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呂国民 2019-01-02 2017年澳门会展业、金融业、中医药产业及文化创新产业与2015年相比，增加值总额上升23.6％，在所有行业的占比增加0.79％。虽然在整体占比中上升不够百分之一，但这显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开始见成效。本文回顾澳门回归前后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情况，并提出对博彩业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些思考。 前言　　2017年澳门会展业、金融业、中医药产业及文化创新产业与2015年相比，增加值总额上升23.6％，在所有行业的占比增加0.79％。虽然在整体占比中上升不够百分之一，但这显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开始见成效。本文回顾澳门回归前后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情况，并提出对博彩业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些思考。　　回归前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澳门制造业在80年代中期发展蓬勃，成为澳门第一大产业。中期以后，内地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澳门制造业逐渐迁往内地，澳门与内地开始形成「前店后厂」的区域合作模式。自此，澳门本土制造业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持续下降。制造业在澳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从1984年最高峰期一直持续下滑，澳门随之踏入经济转型期。80年代澳门曾经建立以制造业为主导的适度多元化经济体系，这是与当时国际经济环境、市场变化，以及澳门周边地区的经济因素有关。当时澳门土地、劳动力低廉，加上香港逐步丧失特惠税待遇及纺织品配额，香港和海外资金遂流入澳门制造业，推动澳门制造业快速扩张。澳门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也带动了其他与制造业相关产业的发展；适逢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促使澳门经济转型至以服务业和贸易为主的经济模式。制造业带动的适度多元发展，奠定了往后澳门本土企业的发展与成长。澳门与内地的区域优势互补合作，形成澳门以接单和贸易为主要的业务，而内地则负责来料加工和生产的工序。澳门第一次经济适度多元化可说是以制造业带动，并充份发挥澳门的区域优势，得以转型至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化多元产业结构。　　澳门经历1996至1999的金融风暴经济出现负增长，由于缺乏本土自主的增长与创新能力，无法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澳门的经济转型开始出现问题；因此，澳门只能借助博彩业作为其重要的经济支柱。至回归前，澳门经济虽然仍维持着四大支柱产业格局：即博彩业、制造业、房地产、制造业和金融业，但制造业在澳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已大幅萎缩，主导经济增长的产业复归为博彩业。博彩业的再主导经济的增长，不仅未能拉动其它产业的同步发展，更使社会各生产资源，更为集中地，大量流向博彩业，使澳门经济更呈单一。　　博彩业与经济适度多元　　1999年澳门回归，「澳人治澳」模式使澳门摆脱葡国殖民地的低效管治，为当时持续四年的澳门负增长经济注入新的动力。澳门回归后不久，博彩业随即开放，澳门第二次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是透过开放博彩业带动其它产业而起步。特区政府在2002年收回赌牌后重新进行招标，引进国际资本与新的经营模式。这打破长期的博彩独家专营状况，让博彩业开始走向现代化、市场化与国际化，这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尝试，希望藉博彩业的开放，作为龙头拉动其它相关行业的发展。开放赌牌引国际竞争不仅让澳门经济摆脱负增长，也创造了澳门经济的高速增长。回归初期，特区政府的一贯施政方针仍然是以博彩旅游为龙头，带动各行业发展。　　在国家「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央提出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的具体产业。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而在「十二五」规划中，更明确指出「支持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加快发展休闲旅游、会展商务、中医药、教育服务、文化创意等产业」，并把澳门定义为「世界级的休闲旅游中心」以及「葡语国家与中国连接的商贸平台」。澳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不仅是澳门政府的施政重点，更包含国家的全力支持与政策的配合以致内地周边地区的付出。虽然中央和特区政府大力扶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仍未如理想。2008年4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停止增设赌场、控制赌场数量等措施，藉此调控博彩业的过速增长。2009年的非博彩业收入与2013年相比虽然增长了一倍，但博彩业却增长了三倍。博彩业在总体经济所占比重越来越大，2015年前总额所占比重均超过5成。自2015年，博彩收入大幅下滑，在2016年博彩业的比重下降至47.2%。　　赌权开放，再加上内地个人自由行政策的推出，澳门由原先制造业主导的经济多元发展已转变成由博彩旅游主导的经济结构。澳门特区政府过去数年虽然不断促进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其中重点发展产业包括：旅游业、会展业及文化产业等；但从经济结构的四大产业变化看，澳门经济发展正迅速向博彩业倾斜，扩张的行业都是与博彩有关联的；与此同时，其他行业在经济增长所占比例却呈萎缩趋向。博彩业的迅速扩张和过度集中，更突显澳门经济结构的绝对单一性。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与博彩业的「一业独大」，是澳门长期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矛盾。澳门博彩业急速发展，造成市场与经济发展失衡，窒息本土企业的发展，不利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隐藏着对澳门经济的巨大波动与风险。博彩业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出现的矛盾，主要征结在博彩业的特殊产业结构上。博彩业的特殊产业结构有导致产业单一化的趋向，窒碍澳门经济的多元发展。 　　垄断性的高额利润市场结构。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下，高额利润往往引致大量资本流入，从而加剧产业间竞争；竞争最终将会降低行业的利润，直至利润率均等化。在市场机制下，部份经营者将会离场，把资源作其它合理配置而增加其利润。因此，经济失衡情况便可藉市场机制加以纠正。然而，在垄断性市场结构中，由于竞争不能充分开展，高额利润会把社会资源向垄断产业极度集中。正由于博彩业是高额利润市场，故能用较高工资吸纳其它行业的同类人才，其它非博彩行业根本不能与之争夺人力资源。这就形成「博彩业一业独大，百业萧条」的情况。　　少量进入的专营制度。在博彩进入方面，企业首先要经由政府招标选定，然后中标企业需签订承批合约，再由政府批出经营权。2002年的开放赌权，只是从一家专营变为六家专营。虽然是向国际招标，但仍然是少量进入的专营制度安排。由于限制进入和市场垄断，便意味着博彩业存在巨大的高额利润。因此，寡头市场的高额利益结构一旦出现并且固定下来，在一个微型经济体中，会很容易出现大量社会资源向其集中，并使其他行业失去发展的资源；另一方面，寡头市场也会减弱其内部的创新动力，阻碍其多元化的发展。　　博彩市场高度集中。博彩业以往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贵宾厅。长期以来，澳门博彩收益有一半甚至七成以上的收益，都是来自贵宾厅。此外，百家乐又为各种博彩活动的主要收益。故此，大量资源集中在贵宾厅，博彩活动又集中在百家乐。致使过去澳门传统的博彩产品，如赛马和赛狗等博彩活动，大幅萎缩、收益剧减，生存空间缩窄。赛狗本来是澳门的特色博彩，也难以继续在澳门经营，最终以倒闭收场。由此可见，博彩业独大不仅挤压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也对博彩业内部的同类业务产生挤压和淘汰效果，使博彩业市场和产品更趋单一化。这种单一化趋势隐藏极大风险：一旦赌场生意下滑，将会为澳门经济带来极大负面影响。澳门大型外资博彩企业的引入，本应作为适度多元化的企业主体，但在垄断性的高额利润市场下，博彩业务成为所有企业的偏好，而同步展开的适度多元化产业，却长期未能有很大的突破。　　博彩业适度多元发展的思考　　博彩业应引入更多竞争。澳门博彩业是寡头市场结构。政府以行政手段限制竞争，造成中标企业处于寡头垄断地位，阻碍整体产业的利润参与的平均化。政府作为这种资产的拥有者和批出者，通过与博彩企业签订专营合约，参与博彩业的高额利润分配。澳门博彩业利润的非均等化与寡头市场特质，即使在高博彩税下，博企仍能赚取高额利润就可见一斑。博彩专营批给合约同即将在2020至2022年到期，特区政府需要重新思考博彩业在澳门经济的功能和定位。政府应检讨是否有需要改变现时的批给制为准照制度。批给制度就是用行政方法限制市场的进入，而准照制度则是政府提出要乎合进入的要求，其中并没有进入市场竞争者的前设。将批给制改变为准照制后，政府仍可对博彩业发挥重要的控制作用，但主要方式是对相关公司和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并颁发执照，而不再是限制赌牌数量和批给期限。政府也不再需要使用竞投方式确定承批公司。由于不限制博彩公司及赌场数量，所以，在这一体制下，可能不断会有新的公司进入市场，为顾客提供有新鲜感的博彩服务。也会不断会有旧公司离开市场，把资源有效运用，转为开拓其它非博彩产业。