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7-04-20 今年全国“两会”在国内外重大事件交汇的时间节点上召开，产生了巨大的“窗口效应”。李克强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充满了时代意识、问题意识、担当意识和自信意识，系统表达了中国执政者对于国内和全球治理中重点及热点问题的态度、立场和解决的智慧。 今年全国“两会”在国内外重大事件交汇的时间节点上召开。在国内，过去的一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本次“两会”也是本届人大和政协最后一次会议，而新的一年将召开中共十九大，是国家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在国际上，过去一年黑天鹅事件频发，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西方国家政治光谱剧烈变动，右翼势力壮大，逆全球化思潮汹涌，中国则顺势走上了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位置。“两会”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召开，产生了巨大的“窗口效应”。李克强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充分把握机会，将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向国内外公布，展现了中国执政者对国内外大势的准确判断和对国内外大局的有效掌控，以及对国内外热点问题的积极回应。政府工作报告通篇充满了时代意识、问题意识、担当意识和自信意识，系统表达了中国执政者对于国内和全球治理中重点及热点问题的态度、立场和解决的智慧。主动回应重要关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由三部分组成：2016年工作回顾，2017年工作总体部署和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与上一年相比，今年的报告字数减少了1,000多字，但是对重点热点问题的回应更直接，对重点对象群体更关注，态度更鲜明。首先，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报告将过去一年工作成绩总结为经济运行、就业增长、改革开放深入、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新动能、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人民生活改善等七个方面，比2016年工作报告增加了三个方面。在谈到存在的问题时，新增城市治理、涉企收费多、群众办事难等问题。第二部分谈2017年工作总体部署，围绕“稳中有进”工作总基调，强调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突出民生导向、就业导向，“把发展硬道理更多体现在增进人民福祉上”。其次，将政府工作放在整个国家政治格局之中加以论述。这突出了鲜明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是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第三，直面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第三部分谈到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既讲思路举措，也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警告，比如在降低企业经营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都要舍小利顾大义”，要严肃查处假脱贫、“被脱贫”、数字脱贫，政府要在与社会资本合作方面，带头讲诚信，决不能随意改变约定。第四，客观对待发展速度和成果分享问题。报告强调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因此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定位在“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为了回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忧虑，报告提出发展成果的分配和具体问题的解决要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力争合理有序，不要脱离客观条件。第五，在港澳台和国际事务此类更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上，立场更为鲜明坚定。报告明确提出“港独”是没有出路的，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把台湾分裂出去。面向国际社会，报告宣称中国始终站在和平稳定、公道正义一边，坚决维护多边体制，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要“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引导经济全球化”。重视话语方式创新十八大以来，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创新被提到重要议程高度，以更有效地将中国鲜活的实践呈现出来。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文本，在创新话语方式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首先，重视语言创新。在全媒体时代，总理不仅是向人民大会堂在座的代表汇报工作，也是在向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要使每一位受众都能从报告中找到自己的关注点，产生共鸣，就要避免政治语言的空洞，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话语，比如“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以实干推动发展，以实干赢得未来”等，令人耳目一新。其次，重视传播方式创新。政府工作报告篇幅长，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可以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多样化传播渠道进行分众化传播，提高传播精准度和有效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印上了二维码，对内容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外文翻译增加了政府工作报告要点英文版，传播报告内容的中国政府网、国务院“两微一端”的影响越来越大。第三，重视用事实数据说话。本届政府倡导实干精神，政府工作报告的许多内容都是通过事实数据说话，一方面通过数据体现工作完成的实效，另一方面通过数据设定奋斗的目标。这种做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中体现最为明显，出现了大量的图表、专栏，并辅以专业名词解释，既增强了专业性，也提高了可读性。进一步发挥政府工作报告的作用每年为了筹备两会，各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是一场规模大、涉及面广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协作。会期有限、议程紧凑，决定了两会更具有仪式性和程序性意义。因此，要树立全周期观念，除了重视大会期间的各项活动及其效果实现外，也要重视会前和会后的相关活动及其效果提升，尤其要进一步改进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传播。第一，强化决策意识，把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打造成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的典范。做好报告起草的前期调研、资料准备，突出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热点焦点问题的回应，提高征求意见座谈会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实现参与广泛性和咨政高质量的有机统一，做好大会审议期间的意见整理和吸纳工作，既要倾听民意，也要善于辨别，防止决策被偏激观点绑架。第二，强化执行意识，把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全年工作的计量表。没有执行力，就谈不上实干。每年两会后，要针对政府工作报告内容进行分工，把责任落实到相关部委。