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楠迪扬 2016-06-03 中国对“一带一路”的主导为香港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宝贵机遇。中国的主导，使得香港可以获得在其它国际组织中不具备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香港可以尝试提出需求，提请国家将需求纳入战略框架，从而变相享有规则制定权，增进国家及香港特区的共同利益。这对香港是显著利好，相信会在相当程度上增进香港对国家的认同。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倡导与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以平等互利的方式展开新型合作，密切经济联系。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强调建设面向东盟、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这两次战略构想的表达构成了“一带一路”的完整框架。“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为4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逾60%，经济总量约为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这个带动全球六成人口、三成GDP的合作框架将由中国牵头。这是中国自建国以来经济与外交策略的首次重大转向。经济上，中国由吸引外资变为对外投资；外交上，由韬光养晦变为积极走向世界。“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区域性经济组织或联盟，而是区域合作倡议，因此不涉及沿线65个国家必须一致同意的协议框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可以按需求主导若干个具体合作板块，更多的合作可能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因此，“一带一路”所涉及的谈判范围会极其广泛，中国可据不同国家特点需求设计具体合作协议。每个合作框架和协议的参与成员可以不相同、不重叠，唯一不变的是中国都在其中。这样会很大程度免去多边谈判耗费的成本，增加中国作为框架主导国的谈判权重。香港的机遇与角色基于“一带一路”的战略特性，被纳入国家战略对香港有重要意义。虽然香港多个领域走在国际前沿，但若不能整合在国家战略中，难以具备话语权。迄今为止，香港参与了50多家国际组织，但不具备在一个国际组织中的主要话语权。中国对“一带一路”的主导为香港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宝贵机遇。中国的主导，使得香港可以获得在其它国际组织中不具备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香港可以尝试提出需求，提请国家将需求纳入战略框架，从而变相享有规则制定权，增进国家及香港特区的共同利益。这对香港是显著利好，相信会在相当程度上增进香港对国家的认同。香港在其中的具体角色要根据国家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目的、合作产业领域以及自身优势来考虑。既然国家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考量之一是输出过剩产能，香港可以在相关产业领域发挥作用。第一，香港可提供基础设施的设计、运营、管理和培训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领域就是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地铁、机场等。香港在各类基础设施的设计、运营、管理和培训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有成熟经验。在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上，国家可负责主要投资，香港可参与项目部分投资及项目选点、布线、设计，并通过当地人员提供培训输出管理经验。此种模式在内地与香港方面的合作上有不少成功案例，香港在“一带一路”具体基础建设项目的合作可参考相关经验。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北京地铁四号线。四号线项目由北京市政府与京港地铁公司合作。这是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首个以公司合营模式（PPP）投资的项目。四号线项目总投资额为153亿元，北京市政府占70%，特许经营公司北京京港地铁公司占30%。北京京港地铁公司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香港地铁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港铁公司投资7.35亿元，占四号线总投资额的4.8%。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具有30年运行权。港铁公司的角色是负责管理。公司派高层管理人员常驻北京对四号线进行日常管理。在港铁公司高管的直接管理下，京港地铁自主开发了多项运营管理系统，在多处安全性能和服务细节上不断提升。四号线早高峰最小行车间隔小于两分钟，成为国内地铁发车间隔最短的线路。第二，配套融资。作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工具，亚投行的法定股本达1,000亿美元，中方认缴股本达297.8亿美元，占总认缴股本的30.34%，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范围更为宽泛的平台是丝路基金。丝路基金完全由中国出资，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旨在于“一带一路”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融资服务。在首期100亿美元资本金中，外汇储备出资65亿美元，其余由中投、进出口、国开行出资。虽然亚投行股本量大，中国占三分之一强，但在具体项目开展上，仍要进行融资。首期资本金达100亿的丝路基金，由中国掌有决策权，国家外汇储备作为主要支撑，体现出中国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全力支持。不过在具体项目的融资方式和配资结构上，其实更加灵活。在融资方面，香港具有众所周知的优势，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比如，香港云集世界各地的机构投资者，市场的资金量十分充沛，融资成本低，融资环境宽松，审批程序便捷，监管严格。目前对香港的融资优势关注较多的是企业融资。企业融资之外，香港的优势同时可适用于为亚投行及“一带一路”项目融资。在港中资金融机构可以成为这种灵活融资方式的主要参与者。由于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国涵盖世界主要国家，众多主权国家的担保令亚投行融资的信誉度和安全性能极高，因此对金融机构有较高吸引力。丝路基金在对具体项目的支持上，金融机构同样可以提供配资，按照一定比例为项目提供资金，这样可提高资金来源多元化。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内地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经验不丰富，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不十分熟悉，因此会增加投资风险。在港中资金融机构对评估国际项目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这些机构参与融资可以为国家在项目选择和风险投资上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和视角。第三，资产管理及运营中心。香港在资产管理上具有成熟丰富的经验。香港管理的资产七成来自香港以外投资者，八成资产配置于香港以外市场。这种高度外向型的资产管理经验，使得香港十分适合管理国际性的投资基金。目前越来越多的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设立国际资产管理分中心，但这些资产管理中心基本为个体金融机构基于机构自身发展考虑的业务部署。香港尚未存在国家级别的资产管理中心。“一带一路”战略是香港参与管理国家级基金的契机。亚投行或丝路基金可以在香港设立地区资产管理中心，吸纳香港在资产管理上的优势，同时可借此机会培养内地在资产管理上的国际化人才。适当引导特区政府系统整合业界意见中央可适时引导特区政府就“一带一路”战略搭建沟通和意见整合机制。在发挥作用的具体技术细节上，仍需深度整合香港各方意见。特区政府在整合业界意见中有重要作用。