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 2017-01-19 缺乏全球治理体系支持的各国政府，便只能独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分配问题。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泛滥便顺理成章。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考虑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从英国脱欧到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多声音正将全球化视为种种国内问题的根源，并以极其简单的线性思维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逆全球化。不过，这并不符合中国的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明确表示反对让全球化为世界乱象背锅，并特别指出全球发展失衡的矛盾令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落空。情绪化或出于选票需要抱怨全球化无疑是错误甚至危险的。在发出抱怨之前，我们首先应思考的是，经济全球化能解决什么、不能解决什么。从财富创造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确实已将人类物质生活水平推上了一个新高度。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国际格局发生巨变，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各国政府间的协商、企业间的合作、民间的交流以及私人的往来等蓬勃展开；而自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后，信息、知识、思想等在虚拟空间的“全球化”也是不断进步。二十多年来全球化趋势所营造出的新局面，甚至已被定义为“世界是平的”，它所解决的，是各类政策、技术壁垒、障碍，从而使资本、物、人、信息等的交流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它所创造的，是大量新财富，从而令各国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升。不过，从财富分配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不称职”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部分产业、企业可以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地选择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生产地点、生产方式时，服务于这些产业、企业的个体却选择相对有限甚至处于只能被动接受的境地。同时，当部分产业、企业可以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政策、技术红利时，另一部分产业、企业或受制于自身禀赋，或受压于新兴技术，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当类似情况出现在一国之内时，传统经济学理论早已作出相应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譬如政府如何从分配方面着手，对在竞争中失利的企业及其员工给予相应支持、照顾。然而，当上述情况发生在全球化时代时，缺乏全球治理体系支持的各国政府，便只能独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分配问题。在竞争中失利的个体矛头所指，也不再只是其所在的一国政府，还包括了创造出大量新财富和无数受益者的全球化体系。选票压力之下，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泛滥便顺理成章。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演讲中提出了四大解决方案，其中包括要“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我们认为，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所无法解决的财富分配问题，各国政府在调整、完善本国治理模式的同时，也应考虑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举例而言，美国政府于2010年开始实施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以及中国自2014年以来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启动的反腐败境外追逃，都是对全球合作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的积极尝试。仅2016年1月至11月期间，中国就追回外逃人员908人，其中 包括“百名红通人员”19人，追赃金额为23.12亿元人民币。众所周知的是，这些中国贪官之所以能在任职期间获得大量非法财富，除了国内治理模式滞后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全球化带来的财富转移便利也是其中一项诱因。类似的问题，目前正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重复发生。如何在涉及全球财富分配的问题上参与全球治理体系，这是充满挑战的复杂新问题，目前较为现实的做法，还是各国根据自身需要，在具体项目上，在现行国际法和外交体系的框架内，向相关国个别提出需求与建议，并对它国给予对等的支持与协助。为解决我们所共同面对的财富分配新问题，各国政府需要在倾听本国民众呼声的同时，站在历史的高度探讨合作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以此逐步完善只忙于创造财富的全球化。唯有如此，世界才能不断克服困难，“携手向着未来前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子榕 2017-01-06 两岸交流确实已取得长足进步，但现实情况是愈走两岸愈疏远。两岸人民交流的方式需要有大的突破，重点是下沉和做实。 2005年“胡连会”之后，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自2008年起，时任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注重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加强两岸人民往来，开放大陆人民自由行，签署了23项经贸协议等。除了官方交流外，民间团体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两岸交流应该愈走愈通畅才对，但现实情况是愈走愈疏远。两岸交流确实已取得长足进步，但持续一段时间后，许多问题开始出现，需要双方去正视和解决。密切交流没有拉近两岸关系陆方敞开大门，欢迎台方各政党赴陆交流甚至合作。台湾政党中，有的接受陆方善意，就带了一些政策协议回来；有的表面迎合陆方，回来还是把陆方骂得一塌糊涂，欺骗民众；有的号称统派，却一味抢资源，中饱私囊。台湾民众的感受是，无论是政策还是协议，都是特定群体得利，几乎只有政党人士或是特定企业才享受得到，民众不良观感自然形成，甚至认定部分统派是“买办”。很多台湾民众慢慢觉得，这都是政党间私下的利益。民众无感，积极意义就不容易体现出来，负面情绪自然渐渐积累，难以消除。后来陆方似乎意识到光靠政党交流不行，民间交流未能有效促进认同与改善歧见，于是两岸开放互通往来，多以经贸、旅游、文化等作为主要管道，力求以“求同存异”达致双方共识。然而，陆客来台观光，台湾店家变相涨价、旅行同业削价竞争、观光景点人潮拥挤，虽在经济上带来利多，但这是针对旅游观光、酒店餐饮、农渔业者独享的政策。