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长 伍俊飞 2017-06-16 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由于中美两国利益深度融合，国际关系中互斥的“极”概念特别是“多极化”渐趋过时，以互利的“元”概念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更为恰当。事实上，当今国际体系正逐渐由单极体系或“一超多强”过渡到中美主导的“二元结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佛州海湖庄园会晤，就彼此共同关心的诸多事务特别是双边贸易和朝鲜问题进行了探讨。两位领导人相向而行，密切沟通，一扫特朗普上台之初世界舆论给中美关系带来的阴霾，为新的国际局势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和发展树立了榜样。民族主义运动复兴特朗普入主美国白宫、英国脱欧以及西方国家反全球化、反穆斯林和排外情绪蔓延，标志着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兴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初国际关系的时代主题之一，是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产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广大中产和工人阶级意识到全球化的风险，感到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他们谋求通过集体行动来保护和促进自身的利益，导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回潮和民族主义抬头。他们通过民族主义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将其与各种形式的政治制度嫁接，试图遏制主要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全球化进程，巩固和修正民族国家体系，保护本国国民权益，限制移民和跨国资本的无序扩张。当前民族主义运动的弊端在于，它重申了利益分配以国民为基础的原则，排斥来自异邦的移民，拒绝来自战乱国家和地区的难民。无疑这不是理想的发展方向，但如果我们将它置于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大背景下，人们又能对其表示理解。毕竟，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本国国民的安全，增进本国国民的福利。基于自我保护的民族主义具备充分的合法性。各国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具有诸多近似背景。第一，民族国家内部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基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压缩；第二，民族国家中资本阶层的力量过于强大，政府和社会无力监管其非正义的行为，导致民众集体拥抱民族主义，通过政治选举或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掌握暴力工具来制衡资本阶层；第三，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过于强势或者单方寻求自决，凌驾于主体民族利益之上。民族主义被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妖魔化。其实，民族主义不是社会稳定的毒药，亦非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民族国家的国民在安全和利益受到挑战时对全球化的本能反应。民族主义是凝聚国民向心力的粘合剂，可以有效弥合民族国家内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有利于国际秩序的重建，不加分别地将其等同于沙文主义、仇外主义或者民粹主义，将会导致更多动乱、冲突甚至战争。民族主义既可在集权体制下生长，更可在民主体制下膨胀。在世界历史上，存在许多通过对外战争来巩固民族团结的案例，但民族主义并非战争发生的根源，权力斗争、资源争夺、阶级矛盾、国际结构失衡等才是引发冲突和战争的根本原因。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依附在权力和利益矛盾之上的意识形态。为防止民族主义极端化，我们需要解决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西方霸权问题、世界经济中西方垄断核心技术问题，而首要任务是重建国际关系的结构平衡。中美主导的国际体系二元结构全球化损害了美国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利益，但为美国的资本阶层带来超额利润，也促进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财力与日俱增，军事实力日趋雄厚，“一带一路”倡议受到欧亚各国普遍欢迎，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的创立，更是迅速扩大了中国对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力量，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地位，但中国以综合国力说话，通过经济相互依存捆绑了两国利益，美国越来越不能俯视中国，不得不在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与中国协调行动。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由于中美两国利益深度融合，国际关系中互斥的“极”概念特别是“多极化”渐趋过时，以互利的“元”概念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更为恰当。事实上，当今国际体系正逐渐由单极体系或“一超多强”过渡到中美主导的“二元结构”。虽然全球化的脚步在未来会有所放缓，但它已深刻改变了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连高涨的民族主义也不得不在其设定的框架中追求自己的目标。经过民族主义运动的过滤，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将被稀释，而其契合市场原则的互利机制将被发扬光大。这无疑是崇尚“互利”精神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胜利。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美互利二元结构可以确保国际体系的稳定，有利于共同决策和相互监督。崛起的中国作为美国的利益攸关方，既像与美国持有等额股份的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努力维护自身的权益；也像独立董事或者监事，代表中小国家的利益，对美国在国际体系的权力运作给予监督和制衡。价值观的差异有助于中美两国履行其监督和制衡职责，确保各国之间利益合作与交易的公正性。中国作为异于西方文明的大国，监督和制衡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行为，有利于对其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事前防范、事中规范、事后监督；有利于通过中美双边协调机制解决问题，提高治理效率，节约国际社会的成本和资源；也有利于加强国际法的执行力，维护联合国的形象和声誉，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以互利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湖庄园会晤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就加强中美关系达成一致意见，推出互利双赢的“百日计划”，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考虑对美放宽金融投资限制，取消美国牛肉进口禁令，并有可能与美方就汽车关税和钢铁问题进行谈判。“百日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增加美国对华出口而不是限制中国对美出口，有助于两国实现贸易平衡，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作为精明的商人，特朗普明白，单靠保护主义措施不能有效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华盛顿需要摒弃过去那种把中国制造限制在价值链低端的做法，而是要把更多高新技术及产品销售给中国。中国则在加强对美军事威慑的同时，在经贸领域顺应了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对加深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来说，这避免了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是现实且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选择。中美两国已经锁定在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双方都受益匪浅，且无法简单地一刀两断。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家庭消费支出超过14.88万亿美元，而中国是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总额超过2.14万亿美元。中国高度依赖美国出口市场，2015年对美出口额达到1,616亿美元，而美国则依赖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和其它美元资产。中国是美国政府的第二大债权国，截至2016年10月，美国对华债务高达1.115万亿美元。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力图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这与中国传统的出口导向政策发生冲突。建议中国政府顺势而为，拥抱消费主导型经济，更多地进口高质量、高标准、更环保的美国消费品，既给中国产业升级换代施加外部压力，又迅速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建议中国政府更多地向美国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公关公司、营销公司、广告公司、咨询公司等专业服务企业开放市场，吸引美国资本进入中国，同时全面提升中国现代服务业的专业水准。为促进国际体系二元结构的形成，中国需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一个异质化的二元结构中，一个大国不承担起应有责任的话，另一个大国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严重损害地区和中小国家的利益。就当前世界局势而言，中国最紧迫的是要携手美国，解决朝鲜核问题。从中美互利二元结构的角度出发，朝鲜拥核破坏了国际体系稳定，违反了中朝互利原则，建议中方对朝采取新思维。中国的底线是维护半岛上朝韩两国间均势和东北亚地区均势。建议中国政府继续尊重《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坚持在合适的时机以武力维持朝鲜领土现状的权利，维护朝鲜的主权独立，支持朝鲜拥有与韩国适度的力量平衡。中国也要精心维护中俄朝与美日韩在东北亚形成的微妙均势。