特区政府虽然已经就“一带一路”开展系列讨论和研究，听取专业意见，提出了香港可以在商贸物流、高端专业服务、资产及财富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这些构想主要处于向业界征询意见以及研究设想层面，特区政府是否能在更加积极的层面有所作为，中央可在有需要的时候进一步引导特区政府搭建沟通与意见整合机制。第一，建立专门沟通管道。中央可根据需求引导特区成立高层联席会议机制，使特区政府具备针对“一带一路”事宜的专门沟通管道。特区政府可在研究与征询的基础上，根据收集的意见与中央保持畅通的日常沟通机制。一方面了解中央对“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推进思路，另一方面与业界不断互动，寻求其中的可能性机遇。第二，引导特区成立意见统合办事机制。香港业界虽然有自己的声音，但在特区政府层面匮乏实质的整合机制。面对复杂宏大的国家战略，单凭业界分散的力量，很难把握与统合其中的利益格局。特区政府可令内地及政制事务局，以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为牵头部门，并统合相关部门，建立“一带一路”框架下统合各业界的办事机制。在充分了解国家具体部署的基础上，此办事机制需要在如何促进国家以及香港利益的前提下，引领公共与私营机构并做出具体部署。由政府牵头的统筹工作机制将会改变目前业界分头、寻求商机的零散而被动的局面，也可令特区政府倡导的“积极有作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落在实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6-05-30 台湾青年对中国的认同已经经历了深刻变化。要想争取到台湾年轻人对两岸统一的支持，重建台湾青年对中国的认同势在必行。 台湾政治社会变迁与世代差异影响和干扰台湾青年认同的因素是十分多元的，我们绝对不能轻视其复杂性。然而，如果我们以一个最主要的视角来理解为什么当前台湾青年的认同会与父辈差距如此之大，那么政治社会变迁与世代差异的角度是比较合适的选择。自1895年至今，伴随台湾社会变迁的不同历史阶段，大致以每25年左右的时间形成5个主要不同世代。不同世代各自的集体历史经验塑造了不同的身份认同。第一个世代是1895年马关割台至1925年之间。台湾人民在此阶段的前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武装抗日运动，这个世代可以被称为“武装与文化抗日世代”。第二个世代是1925年至1945年期间。台湾人民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后期的共同历史，在此阶段日本将台湾作为进军东南亚的后勤基地。日本一方面在台湾加大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对台湾人民加速皇民化教育。第三个世代是1945年光复至1970年之间。在此期间台湾人民普遍经历了“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历史记忆，可以称之为“白色恐怖世代”。这一时期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和国家认同开始发生激烈变化。以廖文毅及其创办的《前锋》杂志为代表，许多原先倡议“台湾自治”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台独”转变，成为其后“台独”思想的滥觞。第四个世代是1970年至1990年之间的“党外运动与民主运动世代”。这个世代普遍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和保钓运动，以及此后以“美丽岛事件”为代表的党外运动和民主运动，直至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的老兵返乡探亲运动和蒋经国宣布解严，最后在1990年爆发“野百合学运”之后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第五个世代是从1990年到今天。台湾在过去25年中经历了政党二度轮替以及李扁时期的“去中国化教育”，从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到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以及蔡英文的“台湾共识”，台湾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今天35岁以下的台湾青年以及“太阳花学运”的学生领袖和群众都成长于本世代。认同的不同层次与发展阶段一般来讲，大家在两岸语境中所说的“身份认同”，大多混合了“国家认同”、“政府认同”与“民族认同”。按照四种认同所涵盖范围的不同程度，我们大致可以由大而小排序为“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府认同”。台湾有许多人的四种层次认同差距甚大，例如“极端台独”的民众可能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是“台湾国”，而“中华民国”只是当前有效统治台湾地区的政府并非国家，因此这种人的国家认同是“台湾国”，政府认同是“中华民国政府”，其民族认同可能是自己新创立的“台湾民族”，其身份认同仅只是“台湾人”，最多可能还会认为自己是“华人”。身份认同是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认同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启蒙、学习、反思、内化、固化”等不同阶段，分别对应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步入社会等不同年龄时期。个体身份认同的启蒙阶段主要是于小学时期在家庭和学校形成，很多启蒙记忆对个体将来的身份认同形塑会产生重要作用。学习和反思阶段主要是在初中与高中时期，在这个阶段学校中的历史、地理、语文的教学内容对学生的身份认同具有最大的影响作用。到了大学时期，学生已逐渐发展出独立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如果在此阶段外在环境和个人学习所接受的各种社会信息与中小学时期相同，那么自我内化的过程将会得到放大和强化；反之，如果所接受到的各种社会信息对其过去形成的身份认同有所冲击，那么个体有可能会重新反思、重新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当年轻人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时，其身份认同逐渐自我固化，此时大部分的个体再接受到不一样的社会讯息也很难再撼动已经固化的身份认同。这种认识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在多年的两岸交流之后，许多25乃至30岁以上的台湾民众并没有因为交流而改变自己原有的认同。重建台湾青年中国认同的策略当前两岸关系的重要课题之一是重塑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中国认同”包含了三个层次的三种概念，分别是对整体“中国”的国家认同、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公认的身份认同传统路径包括家庭父母、同侪朋友、寻根问祖和媒体宣传等。除此之外，笔者提出重建台湾青年身份认同的若干其它路径选择。一、学校师长。综观青年成长的各个阶段，对学生影响最为关键的便是学校教育。一般而言，台湾学生在学校场域活动的时间至少有16年，如此学校教育对个体身份认同影响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因此，重建台湾青年中国认同应从“校长老师”和“学校教育”作为切入点与突破口。二、文本阅读。文本阅读不仅仅限于教科书，也包括各种课外读物和报章杂志。一个熟读中国历史、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的台湾人，一般而言也会认同自己是个中国人；即便他再如何不喜欢大陆，也一定会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种文本阅读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其影响层次包括了理性与感性，对个体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深刻长远。三、红利分配。面对当前台湾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的局面，大陆惠台政策被许多中间商或是特定行业所垄断，未来势必需要打破这种格局，使两岸和平发展的红利与实利普惠到台湾的基层百姓当中。当台湾青年自己的家庭享受到两岸和平的红利之后，自然也能感受到两岸和平发展的益处。四、政治参与。破解由于历史和现实发展所造成的认同困境，还有一种大胆做法便是为年满20岁以上的台湾公民提供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整个中国”政治事务的机会，并使其制度化和长期化，推动全体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年塑造对“整个中国”的政治认同。