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赖红波 2021-03-31 作为我国最早对外改革开放的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具有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和良好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进入质量经济发展时代，如何建立起以自主创新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大湾区高质量产业发展，为湾区提供新的战略机遇，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作为我国最早对外改革开放的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具有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和良好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进入质量经济发展时代，如何建立起以自主创新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大湾区高质量产业发展，为湾区提供新的战略机遇，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不仅断供“芯片”，而且将华为等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许多行业都面临着“卡脖子”的窘境。以传感器为例，它是数据采集的唯一功能器件，也是信息技术的基础核心元器件，采集的数据是整个感知、传输和处理信息系统中流淌的“血液”。美国公布了影响国家长期安全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22项技术，其中有6项与传感器技术直接相关。当前，欧、美、日传感器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如美国MEAS、霍尼韦尔、凯勒和美国艾默生、罗克韦尔、GE等，都是世界知名传感器企业。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发展令人担忧，全世界生产超过2万种产品品种，而粤港澳大湾区仅能生产其中的一小部分，约1/3，且整体技术含量较低。然而，国内传感器市场需求量达上千万亿，每年进口额都不低于1,700亿人民币，中国市场体量大，但绝大部分被欧美国际零部件巨头占据，尤其是汽车或科学仪器等传感器95%以上市场份额都掌握在外资企业手里，成为当前制约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转型发展最大的“卡脖子”技术瓶颈之一。其一、市场培育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与外资品牌的差距还很明显，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聚焦的领域主要是市场的外围，汽车产业如此，仪器等产业也是如此。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没有市场支撑，即使做出来了，也没办法做久做好。以科研仪器为例，越高端前沿的实验室，国外仪器设备越多。在全球前20名的仪器制造企业中，没有一家中国公司。目前，在国内多达几千家的A股上市公司中，真正做科学仪器的也只有“东方中科”等极少数企业。其二、技术方面，传感器技术开发很难突破。传感器产品与普通元器件产品不同，传感器涉及很多芯片，传统的技术方式难以突破。一方面，很多企业不是没有技术，而是没有合适的市场，只要有了市场，技术就会跟上来，但大多数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很难获得典型行业（如汽车、科研仪器）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本土传感器企业技术整合能力需要提升。传感器当中，如芯片、陶瓷基板等，都不是传感器公司自己做的，必须从外面买进来。以德国First Sensors为例，其晶圆是中国台湾采购的，运到德国做封装，然后卖给中国。为此，传感器企业自身需要具备整合技术的能力，这恰恰是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存在的痛点。其三、产业链方面。一方面，传感器产业链的痛点是直接由供应链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如压力传感器，供应链的复杂性，包括ASIC芯片、压电电阻、陶瓷基板、MEM和焊接/粘结技术等。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企业的上下游企业散落在各地，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要点繁多，导致产业链协同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合作信任存在痛点。工业品的传感器面对的是企业客户，并依靠这些企业客户而生存和发展。如欧美传感器企业围绕客户形成自己的“合作伙伴联盟圈”，由下游客户提需求，传感器企业研究技术可行性，一旦技术可行就与下游客户合作开发，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容易出成果。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的痛点就是缺乏上下游合作伙伴的信任或关系不牢固，缺乏把下游企业的需求和传感器自己的上游供应商整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合作氛围。其四、融资方面。传感器领域资金需求量大，回报周期长，如美国霍尼威尔固态传感器中心，每年用于设备投资就有5,000万美元，要做好很不容易。目前拥有单晶生长、图形发生器、自动涂胶和光刻、等离子刻蚀等最先进的成套设备和生产线，而且每三年左右就要更新其中大部分仪器设备。以近两年粤港澳大湾区风险投资的几家传感器企业为例，大多数传感器企业经营模式偏重资产，前期投资大，融资要一轮一轮跟上。实际情况很尴尬，要么是融资不能跟上，要么是政府背景的投资机构在跟进，而来自市场的风险投资还是很缺乏，筹集资金困难。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契机当前，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真正能将数字化落实到经济和产业发展上的城市和区域并不多。十九大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中国数字经济强劲发展“核聚变”效应显现。同时，数字经济的背后，关键是要促进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才能孕育出强劲的新动能。