然而，如果美方不以地面部队进入朝鲜，而是以“非战争状态”形式处置朝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中国不宜介入美国和朝鲜之间的有限冲突、雇佣兵或志愿军战争。中国有义务维护朝鲜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没有责任担保特定政府的延续。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罗世宏 2017-05-19 蔡英文政府一上台即高举转型正义大旗，不能说没有追求较高标准的转型正义的使命感。但民进党政府切莫把转型正义当作“无本生意”，更不可“夹带私货”。警惕最终带来的是“转型不正义”的后果。 所谓“转型正义”，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可以定义为“一个社会处理大规模滥权的遗绪所进行和建立的所有程序和机制，其目标在确定责任、服膺正义并成就和解。”换言之，转型正义指的是在一个民主转型的社会情境下，对威权时代遭受国家暴力的人权侵害事件，在厘清真相与符合正义的原则下，对受害者予以释放、平反、道歉和赔偿，或对加害者进行司法上的追究。在2016年5‧20就职演说中，蔡英文宣示了新政府转型正义政策的路线图。首先，她将在总统府内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在三年内完成转型正义调查报告书；而在调查报告书完成后，新政府将进行后续的转型正义工作，期望能“挖掘真相、弥平伤痕、厘清责任”。同时，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也表示会“秉持相同的原则，来面对原住民族的议题”。她在演说中明确提及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至今尚未成立；未在演说中明确提到的“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反而后发先至，已于去年8月1日设立。在该委员会成立当天，自兼召集人的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公开道歉。依据蔡英文亲自核定的《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设置要点》，该委员会的目标是为了“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动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并且建立原住民族自治之基础”，其任务包括“搜集、汇整并揭露历来因外来政权或移民所导致原住民族与原住民权利受侵害、剥夺之历史真相”，也包括“对原住民族与原住民受侵害、剥夺之权利，规划回复、赔偿或补偿之行政、立法或其他措施”，并且希望接轨国际潮流，“积极落实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由于台湾原住民族遭受汉人移民、日本殖民和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历史事实，以及他们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地位相对弱势的现实处境，蔡英文政府推动的原住民族转型正义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意基础，社会冲击也相对较小。然而，对于如何处理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的转型正义问题，特别是关于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国民党“不当”党产，以及“去蒋化”等问题，台湾社会各界仍处在争议不休的状态，反弹尤其激烈的是已经在野的国民党。首先，至今届满七十周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后数十年期间发生的白色恐怖，从解严至今的30年来，并非完全没有处理。或许，更正确地说，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相关政治案件中争议与副作用较少的部分，即真相调查、赔偿受害者、追思纪念与和解等工作，从李登辉、陈水扁再到马英九的历任政府已经做了不少，但转型正义的未竟之业还有很多。举例来说，曾经作为加害者一员的众多党政军特及公检法系统人员是否应予公示或追诉？威权时代遗留的大量政治档案应否公开？对于威权统治时期发生的大规模人权侵害案件，两蒋应负什么责任？国民党及其附随组织的庞大财产如何处理？触及这些敏感问题，也就意味着转型正义进入“深水区”，蔡英文政府是否有能力妥善处理，抑或是治丝益棼，反而造成台湾社会更大的撕裂，甚至可能有损两岸关系，皆有待后续观察。再者，转型正义在理念上容或简单易懂，但由于历史真相难求，诠释观点殊异，再加上现实的政治纠葛和利益算计，在朝向转型正义深水区迈步向前的同时，也可能同时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更多加剧社会撕裂的精灵，其结果或未必能够抚平历史伤痛，也未必能够真正促进社会和解。其次，回顾台湾过去30年的民主转型过程，台湾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转型正义道路，亦即是由民主化的国民党政府所主导的道路。行政院先是在1990年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接着在1992年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1995年，李登辉代表国民党政府公开致歉，并于同年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设置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对受难者及家属进行赔偿；1996年至2004年为止，基金会共审核通过2,000多件申请案，每名受难者或其家属获得10万至600万新台币不等的赔偿，最终有近万人受领总额约71亿多新台币的赔偿金。此外，1995年亦通过《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恢复条例》，解除白色恐怖受难者和政治犯在担任公职、教职及专门职业的资格限制，并且恢复他们领取退休、保险和抚恤金的合法权利。同样在李登辉执政期间，1998年通过《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获得赔偿的政治案件有6,000多件。在陈水扁和马英九任内，大体上是延续并完善这些由李登辉所启动的转型正义政策。虽然过去由国民党政府启动的转型正义工程难以令所有人满意，比如说并未追究或追诉两蒋乃至于其他加害者的责任，也并未公布威权时期的全部政治档案，但这不也促成台湾得以不经流血代价而完成“宁静革命”？否则，若是明知党产要被穷追猛打，两蒋要被视为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威权象征，甚至大大小小的加害者也要一一被追诉，那么当时手握军警特力量的国民党政权还可能轻易就范，并且顺应民主化的大势吗？蔡英文政府一上台即高举转型正义大旗，不能说没有追求较高标准的转型正义的使命感，但过去一年的实际作为让人怀疑民进党另有所图。为了化解外界疑虑，赋予转型正义更高的正当性，民进党政府切莫把转型正义当作“无本生意”，更不可“夹带私货”：终于有机会戴上行政和立法绝对优势的权力魔戒，民进党在清算国民党的历史负债及其丰厚党产的同时，又能独占“正义”的名与利，甚至更能因此确保民进党的长期执政，何乐而不为？然而，正义的目的必须经由合乎正义原则的手段达成，如果一味急于速成而抄快捷方式，甚至罔顾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则（比如已经施行的《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已有滥权和违宪之嫌，而尚待完成立法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又隐然有过度扩大化的倾向），那么最终带来的可能是“转型不正义”的后果。因此，在推动转型正义政策的同时，蔡英文政府的态度自当谦卑、谦卑、再谦卑，手段也应该审慎、审慎、再审慎，方能真正贴近原先预期的政策目标，亦即挖掘真相、弥平伤痕与厘清责任，而非只是斗臭两蒋，打趴国民党，撕裂台湾社会，所成就的只剩下民进党的一党之私。

林毅夫 2017-05-18 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经”的信念。扬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创新。我想谈中国经济学界创新的三个来源：1、中国的经验，2、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3、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各位老师、同学、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特别高兴也荣幸，在这儿举办我回国任教30周年的庆祝会以及学术研讨会。我首先要感谢姚洋院长去年提出倡议庆祝我任教30年，感谢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同仁们把这个会办得非常隆重、非常有意义，感谢这些年来许多师长朋友给予我的帮助，感谢这30年中“教学相长”的同学们。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同学专程从外地或者是放下手上忙碌的工作赶来，并且也有不少写了文章回忆过去相处的点滴，谈这30年来交往的感触，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动。按照安排，让我来谈谈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看法，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论述。首先，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经”的信念。其次，扬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界怎么来创新？这里我想谈中国经济学界创新的三个来源：1、中国的经验，2、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3、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然后我想用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样从这三个来源来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一、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西天取经”的信念我常讲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六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天朝大国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一个受到列强欺凌的国家。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过去跟很多与我同时代以及前五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一定有它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学会了以后，就可以贡献于国强民富，也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学经济学对我来讲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经世济民。