通过旅游观光业吸引大陆游客，台湾人所听所闻大多是人潮拥挤、秩序卫生、破坏景点等问题。这些问题自旅游开放便存在，只是随着来台人数增加更增多而已。台湾人“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矛盾心态尽显无遗。交流成果遭反对服贸协议、货贸协议甚至是FTA，被政客与当时在野的民进党操作成“卖台”协议。台湾群众与年轻学子不明真相，成为被利用的棋子。要了解这些政策不难，可由于国民党倡导和文宣力度不够，造成所谓的“黑箱作业”及“318太阳花学运”。 对于两岸交流成果，台湾民众“感性”大于“理性”，缺乏判断、是非不明。在媒体渲染下，台湾几乎整个社会呈现“病态”价值观，现在的执政党也在自食恶果。当初国民党有多少政策是有利于台湾更多民众的，但在野的民进党就是要反对国民党，借题发挥，以博取感性选民的支持。当那些年轻人在抗议两岸交流导致他们收入不足的时候，并没有想过他们在抗议、砸“行政院”和“立法院”这段时间，少赚取了多少薪资，而要吃苦的高薪资工作他们也不愿意去。这是台湾教育与价值观的偏颇，让这一代的年轻人缺乏竞争力，可惜也可悲。年轻人无法面对“现实现况”是台湾目前最大的问题之一。交流没有解决认同问题两岸人民认同差异问题已经愈来愈严重。在去中国化教改后，台湾学生不了解完整的两岸近代史，对两岸关系的认识更加缺乏历史深度。如果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沿革没有正确、合理、客观的了解，再多的访问交流、研讨座谈，都变成流于形式。台湾受邀团体回台未将陆方活动及内容在岛内正面传播，不但浪费了主办单位的时间，也是在消费主办方的美意。为何台湾年轻学子对民族没有认同感？笔者认为国、民两党都得负起责任。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情结、民进党的“去中国化”，台湾教育课纲的两岸历史只剩“台湾历史”，所以在李登辉12年、陈水扁8年统治后，青年学子对两岸关系和历史是呈现“断片”、“不了解”、“不想知道”的情况，导致失去对两岸血浓于水的民族认同。三民主义第一个“民”就是民族，民族与国族认同至关重要，这攸关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台湾今日被边缘化，在世界上孤立无援，放弃三民主义的“民族”价值是直接原因。台方投机 陆方无力近年来两岸青年交流参访座谈频繁，但是成果不彰，台方投机，陆方无力。最近这一年多，无论是民革、台联、台盟、统促会、黄埔军校同学会、两岸学者座谈会等活动，主办方都尽心尽力，诚意可嘉。然而，这中间也有一些问题存在。陆方对台单位众多，涵盖面广，近几年从政党交流、经贸交流、民间交流至如今最重视的青年学子交流。因为台湾在2014年发生了“318学运”而引起后面整个政治局势的改变，陆方发觉在青年学子交流这一方面必须重视，所以近期交流大多着重在青年这一块。不过，这中间存在一个问题：陆方主办单位邀请台湾方面来访时，重迭性太高，每次交流大多是同一群人，未能达到扩大传承交流的目的，同时也未考虑团员的行为品德及言行举止。这些参与交流的台湾人士，太多滥用大陆机构名义，行不当行为甚至诱骗台湾群众，比如招商引资不当获取利益。这些人回台后，资源下放不均。真正用心者需要掏钱、花时间、精力放在两岸事务上，但大多得不到真正重视，反而是那些谄媚逢迎者获得大量资源，导致交流目的落空。大陆应重视与培训真正用心从事两岸事务的团队，让这些精英回台后能有后盾，能无后顾之忧地专心于两岸事务上。同时，更应帮助贫困弱势族群赴陆学习交流参访，效果会比重视精英团体更佳。受邀台方的问题，则在于号称统派团体或政党的组团方本身，受邀到大陆交流后，回台后没有将正面的能量带回给台湾群众，只是浪费资源，等着下一次的邀约。享受陆方礼遇，回台后把陆方骂得不堪入耳。自称统派的年轻学子也有许多“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受邀参加陆方各单位的邀请，接受陆媒访问，回台后也是将陆方批评得一文不值。常出现在陆方各场合的硕士、博士，号称某政党的党代表或是中常委之类的人士，甚至对受邀初来大陆的女学员做出不当行为及言语上的伤害，严重损害大陆主办方形象。这些人有点步国民党的后尘，占着位子但不发挥影响力，无法走入群众。光有理论，只想沾光，没有办法走入群众、引领群众，总是在自己的圈子高谈阔论，所以永远不能在台湾获得话语权。虽说统派团体众多，但清楚了解两岸关系近代历史发展乃至大陆发展的过程及一国两制的实质内涵的人其实并不多。在面对群众时，也会面临考验甚至是谩骂等。既然号称统派，就不要怕被贴标签，台湾都自称是“民主社会”，有“台独”的声音，为何不能有“统一”的声音？以民为本、引领群众、关心民众，台湾的氛围就是需要这种精神，难道统派团体不知道？受邀台方多属迎合大陆，缺乏真诚真实精神，这样会将陆方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导致对台工作方式错误且愈做愈无力。马英九错失两岸政治协商良机可以预见的是，大陆会逐渐采取更积极主动的举措，来扮演两岸关系引导者角色，而台湾最佳的谈判筹码和条件已经在马英九手中丧失了。安于现状是错失良机的主要原因，“不统、不独、不武”终究只是暂时的，最终还是得正视现实，将“统、独”议题搬上台面。马英九自身的思维模式和能力不足导致当局无法在政治层面上更进一步。 两岸交流热络的最佳时机正是在马英九先生执政的2008年至2016年“5.20”之前。马英九没有在这8年推进两岸政治协商的进程，导致两岸交流失去方向。他虽然扩大了两岸之间的交往，却错失了最佳良机，原因有二：一是党内派系众多，马英九缺乏反抗压力的魄力和担当；二是过于迎合感性民众的观感，当群众出现不理性的抗争行为时，只会迎合安抚。因此，马在两岸政策的许多方面施不上力，成不了大气候。倘若一个领导人没有魄力和决心采取政策措施，内部的矛盾自然增深，到后面即使有再好的利民政策，民众无感，也是枉然。 对两岸交流的建议两岸人民交流的方式需要有大的突破，重点是下沉和做实。对此，笔者有如下建议：1，参加交流的学生可以放宽到中学层次。这个年龄层尚未接受太深的去中国化教育，可让他们游览大陆历史景点，学习两岸近代历史的课程，文化历史古迹对这些学生的吸引力会较那些大学或以上学生更有新鲜感，从而提高他们对中国的文化认同。2，为大学生提供职业和商业培训机会。陆方可以安排大学生到大陆企业实地研习，可依赴陆参与学习的内容与上课次数分成初阶班、中阶班、高阶班；根据青年人的需求设立创业、就业班，请有相关经验的导师做职前教育、创业培训，避免资源浪费。3，推动和加强基层村里长交流。台湾的村里长做的事就是所属小区的地方建设，陆方可以安排村里长到大陆三、四线城市参观整个城市发展建设，并且请该市负责建设发展的领导或专业人才来做交流讲课，实现城市交流、共同学习发展。4，加强两岸中小企业交流。现今台湾许多中小企业想往大陆发展，却无相应的管道平台；许多台湾人想到大陆创业，但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市场渠道以及大陆的商业模式。台湾的传统商业模式已经落后于大陆多元资本商业模式，大陆可以提供机会，让台湾中小企业主了解大陆的商业模式，带他们参访在陆经营成功的台资企业，去参观访谈及经验分享，从而增加对大陆市场的信任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袁小靓 2016-12-30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权威，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最具标志性和历史性意义的成果，就是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的建立既是基于历史经验，也出于形势所需甚至形势所迫。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证明，每到危急关头，只有出现一个目标明确的坚定领导核心，中共的事业才能顺利发展，反之，当中共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时，则会问题百出，频生危局。