政府要向企业学习，要努力实现“一责任一部门”，减少或者避免“多部门一责任”的安排。若有此类问题，则要尽量减少参与部门，明确主责部门；能够量化的任务，要有明确时间表，不能量化的任务，要探索可观察的评估方法；要区分应尽职责与创造性履职，给前者以压力，给后者以激励。第三，强化传播意识，把政府工作报告打造成我国对外传播的品牌产品。将政府工作报告的多语种译文从大会期间发放的会议材料提升为正式出版物，定期出版，国际发行。在政府工作报告要点英文版的基础上，探索要点的多语种版本。推动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务院重要文件的多语种数据库建设，提高查找的便利性，扩大应用范围。在勤俭节约的原则下，改进政府工作报告等会议材料的印刷水平。作者为本院特约研究员。本文首发于《天大报告》2017年3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开颜 2017-04-18 就总体情况而言，无论从生产产值还是从就业人数看，澳门经济多元发展进度并不尽如人意。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微型经济体，澳门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都不具备优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给了澳门经济多元发展新机遇。 澳门经济自2014年起经历差不多三年的深度调整。这次调整与赌收大幅下滑有密切关系，可见产业结构过份单一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已影响到澳门社会经济稳定。尽管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且列举出经济多元发展的方向，但澳门推动经济多元发展是从2014年新一届政府开始。恰恰就是因赌收大幅下滑，面临经济深度调整，唤醒社会各界危机意识，对不可过份依赖博彩业达成共识，才令有关工作得以有效开展。参考国外和邻近地区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经济多元发展能否取得成功，十份依赖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制订。一、澳门需否制订产业政策？根据过去多年实践，首先应充分肯定澳门为推动经济多元发展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果。但就总体情况而言，无论从生产产值还是从就业人数看，经济多元发展进度并不尽如人意。当中最主要原因就是博彩业“一业独大”，其他行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同时还虹吸发展新兴产业所需的土地和人力资源，令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严重生产要素短缺制约。对于产业高度集中的微型经济体，普遍存在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和波动性的风险。为解决微型经济体的这种两难困境，经济适度多元化被视作是既能保持核心竞争力又能降低经济周期波动所带来冲击的有效方法。为增加澳门抵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经济多元发展势在必行。1.从纵横向推动多元一般认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发展路向，基本可循以下两方向推进：一是纵向多元化，即围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通过推动传统博彩旅游业向旅游休闲产业的转变来实现经济多元发展，将澳门经济转型成为包括博彩、餐饮、零售、娱乐、会展一体化的旅游休闲产业；二是横向多元化，即围绕“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培养和发展会展商务、跨境电商、物流运输、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来实现经济多元发展。从澳门经济现状看，纵向多元进展可喜，但仍依赖博彩业拉动，这在2014年赌收下滑后表现明显。零售、餐饮、娱乐等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2.赌业挤压横向多元与此同时，因发展空间被博彩业挤压，横向多元似乎仍未有太多进展。诚然，澳门经济多元发展并不应通过打压博彩业实现，但正因博彩业开放竞争初期享受到政策倾斜从而吸收大量土地和人力资源，若没有产业政策诱因，恐怕很难打破这一垄断现象，也不利培育新兴产业。若澳门想要推动经济多元发展，必须认真制订有关产业政策。二、产业政策容易产生的问题日本实行“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取得巨大成功，令日本在二战后迅速复苏，一跃成为并长期占据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战后30年间，通产省通过制订产业政策，利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成功推动日本钢铁、造船等基础工业高速发展，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过渡。同时又将“技术立国”作为新的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提高日本技术创新能力，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1.产业政策扭转劣势日本经验中一个突出的案例就是汽车业的产业政策：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仅十几天，通产省就提出发展汽车产业的计划，确定以低排气量汽车为战后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当70年代石油危机到来，日本汽车得到绝好机遇，在国际市场上取得霸主地位。另一突出案例就是通产省引导工业设计发展，从而改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粗制滥造和模仿抄袭的形象。不过从90年代开始，日本长期陷入经济衰退，通产省神话破灭带出很多警示。其中，通产省的政府主导模式所带来的缺陷，如寻租、资源错配等问题，给那些大力推崇政府主导和制订产业政策的人们敲响了警钟。再以汽车业为例，1961年通产省计划把汽车制造商减少为三家。今天闻名全球的本田汽车，原本属于被通产省要取缔的对象。但汽车制造商并没有屈服于通产省的压力，随着日本国内汽车市场扩大，以及汽车业在全球竞争力不断上升，日本在高峰时期曾拥有不下十家的整车制造商。2.产业决策利益之争这说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到来，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通产省不可能比处于技术创新前沿的科研机构和企业拥有更多信息，因此也无法保持一贯正确。这说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复杂性，迫使政府必须将手中计划的权力下放。在帮助日本从战后萧条中快速恢复乃至稳定增长的过程中，通产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完成这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后，它终究还是因为无法挣脱旧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先天制约而以失败告终。产业政策是内生决定，不同政策会导致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故在产业决策的选择上自然就存在利益之争。这也意味着该社会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决定其对经济制度和产业政策的选择，以及拥有更大政治权力的群体将推行确保其赞成的产业政策。最常出现的情况是，好的经济政策可能不是好的政治选择。因此，应追求当前利益最大化，还是谋求维持权力的长期稳定，目标之间往往存在冲突，这种现象在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并不少见。3.干预经济弊大于利由于个体（政府、企业、商会和个人）的逐利性和信息不对称，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或制订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在短期内可能有用，但中长期就会边际效用递减，其衍生出来的弊端往往大于短期好处。且官员能否胜任具体产业的选择和规划，也是一个疑问。除非该官员对市场保持高度敏锐触觉，或本身也参与其中，否则可能由于缺乏足够信息而“好心做坏事”，错误选择产业方向而导致资源错配。另外，政府在干预经济过程中也容易导致任用亲信和产生腐败的问题。