下工作：一是通过“跨两岸机制平台”开展两岸共同治理，搭建开放性机制与平台，让两岸的社会力量能共同参与两岸治理；二是在“一中同表”与“共享一中”的核心精神之下，根据不同具体情况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问题，让台湾人民享有与大陆人民在国际上相同的大国尊严；三是通过“双向国民化”进程，使台湾同胞在大陆享受国民化待遇，使大陆同胞在台湾享受国民化待遇，让两岸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两岸共享一中的实利与便利；四是在“一中同表”的两岸政治关系定位以及“共享一中”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基础上，两岸尽快协商签订和平协议，终止内战状态，为两岸人民开万世之太平。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6-01-12 “习马会”在国民党危急存亡之秋举行，目的就是清楚告诉台湾民众，在两岸关系上，国民党仍旧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是重要的两岸沟通渠道。“习马会”为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舞台留了一个活口，亦为“一国两制”进行铺垫。 两岸分隔66年后，习近平主席与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先生在新加坡历史性会面，开创了两岸和平发展新的一页。“习马会”虽然与台湾的总统选举无关，但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国民党政府的任何举动都会被解读为选举操作。综合分析台湾现时各项民调，台湾变天，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将会是快要发生的事实，而台湾经历三次政党轮替之后，社会总体平静，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这表明台湾民众已经习惯了政治更迭的环境。牵制美国与台独 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正值国民党积弱多时而本土新生代的政治力量加速扩展。民进党是次执政有可能长达4届16年。大陆必须预设在没有国民党的台湾如何在岛内牵制台独势力，如何不让美国借着台湾问题，进一步“重返亚洲”，还有如何约束大陆民众的“泛爱国主义”，以免造成台湾同胞的反弹。这正是“习马会”的重要意义所在。 从习近平主席的 6 点期望和马英九先生的 5 点主张来看，是次“习马会”应该不会对明年台湾地区的总统选举带来负面影响，却也不可能为国民党带来任何加分因素。我们从去年11月29日台湾首次“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得知，自去年选举之后，台湾其实已经提早变天。国民党只剩下 6 个县市可以继续执政，六都之中，更只能以两万多票之差保住新北市，亦因“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的负面文宣而丢了政权，造成现在台湾北部“万绿丛中一点蓝”的困局。在国民党的传统大票仓台北市，国民党不但丢了政权，更是自有选举以来，首次将 12 个小分区全部输掉，在民心思变的情况下国民党出现毁灭性惨败。据“得台北者得天下”的选举验证得知，国民党在明年的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中，极有可能面对“双输”局面。既然败局已成，以为“习马会”能够大大影响明年台湾地区的选举则显然属于误判。 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唾弃，变相说明了今日的台湾是可以没有国民党的。可是，对大陆来说，为了两岸和平发展，“新敌人，始终不如老对手”。 再者，一国两制在港推行18年来，问题烦多，政策制定混乱，权力得不到效约束；对台湾已难有参考价值，在政坛已成了“不能说的话题”。若然国民党被台湾民众唾弃，一国两制在台湾的立法院便永远没有提案的机会。所以，“习马会”在国民党危急存亡之秋举行，目的就是清楚告诉台湾民众，在两岸关系上，国民党仍旧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是重要的两岸沟通渠道。“习马会”为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舞台留了一个活口，亦为“一国两制”进行铺垫。民进党处在十字路口 同时，是次会面令民进党无论在“中国论述”或是两岸关系上都变得被动。选举之道，在于“执政为守，在野为攻”。 两岸关系在台湾变天之后的两年内，肯定好不到哪里，经济互动也不可能有增长。不然，国民党便会完全被取代，永无翻身之日，而民进党若然无法维持两岸之间的良性互动，台湾民众的矛头便会指向民进党。民进党正是因为看到这一不利情况，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才迅速表示：“不排除与习近平会面”。 这个迫于无奈的表述，将令民进党陷入进退维谷之境。民进党的台独纲领，将会令“习蔡会”永远无法发生，即两岸的良性互动在明年1月之后便会告终。大陆透过马英九先生，让台湾民众知道大陆的飞弹不是对准台湾，而是对准台独的。 如果“蔡英文修正主义”令民进党“暂时”把台独纲领束之高阁，大陆又可以借势统战浅绿民进党人，令民进党变成另一个国民党，为民进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做好互动的准备。民进党中不少经济学者非常清楚，台湾弱不禁风的经济若失去了大陆这个市场，便只会坐困愁城，回到陈水扁年代的困局，并且只会更加被边缘化。 为解决当前难题，民进党必须与大陆当局保持一种互动关系，并要让台湾民众知道，这种关系畅通可行，而不是民进党一厢情愿的。在这个客观事实支撑之下，当台湾经济不景气加剧及蔡英文主动提出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时，大陆当局便可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要求先行与台湾政府签定另一项新共识作为会面条件。要知道“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不过在时间上，台湾地区直至1996年才出现首位民选总统。在台独分子的眼中，“九二共识”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共识，而非具民意授权的台湾政府与大陆之间的共识。