澳门博彩市场经营者时刻面临被淘汰的压力，也必会想方设法改进服务，吸引顾客，有利于澳门批给制在面对邻近地区正越来越多豪华赌场的威胁下，仍能保持竞争性。赌场的高额利润的全面均等化，促使博彩业行内各经营者互相良性竞争，想方设法挽留赌客，也有助博彩业的优化和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博彩业应引入更多另类博彩元素。澳门博彩业的寡头垄断，使市场竞争性较低。博彩业的高额利润容易使一般经营者满足于现状，缺乏创新意识。在新的批给或准照制合约中，政府是否有需要考虑限制贵宾厅的数目，要求赐场有均衡发展？政府是否有需要考虑又是否有需要在赌场之外，增设其它创新的体育博彩元素？其实澳门政府可参考美国内华达州有关博彩经营所采取的完全竞争模式，把博彩营业执照分为非限制性和限制性执照两种。政府对不同博彩营业执照所抽取的税率也有不同。非限制性执照持有人可以经营除彩票以外的任何博彩游戏，包括赌台、角子机等；而限制性执照主要是发给那些只以博彩为辅助的商家。持有人只能经营规定的博彩类别和数量。例如一间小型酒吧，经营者为提供更多消闲活动，可申请安装数台角子机，但不能经营任何其他形式的博彩。在这种鼓励竞争的模式下， 内华达州共各类博彩游戏总计超过五千多种。澳门可以参考有关做法，引入更多竞争和特色博彩项目，藉此丰富和扩展澳门的博彩游戏的种类。　　博彩业应发展更多非博彩元素。博彩业开放初期，澳门追求赌税增张，最后形成博彩业独大。近年，特区政府和社会大众都开始形成一个共识，非博彩元素才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赌牌批给将于2020年及2022年到期，政府应利用这个机会，重新检讨竞投的合约条款，要求投资者发展更多非博彩元素。例如，只能把娱乐设施的一定百分比面积用作赌场，其余须用作非博彩项目的发展；又或者要求把赌枱数目与非博彩元素挂勾，一定比例的非博彩元素才能批给一定比例的赌枱数目，令博企投入更多资源开发非博彩的项目。博企过往虽然也有致力发展非博彩元素，但较多的是大同小异，欠缺新意的购物消闲项目，每间娱乐场也相类似。故此，为保持吸引力，博企也应开发更多新颖的非博彩元素。 其中的旅游元素可发掘一些「主题旅游」。更多利用自然风光资源、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人物景观资源、会展、中医药、美食等元素，发展如，以会展结合的「会展旅游」、文化结合的「文化旅游」、中医药结合的「中医药养生旅游」，美食药结合的「美食旅游」 丰富澳门的特色旅游。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思考　　澳门自1999年12月回归至今已经历19个年头，社会民生经济等各方面都有长足稳步发展，2017年公布的《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统计指针体系分析报告》显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基础已经形成，博彩业在本地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特区政府一方面加快会展、中医药、特色金融、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继续优化产业结构，提高非博彩元素。中央和特区政府大力扶持适度多元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都重复提出支持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中央领导也多次强调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国家对澳的首要政策。特首在多次施政报告中也提到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经历2014至2016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大幅减少，严重冲击博彩业收入，2017年开始澳门经济终止过去几年的经济收缩，逐步走出深度调整期。今年澳门的非博彩元素经济增长能有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的成绩，也是得来不易。我们更应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开始略见成效时，在原有基础上，再加大力度发展多元产业，其中包括以下各方面：　　加强「一中心、一平台」建设。国家和澳门的「五年发展规划」具体落实，大力加强澳门在「一中心、一平台」（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建设。最近，特区政府根据《城市规划法》成立的跨部门小组决定以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与美丽家园」作为规划的策略主轴；这加快了澳门通过旅游业推动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此外，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总部于2017 年6 月在澳门正式落户，也进一步强化澳门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建立经贸关系中扮演的独特角色。在中葡互动中，澳门可以藉贸易、金融、投资、物流等方面作为中介人的角色，发展多元化的配套产业。 　　全面支持会展业发展。特区政府继续推动以「会议为先」的会展业发展，成效渐显，在全球城市排名由 2015年的93名跃升至72名，亚太区域城市排名亦升至17名。澳门在2017年9月正式发布《澳门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有助于于推动旅游业的多元化发展。最近完成修订的「会展活动激励计划」及「国际性会议及专业展览支持计划」，有助优化会展业的扶助措施。此外，澳门政府牵头开展「会议大使」计划，邀请各界知名人士担任「会议大使」，使得更多区域性和国际性会议选择在澳门举办。这都是会展业得以快速发展的推动力。　　融合横琴拓展适度多元发展空间。博彩业「一业独大」挤压了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发展，使其他行业发展空间狭窄。对于一些中小微企业，由于企业规模细小、土地、人力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都严重短缺和受限制。因此，除了博彩旅游业以外的其它产业，必需通过区域合作来拓展产业的发展空间，解决土地、人力资源，资金等各方面的短缺情况。横琴毗邻澳门，是「特区中的特区」。中央给予横琴比特区还特的政策，就是为了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因此，在区域合作中，澳门首先要加强与横琴新区的深度融合和合作。就如在中医药方面，澳门吸纳更多内地名优企业及澳门企业进驻入园，并加强广东、四川、福建等中医药区域合作及国际交流。今年特区政府成功协助在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生产的中成药产品在葡语国家注册，并协助澳门企业在葡语国家推广产品。这正好证明融合横琴能为澳门的适度多元发展，拓展更多空间。　　开拓澳门特色金融产业。特色金融是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推动的新兴产业，特区政府最近为《金融资租赁公司法律制度》及《融资租赁之税务鼓励》两项法律作出修订，并推出扶持和便利措施，争取更多融资租赁等业务的公司落户澳门。澳门可藉区域优势，可发展人民币的离岸结算中心、中葡贸易的交易结算中心，最近澳门与内地签署了《关于发展澳门特色金融的合作备忘录》，以加强了双方在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此外，特区政府也积极推动跨境电子商贸，让澳门的跨境电商货物，能从澳门付运至南沙的自贸区。　　加强对青年创业的支持。扶持青年创业是澳门特区政府发展多元化产业的重点工作之一。近期，特区政府修订了《青年创业援助计划》，扩大受惠对象范围并简化申请手续；同时，特区政府鼓励青年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先后与广州、珠海、深圳等地区的青年创业支持中心合作，为澳门青年提供创业的工作地点和法律税务等方面的支持服务。特区政府也设立「中葡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中心」，为中葡两地青年创业交流提供跨地域平台并组织和邀请澳门、葡萄牙两地青年互访交流，促进中葡青年的创业合作。此外，横琴新区的「粤澳青年创业谷」也为青年人提供更多营商发展与机遇。在政府大力扶持及推动下，澳门青年创业的意欲渐浓厚。　　结语　　正如特首在今年施政报告中提出，要「把握机遇，均衡发展」。澳门在会展业、金融业、中医药产业及文化创新等产业在GDP所占总额有所上升，而博彩业所占总额有所下降。这显示中央和特区政府各方面的努力，经济适度多元开始见成效。展望2019年，澳门定能把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精准培育新兴产业，创新经济适度多元，达至均衡的发展。本文章转载自《新澳日报》12月27日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8-12-10 从当前的情形来看，美债的期限利差已经降至20bps左右，随着美联储在2018年9月进一步加息25bps，美债期限利差在2018年10月走向倒挂的概率较高，这可能意味着，美股在未来一年内大幅调整的概率较大。 美股已经持续上涨10年，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上涨300%，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超过500%，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当前存在泡沫吗？在没有其它外部冲击的前提下，这个泡沫什么时候可能会破裂？本文尝试通过数据对比和情景分析，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货币及财政政策宽松推动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采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降息+量化宽松）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赤字），这样的政策组合推动资产价格大幅上升。