工业互联网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智能制造开展的载体，为制造业企业提供第三方连接、数据、算力、算法和安全等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在改革开放前40年的发展，得益于最终消费品产业的成功，尤其是围绕珠江三角洲所形成的服装、家电、家具等生产制造和世界工厂。未来，伴随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必将与最终生产品产业，包括提供最终生产使用的各类生产设备、生活设备、工作母机和工业软件等智能制造的发展紧密结合。传感器是基础性技术，产品需求量很大，尤其是作为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核心技术之一，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基础。最核心一点就是围绕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展开智能制造的前瞻布局，这个过程应优先考虑传感器产品和产业的发展。以传感器为抓手，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1、市场方面应对建议。一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优势领域，进行传感器市场培育。包括轨道交通设备、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设备、船舶、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和电力装备（涡轮机，发电机）、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完全可以采取“揭榜挂帅”和动态发布机制，向全球招商和征集全球企业或人才参与解决方案，引导社会各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具体应用场景，参与传感器的开发，而不是闭门造车。二是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丰富应用场景狠抓高端布局。传感器领域的竞争，最终是走向高端竞争，为此，必须提前布局。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丰富的应用场景，如无人机、智能家电和智能家居等世界级集群优势，促进传感器领域的高端发展，从最基本的产品开始布局，如压力传感器、加速度计、微陀螺仪等，实现高端封装和测试，才能为后续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领域获得突破打下基础。2、产业链方面应对建议。一是围绕应用场景，选择产业链突破方向。围绕核心优势的领域，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可以选定粤港澳大湾区有优势的3至5个垂直行业进行推进，促进传感器领域的高端发展。探索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传感器技术突破的“粤港澳大湾区模式”，培养一批传感器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二是鼓励以集成创新进行产业链突破。传感器具有典型工业品属性，涉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分工参与，整个过程需要的是信任与合作。为此，可以尝试改变过去产业链单一环节应对，选择走系统集成的路子来探索传感器技术突破。3、投资融资方面应对建议。一是建议粤港澳大湾区推出专门针对中小型传感器企业的专项技术创新基金，以及科创板应重点支持从事B2B业务的传感器企业等。二是快速积聚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以深圳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活力，可推动本土传感器企业快速发展，吸引多渠道投资资本。尤其是激发民间创新活力与中小企业内生动力，包括与产业链内大企业一起分析技术可行性和迭代创新，营造相互信任的关系，提升合作质量，一步步“接力”，实现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客户需求开发出高品质传感器产品。4、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优势，促进产学研联合创新。欧美传感器大厂，非常注重与高校合作，由高校来承担传感器的基础研究，而传感器企业侧重应用场景挖掘和产业化推进。对标英国“以学带产”的“2+5”模式，粤港澳大湾区可以依托高校优势，走传感器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模式，探索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传感器技术突破的“大湾区模式”，培养一批传感器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5、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复合人才培养机制难题。围绕传感器等“卡脖子”技术，统筹推进学科建设。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资源优势，鼓励各高校成立传感器研究院，设置传感器相关学科与专业，引进国内外优秀的传感器师资，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发展现状，重点开展传感器基础理论与技术、芯片与系统构架等方面的研究。积极培育跨学校、多学科、有特色的研究团队，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围绕潜在的未来应用场景开展传感器跨学科基础研究，提前布局和跟踪，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复合人才培育体系，从基础和应用层面联合攻关，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企业发展。针对短板环节（如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等）的核心人才给予人才绿色通道或人才积分，尤其是针对传感器、测控仪器等领域认定高级职称专家，包括来自民营企业的人才。总之，传感器是基础性技术，也是数字经济时代下最核心的技术之一，产品需求量很大。针对当前国际大环境，尤其是美国针对我国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定点围堵，在传感器等关键领域一定要未雨绸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利用全球顶尖科研力量，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提升传感器产业链合作水平，整合上下游技术，以此找到传感器等短板弱项技术定点攻关和重点突破，勇担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重任以及继续成为中国经济领跑的“主引擎”。