这个缺口在面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上，早晚也得解决，使台独分子语塞。 启动“两岸和平协议”磋商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6-01-12 “习马会”成功为两岸和平发展搭桥，但是由于两岸长期的政治分歧使得两岸政府之间仍有许多顾忌，互信基础仍然薄弱，需要小心呵护。 台湾海峡两岸领导人历史性的会面于2015年11月7日晚间圆满落幕。此次“习马会”让两岸领导人直接会面对话，当然是一大突破，有其历史性的意义。美国及欧盟等对此多持正面态度，认为有助于台海局势的稳定。作为多元社会的台湾，各方对于两岸未来走向看法向来不同，有统派、有独派、有维持现状派。“习马会”的召开，无疑给统派带来相当大的鼓舞，却对绿营造成巨大冲击。民进党承受巨大压力 独派人士对“习马会”气急败坏地大加挞伐，而逐渐走向维持现状的最大反对党――民进党，则针对马英九把“九二共识”界定为“两岸在1992年11月就‘一中原则’达成的共识”、还漏掉“一中各表”，使得“九二共识”原有的创造性模糊空间被消灭的结果，齐声痛批马英九不但让“九二共识”成为限制台湾未来的框架，更严重的是，连各自表述“一中”的中华民国都消失了，认为此举将冲击现行民主的宪政体制，也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于“两岸同属一中”的印象，并认为“习马会”是习近平为了化解国内、国外与对台政策压力的战略工具，马英九只是习近平要将两岸关系“内政化”的一颗棋子罢了。 一直以来，对于两岸如何维持现况，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主席始终保持模糊空间，不想重蹈2008年总统大选覆辙，如今也被迫首次提出她的两岸主张：维持台湾人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两岸交流必须符合“对等尊严”、“公开透明”及“不涉及政治前提”的三个原则，并再次强调身为台湾领导人应该要捍卫而非限缩台湾人的选择权利。蔡英文表示，两岸关系对台湾来说是重大事务，处理过程必须确保民主社会中的台湾人能充分理解与参与。此项声明也点出北京未来谈判对手与现任马英九的不同之处，北京想要拉近与台湾的关系，就需要有新的思维与做法。 此次“习马会”虽然没有发布任何文件、签订任何协议，但是所设下的“一个中国”框架，已经给下一任台湾领导人带来压力，不过由于美国对台长期友善的立场，使得台湾不是只有被迫向北京靠拢这一个选项。民进党为有效反制“习马会”对台湾主权与利益带来的重大伤害，除了企图用选票来强化新政府的民意授权与人民未来的自由选择权之外，也会透过外交与国际传播争取美国、日本等国支持，避免“习马会”改变台海现状的可能性。 据台湾多家民调显示，“习马会”对马总统个人声望确实有加分，但是政治上的外溢效应却无法回馈给朱立伦，以致仍难以逆转国民党落后的选情。以目前形势来看，民进党蔡英文主席赢得大选的几率仍然相当高，原因在于台湾民众对马英九的施政普遍失望。只是若民进党不能对“一中原则”做出善意回应，以目前台湾出口贸易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而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如力推新南向政策）需要时间与机遇的现实，蔡主席将面对来自北京方面更严峻的挑战。当前北京领导人手中握有相当多的筹码，可以轻易对蔡英文主席施压（如强调两岸要有政治互信才有稳定的两岸经贸关系）。 “习马会”锁定两岸和平发展之路 持平而论，两岸关系维持稳定对台湾长远发展是有利的。台湾的未来，在于巩固与落实自由民主，因此，一向以台湾人民为主体及利益考虑的民进党蔡英文主席，一旦当选领导人之后，应该还是会坚持台湾主权独立原则，并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及维持现状政策下，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与交流。届时，就看大陆习近平主席如何接招。 对于“习马会”的结果，目前民调大幅领先的民进党，尽管愤怒，但是基于胜选考虑并未对政府发动大规模街头抗争，暂时克制情绪、踩稳自己的步伐与节奏，以赢得明年大选与立法院过半席次为首要目标。民进党不对“习马会”作过度的批判，而是利用台联、时代力量、基进侧翼等独派团体作为重炮手，来争取特定选民的支持。 根据“习马会”后岛内民调显示，有43.1%受访民众认为“习马会”有助于两岸和平，更有高达58.6%支持两岸领导人常态会面制度。尽管多数台湾民众支持与大陆维持良好关系，但并不支持两岸统一，也认为台湾前途应该维持开放，人民有权决定台湾未来，不愿接受预设统一结论的“一中原则”。为此，民进党与台联等在野党阵营反对马英九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拒绝立法院为“习马会”背书。 两岸关系始终是蔡主席的罩门之一，如何以治理国家的高度，理性处理北京因素和两岸问题，恐怕是蔡英文需要面对的最后一里路。明年初的大选结果，或许可以视为台湾人民对“习马会”观感的一种表态。“习马会”有助台湾摆脱经济泥淖 在马英九担任台湾领导人的这些年，两岸交流互动热络，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但是双边互信基础仍然相当薄弱。台湾受到中国经济成长放缓影响，出口已经连续9个月衰退，今年GDP保1都有困难。此前媒体大篇幅报导中国紫光集团在中国政府资金扶植下，积极拓展半导体上下游供应链的消息。紫光除在大陆合并IC设计厂展讯、锐迪科之外，也入主台湾第三大、全球第五大封测厂力成科技，并积极展开对台湾人才和公司的挖角行动。台湾的红色供应链已然成形，将对台湾半导体产业链产生极关键的影响，让民众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经济威胁感到忧心忡忡。台湾稻米成功推销到日本市场，台人感到与有荣焉，但是对于阿里巴巴旗下天猫国际插旗岛内稻米，却出现诸多质疑声浪，担心会进一步受到中国掌控。 近年来，台湾出口持续衰退的主要原因，除了国际经济大环境不佳的影响，台湾产业竞争力的衰退以及经贸边缘化的隐忧更是关键。在全球进入双边FTA（自由贸易协议）与多边区域经贸组织的时代，台湾明显被排除在外，无论是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还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台湾均未能参加。台湾对外洽签的FTA只有8国，贸易额只占总贸易额的9.69%，质与量远远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南韩（对外洽签FTA有49国，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38.69%），让台湾政府产生时间迫切感，表明了加入TPP第二轮谈判的强烈意愿。 