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2009-06-09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仍在肆虐和蔓延，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的讲话。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仍在肆虐和蔓延，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关于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主张，制定了中国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或蓝图（简称为“中国蓝图”）。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新贡献，这些主张将会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将极大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与原则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深刻检讨，而国际社会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探索也始终在进行之中。然而，国际社会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问题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其中有两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即“长期论”和“短期论”。前者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长期甚至遥远的事情，需要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后者则认为，应当彻底摒弃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推倒重来、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显然，“长期论”尽管有其一些客观的理由，但实际上意在继续维持美元独享全球经济增长铸币税好处的零和霸权地位：“短期论”则由于严重脱离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实际现状而根本无法操作。因此，明确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就成为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面前急需探讨的一项重要议题，也是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并保证其顺利进行的首要任务。 在2008年11月15日美国华盛顿G20领导人第一次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基本原则。他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国际金融领域首次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问题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创新性主张。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表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如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等，都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缺陷和弊端，且有愈加恶化的趋势：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乏力，导致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扩张无序而无度；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储备资产、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等三方面的秩序和纪律弱化且混乱；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偏畸或偏颇、而其危机缓解救助机制更显狭隘，这都加剧了国际金融的风险因素，大大降低了其应有功能和作用，更对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提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改革方向，切中要害地针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与弊端，清晰地揭示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实质。 (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原则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四项基本原具有深刻的内涵：一是全面性，强调的是要进行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二是均衡性，要注重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三是渐进性，改革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四是实效性，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都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 G20华盛顿峰会之后，中国领导人在众多国际场合都不断重申这些主张，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G20伦敦峰会上，在“中国蓝图”中又重申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应该抓紧落实华盛顿峰会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路径 G20伦敦峰会上，在“中国蓝图”中对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提出了六个努力方向，即六大内容：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国际金融机构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发挥金融稳定论坛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改进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从这些内容来看，不仅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或要害，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操作的措施，进一步明确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路径。 从六大内容来看，是围绕着三条路径进行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六大内容其核心就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这是因为，六大内容无不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密切相连，特别是有四项内容与IMF直接相关。因此，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重点应放在调整国际金融机构的机制和运作。 （一）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众多的缺陷，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缺乏有效的协调沟通、国际金融机构（主要是IMF和世界银行）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等等。从IMF来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IMF的宗旨是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时间，减轻失衡的程度；IMF负责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督，以保证其有效实施。但IMF存在的功能缺陷，如基金规模狭小、缺乏危机缓解救助能力，以及不合理的决策投票机制等极大地制约着其监督作用的发挥。时至今日，IMF的金融监督作用、在协调各国的金融活动、履行全球金融监管、保障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秩序和稳定性等方面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因此，“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尽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完善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监管制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和惯例。