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8-11-15 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由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单方面宣布与台湾断交，再加上国际社会有一些过度反应，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最近显得尤为吸引眼球。 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由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单方面宣布与台湾断交，再加上国际社会有一些过度反应，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最近显得尤为吸引眼球。岛内的认知台湾岛内对其“国际空间”问题的认知，各种观点和说法都有，可谓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国际空间”是一种必需品。对台湾当局而言，不论是谁担任地区领导人，都认为“邦交国”的数目是衡量其“国际空间”的重要指标，数量的增减意味着台湾对外工作成绩的好与差。因此，不论是李登辉的“务实外交”，还是陈水扁的“金元外交”，还是马英九的“外交休兵”，亦或是蔡英文的“踏实外交”，都追求一定数量的“邦交国”，能参加国际组织及相关活动，让台湾在国际上有能见度。他们一致认为，台湾的“现状”理应具有独立的对外交往与交流，是台湾的一种必需品。其次，“国际空间”外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承认“九二共识”，固邦；二是不承认“九二共识”，拓邦。第一种主要是马英九主政时期的做法。马英九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提出“不统、不独、不武”，两岸关系总体缓和，且与大陆“先经后政”的政策相契合，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马当局提出并施行“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的新理念，与大陆达成一定程度上的默契，旨在维护现有的“邦交国”，在不拓展其“邦交国”基础上，寻求更多地参与国际组织。第二种主要是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主政时的做法。他们对台湾“国际空间”设置了前提和方向，那就是“台独”。他们认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并不是应该有或没有的问题，而是应该“扩大参与”、拓展“邦交国”的问题。台湾只要拓展了“国际空间”，也就意味着制造了“两岸不可能统一”的国际事实。国际社会的反应第一，台湾“邦交国”的离心现象。目前，台湾“邦交国”仅存17个，这些国家当中，除了梵蒂冈属于发达国家，其余全是发展中国家或未开发国家，且大多是岛国。这些国家不仅小，而且经济落后，他们不仅仅需要“金元”，更需要全面发展。这些国家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贸易和人员交流日益密切，往往是台湾的10倍、20倍之多，台湾根本不可能在这方面跟大陆竞争，况且台湾近年来经济萧条，不可同日而语，难以支撑起越来越高的“外交预算”。2018年，台湾机密预算是17.2亿新台币，是2017年机密预算的4倍，仅巩固与拉美国家关系的经费就达5.8亿新台币。这些国家与中国大陆贸易往来日趋密切，双方自然需要通过正式的外交关系来进行巩固和深化，如果中国大陆再稍加一些优惠政策，将对这些岛国产生一种极大的现实吸引力，这是这些台湾“邦交国”离心的真正原因。第二，西方国家对台湾“国际空间”的现实考量。近来对台湾“国际空间”问题反应比较大的要数美国和欧盟。9月7日，美国召回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巴拿马三国大使，了解三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的事项，并要求两名即将出任驻中美洲国家的大使敦促该国与台湾维持现有关系。美国认为拉美国家对其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严密关注其它国家插手这一地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本就被美国视为全球竞争对手，再在美国“后院”如此活跃，美国的警惕性必然会异常加重，担心中国介入拉美后，将萨尔瓦多等国港口作为军事用途。然而，台湾始终是美国棋盘中一颗棋子，只有在其战略需要时，台湾才会被重视，并且其对台湾的支持是有限的，需要的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不是考虑台湾的利益。我们从近期美国国防部以资源有限为由拒绝美国务院提出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台湾AIT的要求，可见一斑。欧洲议会9月21日通过了一份《欧中关系报告》，它虽对欧盟成员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对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参考。报告重申欧盟对台湾有意参与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民航组织（ICAO）等国际组织的一贯支持，强调台湾持续遭排除不符合欧盟利益。欧盟选择这个时机抛出涉台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要真正关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而是在中美贸易对抗之际，明示中国大陆：欧盟在贸易战上不会联中抗美。第三，国际组织务实处理“台湾参与”。参与国际组织也是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的重要内容。国家才是构成国际组织的主体，而不是政府，政府只是作为国家的代表取得国际组织的席位，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因此，根据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的会员制度和章程，即使大陆不阻止，台湾也无法参与这些国际组织。大多数国际组织也会务实地衡量“台湾参与”情况，如马英九主政时期，世卫组织根据两岸共同的认知即在“CHINA”前提下，邀请台湾参与其活动。民进党政府欲以“台湾”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显然不会得到邀请。然而，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会员类型多样，像会员、准会员、观察员等，在一定程度上为台湾的参与留下了可灵活处理的空间。前景预判第一，只有两岸统一于“中国”，台湾“国际空间”才更广阔。李登辉、陈水扁以及蔡英文有意模糊两岸关系，他们只要“台湾”，不要“中国”，但是台湾的历史和文化源自于“中国”文明，“台独”分子巧言令色也无法撇清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马英九在主政时期提出“一中各表”，既是“中华民国”又是“中华台北”，也没有真正讲好“台湾”与“大陆”的血肉联系。其实，只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必拘泥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两岸统一于“中国（CHINA）”（中华民族自秦汉以来，虽经历不同朝代，国号各异，但唯一没改变的是对国家的认同，即“中国”），这也许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第二，大陆着重限制台湾“政治空间”。