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北大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有机会到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殿堂的芝加哥大学去学习，去时我还特地带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悬挂在寝室里以自勉。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觉得收获很大，因为学到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严谨，因果关系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逻辑来看中国出现的问题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我在北大学习时就经常听到老师讲，自己接触时也看到，在国有企业里的工人没有积极性，为什么没有积极性呢？从芝加哥学习到的理论就很容易解释，因为当时中国推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干好和干坏没有什么差别。按照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如果一个工人的劳动投入多少和工资收入高低没有关系，那当然就不会有积极性，我觉得这样的解释非常的合理。另外，比如说在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倒爷”现象，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道理来看也很清楚，当政府对价格进行扭曲时，政府就必须用行政计划的方式配置资源，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开了市场，出现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自然就会有很多人想方设法从政府那边去“倒”计划配置的低价物资卖到市场去套利。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学上学时非常努力，认为这套经济学理论很有道理，拿这套理论到中国来可以改造中国，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好。1987年回国时我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可以指点江山。但是在1988年时，我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当年中国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这是中国从1949年以来最高的一次通货膨胀。第二高是1985年的8.8%。那出现18.5%的高通货膨胀怎么来解决呢？我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最新的、最先进的理论认为应该提高利率，这样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的意愿就会减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后，储蓄的意愿会增加，当前消费的意愿也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都减少，总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理论上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没有提高名义利率，采取的是靠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来减少投资需求。导致的结果就像理论预期的那样，出现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例如当时的新大都饭店正在盖新的17层楼，因为治理整顿，这个项目就被砍掉了，那个楼一直不能封顶。从这种角度来讲当时中国政府是很不理性的，所用的政策是很愚笨的。那时我可以写文章去宣传，政府应该提高利率，不应该用治理整顿的行政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可是我又一想，从1978年到1987年连续九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9%。连续九年的高速增长，对一个转型中国家来讲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当然亚洲四小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高速增长，但他们是比较小、体制比较完善的经济体。中国当时是大的经济体，而且是转型当中的经济体，能维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那政府的决策者一定是很理性，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长、两年高增长，不可能连续九年高增长。如果政府是理性的，为什么要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靠市场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后来仔细了解以后，原因是当时有很多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在资本很密集的行业里，资本密集的行业最重要的投资成本跟经营成本是资金的价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就会有严重的亏损。如果大型国有企业有严重的亏损，政府怎么办？就只好给予财政补贴。可是如果财政补贴的话，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就要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的赤字。货币增发以后不是又要通货膨胀了吗？这时我突然想到，原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的那些理论，假定所有企业只要经营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货膨胀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让那些管理不好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经济的效率，又可恢复市场均衡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是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不一样，既然限制条件不一样，采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当然就会不一样。1988年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从一个笃信“西天取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后来我常讲的要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必须把现有的理论都抛开，自己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限制条件，然后考虑决策者采取的措施是什么才是合理的。其实就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研究中，我去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国有企业，为什么那些国有企业很大型、又是资本密集的，后来了解其实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洋务运动开始，到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那一代人，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都认为要让中国富强起来，就要有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要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这些先进的产业资本很密集，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国初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社会，资本很短缺。在资本非常短缺的经济中，去建立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这是违反比较优势的，其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就没有自生能力。既然没有自生能力要把它建立起来，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护补贴，形成我跟蔡昉、李周在我们合写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所讲的，由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宏观政策上的扭曲、资源上的计划配置，以及在微观经营上剥夺了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看法。有了上述的认识以后，反思一下，我觉得我们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中国政府能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来推进改革。因为我在美国读书以及读书回来以后，看到整个学界的看法是计划经济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经济要向市场过渡，就应该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从理论来看这种主张非常严谨、自洽，转型国家就是因为没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而效率很低。当时学界的共识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将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实施。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实施，而是渐进的、双轨的，所导致的结果会比原来计划经济还差，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寻租行为会更加猖獗，腐败的现象会更多。从现有的理论来讲，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改革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取得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而当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去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他们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希望国家好的，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的盖达尔，在他生前我曾经和他见过多次面，他是一个很诚恳的、很热爱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是怎样？