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咏梅 2021-02-23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资本市场下达了新的任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对此，国家在规范资本市场过程中，要贯彻“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原则，重点在于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市场无序扩张。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思路中，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开好局、起好步，在国家政策引导下规范发展。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资本市场下达了新的任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对此，国家在规范资本市场过程中，要贯彻“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原则，重点在于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市场无序扩张，在资本市场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过程中，加强政府在资本市场的有效引导与监管，提升国家在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疫情影响下规范中国资本市场的紧迫性与复杂性当前，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美国，受长期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再工业化阻力较大，其虚拟经济发展一直缺少实体经济支撑，加之实体经济基础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冲击，造成虚拟经济更加远远背离实体经济，进一步加剧了系统性风险。为了摆脱疫情的困扰，美国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势必会通过不断加大向其它国家发放外债等办法度过经济难关。尽管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仍然出现了增长的趋势，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合作方，不可避免地将受到来自于美国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为挽救受疫情影响的经济颓势，其采取的财政及货币政策等均将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较大冲击。此外，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国际金融市场还蕴含着一系列潜在的风险，进一步影响着世界资本市场的稳定性，金融市场的虚拟程度将会进一步加大。总之，国际资本市场现在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将会持续下去。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尤其是金融监管体系也曾受到过一些学术流派的抨击，他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够，金融体系的管理过于保守和固步自封。然而，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了世界性金融海啸以来，中国由政府管制的、具有鲜明的宏观调控色彩的金融体系，确保了国家的经济安全，保障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势在于具有国家宏观调控的金融管制，能够有效阻挡外来金融风险的威胁和国际热钱的冲击，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同时，中国经历了高速增长期，资本在投资型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强，资本扩张趋势不断加大，资本垄断特征不断显现。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起步比较晚，在风险防范上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因此，在市场化改革的探索过程中，既要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体系和世界资本市场体系合理对接，又要引导中国资本市场有序化良性发展，防范其无序扩张带来的风险，杜绝其干扰中国经济发展。 国家规范资本市场要处理好几方面的关系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疫情后重要的恢复期，国家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将是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与重要保障。对此，要不断提升国家在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重点宜放在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上。首先，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资本扩张风险的关系。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各项指标向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不断提升，但是尚未恢复至疫前水平。大量事实表明，经济过冷或过热对可持续增长都存在不利的影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给经济带来的隐患是不容忽视的。稳定的经济增长才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就是要合理确定资本市场重点支持的方向和领域，完善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安排，使之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服务。