台湾除了与少数国家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还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设立了代表处或办事处，参与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其对外活动已经涵盖了国际社会交往的几乎所有层面。台湾时常混淆“政治空间”与“生存空间”概念，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钻其中的空子，暗度陈仓。中国大陆应明确两者本质区别，严格限制台湾的“政治空间”，而不是“生存空间”。中国大陆若对台湾放行若干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它功能性较强的政府间组织，势必给国际社会造成更加鲜明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印象，因此，中国大陆应想尽一切办法对其“政治空间”施行无缝压缩，而适当放行其“生存空间”。这不仅有利于争取岛内民心，让岛内民众明白台湾“国际空间”的复杂程度，也给“台独”势力划出一条清晰的政治红线。第三，“台独”势力与西方强国形成“统一战线”。未来台湾“邦交国”数量还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如果台湾“邦交国”数量下降至接近于零，那么“台独”力量势必借机炒作，民众对于“邦交国”“断交”议题的关注度将会迅速提升，刺激其对大陆的不满情绪。因此，“穷寇勿追”是大陆较为稳健的应对方法。要警惕“台独”势力“狗急跳墙”，特别是当西方国家战略需求与台湾需要相契合时，台湾在其战略中的价值和作用将最大化。大陆务必防止“穷寇”与西方国家形成“统一战线”，各取所需。此时“台独”势力很容易铤而走险，走向“法理独立”，造成中国大陆在战略上的被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泽荣 2018-10-29 用普通话教中文（简称“普教中”）以及用简体字教中文（简称“简教中”）是同一个问题。学好中文是目标，普教、简教只是手段。    用普通话教中文（简称“普教中”）以及用简体字教中文（简称“简教中”）是同一个问题。学好中文是目标，普教、简教只是手段。以普教作手段，涉及听和讲；以简教作手段，涉及读与写。其实繁简教学之讨论，早于1997年便已开始。当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研究学报》调查显示，只有四成老师赞成初中学生学习简体字。到1999年，政府开始将焦点转到“普教中”，课程发展议会发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 – 改革建议》，提出以“普教中”作为远程目标。2003年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下称“语常会”）发表《语文教育检讨总结报告》，确定课程发展议会的长远展望。辗转十年，2008年“普教中”开始引入中小学课堂。在此之前，香港中小学一直是“粤教”和“繁教”，学习普通话的课堂每星期只有一至两节。在七、八十年代受教育的香港人，很多至今从未接受过正规普通话教育。2015年，在中小学中文科课程咨询文件中，教育局提出学生亦应具备认读简体字的能力，以加强和内地及海外的沟通。然而，简体字的引入，一直只闻楼梯响，教育局并没有展开任何形式的咨询及研究。据教育局当年资料，2008至2013年，全港推行“普教中”小学的比例由55%增至70%，中学则由31%增至37%。不过，根据团体“港语学”的调查，2013／14学年起参与“普教中”的学校开始由升转跌。2015／16学年参与学校数目下跌了0.9%，即减少了约9间，小学由74%下跌至73%，中学亦由31%降至30%。到今天，参与的学校比例稳定在小学70%、中学30%。“简教中”要到2018年6月才有机会抢走“普教中”的风头。事缘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决定由2019学年起，全面以简体字教授中文，宣称为学生面对“2047年的香港”作准备，引起家长不满及传媒大肆报道。支持方论点1999年，课程发展议会发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 — 改革建议》，内文提及，香港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要把握良机，保持优势，因此需以“普通话教中文为远程目标”，确保港人具备“两文三语”的能力。当时响应这“远程目标”的学校为数不多。直至2008年，语常会正式启动“协助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计划”，并由政府注资两亿元作为资助基金，推行“普教中”的学校才开始急增。支持“普教中”的理据主要是普通话教学能提升学生理解及写作水平，以及学好普通话很有必要这两大论调。语常会当时没有研究数据支持“普教中”如何能提升学生中文水平，但支持者普遍认为，因为普通话写和说都是书面语，因此“普教中”能做到“我手写我口”，从而提升写作水平。计划实施数年后，语常会委托香港教育大学就计划成效进行研究，搜集2012-2015年40间中小学“普教中”和“粤教中”的数据，进行质化及量化研究，如通过访谈、观课、问卷及学生前后测试成绩来分析“普教中”成效。报告指出，虽然“普教中”班学生的写作及阅读成绩较“粤教中”班学生优秀，但因接受“普教中”的学生是经学校筛选的，本身语文成绩已经较好，跟“粤教中”班相比，彼此起步点有参差，故不能确定“普教中”较“粤教中”更有助学生学习中文。报告最后的结论是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普教中”对中文学习成效有正面或负面影响。对“简教中”的讨论相对简单，很多国际学校已经施行“简教中”，原因应该不是政治因素，而是成本问题。一个国际品牌在中国开办学校，若大部分盈利是在中国大陆，教材是简体字，那么自然在香港也会同样用简体字教材，而且又有家长追捧，因此没有必要制作繁体字教材。哈罗事件其实可以理解为顾客购买服务后，服务内容突然更改而没有预先通知顾客。事件之所以成为媒体焦点，是因为它触及“2047年”这个敏感字眼，因此被大做文章而已。反对方观点支持者论点假定了我们应该“我手写我口”且普通话口语等同书面语，但两者其实属于不同的语境。口语用于日常沟通，书面语用于公文、商业、学术等专业范畴。世界各地语言从来都是口语同书面语分开，不会100%等同，普通话也不例外，北京人也不会100% 地“我手写我口”。试想我们若用美国口语来写英语博士论文，后果不堪设想。同样如果我们将日文“敬体”（书面语）运用于日常生活作口语，就会显得太客气，最后可能交不到朋友。口语同书面语保持适当距离，语言才会健康发展。“我手能写我口”或许有利于写作，但把“口语”变成“书面语”却不利于沟通。至于应该学好普通话，这个论点是大众都认同的，但手段是否以“普教中”最为有效? 反对“普教中”的声音有两种。一是家长疑虑他们不擅长普通话，不知从何入手帮子女温习中文。二是家长担心普通话教学令学生对学习中文失去兴趣。香港教育大学的研究报告观察到“粤教中”班别的学习气氛明显较“普教中”班别活泼。学习兴趣为学习的重要动力来源，如果学生本身对普通话不感兴趣，那么他们对中文科就会失去学习动力。不懂普通话的家长，很多是上文提及的未曾受过正规普通话教育的香港人，他们的抗拒源于自己不懂或不精通普通话，或受到本土意识影响。本土意识本土意识是反对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认为“普教中”背后有政治目的，担心广东话会被消灭。毕竟语言既是沟通工具，也是文化载体及族群标志，语言政策从来就与政治息息相关。如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先摒弃日语，后压制闽南方言，再全面推行国语，便是要把台湾本土文化改造为中原文化。今天香港的社会气氛下，政府什么决策都被政治化，令香港人对“政治”两字特别敏感，甚至把政治妖魔化，凡涉及政治就贴上负面标签。在政治过敏的气氛下，“普教中”也好、“简教中”也好，都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导致大部分人不愿公开讨论。