三、澳门应如何制订产业政策发展中国家在各自推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会选择不同的策略（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有时能发挥作用，有时却不，其关键在于制订产业政策必须根据各国社会环境和制度来加以调整。1.依据实际制订政策澳门要推动经济多元发展，必须依据澳门实际情况来思考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制订。这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前提，一个是对产业政策有充分认知，既要吸收成功经验，也要学习失败教训，加以总结和分析，避免犯下同类错误；另一个是清楚掌握澳门自身拥有的优势和劣势，制订符合社会经济状况的产业政策，令其可顺利落地。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微型经济体，澳门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都不具备优势。澳门近十多年来在经济领域取得骄人成绩，是因回归后打破博彩业垄断专营制度，吸引大量外来投资和先进管理经验，同时恰逢内地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多种政策迭加效应下，打破制约澳门发展的资源限制，令澳门经济迸发出巨大市场活力，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2.政策打通生产要素要孵化和培育新兴产业，单只依靠澳门本身的资源很难实现。必须借助政策打通生产要素的流通环节，令澳门真正成为一个融合资金、人才和技术的平台，才能有所突破。加上博彩业已占据澳门大量资源，若再没有适当的产业政策施以导向，就无法转变澳门这种扭曲的生产要素组合。随着澳门与内地多个地区展开区域合作，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目前是个大好发展时期，对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中小企业转型、青年向上流动，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过这既是机遇，同样也是挑战。参照日本的东京湾区、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都具备开放竞争市场、要素自由流通、金融市场发达、产业集聚效益明显等特点。要成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将涉及“一国两制”下港澳和内地两个不同的经济、社会、法律乃至货币体系，既要确保“一国两制”的实践“不走样”，又要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确是一大挑战。所以澳门产业政策不可以只是一厢情愿从澳门本身出发，要更多参考和借鉴周边地区的发展规划，既要符合自身发展利益所需，也要避免与周边地区直接竞争，才可让彼此在竞争中找到合作机会以实现双赢。3.市场检验产业政策另外，澳门经过多年发展后，不管是劳动力政策还是引进外来投资，政府和商界均趋保守，令澳门落后于内地城市改革开放的步伐。澳门奉行资本主义制度和利伯维尔场经济，尽管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绝不等于全部作用。政府不能“越位”去管一些不应管也管不好的事，但也不能“缺位”，应致力维持市场自由开放和公平竞争。政府职责是通过维持市场的公平竞争，从而激发出市场活力，一个“越位”或“错位”的政府不可能提升治理能力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所以，澳门需要在客观数据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制订更加自由化、市场化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只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其中一项手段，市场化则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无论政府将来推出哪一项产业政策，都必须接受市场的考验。市场是检验产业政策成功与否的唯一评判标准，若不被市场接受，即使政府投放再多资源，也会如同泥牛入河不见踪影，造成效率损失和资源浪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7-03-31 两岸虱目鱼契作的经验与教训，为大陆提供了瓦解蔡政府“新南向”战略的良好机会。相信只要找对人、用对方法并善用经济大国的优势，大陆、台商和农渔民三方面都能得到好处。 海峡两岸在马英九政府时期经历八年良性互动，之后台湾改朝换代，国民党沦为在野党。去年5.20上台的民进党新政府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陷入冰封期，其后续影响持续扩大，波及两岸在农渔业方面的经贸交流。大陆有必要检讨此前相关政策的未尽完善之处，为未来两岸农渔业经贸交流变化未雨绸缪。两岸虱目鱼契作合作演变2005年大陆领导人胡锦涛提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试图透过改善台湾人民的经济状况，增强两岸统一的政治共识。中共积极与台湾各政党及团体接触并主动释放各种善意，希望透过惠台措施来收揽台湾民心。只是初期交流“重北轻南”，尽管海峡两岸每年贸易额超过千亿美元，但是南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比重不到20％，使得南部中下层民众无法从两岸经贸交流中获益。大陆当局因此转变对台政策，改推“向南移、向下沉”，并将对台农产品采购由紧急采购改为常态性采购，鼓励中国大陆各省到台湾基层直接采购农渔产品。属于绿营大票仓的南部台湾正好在农产品方面为大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作试验舞台。虱目鱼是南台湾重要的养殖鱼种，也是台湾传统的平民美食，然而一直以来养殖虱目鱼产销存在很大的问题，中间商、贩运商掌控市场信息与价格，养殖业者因规模小没有议价能力，辛苦养殖出来的虱目鱼经常发生产销失衡，价格暴跌，有时还乏人问津。大陆选定有“虱目鱼之乡”称誉的学甲，透过与养殖户直接契作模式，以每台斤高于生产成本十元的收购价（每台斤45元），每户收购3万台斤，以预付订金（30万元）方式让契作户获得购买鱼苗、饲料的准备金，普遍受到养殖业者欢迎。契作对象也以本人或直系血亲领有残障手册或重大疾病卡、持有中低收入户证明者、家中遭遇特别灾害经济陷于困难持有证明者、家有重症行动不便老弱妇孺需要照料无法外出工作者、青年人返乡创业者为优先，吸引台湾媒体争相报导，确实收到政治宣传效果，是对台惠农政策中相当成功的案例。然而，由于政治凌驾专业思维，双方政府都只注重短期效果，台湾虱目鱼没有顺利开拓中国市场。台湾政府只是配合ECFA宣传，在中国大陆蜻蜓点水式地举办促销宣传活动，既未有系统办理营销，也没有蹲点进行长期调研，让虱目鱼在大陆市场难以生根，销路奇差，使得两岸虱目鱼契作难以为继。在五年试办期结束后，因鱼苗受到酷寒影响，新收购价格大幅上升，双方无法谈妥，中方顺势中止这项政策试验。台南虱目鱼养殖业者原拟组团前往北京陈情，希望继续办理两岸虱目鱼契作，但迫于台湾政府压力而放弃。契作项目评析中国大陆实施两岸虱目鱼契作，确实受到台湾养殖业者普遍欢迎，虽然遇到尾款迟延问题，但是只要收购价格在生产成本之上且能按时收到货款，多数养殖户还是很愿意参与契作。此方式较中国大陆过去通过权贵买办、农会、特定团体等采购台湾农渔产品方式，让基层农渔民更加有好感。在两岸虱目鱼契作过程中，台湾政府始终扮演相当消极角色，许多原本可以借由两岸官方协商来解决的问题，却由民间虱目鱼养殖协会与中方协调，增添许多枝节，台湾政府对两岸虱目鱼契作的态度是影响整个契作合作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大陆已是全球重要的农渔业生产及消费大国（2015年水产品进口量408.13万公吨，进口总额达89.82亿美元），足以吸纳台湾生产的农渔产品，台湾不应轻易放弃。因为虱目鱼推广到中国市场目标不如预期（2015年出口到中国大陆数量仅19.3公吨，占总出口量9,716.2公吨的0.2％，总额也仅7.5万美元），该项目在台湾成为政客说嘴的题材。未来两岸若还要继续推动农渔产品契作模式，应该慎选合作对象，避免具争议性人物（如前台南市议长李全教）引发不必要的纷扰；并事先做好调研，找出在中国大陆具销售潜力的种类，开拓好市场渠道，进而扩大实施契作的种类、数量以及参与的农户，这样会对台湾农渔从业人员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契作中止后续效应台湾各界对两岸终止虱目鱼契作有不同反应。多数民众认为只要有利于养殖业者生计，还是应该持续推动，部分绿营人士则鼓吹虱目鱼契作无用论，并拿出统计数据指出，虱目鱼不卖给中国也可以卖到其它国家。蔡政府无意检讨当前许多农渔产品产销制度缺失问题、中间剥削问题、需要公权力协助排除的问题、岛内企业与养殖农户契作问题、稳定产品价格来确保养殖户生计问题等，忘记了竞选时为民服务的承诺。对此台南养殖业者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不管哪个颜色政府执政，只要真心照顾百姓，愿意为百姓解决问题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毕竟执政者的权力是来自人民，做不好就该被替换。