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集中反映，构成了国际金融活动的主体框架。国际货币体系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即采用何种货币作为国际间的支付货币，一国政府应持有何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以维持和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二是汇率制度的确定，采用固定还是浮动汇率制度，是否为自由兑换货币；三是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即有效地帮助与促进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国家通过政策和措施进行调节，使其在国际范围内能公平地承担国际收支调节的责任与义务；四是国际间金融事务的协调与管理，即协调各国与国际金融活动有关的金融货币政策，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制定若干为成员国所认同与遵守的规则、惯例和制度。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存在三大缺陷：首先，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根源。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是通过美国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调节机制是浮动汇率，最后贷款人是IMF和美联储，金融危机的解决机制是IMF发放的贷款。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缺乏制度性约束，近年来在“双赤字”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几乎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由此直接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无限放大，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的破裂和危机的发生。其次，汇率剧烈波动。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增加的机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于汇率经常大起大落、变化不定，汇率体系极不稳定，外汇风险加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再次，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由于各种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存在着局限性，无法消除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并对金融危机的蔓延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必然性，这是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决定的，同时也是美国过度利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获取巨大利益的必然结果。正所谓：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2009-06-09 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同时两次掉进同一条河流。”香港特区政府在应对第一波甲型H1N1流感袭击香港时，没有重犯2003年面对SARS的错误，有了长足进步。 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同时两次掉进同一条河流。”香港特区政府在应对第一波甲型H1N1流感袭击香港时，没有重犯2003年面对SARS的错误，有了长足进步。 处置果断 措施得力 第一波甲型H1N1流感袭港始于4月30日下午，一名墨西哥旅客搭机由墨西哥经上海抵达香港，当晚出现发烧等症状，随后前往香港医院检查。5月1日晚，该名旅客被香港大学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 特区政府高层在召开紧急会议后，5月1日晚20点40分许，特首曾荫权宣布将香港的传染病警戒级别由“严重”提升至“紧急”。同时，采取措施将患者曾入住的湾仔维景酒店的旅客和员工全部隔离，所有与患者曾有密切接触的人士都将接受至少7天的隔离观察。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也同时宣布，自5月1日起，要求所有入境旅客填写健康申报表。各口岸加强监测旅客体温，如有超过38度者，会先在口岸医疗站检查，有需要再转介给医院。 与此同时，政府宣布追查、隔离、通报与墨西哥旅客同机经上海抵达香港的全部旅客；追查、隔离搭载该名墨西哥旅客前往酒店和医院的两位出租车司机，并将香港麦理浩夫人度假村辟为隔离有关患者和高危嫌疑者的地点。 一周后的5月7日下午，36名与墨西哥病患有紧密接触而须隔离的人士，离开西贡麦理浩夫人度假村、鲤鱼门度假村和玛嘉烈医院，结束7天的隔离。 5月8日晚上，墨西哥病患曾入住的湾仔维景酒店解封，354名旅客和员工重获自由。 在此期间，香港没有发生第二起同类病例。因此可以宣告，香港应对甲型H1N1流感首战告捷，从确认病情到拉响警报再到实施隔离，几乎是同步进行，港府在这一过程中，处置果断，且措施得力，没有争拗，没有延误。 回顾SARS 吸取教训 今年春天以来，一种新型的致命传染病——甲型H1N1流感在墨西哥生成，除了在墨西哥境内广泛传播外，至少二十四个国家出现了确诊个案及多于四十个国家或地区出现疑似个案。4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这是一种从未发现的甲型H1N1变种病毒所引致，向全球发出紧急疫情警告，并在之后将警告级别从4级提高到5级。 据病理专家研究显示，甲型H1N1流感与SARS比较，病毒传播的速度快，但杀伤力较低，全球甲型H1N1流感致死率为1%左右，墨西哥为6~7%，而SARS的全球致死率约为10%。 2003年SARS袭港，港府进退失据，贻误战机，损失惨重，共造成1,755人染病，其中299人死亡，包括6名医护人员，为香港有记录至今第二个最多人死亡的瘟疫。SARS事件导致香港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那是2003年2月21日，染病的广州中山大学退休教授刘剑伦来港出席亲属的婚礼，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911号房，将疾病传染给另外7名旅客。刘剑伦于2月22日往广华医院急症室求诊并在3月4日不治去世。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全球警告，建议隔离治疗疑似病例，并成立了一个医护人员全球网络协助研究SARS疫情。 2003年3月26日，香港淘大花园E座5个家庭14人出现SARS病症，直到3月31日，香港政府才对淘大花园E座实行隔离，整整耽误了5天，致使该住宅区300多人受感染，40多人死亡。 当时香港民众和舆论普遍批评特区政府缺乏危机意识、处理疫情不力、不主动要求有关单位提供疫情数据，以及官员为疫情处置的程序问题扯皮、争拗，贻误时机等，造成民众生命的惨重伤亡，并成为促使当年7月1日爆发反政府大游行的重要诱因。 香港政府当年应对SARS的惨痛教训，事实上也成了今年处理甲型H1N1流感的宝贵经验。 应对原则 生命为重...

2009-06-09 四月三日，在经济机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之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正式宣布，香港会重点研究6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以增加香港长远的竞争力。由于这六大产业不涉及香港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商贸、金融、物流、地产），显示港府有意培育新的产业领域，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香港产业结构。 四月三日，在经济机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之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正式宣布，香港会重点研究6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以增加香港长远的竞争力。由于这六大产业不涉及香港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商贸、金融、物流、地产），显示港府有意培育新的产业领域，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香港产业结构。 然而，香港这所谓的“六大优势产业”除了医疗服务在全球竞争中稍具优势外，其他几项产业的优势乏善可陈。即使是医疗服务，由于近来医疗事故不断，也有人质疑香港的医疗服务水准。因此，有人质疑，如果这六大产业是香港的优势产业的话，为什么过去十几年未见长远发展？实际上，从香港本身所具有的条件和经济现状来看，这六项产业的确不是什么优势产业，充其量是相对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能否成为香港的优势产业还有待未来的发展来证明。 