首先，为控制当时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美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其次，美联储开始快速大幅降息。为应对次贷危机带来的负面效应，自2007年9月18日起，美联储开始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5.25%下降到2008年10月29日的1%。然而，此时的中长利率并没有跟着短端利率下降到相应水平，反而不断走高，中长端收益率上行带动了其它利率的上行，商业贷款利率上升，居民按揭贷款利率居高不下，拖累了房地产市场的回暖，阻碍资本开支和经济的复苏。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在危机期间效用下降，不得不启用非常规货币政策。第三，美联储开启了量化宽松（QE）政策。在金融危机期间，基础货币同比增长率在2009年5月高达113%左右。2012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回升明显，企业利润回升，在基本面对资产价格也形成了支撑。从传导机制来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更大。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改善金融条件而非需求来发挥一定的作用。降低货币成本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降低利率和借贷成本，这对于构成股票市场主要指数的大型公司尤其有利。低利率促使公司回购股票或者派发股息，利好股价。同时，由于低利率，消费者也可以从扩张性政策中获益。随着融资成本下降，汽车或者住宅等主要采购品的边际需求也会增加，对这些行业公司来说也属利多。维持了近十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超出其内在价值，形成泡沫。从货币政策细分目标来看，传统货币政策对通胀的重视，导致对资产价格的忽视，滋生了泡沫。美联储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除非资产价格的变动影响到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否则不会对资产价格变动做出反应。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提振资产价格成为了美联储不言而喻的第三个使命，进一步加剧了泡沫的滋生。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曾在2010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解释了新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优点：股价上涨将增加消费者财富，有助于提振信心，刺激消费；增加支出将带来更高的收入和利润，在良性循环中，进一步支持经济扩张。当前美国股市存在着明显泡沫自2009年3月以来，标普500指数上涨300%左右，波动较大的罗素2,000小型股指数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甚至超过了标普500指数，分别上涨了约400%和500%左右。美股的边际保证金在GDP占比过高。当保证金债务水平达到极端水平时，往往表明市场情绪过于乐观，预示市场将出现回调或进入熊市。在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时期，保证金债务的峰值约为GDP的2.75%。在目前的股市泡沫中，边际保证金债务接近GDP的3%。美股周期性调整市盈率（CAPE）过高，股息率过低。用席勒的CAPE指标来衡量整体市场的估值，可以帮助确定相对于盈利、销售和账面价值等基本面因素估值是否过高。该指标是用价格除以该指数的10年平均历史收益，取代普通市盈率采用过去一年盈利来计算的做法，以平衡经济周期的影响，更精确地反映估值。其中的P和E都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过调整，在比率相对的基础上，未来10年股票市场回报与高CAPE负相关。通常美股的CAPE在5到6倍左右接近底部，超过25倍则进入非理性繁荣的疯狂期。在2000年科网泡沫破裂前夕，这一数值一度高达44.2倍。当前CAPE数据已经高于30倍左右。总市值与GDP比率过高。美国股票市值与GDP的比率，表明股票市场增长已远远超过GDP增长。这个比率据称是沃伦•巴菲特最看重的指标，他常说“这个指标在任何时点都适用。”当该指标处于70%到80%的范围内时，就是买入的时候。当它超过100%的时候，就该踩刹车了。在互联网泡沫时期，该指标高达140%；次贷危机时，它也高于临界点；当前该指标高于互联网泡沫时期的高点，处于警戒范围内。从交易结构来看，减税帮助美国上市公司通过回购股票来提高股价，但这种回购带来的股价上涨潜力正在下行。2017年标普500回购指数上涨20%，标普500股息指数上涨7%，这表明回购贡献了股市上涨的大部分涨幅。这一方面归因于特朗普总统税收改革计划的通过，它鼓励企业在今年进一步扩大股票回购计划；另一方面，美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和股东对股价上涨的利益诉求，也支撑了回购。然而这样大规模的股票回购意味着人为支撑市场，压制了波动性。这也意味着，2009-2017年美股牛市的后期，可能是建立在回购基础上的估值错觉，那么这个市场的潜力是下行的。从企业结构来看，当前美国股市泡沫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它是由非常有限的少数股票推动的，这一方面意味着牛市背后没有广泛的健康力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风险更加集中。科技股一直走在前面——靠“FAANG”带动，FAANG为脸书（Facebook）、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奈飞（Netflix）和谷歌（Google）的首字母缩略词。自2009年以来，虽然标普500指数上涨了大约322%，但FAANGs指数的涨幅远远超过了大盘指数（苹果上涨了超过1000%，亚马逊涨幅接近4000%，Netflix上涨了超过8000%）。如今的FAANG类似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主导牛市的“漂亮50”。从当前的情形来看，美股的上涨更加集中（从个股看，FAANGs指数拉动明显；从行业看，金融服务业贡献较大），而且FAANG当中除了苹果和脸书外，其它三家的泡沫已经非常明显；这种结构化的加剧，一般意味着泡沫接近破灭。美联储应对资产泡沫乏力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在2017年5月发表的文章《货币政策与泡沫》中表示，“曾有人建议，当资产价值相对于历史标准显得较高时，美联储应该提高利率，以阻止资产泡沫的形成。”不过他又表示：1）在爆发之前很难发现并确定哪里有泡沫；2）即便确认已经发现了泡沫，美联储的应对工具也相对有限；3）决策错误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因此必须谨慎行事。 在危机爆发之前很难发现并确定哪里有泡沫。2006年7月，时任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宣布美国经济将面临某种形式的危机。他不知道它会从何而来，因此，他要求员工与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合作，从各大型银行的窘境到对冲基金破产中寻找根源。不过当时没有人考虑过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会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有监管机构都对潜在的经济冲击保持警惕，但谁也不曾预料到油价会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然后又跌至26美元。当油价开始攀升时，美联储应该提高利率吗? 当时美联储也无法确定石油价格是否存在泡沫。即便已经发现了泡沫，美联储的政策工具也相对有限。美联储并没有其它一些国家拥有的针对单个资产市场的目标工具，这意味着一旦加息，虽然可能有效地减缓房地产市场的压力，但也会拖累整个经济。美联储目前依然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仅作为解决资产价格的最后手段，因为这种政策反应对经济运行的成本可能很大。决策错误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因此必须谨慎行事。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大萧条对经济来说是毁灭性的，但并非所有资产破产都如此“昂贵”。当科技泡沫在2000年破灭时，股票投资者损失了金钱，同时也导致了一场温和而短暂的经济衰退。这样看来，美联储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没有试图放慢股市走势是正确的，因为通过提高利率来预防的成本可能超过了修正的成本。综合而言，美联储认为，比起以干预手段防止泡沫破裂，更可能且必须做的是确保金融体系足够强大，以至于能够承受不可避免的泡沫破灭。2008年金融危机强度和成本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美国最大银行的资本不足。如果能够确保大型银行资本充足，金融体系将在未来应对资产价格调整时更具弹性。美股泡沫何时破灭？试图对泡沫破灭的时点做出精准预测，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指标和条件，来对泡沫是否即将破灭做出判断，这样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能够对决策者起到警示作用。美国期限利差开始倒挂，可能意味着美股泡沫即将破灭。期限利差对股市的预测，主要通过宏观经济预期来产生作用。统计数据表明，期限利差可以作为未来经济预期的一个先行指标。旧金山联储在2018年3月公布的经济研究报告中对期限利差进行了分析，统计了自1955年以来利差跌至负值后的10次情形。在其后的6-24个月，美国一共有9次都陷入了衰退，仅有的一次例外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不过，学术界对该利差为何能够如此精准地预测宏观经济仍存在较大分歧。目前业界比较认可的原因是，期限利差更多反映了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从而间接影响到消费、投资和储蓄等相关经济活动。