马英九政府殷鉴不远。民进党选前承诺会照顾弱势的农渔民，选后却一再跳票，不仅打算开放美国含瘦肉精猪肉以及日本核灾区农产品进口，还放任高丽菜价格暴跌至每株十元，农民失血过多只能忍痛开放让民众采食，农民非常愤怒，而持续的高失业率和低薪资也让民众怨声载道。民进党长期执政下的南部以农渔业为主，当局却没有用心去改善农渔民生活，不仅导致农渔民对中国大陆的观感逐渐好转，也会给执政的民进党带来压力。对大陆而言，这比武吓来得有效果。瓦解蔡政府“新南向”战略台湾蔡政府正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希望摆脱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其中农渔业又被当作马前卒，还特别成立台湾国际农业开发公司来统一农渔产品出口事宜。两岸虱目鱼契作的经验与教训，为大陆提供了瓦解蔡政府“新南向”战略的良好机会。相信只要找对人、用对方法并善用经济大国的优势，大陆不仅可以携手台湾农渔民在东南亚进行大规模农渔业二三级产业投资，避开与当地生产者的竞争，也可以让台商在大陆当地生产的农渔产品凭借零关税优惠及简化通关程序等出口东南亚，较从台湾输入更有优势。利之所趋自然可以吸引更多台商与大陆民营甚至国有养殖企业合作，在中国大陆或东南亚生产，而不必以围堵、封杀等恐吓方式造成台湾人民反感。通过推动新型经济一体化政策，大陆有望实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治目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7-03-24 在特朗普执政初期与一系列体制约束激烈博弈时，中国应该沉得住气、守得住底线，不做过度反应。同时，中国也应做好各种紧急应对措施，并努力开拓各种有效的沟通渠道，积极促进双方的有效沟通，管控重大分歧与可能的危机。 特朗普胜选之后，外界对特朗普时代美国的走向做出截然不同的研判。这些研判大体归于两类：持体系决定论的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行为将受体系的制约，并最终被体系“驯化”，特朗普因此难以对美国民主体制做出颠覆性变革；持个体决定论的观察人士则无限夸大特朗普个性对其政策制定的关键作用，以及由此给美国民主体制带来的根本性改变。这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前者主要从体系层面来考察特朗普可能的政策行为，强调体系对个体的制约以及个人难以冲破体系的束缚，但忽略或者说低估了个体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后者则从单元层面出发强调个体对体系的改造作用，认为这种改造足以改变体系的某些关键特征，但低估了体系对个体的束缚效应。跨越体系与个体的理论解释事实上，单一层次的视角难以客观解释及预判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可能的政策变化。因此，需要有一种跨越体系与个体的跨层次理论来解释特朗普时代美国的政策变化。这种跨层次理论试图将体系的约束与个体的能动性结合起来解读个体的最终行为取向。通常而言，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强时，个体最终的行为取向难以准确预测；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强，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弱时，个体倾向于顺应体系，主动被体系塑造；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弱，而个体主观能动性强时，个体具有突破体系束缚的强大意愿和能力，并进而塑造有利于个体的体系；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弱，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弱时，个体倾向于维持现状。特朗普政策发展阶段从上述理论假设来看，特朗普上任之后的政策变化当属第一种假设，即美国民主体制所造就的一系列约束机制仍然对特朗普的新政施加强大的约束，而特朗普也展现出强劲的意愿去寻求突破体系的约束，并进而塑造有利于己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最终可能的行为取向就取决于其自身与这一系列约束机制的互动。当双方的互动呈现出互不相让的局面时，特朗普将很有可能会坚持己见，并进一步释放主观能动性，以寻求最大力度地突破体系的约束，而这又将激发体系更加强烈的反应。因此，双方将进入一个激烈博弈的僵持期。不过，僵持期最终会过去，而后将会是妥协期。在这段时期，经过双方激烈的博弈，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特朗普的某些修正，同时特朗普也接受体系一定程度的约束。其后，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施政空间将大为拓展，施政压力也会逐步缓解，其政策也将进入理性期。从当前特朗普接连出台新政引发美国国内及部分国家的不满与担忧来看，特朗普执政初期仍竭力释放主观能动性，寻求短期内突破体系的束缚。同时体系反弹强烈，对特朗普施加了强大压力。因此，双方目前的互动处于互不相让的僵持态势，激烈的博弈在所难免。在此期间，体系约束能力的持久性和特朗普的抗压能力就成为左右这场博弈的关键。从体系层面来看，体系仍然具有较强的约束能力。首先，在两院中，少数派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不满，可以在体制内对特朗普进行制约；其次，在官僚体系中，仍然有相当部分的官员对特朗普不满，这可以在政策实施范围内制约特朗普新政的实施效果；再次，主流媒体对特朗普长期持批评立场，从而在舆论方面对特朗普形成制约；最后，知识精英和部分民众对特朗普不满，从而可以在民意层面对特朗普形成制约。在这几大因素中，只有官僚阶层可以通过更换主要官员来落实特朗普新政，其它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换言之，短期内体系的约束能力较强，而且能够持续。同时也应看到，两院中占据多数的共和党仍然支持特朗普，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也面临质疑并受到社交媒体的强烈冲击，部分民众仍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因此，尽管体系层面的约束能力较强且能够持续，但并未占据绝对优势，以成功“驯服”特朗普。从特朗普的抗压能力来看，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必定心理素质过硬。此外，经历过竞选洗礼，特朗普也逐步适应在强大的反对声音下坚持己见。这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主动践行诺言，积极出台一系列竞选期间所承诺的政策即可看出。即便如此，仍然难以确保特朗普在今后的施政时期保持强大的抗压能力。毕竟，目前特朗普的施政理念以及政策效果还未清晰显现，因而其新政所面临的压力峰值还未来临，也就是说特朗普还未经受最严厉的压力考验。综上所述，体系层面较强且持续的约束能力确实会对特朗普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但尚未达到成功“驯服”特朗普的程度，这也是特朗普敢于主动释放主观能动性的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具备一定抗压能力的特朗普也能在面临较大压力时坚持己见，并寻求逐步塑造体系。在这种背景下，体系最终会接受特朗普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修正，而特朗普也会逐渐摸清体系的约束边界，并逐步修正激进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中国的应对特朗普上台的确给中美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大可不必惊慌。一则，尽管特朗普在执政初期积极释放主观能动性，但这种冒险策略尚难以彻底扭转美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政策取向，因而也就难以短期内完全颠覆美国的行为模式，从而不至于让中国摸不着头脑、束手无策。二则，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特朗普与体系激烈博弈的僵持期过后将会出现妥协期。因此，即便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初期出现波动，但波动之后将会是平稳期。这就要求中国对特朗普的对华新政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坚持守住底线，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初期与一系列体制约束激烈博弈时，中国更应该沉得住气、守得住底线，不做过度反应。