即使是作为潜力产业，这六大产业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和讨论。例如，医疗保健服务需要优雅的环境与洁净的空气，但是香港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能否吸引游客留在香港进行疗养？又如，香港商界长期以来注重投资短见效快的项目，不愿意搞研发，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如何去发展创新科技？多少年来，香港一直叫喊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支持年轻人投身其中，政府拨出专款进行创意教育、创意业余培训，但培训内容只是一些影像制作、剪辑技巧和平面设计等，实在令人感慨，香港正在发展的所谓创意产业，不过是在为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培养“蓝领”而已，因为有技术而没文化内涵的熏陶与培养，是不可能出现高端文化产业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近年来香港电影工业质量、数量急剧下降，香港影视工作者、设计师等纷纷北上发展，香港文化创意的氛围日渐淡薄，他们推出来的产品如周星驰的《长江七号》，还是所谓的“香港制造”吗？ 困境：两大制度性瓶颈因素 事实上，香港无论是发展这六大潜力产业，还是其他新兴产业，都必须解决两大制度性瓶颈因素： 其一是香港的土地政策。香港的地租昂贵，不但严重影响了香港市民的生活水平（居住面积狭小），也严重阻碍中小企业的扩展，窒息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空间。历史上香港的房地产也曾经为香港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房地产的过度发展（也有人认为是畸形发展）已经绑架了香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使得香港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迟迟不能完成，而同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韩国、新加坡都在八十年代后期即已实现经济转型。 香港的土地批租政策，始于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但这个政策既不是借鉴宗主国英国本土的土地制度，也不是英国其他殖民地的土地政策，而是港英当局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产物，因为香港没有资源，没有大量人口发展经济，只能搞转口贸易，而批租土地成为殖民政府最大最可靠的无本买卖。这也就是，港英政府宁愿在维多利亚港填海、也不愿意开发其他地区的原因所在，因为维多利亚港湾的土地价值最高。即使开发新市镇，但对这些地区也不进行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配套，结果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率高、家庭收入低、家庭矛盾突出等。 遗憾的是，香港回归十几年来，特区政府仍然沿袭这一思路和政策，也延误了香港的发展，耽误了香港发展的时间和机会。近年香港有限度开放了边境地区，但是这与边境地区发展所需要的空间相差太远。而深圳边境地区开发成熟，香港边境地区也完全有潜力成为香港的又一个经济增长极。这一切都有待于香港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 其二是香港的人口政策。土地与人口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但是一如土地政策一样，香港的人口政策非常保守固执。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没有一个长远的人口政策和人才战略，而现在香港面临人口老化、人才吸引力降低、专业人才荒等关系香港长远发展的问题，但港府仅以专才、优才等政策来应付，而这远远不够。而更让人忧心的是，香港社会对外来人口的抵制情绪一直未减，已经失去了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精神所在。 4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陈咏梅对媒体表示，“逾九成通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来港者是普通专业人才。”这个资讯表明，香港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严重缺乏，需要对引进人才的软硬环境进行改善。遗憾的是，香港社会对此的解读恰恰相反，认为要严格审查引进优才的资质。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访问新加坡时表示，香港将更加谨慎审查申请“优才”入境者的资格。4月4日，香港保安局证实，在现时经济不景的情况下，咨询委员会在评审各宗申请时，会审慎考虑，以配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来自香港移民专家的消息称，入境处的申请通过率确实有所下降。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香港经济低迷，香港立法局不断有人提出，限制人才引进，并限制内地在港就读的大学生留港工作。经济危机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是借机引进国际一流人才，香港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还谈什么发展创新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呢？ 香港需要新的土地政策和人口结构规划 事实上，香港本身的人口素质已经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其一是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隐忧。根据联合国规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一成以上时，就进入老龄化社会。香港18个区已有13个进入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人口下降、社会负担加重等问题将日渐突出。其二是香港的人口素质在先进经济体系中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到2006年内，香港1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专上教育（包括大学、大专）的只有20%多一点，而2000年纽约大都市区25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口比例为28.3%；东京、伦敦分别达到31%。就高等教育入学率来看，九十年代韩国、台湾、新加坡分别达到37.7%、28%、26.5%，而香港仅为20%。即使到2002年，香港正规大学的入学率仍只有18%，加上12%的非学位学生（包括职业训练局为主的高中后课程，以及一些大学开设的高级文凭课程），才达到30%。这样的一个大学教育水平，比内地整体情况好不了多少，与北京、上海相比都有差距。 根据香港最新统计的失业率数据，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失业率只有1%多一点，在香港失业大军中远低于其他人群。这表明，香港对高端人口的需求存在，把现阶段香港失业率的上升，动辄归因于外来人才，是非常偏颇的。低端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而高端人口素质提不上去，同时也吸引不到外地优秀人才，因此香港的人口结构已经处于非常尴尬的困境。 金融危机消退后，中国内地经济将迎来又一波发展高潮，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后将甩开香港，上海则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直奔国际金融中心，在这种形势下，香港的土地制度与人口政策对香港经济的制约将越来越明显。香港社会的确到了认真思考自身发展大计的时候了。长远看，香港需要土地和人口规划，需要高屋建瓴的人才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港府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机遇委员会来应付金融危机而已，而是需要若干战略发展委员会，来应对香港长远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2009-05-18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全球金融危机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重大冲击，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全面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的必然趋势。人民币国际化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无庸置疑，而当前恰是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进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较好时机。 全球金融危机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重大冲击，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全面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的必然趋势。