在毛泽东时代，毛主席作为领导核心带领共产党取得了政权，逐步建立了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邓小平时代，邓公作为第二代核心为中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邓公及其继任者领导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是中共重要文件中第一次论述了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邓小平在晚年总结中共领导核心时候说了一段肺腑之言：“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现实的需要如果说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那么，现实的答案就更加明显：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艰难的反腐局面，以及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转型，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共和中华民族很可能再次陷入混乱无序、莫衷一是的境况，颠覆性的错误随时发生。这不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愿意看到的。党的十六大后，治党“宽松软”、治国“虚乱散”现象日益严重，甚至党内出现“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就是因为党中央和全党缺少“领导核心”所致。三年前，在中共的领导体制面临挑战、国家发展遭遇危机、社会进步受到一定阻扰的时候，习近平勇挑重担。三年来，他领导新一届班子，严惩腐败，加强党的领导，确立了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道路与方向，深得民心、党心和军心。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习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不但能够确保过往取得的一切成绩，还可以确保未来发展顺利，国家不走弯路，人民不会迷茫，军队所向无敌。一个顺应历史大势、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核心，其地位的牢固确立，不可能一帆风顺。虽然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层赢得了绝大多数民心、军心、党心的拥护，我们还必须看到，海内外还有相当一批人在观望，在彷徨，在质疑，甚至会随时跳出来捣乱，妄图破坏中共领导地位的投机分子虎视眈眈，妄图分裂中国的势力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回击就是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权威，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取得更大的成绩，沿着“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认真践行“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习近平当之无愧中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但任何核心的确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十八大之后，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共作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并依据国情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取得了举国公认、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方面成效显著，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已经形成。这一切都与习近平“坚持党的领导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展现出坚定的信仰和信念；坚持问题导向，对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从不回避遮掩，透视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顽强的意志品质”（王岐山语）分不开。四年来的实践为习近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赢得了崇高威望，自然而然地把习近平推向中共核心地位。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水到渠成地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历史的重任落在习近平的肩膀上。民族、国家和中共的中兴重任落在习近平身上。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正如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也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是恰逢其时的历史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无论是对党的忠诚、个人品德、人生履历，还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巨大贡献方面，都是当之无愧的不二人选。未来的历史将会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给出最终的评判。我们已经选择正确的目标、方向与道路，前途也是光明的，但道路肯定不会太平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国际国内各种阻扰中国发展、阻扰中共领导的势力还会以各种方式显露他们的存在与不甘心，只有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才能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开颜 2016-12-30 澳门社会必须用好用足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尽享政策所带来的红利。会展业和金融产业可以作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突破口。 过去两年多博彩收入持续下跌，澳门社会各界都充分意识到，过分依赖博彩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在国际金融形势诡谲多变、中国内地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加快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有其迫切性。稳妥推进经济多元化众所周知，澳门是高度开放的微型经济体，因此，在一个有限空间和市场规模下形成一个突出的龙头产业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政府税收若对博彩业过度依赖，一旦博彩业遇上特有的负面冲击，将会影响澳门社会的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因此澳门不能过度倚重博彩业，也不可任其规模无限扩张。虽然博彩业一业独大挤压了其它产业的发展空间，但是政府如果希望通过政策压制博彩业的发展来推进经济多元化，结果极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根据过去十多年澳门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博彩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博企的本地采购也惠及澳门的广大中小企业。