例如，科学合理保持IPO、稳定发展交易所债券市场、再融资常态化、商品及金融期货期权产品体系的创新与完善、金融产品评价标准的再造等，都是国家监管资本市场、合理引导其走向规范化的具体着力点。此外，还要通过不断提升国家对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尤其是要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的系统性和风险防范监控的科学性，加大对拟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监管的力度，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双管齐下，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其次，要处理好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与稳增长目标的关系。在当前经济加快复苏的背景下，面对国家提出的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发展、防止其无序扩张的思路，市场上存在着“政策会否快速转向”的担忧，有人认为国家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将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经济“不急转弯”为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预期的作用。处理好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与稳增长目标的关系，重点在于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要从抗疫的特殊政策回到常规的政策上来，既要维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又要避免因规范资本市场引起的过度收紧。完善国家综合治理体系，要同时兼顾国家与地方层面的不同情况：一方面，在国家宏观调控层面上，要保持已有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在地方监管层面上，既要避免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的扩张，又要保持地方财政支出力度不变，还要考虑投放流动性，加大扶持力度定向支持中小微企业及制造业的发展。再次，要处理好对资本市场反垄断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重点是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大量事实表明，哪里有垄断，哪里就会产生经济停滞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资本市场不可避免存在着过度垄断的情况，阻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当竞争，破坏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有效性，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反对资本市场的垄断，需要国家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构建一个有活力的、合理竞争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国家对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必须要打破垄断壁垒，疏通资本流通合理渠道，激发经济增长的内在活力与动力。处理好反垄断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要加强金融规制的执行力，取缔和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国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着力点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2021年中国政府制定的八项重点经济工作任务之—，这项任务的制定，也表明了中国政府治理资本市场无序扩张的决心。在规范资本市场、科学引导资本市场良性发展以及政府加强对资本市场监管力度方面，政府今后宜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防止国内资本过多集中于流量变现。规划新增畅通国内大循环，首先要打破资本市场的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杜绝资本过多集中于少数垄断巨头手中的不正当现象，鼓励实体企业合理竞争，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在科技上不断对中国“卡脖子”，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自主创新不足的难题，中国需要合理流动的资本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以激活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与潜力。因此，要规范资本流动壁垒，引导优质资金投入到科技创新上，尤其是投入到基础科学研究上去，鼓励原创性和基础性创新。二是限制资本巨头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重点是要阻断垄断可能产生的一系列不规范的经济行为，如政府要通过科学的监管体系，限制不正当竞争协议，如通过企业合并牟取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行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更需要把对一些垄断事件的处理上升到法治化治理的高度。三是构建有序、合规的资本扩张体系。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实现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有序、合规的资本扩张有利于中国恢复经济，对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转化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肩负着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职能，在推动财富创造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消费侧新需求、新技术研发与投入上，都需要大量优质资本投入，更需要健康良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因此，阻止资本盲目扩张、构建有序、合规的资本扩张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等，都是国家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四是提升复杂环境下资本市场监管力度。