如果大陆官方单方面或是通过两岸协商达成历史性的政治共识，哪怕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突破，比如在大陆的联合国代表团当中有固定的台湾籍成员，或者在大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当中的台湾代表和委员由台湾民众推派，再或者开放大陆部分省、市、县政府或事业单位部门的副手乃至一把手给台湾政治人才担任，相信这些做法都会大幅提高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年对大陆乃至“整个中国”的认同。只要我们在秉持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的认识基础上，突破既有现实的思维定式和框架限制，未尝不可采取一些令大家跌破眼镜、具有创造性智慧和政治勇气的做法，大幅增进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从而促使两岸早日共同解决遗留多年的历史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6-05-20 民进党新政府上台后，两岸关系可能面临许多不稳定因素。“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功能与机制的探索，其实符合民进党维持现状的主张，有助于在新形势下构筑民进党与中共的互动甚至互信。我们期望民进党接受大陆方面的橄榄枝，携手中共打造跨两岸机制平台。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两岸政治关系“合情合理安排”，而去年11月的“习马会”就落实了这一精神，表现了两岸的政治智慧和创新气魄。民进党将于今年5月20日重新上台执政，大陆向台湾释出善意，愿意在“九二共识”前提下，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做出合情合理安排。这显然是马英九时代两岸和平交流与合作的延续。所谓两岸政治关系的“合情合理安排”，其内涵可以分别从三方面来解析。首先，“合情”即指两岸双方皆能接受，也就是寻找双方立场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同时也要求彼此对自身原有主张的妥协。其次，“合理”即符合法理和原则，一方面符合两岸现行的宪政法理与法律框架，符合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法理事实和原则，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巩固、增进两岸政治互信。最后，“安排”即指在两岸尚未统一前、针对两岸政治关系发展不同阶段对具体议题和事务的各种机制化和制度化处理，这种“安排”既非两岸和平统一的终极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特性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特性可以从争议、时序、谈判与功能四个角度来分别解析。首先，从两岸双方的争议角度来看，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具有敏感性和复杂性。敏感性是指有关两岸政治定位、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各项议题，在两岸之间及台湾内部社会仍然存在重大分歧，特别在“两岸主权定位”与“中华民国地位”问题上，无不牵动着两岸各方的政治敏感神经。复杂性是指由于岛内政局的变化不定、两岸及岛内民意认知的落差以及国际势力的干扰，使得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个系统性的政治工程。其次，从两岸关系发展的时序角度来看，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具有过渡性和阶段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将存在局限性。过渡性是指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并非两岸和平统一的终极政治安排与模式。阶段性则是指两岸和平发展时期将会随着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形成不同的进程阶段。此外，正因为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过渡性和阶段性，使其必然将存在局限性，亦即两岸政治关系安排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万灵丹和解毒妙药，并非两岸政治关系安排达成后两岸关系发展便能高枕无忧。再次，从两岸政治谈判的角度来看，两岸政治关系安排既具有共识性也有妥协性，同时也需符合对等性。两岸政治关系安排是通过两岸政治谈判与协商而产生，从谈判结果而言其必定会体现两岸双方的共识，但也一定会展现出谈判过程中双方各自的妥协。同时，考虑到台湾方面的接受程度以及照顾台湾人民的尊严，两岸政治关系安排也需要体现对等互惠的特性。最后，从深化两岸和平发展并为两岸和平统一做准备的功能角度来看，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则具有机制性、规范性和可塑性。机制性与规范性是指通过机制化或制度化方式，运用文本协议与法律规范确立某一个阶段的两岸政治关系具体安排，发挥其既能巩固政治互信亦能增进政治互信的功能。可塑性是指每一个阶段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应该保留其生长的水平空间与垂直空间，既为同一个阶段的其它政治安排提供延伸与外溢的机会，也为新一个阶段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预留升级与转型的可能。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原则合情合理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应同时牢牢把握法理原则、方法原则与情感原则等三组原则。第一，就法理原则而论，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必须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坚持“一个中国框架”，不能“分裂整个中国”，不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情况。任何违反上述法理原则的方案不可能成为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谈判结果，因此在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均需共同维护上述法理原则。两岸双方均不应要求对方承认自身的政治符号，而应以“一中同表”的方式来表述“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至于对“中国”内涵的解释则应秉弃过去“各自表述”的方式，而是由两岸当局经由政治谈判共同表述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中国”。第二，就方法原则而论，建议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谈判可以采取“议题化”、“阶段化”、“共识化”三者综合运用的方法，既求同存异也化异求同，并保持灵活、开放、包容和务实的态度。议题化是指将两岸双方具有重大分歧的政治问题设定为谈判议题而非谈判前提，并将议题予以分割，将敏感的政治议题转化为法律性和技术性的问题从而降低其敏感度，并通过积累共识而逐步解决。阶段化与共识化的方法在过去两岸谈判过程中已行之有效，但某些政治人物对两岸政治谈判始终预设一些无助于开展谈判的前提，人为制造障碍。两岸双方有必要发挥先谈起来的精神。第三，就情感原则而论，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应兼顾两岸人民各自的情感认同，既体现两岸人民同为中华民族生命共同体的认同，也照顾到台湾人民因历史因素对其特有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的认同。正所谓“以大事小者仁，以小事大者智”，若轻视了海峡两岸整体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与大陆人民殷切期盼振兴中华的旺盛意志，是为不智；同理，若忽视了台湾人民的特殊情感、认同与尊严，包括自甲午战争马关割台后50年日本殖民统治以降、历经国民政府迁台后的戒严高压统治、上世纪70年代退出联合国、以及至今台湾未能完全享有和大陆同胞同为中国人的国际尊严与国际活动空间等众多交杂的“悲情”心理，则可谓不仁。