短期而言，澳门整个社会经济对博彩业的依赖局面仍难以有所转变，因此，如果博彩业急剧萎缩，将动摇国际投资者对澳门的信心，可能会给澳门的经济带来严重打击。博彩业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既不能过分地被倚重，也不能轻易被否定。特区政府既要保持博彩业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又要维护澳门社会及居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微型经济体要在“产业单一”和“多元化”之间取舍，是一个两难境地。经济多元化可以保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优势，又能降低经济周期影响，但是知易行难，澳门在推行经济多元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就需要考虑到底是“垂直多元”，还是“横向多元”。从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澳门经济仍然以博彩旅游业为主导。“垂直多元”是指通过产业内部的分工细化和价值链条延伸，以实现专业化的竞争优势。这就意味着要在博彩业继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做大做强旅游业，并发展与之密切相关的产业，如会议展览、商贸服务等。总体来讲，就是借助主导产业的优势，向下“垂直”多元，从博彩业推进到综合性旅游业、会议展览业，以及航空运输、物流业。“横向多元”是指产业结构的多样化，要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二者之间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比例关系。“横向多元”对澳门经济的稳定发展、居民就业的多元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支持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加快发展休闲旅游、会展商务、中医药、文化创意等产业”。然而，博彩旅游业已经占用大量土地、资金和人力资源，制造业又在逐渐萎缩，此刻想推动“横向多元”绝非喊一两句口号就能轻易实现。不过，从长远角度来看，“横向多元”是降低经济风险的有效办法，香港、新加坡、卢森堡、冰岛等地一直都致力于维持产业适度多元化。所以，澳门将来必须以这个目标为努力方向。经济多元化两大突破口特区政府已经明确了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推动经济多元发展，为此笔者提出两个产业可作为推动经济多元的突破口。一、会议展览业。以博彩业为主导，发展相关联的会展、零售、娱乐、文化创意等产业，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建立国际旅游休闲中心。过去几年，政府一直致力推动会展业发展，在经济局增设“会展及产业发展厅”，专门负责会展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政府还通过“会展活动激励计划”向在澳门举办会展活动的主办单位提供场地租金、餐饮、住宿、货运物流、宣传推广等方面资金支持，从而吸引国际买家来澳参观，鼓励本地会展活动更趋向于巿场化和专业化，把澳门打造成为举办各类型会展活动的理想目的地。从国际经验来看，澳门在发展会议展览业方面具有不少优势。首先，澳门是世界著名赌城，对发展会展业有重要的吸引力。其次，澳门旅游业蓬勃发展，具备会展业发展所需的“吃、住、行、购、娱”等优质服务。再次，澳门背靠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扎实的产业基础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此外，澳门与欧洲国家及葡语国家都有紧密的商贸、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又有一批懂得葡语的专业人才。这种优势有利于澳门发挥“中葡商贸服务合作平台”的作用，为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企业走向国际、为中国与欧洲及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牵线搭桥。澳门可以将会展业发展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之间的投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平台，从而拉动与旅游密切相关的酒店业、餐饮业、娱乐业、商贸服务业以及金融保险业等各个行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二、特色金融。金融业是澳门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2015年包括银行、保险及退休基金在内的金融业占GDP的6.9%，仅次于不动产业的10%（博彩业占GDP的48%）。虽然曾有建议认为金融业应该成为经济适度多元化战略的重点，但基于各种原因，金融业并未得到重视。现在情况有所改变，2016年政府施政报告提出要“发展澳门特色金融产业”，金融业在非博彩业中的重要性仅次于会展业，从中可见特区政府锐意发展特色金融的决心。同时，政府将发展特色金融写进《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且在“促进博彩业与非博彩业协同发展”一节中论述，标志发展特色金融的意义已经超越单一产业，成为澳门调整经济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2016年10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正式提出“支持在澳门成立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并出台多项支持政策和措施。澳门可以充分利用无外汇进出管制、与世界各金融中心有直接联系、外汇储备充足等有利条件发展特色金融，在“一带一路”的新格局下为沿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满足沿线国家和地区基建投资、产业融资等金融方面的需求，抓住机遇，借助国家战略实现澳门经济多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是发展特色金融，澳门的金融业或金融产品应该具有其它城市无法仿制的特点，尽量避免与香港、深圳的同质化竞争。总括而言，会展业和金融产业可以作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突破口。不过需要明确指出，这两个产业自身仍存在不少劣势。以会展业为例，澳门会展业设施落后，大型会展场所只有威尼斯人度假村，缺乏政府自己的会展场地。再加上澳门经济规模较小，产业结构单一，澳门要发展会展业必须制订更有针对性的中、长期规划。同样，金融业也面临经济规模有限、金融法规有待完善等约束条件，但是更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澳门缺乏高端金融人才。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优势经济规模、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都是制约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客观因素，值得庆幸的是，澳门在“一国两制”下始终能够得到中央的理解和支持，为推进经济多元发展争取到多项优惠措施。例如，去年中央为澳门划定85平方公里习惯水域，使得澳门突破长期制约发展的土地资源瓶颈。此次李克强总理到访澳门所宣布的包括建设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设立中葡发展基金总部等十九项惠澳政策，更进一步凸显澳门作为中葡商贸合作平台的定位，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开新的局面。