人民币国际化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无庸置疑，而当前恰是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进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较好时机。 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金融的高度开放性是该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每一种国际货币无不以其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坚强后盾，以其经济金融的高度开放性为可靠支撑。 二是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的急剧增加。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人民币境外流通问题变得日益重要。人民币境外流通虽然并不等同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但它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有着重要影响：人民币境外流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如果人民币仅在中国范围内流通，就根本谈不上国际化；另一方面，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国际货币。 三是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必然要求。“走出去”已被确定为中国新时期的重要开放战略，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将逐步从过去简单引进外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转向资本输出与产品输出并重的全球战略。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将大大增加境外对人民币的资本需求，也是人民币获得更多国际金融市场份额的契机。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减少汇率风险，有利于促进我国对外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国际金融竞争力，长期以来“中国是贸易大国，货币小国”的状况也将逐渐被改变，全球货币体系的格局将随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改写。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更具紧迫性。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仍在肆虐和蔓延，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以美元为垄断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根源。近年来在“双赤字”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几乎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由此直接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无限放大，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的破裂和危机的发生。 更为严重的是，正当世界各国全力抵御金融危机的时候，美联储根本不顾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责任，肆意利用大规模购入美国国债增加市场美元供应，将导致美元币值不断走弱、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债权国将再次为美国政府的救市买单，中国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受到严重威胁。显然，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而人民币国际化则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认为，正是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坚定了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如果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可为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获得更多话语权，而且还将有利于中国保持内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国内经济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与风险 人民币的国际化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中国既会从中获得收益也要为之承担风险。其收益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多元化、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同时也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第二，防范和降低汇率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后，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被广泛接受，中国企业、投资者和居民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可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其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所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和货币交易成本也随之降低，而这种双重收益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第三，缓解高额外汇储备的压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缓解中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具有一定作用，鼓励人民币流出，既是出于长远的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战略考虑，也是短期内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途径之一，即所谓的“泄洪减压”的方法。另外，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可减少中国对美元等其他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有助于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第四，获得铸币税收入。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以纸币换实际资源，从而可以大大减少中国因使用外币引起的财富流失。 当然，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些必须高度关注并加以防范的风险： 第一，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将会有大量的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通，这就有可能扰乱中国国内货币政策，影响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 第二，增加国内经济金融稳定的难度。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金融市场、经济体系遭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加大。人民币国际化将使中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波及国内，国外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都会通过国际途径传递到国内。特别是如果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出现偏离，或是即期汇率、利率与预期汇率、利率出现偏离，就将给国际游资以投机套利的机会，刺激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 第三，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一方面，由于对境外人民币现金需求和流通的监测更加困难，将会加大中央银行对人民币现金管理的压力；另一方面，伴随着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而出现的非法资金流动不仅会增加反假币、反洗钱的难度，而且将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第四，面临货币逆转的风险。一旦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逆转,就可能动摇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信心,人民币持有者就会在各种国际货币间进行调换,形成对人民币的挤兑和抛售,这种货币的逆转将对中国国内经济产生冲击，而且货币逆转带来的救助货币危机的成本和干预汇率的成本也会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 第五，面临“特里芬难题”。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将承担国际金融稳定的义务，并在必要时充当区域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由此中国将可能面临“特里芬难题”，即在以贸易逆差向储备国提供结算与储备手段的过程中，本币贬值的压力与保持本币币值稳定之间存在的冲突。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通过收支赤字来提供人民币资产以满足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这种状况必然削弱中国国际收支地位；而如果中国存在持续的赤字，就将使持有人民币流动性资产的国家不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