成立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两岸关系发展至今，既有的经贸机制与“两会机制”固然有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但其功能仅止于处里事务性协商，并无法解决两岸政治问题，而且在两岸事务合作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上，也无法跟上两岸社会的迫切需求。因此，两岸和平发展与两岸政治互信的继续深化有必要增添新的动力机制。两岸可以融合双方公权力与社会力，建立“跨两岸机制平台”，实行两岸共同治理模式，共同组建“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作为新一个阶段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3.0模式”，它不仅能加大两岸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也为两岸最高领导人的定期会晤问题予以解套，并为两岸政治关系未来各项具体安排的延伸、外溢、升级与转型搭建平台与培育土壤。“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可以采取双主席制，由两岸最高领导人共同担任主席，并由两岸共同推荐公部门代表与私部门社会贤达担任委员。该委员会可以再下设多个分支委员会，并由两岸公部门中相关业务主管负责人共同担任分支委员会的双主任委员，同时再推荐两岸公部门及私部门在该业务领域有造诣的人士担任委员。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及下设各分支委员会应定期举行会议，也可以视业务或实际情况需要增开会议，会议地点应在两岸四地其中任一地方而非外国领土，会议场合必须是非国际性场合的跨两岸场合。两岸双方可以在此机制平台上，逐步解决重大政治难点如两岸政治关系定位问题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等问题，两岸和平协议、两岸军事互信机制也可以在此机制平台上展开研拟，两岸行政、立法与军事等公权力部门的负责人也可以在此机制平台上展开常态性的对话与业务合作。以上述方式开展的跨两岸机制平台，遵守了一个中国框架原则与两岸对等互惠原则，既不分裂整个中国的国家主权，又淡化了两岸对主权、治权和各自政治符号的重大分歧，并充分照顾到台湾人民的尊严与感受，因此是一个符合两岸和平发展新阶段所需的两岸政治关系合情合理安排。这种操作方式是在两岸双方尚未解决主权与政治符号争议之前，以“两岸”此一中性概念作为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具体应用。此外，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不仅可以处理两岸和平发展阶段的议题，也可以在两岸和平统一过渡阶段探讨两岸和平统一的模式。两岸最终可以运用此一平台共同商议设计一个跨两岸宪章，建立一个在两岸既有宪政法律体系之上的跨两岸“一中屋顶”。民进党新政府上台后，两岸关系可能面临许多不稳定因素。“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功能与机制的探索，其实符合民进党维持现状的主张，有助于在新形势下构筑民进党与中共的互动甚至互信。我们期望民进党接受大陆方面的橄榄枝，携手中共打造跨两岸机制平台。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翟云霆 2016-05-16 香港立法会选举及新一届特首换届的日子临近；加上2014年“占中”以来，香港政党分裂重整，激进本土与港独主张纷纷兴起，显示出香港在诸多领域，都正面临巨大挑战。因此不难理解香港各界对张德江委员长的视察行程的高度关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于明日抵港，开启三天的视察行程。张德江将于18日出席特区政府主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分别与行政会议成员以及立法会各党派代表见面。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于9月举行；新一届特首换届将在2017年3月进行；加上2014年“占中”以来，香港政党的分裂重整，激进本土与港独主张的兴起，以及经济发展中的压力，无一不显示出香港在政治、经济及社会诸多领域，都正面临自回归以来的巨大挑战。也正因此，香港各界对张德江委员长的视察行程高度关注。作为此行的核心安排，张德江将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说，香港各界普遍期待，中央如能就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角色进行说明，将对本港处于下行期的经济态势有所提振。“一带一路”是十八大以来国家所提出的最重要战略之一，其意义不仅是一般解读中所提到的产业、商贸上的“走出去”，同时还带有“更全面开放”的深刻内涵。与80年代以降在自家门口以“招商引资”为主要形式的“开放”不同，此次开放，是逐渐成长壮大的国企、民企走出国门，直接进入海外市场，在当地政治条件、经济环境、法律要求和文化习俗的背景下，与该国及当地其它外资进行竞争。这对中国企业及其员工，乃至中国政府驻外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等，都有更高的要求。“开放”精神一直是香港持续发展、达致繁荣的基石。对于早已熟悉海外市场和国际化竞争的港企、港人来说，“更全面开放”思路下“一带一路”所可能带来的机遇不容忽视。不过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香港的开放传统正遭到部分激进政治团体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这些反建制或宣扬独立的团体排斥“国家认同”，并漠视与内地有关的发展机会。根据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的民调数据，在1998至2009年间，“香港人和中国人认同大致朝相反方向、相对平稳地发展，香港人认同的比例辗转下降，中国人认同则缓慢攀升”。然而自2010年以来，“香港人和中国人认同的发展方向同时逆转，香港人认同的比例急升，中国人认同则骤降，两者差距大幅扩大。此逆转趋势在近两三年显得尤其强劲”。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2010年以来读者一再可以从媒体头条上读到的陆港民争故事：内地双非孕妇在港产子、香港北区学位紧缺、奶粉缺货与水客禁令、楼市“双辣招”……这些对本地居民切身利益产生直接影响的纷争，最终导致新兴政治团体的出现，在“占中”所引发的政治格局大变化背景下，主张激进本土乃至港独的组织纷纷出现，以警惕乃至仇视陆港交流为基本诉求。随着有关团体的激进言论、行动一次次被大篇幅报道，部分未能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港人心中，正慢慢筑起一堵有违香港开放传统之“墙”。然而，“开放”是自开埠以来香港便已拥有的深厚传统。晚清和殖民地时期，无论内地是处于战乱、意识形态挂帅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无论内地执政政府的性质如何，兼具移民城市性质的香港，皆能以开放姿态接纳海外或内地企业、民众。曾几何时，香港与深圳间的边界几近“不设防”；而在1978年内地实施改革政策后，数以百万计港商更是把握机会迅速北上，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充分享受内地开放利好的实干家。无论是它国还是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都已有力说明，封闭性思维是极其危险的。当内地乃至亚太区域内竞争对手正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投入、更坚定的信心，期望融入全球开放性环境争取发展机会时，激进本土及港独却与此相悖而行，仅用“颠覆传统”去形容“内心筑墙”的政治团体已不足够，长此以往，他们甚至有可能断送香港的未来。竞争环境中的机会把握不易，正如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内地建厂经商的港人，无不要担负相当的风险。也正因此，当如“一带一路”这样庞大的新战略出现时，如何做好分析与评估，如何结合自身能力与条件择时介入，都需要相当细致和专业的考量。不过，无论下一步会如何走，港人首先要做的，是应借探讨如何把握“一带一路”的机遇，重思并重申对开放传统的秉承，而非“画地为牢”、“自我筑墙”。唯有如此，才不负百多年来历代本埠精英所开拓的辉煌事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6-05-04 国民党的施政多年来偏重企业和财团，忽略农民权益，在经贸谈判中老是拿农业当交换筹码，让农民有朝不保夕之感，这才会让中南部农村成为民进党的大票仓。马政府施政虽然在两岸交流、观光旅游、贸易上有所进展，但是所创造出的两岸红利却被批评为少数财团、官二代、买办等垄断，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并未享受到好处，反而导致过度倾陆的质疑。 