根据统计结果，期限利差领先宏观经济6-24个月，股市领先实体经济3-6个月，因此，期限利差倒挂能够对股市泡沫的破灭起到前瞻性预测作用。数据表明，2000年科网泡沫期间，期限利差倒挂领先泡沫破灭6个月；2008年房地产泡沫期间，期限利差倒挂领先泡沫破灭22个月（以第一次出现期限利差倒挂，到美股见顶的时间来进行计算）。从当前的情形来看，美债的期限利差已经降至20bps左右，随着美联储在2018年9月进一步加息25bps，美债期限利差在2018年10月走向倒挂的概率较高，这可能意味着，美股在未来一年内大幅调整的概率较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8-12-03 在外部力量有意分化统派以及统派内部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加剧的双重影响下，台湾统派长期难以实现团结整合。因此，如何实现台湾统派的大团结与大联合，组建广泛的统派选举联盟，是岛内“反独促统”的重中之重。 台湾统运的兴衰一直与台湾统派的团结和分裂有关，统派团结则统运蓬勃，统派分裂则统运艰难。在外部力量有意分化统派以及统派内部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加剧的双重影响下，台湾统派长期难以实现团结整合，使得统派政党和团体的力量过于分散，在台湾选举中难以有效取得政治席位，因而导致20多年来台湾民意光谱中“台独”和“独台”两大板块均大于“统一”。没有强有力的“促统”力量便难以有效“反独”，这是岛内“反独促统”进程至今仍十分艰难的结构性因素。因此，如何实现台湾统派的大团结与大联合，组建广泛的统派选举联盟，是岛内“反独促统”的重中之重。碎片化的台湾统派多年来，台湾统派整合程度一直较低，除了松散的活动合作、大型集会的共同动员之外，在政党与选举方面几乎没有成熟的整合机制。究其原因，除了美国和台湾绿营的长期打压与分裂举措之外，台湾统派内部“左、中、右”不同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各个统派政党和团体之间历史遗留的矛盾，都是使统派整合变得困难重重的原因。统派力量碎片化的格局，直接导致统派在台湾政治舞台上长期被边缘化。尤其在台湾立委选举制度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以来，区域立委选举逐渐走向两大党对决，一般小党很难在区域立委选举中胜出，再加上所有政党只有获得5%以上的政党票才能取得不分区立委席次，这大幅增加了小党取得政治席次的困难。新的障碍和门槛使得台湾的中小政党普遍走向泡沫化，严重压缩统派政党的生存空间。在过去20多年间，属于右统的新党曾经是台湾统派中最具有选举政治能量的政党。新党成立之初便在1995年的立委选举中取得13%的得票率和21个席次，1998年也有7.1%的得票率和11个席次，几度成为台湾第三大党。然而随着亲民党的崛起，新党在各届立委选举中快速泡沫化。2001年得票率剧降至2.6%，当选席次仅剩1个；2004年得票率仅剩0.12%，维持1个当选席次。在台湾实行“单一选区两票制”后，新党在2008、2012、2016年的立委选举中政党票的得票率分别为3.95%、1.74%、4.18%，均未达到5%的门槛，无法取得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形成自2008年以后便再无一个统派小政党能够立足于立法院的困境。可见统派政党只有通过组建选举联盟，集中选票方能一举突破5%的政党票门槛。民进党二次乱政下民心思变台湾民意绿化在2014年“太阳花学运”到2016年大选期间达到最高峰，但是民进党在二次上台执政后，完全无心于经济发展，只是将精力放在政治清算和自肥上，两岸关系政治基础全面崩坏，台湾经济螺旋式下沉，各种社会乱象层出不穷，青年和基层百姓对未来失去希望。反观中国大陆，多年来励精图治，虽然面临外部压力，但经济与科技仍然高速蓬勃发展，大陆高校应届毕业生的薪资平均水平和增长幅度已超过台湾。两岸相较之下，大陆对台湾的磁吸力快速扩大，形成台湾各年龄层、各行业领域全面西进大陆的新浪潮。从此前的年金改革、劳基法修订等强渡关山的做法，再到今年8月台湾南部各县市大面积水灾以及台湾旅客滞留日本关西机场等一系列事件，民进党所作所为完全暴露出执政者的傲慢，丝毫不将百姓的生存和需求放在心里，蔡英文坐在“云豹”车上视察水灾地区的视频和照片更是通过互联网和媒体传遍全台。在民心思变下，台湾“统独”民意的结构开始松动翻转。綜合比岛内多家民调数据十分明确地显示两年来已出现“统升独降”的趋势，有别于1997至2016年期间维持了20年的“统降独升”趋势，这代表统派力量壮大发展的民意土壤基础正在逐渐形成。此外，多家民调也显示，无特定政党倾向的无色选民已经超过半数民众，传统上蓝绿两大党垄断台湾政治板块的格局也正在解构，代表未来选举中很可能会有半数选民将选票投给非两大党的无党籍人士，或者其它中小政党或政党联盟，这为过去长期不见容于蓝绿两大党的台湾统派抢进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平等结盟扩大统派选举战果由于台湾统派长期在主流政治外碎片化、边缘化发展，因此有必要借鉴台湾其它小党的发展经验。台湾小党在选举期间的合作主要有两种模式可供台湾统派参考，其一是亲民党与民国党的合作模式，其二是绿党与社会民主党合作的模式，两者差别在于是否公推大选候选人，以及是否共同登记一张政党票。亲民党与民国党在2016年选举中联合推出大选的正副候选人，分别由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民国党主席徐欣莹担任，但两党在政党票方面仍然各自登记。该合作模式的结果是，双方在大选中共获得12.83%的选票，同时亲民党取得6.52%的政党票，而民国党则只获得1.62%的政党票，民国党无法超越5%门槛取得不分区席次，而亲民党的得票率与其全盛时期也相距甚远。绿党与社会民主党在2016年选举中联合组成“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简称为“绿社盟”，共同登记为一张政党票，但双方仍然保留各自政党的运作机制。该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集中选票在同一张政党票，争取超过5%的不分区席次门槛。虽然绿社盟在2016年选举中仅获得2.52%的政党票，但作为两个原本几无政治影响力的小党，首次联合登记参选便取得如此成绩，实属难能可贵。亲民党与民国党的政治结盟，在2016年大选中共获得12.83%的得票率，但两党不分区政党票合计则只有8.14%，两者相差达4.69%，这部分选民采取了分开投票，大选支持宋楚瑜和徐欣莹，但是政党票并未投给亲民党或民国党。倘若在该次选举中，亲民党与民国党共同登记一张政党票，或许政党票的得票率还能进一步提高，从而增加两党联盟在立法部门的席次。统派政党在2016年选举中也出现类似情况，新党和中华统一促进党分别获得4.18%和0.46%的政党票得票率，均未能达到5%的门槛。倘若当年选举中，全台所有统派政党和统派团体全部登记为一张政党票，台湾统派便有机会超过5%的政党票门槛，一举进入立法院。至于地方县市议员选举的难度则更高，需要长期在地经营与大笔选举经费，即便能够选上几席议员，也无法牵动全台“统独”结构的大局。因此，鉴于台湾统派政党和政治团体边缘化、分散化、泡沫化的基本生态，台湾统派需要参考借鉴“绿社盟模式”，针对2020年立委选举，在2019年组成跨政党和跨团体的统派选举联盟，各个政党和团体平时继续维持各自的独立运作，在选举期间则以双旗帜进行活动，一面旗帜属于自己政党或团体，另一面旗帜则属于统派选举联盟。考虑到统派当前的特殊生态，彼此平等结盟并且采取主席团和轮值主席机制，更加有助于扩大落实联合范围。其后通过媒体文宣广泛号召所有支持统一的政党、团体和民众，在立委政党票上全部投给统派选举联盟，集中选票以争取超过5%的不分区政党票门槛，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战果，争取获得10%以上的得票率，进而取得更多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在立法院组建统派联盟的跨党派联合党团，使整个统派联盟能够在“台独”和“独台”两大板块之外，形成台湾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总结而言，组建一个针对2020年立委不分区政党票的跨党统派选举联盟，既有扭转民意结构的必要性，也有具体操作的可行性，同时还有时间上的紧迫性，需要所有统派政党和团体以国家民族统一为重，与各个友党友会平等结盟。也唯有统派选举联盟进入立法院组成党团，在两岸当前如此严峻、复杂、恶劣的情势下，和平统一的几率才能重新提高，如此则统派幸甚，台湾幸甚，两岸幸甚。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8-11-19 就当前中国而言，核心内容在于一党执政、社会改良、文化维新以及成熟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保育政治的具体措施不一而足，但至少应该包括乡镇直选、社区民主、联署立法、公民陪审、性别平权、维护个权、节制资本等等。 优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需要以理性的个体主义文化为土壤。民主政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诞生的时间远远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植根于欧洲传统的个体主义文化，其中个人权利极大彰显，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契约性人际关系。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摆脱了家庭、家族、社区和机构的限制，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主要基于个体的利益和价值判断，令选举的结果更合乎理性。中国社会的变迁由于几千年的自然经济与儒家传统，中国形成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和权力社会，个体的权利既受制于血缘以及身份性人际关系，也受制于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的权力结构。儒家文化压抑个性，阻碍个体主义的发育，如果不经改良，将难以托起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演化的过程中，如果将基于个体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直接移植到中国，国家会在短期内出现严重失序。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存在独特之处。