是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进行转型的其它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一样，普遍遭遇到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也就是说现有理论是不能指导我们怎样比较好地转型。后来我又发现不仅转型的问题是这样子，在发展问题上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应运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才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子学科。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当时的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其实领导人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很快建立跟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先进大产业。但是，现代化的先进大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倡导结构主义的经济学就认为是市场失灵所致。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推行的都是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而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发展比较好的亚洲四小龙，推行的政策则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小工业开始，他们没有推行进口替代，而是出口导向。从主流的结构主义来看，这种政策是错误的，发达国家发展的是先进的生产力，（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发展的是落后的生产力，这样是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但是现在反过来看，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就是那少数几个经济体，他们推行的发展战略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而推行从主流理论来看是正确发展战略的那些国家，没有一个成功，虽然他们把现代化的大产业建立起来了，但很快经济都陷入到停滞，接着危机不断。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因为去西天取的经都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发达国家学来的理论确实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说得很清楚，为什么落后，为什么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为什么会有寻租行为。但是如果真的按这些理论去做，结果都跟理论的预期相差非常远。原因是什么？理论是不是适用，决定于理论的前提和条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必然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制度等作为前提。这些前提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因此，把那些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必然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希望理论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或者工具，就应该自己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象，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二、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三个来源要提出新的理论必须要有扬弃，也要有继承。中国经济学界如果要推动中国自己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怎么来进行？我认为，首先必须以中国的经济现象为理论创新的来源；其次，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认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第三，在研究中要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这样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交流沟通。首先，新的理论总是来自于不能用过去的理论解释的新现象。如前所述，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中的许多现象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道理，不能看到一个现象就简单套用现有的理论。需要自己深入了解现象背后的道理，自己构建理论来解释，这样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其次，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总是很复杂，怎么来认识？我认为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发展阶段不同，关系经济运行的各种制度安排、组织、价值等上层建筑也就不同。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把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作为暗含的前提，就像姚洋院长在今天上午的开幕致辞中所指出的，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明确地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而必然有结构差异，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现象时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把结构的差异性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第三，为什么我主张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进行研究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只有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出来的成果才能够跟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学界交流、沟通，才能让他们了解、认识、接受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理论，否则中国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成果别人看不懂，也就不可能认识、接受。对国外是这样，其实对国内也同样，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大学开设的经济学课程不是直接翻译自国外大学通用的教科书，就是根据国外大学的教科书来编写，学生学的是西方主流的范式，如果不是用同样的范式来做研究，取得成果很难被理解和接受。二是，在一定的结构下经济怎么运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非常少。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研究的主要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转变的道理；但是，马克思主义欠缺在一个阶段里经济怎么运行的研究，而这正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所以，在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时不仅要借鉴其研究范式，还要参照其研究范畴，研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怎么运行。要根据中国的现象来提出新的理论，是我在1988年发现不能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以后就认识到了，中国的前提条件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时，要以中国的现象为研究的对象应该不会有多大的争议。但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如何结合在一起来推动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我认为结合点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到底由什么决定的呢？实际上跟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有关。如果这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土地和劳动力都密集的传统农业，或者是劳动力很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不仅生产力水平低，而且，这样的产业也决定了资本跟劳动的关系。首先，这样的产业资本使用的非常少，雇佣的劳动非常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温饱线上挣扎，资本拥有者比较富有，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就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而且，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中资本使用非常多、劳动力相对少，使用的劳动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资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是小的。但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以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或以资本密集的产业为其主要产业，是因为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不一样。