2009-05-05 最近中国社科院公布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其中香港综合排名第一，单项排名中香港的人才竞争力也排名第一。但事实情况可能有争议，香港的金融贸易人才竞争力可能领先北京、上海，但是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呢？如果把香港与新加坡、台北相比，香港在人才政策、大学生比例、整体人才素质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最近中国社科院公布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其中香港综合排名第一，单项排名中香港的人才竞争力也排名第一。但事实情况可能有争议，香港的金融贸易人才竞争力可能领先北京、上海，但是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呢？如果把香港与新加坡、台北相比，香港在人才政策、大学生比例、整体人才素质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香港正面临人才危机，如果广而言之，则将面临严重的人力发展危机，也就是：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来临，新生婴儿不足，影响长远发展，也影响未来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高端人才尤其是科技创业人才不足，影响香港长远竞争力。 人才领域保护主义抬头 然而，在金融海啸引发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香港在用人方面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经济衰退大潮波及各行各业的破产倒闭潮之后，又面临一波裁员减薪潮，香港就业形势严峻。在香港特区政府想方设法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也提出了解决办法，却是从缩减人才供应规模着手。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建议，对于非本地生留港就业计划，他认为应在经济不景时暂停实施，保障本地毕业生饭碗。 李卓人从保护本地就业出发作出建议，为自己的选民说话，但是他的主张是否符合香港的长远利益？短期内又是否能真正缓解香港的就业压力呢？答案是否定的。2005年香港高校招收内地学生1000人，国际交流生约3000人，到今年毕业之际，一部分升读研究生，一部分回乡的话，总数可能不过2000-3000人，减少这两三千人的就业供给对于香港就业形势有多少作用呢？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不少小公司的确是因人设位的，而且往往需要一些有海外或内地背景的毕业生，而且有合适人则要，不合适就不招聘，这些隐性岗位就很难增加香港本地毕业生的就业。 更重要的是，李卓人的建议不但对本地有需要的公司不利，而且对香港长远发展有害。2000年后香港逐步放开内地在港毕业大学生留港工作，给予3个月找工作的期限，近期又延长一年，显示特区政府吸引人才的力度逐步加大。2004年以来，香港高校在内地扩大招生，其中吸引内地生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都曾说明内地生毕业后可以留港工作，而特区政府也的确是这样的政策。如果现在因为暂时的经济困难而改变政策，是不是言而无信呢？ 金融危机可能导致人才危机 遗憾的是，持李卓人这样观点的立法会议员不是少数。同时，李卓人等人还对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提出异议，认为通过内地人才计划来到香港的有好几千人，也足以对香港就业市场造成压力，如果有不少人都是拿一两万元月薪，当然会同香港大学毕业生出现竞争。“计划中大多数申请者的平均薪金约2万元，令人怀疑本地雇主所聘用的是否人才。” 因此，香港对高端人才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如果这种思维主导香港政府政策，那么眼前的金融危机会成为香港长远的人才危机，遗害匪浅。 近年来香港加大吸引内地人才的力度，一方面是弥补本地人才之不足，更重要的是，藉此输入内地青壮年，以应对香港人口老化的危机，因为这些新移民既年轻又有高学历、高素质，同时熟悉内地，对于香港长远发展是一举多得的好事。然而，香港人对境外人才的态度却非常急功近利，功利得让人心寒——经济好时，希望吸引内地人才多来读书、来就业，促进经济更上一层楼；经济一不好，香港人就立马转换态度，实在让人怀疑香港输入人才的诚心。香港人喜欢赌钱赌马、炒股炒楼，对于人才似乎也想投机炒卖——需要的时候就要你，不要的时候就请你走开！呼之即来，喝之即去，这不是尊重人才的态度。 相比之下，新加坡却与香港的做法有云霄之别。新加坡与香港一样面临本地人才不足、人口老化的问题，很早就开始从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吸引人才。在对待境外人才上，两地的社会心态迥然有异。例如，新加坡对旅游观光者，不但是要他们来玩乐消费，而且更希望合资格者能够留下来工作、生活，提高新加坡人的整体素质，为新加坡长远发展作贡献；而香港人也是欢迎外地游客，却总担心人家留下来打黑工，抢了自己的饭碗。 因此，新加坡引进境外人才政策远较香港开放积极，尤其是引进中国学生计划，更显出新加坡用心良苦，不但给赴新读书的中国学生解决学费和生活费，还要求他们毕业后至少留在新加坡工作若干年。香港社会心态则一贯的保守和急功近利。1994年香港刚开始引进内地专才的时候，香港舆论就担心会影响香港大学生的就业，近年来虽然有所改观，加大力度引进内地人才，但是实用主义思维的惯性却使整个社会的保守封闭心态没有根本改变。 新加坡“好才有道” 香港“好财有道” 现在，新加坡也面临与香港一样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可没见到什么新加坡人要减少引进境外人才。相比之下，对于引进人才，是主动出击，积极宣传，而香港则是保守被动，守株待兔，不喜欢的“兔子”还不要；新加坡人才政策长远的战略规划，积极吸纳、储备人才，而香港则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希望人才过来就能产生效益……新加坡对外宣传的口号依旧是“迷人之都，无限机遇”，可谓“好才有道”；而香港的对外宣传语“热情香港，好客之道”显然是为了吸引游客，实际上是“好财之道”。 如果说香港本地大学生抱怨工作机会被摊薄，还可以理解，毕竟涉及到切身利益，但如果香港立法会议员、政府精英也如此认识，而不能正确引导舆论，实在是对香港未来的一大伤害。实际上，香港人才问题的困境不在于引进人才多了，而是少了，尤其是香港对高端人才没有什么吸引力。立法会议员李卓人等人批评，现时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中大多数申请者的平均薪金约2万元，就反映出高端人才吸引不到，当然只有降低门槛。遗憾的是，立法会议员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完全走上一个相反的方向，做出短视、不具建设性的建议。 尽管自08年12月以来，不断有议员质疑引进人才计划，但特区政府还是在1月18日宣布，降低引进优秀人才的准入门槛，这反映特区政府对人才问题尚有准确认识，不随少数议员的短视而盲动。然而，降低门槛之举同样也反映出特区政府引进人才手段捉襟见肘、处境无奈。 实际上，香港的人才危机呼之欲出——一方面是香港吸引不到优秀人才，另一方面香港社会内部不重视引进人才，对境外人才警惕排斥，造成优秀人才更不愿意来港，两方面互相作用，在将来就可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不是香港的人才危机，又是什么？ 几点政策建议 显然，要引进优秀人才，首先要对“人才”的作用和意义有正确的认识。香港社会从普通市民到立法会的精英们，都没有认识到现代社会人才的重要意义，没有意识到人才是城市竞争力中核心的战略资源——优秀人才不同于白菜萝卜，更不能以一种投机股票的心态来高抛低吸的，而需要像新加坡那样依靠诚信、耐心，不断吸引优秀人才前来，依靠市场机制挑选优秀人才；不要总担心外地人才会抢走自己的饭碗，而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与境外人才一争高低（事实上，在香港高校中本地学生与内地学生同台比较，差距已很明显，引进内地人才显然可以发挥“鲶鱼效应”，提高香港本地人才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引进的人才只是来分享机会和资源，而应认识到，他们其实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毕竟引进的是高素质的青壮年人口！ 