因此关于“普教中”政治意义的讨论和研究少之又少。回归后，香港政府花了十年时间才开始推行“普教中”，又花了十年时间才令70%的小学及30%的中学参与，而且不是强制。“简教中”一步也未有进展。所以，如果硬说语文政策带有强烈政治目的，那么只能说明香港政府一是不听话，二是效率低。重点在于学好普通话依据世界体系理论，香港以往是世界体系核心的一部分，中国透过香港接轨世界。时移世易，今天香港在世界体系的定位是先融入大中华体系，再透过大中华体系与世界体系接轨。这样的好处是树大好遮荫，世局动荡时香港也有大中华靠山，经济上较安稳。危机则是当香港在大中华体系中被边缘化时，根据国际分工来预测，香港只会沦为二线文化旅游城巿。要在大中华体系中争取留在核心位置，香港人必须学好普通话及简体字。香港中文大学有研究报告指出，刚脱离高中的本港大学新生对简体字的认识程度较低，认读率为 65% ，使用率为34％。学习语文必定要讲语境。香港的大学有一个奇怪现象，很多老师用英文授课很流利，但日常与西人沟通却词不达意；学生日常英语说得很流利，但写出来的文章却不行。原因是很多老师小时候学英语是学书面语，缺少日常生活口语的训练。反之今天的学生有很多机会与西人交流，口语强而书面语却弱。可见口语同书面语不能等同，两种能力同样重要，但追求“我手”等同“我口”弊大于利。争论的焦点不应再放在“普教中”及“简教中”能否提升中文水平上，因为研究的结论很难有确定的支持或反对。现在香港的处境根本已变成先验主义——若想在香港生活下去，就必须学好普通话及简体字。再次强调，时移世易，我们不需再以“普通话”作为手段，认为可以通过普通话学好这、学好那，而应该坦白一点，讨论用什么手段（如“粤教普”）去学好普通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育，使用英语授课，“英教数”、“英教史”、“英教哲”等等，学科知识学得不太好不要紧，英文有进步便可以。这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考量。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8-10-26 当地时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其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释放出一个信号，呈现出三种心态。 当地时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其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释放出一个信号，呈现出三种心态。释放出中美全领域对抗的信号。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高级别官员在公开演讲时就“中国”单一话题长篇大论的，实属罕见。特朗普是共和党非传统的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而彭斯一直代表共和党的主流，是传统力量代表的象征。彭斯就中国话题发表的演讲是共和党主流共识的体现，并且民主党在彭斯演讲后也未有过多的反对声音，这表明其演讲体现了美国社会对中国问题的共识。显然，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什么好现象。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他先是在国防授权法中夹带“中国私货”，涉台问题频出，紧接着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视为其战略竞争对手，试探性地观察中国的反应。在中国反应不是很强烈的情况下，抛出“中美贸易战”，随后又延伸至科技领域，前几天美军还进入南海在中国领海附近巡航，险些与中国军舰擦枪走火。纵观美国近来的言行，彭斯的演讲相当于捅破了中美关系的窗户纸，给中国一个明确的信号，公开宣布要与中国在全领域进行对抗。控诉中国。彭斯细数中国的罪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控诉中国。中国确保它的地区及全球影响力，挑战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用中国自己的方式改变国际规则，扩大中美贸易赤字，中美贸易赤字几乎占美国全球赤字的一半；在陆、海、空、天等方面弱化美国军事能力的优势，试图阻止美国在西太平洋与盟国的协同；利用中国政府的一切手段提高中国影响力，损伤美国利益、干预美国中期选举。控诉中国，主要是为共和党中期选举服务，因为当前中国议题不仅能吸引美国选民的眼球，甚至能吸引全球的目光。控诉中国，意图打压中国，才能让更多的选民相信执政的共和党完全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是从“美国第一”角度来考虑的。控诉中国可以为共和党在11月份的国会两院改选中加分。抱怨中国。彭斯认为过去17年来，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GDP增长了9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所取得的成绩都是美国的恩惠，美国重建了中国（we rebuilt China）。然而，如果要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加入世贸组织前23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9%（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中国后17年取得的成绩是建立在前23年基础之上。实际上，彭斯抱怨中国忘恩负义，侵蚀美国区域及全球的领导地位，希望中国用实际行动来回应“美国第一”、“美国再强大”，重新尊重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潜台词就是，如若不如此，中美将兵戎相见，全方位对抗，有股“流氓耍横的霸气”。殊不知，赛跑的目的是要看谁跑得更快，而不是看谁最擅长于绊倒对手。焦虑美国。不管是彭斯在演讲开始时提及要向美国在国内外领导力的成功致敬，还是表示要对中国的各种行为对抗到底，亦或是其演讲当中多处给美国人打气等等，这恰恰是对美国自身实力不足的一种焦虑。同时，他提及美国特别关注“中国制造2025”，把它上升到赢得21世纪世界经济控制权的高度，指责该计划将侵蚀美国在全球的经济霸主地位。这反映出了美国一种极度不自信的心态。演讲的最后，彭斯对中美关系愿景寄予美好希望，寄希望于未来中美能共创辉煌，这从侧面折射出对中美关系的忧虑。在中美对抗中，他不确定美国能否最终会赢，心里没底，但希望通过对抗令中国知难而退，用实际行动对美做出妥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8-10-26 大陆此番出台居住证政策，短期看，是方便台湾同胞更好地在大陆生活，促进两岸之间不断的交流融合；长期看，是为大量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更好地参与祖国大陆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了道路。    8月上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明确指出，“台湾居民前往大陆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根据本人意愿，可以申领居住证”。对长期在大陆生活和发展的台商、台生而言，这是一则重大利好消息。长期以来，由于台胞证号码仅有8位，与中国大陆身份证号码18位不同，导致台胞在搭乘火车、飞机购票、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网络APP支付以及其它事宜方面存在着诸多不便。居住证政策的出台，不仅“修复”了以上不足，给予台胞同等待遇，还实行“两证两号”模式，即“出入大陆仍然是使用台胞证，在大陆生活则使用居住证”，可见这项政策的出台是对台胞证政策的完善和补充。该政策一经公布，就立刻受到长期在大陆发展的台胞的热烈欢迎。