2016年台湾大选中，民进党以摧枯拉朽之势袭卷选票，赢得总统及国会过半席次，获得全面执政地位，国民党则遭遇史上最惨烈的败选，显见人民对于现状有多么愤怒，也再度验证了民心的向背。国民党败在自己手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国民党大败，除了马英九及其执政团队8年执政不得民心外，国民党在选举过程中犯下一连串错误，也是重要原因，包括朱立伦迟迟不表态、中途换柱风波、副总统候选人王如玄的军宅风波、不分区立委名单不符社会期望、党产为人所诟病、无法掌握民意方向、周子瑜事件的应对失策等等，完全是败在自己手里，怪不得别人。国民党未来是否能浴火重生，问题不在于民进党的作为，端看国民党能否痛定思痛，重新找回与人民的连结，蓄积能让民众感动的能量。国民党一向自认为经济、两岸事务是其强项，但是在马英九8年主政下，岛内经济衰退、失业率升高、贫富差距扩大、财政恶化、物价高涨、薪资偏低，许多经济政策因为官员的一意孤行和不懂与外界沟通，最终一事无成，例如自由经济示范区设置议而不决，而将农业加值纳入确有不妥，引来强烈批评，理应暂时搁置，先推动其它没有争议部分而不是僵在那里不动让后来者居上（如大陆的上海自贸试验区早在2013年9月即挂牌运作），却把过错推给在野党，这让民众看不下去；同样在货贸谈判中有关大陆830项农产品解禁争议，早应该采用有原则地部分开放而非全面解禁来化解争端，却又宣称在马总统任内绝不开放大陆830项农产品进口，导致自绑手脚自废武功，让两岸货贸谈判空转无法达成。国民党的施政多年来偏重企业和财团，忽略农民权益，在经贸谈判中老是拿农业当交换筹码，让农民有朝不保夕之感，这才会让中南部农村成为民进党的大票仓。事实上，农村并非铁板一块，大陆在经过多种尝试后，选择透过与农户直接契作方式，协助将其农产品以溢价外销至大陆，确实发挥若干效果，农民多给予正面评价，虽然在合作对象、合作方式、采购时机、采购种类数量等方面都还有值得检讨和改进之处。相较之下，马政府施政虽然在两岸交流、观光旅游、贸易上有所进展，但是所创造出的两岸红利却被批评为少数财团、官二代、买办等垄断，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并未享受到好处，反而导致过度倾陆的质疑。对此马总统只会拿出一堆冷冰冰的数据为自己的政策辩解，而民众对此完全无感。选举前夕，弱女子周子瑜被迫道歉的画面透过网络强力放送，挑动台湾人深沉的群体自尊，催出大量反陆选票，让原本告急的国民党选情更是雪上加霜，执政党岂有不败的道理。国民党高层若不能深刻反省，还藉此发动夺权斗争，那么国民党必遭民众唾弃，而且离泡沫化的日子不远矣！ 民进党政府面临挑战此次总统暨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摒弃过去坚持的台湾意识，改以维持现状创造模糊空间，不与大陆对撞；在内政上则充分掌握民众想改变的心态，凡事以民意为依归，最终大获全胜，全面执政。民进党若不能记取国民党完全执政却毫无作为的教训，新的执政团队也向财团靠拢，知法犯法（如为财团强征农地、兴建豪华农舍、农地非农用、土地集体炒作等），那么民意如流水，很快民进党也会再度尝到被民众唾弃的命运。新政府在两岸、经贸、内政、国防、外交等方面的挑战将迎面而来，已经没有太多模糊空间，特别是选前受到关注的两岸农产贸易、开放含瘦肉精美国猪肉、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农业核心技术外流等争议并不会随选举结束而止息，而这些都涉及此次全面绿化的东部、南部地区农民的生计，将成为民众检验新执政团队能力与诚信的重要指标，也可以作为了解台湾未来棋局变动的参考。一、货贸谈判已经接近尾声，民众相当关心结果的利弊得失，特别是有关大陆830项农产品解禁争议。马政府主张部分开放而非全面解禁，开放原则为台湾本地没有生产而需大量进口者，且开放不影响台湾农民种植还可换取具体利益者，并将以工业品所获利益支持农业发展，此举遭到亲绿学者与农运团体反对。未来新政府的态度究竟是同意马政府做法，还是继续维持禁止进口的现状？还是另有对策？二、实施农（渔）业补贴造成市场扭曲、资源的配置不合理、财政负担、资源枯竭等缺失，久为各界所批评。去年底召开的第十届WTO部长级会议终于决定在2018年前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大陆也在修改现行农业补贴方式并于去年宣布取消渔船用油补贴。台湾现行政策与WTO规范相违背的农（渔）业补贴包括：稻谷保价收购、肥料价差补贴、机材价格补贴、电费补贴、渔船用油补贴等，不仅造成庞大的财政负担，也妨碍农业建设、科技研发结构调整。新政府想要顺利加入FTA、RECP和TPP，就必须对过时和不当的农（渔）业政策、经费和农（渔）业补贴进行大幅度改革，而此举势将影响到农民生计，恐引发农村躁动，这对新政府执政能力会是一大考验。三、大陆是全球各经济体都不敢忽视的消费市场，这些年两岸在和平稳定基础上，农产贸易快速成长，大陆不但超越日本跃居台湾农产品出口的首位，也使得台湾对大陆的农产贸易从逆差转为顺差（超过一亿美元），岛内许多农产品也以大陆为主要消费市场。由于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市场的高度依赖使得两岸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台湾业者即绷紧神经深怕受到波及。尽管民进党在选前强调会积极拓展农产品国际市场，分散单一（大陆）市场风险，但是以目前岛内生产之农产品质量来看，并非所有农产品都可以符合先进国家的需求，短期内想有显著成效相当困难。四、随着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环境变迁、饮食习性转变、贸易自由化以及农村实际状况（农业高龄化、大量缺工、农业所得偏低等），台湾还需要保留多少农地以及农业用水才能满足未来民生需求以及农地资源有效利用，这应该是新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根本，也是未来订定“农业基本法”的重要内涵，但因涉及多方利益纠葛，始终未有定论。五、关于选前一度沦为两党攻防焦点的含“莱克多巴安”美国猪肉进口议题，蔡英文主席虽然以言之过早、绝对会确保猪农权益的表态，暂时过关，如今民进党执政后对于是否为加入TPP而否开放含“莱克多巴安”美猪及其它国家猪肉已经无可回避，必须诚实面对。岛内养猪为内需型产业，主要属小规模家庭式经营，约七成养猪户仍采用传统养殖方式，猪肉的成本居高不下，难以和大量具低生产成本的美猪竞争，且台湾仍名列口蹄疫疫区，猪肉无法出口。因此，新执政团队想要信守承诺，让猪农能无惧外国猪肉竞争并确保消费者食用安全，将是一大考验。六、蔡英文选前承诺会让农业从弱势转为强势产业，不用怕国外农产品竞争。问题是传统农业（包括渔业）基本上属于3D（辛苦、危险与肮脏）产业，不仅工时长、工作辛苦、收入偏低、经常遭遇到天灾风险，致使愿意投入农业生产行列的年轻人不多，渔业更是需要依靠外籍渔工才能出海捕鱼。目前台湾同时存在农业1.0、2.0、3.0、4.0，所得差距大；固然有年收入高达数百万甚至千万者，但这毕竟只占少数，多数农民收入在全岛各行业年平均所得线之下，多数需依赖政府各项补助过活，如何兑现承诺将考验新政府的执政能力。激情过后必须回归现实，岛内经济、民生、国防、财政等问题重重，新政府接棒后各项挑战才刚刚开始。除了慎选人才，避免在镜子里找人外，如何像GPS般引导人民，而不是让民粹牵着鼻子走，将关系到新政府的施政效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新政府施政能否赢得民心，我们相信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6-04-25 对于港人来说，港英政府统治时期，他们并没有归属感，也不知到底归于何处。香港回归之后，国家认同、区域自治等政治意识被逐步引入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港人开始关注自身的身份认同。遗憾的是，这种主人身份的建构在香港狭小的空间与大陆广袤的地域基础之间摇摆、挣扎，甚至对立，并不断引发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矛盾。2014年“雨伞运动”所打出的旗号“保护我城”、“香港自己救”凸显出香港年轻一代本土意识的强化。今年年初二旺角骚乱中本土激进主义势力的崛起也是港人本土主义意识强势崛起的明确信号。 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到今年年初二的旺角骚乱，香港以一波接一波的抗争与骚乱不断刷新着外界对香港的认知。这座以经济繁荣著称的国际化大都市如今正沦为各路政治狂人争权夺利的中心舞台。曾经，香港以政治冷漠和专注经济的功利主义铸就辉煌，而现在它正被无休止的政治纷争所侵蚀。从冷漠到抗争，香港政治文化的巨大变迁所造就的政治狂人们正走在不断撕裂香港的道路上，并乐此不疲。威权主义没落 理解香港的政治文化首先要从威权主义开始。港英政府统治时期，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英国政府委派。港人则是被统治的对象，没有权利参与政治活动。这种服从港督、等级分明的威权主义统治方式不断驯服港人成为政治冷漠的顺民。同时，英国殖民者并未寻求对港人社会的民主改造。相反，维持港人社区的传统治理方式成为港府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威权主义也得以在港人社会继续传播并巩固，从而遏制了港人参政意识的成长。随着20世纪80年代选举政治的逐步引入，威权主义的治理方式开始弱化。