其次，要提高香港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往，香港的高收入还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现在内地高端人才（金融、IT、生物科技等）在北京、上海、深圳年收入一百万并非罕见，而在香港一百万年薪的生活素质可能远远不如内地的同等收入。唯一有吸引力的是香港特区护照，但是却需要在香港住满七年才能获得，对一个在内地有高收入的人来说，花这个代价获取香港护照，似乎不值得。因此香港不但不应在人才引进方面有保护主义的做法，反而需要增加吸引人才的筹码，比如香港对引进优秀人才可以采取积分制，对于优秀人才、杰出人才，准许他们在香港基本工作3年后就可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同样，对其配偶及子女也应参照处理。 此外，应考虑与深圳等地合作，为高端人才提供优良的生活环境。香港居住空间之逼仄，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因为用香港千尺住宅的价格，可以在内地住上更宽敞的大宅，还有生活方面的其它便利，这些硬件如果不能改善，吸引高端人才的希望很可能落空。但是为保证香港中产利益，香港不可能让房价下降，特区政府也不可能干预市场去为居住者提供住房，解决的办法是在临近的深圳、珠海等地，与当地政府合作，专门为高端人才提供相对廉宜的住所。也就是说，香港要解决引进高端人才问题，还得考虑与珠三角地区充分合作，才能应对日益逼近的人才危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09-04-27 中国在南太的战略基础是国家统一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无意也不可能成为南太的军事霸权。但是，中国威胁论者又认为，中国日渐增长的“软实力”同样可怕。他们警告美国，不要只注意中国的硬实力，更要当心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正迅速崛起。西方观察家们注意到，南太岛国的领导人往往将中国作为上任后出访的第一站，而非象往常那样去澳大利亚、美国或新西兰。就人数而言，中国在南太拥有最庞大的外交使团。 在经济方面，中国给予南太岛国各式各样的援助，成为该地区继澳大利亚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捐助国，捐助金额估计每年在1亿至1.5亿美元之间。另外，中国与14个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外）之间的贸易也从1995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2.29亿美元。 中国在南太的崛起令许多西方观察家不安。澳大利亚一位观察家在2001年警告说：“五到十年之后，我们的近邻效忠的可能并不是我们的盟国。”部分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在南太的长期目标是最终取代美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头等强国。南太作为对美国没有威胁的“美国湖”（American lake）的时代可能不复存在。 西方观察家们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许多南太岛国政府都欢迎中国积极参与该地区的事务。2006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南太时宣布，中国将在3年内向数个太平洋岛国提供价值30亿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用以推动双方企业在资源开发、农林渔业、旅游、轻纺制造业、电信和航空交通等领域的合作。当时的斐济总理莱塞尼亚 ? 恩加拉塞表示，南太地区的外交和政治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迈克儿 ? 索马雷则指出，中国之所以能迅速拉近与南太岛国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中国也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相互学习。” 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大国在南太的争霸不可避免。有西方观察家呼吁，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应对中国的挑战。有人直言，南太可能成为中美间新冷战的温床。更有人认为，中美在南太的争霸战已经打响。该地区有影响力的《岛国商务杂志》（Islands Business Magazine）2007年6月发表的一篇社论说，“自二战以来，太平洋的地缘政治从未象今天这么重要。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向该地区和全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她将稳扎在太平洋。”社论指出，“美国的高级官员遍访南太诸国，并参加了地区论坛。华盛顿将2007年定为‘太平洋年’，还史无前例地将二十位岛国领导人请到华盛顿开会。” 如何评估中国在南太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真的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吗？本文围绕着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意图与影响力就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南太的战略价值与中国的硬实力 中国的大战略 冷战期间，由于面临着西方和苏联的威胁，中国将国家安全定位于传统的军事安全。今天，中国认识到安全是多方面的，中国需要的是“综合安全”。除军事安全外，国家安全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和科技安全等等。中国安全观最根本的变化在于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强大的经济为基础，军事安全是不可持续的。基于这一点，中国于1990年代提出了“综合国力”的概念。提升综合国力成为中国内政外交的一块基石。强调经济安全并非忽视军事安全，毕竟综合国力的提升需要军事安全作最后的保障。 中国的安全意识有别于其它许多国家。中国政府不仅要应对国内外的多种安全挑战，更需处理复杂的台湾问题。 就外部安全而言，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在2020年之前不会与其它大国有全面的军事对抗。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作出了明确判断，21世纪的头二十年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然，这一判断也不时受到挑战，尤其是来自台湾问题和突发事件的挑战。但总体来说，中国政府的判断是正确的。 中国政府更担心的是内部安全，即国内的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前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民众已不再有吸引力，中国经济也已与西方经济接轨，成为市场主导的自由经济。在经济腾飞的同时，中国政府面临着一系列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挑战，如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巨大的失业人口、急速恶化的环境和政府官员的腐化等。而应对国内安全挑战最有效的办法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国内政外交的重中之重。台湾海峡在过去十几年间有过不少惊涛骇浪，如今终归平静。台湾问题的解决需要两岸长期的努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永辉 2009-04-17 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口号就像一个神秘的咒语，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几十年来，从东方到西方，从大国到小国，从民间团体到国际组织，人们一直在不断地呼吁建立各种版本的“国际新秩序”。 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口号就像一个神秘的咒语，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几十年来，从东方到西方，从大国到小国，从民间团体到国际组织，人们一直在不断地呼吁建立各种版本的“国际新秩序”。早在冷战时期，联合国在1974年5月1日的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就曾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呼吁“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与社会制度，在公正合理、主权平等、互相依赖、共同受益与合作的基础上，同心协力，抓紧工作，以建立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进入新世纪，2004年1月1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帝冈举行的新年弥撒上，呼吁建立起一个国际新秩序，以解决世界上的各种冲突，实现世界和平。  事实上，每当国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这一问题就会被再次提起，而眼下正是这样的时刻。