大陆实力上升，彰显自信此番政策出台有一个两岸发展变迁的大背景，那就是大陆经历了近40年的飞速发展，而台湾则经历所谓“民主化”后的低速发展，两岸之间先是差距不断拉近，然后大陆不断赶超，于是，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愿意到中国大陆投资、经商、求学、就业和生活，因此才对大陆完善相关对台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自改革开放至今40年，大陆经济迅猛腾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陆的国际实力也在不断提升，而相对而言，台湾在全中国基本盘中的比重则不断下降。过去台湾经济十分靓丽，今天则暗淡许多。1990年台湾GDP是大陆的43.8%，2016年台湾只有大陆的4.7%，2017年更降到4.2%。2017年，中国大陆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河北、湖南九个省已经超越台湾，下一个福建省也指日可待。可以说，两岸实力已经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了。对普通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而言，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更高的薪资待遇以及更理想的人生规划。台湾《远见》杂志今年7月31日举行32周年庆记者会，公布了与104人力银行合作的“2018台湾人才西进满意度大调查”。该调查发现大陆薪酬是台湾的1.72倍，高于去年的1.57倍；但大陆生活费已比台湾高，是台湾的1.63倍；45%的西进者对工作感到满意，44%对生活感到满意，不满意的比例皆低于10%，愿意继续留在大陆工作的更超过八成。此番中国大陆出台居住证政策展现了开放的姿态，表明中国大陆在落实对台湾同胞的同等待遇政策，也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实力上升后的强大自信。 衔接31条惠台措施，持续对台胞释放善意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以来，大陆对台政策愈发呈现出“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硬的方面，就是在两岸之间以及国际舞台上，与“台独”分裂势力和外来干涉势力做坚决的斗争，遏制“台独”的决心毫不动摇；软的方面，则是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坚持让台湾民众也能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坚持让台湾民众也参与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因此，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对台湾民众持续释放善意，是中国大陆长期坚持的政策方向。今年2月28日，国台办等29个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即“31条惠台措施”），涵盖产业、财税、用地、金融、就业、教育、文化、医疗等多个领域，其中涉及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的措施12条，包括台资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适用与大陆企业同等政策；涉及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19条，包括台湾同胞可报名参加53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和81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等等。3月至今，大陆各个省市因地制宜地出台了各种具体的实施办法，持续推动“31条惠台措施”的不断落实。此番居住证政策的出台是大陆针对港澳台同胞的又一善意释放。对于长期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台胞而言，办理居住证除了依法享有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三大权利之外，还将享有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基本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体育、法律援助及大陆居住地提供的其它基本公共服务。简言之，“急台胞之所急、想台胞之所想”，“将心比心、同等对待”，中国大陆毫不吝啬地向台湾同胞开放公共资源，正在努力为台湾同胞营造一个更加舒适、更加平等、更加友善的政策环境和生活环境。两岸对比，高下立现“两岸本是一家人”，从民族大义出发，两岸应该有更高的智慧来实现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中国大陆坚持“两岸一家亲”，不断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向台湾同胞释放各种善意。然而，台湾方面对大陆民众的态度以及对陆生和陆配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感到寒冷”。由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交往越来越呈现出不确定性，陆客赴台人数随之不断下降。民进党不思反省，反而推动所谓“新南向政策”，不仅鼓动台企“向南看”，还妄图以东南亚的赴台旅游来替代陆客来台。近两年来，陆生赴台求学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2016年陆生来台求学曾经达到最高峰值2,136人，然而2018年仅剩下733人。究其原因，在于民进党并不愿意修改具有歧视性的“三限六不”政策（限制采认大陆优秀院校、限制陆生赴台总量、限制采认医学和关系国家安全领域的专业，不加分、不提供奖助学金、不影响招生名额、不允许校外打工、毕业后不可留台就业、不开放报考证照）。陆生赴台求学，总是感觉到各种“歧视性的限制”，如何还愿意在台湾求发展呢？同样的，民进党长期抵制陆配团体要求的“六改四”诉求（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年限从六年缩短为四年，而外国人仅需要四年而已），这反映了民进党对于大陆居民赴台的强烈“敌意”，也是民进党意识形态作祟下的“固步自封”。中国大陆对台胞的善意和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民众赴台的敌意，一热一冷，彰显了两岸攻防的基本态势，也显示了两岸问题久拖不决的症结在台湾一方。“爱台湾”就应该力促两岸融合发展当前，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能到大陆求职创业，这说明了民进党在发展岛内经济方面实在无能。当局没有带给民众应有的获得感，更是以“五缺”（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六失”（当局失能、社会失序、“立法院”失职、经济失调、世代失落、台湾整体失去总体目标）不断招致民众的不满。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民众的各种限制，不仅深刻反映其心胸狭隘，更反映其已经陷入政策瓶颈，民进党若一味地使用“鸵鸟战术”将贻害台湾。当前，从“惠台31条措施”到居住证政策的出台，中国大陆的开放和自信已经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上。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当局即使反复批评“大陆是在搞统战工作”但仍不得人心的原因。