所以，澳门要想在推动经济多元方面取得突破，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利用区域合作克服自身的劣势。纵观未来，澳门经济多元发展与区域合作密不可分，澳门社会必须用好用足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尽享政策所带来的红利。与此同时，澳门经济进入深度的调整阶段，推动经济多元发展的速度有必要进一步加快。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肯定博彩业对澳门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同时也要做好准备，发展非博彩业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需要一个漫长的培育过程，切不可奢望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成绩。澳门要加快推动经济多元发展，必须要有突破发展瓶颈的重大决心，在“传承＂现有产业的同时，也要加强“创新＂精神。希望特区政府能拿出魄力和决心，与民间形成合力，制定实施各项施政方针，藉以实现社会繁荣稳定的长期目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步文 2016-12-28 设立“监察机关”是一项重大政治决策。这个决定的要义在于一个政治坚定、执行有力、廉洁高效、公正权威和尊崇法治的长久反贪腐反渎职制度。把“反腐制度化、法治化和长久化”落到实处。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监察机关”新鲜亮相。随后，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由此，一个不同于既有的中共纪检委、行政监察和人民检察的反腐败大构架初显轮廓。重大政治决定设立“监察机关”是一项重大政治决策。中共中央和新一代领导核心以高度政治使命感，决心探索一条适合国情、党情的“反贪腐渎职”道路，设立“监察机关”，试点“监察委员会”。这个决定的要义在于：逐步建立、健全一个政治坚定、执行有力、廉洁高效、公正权威和尊崇法治的长久反贪腐反渎职制度，确立一套相应的宪法、法律体系，创设一套完整的组织、人事体制和反贪腐反渎职运作机制，构筑一套保障“监察机关”自身廉洁、公信和权威的制度，把“反腐制度化、法治化和长久化”落到实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落到实处。设立“监察机关”，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聚焦”，“三个全面”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找到治本的反腐之策，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就是要推动党内监督和专门国家机关依法监督相结合，使依规、依法治党和依法、以德治国相统一，以永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使中共的执政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久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巩固、拓展和深化中共的执政基础。政治改革新谋略设立“监察机关”是重大政治改革举措。与“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并提的“监察机关”，将是由“人大”产生的新的国家机关，是未来国家机构中的新成员，它把现在中共纪检委、行政监察和检察院反贪腐反渎职等职权结合、集中起来，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上“党政合署”、深度整合的“新国家机关”。按照中共中央部署，设立“监察机关”，就会实质性改革现行党的纪检体制、行政监察体制和检察机关反贪腐反渎职体制，甚至改革公安机关的经济犯罪侦查体制，重新架构国家监察权力和监察组织体制，“监察权”成为一项与行政权、司法权并立的权力，一项覆盖所有公权力行使者的权力。这个“监察权”还是监督共产党和共产党实现自我监督的一种国家权力，是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的重要保障。这样的“监察机关”是新中国前所未有的，它在不改变现有国家机构的情况下，形成了新的权力架构，部分改变了现有行政权和司法权格局，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和新的领导核心在政治改革上迈出的巨大步伐。法治化反腐的新体制目前，“监察机关”以及刚开始试点的“监察委员会”，在组织法、程序法和具体权项的法律根据方面，还不充分健全，但是，中共中央一开始就按照法治思路对“监察机关”进行决策。《试点方案》不仅强调了“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的目标，而且明确指出：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市）“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组织架构，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强化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约。王岐山讲得十分明确，“监察委员会”试点省市要为国家监察制度改革全面铺开和制定国家监察相关法律提供实践基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试点工作作出有关决定后，先完成检察机关反贪等部门的转隶，推动人员融合和工作流程磨合；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与执法、司法机关有机衔接、相互制衡，实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充分表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自始就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谋划改革监察制度、设立“监察机关”，将来的“监察机关”是一个有法可依、依法用权、违法担责的国家机关，它的组织和制度设计，反腐败资源的整合，监察范围的扩大，监察手段的充实和革新，都要在法律上进行规定和规范。“监察机关”行使强大监察权，但不允许出现置自身于法外、不受法律制约的局面。为了达成法治化目标，在“监察委员会”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应当修订《宪法》，增加关于“监察机关”的原则性规定；制定“国家监察法”（废止《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的组织、权力、人员资格（不低于司法人员的资格要求）、监察对象和范围、监察执法和调查（侦查）程序、法律责任和其它事项；需要修订《刑事诉讼法》、《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修改涉及纪检的部分党规。这些工作将在“监察委员会”试点初步完成后陆续推进或完成。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坚决周密地试”中共中央部署试点“监察委员会”，有明确的政治要求。第一，思想认识要到位。试点地区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领会这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的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在改革过程中，促成人员融合，实现工作流程磨合、衔接，确保相关人员思想不乱，工作不断，各方面队伍不散；第二，试点责任明确。试点省市的党委担负主体责任，一把手要负总责，纪委要负专责；第三，试点方法务实，试点内容明确。