然而，诚如台湾学者所言，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大陆对台湾对外洽签FTA（美国除外）存在重要影响，因此台湾政府除了积极重建经济实力、分散市场风险外，如何透过两岸领导人会面沟通来化解歧见和争端，避免两岸关系地动山摇，继续朝两岸和平之路前进并藉此拓展台湾国际经贸空间，这将是台湾未来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毕竟经贸是台湾赖以生存发展的命脉。 此次“习马会”或有助于扩大台湾参与亚太地区经济整合潮流，而中国领导人也可以善用“一带一路”、“亚投行”、“两岸货贸协议”、“陆客中转”等来协助台湾摆脱经济泥淖，提升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好感度，让“两岸一家亲”的好梦早日实现。 “习马会”成功为两岸和平发展搭桥，但是由于两岸长期的政治分歧使得两岸政府之间仍有许多顾忌，互信基础仍然薄弱，需要小心呵护。至于这座桥是稳固还是会塌陷，则考验两岸领导人的智慧与台湾人民的抉择。两岸应该藉此良机及氛围，积极合作，共同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共创双赢局面。“习马会”的后续发展及影响，值得两岸人民持续关注并祝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子榕 2016-01-12 两岸当局均不再拘泥于头衔，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会面。这不仅满足了台湾多年对“两岸领导人会晤基于对等原则”的期待，也满足了大陆对两岸会谈“必须基于一个中国前提”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马英九与习近平都同意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与头衔会面，表明两岸执政当局事实上相互承认了对方对实际管辖区域的治权，“一国两治”概念变成了现实。 “手握‘九’了，心就‘近’了！”大陆官媒新华社把习近平和马英九的名字巧妙结合，以如此亲切的话语作为标题来报导举世瞩目的“习马会”。这世纪之握，无疑是两岸关系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为中国崛起开辟了新的道路。在台湾岛内，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的消息一经披露，正反两极的声音顿时出现，落差极大。有人说：“太好了，这将是历史新的一个局面！”；也有人说：“这根本是早就预谋好卖台的，马英九为了个人历史定位而牺牲了民众利益……”“习马会”破除陈规 落实“一国两治” 不一样的声音可以反映出民众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关心，倘若“习马会”沦为政党利用群众对立的一个事件，那么这又将会是制造政治口水的理由。1949年后，台湾历经了蒋介石先生、蒋经国先生、李登辉先生、陈水扁先生、马英九先生，迄今共66年，从未有两岸领导人会面之先例。1993年的汪辜会谈、2005年连战先生的破冰之旅，先后开启了两岸友好合作关系的不同阶段，紧接着在马总统任内两岸签署了23项经贸协议。如今，在卸任前7个月，马先生携手习近平主席上演“习马会”，这对两岸关系来说是一个破除陈规的创举！ 国际社会也都对“习马会”给予正面肯定，支持与赞誉有加。美白宫发言人表示，美的根本利益之一是维护台海和平，美国政府欢迎海峡两岸为改善关系所举行的领导人会晤。美国国务院官员在谈到“习马会”时明确表态，稳定、正面的两岸关系已为两岸、美国及区域带来极大好处，美方“鼓励北京和台北当局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持续建设性对话”。《纽约时报》分析称，习马会晤让世界再次领略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的胆识，也看出马英九追求两岸和解的真诚态度。 两岸当局均不再拘泥于头衔，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会面。这不仅满足了台湾多年对“两岸领导人会晤基于对等原则”的期待，也满足了大陆对两岸会谈“必须基于一个中国前提”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马英九与习近平都同意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与头衔会面，表明两岸执政当局事实上相互承认了对方对实际管辖区域的治权，“一国两治”概念变成了现实。 虽然“习马会”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也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但是两位领导人在全球媒体人面前双手紧握，已经宣告两岸自1949年以来的敌对状态，至少在形式上已经结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巧妙借势习近平对新加坡的国事访问来促成习马会晤，无疑促进和巩固了东亚和平，值得大中华儿女、炎黄子孙以正面看待此会的重大意义。 台湾各方反应不一 然而，为何台湾会出现正反两面相差极大的议论呢？台湾政坛为政党、企业、媒体势力主导，各方环环相扣，笔者就从国民党、民进党、企业、媒体四个角度来分析。 一、国民党。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两岸关系跨出了坚实而积极的一步。2008年起，马英九先生一直在努力维持和改善两岸关系，建立互信、增加经贸、开放民间官方交流等。在国民党人看来，“习马会”是非常正面的，也为马英九先生未来的历史定位夯实了基础。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国民党内部先是闻声哗然，而后理解肯定并大力支持。马英九先生在会谈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话是：“未来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我们都是为了下一代的未来做准备。”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出了他对“习马会”后续的“无私”，即使他知道明年总统大选再执政机会渺茫，他也希望政党轮替后，未来两岸关系能和平持续地发展甚至更上层楼，而不会因为换党执政导致两岸关系倒退。