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一定是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是资源相对密集的就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跟资本的关系就像前面讨论的。反之，到了比较高的发展阶段，资本积累多了，劳动力变成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如前所述。为何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决定该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因为只有一个经济体中的产业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多寡和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相一致，这个产业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业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最低，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才能在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下，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的能力。自生能力的概念从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开始使用，并在1999年和谭国富合作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政策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一文中正式定义的概念。这里我强调一下，现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范式是马歇尔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中搭建起来了的。当时为了搭建这个框架，他做了很多简单化的暗含假设。这些简单化的暗含假设包括没有交易费用，信息是充分的，信息都是对称的等等。在马歇尔之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相当大部分是将这些暗含假设放松，例如，科斯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而发展出新制度经济学；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费用，斯蒂格利茨、斯宾塞和阿科尔洛夫等引进了信息不对称而发展出信息经济学。仔细想起来马歇尔还做了一个暗含的假设，就是一个经济体中的企业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可以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但是，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如第一节中讨论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由于所在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没有保护补贴是活不了的。因此，有必要在分析发展和转型问题时，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个扩展。提出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这个经济体在该时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该产业决定该经济体在那个时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由此决定合适的上层建筑的观点，也同时扩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经济基础如何影响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主张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必须相适应；但是马克思没有讨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中是由何因素决定。所以，提出在现代经济中，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由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决定，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现代经济的运用上的一个贡献。三、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是2009年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时正式提出。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则肇始于1988年对我国高通货膨胀的研究，并经1994年发表的《中国的奇迹》、1997年发表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2001年芝加哥大学的“D•盖尔•约翰逊讲座”、2007年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2011年耶鲁大学的“库兹内茨讲座”而逐步成型。新结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决定生产力水平的技术和产业、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演化过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作为微观的分析基础。引进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之后，对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都会有很多和主流的理论不同的看法。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需要从劳动相对密集、资本使用相对少的传统产业，不断地转型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劳动使用相对少的现代化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既然是内生于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要从劳动比较密集的产业往资本比较密集的产业升级，条件是什么？既然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那就要先改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状况。发展中国家是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那怎么改变这个要素禀赋的状况？这就是我常讲的，必须根据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因为如果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其要素生产成本在国内、国际的比较中会处在较低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软的制度安排，交易费用也会低。那么，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就会创造最大的剩余，可以用来积累。而且，资本的投资回报会最高，家庭和企业都会有最高的积极性将剩余转变为储蓄来进行投资，这样资本禀赋增加的会最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产业也就会不断地从劳动或资源相对密集，逐渐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对发展的看法，和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一波思潮的结构主义看法不一样，结构主义忽视了产业结构是内生的，必须先改变内生现象的外生条件，才能够把这个内生现象真正的改变过来，结构主义的失败原因就在于这一点。从转型的角度来看，有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后，就可以对发展经济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休克疗法为何失败，以及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矛盾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当时主流经济学有个共识认为，休克疗法是最好的方法，渐进双轨则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是如果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来看，会发现在转型之前有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休克疗法取消掉所有保护补贴，这些企业会破产，产业会垮台，会有大量的失业，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任何当权者都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的持续。另外，那些都是先进的产业，许多和国防安全有关，为了国防安全，政府领导人也会认为这些产业一定要存在。结果前门把那些保护补贴都消掉，后门又把那些保护补贴以更隐蔽的方式引进来，其效率更低。渐进双轨的转型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继续存在及腐败的恶化，所以被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但其实是最务实的。承认原来的国有企业没有保护补贴不能活，那就老人老办法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同时放开原来被抑制、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准入，而且不仅准入，还要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帮这些产业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不良的问题，结果取得了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增长。这种转型绩效的反差只有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才能解释清楚。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转型期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如果只是因为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苏联、东欧推行的比我国彻底，绩效应该比我国更好，但他们怎么却是经济崩溃停滞？而我们的半拉子转型反而是稳定和快速发展？另外，转型中的很多现象，例如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是科尔奈提出的。