1982年，港英政府在新界及港九举行首次区议会选举。1985年又举行首次不分区区议会选举。尽管这两次选举并非自由选举，但民选区议员的出现却极大地促进了港人政治意识的觉醒，削弱了威权主义统治的合法性。此后1988年、1991年以及1995年的三次区议会选举再次巩固了港人的政治意识，代议制政府取代威权政府成为香港政治文化发展的主流。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安排下，香港得以在完善代议制政府的道路上继续前行。2003年、2007年、2011年以及2015年，香港定期举行四次区议会选举，选举政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威权主义都已经失去约束效应。威权主义的没落极大地释放了港人，尤其是回归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在反抗权威、反抗不公等口号的召唤下，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正在用不同方式参与政治，表达诉求，并不断挑战港府的治理权威。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5年的港大学生会暴力冲击校委会会议，以及2016年初的旺角骚乱都是活生活的例子。血缘功利主义的强化 与威权主义并行的是血缘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以家庭、家族为纽带，只专注以血缘关系所维系的小团体的经济利益。血缘功利主义在香港的盛行与威权主义统治方式密切相关。在港英政府统治时期，港人长期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无法通过合法渠道参与政治。这种参政无望的窘境迫使港人将注意力放到谋取经济利益的活动上。对于这些人来讲，只有获取足够的物质财富，自身的安全感才会增强。对于经济利益之外的其它利益，他们并不在乎，也少有参与。血缘功利主义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香港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腾飞。经济的繁荣又再次强化这种功利主义意识。二者呈现出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趋势。随着近年来香港社会不稳趋势的出现，这种功利主义有所加强。并且，这种功利主义还从经济扩展到政治，形成经济功利主义与政治功利主义对立的局面。经济功利主义表现在港人依然极为注重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对于任何可能损害其经济利益的行为都极为敏感，也极力反对。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中，不少小商小贩对运动给自身经济利益造成的严重影响而怨声载道，以至于“雨伞运动”最终在一片抱怨声中草草收场。“雨伞运动”过后，部分港人呼吁市民将注意力投放到经济发展上，不要让政治混乱干扰香港经济的发展。随着2015年以及2016年初香港社会不稳定态势的上升，部分港人更加关注自身经济利益，对抗争政治大加指责。比如，今年年初二旺角骚乱之后，部分港人组织声势浩大的活动反对暴力政治，强调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然而，经济功利主义引起政治功利主义势力的不满。政治功利主义者只关注自身党派的政治利益，以获取政治利益为导向。一些比较极端的政治势力根本无视经济发展，只专注制造事端、抢占地盘、扩充实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发展的停滞或者倒退反倒能为其扩充政治力量创造机会。此外，政治功利主义还使得香港各派政治势力更加关注自身政治利益，缺乏相互妥协合作的空间。比如，“雨伞运动”中，各方政治势力轮番登场，相互较劲，争夺影响。运动过后，各方力量又出现不断分化，甚至相互斗嘴的趋势。激进主义、本土主义强势崛起 经济功利主义在香港的盛行与港人的难民心态息息相关。回顾香港的历史，可以看到在香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几次重大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逐渐成为港人社区的主力。对于这些移民而言，过往的回忆都是痛苦且不堪回首的，而香港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这来之不易的庇护所需要精心维护，一旦失去就又要重归困难日子。因此，他们小心谨慎，尽量不涉足政治，但仅此并不足以保证自身的安全。换言之，香港也绝非绝对安全之地。一旦香港不稳，他们就必须再去寻找其它的避风港。在这个过程中，物质基础至关重要。只有有了足够财富，移民到更加安全的栖息地才有可能。这种心态不断强化港人只专注短期经济利益的功利主义特征。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这种难民心态呈现出逐步消退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回归所促发的身份认同。对于港人来说，港英政府统治时期，他们并没有归属感，也不知到底归于何处。香港回归之后，国家认同、区域自治等政治意识被逐步引入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港人开始关注自身的身份认同，以难民心态构筑的过客身份逐渐被主人身份所取代。遗憾的是，这种主人身份的建构在香港狭小的空间与大陆广袤的地域基础之间摇摆、挣扎，甚至对立，并不断引发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矛盾。这从港媒经常报道“中国人”、“香港人”、“中国香港人”认同比例的变化即可看出。2014年“雨伞运动”所打出的旗号“保护我城”、“香港自己救”凸显出香港年轻一代本土意识的强化。今年年初二旺角骚乱中本土激进主义势力的崛起也是港人本土主义意识强势崛起的明确信号。总体而言，以往在难民心态的影响以及威权主义的压制下，港人以专注短期经济利益的功利主义行事，对政治事务颇为冷淡，但如今这种传统政治文化已经被政治抗争所取代。在新的政治文化下，反抗政治权威、争夺政治权力以及渲染本土主义成为当前香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的中心议题。这为中央以及港府管理香港事务带来不少困难，需要加以妥善应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德山 2016-04-06 党员在党外行使作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时，比起一般公民，其自由度要小许多。这也是“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重要体现之一。 新春前后，党员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党媒必须姓党”成为舆论界争论的热点话题。有人认为，这些提法削弱甚至剥夺了党员的言论权利和参与机会，而另外一些人则对违背这些规矩的言论扣以“反党”大帽。这不得不引发人们对当下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学者应该有什么样的言论权利进行深入思考。党员的言论权利受到限制现行《党章》第四条有关党员拥有权利规定：“（二）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七）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相关内容俱由此展开。这些内容明显地对党员的言论权利作了限制：其一、平台限制，是“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而不是在其它地方，诸如非党内的会议上、非党报党刊上。党员的自媒体显然也在限制之列，或者说党员利用自媒体发表与党的主张不一致的观点，就有违反政治纪律之嫌。其二、对象限制，是“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所谓“政策”是党在某个阶段为解决某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依据党的大政方针而确定采取的应对之计，属于实际应用范畴。既如此，党员在党内的讨论、争议对象就不能是政策的“上位”：一是经过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确定的“大政方针”；二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这是立党的基础。如前人所云“共信不存，互信不生”。如果党员对“大政方针”和立党基础还质疑、反对，那只有退党一途可循。其三、处置限制，即如果对党的决议和政策持有不同看法，可以声明持保留意见，但必须坚决执行。在此前提下，可以将自己的不同看法“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就是说，党员的“不同意见”只能在党内，而不能在党外表达；只能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而不能向下级和党员群众扩散。