“爱台湾”并不是民进党垄断的话语权，“爱台湾”更不应该与“爱中国”相对立。“爱台湾”就应该力促两岸融合发展。大陆此番出台居住证政策，短期看，是方便台湾同胞更好地在大陆生活，促进两岸之间不断的交流融合；长期看，是为大量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更好地参与祖国大陆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了道路。风物长宜放眼量，登高望远天地宽，两岸中国人需要齐心协力，才能为台湾赢得美好的明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雷鼎鸣 2018-10-19 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便需新的引擎，改善环境正是切合时宜的引擎，但中国需提供足够的激励政策，诱导市场多投资于环保产品，并把改善环境带来的效益算入GDP中。“绿色GDP”的制订，已是时代所需。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2017年中国的人均实质GDP是1978年的23.5倍，这意味着在39年间，中国人均实质GDP的年增长率是8.43%。不过，最近几年增长率有下降迹象，例如从2010至2017年，中国实质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平均只有7.01%。中国官方的说法是经济已进入“新常态”，这意味着我们应调整预期，接受增长率下降这一现实。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却非必然成立。说它有道理，主要是因为报酬递减律在起作用。打比方说，在我们没有任何公路前，建设了一条公路便会带来很大的收益，但若我们已经有了100条，那么第101条所带来的的边际贡献便小很多。同理，从前中国资本稀缺，投资的回报率很高，现在中国资金积累多了，投资回报率自然有下降压力，GDP的增长也快不到哪里去。我们若细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上述问题就更为显著。笔者曾经用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为中国估算的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作基础，计算出从2010至2017年，GDP的增长只有1.7%来自劳动力的增长，但资本积累对GDP增长的贡献却高达71.9%，其余26.4%的增长动力来自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进步，亦即生产效率的不停提高。资本积累能起到这么大的贡献，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一直都位居世界前列。曾有一段时间社会总储蓄率超过GDP的一半，现在也仍在43%以上。既然资本积累快，报酬递减律的影响便应更为明显，中国能否靠高储蓄（这意味着高投资）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不能不说是个疑问，这也是“新常态论”有其根据的原因。化解报酬递减律有根据并不等同于必然正确。中国今年的经验也说明，报酬递减律并非不能化解。只要TFP进步得够快，便可抵消掉报酬递减律的影响。据笔者所做的估算，1978至2017年，中国TF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97%，这么快的速度是由于改革开放、加大教育科研投资及人口高速城镇化等因素造成的，今年TFP增长速度虽放缓至2%左右，但与国外相比，仍属不错。从历史角度看，GDP或资本积累都高企，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必会减缓。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中国从汉朝至1950年代初，人均实质GDP总共也只上升了20%左右。从前中国的GDP远远比不上今天，增长率同样不及今天。英国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GDP增长率在每年1%左右，但已被视为革命；而在今天，1%增长率则会被认为是衰退。其实历史上绝大部分国家的GDP都比不上今天，增长速度也比不上今天，由此可见，理论上或实证上，GDP的增长率与GDP的水平呈负关系的所谓“新常态”都并非必然。要顶住报酬递减律的压力，绝非易事。新加坡储蓄率也极高，遇上的问题也与中国接近，其解决之道是将积累到的资本大量投资到境外，以避免资本在本国局于一隅，无法摆脱报酬递减的命运。中国GDP的规模远超新加坡，后者可以做的，前者却不能。若中国像新加坡般把每年五分之一的GDP都投资国外，金融市场恐怕承受不了，所以中国应该另想办法。改善生态可成经济增长新动力最明显的方向当然是投资于科技，以改进生产力，但科技投资的回本期颇长，尚需其它投资以作辅助。换言之，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找寻新的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并对其加大投资力度。改善生态环境正是这样一种新经济增长动力。与其它消费品相比，优美的生态环境有其独有的特性，我们必须解决几个概念及实践上的问题才可使改善生态成为推动经济的动力。第一个要明白的问题是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此曲线是后人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之名而来，泛指在人均GDP很低的国家，人们多从事并无多少污染的农业，但他们为求摆脱贫困，会宁愿改为发展工业，即使产生污染也在所不惜，所以当他们的收入随着工业化而提升后，污染会越发严重（狄更斯时期污染极度严重的英国是很好的写照）。不过，当人均收入越来越高后，中产阶级便壮大起来，他们对干净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过了某一个拐点后，人均收入越高，环境反而越好，污染物亦减少。这个拐点在什么收入水平才会出现？不同的国情会带来差异，不同污染物的拐点也会有差异。过去一些有关中国各省市的研究显示，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水污染会得到改善；超过约20,000美元后，固体废物的污染会下降；超过20,000多美元后，空气污染会开始下降。这些估算可能稍有过时，不过人们收入就算不如上述，对洁净环境的诉求也很强烈，最近两三年我们已见到北京等大城市空气质量明显好转，蓝天白云并非只在APEC会议时才会出现。中国的环保策略似乎是先尽可能改善人人皆受影响的空气质量，下一步再改善同样影响深远的水污染，再往下走便是改善固体废物处理。EKC其实包含了不少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我们可把优美的生态环境看成是一种可增加我们幸福感的要素，但我们却需付出代价才可得到它。在经济概念上它与其它消费品便有共通之处，而且人民收入提高后，对这种消费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去换取它。经济增长必涉及多生产一些人民认为有价值的消费品，若生产出来的产品人民不稀罕，那么此种生产对经济增长便无多大帮助。在中国今天的发展阶段，有不少地方人均GDP已超越或接近潜在的EKC拐点，例如2017年广东珠三角的广州人均GDP已达1.765万美元，深圳是2.635万美元，佛山是1.721万美元，珠三角以外的杭州是1.935万，上海是1.625万，北京是1.662万。这些数据显示，虽然中国人均GDP只在8,800美元左右，但因为地区性收入分布差异颇大，有部分地区人均收入早已远超EKC拐点，所以现时中国大力投资环境改善，有很大需求。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保护环境表面看人人有责，但实践上可能人人卸责，最好是别人付出了代价来改善环境，自己却不用费一文钱或一分力便可坐享其成。优美环境的产权并不属任何个人拥有，是大家都不愿付出代价的原因。