政府在引导资本市场有序发展方面，重点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退市改革方案的落实，严格退市监管，在企业重整、重组、主动退市等领域，实施放管结合，监管工作要立足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除了监管国内资本市场外，还要以国际视野看待资本市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积极推进跨境监管合作，增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具体来说，政府要加强宏观形势的跟踪研判力度，密切关注国内外资本市场流动性变化，严密监控资金杠杆水平，完善动态应对政策，防止跨市场、跨领域、跨境的交叉性、输入性风险，维护资本市场运行的稳定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志诚 2021-02-23 很多人说台湾年轻人为“天然独”，实际上真正的元凶是台湾国高中修订后的教科书。教育政策的变化，推动了台湾的“思想革命”，导致年轻人倾向台湾国族主义、强烈台湾认同，也导致中国认同式微以及台湾独立意识的高涨。 很多人说台湾年轻人为“天然独”，实际上真正的元凶是台湾国高中修订后的教科书。教育政策的变化，推动了台湾的“思想革命”，导致年轻人倾向台湾国族主义、强烈台湾认同，也导致中国认同式微以及台湾独立意识的高涨。这可以由2012年的两份民意调查证明，也可从《天下》杂志例行的国情调查中得到证明。思想革命造就的“天然独”，其实是教科书创造出来的“洗脑独”。“洗脑独”的来临，对两岸和平形成重大的挑战，因此扩大两岸交流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尤其重要。修改国中与高中课纲的历程与后果2012年10月，有学人在台湾做过两份关于国族及国家认同的问卷调查，其中一份样本有1,177人，涵盖19岁以上民众；另一份为1,371人，专对19-39岁者施做。以2012年为准，当年28-29岁者，在他们读国中一年级约13岁时，开始接触到当时教育部在国民中学首次开设的“认识台湾”课程。问卷调查显示，对2012年时19-29岁的人而言，台湾民族意识已经获得至少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认同，这与比他们年长者的态度相反；当台湾民族意识切入到日常生活或台湾与中国相关的历史叙述时，受访者又出现认同的错乱。1994年10月20日，李登辉政府修正并公布“国民中学课程标准”，规定要增设“认识台湾”课程，而依据此标准所编辑之教科用书于1997年试用，并自下年度起正式采用。李政府这样做的目标，在于釜底抽薪，增进年轻人的台湾本土意识，最终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到了2000年陈水扁执政时期，政府更进一步，强烈倡导台湾认同、增进本土意识，可以说是进行了一场“思想革命”。2000年9月30日陈政府公布“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将原“认识台湾”的内容融入国中社会科，而其教学所采的观点，是以地理为基础的“同心圆”（以台湾为中心，向外拓展到中国和世界）；在历史方面，也是如此切割，所以七年级学生先学台湾史，知道台湾历经郑成功、清朝、日本、民国统治，但不知为何从郑成功变成清朝统治、为何从清朝变成日本统治、又为何从日本改为民国统治。这一课纲基本上把台湾和中国看成不同的国家，包含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同时又强调台湾史前文化遗址所呈现的文化特色及台湾“南岛民族”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但对于明清时期大量汉人从大陆移民过来的事实，却略而不提，“去中国化”的意图十分明显。依照社会科课纲“同心圆”的理念，陈水扁的政府也修改了高中阶段的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科课纲。在公民与社会科的课纲中，相关之用词几乎完全“一边一国”化。在价值取向方面，和国中社会科相关部分相同，强调个人主义、多元道德、多元家庭、公民不服从、歌颂公民投票，但没有人品、伦理或道德教育等，也没有东方的“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等八德。根据这样的课纲所编出来且经审查通过的高中教科书，于2006年起实施。2021年年满33-37岁的人民，在国中阶段初步接受到台湾认同的洗礼。至于32岁以下者，尤其是31岁以下者，则是完整地接受了以台湾本土意识为主体的“思想革命”。他们在成人时，已经被教科书如此灌输了思想，常被称为“天然独”，但其实他们的“台独”思想并非“天然”形成，而是李登辉和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政策上进行“思想革命”所人为培养出来的结果。正确的名称，应当是“洗脑独”。《天下》杂志2020年国情调查民调结果《天下》杂志例行性民调在2019年年底进行，结果和上述2012年所做的类似，就是年轻人有浓厚的“台独”倾向。该杂志在报道结果时表示，2020年国情调查，20到29岁的年轻人逾八成自认是“台湾人”、主张“台湾独立”者超越支持维持现状者；同时超过一半人认为应该对外自称“台湾”而非“中国台湾”。该民调也显示，支持维持现状者虽仍高达58.1%，成为国人最大公约数，但20-29岁者却有58.5%选择“‘台湾独立’但与大陆维持和平关系”（49.4%）以及“无论大陆如何，台湾尽快独立”（9.1%），压倒性超过维持现状支持者。另外，30-39岁者有57.8%选择维持现状，33.5%选择“台湾独立”但与大陆维持和平关系，4.0%选择无论大陆如何，台湾尽快独立。就全部样本而言，这三个选项赞同的比率分别为58.1%、27.2%和6.2%。为何同机构的历年问卷显示，主张两岸维持现状的人还是最多？而且还从2015年（实际调查为2014年年底）的接近四成，逐渐上升到2020年（其实是2019年年底）的接近六成？另外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是，2012年为24-28岁者，在国中时受过“认识台湾”教育，到了2019年已经是31-35岁，但依据《天下》杂志2019年年底所做的调查，30-39岁受访者赞同“维持现状”的比率不低，是57.8%，和全体平均接近，且远高于20-29岁的29.2%。