同时，中国也应做好各种紧急应对措施，并努力开拓各种有效的沟通渠道，积极促进双方的有效沟通，管控重大分歧与可能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也应注意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将在体系层面作出一系列修正。中方需要增进对美国体系层面调整的认识，及时调整并适应与美国接触的新方式、新环境。这些体系层面的变化主要包括政党政治演变、官僚体系变革、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竞争舆论影响力以及社会阶层分化。毫无疑问，特朗普的上台将为上述变化增添鲜明的“特氏”元素。尤其是在舆论竞争和社会阶层流动方面，中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加强相关研究，以更加全面完整地认清特朗普时代美国的重要变化。总体而言，特朗普的出现加速了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转型，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美国国内的各种震荡，从而对中美关系造成波动。这也为中国重新认识美国，尤其是对美国社会阶层变化及社交舆论崛起等一系列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提供了重要机会。因此，中国应该在妥善应对特朗普执政初期中美关系波动的前提下，加大对美国体系层面一系列变化的研究力度，为中国对美政策提供及时有效的智力支持。

天大研究院 2017-03-10 习近平主席基于中道思想所阐述的全球化理念，厘清了人们对全球化的错误认识，坚定了各国对全球化前景的信心，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首访瑞士，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围绕推动经济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了尚中持平、开放包容、共赢共享、全面协调、综合施策的中道思想，有力地引领全球化新纪元。继承和发扬中道思想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深刻阐释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包括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以民为本、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等中道思想在内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蕴藏着解决全球性难题的重要启示，它们对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未曾中断，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一和优秀成分。万事万物并不总是处于恒定状态，其发展一旦突破中间的平衡状态，必然向两极发展，走向自身的反面，而极端情况最不稳定，只有在对立面的作用下才能重新恢复平衡。因此，中道思想天然地具有综合性、协调性、包容性、开放性，可以容纳不同的意见和利益，抵御极端思想和组织。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违背了中道思想。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法则是市场竞争、跨国生产和资本自由流动。它在创造高效率的同时，驱使财富越来越向特殊利益集团集中，导致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快速扩大。毫不讳言地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只是让社会的部分阶层受益，无法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的机制。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传统上国家与市场的平衡。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差距要靠国家的福利政策来救济，国家通过协调劳资双方权益来保持社会稳定，但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生产为资本开拓了追逐更高利润的境外市场，削弱了国家能力，压制了劳动者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中产阶层受到资本和不劳而获群体的双重挤压，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而国家在维护其利益方面却软弱无力。经济全球化忽视了社会整体利益。西方国家的左派和右派在制定全球化政策的时候，都是基于自身所在的利益集团思考和行动，社会整体利益只能靠多方博弈机制实现。如果任何全球化政策制定都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照顾所有社群的关切，那么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便能得以维持。未来的经济全球化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国家与市场、整体与部分，超越左右、劳资、种族、宗教分歧，这样才能避免西方社会日益猖獗的极端思潮和运动。习近平主席所推崇的中道思想，崇尚开放与宽容，反对极端主义，应可成为未来全球化发展的思想沃土。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哲学高度解答人类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的基本问题，高屋建瓴地为人类社会未来描绘了蓝图，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方案，呼吁各国携手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倡议各国一道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主席认为，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包括全球经济发展不均、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失衡等等，但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要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际社会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挖掘和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因此，中国方案坚持创新驱动，倡导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当今世界各国各阶层利益高度融合，安危与共，相互依存。每个国家和阶层都有发展权利，实现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它国家和阶层利益为代价。国际社会要坚定不移地发展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健全发展协调机制，致力于互利共赢，分享机会和利益，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方案坚持协同联动，倡导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全球化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国际社会要让全球化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必须提升全球化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因此，中国方案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打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是中国方案的宏大实践。它秉承中道思想，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互联互通、合作共赢，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将让全球化进程更为通达、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不断释放全球化进程中的正能量。全球化的领导者当前，西方社会反全球化声浪高涨，人类自身不和谐杂音、利益冲突甚至局部战争此起彼伏，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一系列极端政策，世界面临严峻的新挑战和不确定的态势。