中共建政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逐步瓦解了传统的单位体制，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长，同时也促成了家庭、家族、同乡等传统人情纽带的逐渐复归。这种在改革中重新出现的社会力量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成为理性民族主义的养分，但这些传统力量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障碍。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财富和科技飞跃，如今互联网应用已经高度普及。由于收入增加、教育普及和网络扩张，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开始崩塌，社会底层和中产阶层获得便捷的发声渠道，而各种资本利益集团则可以通过商业化的传媒操纵民意，导致社会动员更容易、更高效、更广泛，社会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失序。由于中国尚未发展为成熟的法治国家，国家制度建设滞后，各种社会力量为了自身的利益，围绕网络平台，采取激进的普力夺方式互相倾轧，这不仅威胁国家既有的发展成果，也威胁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威胁到民族国家本身的生存。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已经相当开放，利益多元化已是既成事实。年轻人对刻板的意识形态教育产生冷漠感，个人权利意识上涨，要求通过新媒体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依然尊重权威，但同时要求监督和制约官僚体系和资本阶层的行为，要求在私人和公共领域获得更大的自由和话语权。激进主义在中国本来已经式微，但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问题尖锐化，再加上英国脱欧、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等外部事件推波助澜，导致极左和极右利益集团冲突渐趋激烈，其背后的知识分子及其发表的言论也进一步激进化。所幸的是，目前年轻人的诉求主要集中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生事项，更关注经济社会问题，对政治参与并无太大热情。新权威的合理性新权威主义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威权政治，主张通过短期过渡性集权来推动社会的长期发展，通过政治集权来发展自由经济，并始终确保良好的社会秩序。新权威主要出现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有的新权威主义者支持移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有的则主张建构有别于西方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他们都相信，如果要限制权威，则首先要建立权威。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权威体制是社会最后的选择，是在确定民主体制会带来巨大破坏性后果下的替代物。制度建设的落后，往往是落后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在经济腾飞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目中无法甚至身怀政治野心、一心改变政治秩序的强大利益集团。资本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复杂，各方为了私利激烈博弈，最后牺牲的是普通公民利益和社会秩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通过法律制度来界定，社会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普力夺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秩序的维护不得不求助于暴力。后进国家的资本利益集团不是在法治环境和市场经济下发展起来的，缺乏西方国家资本阶层的法规意识和市场认知，迷信以权牟利、官商勾结和政治操纵。由于市场发育的程度较低，规范滞后，资本利益集团不愿通过研发核心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创新管理制度等市场行为来发展企业，更多的是通过抄袭、造假、欺诈、分赃、操控信息和掠夺国有资产等手段来聚敛财富。由于有先进国家作样板，落后国家可以在技术研发和民族国家建构方面减少投入，直接学习、模仿甚至抄袭先进国家的成果。这种低成本的发展模式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弱点在于此种技术进步和制度建设缺乏原创性和持续性，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制度的移植缺乏个体主义文化和法治土壤，忽视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和核心技术研发。因此，高速经济发展会带来更多社会和制度变革压力。晚清的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但由于忽视个体主义文化培育，社会、文化、制度建设缺失，经济的高速发展反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助推器。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当前仍然缺乏全面民主化的条件，不可急于推行欧美式民主，当务之急是培育成熟的个体主义文化以及与之适应的社会制度。基于历史的教训，加强中央权威，孵化个体主义文化，就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和现代化建设顺理成章的选择。新权威的历史局限性新权威坚持现代化导向，垄断暴力工具，可以防止利益集团的破坏，培植现代性所需的土壤，其合法性既来源于突出的政绩，尤其是经济发展，也来自于传统以及构建的价值观，然而新权威主义天然存在许多局限性。首先，新权威体制不能对权力有效制衡。它缺乏节制威权的制度设计，容易回归过时的专制制度。在新权威体制下，选举流于形式，竞争对手的失败发生在选举之前，当选者总是由小圈子内部决定，在民众中缺乏真实的拥戴，需要通过集权和文宣来巩固地位。在权威体制下，公民被迫容忍必要的恶，无力改变权力在小范围内的滥用和腐败。其次，新权威主义的退出机制也是个难点。它缺乏从威权体制升级为现代民主制的措施，容易造成对威权的路径依赖。在中国，威权制度催生庞大的官僚体系，治国理政的成本居高不下，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但是迅速裁撤冗余官员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使改革自身失去操盘手。威权体制下的信仰操控往往以牺牲民众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创造能力为代价，在权威退出之后，民众往往无所适从，失去方向感和原有的生活轨迹。第三，新权威无法将经济发展成果转换成民主政治的资源。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民主化成正相关，而实际情况是，由于权威在资源和利益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长时间的权威体制容易滋生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的阶层围猎官僚阶层，左右公共政策，让国家公器服务于集团利益，导致国家不可避免地全面腐败。特殊利益集团依靠权力，攫取巨额财富，结果成了权威的同盟军甚至白手套，使民主化的目标愈加遥远。第四，新权威不符合新时代中产阶层的根本利益。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的劳动者，具有现代化意识，其自身的利益其实就是社会的主体利益。传统中产阶层排斥激进主义，政治参与意识不高，本来是权威体制的认同者。然而，互联网时代的中产追求自我意识、社会参与、言论自由、平等机会、共同富裕等，目前风起云涌的Me Too运动其实预示着中国个体主义精神的兴起。在这些事项上，新权威体制更契合传统官僚和资本的利益，而与网络时代的中产阶层利益严重冲突。保育政治作为后进国家在早期现代化阶段的一个特殊政治形态，新权威主义需要构建理性的社会与文化、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完善的法治。如此，随后建立的民主政治才不会成为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迎合民意、牺牲公意的体制。然而，新权威主义在后发劣势下容易陷入困境，无法完成现代化任务。在不改良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前提下，抄袭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容易助长政府和民众的自高自大和低质量财富，刺激利益集团与民争利，损害公共利益，阻碍可持续的发展与繁荣。我们需要开辟一条迈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而保育政治是一种合适的选择。保育是一个生态概念，包含保护与培育内涵，维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并协调人类与生态的相互关系。保育主义作为政治概念，兼顾历史连续性和未来开放性，强调保护社会秩序，善用传统价值，培育新生价值观、文化、社会生态、经济制度直至政治制度。它强调实事求是，渐进改良，培育新优，稳步向前，主张首先培育良好的社会、文化、经济与法制基础，鼓励非政治性参与，然后引入不同形式的选举制度，逐步实现国家的民主化。保育政治主张经济发展、社会改良和制度革新同时进行。保育政治不反对巩固中央权威，尤其是在当前中美博弈的紧张时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最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正进入决定中华复兴能否成功的十年关键期，确实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威来团结国民，一致对外。