马先生的良苦用心得到民众的首肯，这对蓝营在明年总统与立委选举中都有一些加分的效果。 二、民进党。“习马会”前后，绿营将其扣上“黑箱作业”的帽子。民进党与蔡英文女士到底在怕什么？当年李登辉先生、陈水扁先生都开展过秘密外交；9月初蔡英文女士也曾到美国面试。民进党怎么不说这些安排是黑箱作业呢？！这是不是双重标准？是不是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蔡英文一再表示要尊重“九二共识”，维持现状。“习马会”上两岸领导人共同确认，要在“一个中国”与“九二共识”的框架下维系两岸和平发展。倘若蔡英文与民进党真心要承认“九二共识”，维持两岸和平，那么就应该肯定“习马会”，因为双方的会晤是在为未来的执政党处理两岸关系铺路，不论台湾明年是否发生政党轮替。 对照先前所言，目前蔡女士对“习马会”的回应是否属于“自打嘴巴”？民进党炒作“习马会”议题、煽动民众对立的动作令人感到遗憾。民进党各派都应深思熟虑、格局放大、眼光放远；不要自我局限，令整个台湾社会裹足不前，失去提升社会福祉的机会。 三、企业。无论是在台湾或是已在大陆发展事业的台商，几乎一面倒地肯定“习马会”。在经济方面，虽然大陆不断让利给台湾，但有些人心存侥幸吃豆腐的政治心态，导致目前的服贸协议、货贸协议卡关。在国际趋势走向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台湾政治人物还在相互抵制议案，罔顾民生与企业发展，遭到台湾企业界的诟病。90%的台湾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资金和资源有限，需要通过稳定的市场来培育，而经济飞速发展的大陆恰好可以提供支持，让台商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与大陆的庞大市场相结合，所以台湾的企业迫切希望两岸政治关系稳定下来，从而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四、媒体。台湾媒体在统独议题上的报道往往失之偏颇。一直以来，媒体与政治是两相对照的，虽然蓝系与统派媒体属于较正面客观，但一旦涉及统独议题，他们也会将特定消息放大解释。至于绿营媒体，不得不佩服他们以“卖国”、“黑箱操作”、“导弹明明对着台湾还睁眼说瞎”等诸如此类的惊悚字眼吸引眼球的本事。由于媒体影响民众很深，加上现在新媒体盛行，民众得知消息更快但反而更容易断章取义。如果媒体对于任何事件没有是非之分，不做客观报道与评论，那么这种最直接影响民众思维的公器有可能毒害社会。现今台湾已有“媒体治国”之说，倘真如此，台湾的民主就会变成民粹，台湾的民主就会贬值。 如同马英九先生所言，未来无论哪个政党执政，“习马会”都是为了下一代的未来着想。无论双方领导人谈了什么事务，旁观者勿单方面思考。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有利有弊，我们需要求同存异、循序渐进地去加强两岸互助互信以及民间交流。习近平先生说得对，许多台湾人没有到过大陆，他们应该到大陆走走看看。时间在过、趋势在变、文化在进步，但两岸血浓于水的关系，是切不断的！两岸先经后政的交流路径，绝不是空中楼阁，自“习马会”起，它将会有微妙的质的飞跃。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6-01-12 若要打破两岸最大的坚冰，不但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更需要领导人的勇气、智慧与魄力。从台湾方面来说，任何同北京领导人的接触都有可能被在野党与台独分子诬称为“卖台”与“投共”；对大陆领导人来说，在经济实力已高居世界第二的大背景下，如何“屈就”地平等对待台湾领导人，无论在台湾、大陆，还是世界各地，几乎都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两岸双方分别面临的看似不可能克服的障碍，在习近平和马英九的握手谈笑声中，化为乌有。这背后自然有多年来台海两岸领导人的努力，两地团队的密切沟通，更有两岸领导人的大魄力与大智慧，其中尤以大陆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对等的身份同马英九先生会晤，更是让海内外观察家惊叹之余，倍感钦佩。 2015年11月7日下午，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会面。15时许，习近平、马英九相向而行，握手致意。在全世界一百多家媒体的聚光灯下，两岸领导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短短70秒的握手，拉近了海峡两岸相隔66年的距离，冲破了两岸交流在形式上的束缚，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习马会”也将会被证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上的重要一刻。“习马会”的历史意义 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1949年以后的海峡两岸关系。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开启两岸长达30年的敌对隔绝状态。1979年改革开放后，两岸关系从隔绝走向松动、缓和，继而经贸往来与人员交流不断升温。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叶剑英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1984年，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1993年，汪辜会谈达成“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5年至今，发展融合是主流，但台湾海峡从来没有风平浪静过。1995年，大陆方面发表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国台办发表“5·17声明”；2005年，大陆方面发表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全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有力遏制了台独势力的膨胀。 两岸关系虽然一直向松动、缓和与和谐的方向走，尤其是经贸关系与人员往来持续保持上升势头，但横亘在海峡两岸之间最大的症结即身份问题却始终无法碰触，更不用说解决了。