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以天下情怀和大国担当的政治家精神，透过两大国际政经舞台，适时发出中国强音，系统提出中国主张。习近平主席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各国要根据各自国情，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消除其负面影响，释放其正面效应，努力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人类在经历几百年各种战乱、痛定思痛之后，才终于有了对和平与发展的孜孜以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是中国顺应各国人民愿望的重大倡议。正本清源，情真意切。习近平主席基于中道思想所阐述的全球化理念，厘清了人们对全球化的错误认识，坚定了各国对全球化前景的信心，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习近平主席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前瞻性思考，更为全球治理改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大动力，必将有力推进全球化朝着理性方向和人类共荣的彼岸继续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7-02-28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中，必然包括“以台制华”的“台湾牌”。今后蔡英文肯定还会打几次“美国牌”。以北京对政治原则的坚持，中美关系必然严重倒退，最为严重者甚至无法排除中美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自上任以来，始终坚持不承认“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意涵“一个中国”，严重破坏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台海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先是蔡英文与特朗普电话沟通；随后特朗普表态除非中国在经贸政策上退让，否则不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之后蔡英文借出访中美洲四国期间过境美国休士顿与旧金山，与美国政治人物会面和通话。特朗普与蔡英文的任期将有至少三年多的重叠时间，大陆如何在此期间有效稳定台海局势，已成为十分严峻和重要的课题。蔡英文过境美国蔡英文本月访问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去程于7日和8日过境美国德州休斯顿，回程则于13日和14日过境加州旧金山。此次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亲自登上蔡英文的专机迎接，同时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安排特勤人员负责安全，并有警车和重型机车队开道。这些接待规格均远超当年李登辉和陈水扁过境美国，仅次于马英九因两岸“外交休兵”而得以在过境美国时所获得的较高规格礼遇。在去程过境休斯顿期间，蔡英文充分利用机会分别与美国参议员克鲁兹和德州州长阿博特等人会面，与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Walter Lohman）共进午餐，并与参议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及特朗普交接团队成员之一的佛纳（Edwin Feulner）等人通电话，晚间还出席了约500人的侨宴，共和党众议员费伦侯（Blake Farenthold）、民主党众议员格林（Al Green）也分别到场。在回程过境旧金山时，蔡英文参访了民进党当局成立的亚洲硅谷计划执行中心并为该中心揭牌，最后一站则特别安排参观社交媒体“推特”的总部，并在现场开设了英文官方账号，会见了推特公司总顾问贾德（Vijaya Gadde）女士。此外，当天中午蔡英文还与800位旧金山侨界人士共进午宴，并利用时间与参议员加德纳（Cory Gardner）通电话。媒体报道蔡英文当天还与当时的准白宫幕僚长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通电话，消息虽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普里巴斯是之前蔡英文与特朗普通话的牵线者，因此其真实性并不能否定。民进党当局被美方利用从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美方的安排、民进党当局的规划以及特朗普本人及其交接团队并未与蔡英文公开见面等结果来看，以下三项判断应该成立：第一，美方有意给蔡英文出访一定程度的面子，但又不愿过于触怒北京，因此在许多安排上都在拿捏平衡。蔡英文虽与几位美国政界人士会面和通话，但并没能与特朗普直接联系，也没有公开与特朗普的交接团队成员见面。第二，经过此前蔡英文与特朗普热线通话、特朗普三度表示考虑调整美国的“一中政策”之后，特朗普及其团队没有必要在上任前就将手上的筹码全部出尽，因此特朗普及其团队没有在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与之见面。特朗普此前的用意主要是对北京开展经贸谈判的“喊价策略”。第三，此次蔡英文过境美国正值特朗普就任前一至两周，接待行程和安保工作由奥巴马政府团队规划安排，但对于特朗普就任后将如何操作“台湾牌”，对于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真实想法，各方可从蔡英文过境美国事件中管窥一斑。蔡英文政策危害中美关系特朗普的个性极其好斗，是一位斗争性十足的领导人物。他有心建立林肯或罗斯福那样的功业，因此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蔡英文政府认为特朗普必然容不下中国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者，他和他的团队将会动用战略资源来防范中国，其中必然包括“以台制华”的“台湾牌”。今后蔡英文肯定还会再次出访中美洲国家并过境美国，特朗普政府也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对蔡英文的接待规格，如此必然将对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造成严重冲击。特朗普政府很可能突破过去历届政府的自我约束，与蔡英文政府进行不同层次和级别的官方交流。蔡英文必然会要求特朗普加大对台军售，尽管台湾内部民意会有所反弹。去年底奥巴马签署了美国2017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首次在法案中写入“美台高层军事交流”的内容，未来美台之间高阶军事官员和资深军事将领之间进行交流互访将会成为大概率事件。特朗普顾问、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于1月1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文，建议减少驻日美军，转移驻防至台湾。此建议并非空穴来风，蔡英文政府很可能会搞一些小动作投石问路，比如邀请美国航母停靠台湾，聘请美军顾问团等等。以北京对政治原则的坚持，中美关系必然严重倒退，最为严重者甚至无法排除中美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楚勇 2017-02-28 香港若想走出困局，2017年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如何能先把政治争拗放下，让没有太多政治包袱、有管治经验的人领导香港，休养生息、重整旗鼓，显得尤为重要。 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照目前的政治形势看，有可能出现非常戏剧化的局面。首先，现届政府的两位司长同时参选，或许他们可以同时取得足够提名票数。如此，叶刘淑仪和胡国兴不一定能取得足够的提名票，使选举变成是主张继承“小政府、大市场”理念、较为得到本地大商贾支持的曾俊华，和近年变得较倾向有为政府、颇获北京信任的林郑月娥之间的竞争。曾经表示如果特首选举没有竞争就可能会参选的曾钰成应不会参与竞逐。民主派选委票会否和上届支持唐英年或倾向延续“小政府、大市场”管治哲学的选委票合流，对普遍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派来说是一大挑战。如果合流成功，他们将是有力影响到曾俊华是否能在选战中取胜的一个关键因素。不管是林郑月娥还是曾俊华，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或是政改争议上，他们的立场和政策建议均不能也不应失去北京的信任，否则他们将失去建制派选委或北京的支持，这对有雄心要出任特首的候选人来说无异于政治自杀。