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唯一霸权国家美国会乘机打压中国，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阻止中国全面崛起。认为中国能够以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隐形遁迹，养精蓄锐，而不被侧目和打压，这无异于掩耳盗铃。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继续用韬光养晦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语汇来表述和传播中国外交，势必传递混乱的信息。西人对韬光养晦的理解一直比较负面，认为此举就是隐藏实力，待时而起。中国不能以鸵鸟心态回避矛盾，而应该积极参与讨论、制定和遵守国际规则，堂堂正正地形塑国际外交价值观和制度。面对特朗普极限施压的外交，中央权威排除浮夸风和投降主义的干扰，保持定力，坚持“辩理交利、用忍积实”的理性外交政策，基本上确保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就中国而言，保育政治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五四以来的激进传统，反对小圈子瓜分国有资产。保育政治主张强政府、强政党、强社会，主张稳步推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主张对中国文化进行个体主义精神改造，主张契约社会与人情社会混合的社会形态，主张制约基层政府权力，主张允许民众通过收集签名的方式提出议案，推动立法进程。若要落实这些理念，其标志性政策是推动“党导民主”、社会参与和基层选举。新权威主义的弱点之一在于缺乏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容易引发权力滥用与腐败等问题。保育政治有助于弥补这种制度性缺陷，因为培育新优的任务决定了权威不是没有边界的，社会参与决定了公民的权利一定要逐步提高，而不是下降。民权的逐步扩大有利于防止权威的任性和社会失序。新权威的难题之一在于政治强人退休后，威权体制的效能大幅度降低，必须依靠政府权威来推进现代化，而保育政治有助于破解权力交接难题。保育政治既是强人政治，强国家政治，更是强社会政治，将三者有机结合而不是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在保育政治下，个人权威流失不会损害国家权威，更不会损害强大的社会自治功能。没有强人的时代，民众自信而独立，保育政治使得社会高效有序运转。保育政治接纳社会参与和基层选举，把特殊利益集团置于民众公开监督之下。威权政治解体的原因之一是领导人被特殊利益集团误导而做出错误决定。戈尔巴乔夫（Mihail Gorbachov）并非自由主义者，却在误导下把改革的目标定为在前苏联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造成意识形态混乱并引发大规模社会反抗。通过社会参与和基层选举，公民主体与民主意识增强，能更好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监督，决策者就不会被少数人误导。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公民主动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与特殊利益集团进行集体谈判，这种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机制能够将经济发展带来的进步导向理性的民主化。保育政治符合中产阶层的利益。保育政治鼓励中产阶层的非政治参与和低政治参与，引导中产阶层把国家视为一个在市场中运行的大型企业，淡化意识形态，采取现实主义生活态度，更多地关注工作、收入、家庭、住房、教育、医疗、社区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生权利。保育政治保护民众的工作机会、生活质量、利益诉求以及对秩序的依赖和对传统的留恋，是中产阶层的天然保护伞。保育政治也不对外输出发展模式，坚持合作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符合中产阶层追求安逸与和谐社会的心态。保育政治主张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布雷默（Ian Bremmer）认为信息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和自由旅行会使权威政府无法维护社会稳定。实际上，这种情况基本上只发生在同质文明的国家之间，而异质文明国家之间的交流反而会促进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强化。民族主义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出现的，在与其它国家对比和互动中演进。东亚国家的对外开放既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也唤醒了长期潜伏在市民社会中的民族主义精神，促进了社会稳定。边境开放也让政治反对派主动移居境外，减少了执政者的压力。在中国传统政治光谱中，左派维护劳工利益，右派维护资本利益，中派维护个体权利，建制派维护政府利益，儒家维护家国利益。保育政治既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主张在维护秩序的前提下，坚持中道立场，支持个体权利，依靠权威推进以个体社会与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最终平稳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就当前中国而言，核心内容在于一党执政、社会改良、文化维新以及成熟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保育政治的具体措施不一而足，但至少应该包括乡镇直选、社区民主、联署立法、公民陪审、性别平权、维护个权、节制资本等等。文章原载于《多维CN》第38期，作者为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志峰 2018-11-16 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实现了社会与经济的跨跃式发展。2017年GDP超过4,000亿澳门元，人均GDP更高达7.95万美元，全球排名第三。不过，随着澳门社会继续发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浮现。 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实现了社会与经济的跨跃式发展。2017年GDP超过4,000亿澳门元，人均GDP更高达7.95万美元，全球排名第三。不过，随着澳门社会继续发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浮现。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传统工业没有发展空间，澳门多年来都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回归以来旅游博彩业成为澳门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存在不稳定的因素。为了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中央为澳门明确了“一中心一平台”的发展定位，可是澳门近年在推进该战略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阻碍，其中人才问题尤为突出。现行人才培养计划过于保守有见及此，特区政府在2014年的施政报告中申明，优秀的人才能够为“一中心一平台”创设条件，人才培养成为澳门一项重点发展战略。2014年特区政府成立了由行政长官领军的人才发展委员会，广泛吸纳相关的各级官员，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领袖和专家学者，负责制定、规划和协调澳门长期的人才培养策略，也制定了不同的人才培养计划和吸引澳门人才回流等多项措施。至于人才引进的问题，由于涉及“抢饭碗”，并没有纳入人才发展委员会首阶段的工作范围。澳门推行优秀人才策略，不外乎三条路径：本地人才培养、海外澳门人才回流和外地人才引进。如今特区政府的人才政策，主要集中在前二者，对于外地人才引进仍然停留在第3/2005号行政法规《核准投资者、管理人员及具特别资格技术人员居留制度》模式。然而该机制经过十多年以后早就不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成功获批的个案从2006年的499例合共730人到2015年的81例150人。最近更爆出这个机制出现较大漏洞，被监督部门要求纠正。在这样的前提下，三大路径中，培养本地人才有成效但需时经年，海外澳门人才回流成功个案不多，暂时未能发挥关键作用，外地人才引进机制保守，根本无法吸纳地区或国际高端或优秀的人才来澳，因此澳门社会发展仍然受制于人才短缺。根据人才发展委员会近年公布的七大行业人才需求列表显示，博彩、零售、酒店、饮食、会展、金融和建筑等行业均出现程度不一的人才缺口。上述三大途径未能充分解决澳门现时的相关问题。人才空心化危机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澳门在人才问题上必会遇到两大挑战：第一，大湾区建设和发展必然会吸引不少澳门人才融入湾区发展，人才外流令澳门人才缺口问题变得雪上加霜。中央乐见澳门人才获得更高的发展平台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分享湾区发展红利，进一步增加澳门年轻一代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无疑对“一国两制”事业愈行愈稳起到关键作用，但人才外流可能使澳门可持续发展之路更加艰难。第二，澳门社会对于外来人才存在高度戒心，这势必会令湾区人才引进举步维艰。在大湾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兄弟城市之间人才自由流动，形成人才优势互补，可是澳门当前对于人才引进的保守政策，将导致澳门人才多出少入，澳门必将出现人才空心化危机。