试点省市领导要联系本地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在组织和制度上创新，整合反腐资源，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履行反腐败职责；第四，作为试点任务和目标中的一部分，试点省市要探索出可复制、推广的成熟经验，为在全国设立“监察机关”、制定国家监察相关法律和修改宪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提供实践和制度基础，让人民群众对“监察委员会”的运行和成效感到满意。正如王岐山对试点三省市的领导所说，“监察委员会”在北京、山西、浙江先行先试，既充分体现了中央的信任，又是对他们的鞭策和考验，考验的是“四个意识”和担当精神。参加试点的地方党政领导，要有一股劲，坚决、周密地搞好试点，要像邓小平讲的那样，改革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法定名称值得重视“监察机关”的法定名称兹事体大。目前，媒体广泛使用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并不是确定不变的正式名称。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使用的是“监察机关”，《试点方案》用的是“监察委员会”。“监察机关”的正式、法定名称还须深入讨论。现在看来，未来的国家监察机关可能命名为“监察委员会”。不过，除各级“人大”和乡镇政府外，考虑到现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名称分别是“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三院”），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分别是“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一府两院”），那么，将来“监察机关”的名称，更为适当的是统一为“监察院”，即中央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院”（中央国家机关为“人大＋四院”），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设“X省（市、自治区）、X市（地区、州、盟）、X县（区、旗）监察院”（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为“人大＋一府三院”）。在书写、阅读以及国家机关命名方式统一性方面，“监察院”比“监察委员会”更好。应当设置在地市级以上按照现在的思路，将来的“监察机关”可能会设到县一级。现在的人大、政府设到了乡镇一级，检察院和法院设到了县一级，如果“监察机关”由人大产生，那么，哪一级人大有权产生“监察机关”，就需要在政治作出决定，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解决这个问题也要有改革创新精神，要考虑到“监察机关”的重大使命，要认真对待“监察机关”的级别、地位和权威性问题，因此，可以摆脱先前设立地方各级人大、政府、检察院和法院的思路，一开始就把“监察机关”的设立定位在较高层次，例如，全国只在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监察院（监察委员会）”，或者，最低也只在地市这一级设立“监察院（监察委员会）”，在直辖市设立若干“监察分院（监察委员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6-12-28 洪水般的流动性一致流向房地产，将其价格迅速推高。针对房地产投机性需求和部分多次投资性需求采取行政干预措施，是全球各经济体的一致做法。 进入新世纪后，市场流动性管理和房地产价格不时搅动大陆经济金融的敏感神经。房地产和金融是两个紧密关联的产业，外溢效应强大，涉及经济整体稳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下大陆金融体系功能尚未完全成熟，房地产市场治理长期由地方主导，相机调控成为地方在复杂利益环境中深度介入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中央需要确立全国“一盘棋”的治理思路，开展顶层设计，加强协同创新，这样才能构建理性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工业化进程中出现流动性管控难题大陆在工业化中期加入WTO，作为世界工厂分享到全球化红利，借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储蓄资金和外汇储备拥有国。重积累和投资，轻收入分配和境内消费，部分工业产能过剩，边际投资收益率进入零值临界拐点，社会投资意愿下降，天量的流动性在外汇和资本管制的境内形成大大小小的堰塞湖。当洪水般的流动性一致流向房地产时，房地产价格被迅速推高。近年来，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与经济体量相比略显不足，间接融资仍占据金融体系的垄断地位，导致社会融资杠杆率持续上升。在边际投资收益率下降规律作用下，市场上风险低、收益高的资产严重短缺，即流动性面临“资产荒”。股市、债市流出的资金和境内外其它流动性一致“理性”地流向具有保值和阶段性升值预期的房地产。土地的资本化是大陆近十多年来的自发性创新之一，它为工业化进程、城乡生活水平提升创造了新条件，但经济金融发展根基主要定位于土地资源，如不加以结构性改革，未来结构性风险在所难免。房市频繁发作“疯牛”，根源之一是部分投资性需求不断累加杠杆，之二是地方政府期望通过批租具有增值预期的土地，为发行用于公共服务设施投资的市政债券提供信用抵押。这种短期化的土地信用与土地财政不具可持续性。聚焦房地产引致的金融风险对房地产市场秩序的治理，国际上最佳的实践是区域甚至全国一盘棋，从民生建设和市场总体治理的高度，统一出台法律规则，再允许地方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微调。针对房地产投机性需求和部分多次投资性需求采取行政干预措施，是全球各经济体的一致做法。一些地方政府在中央的压力下采取了限购限贷措施，但政策出台时机、力度和密度需要把控，确保不会矫枉过正而出现踩踏效应，避免将潜在投资者驱赶到境内外其它地区。房地产价格波幅过大、过于频繁给金融部门提出巨大挑战。金融部门应主动放弃投机性和部分多次投资性房地产融资的短期收益，针对将出现的周期拐点，利用金融专门知识引导经济主体去杠杆，从非理性交易向理性投资转移，将手持的流动性用于消费或投资于实体经济。目前金融部门成为事实上的房地产抵押权最大持有者，系统性风险过于集中。其中，银行又是最大的融资供应商和抵押权人，有必要提前做好抵押品价格波动的风险评估、压力测试、应急预案，放弃存款再保险和获得政府救助的幻想，利用金融市场上的风险缓释工具，为抵押品安装保险杠式的财务稳定器。大陆拥有全球独一无二、自成体系、独立完整的产业链，这是我们管控房地产所致金融风险的独特优势。中国经济由此具有强大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现正从经济金融大国向强国目标迈进。中国无意在所有产业领域都向发达经济体的结构靠拢，成为其主导的产业价值链环节。中国正推动供给侧改革，实现实体经济的转型和产业升级，为资金流动增加新的渠道，从而保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中国城市化也没有简单套用境外先进城市的发展路径，在提升第三产业比重的同时，努力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中国不可放弃具有经济护城河功能的实体产业竞争能力。改变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任由股市、房市暴涨暴跌，只会导致社会灾难。房地产市场理性吸纳流动性各自为政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是长期有效的治理机制。诸侯经济和区域、全国经济没有实现一体化，是中国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中出现的逆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现象。