他们两位谁能争取到民主派选委的支持，将取决于其政治手腕和技巧，取决于他们能否在政改或23条立法这些根本争议上，与民主派取得妥协或共识。这方面若有进展，将有助于下届特区政府改变目前政治两极化和社会撕裂的状况，在社会和民生政策上形成共识。如果民主派选委最终放弃在特首选举中发挥影响大局的潜在力量（比如最终选择集体投白票），这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当选特首的认受性，但却不会产生北京不能接受的政治后果。另一个值得分析的可能情况，就是民主派会否提名自己的参选人去竞逐特首职位。本届选委会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投票率由2011年的27.6%大幅攀升至46.53%，让民主派成功获得计划中的320多个席位，比上一届多出120个，并且有足够票数提名两位参选者成为候选人。许多人参与非普选的特首选举委员会选举，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寸土必争地为普选特首尽量铺平道路。以往民主派的选委在明知其支持者不可能当选的情况下，提名或投票给民主派参选人去竞逐特首，为的正是要使特首选举有竞争，以及把民主派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主张带进特首选举过程中。本届在选举委员会拥有逾320席的民主派如果要继续在特首普选上寸土必争的话，可以考虑集体提名愿意争取公民推荐的参选人。例如一旦有特首参选人取得一定数量（例如1%或5万）的香港登记选民的推荐，民主派选委便集体承诺会与相关参选人进行政策纲领的商讨，从中商议出值得支持提名的参选人成为候选人，以扩大普通选民在特首选举过程中的参与。由于民主派选委只占选委会1,200人中的约1/4，为集中力量，尽力影响选举结果，320多名民主派选委最有可能只提名一位候选人。假若其他非民主派的候选人其政治立场不能与民主派取得基本共识的话，民主派选委便应集中提名一位民主派候选人参选。如果有其他非民主派的参选人愿意取得公民推荐，在政策纲领上又愿意争取民主派的支持，并有力问鼎特首位置，民主派便可能尽最大努力，求同存异地努力争取在政策纲领上与其达成基本共识，为下一届特区政府开拓政改空间和共识政治。自从现任特首梁振英决定不会寻求连任之后，社会上对于下一任特首如何领导特区政府、修补社会出现的撕裂和寻求最大的政策共识增加了期盼。去年11月下旬，在媒体报导梁特首不会连任传闻的同时，也提到北京属意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出任下届特首的消息。在经历了2014年雨伞运动、近年的港独风波以及四年多以来梁振英政府管治下的政治两极分化后，香港若想走出困局，未来几年如何能先把政治争拗放下，让没有太多政治包袱、有管治经验的人领导香港，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次或未来的特首选举中，这样的构思未为不可。香港未来应尽力寻求社会上各主要持份者的最大共识。若要香港长治久安，不管你喜欢与否，在“一国两制”之下，如何让北京安心、在港工商界有信心、传统社会和亲中力量接受、公务人员服从、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认受、年轻人以及市民大众首肯，这是新一届特区政府面临的首要课题。香港社会自八、九十年代起日趋政治化，希望通过技术官僚的经验管治以带来长治久安不再现实。因此，未来理想的特区政府领袖，必须是有高度政治能量，能与不同持份者求同存异，充分发挥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又同时取得中央信任的人。希望2017年的特首选举，向此理想迈出坚实的一步。

寿慧生 2017-02-10 特朗普是自战后以来被逐渐边缘化但从未消失的“另一个美国”的继承人，在今天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重新回归到美国主流政治中并占据主导地位。长达70年的战后世界秩序正在接近终结。 过去一年多来，人们对特朗普的最大误判是相信他是一个不靠谱但务实的商人——他缺乏外交经验和明确的外交政策，但也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外交立场，因此会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为世界政治和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在1月初的一次访谈中，基辛格认为特朗普的世界观尚未形成，意味着他需要时间学习和了解外交事务而逐渐能够和现有的机制相融合。1月20日之后的短短几天时间，特朗普就已经用一系列总统命令向世界显示，他言出必行，执意推行他的竞选承诺，不打折扣。最说明问题的是他重新主张使用水刑逼供，而此前传言他听从国防部长提名人马蒂斯的劝说已经放弃此念头，曾让很多人相信他并不固执，而是有学习能力和灵活性。这并不是说特朗普真的能够完全成功实现他的想法。目前为止，他完全依赖总统行政命令来实现他的竞选诺言，尚未提出任何法律来试探国会的忠诚。但至少，共和党人在美墨边境筑墙和限制中东移民两大问题上的态度反转已经显示出他们无意冒犯特朗普。如一位共和党议员在被质问为何食言时所坦承：“11月8日改变了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发生的事情表明，特朗普并非如很多人此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善于用极端言语作秀的投机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判断并没有错。但“投机主义者”和“作秀”这些标签容易让人忽视或低估他的行为背后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以及这些世界观可能带来的危险。特朗普的19世纪世界观早在2016年初，几份新闻报告已经明确地指出，反观他从1980年代末以来的言论，特朗普的世界观其实极为清晰，而且30年来几乎一以贯之。他的“美国优先”原则基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美国盟友的愤怒。他长久以来反对美国承担国际责任，抱怨盟友占尽美国便宜，而美国从中一无所获。其次是对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不满。他声称不反对贸易，但他一直是坚定的重商主义者，对所有美国签署的贸易协定都持反对意见，认为美国在战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中吃亏。他拥护贸易保护主义，对保护主义可能引起的贸易战不屑一顾。再次，他对自由民主价值几乎没有任何好感，相反，他崇尚强人政治，对普京的强权政治极为推崇，对普京打压媒体、入侵克里米亚等各种行为视若无睹。而所有这些观点的基础是对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否定和对美国维护战后全球秩序的国际责任的拒绝。很多批评认为特朗普的就职演说是在重复他的竞选言论，了无新意，也缺乏政策细节。这些批评却没有意识到，他的演讲辞与他过去三十多年间的观点一脉相承，是他长期以来的世界观的一次重要总结，是他的政治宣言和未来行动纲领。换句话说，决策者们最值得重视的是指导他们决策的世界观而非政策本身。如果特朗普的这些观点只是代表他的怪异个性和浅薄无知，我们也许可以把他的上台视为一个历史偶然而祈祷一切能终究过去。即便如此，他的个性和他的世界观的相互影响完全有可能将他推到一种危险的位置。在9·11事件发生前，没有人会相信毫无外交经验和兴趣的小布什会成为战争总统。权力本身足可以改变人的认知和行为，何况是发生在特朗普这个对权力有着强烈嗜好的人身上。除此以外，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特朗普的这些世界观并非是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异类。相反，这些观点长久以来被深藏在美国人的潜意识中而没有机会得到展现。回顾历史，特朗普的各种政治口号几乎没有一个是原创，大部分可以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美国政治讨论中找到原型，而那时候正是特朗普的政治观点开始形成的时期。“让美国重新伟大”是里根在1980年代初的竞选口号。在美墨边境筑墙的想法来自于1990年代初的共和党候选人布坎南，当时被称为“布坎南之墙”。而“美国优先”也是布坎南的竞选口号。再往前推，早在1940年代初，游说集团“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一度左右美国政府对介入二战的态度。而在共和党内部，保守派领袖罗伯特·塔夫特（Robert Taft）强烈反对美国对英国的战时援助，并在战后反对杜鲁门的贸易开放政策。尽管他自己是反共人士，塔夫特却反对针对前苏联的遏制政策，认为美国在西欧并不存在国家利益。同时他也反对北约的建立。尽管塔夫特之后很少有重量级的美国政治家对美国的盟国政策给出详尽而全面的抨击，特朗普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世界观在塔夫特之后却从未断绝。布坎南在1990年代初竞选中的极端排外主义观念显然对特朗普有深刻影响。