对于未来的澳门来说，无论是自身发展，还是在大湾区的发展，都会造成严峻的考验，全澳社会不能忽视这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积极调整人才政策正因如此，澳门特区必须突破人才制约问题，借着大湾区发展的机遇，调整澳门总体的人才政策。具体调整的方向建议如下：第一，人才政策方针必须更清晰更明确。正如亚洲对全球人才最具吸引力的两个经济体——新加坡和香港，其人才指导方针非常明确，新加坡讲求“人才优先”、“人才治国”和“人才立国”，将人才视为国家最珍贵的资源；而香港最大目标就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其人才引进的指导方针严格依照其城市发展的定位而实行。因此，我们也应该围绕着国家定位澳门“一中心一平台”的城市发展战略，以及促进经济产业适度多元的优先次序作为引才的依据。特区政府必须做好政策倡导工作，向社会作出清晰的政策解说，限定引才政策的范围，并重点针对特定行业，如特色金融等，这不单不会抢去澳门普通居民的饭碗，更大大有利于澳门经济进一步优化，惠及社会，绝对有利无害。第二，建立公开透明的人才引进制度。澳门现行沿用的人才引进制度依据第3/2005号行政法规，并没有订定详细的引才和审批标准，长期被社会诟病。我们建议参考邻近地区成功的经验，修订现时不合时宜的法例，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引才计分制度，按照申请人的学历、工作经验、专业资格、技术能力、语言能力、个人成就、家庭成员与澳门的关联度、是否从事有利经济适度多元的行业等方面进行评分，制定合格分数线，由独立的委员会向相关机构建议每年的引才配额。审核标准与过程公开，让社会掌握状况，减轻社会对人才引进的疑虑。第三，完善配套政策，吸引高端人才。澳门现行的政策对人才引进相关的配套措施关注不多，少有考虑到人才来澳发展的子女教育、住房、生活环境、语言适应等问题。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有效吸引人才到当地工作，且落地生根，安身立命，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最关键的。澳门是全球税负最低的地区之一，个人所得税在7%-12%之间，纳税人还可享受一定的免税额与税务优惠，这对高端人才有一定的吸引力。特区政府应在这个基础上多花心思，完善相关配套，解决人才来澳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特区政府也必须进一步为人才提供指引与辅导，提供语言与文化适应课程，使高端人才更好融入本地生活，全心全意助力澳门进一步发展。大湾区建设为澳门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澳门必须面对可能出现的人才外流问题。国家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大湾区战略也如火如荼，澳门再也不能独善其身，融入区域更紧密合作，携手湾区兄弟城市是我们必由之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相通，良性的人才流动更是湾区发展和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正视人才流动的问题，改变心态，共迎挑战，才能在大湾区发展中不落人后，分享到国家发展的红利和荣光。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8-11-15 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由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单方面宣布与台湾断交，再加上国际社会有一些过度反应，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最近显得尤为吸引眼球。 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由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单方面宣布与台湾断交，再加上国际社会有一些过度反应，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最近显得尤为吸引眼球。岛内的认知台湾岛内对其“国际空间”问题的认知，各种观点和说法都有，可谓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国际空间”是一种必需品。对台湾当局而言，不论是谁担任地区领导人，都认为“邦交国”的数目是衡量其“国际空间”的重要指标，数量的增减意味着台湾对外工作成绩的好与差。因此，不论是李登辉的“务实外交”，还是陈水扁的“金元外交”，还是马英九的“外交休兵”，亦或是蔡英文的“踏实外交”，都追求一定数量的“邦交国”，能参加国际组织及相关活动，让台湾在国际上有能见度。他们一致认为，台湾的“现状”理应具有独立的对外交往与交流，是台湾的一种必需品。其次，“国际空间”外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承认“九二共识”，固邦；二是不承认“九二共识”，拓邦。第一种主要是马英九主政时期的做法。马英九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提出“不统、不独、不武”，两岸关系总体缓和，且与大陆“先经后政”的政策相契合，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马当局提出并施行“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的新理念，与大陆达成一定程度上的默契，旨在维护现有的“邦交国”，在不拓展其“邦交国”基础上，寻求更多地参与国际组织。第二种主要是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主政时的做法。他们对台湾“国际空间”设置了前提和方向，那就是“台独”。他们认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并不是应该有或没有的问题，而是应该“扩大参与”、拓展“邦交国”的问题。台湾只要拓展了“国际空间”，也就意味着制造了“两岸不可能统一”的国际事实。国际社会的反应第一，台湾“邦交国”的离心现象。目前，台湾“邦交国”仅存17个，这些国家当中，除了梵蒂冈属于发达国家，其余全是发展中国家或未开发国家，且大多是岛国。这些国家不仅小，而且经济落后，他们不仅仅需要“金元”，更需要全面发展。这些国家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贸易和人员交流日益密切，往往是台湾的10倍、20倍之多，台湾根本不可能在这方面跟大陆竞争，况且台湾近年来经济萧条，不可同日而语，难以支撑起越来越高的“外交预算”。2018年，台湾机密预算是17.2亿新台币，是2017年机密预算的4倍，仅巩固与拉美国家关系的经费就达5.8亿新台币。这些国家与中国大陆贸易往来日趋密切，双方自然需要通过正式的外交关系来进行巩固和深化，如果中国大陆再稍加一些优惠政策，将对这些岛国产生一种极大的现实吸引力，这是这些台湾“邦交国”离心的真正原因。第二，西方国家对台湾“国际空间”的现实考量。近来对台湾“国际空间”问题反应比较大的要数美国和欧盟。9月7日，美国召回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巴拿马三国大使，了解三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的事项，并要求两名即将出任驻中美洲国家的大使敦促该国与台湾维持现有关系。美国认为拉美国家对其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严密关注其它国家插手这一地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本就被美国视为全球竞争对手，再在美国“后院”如此活跃，美国的警惕性必然会异常加重，担心中国介入拉美后，将萨尔瓦多等国港口作为军事用途。然而，台湾始终是美国棋盘中一颗棋子，只有在其战略需要时，台湾才会被重视，并且其对台湾的支持是有限的，需要的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不是考虑台湾的利益。我们从近期美国国防部以资源有限为由拒绝美国务院提出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台湾AIT的要求，可见一斑。欧洲议会9月21日通过了一份《欧中关系报告》，它虽对欧盟成员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对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参考。报告重申欧盟对台湾有意参与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民航组织（ICAO）等国际组织的一贯支持，强调台湾持续遭排除不符合欧盟利益。欧盟选择这个时机抛出涉台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要真正关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而是在中美贸易对抗之际，明示中国大陆：欧盟在贸易战上不会联中抗美。第三，国际组织务实处理“台湾参与”。参与国际组织也是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的重要内容。国家才是构成国际组织的主体，而不是政府，政府只是作为国家的代表取得国际组织的席位，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因此，根据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的会员制度和章程，即使大陆不阻止，台湾也无法参与这些国际组织。大多数国际组织也会务实地衡量“台湾参与”情况，如马英九主政时期，世卫组织根据两岸共同的认知即在“CHINA”前提下，邀请台湾参与其活动。民进党政府欲以“台湾”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显然不会得到邀请。然而，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会员类型多样，像会员、准会员、观察员等，在一定程度上为台湾的参与留下了可灵活处理的空间。前景预判第一，只有两岸统一于“中国”，台湾“国际空间”才更广阔。李登辉、陈水扁以及蔡英文有意模糊两岸关系，他们只要“台湾”，不要“中国”，但是台湾的历史和文化源自于“中国”文明，“台独”分子巧言令色也无法撇清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马英九在主政时期提出“一中各表”，既是“中华民国”又是“中华台北”，也没有真正讲好“台湾”与“大陆”的血肉联系。