他观察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亏损的时候国家总会给予补贴，帮这些企业渡过难关。他认为这是国有产权造成的。只要是国有，国家和企业之间有父子关系，企业一有亏损，国家就只能给予补贴。从企业自生能力的视角来看则不是这样。这些现代化大产业是国家要发展的，是国防安全和现代化的需要，但是这些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必然会有亏损，这种亏损可称为战略性政策负担。这些国有企业不仅有战略性政策负担，因为在转型之前政府动用了很多资本来投资现代化的大产业，但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为了就业的需要，政府就把大量的劳动力分配给企业，变成了一个岗位有三个工人、四个工人，所以，这些企业还承担着就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有战略性政策负担，或者社会性政策负担，所造成的亏损谁来负责？应该是政府。但是，政府不参加经营，有信息不对称，不知道这个亏损实际是多少，所以，就只能把所有亏损，包括经营性亏损也承担起来。认识不同，提出的改革策略就不一样。如果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产权的问题，那私有化就好了。如果预算软约束是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应该先把社会性政策负担剥离。然后，创造条件快速积累资本，使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把战略性政策负担也消除。没有了政策性负担，政府就不再对企业的亏损负责，也就能够釜底抽薪地消除预算软约束。实际上，前苏联、东欧虽然推行了私有化，但是，私有化以后政府还对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亏损不能摆脱责任，还要继续给予补贴，私营企业寻租的积极性比国有时高，今天俄罗斯、东欧对私有化以后的国有企业的补贴反而比原来还多。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基本是按取消政策性负担的思路来进行的，先把社会性政策负担剥离，并逐渐让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快速发展起来，资本积累就会很快，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地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各种保护补贴消除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价格信号完全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也就水到渠成。所以，有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结构不同，以及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后，对发展和转型的认识就会和主流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认识不一样，而且在经济运行上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认识。金融是经济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现在西方主流的金融经济学主张发展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这对发达国家确实很需要，因为他们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在全球的最前沿，资本很密集，而且，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风险也很大。所以，发达国家必须有一种能够动员很多资本、同时又能分散风险的金融安排，全国性的大银行、股票市场或者是像纳斯达克那样的二板市场对发达国家而言都是合适的。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不是合适呢？发展中国家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力比较密集，资本需求量少（的领域）；而且，生产的产品以及使用的技术是成熟的，产品的市场也是存在的，主要的风险来自于企业家有没有经营能力。所以，发展中国家金融所要动员的资本的规模和所要克服的风险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小银行、大银行、股市、二板市场等金融安排在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因此，合适的金融安排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应该不一样的。人力资本也是现代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人力资本理论是芝加哥大学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有多位诺奖获得者认为，决定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但是，发展阶段不一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则可以依靠引进。不管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都需要人力资本，但发明比引进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高出很多，发明所需要的人才和引进所需要的人才在处理不确定性（问题）上的要求不同，显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不一样。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能力和教育的水平相关，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并非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好，人力资本的结构应该适应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特性。不仅在经济运行理论上新结构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在许多方面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借助新结构经济学），还可以对一些被主流经济学作为“基准”的理论有新的认识。例如，货币中性理论，认为货币政策的宽紧只影响价格的水平，不影响经济增长，这是芝加哥大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最主要贡献之一。但是，引进发展的机制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视角以后，货币就不见得是中性，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发展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都需要投资。投资决定于资金的成本，资金的成本决定于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和货币的发行宽紧有关。如果货币政策很紧，利率就会非常高，投资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高，投资就会少，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慢。反过来讲，如果货币比较宽松，利率就比较低，创新的成本和意愿就会比较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意愿和速度就会比较快，这样货币就不是中性的。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中性理论中，并没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货币政策宽紧当然只影响价格水平的高低，不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如果放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从一个阶段不断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过程，就会发现货币不是中性。当然，货币政策宽紧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的可能性相适应，如果过度宽松超过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可能性，那么，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对创新者是一种补贴，对储蓄者则是一种税负，会有收入分配的后果。因此，在平衡货币政策宽紧对推动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的代价之间需要有个平衡，会有一个最优的货币增长速度。这个速度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不同呢？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靠自己发明，发展中国家可以靠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会比发展中国家的速度慢，因此，发达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应该比发展中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慢。另外，像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下滑时应该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创造需求以稳定经济。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下滑时用积极财政政策搞投资创造就业，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是将来政府需要偿还投资的资金，就需要增加税收。将来增加税收，一般消费者为了平滑现在和未来的消费，现在就要开始增加储蓄，因而出现“李嘉图等价”，即政府增加政府财政赤字去创造就业。但是，消费者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结果投资增加消费减少，总需求并不增加，并不能阻止经济下滑，带来的只是政府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但是，如果把结构的概念引进来，看法就不一样。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失业率高，与其发放失业救济不如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创造就业减少失业，这样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成本较低，而且，当时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也低，投资的成本也比在经济发展正常时低。