改善这种情况的方法可以是靠政府强制性监管，也可以利用市场力量，例如碳排放的配额可以在市场中买卖，配额价格由市场订定。第三个问题是不易替环境的改善算出其价值。我们只知道中国人民随着收入的上升而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但对生态环境保护所得到的价值，若未能估算清楚，便不易断定某某项目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亦不能将其计入GDP。这是很可惜的，因为改善生态虽有如生产了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对人民有贡献，但此种贡献若不能在GDP中反映，社会越花钱在环保上，便越抽走了制造其它产品的资源，GDP便看似正在倒退中。这样是有误导性的，生态环境不是没有需求的可有可无之物，它未算入经济增长中，不是环保不对，而是GDP的传统计算方法有问题。要解决此事，较好的方法是中国逐渐制订出所谓的“绿色GDP”，把环保的贡献也适当地加入到GDP的计算中，这有利于定量评核各地方政府的工作成绩，包括环保工作的成效。这需要大量的理论工作与定期的数据搜集才可能成功。当然现在有些环保工业的产品早已纳入GDP的计算中，例如太阳能光伏板价格下降，应用日渐普遍；风力发电也甚有扩展。这些产品虽然已算入GDP，但它们给社会带来的正面溢出效应，却未必能在其实价中准确量度出来。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便需新的引擎，改善环境正是切合时宜的引擎，但中国需提供足够的激励政策，诱导市场多投资于环保产品，并把改善环境带来的效益算入GDP中。“绿色GDP”的制订，已是时代所需。

2018-10-05 重點關注 我們重點關注投資的價值，並儘可能運用多年來在行業內的專業知識、網絡和客戶基礎，尋求存在的協同效益。我們在區內的聯繫網絡，大大增加了組建合資企業的能力。投資組合也包括金融服務、房地產發展等其他行業。公司主要投資項目:在香港參與再保險、人壽保險、 退休基金受託人的多間聯營公司在內地及東南亞的人壽和一般保險、中介人服務等有直接投資投資於東南亞最大的私家醫院－泰國康民醫院

2018-09-12 美国《国家利益》给全球知名专家提了一个问题“鉴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您认为双方关系将如何发展？ ”这里是他们的回答。 美国《国家利益》给全球知名专家提了一个问题“鉴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您认为双方关系将如何发展？ ”这里是他们的回答。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注定会变得更糟。根本原因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威胁要取代一个现有统治者时，警钟就会敲响：前方危险。修昔底德解释了这一危险的动态：雅典崛起和斯巴达。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个桥段不断重复。在过去的500年里发生的16起此类事件：一个崛起的国家可能会取代现有统治国家。12起是以战争的方式解决的。只要中国不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就将继续挑战美国在各个层面的统治。如果中国成功了，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除非美国愿意把自己重新定义为“非第一”的存在，否则美国人将对中国的崛起感到越来越不安。正如修昔底德所解释的，崛起的大国对现有统治者的影响在客观现实上看已经很糟糕了。而在现实世界中，对这种客观事实的主观感知将会进一步放大误解和误判。当一个竞争者自以为“知道”对方的所谓“真实动机”时，每个行为都会被明显的偏见所解释。在此情况下，竞争对手会被第三方挑衅或甚至意外事故所绑架。1914年6月在萨拉热窝一名大公被暗杀时，一场奇怪而无关紧要的事件迫使双方当事国作出回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会触发一系列动作和反应，将双方拖入都不愿意见到的境地中。在当前担任这一角色的候选人不仅包括金正恩，还包括台湾的政治潮流路线。我的观点是，如果修昔底德在看，他会说双方都完全依靠剧本加速推进，这种碰撞将是无意识的灾难。逃离修昔底德陷阱将需要大量的战略想象力，远远超出目前华盛顿和北京的传统智慧，因为我们现在的政治家们制定了非凡的冷战策略，因为“智者”超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华盛顿的共识。戴维·邓恩David Denoon纽约大学教授、美中关系中心主任美中关系目前的低迷始于2007年。乔治·W·布什政府专注于伊拉克和中东，加上对朝鲜六方会谈的挫败感，未能对中国在2007-08期间的愈发自信给予回应。在此期间中国政府认识到，它可以对邻国施加压力，而不会引起华盛顿的强烈反应。奥巴马政府开始了亚洲政策的蓬勃发展，宣布了“转向亚洲”和“再平衡”，这意味着对亚洲的军事和经济承诺要比布什的更大。尽管这种再平衡背后的想法令人钦佩，但后续行动并不尽如人意。随着奥巴马政府的优柔寡断，恶性循环开始了。对阿拉伯之春的软弱反应，对利比亚的动摇，以及叙利亚政府对本国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失败，都让华盛顿倍感无力。中国利用这一时机在南海推行了更为强硬的政策。而到了2009年，人们开始认识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许多中国人由此得出结论：美国的经济管理方式正在削弱美国的实力。所以软弱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动荡的结合，为中国人塑造自信提供了理想局面。此后不久，中国继续对南海七个环礁进行占领和军事化，无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裁决。这也导致东南亚国家与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分歧。随后菲律宾开始尝试与美国达成交易，同时试图从中国获取更多援助和贸易。中国还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机构和计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绸之路基金和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将经济与邻国联系起来。这能否拥有一个所有各方都能美好幸福生活着的故事结局，关键变量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如果中国能够以每年6％或更高的速度继续增长，那么其市场及其援助的吸引力将使其邻国越来越难以抵制北京。如果中国的增长率放缓，那将为美国，日本和印度提供更多机会。中国目前无法在军事上直接挑战美国，因此我们可能面临长期竞争而非战争的局面。如果美国能够处理其预算和贸易赤字并避免卷入不必要的战争，美中关系将是紧张但可控的。如果美国经济不善或从亚洲撤出，那么北京可能会挑战美国的承诺，而冲突更可能发生。迈克尔·法贝 Michael Fabey美国著名军事记者，荣获20余项新闻大奖。除非美国或中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否则两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注定要在西太平洋发生冲突。这两个国家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核心信念，以指导他们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认为大多数空域和海上航道都是国际开放区域，对任何国家都有利。然而中国称所有这些都是中国领土，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承认这是事实。