其实，只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必拘泥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两岸统一于“中国（CHINA）”（中华民族自秦汉以来，虽经历不同朝代，国号各异，但唯一没改变的是对国家的认同，即“中国”），这也许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第二，大陆着重限制台湾“政治空间”。台湾除了与少数国家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还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设立了代表处或办事处，参与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其对外活动已经涵盖了国际社会交往的几乎所有层面。台湾时常混淆“政治空间”与“生存空间”概念，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钻其中的空子，暗度陈仓。中国大陆应明确两者本质区别，严格限制台湾的“政治空间”，而不是“生存空间”。中国大陆若对台湾放行若干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它功能性较强的政府间组织，势必给国际社会造成更加鲜明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印象，因此，中国大陆应想尽一切办法对其“政治空间”施行无缝压缩，而适当放行其“生存空间”。这不仅有利于争取岛内民心，让岛内民众明白台湾“国际空间”的复杂程度，也给“台独”势力划出一条清晰的政治红线。第三，“台独”势力与西方强国形成“统一战线”。未来台湾“邦交国”数量还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如果台湾“邦交国”数量下降至接近于零，那么“台独”力量势必借机炒作，民众对于“邦交国”“断交”议题的关注度将会迅速提升，刺激其对大陆的不满情绪。因此，“穷寇勿追”是大陆较为稳健的应对方法。要警惕“台独”势力“狗急跳墙”，特别是当西方国家战略需求与台湾需要相契合时，台湾在其战略中的价值和作用将最大化。大陆务必防止“穷寇”与西方国家形成“统一战线”，各取所需。此时“台独”势力很容易铤而走险，走向“法理独立”，造成中国大陆在战略上的被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泽荣 2018-10-29 用普通话教中文（简称“普教中”）以及用简体字教中文（简称“简教中”）是同一个问题。学好中文是目标，普教、简教只是手段。    用普通话教中文（简称“普教中”）以及用简体字教中文（简称“简教中”）是同一个问题。学好中文是目标，普教、简教只是手段。以普教作手段，涉及听和讲；以简教作手段，涉及读与写。其实繁简教学之讨论，早于1997年便已开始。当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研究学报》调查显示，只有四成老师赞成初中学生学习简体字。到1999年，政府开始将焦点转到“普教中”，课程发展议会发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 – 改革建议》，提出以“普教中”作为远程目标。2003年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下称“语常会”）发表《语文教育检讨总结报告》，确定课程发展议会的长远展望。辗转十年，2008年“普教中”开始引入中小学课堂。在此之前，香港中小学一直是“粤教”和“繁教”，学习普通话的课堂每星期只有一至两节。在七、八十年代受教育的香港人，很多至今从未接受过正规普通话教育。2015年，在中小学中文科课程咨询文件中，教育局提出学生亦应具备认读简体字的能力，以加强和内地及海外的沟通。然而，简体字的引入，一直只闻楼梯响，教育局并没有展开任何形式的咨询及研究。据教育局当年资料，2008至2013年，全港推行“普教中”小学的比例由55%增至70%，中学则由31%增至37%。不过，根据团体“港语学”的调查，2013／14学年起参与“普教中”的学校开始由升转跌。2015／16学年参与学校数目下跌了0.9%，即减少了约9间，小学由74%下跌至73%，中学亦由31%降至30%。到今天，参与的学校比例稳定在小学70%、中学30%。“简教中”要到2018年6月才有机会抢走“普教中”的风头。事缘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决定由2019学年起，全面以简体字教授中文，宣称为学生面对“2047年的香港”作准备，引起家长不满及传媒大肆报道。支持方论点1999年，课程发展议会发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 — 改革建议》，内文提及，香港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要把握良机，保持优势，因此需以“普通话教中文为远程目标”，确保港人具备“两文三语”的能力。当时响应这“远程目标”的学校为数不多。直至2008年，语常会正式启动“协助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计划”，并由政府注资两亿元作为资助基金，推行“普教中”的学校才开始急增。支持“普教中”的理据主要是普通话教学能提升学生理解及写作水平，以及学好普通话很有必要这两大论调。语常会当时没有研究数据支持“普教中”如何能提升学生中文水平，但支持者普遍认为，因为普通话写和说都是书面语，因此“普教中”能做到“我手写我口”，从而提升写作水平。计划实施数年后，语常会委托香港教育大学就计划成效进行研究，搜集2012-2015年40间中小学“普教中”和“粤教中”的数据，进行质化及量化研究，如通过访谈、观课、问卷及学生前后测试成绩来分析“普教中”成效。报告指出，虽然“普教中”班学生的写作及阅读成绩较“粤教中”班学生优秀，但因接受“普教中”的学生是经学校筛选的，本身语文成绩已经较好，跟“粤教中”班相比，彼此起步点有参差，故不能确定“普教中”较“粤教中”更有助学生学习中文。报告最后的结论是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普教中”对中文学习成效有正面或负面影响。对“简教中”的讨论相对简单，很多国际学校已经施行“简教中”，原因应该不是政治因素，而是成本问题。一个国际品牌在中国开办学校，若大部分盈利是在中国大陆，教材是简体字，那么自然在香港也会同样用简体字教材，而且又有家长追捧，因此没有必要制作繁体字教材。哈罗事件其实可以理解为顾客购买服务后，服务内容突然更改而没有预先通知顾客。事件之所以成为媒体焦点，是因为它触及“2047年”这个敏感字眼，因此被大做文章而已。反对方观点支持者论点假定了我们应该“我手写我口”且普通话口语等同书面语，但两者其实属于不同的语境。口语用于日常沟通，书面语用于公文、商业、学术等专业范畴。世界各地语言从来都是口语同书面语分开，不会100%等同，普通话也不例外，北京人也不会100% 地“我手写我口”。试想我们若用美国口语来写英语博士论文，后果不堪设想。同样如果我们将日文“敬体”（书面语）运用于日常生活作口语，就会显得太客气，最后可能交不到朋友。口语同书面语保持适当距离，语言才会健康发展。“我手能写我口”或许有利于写作，但把“口语”变成“书面语”却不利于沟通。至于应该学好普通话，这个论点是大众都认同的，但手段是否以“普教中”最为有效? 反对“普教中”的声音有两种。一是家长疑虑他们不擅长普通话，不知从何入手帮子女温习中文。二是家长担心普通话教学令学生对学习中文失去兴趣。香港教育大学的研究报告观察到“粤教中”班别的学习气氛明显较“普教中”班别活泼。学习兴趣为学习的重要动力来源，如果学生本身对普通话不感兴趣，那么他们对中文科就会失去学习动力。不懂普通话的家长，很多是上文提及的未曾受过正规普通话教育的香港人，他们的抗拒源于自己不懂或不精通普通话，或受到本土意识影响。本土意识本土意识是反对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认为“普教中”背后有政治目的，担心广东话会被消灭。毕竟语言既是沟通工具，也是文化载体及族群标志，语言政策从来就与政治息息相关。如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先摒弃日语，后压制闽南方言，再全面推行国语，便是要把台湾本土文化改造为中原文化。今天香港的社会气氛下，政府什么决策都被政治化，令香港人对“政治”两字特别敏感，甚至把政治妖魔化，凡涉及政治就贴上负面标签。在政治过敏的气氛下，“普教中”也好、“简教中”也好，都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导致大部分人不愿公开讨论。因此关于“普教中”政治意义的讨论和研究少之又少。回归后，香港政府花了十年时间才开始推行“普教中”，又花了十年时间才令70%的小学及30%的中学参与，而且不是强制。“简教中”一步也未有进展。所以，如果硬说语文政策带有强烈政治目的，那么只能说明香港政府一是不听话，二是效率低。重点在于学好普通话依据世界体系理论，香港以往是世界体系核心的一部分，中国透过香港接轨世界。时移世易，今天香港在世界体系的定位是先融入大中华体系，再透过大中华体系与世界体系接轨。这样的好处是树大好遮荫，世局动荡时香港也有大中华靠山，经济上较安稳。危机则是当香港在大中华体系中被边缘化时，根据国际分工来预测，香港只会沦为二线文化旅游城巿。要在大中华体系中争取留在核心位置，香港人必须学好普通话及简体字。香港中文大学有研究报告指出，刚脱离高中的本港大学新生对简体字的认识程度较低，认读率为 65% ，使用率为34％。学习语文必定要讲语境。香港的大学有一个奇怪现象，很多老师用英文授课很流利，但日常与西人沟通却词不达意；学生日常英语说得很流利，但写出来的文章却不行。原因是很多老师小时候学英语是学书面语，缺少日常生活口语的训练。反之今天的学生有很多机会与西人交流，口语强而书面语却弱。可见口语同书面语不能等同，两种能力同样重要，但追求“我手”等同“我口”弊大于利。争论的焦点不应再放在“普教中”及“简教中”能否提升中文水平上，因为研究的结论很难有确定的支持或反对。现在香港的处境根本已变成先验主义——若想在香港生活下去，就必须学好普通话及简体字。再次强调，时移世易，我们不需再以“普通话”作为手段，认为可以通过普通话学好这、学好那，而应该坦白一点，讨论用什么手段（如“粤教普”）去学好普通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育，使用英语授课，“英教数”、“英教史”、“英教哲”等等，学科知识学得不太好不要紧，英文有进步便可以。这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