并且，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消除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瓶颈，等走出危机以后，经济增长的速度还会加快，政府财政税收会增加，可以用未来增加的税收来还债，避免出现“李嘉图等价”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把这种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思路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瓶颈比发达国家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下滑时，使用“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改善基础设施的机会比发达国家多，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只要是用在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可以比发达国家更积极。同时，在发生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时，也可以用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作为走出全球危机的办法。用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政策措施，以及用全球的基础设施作为治理全球经济危机的倡议，我在世行工作时就提出，现在国际上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和国际发展机构的支持。四、结语很高兴今天在庆祝从教30周年的大会上，我有机会来谈谈自己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看法。回想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立，1995年举办成立大会，我曾应邀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写一篇祝贺文章，提出“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主张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本土的问题，指出这样的研究成果就是对经济学发展具有国际性意义的贡献。在文章中我还提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在21世纪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的命题。这个命题是根据从亚当·斯密提出《国富论》以后，世界经济学的中心最早在英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转到美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为什么著名的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时空的集中？原因是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经济现象的抽象，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经济现象？出现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研究这个国家的现象所提出的理论就是重要的理论。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在世界经济中心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跟着逐渐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也就更多地出现在美国。我相信到2025年左右，中国应该会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还会继续比较快速地发展。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将会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沿着我前面提出的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可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转型、运行等有很多新的认识，这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会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这样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在继续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实质和背后的原因，贡献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而且，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跟我们一样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依靠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指导，普遍在发展转型上遭遇各种挫折，未能摆脱贫困，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中国家跟我们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对解决它们的问题也将会有比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有助于占世界总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黄益平老师在前面致辞时说我追求“知行合一”，“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认识到了就应该去做，确实这是为什么1979年我会从台湾到大陆来，也是为什么1987年我会放弃美国的工作机会回到中国来。既然我认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责任，那就应该回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来贡献自己的所学。然而，我现在觉得作为社会科学家“知行合一”是不够的，因为按照我们所学之“知”去“行”，经常事与愿违。我现在主张社会科学家应该秉持的是“唯成乃真知”，只有按照理论去实践的时候，能够取得所预期的“改造世界”成果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理论。所以我现在主张“知成一体”。怎样实现“知成一体”呢？按王阳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第一句是“因行得知”，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分析和归纳，社会经济现象则是社会中行为主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知”是依靠观察研究社会经济中的“行”而得。“用知践行”，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应该用学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是“用知践行”的意义。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应该用“行”的结果来检验理论，只有能够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所以说“以成证知”。最好，只有能被“成”验证的“知”，才是“知成一体”能够“改造世界”的“知”。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将再度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中国快速复兴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许多现象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中国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也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作为中国经济学家，我们是坐在理论创新的金矿上，我们应该有自信和自觉来挖掘中国这座理论创新的金矿，提出一套新的理论。用这套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民族的复兴，也可以帮助跟我们条件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让他们实现跟我们一样的经济蓬勃发展，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世界的愿景。谢谢。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院研究中心，由沈仲凯整理成文，经林毅夫教授修订。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翟云霆 2017-05-18 有关规划需要尊重区内传统，汲取得失经验，方能站在国家战略、区域安全的高度，充分考虑当下全球化与保护主义纷争加剧的趋势，让粤港澳乃至周边地区的普通民众，都有机会获益。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这意味着，中央正式决定，将珠三角九市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协调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规划。两会结束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广东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改革开放，为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努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走在前列。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广东需按中央指示在下阶段完成的部分任务，也应在大湾区规划中有所体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工作提出以来，不少分析都将美国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作为其对标。有鉴于“一国两制”的框架性作用，以及20年来珠三角城市群合作的历史，我们认为，在大湾区规划设计过程中，除参考、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外，更需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一个特殊，两个平衡”（即区内政治制度基础的特殊性，以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平衡、宏观设计与微观执行的平衡）的思路，化解大湾区发展中所可能面对的挑战。