超过七十年的时间里，美国通过各种巡逻，基地和伙伴关系，设法监管海上和空中航线。虽然一些美国人可能会抱怨成为“世界警察”的代价，但此期间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为了蓬勃发展，美国必须保持印度- 亚太地区的商业流动。中国对西太平洋诸岛拥有主权，基于几个世纪前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国人认为，由于西方列强强加给他们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条约，他们失去了对该地区的控制，中国想要纠正这些错误，让它再次成为真正的“中央王国”。各种迹象表明两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地位正在加强。如在今年初，五角大楼发布了新的国防战略，其中美国首次正式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作为对手和威胁。从那以后，美国海军继续在该地区宣传自由航行巡逻，与盟国一起行动，在西太平洋部署新的先进武器，加剧了与中国军方的紧张关系。7月份美国海军领导人将其中国海军从夏威夷海岸的年度太平洋地区（RIMPAC）演习中排除在外，从而使中国感到尴尬。RIMPAC“黑化”的原因是中国将其在南海人工造岛并将其军事化。中国开始派遣军舰巡逻整个地区，建造更多的航母，并警告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中国希望南中国海成为其加勒比海，当美国控制美洲时，中国想主导亚洲。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会放弃自己的立场。约翰·格拉泽John Glaser卡托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主任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不确定的。虽然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处于国际格局等级的最顶端，但无疑正在经历相对衰退，而中国正在无可争议地崛起。21世纪的两大巨头保持着不稳定的关系，意识到彼此的力量，怀疑彼此的意图。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态度，在不屑一顾的傲慢，真诚的合作和无耻的竞争之间摇摆不定。悲剧性的失误，如克林顿政府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误炸，以及美国间谍飞机与中国战斗机在布什政府早期的空中相撞，在北京被视为一个极端欺凌者的傲慢。奥巴马政府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等中国无害倡议的毫无意义的反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过度焦虑，以及特朗普总统专横的贸易战最后通牒，都是例证。而在重要的外交和安全努力上，从六方会谈、巴黎气候协议到9/11事件后的反恐合作和伊朗核协议，美国在尊重中国作为重要全球参与者的地位的同时，使用了多种利益叠加的方式。两国经济关系虽不完善，但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好处。但美国的做法有时看起来像是完全的遏制。所谓的“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所隐含的残酷地缘政治色彩，谁也不会忘记。华盛顿试图反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强化了中国的姿态。而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对抗方式似乎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激起了更大的不信任。崛起中的大国必须谨慎管理。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肯定会转化为更加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但我们如何应对，取决于我们自己。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任何侵略领土的倾向。事实上中国的崛起更多的威胁的是美国必不可少的国家地位，而在国家安全上没有任何实质的威胁。纵观历史，许多大国让对国家声望的关注把他们推入毁灭性的战争。如果要保持中美和平，我们必须学会放弃这种表面的自命不凡，把重点放在狭义的、具体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上。否则我们可能会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冷战，而这两个国家都无法打赢。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海军战争学院海事战略主席不久前，我们还常常谈论“管理”中国的崛起，仿佛这是一个老牌强国的天赋，可以管理一个雄心勃勃的强国的所作所为。中国已经崛起，它本身就是一个强国。中国领导人发誓要让中国成为“海洋强国”。这个值得注意的海上力量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它要兑现中国所说的“中国梦”的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和普通中国公民视为耻辱的世纪源于外国的海上征服者,可追溯到1839年开始的鸦片战争。中国的崛起及其明显要改变1945年以来由美国主导的海上贸易和商业自由体系的愿望，已经引发了一场竞争。中国想修改这个制度;美国希望保留它。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双方的政策和战略有多大的灵活性？我在北京方面看不出什么。你必须把这一问题交给中国的领导。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封闭社会，一次又一次地聚焦其目标，也多次承诺实现某些目标。正如任何谈判专家都会告诉你的那样，这样的公开承诺代表了任何领导者所能做出的最强承诺。这就引出了令一个问题：中国方面在战术上有多少灵活性？这里有一些空间。我相信中国可以被阻止，中国不是没有理性的，如果美国某天一直阻止他们，并说服中国，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会达成一些共识，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共存。因此，美国及其盟友有责任对中国的胡作非为施以足够的威慑。恢复美国的实体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展现出使用它的决心，并让北京相信美国的力量和决心，美国人可能会实现这一点。就美国对与中国和解的总体态度而言，让我们从西奥多•罗斯福身上汲取经验：说话要温和要幽默；要拿一根大棒并明示你会怎么用；在不可协商的事情上绝对不灵活，在次要问题上灵活变通。归根结底，我们正处于一场长期的战略竞争中，但如果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达成一致的目标，保持竞争的决心与活力，那么两国关系就不应该沦入真正糟糕的境地。马凯硕 Kishore Mahbubani印度裔外交家，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有句名言:“要想看清自己鼻子前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努力。”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美国努力理解其与中国不断变化的关系。毫无疑问，在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因此美国政策制定者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准备好成为第二名。