多数情况下，两岸领导人只能隔岸喊话，其结果是，除了台独不停制造矛盾甚至对抗外，两岸一度在世界多个地区打响“外交战”，劳民伤财。更有美国专家得意洋洋地声称，“北京通往台北的路需要通过华盛顿”，霸道地炫耀美中台三边关系中美国的主导地位，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 若要打破两岸最大的坚冰，不但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更需要领导人的勇气、智慧与魄力。从台湾方面来说，任何同北京领导人的接触都有可能被在野党与台独分子诬称为“卖台”与“投共”；对大陆领导人来说，在经济实力已高居世界第二的大背景下，如何“屈就”地平等对待台湾领导人，无论在台湾、大陆，还是世界各地，几乎都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两岸双方分别面临的看似不可能克服的障碍，在习近平和马英九的握手谈笑声中，化为乌有。这背后自然有多年来台海两岸领导人的努力，两地团队的密切沟通，更有两岸领导人的大魄力与大智慧，其中尤以大陆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对等的身份同马英九先生会晤，更是让海内外观察家惊叹之余，倍感钦佩。 国内外媒体与学者将“习马会”的主要意义归纳为三方面：首先，它总结了两岸交往的历史经验，共同书写了两岸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两岸领导人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并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次，会晤开辟了两岸良性互动的新空间。对于台湾方面建立两岸热线的呼吁，大陆方面积极回应，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之间有望建立起沟通热线，从而推动两岸高层交往机制化、日常化。第三，会晤在多项议程上达成共识，例如对台湾涉外活动问题，对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议题等等。这些主张不仅有助于提振台湾经济，增进两岸的民心交流，也有助于两岸关系进一步向命运共同体演变。习近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破除陈规 媒体与学界对“习马会”的总结固然到位，但笔者认为，“习马会”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不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也巩固了习近平作为承前启后“中兴领袖”的地位。 无论是从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影响力，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显然不及大陆的十分之一。长期以来，台海两岸虽然从来没有停止过沟通与交流，但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抑或是国际社会，都明显感觉到大陆的强势与台湾的弱势，而这些正好成为两岸进一步提升交流在身份问题上的死结。这个死结不解，台海两岸是很难进一步的，更有甚者，就笔者观察，正因为死结作怪，海峡两岸不但无法“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且在两岸交往、“外交战”上花费巨大，坐视美国等第三方对海峡两岸关系指手画脚，客观上也让台独势力有机可乘，乘势坐大。 从这个方面说，习近平放低身段，同台湾最高领导人“平起平坐”，实在是一步妙棋。当两岸最高领导人双手握在一起的一刹那，两岸都向国际社会发出了1949以来的最强音：台湾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干涉。这短短一个小时的会晤，几乎达到了过去多年努力而无法超越的顶峰。连国外评论人都感叹，大陆看似退一步，其实却是“以退为进”，在历史上跨越了一大步。以“对等”的会晤换来的是在国际社会上对一个中国最强大的捍卫。从这一天开始，台独势力在国际上进一步失去依靠和依据。这一客观结果，恐怕是一直纠结于到底是“你大还是我大”的海峡两岸诸多领导人都始料未及的。 其次，这次会晤对台海两岸的进一步融合和交流起到关键作用。对多年来处于转型阵痛期与大国关系夹缝中生存的台湾来说，“习马会”此时举行更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大陆进一步改革开放，尤其是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会晤，给台湾全面提升自己在台海两岸的地位，发挥台湾的优势提供了契机，也提供了巨大的平台。 台湾虽小，却占有优势，但若台海关系不平静，这优势不但无法发挥，甚至变成负资产。2,000多万人口的台湾，完全可以借助大陆巨大的市场再来一次经济腾飞，而台湾在中外文化、社会治理与政治管治上，可以为大陆输送养料。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完全的和谐关系与政治互信上。过去的事实是，无论是转型中的国民党，还是始终无法很好定位的民进党，都在台湾岛内的政治斗争中渐失自信。这次台湾最高领导人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领袖、也是多次被国际媒体评定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在一起聊天、吃饭、平起平坐，肯定能够给台湾带来自信。这种自信正是当前的台湾所需要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习马会”倍受国际社会关注，已经成为外国政要和专家观察、了解和解读习近平执政理念与方式方法的重要窗口。中外不少专家和众多网友，都曾经多次呼吁两岸最高领导人会晤，但却都能感觉到，从毛、蒋以降，实在没有什么人再有此魄力和胆识达成众人愿望，更何况连当年邓公都没有能够实现同经国先生的会晤。当突然宣布两岸最高领导人会晤时，海峡两岸与国际社会中不少人一时之间回不过神来。这样一个大家一直期盼却看似遥遥无期的事，就被习马两位先生谈笑风生地实现了？这是突如其来的期盼已久。 此事虽然被一些海外媒体戏称为习近平“不按常理出牌”，但也难掩他们对这代中共领导人胆识与智慧的赞赏。