政治制度基础的特殊性在政治制度上，香港、澳门与广东九市有所不同，这是决定大湾区规划思路高度和实质内容的制度基础。“一国两制”下，涉及湾区整合的很多问题，不但九市无法与港澳地区直接对接解决，即使在广东省层面，同样缺乏着力点。对此，中央政府可参考早年创设经济特区的经验，通过设立超越省市层面的湾区协调机制，并赋予其一定程度上的政策权限，在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省提出的“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的基础上，遵循“先行先试”大原则，在制度上勇于创新，力争使大湾区成为“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地”上最前沿的践行者。目前在国家层面，已有港澳工作协调小组负责协调港澳地区与内地其它行政区或部委等。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能够处理大湾区重要政策协调问题的常设机制，将其做实、完善，直至成为具有行政功能的机构，并由此解决争论已久的“湾区谁做龙头”的问题，值得在大湾区规划设计过程中深入探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平衡大湾区内的经济合作，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即已展开。内地推出招商引资政策后，大批港澳企业便进入珠三角寻找商机。当时，资本、物、人等呈“北向流动”的特点，主要是从港澳流入广东，“前店后厂”为此阶段粤港澳的合作模式。不过当时的政策设计，基本仅限于经济范畴，鲜见社会层面的尝试。随着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大湾区内生产要素的流动发生变化。自2000年代中期开始，得益于CEPA及内地“走出去”思路的提出，包括广东在内的内地人、资本和物，开始向港澳流动。如自由行、内地居民在港投资金融产品、内资在港澳积极收购等，都是此阶段新特点。上述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港澳经济，但因两地承受力有限，“要素南向流动”也在当地（尤其是2008年之后的香港）引起了一些负面效应，加深了陆港民众间的不满，造成了区域融合新障碍。同时，由于港澳企业在内地竞争力相对下降，在内地营商、生活成本相对上升，加之各项社会政策令港澳居民在内地就业、居住和养老始终存在诸多不便，”要素北向流动”不再活跃。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于2011年10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数目，由1995年的12.23万人，一度上升至2004年的24.4万人，但到了2015年，已下跌至约2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仅从数字变化趋势上看，在内地工作港人的减少，以及港资在内地影响力的降低，与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轻人）对国家认同感日渐减少呈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港澳居民无法以方便途径参与内地尤其是大湾区的建设，如果大湾区的政策安排无法令普通港澳居民直接获益，则湾区融合将始终面临重大隐忧。因此，大湾区规划需同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做出细致的配套安排，始终要将确保区内民众充分享受发展红利放在突出位置。宏观设计与微观执行的平衡从本质上看，对资源配置起主要作用的是市场规律。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应是从制定或修订政策的层面，减少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政策执行者本身有时也会成为障碍的一部分，这就是历届中央领导曾多次指出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或政策落地时走样的现象。上述情况在粤港澳合作层面也有类似的例子。2003年CEPA出台后，按政策制定者的思路，港澳企业本应普遍成为受益者。可惜的是，国家层面政策落到地方执行层面，依然有相当多的主客观障碍。这也导致港澳企业及区内舆论常以“大门已开但小门难开”来形容CEPA的推进实情。因此，在大湾区规划制定过程中，应多考虑政策制定后，具体落实方面所可能面对的阻力。不过，由于规划制定时我们还无法预测其在执行过程中将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规划一方面要具有前瞻性，能规避执行中的障碍，增加落实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可考虑赋予湾区实体性协调机构足够权力，令其可及时且小范围地调整政策。结语按照国家最新部署，雄安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已成为当下中国最重要的两大区域发展新战略。与“万丈高楼有待平地而起”的雄安新区相比，大湾区是建成区域，行政区隔、产业发展等都已形成路径依赖，此时如以强硬行政手段重新进行资源配置，是不现实的。另外，“一国两制”与大湾区规划间将形成合力，还是会造成新的撕裂，都是对规划者的极大考验。不过，经历了近40年改革开放洗礼的粤港澳大湾区，已在融合方面积累了相当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目前，区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相当高，资源充沛，仅从经济总量、人口及国际影响力看，潜力巨大。如果有关规划能尊重区内传统，汲取得失经验，站在国家战略、区域安全的高度，充分考虑当下全球化与保护主义纷争加剧的趋势，相信粤港澳乃至周边地区的普通民众，都将有机会通过新规划获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许癸蓥 2017-04-28 中国大陆不能纪念“二二八”？这种对台湾人民示好、争取认同的举措，中共不会完全没有考量。事实上，中共也可能有意把握诠释“二二八”的主动权，谋划重新阐述该事件的策略，进而推动中国大陆“国家建构”进程。 1947年2月27日，查缉私烟的专卖局人员在台北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群众聚集游行示威要求惩凶，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直接点燃了全台湾的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各地仕绅组成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提出改革要求。当时台湾的行政长官陈仪，却指仕绅为“奸匪暴徒”，向国民政府请兵来台镇压、清乡。数月之间，即造成民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害，史称“二二八事件”。而其后遂行之清乡、实施戒严，及为巩固蒋介石威权统治的白色恐怖政策，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更阻碍了台湾朝向自由、民主迈进的步伐。陈水扁在2007年的“二二八”纪念大会上提出四个议题：“二二八”经验守护台湾、化解“二二八”错误观感、还原“二二八”真相以及落实台湾整体转型正义。此时“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60年了。台湾从1947年起，进入一种政治上的冷冻或静止期，直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在解除戒严前一年，民进党成立。再过十年，李登辉当选第一届直接民选总统，接下来，民进党人陈水扁当选第二届直接民选总统，但是民进党并没有在议会获得多数议席。2016年，民进党人蔡英文当选总统，民进党也取得多数议会议席，成为多数总统。2017年“二二八”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蔡英文发表讲话，其大多论述与十年前相似。如果勉强要说有什么新意的话，蔡英文宣示2月28日为台湾的“国家新团结日”，只是字面上有个“新”字。在绿营内部，有人把“二二八”事件视为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有人将其比作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绿营支持者也认为，与二者不同的是，在台湾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的后代仍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今天，如何对待“二二八”事件比如何看待这个历史事件更为重要。民进党从少数执政，到今天已是多数执政，“二二八”事件不再是获得政权的支撑，而是开拓支持基础的来源。我们看到大陆也在纪念“二二八”，而台湾独派大佬提醒：台湾要小心，别被统战了！可是，民进党人是否曾想过与大陆开启对话可以从共同纪念“二二八”开始？从“二二八”效应对民进党的影响来分析，事件的确增强了民进党的历史合法性。在事件发生后的70年，被占领者、多数派终于成为执政者，而且实现真真实实的多数统治。“二二八”也对民进党外围团体产生凝聚效应。以民进党为核心，所有深绿、浅绿的政治团体有了共同的敌人。“二二八”情感把社会与群众层层环绕，以至于造成社会的非理性判断，例如台北市长柯文哲就不赞同“去蒋化”。被害者亲人终于走出阴霾，但心理情绪上总会存有阴影。问自己能不能做到这种宽恕？简单的结论，那就是对受害者来说，这是一条漫长煎熬的心路历程；或者永远不能克服，也或许需要受到某种宗教神启，才可能释怀。今年纪念“二二八”事件有一个小插曲，但颇有启发。因“二二八”被责骂怪罪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必胜客餐厅。他们在这一天推出了“庆祝”“二二八”的优惠，在网络上引起骂声一片。平心而论，作为一种商业手法，餐厅只为追求利润，但这表明台湾社会有些人已经忘了这是一个悲剧，他们在别人伤口上撒胡椒却不自知。藉由“二二八”，民进党能获得什么机会吗？陈水扁时代，面对少数总统的形势，民进党不仅善用、也乐于运用“二二八”事件的迫害感，带来各种争取支持群众效忠的机会。蔡英文时代，有多数总统的优势，民进党很有可能不觉得“二二八”还有什么“外部效应”的机会。所以，现在总是老调重弹，要求则是十年来如出一辙。就像现在提出的“国家新团结日”，只是喊喊口号而已。然而，越不在乎，越是平淡，却也可能让“国家新团结日”展现某种可能。无论称呼是“中华民国”或是“台湾”，这是一个新的“国家”，可以团结。尽管路径不清楚，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共同政治目标来团结台湾人民。对待“二二八”事件，民进党将可能面对哪些外部威胁？大陆纪念“二二八”这件事，其实就是其中一种。为什么台湾、香港都可以纪念六四，中国大陆不能纪念“二二八”？这种对台湾人民示好、争取认同的举措，中共不会完全没有考量。民进党成为多数党执政，国民党作为少数党并没有造成威胁，民进党因此选择忽悠“二二八”。过去惯性地使用这个“受迫害效应”来清算国民党，也伤害民进党人彼此关系，以取得一些群众政治效忠。然而，现在这样的策略已经失效，已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却很可能在不小心的情况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民进党因此选择相对中间的立场，坚持“不当”发言，从而伤害深绿支持者的感情。“二二八”事件效应的再探索，是民进党人不可不慎、不可不理的议题。借用蒋渭水先生的名言，“国家要团结，团结真有力”。 如果蔡英文总统所提出的“新国家团结日”，要更有新意，在“二二八”事件后的70年，台湾执政者需要进行话语策略规划。事实上，中共也可能有意把握诠释“二二八”的主动权，谋划重新阐述该事件的策略，进而推动中国大陆“国家建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