随着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度发展，要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 2008年10月15日，即金融风暴爆发后的一个月，欧盟27国峰会在布鲁塞尔开幕。会上，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共同呼吁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同日，东盟秘书长素林博士在接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联合采访时，就即将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评论说，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应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做出贡献。亚洲国家应该参与改革旧的国际秩序，改变旧的国际贸易体系。 随后召开的第七届亚欧峰会和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建立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但都发表声明，决心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评论家认为，这很可能成为迈向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历史性一步，甚至表明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已隐然成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诡异的悖论：一方面，自古以来，秩序一直是政治家与外交家追求的目标，而另一方面，只要有可能，人们又会不失时机地寻求改变原有秩序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前者反映了国际秩序本身的内在要求，后者则反映了国家间实力消长变化及合作与冲突的现实。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背景与条件 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机会之窗似乎正在悄然打开。国际秩序反映的是全球权力的分布，国际经济秩序可以理解为全球经济权力的分布。如果全球权力分布发生变化，那么国际秩序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近十年来，全球力量转移日趋明显并且呈加快之势。西方传统大国相对衰落，新兴大国迅速崛起。西方7国集团的GDP第一次低于全世界的一半。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经济同时出现停滞，特别是作为传统秩序主要创建者和维护者的美国的相对衰落，被认为是秩序转换的风向标。《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撰文指出，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场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动摇世界的根基，导致许多旧体系土崩瓦解，就像我们在1919、1945和1989年所看到的那样。而本次金融危机中最大的变迁或许是美国将在2009年开始衰落。 美国的相对衰落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至危机爆发前，美国占世界GDP总额的份额已经连续7年减少。与此同时，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份额也不断下降。其次，随着新兴国家崛起成为可以与美国实力抗衡的力量，单极秩序政治日渐式微，地缘政治趋于混乱，美国的战略自由空间日益受到挤压。第三，在软实力方面，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开始受到质疑，此外，由于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对外政策的失败，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全球影响显著下降。这对世界格局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Roger C. Altman）在提前出版的《外交》双月刊2009年1-2月号上发表了题为《2008年的大崩溃——西方的地缘政治挫折》的文章，作者指出，从中期来看，华盛顿和欧洲政府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经济信誉。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许多国家面临历史性的大转弯，即将进入国家作用增强，私营部门作用减弱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乃至美式民主的魅力不断减弱。2008年的大崩溃让全世界脱离单极体系。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提出，“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美国单极化时代即将结束，国际社会如今已开始明显地向多极化结构转变。美欧中俄印都在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世界正在进入在各种领域争夺主导权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往那种各国服从 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或者国际社会服从于国际组织决定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与此同时，新兴大国的实力和影响日益增强。所谓“金砖四国”，“展望五国”，“新钻十一国”等新兴大国如此集中和大面积地崛起，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作为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是这一现象的突出代表。至2008年，中国的GDP已超过德国而居世界第三位，在全球经济进入衰退的2008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了20%。在这一年中，中国成功地举办了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因此，有评论家将这一年称为“中国元年”。今年1月27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表的《2009年全球军力对比报告》又提出，“2009年将是中国军事力量走向世界的元年。” 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对西方体系和传统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正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负责人马克?莱昂纳德说：“在新千年之交的某一个不确定的时刻，我记得我曾经注意到——几乎是在突然之间——几乎每一个全球性问题都被赋予了一个中国视角：从非洲发展到联合国改革，从多哈全球贸易谈判到伊朗的核项目，从达尔富尔的种族屠杀到委内瑞拉的石油价格。” 此外，作为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的崛起，以及作为世界最大国家和最大资源大国及第二军事大国俄罗斯的复兴，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和影响都不可小视。近年来，印度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其大国形象日益丰满，而核供应国集团批准美印核协议，承认了印度的核大国身份，则似乎是对印度大国身份的正式加冕。于是，2008年4月，英国首相布朗呼吁在印度加入八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情况下实施“全球新政”。...

2009-04-07 在全球金融危机日益冲击香港经济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在香港特首不久前进京述职时推出十四条支持香港经济的重大措施，包括：允许合资格的企业在香港以人民币进行贸易支付；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有需要时为香港提供资金支持；支持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前两条对于香港来说意义重大，将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乃至人民币离岸中心，并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自由兑换探索路径。这对香港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建设全球性的金融枢纽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但如把握不当，却有可能坐失良机。   