习近平这代领导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反腐倡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规模，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大胆推进，在同美欧俄等大国关系以及周边关系上积极进取并取得重要成就，“一带一路”更是中国政府主导的最大的国际合作，成绩明显，加上吸引国际聚光灯的“习马会”，都毫无例外地给国际社会耳目一新的印象。应该说，处于经济发展瓶颈期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需要有魄力、有胆识、有智慧的领导人，而习近平正是以其一系列的“不按常理出牌”动作所展示出的勇气和智慧，让世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12-03 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是选基层民意代表，直接为各小区市民服务。上届区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代表反对阵营的泛民主派，包括公民党、民主党、社民连、人民力量、职工联等遭到挫败。在412个席位的地方选区中，泛民只取得83席；而亲政府的建制派，如民建联、自由党等，则大获全胜，赢得300多个议席，占全部议席的73%。建制派的候选人在小区默默耕耘，凭借长期服务，得到大批市民的支持。 自香港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后，香港政制原地踏步，并进入“后政改”时期。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人士目前都紧锣密鼓地全力为2015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备战。香港区议会的换届选举不仅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一场实力对垒，更为“占中运动”后崛起的新兴政治力量提供了舞台。 区议会的政治能量不容忽视 区议会不像立法会有立法和审批政府开支的权力，所以一直以来都被选民忽视。此前各届区议会的投票率都比立法会选举低。就以上届为例，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只有41%，比同届立法会选举的53%低一成以上。区议会在名义上是地区咨询组织，本身并无法定权力，但一般的地区事务，政府都会先咨询区议会，尊重和采纳区议会的意见。因此，区议会在一些地区事务上，仍有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1,200人的特首选举委员会中，有117人是区议员，占近一成。这117名有权选特首的区议员，由412名民选区议员以全票制互选产生。现任特首梁振英选举所得的689票中就有52票来自区议员的投票。区议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2017年特首选举的提名和当选。区议会除了影响特首选举之外,在立法会功能界别中（超级区议会）亦拥有六席（区议会第一及第二界别）,即占全部70个立法会议席的9%,可随时影响各重大议案的通过。目前，一名区议员的月薪连同开支津贴，每月可动用的资金约50,000港元。各政党如能赢取更多区议会议席，就能争取更多地区资源和活动经费。议员从薪津上缴给所属政党的献捐，也是各泛民政党一项可靠而重要的财政来源。往届区议会选举的特征 总结上届区议会选举经验，学界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首先，反对派主打政策的区选策略失效。泛民主派无论是在立法会还是区议会选举，一向都是打政策牌，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施政失误。沿用这一策略，在上一届选举中泛民在立法会35个地方直选议席和5个超级区议员议席中共取得了21席，占比超过50%；但在412个民选区议会议席中只赢得101席，所占不足四分之一。这说明有部分泛民支持者根本没有在区议会选举中投票，或在投票时转投其他非民主派候选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区议会并无多大影响力，因此选择不投票；又或是对泛民在区议会主打政治或政策议题不感兴趣。泛民主打政策牌的策略可能对立法会选举有利，但却对区议会选举没有多大帮助。 其次，高举普世价值挑战港人利益，只会偏离民众。香港是个发达的商业城市。香港人是务实的，当普世价值与港人公众利益发生矛盾时，大多数港人会选择公众利益优先，比如港人会把民生、经济发展、公共福利等公众利益置于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之上。当泛民高举普世价值等政纲参政时，例如以人权为由替外佣争取居港权，绝大部分市民会表示反对。因此，泛民在上届区议会选举中仍以普世价值为其政纲、偏离香港大多数民众利益的做法，只会遭到选民背弃。 再次，选民较重视社区服务。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是选基层民意代表，直接为各小区市民服务。上届区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代表反对阵营的泛民主派，包括公民党、民主党、社民连、人民力量、职工联等遭到挫败。在412个席位的地方选区中，泛民只取得83席；而亲政府的建制派，如民建联、自由党等，则大获全胜，赢得300多个议席，占全部议席的73%。建制派的候选人在小区默默耕耘，凭借长期服务，得到大批市民的支持。区议会选举前瞻 2013年特区政府提出《201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建议全面取消68个区议会委任议席，但仍会保留由乡事委员会主席出任的27个当然议席。选区选举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11月建议修订109个选区的分界，因此今年区议会选举的议席划分将参照区内的人口变动。同时，政府也会在区议会中增加民选议席。这次区议会选举将重选香港18个区议会里共431个民选议席。同时，这也是特区政府开始取消委任议员后的首届区议会选举。 今年区议会选举会出现一些新趋势。首先，参选人趋年轻化。2015区议会选举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五届区议会选举；同时，也是特区政府开始取消委任议员后的首届区议会选举。据估计，泛民将面临严峻挑战，除要面对建制派的现任议员，还要接受新兴青年团体的挑战。有不少年青人有意组织新政治团体参选，他们都与泛民和建制派议员在不同的选区直接竞争。 其次，雨伞运动促使激进人士上位。