换句话说，特朗普是自战后以来被逐渐边缘化但从未消失的“另一个美国”的继承人，在今天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重新回归到美国主流政治中并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当代的“保守主义”或者是冷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等标签都不能准确地描述他的世界观，因为他的 “美国优先”主张的最核心部分是在19世纪大行其道的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原始重商主义。由此而言，希望特朗普上台后重新拥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让美国继续承担全球秩序的责任，这种想法显然无视历史，而1月20日之后的现实已经将这种幻想彻底打碎。人们当然有理由寄希望于美国的制衡机制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能够将特朗普的行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美国民众愿意把权力交给一个明确宣称要破除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人，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巨大的不安和随之而来的各种躁动已经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不论是美国盟友还是对手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各自的应对。简单地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意味着长达70年的战后世界秩序正在接近终结，意味着美国人自杜鲁门以来坚信的一个世界观正在被摒弃——和平繁荣的世界是美国繁荣强盛的基础。这个历史性转折对任何一个对国际秩序有着善意期盼的政府都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孤立主义将美国退回到“正常国家”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人曾在竞选期间认为，回归孤立的美国无意再干涉国际事务，因此会更为热爱和平。这是极为天真而又危险的一种思维。19世纪的美国远比二战后的美国更热衷于战争，也更热衷于为本国的经济利益而诉诸于战争。相比之下，二战以来的美国从未因为自己的本土受到威胁或因为贸易摩擦而参与到任何一场战争当中。用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话来说，美国在战后参与的几乎所有战争都是“非必选的战争”，都是为了防卫别的国家或维护全球秩序的一些原则。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驻军长达70年，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直接攻击，而是为了保护盟友。卡根认为，这是有违传统国际关系常理的一种现象——从来没有哪个国家为了如此微薄的显性回报，承担起种种看起来和自己极为遥远的责任。这当然也是特朗普无法理解和容忍的行为。从卡根的角度来讲，原因很简单：美国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孤立主义，将自我隔绝于世界之外。长期以来，美国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奉行的是国家唯我主义——以狭隘的方式定义美国利益（例如贸易赤字），同时避免承担国际责任，但当这种狭隘的国家利益受到侵犯时会毫不犹豫地诉诸于战争。换句话说，孤立主义时代的美国是一个“正常国家”，曾像所有传统国家在过去漫长的人类发展史当中那样思维和行事。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和二战后的重建改变了美国对自身利益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认知，促使美国放弃了19世纪的重商主义，选择了卡根所说的“非正常外交政策”，通过保护盟友来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在19世纪，这个盟主角色曾由大英帝国扮演，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则是当时一个并不特别友善的重商主义者（尽管与当时的德国相比要温和得多）。20世纪初期，当周围的世界崩塌时，美国拒绝承担全球责任，独享自己的繁荣。今天，特朗普和他代表的美国人希望把美国拉回到的那个世界，拉回到“正常”的外交政策模式中，相信美国可以在一个岌岌可危的世界中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会付出代价。无论历史证明这种认识多么荒唐，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不可避免地将会把其他国家推回到“正常”的传统国际关系范式当中，刺激国家主义和地缘政治的回归，让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各类国际制约机制被弃之一旁。贸易保护主义、资本的“再国有化”（renationalization）、民族主义、军备竞赛等等已经开始在激化某些区域冲突。不论与美国是敌是有友，很少国家能在这个逆流中获利而不付出代价。对中国来说，除了日渐脆弱的全球经济体系和各种激进主义带来的威胁外，另一个明显后果是特朗普上台后带来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和东亚各国关系的变化对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安全格局产生的直接影响，将改变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路径。更明确地说，中国过去多年来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即将消失。衰落的美国将是一个危险的美国最危险的因素最终来自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原则虽然让美国明确放弃国际责任，但并未让美国放弃利益。相反，在世界重返丛林后，孤立的美国会对自己的利益更为看重，对他国的利益也更为敏感。虽然已经没有力量统领全球，今天的美国仍有足够能力造成破坏，实施打击报复。如一个受伤的野兽，一个失去自信而放弃责任的帝国会越来越促狭乖戾，越倾向于用蛮力来解决争端，甚至只是为了发泄不满，或挽回颜面。特朗普在任何一个角度和层面都是这种狭隘个性的经典写照，这在他的过去几十年的行为言语和他最近的就职演说和决策中表露无疑。特朗普也许是这个衰落帝国的产物，也许是这个帝国衰落的催化剂，或者二者兼具。无论如何，他的上台只会让这种危险倾向更为突出。用英国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的话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正在将美国变成一个流氓国家，用经济战欺凌令他不满的任何国家。其结果是摧毁掉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体系，让世界崩塌为一种各方都不讲规则的贸易政策。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或者“金德伯格陷阱”，把目光聚焦在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却很少意识到，终究，决定国际秩序的最重要主体在于守成大国，在于这个大国在相对衰落的时期能否用坦诚平和的态度去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国际权力分配格局和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在不造成破坏的前提下积极承担能够承担的责任，引导其他国家共同维护二战以来人类社会用巨大代价换来的国际秩序和各种制度安排。没有人会反对美国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她事实上一直如此。但特朗普的零和思维显然远远超出过去很长时期以来美国所遵循的底线。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世界需要的不是一个强大而“孤立”的美国，而是一个强大而“自律”（self-constrained）的美国。这是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实现和平繁荣的关键，也是美国迥异于以往帝国，能以规则而非仅靠武力来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不幸的是，特朗普先生似乎缺乏理解这个道理的大智慧，而世界也只能准备好应对他将带来的破坏。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并获作者授权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