党员的言论权利自由度比一般公民小有人说，党员也是公民，而且首先是公民，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序言”也强调任何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党章》的“总纲”明确“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习近平主席也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因此，有人认为，对党员的言论权利做各种各样的限制有违宪违法之嫌。笔者以为：一方面，权利和义务是相应的。《宪法》在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时，也明确了其义务，即公民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时，不得破坏社会秩序，不得违背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或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党是执政党，作为公民，党员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时，应该比一般群众更具履行义务的自觉。作为党员，在非党场合，对那些与党的现行方针政策不一致的言论，有宣传解释的义务，如《党章》党员义务（七）规定“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对那些与党和政府的主张、政策完全相反相对的言论，有旗帜鲜明进行批驳的义务，如《准则》“九”规定“对社会上的歪风邪气、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潮，必须进行批判和斗争”。这些都说明，党员在党外行使作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时，比起一般公民，其自由度要小许多。这也是“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重要体现之一。“小众化”科研成果不可随意“大众化”传播以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军事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具有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研究方法的依赖性、研究者自身的主观性和研究结果的难测性等显著特征。这就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妥善处理好自己研究成果的“小众化”和“大众化”关系问题。所谓“小众化”，意即科研成果公开范围只限于同行之间，如演讲于学术交流会、发表于学术刊物等，以推进某一研究领域的进步，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所谓“大众化”，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话语，以群众能够承受的心理，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增加他们的知识，拓展他们的视野。尽管科研成果和宣传内容本质相同，但受众有异，它要求研究者在传播时必须严格注意“大众化”和“小众化”的区隔，不能把“小众化”领域内的内容随意地扩散到“大众化”范围里。否则，其结果除了群众因专业语言不明就里外，有时还因观点太“前卫”、“极端”，群众无法接受而招来谩骂、吐槽，如最近有专家提出“婚姻七年有效期”、“穷人合娶老婆”等。如研究者本人供职于公立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又具有党员身份，或更具管理者身份，那对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是一种伤害。如果党员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此不以为然，甚至以挑起话题为幸，博眼球，出风头，那就是党性觉悟出了问题。政策建议基于上述认识，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笔者建议：第一、在全国高校、党校、社会科学研究院所，组织党员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但要“逐条逐句通读党章”，“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而且要突出重点，对《党章》、《准则》中的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条例》中“政治纪律”反复学习，并联系实际，联系自身，向组织谈体会，交心得。第二、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使党在高校、党校、社会科学研究院所的基层党组织工作真实化、中心化、严肃化，使党章党规教育在“三会一课”活动中常态化，使广大党员社会科学工作者心中始终有党的政治纪律这一“戒”。第三、对有着境外学术背景的党员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但要组织他们比其他人更为认真地学习党章党规，更要组织他们到基层经受实践锻炼，接地气，亲群众。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步文 2016-03-22 党的思想安全是指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保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变，坚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思想文化，保持思想、理论和价值的开放性、先进性，反对思想理论和文化意识的僵化、封闭和倒退。党的思想安全的底线，即如邓小平所说，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党在思想理论、价值观念上，一定不能“走邪路”、“回老路”。 中共执政地位总体安全当前中共执政地位总体安全。中共目前仍然具有强大的实力，总体上具有先进性、纯洁性、战斗力，并领导人民军队和其它武装力量。中共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28年的战火洗礼和革命成功，使中共赢得了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他们现在仍然是支撑其执政地位的强大社会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建设成就，以及持续上升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提升了中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形象。社会上有一些人对中共有意见，希望中共改革更深入，绝大多数人是真心和善意的，不是要否定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然而，社会上也出现了威胁中共执政地位的危机信号，不可丝毫大意。党内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一些群众不再拥护当地的党组织，不再信任地方干部，干群关系紧张，一些党员干部与群众形成“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关系。腐败已经成为中共的硬伤，它使党与人民离心离德。此起彼落的群体性事件破坏社会稳定。涉事群众对地方党组织和干部不满，而对党中央、中央领导人寄予厚望。各地涌到北京的信访、缠访不利于社会治理。信访原因各不相同，诉求大同小异，多与执法、司法不公相关，与冤假错案久久不能平反相关，与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相关，还与地方党组织、政府包庇、纵容、保护黑恶势力相关。旧式“维稳”走进死胡同，靠动用警力和其他安保人员粗暴、高压维稳，年青人并不买账。社会分配不公严重，贫富悬殊巨大，公平正义流失，特别是与民生、民心直接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如果长期不能合理解决，必然会损害人民对中共的信任，危害党的安全和执政地位。加强思想建设 赢得人民拥护从根本上来讲，中共的执政安全取决于党自身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而其基础是党的思想安全。