雨伞运动释出年轻一代不满特区政府的强烈信息。激进反对派人士很多都获参与雨伞运动的年青人支持。可以预期，主张采用激进方法的反对派人士将可借雨伞运动的群众支持而上位。一些曾参与雨伞运动的大专生在2015年区议会选举中，达到投票年龄，登记成为“首投族”。只要他们的人足够多、力量足够大，极有可能左右泛民的选举部署。 第三，新兴本土派势力抬头。主张“城邦自决”的陈云计划以“香港复兴会”名义，派出本土派人士参与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本土派参选的政策议题包括反水货、反走私、保护学童等。香港复兴会的《本土政纲》提到要建国立邦，建立本土香港，在香港争取民主；将以保卫香港利益、建立本土政党为抗争纲要；民主斗争将与民生政策捆绑并一同争取。如果陈云的香港复兴会成功进入立法会，这将会大大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形势的发展。 最后， 泛民可能遭遇“票债票偿”。特区政府提出并经全国人大认可的政改方案被泛民否决后，香港建制派预期将会实施总动员，全力在区议会选举中打击泛民主派。建制派在地区选举中加强工作，呼吁选民用选票对否决政改的泛民议员采取“票债票偿”。区议会选举向来较为看重地区工作的效果，由于建制派一向以注重地区工作见称，故有可能在争取议席方面仍会占优势，甚至会有所增长。 2011年区议会选举, 亲建制派占据18个区议会的大部分议席,获得大胜，而泛民主派的地区实力颓势已现。随着香港经历国民教育风波、自由行引起的陆港矛盾和“占中运动”等，香港的政治格局将出现重大变化。新一届区议会是一次全港性选举，将反映香港民意的最新变化。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丁元竹 2015-11-26 现行社会制度依然存在诸多短板，除了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明显滞后等状况外，2013年以来，养老金制度改革和创新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各方逐步将其上升为养老金的顶层设计和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当前的问题是，什么是顶层设计？如何深化养老金体制机制改革？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问题本身，看看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理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坚持的的原则以及如何解决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内地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全民参保计划，未来这些群体将有望参与养老保险。未来我国将重点解决1亿多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与养老保险等问题，增加社保征缴面，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计划彰显了中央政府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建议在“十三五”规划中，逐步出台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 现行社会制度依然存在诸多短板，除了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明显滞后等状况外，2013年以来，养老金制度改革和创新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各方逐步将其上升为养老金的顶层设计和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当前的问题是，什么是顶层设计？如何深化养老金体制机制改革？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问题本身，看看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理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坚持的的原则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内地养老保险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碎片化严重，存在包括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养老保险在内的不同类别。社会保障内部的各类保险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积累制的，也是半积累制的，还有其它形式。积累制与个人收入有很大关系，每个人的收入又不尽相同，就自然造成养老金交费和待遇上的差异。 第二是全覆盖的体制机制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待遇水平不高，差异较大。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社会基本养老制度覆盖人口大约2.6亿人，其中有l.9亿为缴费人口，7,000万为领取养老金的人，这就是说，3个人上缴工资的28%来支付1个人的养老金。 第三是养老金存在缺口。中国实行养老保险积累制的职工个人账户并不在职工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基本养老保险收不抵支，部分统筹账户挪用个人账户，出现了职工个人“空账户”的问题。如何加强养老金监管，寻求投资多元途径，包括市场手段，实现养老保险金规模不断扩大和保值增值就成为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关键。总体看来，养老金的维持相对来说比较紧张，这种态势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第四是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养老压力越来越大。中国老龄人口在2013年已超过2亿人，失智失能老年人达到3,750万人。改革养老金体制机制的基本原则 基于以上四个问题，养老金顶层设计和全面改革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原则。 