这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31-35岁者，只接受到“认识台湾”教育，受到的本土意识洗礼还没有那么深，但是20-29岁者，均受到完整的国高中“思想革命”教育。如果此原因属实，等再过10年，当这批20-29岁青年长大为30-39岁时，他们一样会让“维持现状”的比率低于三成。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20-29岁者虽然受国高中灌输的理念较严重，但随着年长、成家、职业经验和活动范围的扩展，例如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或海外地区出差或工作等，这些人会开始有不同的想法。实际上可能这两个解释均有其力量。无论如何，只要第二个解释成立，那么“天然独”的问题不是完全无解，而是有可能改变的。像这种随年龄而变异的意识形态，在美国也发现如此。根据调查，美国年轻人多数支持民主党，但当他们日益年长后，支持共和党的比率增加，到了65岁以上退休时，支持共和党的比率已经占多数。 结论与建议1、1994年李登辉政府修正并公布“国民中学课程标准”，规定要增设“认识台湾”课程，依据此标准所编辑之教科用书于1997学年进入学校。依照年龄推算，2012年满24-28岁的青年人都受过这种教育，这些人到2021年，已经是33-37岁了，他们有了初步但还不是很强烈的台湾本土意识。到了2000年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教科书更强烈地倡导台湾认同、增进本土意识，可以说是进行了一场“思想革命”。以2021年而言，32岁以下者都如此成为所谓的“天然独”，其实是教科书造就的“洗脑独”。2、相较于受传统中国历史教育的年长者，年轻人果然有着显著强烈的台湾民族意识。2012年为20-29岁者中超过六成认为台湾人不属于中华民族，而年30-59岁者中接近六成则认为台湾人属于中华民族，可说是南辕北辙。3、《天下》杂志在2019年年底所做民调的显示类似的结果。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维持现状还是追求独立”、更认同“台湾”还是“中华民国”等问题，都发现20-29岁者有最浓厚的台湾主体（独立）意识，而30-39岁者次之。4、不过，整体而言，大多数台湾民众更赞同维持现状，而且其比率还从2014年起逐年上升。这有可能是因为受了完整的“去中国化”台湾本土意识熏陶的国高中受教育者，等他们年长、成家、就业、有两岸交流或到大陆出差经验后，其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对其原来强烈的对立意识有所修正。5、由此可见，推动两岸交流非但不能停止，反而要加快脚步。交流愈多，无论是经济、宗教还是学术，都可以增进了解。年轻人间的交流尤其重要，应列为优先。更多的交流，可以造就出更大的视野与胸怀，是未来两岸和平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平 2021-01-21 过去的2020年，两岸关系可谓跌宕起伏、风云变幻。今年以来，台湾当局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攻击和“污名化”大陆，不断推动“以疫谋独”；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继续在岛内推动“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给两岸关系造成巨大的伤害。 即将过去的2020年，两岸关系可谓跌宕起伏、风云变幻。今年以来，台湾当局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攻击和“污名化”大陆，不断推动“以疫谋独”；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继续在岛内推动“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大肆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挟洋自重”，企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给两岸关系造成巨大的伤害。台湾当局企图“以疫谋独”今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牵动着海峡两岸同胞的心，骨肉之情推动着携手抗疫、共度时艰的暖流。然而，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刻，台湾当局却大搞政治操弄，抹黑大陆，煽动仇视，并借机谋“独”，完全暴露了其冷血、自私和狭隘的本性。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大陆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民众团结一心，奋力抗疫。其中对台工作系统和各地政府都高度重视和关怀在大陆台胞的健康福祉，积极为他们提供防疫服务和生活帮助，精心医治台胞患者，特别是国台办积极协调和组织力量，通过增加春节班机运送部分滞留湖北的台胞返乡，协助各地区台企有序复工复产复市。许多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也展现了同舟共济的大义，为疫情防控踊跃捐赠资金、物资，贡献力量。然而，台湾当局的第一个动作竟然是宣布禁止口罩出口至大陆。这充分暴露其以“抗中反中”的意识形态切割两岸联系的企图。2月21日，完全由民进党主导的台湾立法机构无视“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定，提出让世界卫生组织“以完整无碍的制度化方式接纳台湾参与世卫组织运作”的无理要求。其实，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以个人身份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性活动，台湾地区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公共卫生信息，包括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是没有障碍的。因此，台湾当局之所以反复炒作世卫组织涉台问题，甚至攻击世卫组织，提出违反国际组织有关规定的无理要求，目的就是进行政治操弄。台湾立法机构一些人提出所谓“声明”，就是企图“以疫谋独”。台湾当局还恶意编造疫情名称，无端攻击世卫组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编造所谓台方突破“一中”原则参与世卫活动的谣言。这些都充分暴露出台湾当局炒作参与世卫组织活动议题，根本不是出于防疫需要，更不是为了公共卫生安全，而是完全为了打政治算盘，加剧两岸对立和对抗，并借机谋“独”，企图利用疫情煽动“台独”意识，暴露了“以疫谋独”的阴谋，其“台独”行径伤害了两岸同胞的感情和根本利益。台湾当局加快“去中国化”步伐自今年初民进党在岛内连任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不断加大“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步伐。