党的思想安全是指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保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变，坚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思想文化，保持思想、理论和价值的开放性、先进性，反对思想理论和文化意识的僵化、封闭和倒退。党的思想安全的底线，即如邓小平所说，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党在思想理论、价值观念上，一定不能“走邪路”、“回老路”。思想建设的效果直接体现为党风的好坏。党的作风是反映党的思想理论、文化价值和路线方针的一面镜子，是每个党员思想是否先进的外化。1980年11月，陈云同志就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败坏，首先腐蚀了党自身的纯洁性，破坏了先进性，伤害其组织，溃散其凝聚力。党风败坏，意味着一些党员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与党的要求格格不入，导致他们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和党组织之上，“权为己用，利为己谋”，结党营私，大搞宗派，“腐气相投”，“敢于突破”道德、法律和党纪的任何底线。党风败坏，必然造成政风、社会风气败坏，必定会使广大人民群众逐步远离中共，必定会使党在面临各种危险的时候，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彻底根除腐败就要同腐败进行持久、复杂、艰巨、广泛的思想和文化斗争，在党员中清除贪腐意识，这是中共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民心向背”决定着中共的存与亡，决定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守与失。中共不会也不应当被动地承受“民心向背”的“定数”，她对自己的命运具有思想建设上主动把握的能力和自觉。中共的执政安全是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和维护宪法与法律权威、维护和发展社会公平正义而产生和巩固的安全，是依靠中共始终坚守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向人民持久兑现其“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的承诺而赢得的安全。通过全面推进思想建设，不断地巩固、创新党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赢得人民由衷、自觉、持久的拥护，中共作为国家领导者、执政党的地位就真正安全了。引领思想市场 提供舆论基础党内思想建设面临的复杂因素，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中共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人，能否面对和经受住思想市场的考验。每种考验都很严峻，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经受住了考验，中共就会有惊无险，能够化险为夷，永葆活力；经受不住考验，就会出现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出现放弃党的宗旨、改变党的性质、背离党的基本路线的危险。如果任由这种局面蔓延，党就可能在和平执政、和平建设的条件下，从局部到整体发生“和平蜕变”危机。无声无息的“思想蜕变”，是党自己逐步瓦解自己的“安乐死”方式。科学的理论方法、正确的思想认识需要通过引领思想市场，通过灵活高效、近民亲民的宣传方式来传播，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性伟大实践提供统一坚实的舆论基础。中共不能让“右”或“左”的舆论搞乱思想和方法，破坏党的意志。有的人以理论家自居，掌握话语权，或者极力“抢夺话语权”，却不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无视拨乱反正以后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成果，继续坚持舆论宣传的僵化老化、陈旧不堪的道路。他们宁“左”勿“右”，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实践，配上“左”调进行弹奏，不容许任何其它“普世”的观点和价值，甚至不容许中共和中国人民从“普世”观点和实践中批判性地借鉴任何思想和实践。中共早已经旗帜鲜明地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舆论宣传应当完整遵循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准则。现在更复杂的情况是，“极右”和“极左”都有特殊利益集团作支撑，分别代表了部分特殊既得利益者的思想主张、政治要求和利益追求。因此，“极右”和“极左”的对立具有表面性，他们在达成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妥协之后，有可能结成反对全面深化改革、持久坚决反腐的同盟，有可能成为阻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力量，有可能率先在舆论领域挑战党内健康力量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共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受思想路线错误之苦，遭受“左”、“右”摇摆之痛，更遭受长时期、大范围的“极左”思想、政治路线和政策的危害。今天，中共全力以赴，在思想市场和舆论领域维护、坚持十八大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党需要不断重申和澄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自我凝固、封闭、僵化的教条，而是自我革命、开放和发展的理论，是不断地与我们的历史、现实相结合从而迈向未来的思想建设过程。改进思想建设的策略中共的安全之策，应当围绕党的先进性这一“主线”展开，并且通过修改党章等党规，规范党内思想和制度建设。第一，中共对自身进行系统的思想和体制改革或者“革命”，对不完全适应现在和未来发展需要的观念、方式进行改革，包括入党条件、程序、党的组织和活动方式、党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党的执政权方式和程序、党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关系的具体化。中共严格依照宪法、法律和党章治理党，依照宪法和法律执政，中共及其执政地位就最为安全。改革进入“深水区”，最深的区域莫过于中共对自身的改革，对自己领导国家的思想、体制的改革。如果改革成功，中共及其“江山”就不是百年了，而是能够非常自信地赢得未来数百年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赢得极其长久的未来时代。第二，开放言路，改革中共引导思想市场的方式。中共务必坚持学术研究和舆论领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改变宣传阵地上传出的混乱不堪、使人无所适从的声音，改变“左”音超强、人心自危的氛围。特别是一些重要媒体放出的信息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务实、大气、开明、深得人心的讲话常常格格不入，这在党内、国内以及国外都造成不好的影响。中共需要投身思想市场，宽怀大度、畅所欲言、心情舒畅、平等争鸣、尊重他人、以理服人、共求真理、排除谬误，如此才能更有力有效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中共引导思想市场、进行意识形态管理的指南，“极左”和“极右”的方式是不能用来领导思想和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的。第三，科学地总结、吸取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教训。苏共、苏联各种问题长期存在，长期不进行周密、系统改革，以至于积重难返；待到推行改革之际，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改革路线错误，措施失当，否定苏共领导、搞军队国家化、推行总统制，一切路线调整、制度改变，都是仓促上阵，短短几年，危机总爆发，苏共和苏联就消亡了。简言之，长期不改革，突如其来的错误改革，而绝不是“改革”本身，断送了苏共和苏联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苏共是长期“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后突然“走了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两条错误道路把苏共和苏联送进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