地方治理出发点不可能站在全国一体化的市场治理高度，从购房入户到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地方政府在房地产投融资方面政出多门，出尔反尔，发展到如今的简单粗暴，与中央统一税制改革进行博弈，可能诱发区域性市场风险并蔓延到其它地区，最终将与通过调控促进区域性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然而，全国“一盘棋”治理并非否定土地信用与土地财政在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合理性。当前中国正处于特定历史阶段，地方政府需要负担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并照顾既得利益集团，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大陆的信用体系建立于土地信用基础上，大部分社会融资基于不动产信用是经济主体在市场博弈中的共同选择。在地方预算约束日益硬化、减政放权改革后财税权利向中央适当集中的过程中，土地财政为地方经济创新行为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试点改革一样，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显著改变历史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大陆股市吸纳流动性能力有限，而控制政府部门杠杆和压缩企业部门杠杆，使得债券发行规模增长放缓。只要实体部门降低了杠杆率，政府部门杠杆率得到控制，金融部门的杠杆率自然下降。这样，吸纳市场流动性的资金池建设仍然需要理性繁荣的房地产。房地产既有消费必需商品属性，又有金融投资品属性，且其市场规模体量巨大，完全可以吸纳大部分冗余的流动性，在作为海绵的同时可发挥湿地的净化功能。创新房地产市场的制度供给中国需要尽快创新土地和住宅供给和管理制度，不能再让房地产成为地方与中央频繁博弈的场所。逐步根除经营城市资产负债表、建立政府融资平台、依赖土地财政维系地方地位、维持地方运转的痼疾，禁止地方政府将市民缴纳的税收与国有企业投融资混同，加大力度惩处房地产领域非法设租、寻租、利益输送等腐败行为。增加土地供应是重中之重。当前需要加快城乡宅基地、农村耕地和林地确权进度，允许城乡宅基地流转；激励远离城市的地区绿化荒地，增加林地；在维护生态可持续的前提下，开垦荒地成耕地，释放城市周边的耕地、林地为建设用地；重点建设大都市圈周边的卫星城镇，发挥大中城市的辐射功能，而非全面开花建设远离大中城市的小城镇。改革招拍挂制度，建设规范和统一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大市场。大陆土地批租借鉴了香港土地拍卖的做法，有利于地方取得稳定的土地财政收入。然而，无论是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金砖国家或类似发展中经济体，土地交易都主要通过市场完成，政府只充当市场秩序的守夜人。香港、新加坡等少数离岸式城市经济体土地拍卖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幅员广阔、又需要统一市场秩序的大型复杂经济体。解决之道在于建立区域性或全国统一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平台，比如从长三角或珠三角开始试点，将各地可交易大大小小的土地放在统一的电子化平台上，形成批发与零售并存、库存充裕、连续交易的超级大市场，从而有效平抑地价，降低非理性暴涨暴跌的概率。完善房地产金融服务供给，引导社会流动性形成长期资本。城乡房地产兼具金融信用功能，可作为经济主体进行理性投融资的资产载体，但房地产投融资活动的短期化不利于长期资本形成。推动短期资金向长期资金转化，重点在于规范带有影子银行属性的金融与保险理财产品、打击境内外投机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扩大可抵押融资、可资本化入股的土地范围，配合土地流转，提供过桥性质的融资，包括夹层基金、并购贷款等；发展普惠的消费金融，提升将储蓄转化为消费和资本的效率，引导具有支付能力的城乡居民购置兼具居住和保值增值功能的城乡房地产；创新风险缓释工具和风险管理技术，减少对土地抵押的依赖，但治本的策略应根植于社会诚信水平、金融部门风险经管和管理能力的提升。新政策出台应着眼于逐步让土地财政退出历程舞台。配合事权改革，减政放权，改革房地产相关税制，逐步将土地批租收入、相关交易税费、不动产增值税费等纳入统一透明的税制轨道，同时通过结构性减税降低住宅消费成本。在收入分配方面，可加大国企分红力度，适当动用外储补充社会保险资金池。土地财政实质上为隐性税收制度，房地产业由地方主导分散治理不利于全国经济一体化，容易造成、拉大地区与居民之间新的贫富差距。统一有效的税制有助于缓解和熨平地区、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建议研究改革与房地产交易及持有相关的税种，增设遗产税；改革地方债券和市政债券发行制度，有步骤地放弃地方土地隐性担保潜规则，改为国际通行的未来税收抵押方式；将中央主导创新的PPP发展成有效替代以土地为信用担保的城乡建设投融资方式；推行部分消费性住宅按揭月供、租房费用抵扣应纳税收入总额；对投机行为和多次投资行为加收托宾税或特别税、空置税，对豪宅、容积率低的房屋加征消费税。分流庞大的外储也是重要配套举措。调整境内外贸易结构、加大境内外投资特别是科技创新力度可有效分流外汇库存，为冗余的流动性找到有序的流动方向。人民币国际化后将逐步成为国际储备的重要货币，改变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大陆被动向美国提供透支消费和全球化投资的资金来源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有计划和步骤地缩减外储，破除贸易和资本平衡基础上追求盈余的传统观念，加大知识产权、技术装备进口力度，容忍经常性贸易、资本项目适当出现逆差；结合加入SDR进度，适当放松资本流动管制，允许提前偿付没有投资效益的外资，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鼓励并引导民间对内对外加大直接投资力度。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浩志 2016-12-23 就目前这轮楼市调控重新收紧的各路政策看，从中央到地方更多的是希望给楼市进行短期降温，并无意长期打倒房地产行业，甚至不希望反转目前的这轮行情。一线城市及部分强势二线城市不会发生趋势性改变。 楼市轮回不断再现2015年底，以深圳、上海为首的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再次启动暴涨模式，两地同时出台调控政策降温；之后没多久，南京、苏州、合肥、厦门四个所谓的“二线四小龙”又跳进舞台中心承接涨势；紧接着杭州、郑州、武汉等省会城市跟进，然后全国一二线城市房价再次爆发性普涨。于是全国多数一二线城市普遍重启楼市调控。楼市进入12年内的第四次轮回，每次相隔时间刚好三年，规律极为明显。本次行情始于中央提出的“去库存”目标，然后各地出台了一大批刺激楼市的政策，导致各类资金大规模进入房地产市场。然而，今天的结果并非全部是政府新的工作方针所致，其内因是多方面的。资金高度集中在房地产领域我国经济增速不断创新低，传统行业全面不景气。虽然GDP增速在2016年基本维持在6.7%，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绝大多数行业的盈利状况在不断下滑。在企业边际利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也受到空前的打击。一方面，企业主收回来的钱不敢再投入到新的扩大再生产领域；另一方面，传统行业的投资年回报率已经下降到一个极低水平。再有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美梦”破灭，大批2015年被热炒的创新行业纷纷达不到市场预期。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投资人都没有积极性把钱投到回报极低甚至亏损的传统行业里，也不敢投入前景极度模糊的创新创业领域。