但是美国在心理上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2012年1月我在达沃斯主持了一个名为“21世纪美国力量的未来”的论坛。在论坛上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Bob Corker)解释说，“美国人对全世界认为美国不是世界最强国家不可能有心理准备。”由于美国人在心理上无法为这样一个世界做好准备，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有一天美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他们会震惊不已。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不可避免的愤怒的以为被中国欺骗了。这种政治冲击是可以预见到的，且无法避免。然而一切都不会丢失。与美国不同，中国的目标不是全球领袖。它只希望为其14亿人民实现和平与繁荣。因此即使中国成为第一，它也不会试图将美国驱离世界领袖地位。中国非常乐意维护美国和西方向世界提供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所说：“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要践行承诺、遵守规则，”有鉴于此，美国和中国实际上有可能以“和平共存”的理念实现新的运作方式。在这种运作中，美国和中国都不会挑战彼此的核心利益。中国不会试图取代美国在其重视地区的地位，比如中东；但是中国期望美国尊重其核心利益。所有这些调整都需要外交谈判，现在是时候开始了。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今天美中关系比1971年亨利基辛格访华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糟糕，而且会变得更糟。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观察到，不断上升的权力和权力转移导致国际不稳定，中国的崛起将破坏稳定。过去十年中国大幅缩小了中美在东亚海域的能力差距，挑战了美国海军的统治地位。现在中美竞争加剧，这不足为奇; 权力转移发生在对两个权力都具有重要安全重要性的地区。随着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并且差距继续缩小，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将会加剧。中国的崛起导致其急于改善其在东亚水域的安全情况。在美国的联盟和军事基地的包围下，中国挑战了地区安全秩序。中国迅速加强了海军建设，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岛礁建设和石油钻探，对韩国和菲律宾实施了胁迫性政策，以报复与美国的联盟合作，并对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的海洋主权主张提出了挑战。中国的政策是有效的，美国盟友已经开始与美国挑战中国利益的举措保持距离。美国不同意中国侵蚀美国的海上支配地位，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向东亚转移，在东亚分配更多的海军舰艇，海军频繁和高调的挑战中国的海事主张，以及发展印-太战略。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的举措不会限制中国崛起和重塑战略态势的努力，也没有稳住美国联盟。中国的海军现代化和船舶生产率继续缩小中美能力的差距，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激进主义，并加剧了盟国对美国国防承诺有效性的担忧。随着美国海军的主导地位继续受到侵蚀，其联盟体系面临更大的压力，美国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战略举措，以限制中国的激进主义，并向盟友保证其平衡中国崛起的决心。权力转移将继续，随着中国接近海军力量平衡，紧张局势将加剧。权力转移不可避免地导致强大的权力冲突。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安全事务博弈，而且是一场零和冲突。尽管如此，美中权力转移的过程和结果并非是注定的。冲突的过程，包括战争的可能性，将由领导者做出谨慎决定，受其个性，国内政治，包括民族主义和国际动态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转型的结果将受到中国和美国数十年经济和政治趋势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尽管中国近期在崛起，但美国拥有许多长期优势，可以长期支撑。罗伯特•萨特 Robert Sutter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日益强大，或明或暗的反对美国在国内外的利益和影响。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热潮要求美国利益优先。结果就是美国五十年来对华政策的最大负面变化。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官员对中国多年来如何不公平地利用美国的开放经济和迎合姿态，加强中国的力量以对抗美国的领导地位表示广泛的愤怒和日益增长的焦虑。如今的风险更为严重，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而美中之间的权力平衡态势也被认为朝向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发展。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和国内安全部门正在实施战略，将重点放在中国，将其视为挑战美国主导地位和修正主义竞争对手，他们在国会得到广泛支持。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挑战感到担忧，同时也对北京试图渗透和影响美国的舆论和政治产生了新的担忧。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剥削。中国利用美国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来削弱美国并提升中国的经济能力，这对美国在现代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构成了不祥的挑战。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发生了冲突;最近对惩罚性关税的关注是昂贵且有争议的。美国媒体和舆论已经开始认识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整体转向严峻，但目前尚不清楚这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过去美国与中国积极接触的态度。那些寻求与北京和解，“想和中国人会谈”的美国人，可能会淹没在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如何操纵美国、削弱美国，强化北京的消息披露之中。中国决心继续沿着目前的方向发展，僵局将会持续。目前任何一方都不想发生冲突或战争，但两国都准备试图在另一方面推进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中国广泛的间谍活动和操纵美国舆论等敏感领域。中国的承诺和保证毫无意义，中国实力的巨大挑战或衰落，将会改变美国对中国主导地位的担忧，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相互妥协。文章轉自《中美印象》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