其中对两岸关系造成恶劣影响的是台教育部门审议通过“国教”社会领域新课纲，大幅推动历史课纲“去中国化”，确定在未来12年课纲的基本内容中将“中国史”从历史课本中彻底剔除。自2020年起，把原来由“台湾史、中国史及世界史”三部分组成的内容，调整为“台湾史、东亚史及世界史”。不仅将中国史放在东亚史的项目下，还从原来的1.5册缩减为1册，大幅削减中国史的内容。此外，台湾当局还将“台湾省”、“福建省”等省级机关的预算归零，员额和业务由相关“部会”承接。这样，虽然名义上仍然保留“台湾省”、“福建省”，但实质上等同“废除”，意味着岛内现行法规下的“中国主权法统”政治象征完全终结。同时，台湾当局还推出所谓的“故宫台湾化”，将故宫典藏文化和台湾文化产生连结，实践所谓“台湾汉人社会土著化”。可见，在岛内民进党一党独大、全面主政的情况下，台湾当局不断推动“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步伐，就是要逐步蚕食和割裂两岸血缘、历史、文化、社会等联系，企图切割两岸的连结和亲情。由此，不仅严重歪曲岛内青少年对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两岸关系的客观准确认知，在年轻一代埋下“台独”的种子，培植“台独”的土壤，深刻影响岛内民意的长远变化，而且进一步否定“九二共识”，诋毁“一国两制”，严重压制了岛内“反独促统”力量的发展，阻碍了祖国统一的进程。 台湾当局向美国购买武器“以武谋独”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台湾当局也许以为共和党的特朗普会比民主党的拜登更加“疯狂”，所以，为了“押宝”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前的短时间内，不惜花费约1,500亿元新台币，接连向美国购买四批次武器装备（实际上就是向特朗普在美国的主要支持者——军火商送出巨资），其密集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届台湾地区领导人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的频率，企图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强化与“连任”的特朗普政府的军事合作，继续“依美抗陆”“以武拒统”“以武谋独”。台湾当局为了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已经造成台湾的防务预算出现巨额透支，使2,300万民众平均每人负债约25万元新台币，完全是在“寅吃卯粮”。然而，台湾当局为了民进党的一己之私，利用广大民众用选票给予他们的手中权力，根本不顾百姓的福祉，一意孤行，大量购买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使台湾岛几乎成为一座“军火库”，让岛内2,300万民众坐立不安。由此，也导致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大陆民众“武统”的声音越来越高涨，甚至“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升高，使两岸关系越来越充满不确定的变数。展望2021年的两岸关系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大陆的发展进步。我们一定要在对台工作中继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并在积极推动“31条措施”等惠台政策落实落细的基础上，继续推出含金量更高、受益面更广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为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使他们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增进两岸同胞福祉。我们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以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积极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而继续努力。11月3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两岸民众的福祉出发，对于未来的两岸关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是要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因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加强两岸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提高台湾同胞的福祉，也有利于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回顾两岸关系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积极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有利于加强两岸交流与合作，才能够提高台湾同胞的福祉。两岸同胞都是炎黄的后代，都是龙的传人。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源，具有血浓于水的亲情，应该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二是要继续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民进党上台后，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最后受损的必然是台湾民众。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我们一定要继续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三是要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目前可能影响和干扰国家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台独”分裂活动。所以，“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对各种“台独”活动，首先是要高度警惕，然后是要坚决遏制，决不能让任何“台独”分裂活动破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国家发展战略机遇期和国家发展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