在实体经济整体低迷、传统行业全面不景气、创新行业前途模糊的情况下，房地产相对而言就显得一枝独秀。2015年房地产上市企业的行业业绩成为一道相对靓丽的风景线。随着市场认识的逐步提高，房子除了是一种生活必需品、消费品，其资产属性也被广泛认可，其保值、增值功能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其使用功能的属性。于是越来越多的银行、基金公司把钱借给房地产企业，越来越多的中产选择购房为财富保值。因此，房企的资金来源更广，融资成本更低，拿地便更大胆了，在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地价被一再地推高。对购房者而言，也因为有更低的首付，更便利的借贷，更便宜的贷款利息，从而选择更激进的购房策略。无论是初次置业者还是改善型买家，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投机者，都选择进入房地产市场。天量信贷杠杆托起房产价格随着多轮降息，2016年中国的存款利息降至年息1.5%，历史最低。除此以外再配合多轮降准，货币政策宽松周期的威力逐步体现。和上两轮宽松货币周期一样，本轮双降源于经济不景气，因为实体经济需要更多的资金。几轮双降之后造成的结果也大致相同，首先引发了房价的快速上涨，其次是愿意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越来越少，接下来就是调控地产后资金将被迫流入大蒜等生活消费品领域。双降影响的是全体民众，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又出台了更多针对楼市的宽松信贷政策，包括住房首付比例的降低、首套房认定的放松、公积金贷款的优惠政策等等。针对楼市的宽松信贷政策也让各类购房需求积极入市。2016年第三季度，全国新增信贷中超过一半来自个人房贷业务。这个现象，往好的方向理解，就是“房地产稳住了经济增长”；往不好的方向理解，那就变成了“地产绑架了经济，信贷助推了本轮楼市热潮”。如果单纯从楼市角度看，要是把“宽松货币”这个水龙头关掉，那也就关掉了楼价上涨的助推器，楼价调控就会变得十分简单。如果拿高房价问题和经济增长问题相比，则房价问题就显得太次要了。因为高房价影响的仅仅是无房又计划购房的群体，而经济不景气影响的是社会全体，意味着整体收入的下降、失业率的上升、产业升级转型的受阻、社会安定局面的不确定性等等。地方政府需要保增长贸易、投资、内需三驾马车长期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5年中国进出口额再次双降，由于滞后效应，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目前尚未产生对外贸易方面的突破。投资是最易控制的，但国进民退导致的国强民弱，政府新增投资项目的亏损不断，地方债务危机不断爆发，使政府投资策略越来越备受质疑。各界都知道拉动内需是最应该采取的办法，也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内需存在升级的需要。房地产不但符合内需的要求，甚至也符合中央供给侧改革的内容，于是各地便高举旗帜推动楼市。以广东为例，3月初出台供给侧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楼市去库存方案，不但强调鼓励初次置业需求，还强调了改善型需求及其它需求的合理性与重要性。房地产行业本身涉及金额巨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行业上下游产业链极长，所以影响面也极广。从前期开发阶段的钢筋、水泥等各类建材，到后期使用阶段的家具、电器等等，涉及诸多产业。只要房产开发开始，多个产业需求就会被一并拉动；只要购房一完成，多项家庭消费也会被启动。因此，对于地方政府，通过房地产拉动GDP是最有效、最快捷、最省时省力的办法，地方主政者岂会弃之不用？除了拉动经济，房地产对地方财政的影响也是积极、巨大的。一方面，房地产从开发到交易在诸多领域都带来多项税收，另一方面，金额之巨大自然也是地方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土地出让金属于地方财政收入这个制度的设计，使得各地方从根本上就希望土地卖得更贵。过去几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土地出让金在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占比高达30-60%，没有土地出让金，可能全国的地方政府都将陷于瘫痪。在地方债务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在地方投资拉动经济需求如此强烈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一定会千方百计让土地更加值钱。于是新城新区规划在各地纷纷诞生，通过高大上的规划提升片区的土地价值，从而吸引开发商高价拿地。更有不少地方的土地供应像挤牙膏般一点一点地推出，故意造成一地多个开发商哄抢的僧多粥少的局面。高价土地又助推房价走高，房价走高又反过来推高地价上涨预期。一个“良性”循环就此开启，并以无法停止脚步的态势往前滚动发展。调控必须坚持“分城施策”就目前这轮楼市调控重新收紧的各路政策看，从中央到地方更多的是希望给楼市进行短期降温，并无意长期打倒房地产行业，甚至不希望反转目前的这轮行情。除了管理层的主观意愿以外，经济根源的深层次原因不改变，哪怕政策采取收紧打压，一线城市及部分强势二线城市也不会发生趋势性改变。一线城市：保障低产阶层，吸纳优秀人才。经济发达的几大城市就业机会更多，配套更完善，财富积聚效应更明显，于是刚需持续增长，投资需求也持续看好，就像过去十几年一样，三轮调控只让房价增长稍微停步，稍加时日便会重拾升势，每次的顶部都会高于上次，每次的底部也将高于上一轮。所以，对于超大城市而言，保障房系统的建设十分重要。这关乎保障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必需，也关乎降低城市生活成本，为城市吸纳更多优秀人才。普通二线城市：分区调控，尊重市场。普通二线城市及一线城市周边区域应该采取更为市场化的策略进行调控，在供不应求的阶段应该采取增加土地供应、收紧银行信贷等手段，在市场不景气阶段则采用反向手段进行调控。这里的重点是市场，而不是行政，在没有一线城市那种长期根本性供不应求的矛盾下，市场反应更快，资金更聪明，而行政干预往往会导致更低销量、更多衍生问题。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任务艰巨，切勿揠苗助长。至于广大的三四线城市，住房已经面临长期供应过剩问题，对于它们而言，去库存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最近一段时间，最高管理层先后提出多项引导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加快城市化的发展战略方针，希望以此消化目前的中小城镇住房。这一目标无疑是正确的，不过需要避免揠苗助长。一是不应该通过行政补贴刺激需求，不市场化就意味着低效，不透明就可能引发腐败；二是不能强制农民进城，既要考虑城市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农民未来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来源。总体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二元化时代，各地域之间差距极大，所以“分城施策”显得尤为重要。更重要的是，政策不要被舆论所绑架，最近的一二线城市房价普涨其实也有不少正面作用。对于自有住房率已经较高的不少二线城市而言，房价上涨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毕竟房地产市场吸纳了大量的社会游资，房价涨总比游资大规模炒高生活必需品要好。更何况房地产市场的热潮既可以拉动地方经济，也可以增加居民资产性收入等。因此，政府决策层当冷静面对客观事实，把房地产引向更利于经济发展及多数人改善生活条件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