一、继续深化存量改革，就是对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养老金的顶层设计就是在进一步完善增量改革的同时，深化存量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使二者逐步并轨，最后形成统一的养老金制度。当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比较复杂，尤其是公务员，这是一个特殊群体，完全用市场方式来改革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和福利制度，需要认真研究，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不可一刀切。 二、通过创新实现增量改革，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外逐步建立起来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这些保险制度发展不平衡，有的已经比较完善，有的刚刚搭建起制度框架。实现增量改革必须积极应对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诸如老龄化快速来临、抚养压力加大等。在计划外生长起来的市场经济需要创新，如何使叠加的各部分有机结合起来，需要从时间、空间上布局谋篇。 三、以平常心对待养老金改革问题。改革不是中国独有的阶段性现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罗斯福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对美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改革是对传统的福利国家体制的改革。撒切尔、梅杰等实施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率为目标的改革，率先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照顾”转变为“社区照顾”，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拓展了公共服务的内容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改革是各国发展中的常态现象，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养老金体制机制的改革。 四、把老年人的基本权利摆在核心位置。养老金改革的核心是如何确保老年人的基本权利。提供包括养老金在内的基本社会保障是政府的义务，而基本社会保障是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保障，它不仅要覆盖在体制内就业的人员，也要覆盖自雇就业者、兼职人员和没有固定工作的劳动者，确保他们年老时的基本生活。 内地养老金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考虑增量、存量和创新多重叠加的实际情况，实现养老金制度在发展变化中的改革至少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进一步完善基金积累制度，探索现收现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方向。现收现付制度意味着代际之间转移支付。如何让更多的人承担起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对自己的责任将是问题的出发点。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业已创造的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已经出现问题，可以使用的资金数量已经捉襟见肘。美国的经验可以借鉴。美国《社会保障法》把政府对穷人承担的责任进一步制度化，包括：首先，建立由联邦政府掌管的养老金制度，其资金来源是从职工工资总额中征收1%的税收，从1940年开始发放，凡65岁以上退休工人根据个人贡献大小每月得到10至85美元，针对在此之前已经退休的人员，政府提供最高每月15美元的养老金；其次，雇员和雇主分担失业保险，由联邦和州政府合办；再次，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照顾残疾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第二是积极探索各类保险在征缴、发放等方面的统一和协调问题。社会保障内部的各类保险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积累制的，也是半积累制的，还有其它的形式。要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提高各级财政补助标准，确保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国家规定的目标。 第三是继续探索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努力打破双轨制，尤其是打破养老保险领域的“官本位”制度，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两个群体一直游离于缴费义务之外，而退休后替代系数却远远高于其它群体，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改革“养老金”双轨制实际上就是要触动利益格局，让权力部门“割自己的肉”。 第四是加快建设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保险制度和服务体系，尤其要及早考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有几个人群需要给予特别关注。首先是农村人群。需要充分考虑城市和农村需求的差异，差别对待城市养老和农村养老；要着力解决农村80岁以上老人的补贴问题，在此基础上启动农村养老服务。其次是失能人群，按照国际惯例对失能老人分等级管理。再次是高龄人群，要特别关注80岁以上高龄低收入人群，以及失去亲人的老人。我们需要从建立长期护理体系入手，规划和试点护理保险，必要时先动用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