在全球金融危机日益冲击香港经济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在香港特首不久前进京述职时推出十四条支持香港经济的重大措施，包括：允许合资格的企业在香港以人民币进行贸易支付；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有需要时为香港提供资金支持；支持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前两条对于香港来说意义重大，将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乃至人民币离岸中心，并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自由兑换探索路径。这对香港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建设全球性的金融枢纽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但如把握不当，却有可能坐失良机。 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中央决策部门早已进行研究和部署，而且近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加快了步伐，与俄罗斯、蒙古、越南、缅甸等周边八国签订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与韩国等地进行双边货币互换。人民币周边化、国际化进程加快，也标志着人民币离国际货币地位越来越近。 首先成为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 而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香港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其他地区相比，合资格企业被允许在香港以人民币进行贸易支付的措施，显然是明确了香港发展人民币结算中心的方向。在发展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上，香港和上海都是最可能备选城市。而上海对这个目标早有动作，近期由上海市金融办、上海市金融工委牵头，央行上海总部一并参与的一项“试点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课题研究已基本成型。虽然现在香港率先允许进行相关试点，却不排除上海在将来也会获得许可。上海和香港，谁能在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基础上，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储备货币，最终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谁就将在未来中国的全球金融战略中占有主导地位，也就更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简言之就是全球金融枢纽，一般认为纽约、伦敦当之无愧，而东京勉强可称，其他城市如芝加哥、法兰克福、巴黎、苏黎世、新加坡、香港等则可看作是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在大中华区内出现一个全球性金融枢纽是可以期待的，这也是中国作为影响世界的经济、政治大国的需要。伦敦是以英镑作为支撑的全球金融枢纽，纽约则以美元为后盾，未来香港似乎可以人民币作为依靠成为全球金融枢纽。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给香港带来的不仅是“危”，而且有“机”，至少让中央有意加快人民币业务在香港发展。因此，扩大人民币业务不应只是应对金融危机、纾缓眼前的金融业困境的一种策略，而应上升成为香港建设全球金融枢纽的重大战略。 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先行探索 尽管有关的措施只允许香港合资格企业进行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但由于涉及人民币贸易项目的自由化，在某种程度等于变相为内地资本项目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有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先行探索的意味。这意味着香港已经进入了中国改革战略的核心层面，因此对香港、对中国整体都意义重大。对于香港如何巩固金融中心地位，学界对此已经有很多探讨，而我认为香港要成为全球金融枢纽，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它与所倚靠的人民币经济体系的沟通协调机制，而这恰恰是香港的软肋： 首先是香港人民币数量规模实在太小。香港的人民币业务发展十分缓慢，规模也非常小，目前只有700亿元左右。这显然不足以支持人民币贸易结算的需要，因此这次香港与内地又有人民币互换协议。可见，如果香港要成为日后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那就需要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前，借助“一国两制”和“近水楼台”的优势，尽快建立并完善境外人民币清算体系及法规、架构，并形成市场规模，那么在人民币可兑换之后，香港就可以执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之牛耳。 其次是香港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信息劣势。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尽可能的接近信息源，但香港和上海与人民币的决策信息中心（北京）都距离甚远。事实上，在港英时代，香港重大财经决策都来自英国，香港经济的繁荣对英镑起到相当大的支持作用。香港回归后，财经政策悉由特区政府自行决定，体现了“港人治港”，但两地之间的沟通机制似乎未能完善。如果香港要在未来中国金融战略格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障碍就必须解决。 此外，在人民币经济体系中，香港还有一个信息劣势就是，虽然与内地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香港的金融业与内地市场的沟通却不那么直接，交易成本也高。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决策信息上，香港与内地是分属境外和境内两个系统，北京央行制定的金融政策在内地金融部门可以系统地传达，但香港这边未必能完整把握有关政策的影响。如果香港未来是以人民币作为倚靠的全球金融枢纽，那么信息劣势无疑是其最大的软肋。 完善与央行金融沟通机制 另一个问题是香港与内地之间潜在的互不信任心态，使得一些问题变得很微妙。香港从官方到民间，始终有人担心北京对香港关心过多会冲击“一国两制”，从而使“港人治港”变味，以至于中央在香港财经问题上只给予支持，而不便提供建议。而中央对香港的疑虑还包括香港目前的金融部门主要以外资为主，决策者中不少是外籍人士，金融大行也主要是跨国大机构，他们对香港的金融决策和政策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甚至起着主导作用。当然，外籍越多，越能彰显香港的国际化，但是中央对未来的考虑应该非常审慎，这种心态反映在决策上自然就有所保留，比如支持香港的同时，逐步也让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基础，让时间和市场自然选择，也许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是一件好事。 目前，香港在发行人民币债券业务上，其实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以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在香港、深圳间试点应该更有条件，毕竟在2004年2月香港中行与深圳人民银行之间已经签订了人民币在港清算协议，建立了初步的人民币结算制度。再如，深圳“地下金融”泛滥，表明这里的确存在着大量的资金往来需要，这更需要香港与深圳之间建立一个疏通人民币的渠道。凡此种种，都说明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实际上是落后于实际的经济发展需要。 为了更好取得中央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持，香港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理论上提出如何以香港为支点，引领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大论述，但这个论述不能是空洞的口号，不仅要让北京信服，而且更要成为香港上上下下的共识；二是在发展模式上探寻一个让中央放心的制度性保障。这样的保障模式就是香港必须倚靠深圳的力量，构成北京—深圳—香港的“金三角”来共同达成。 倚靠深圳桥梁作用加快两地金融合作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把深圳看成是自己发展金融业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不然。香港与深圳在金融业上事实上更具互补性，深圳在金融业与香港竞争的地方可能不到五分之一，根本不会影响到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因此，深港两地金融业应加快合作，否则两地的金融优势都可能丧失。现在，香港在扩大人民币业务发展上，更需要获得深圳的支持与合作。 深圳人民币规模庞大，且深港之间的金融地下通道惊人，深圳几乎就是中国的“地下金融之都”。如何把这部分资金招安疏导，无疑需要深港两地的深度合作，从而为香港人民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强大支持。在挺港十四条措施出台之前，国务院还通过了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同意珠三角地区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深圳或广州极有可能率先进行，相信这将有助于降低香港的人民币贸易结算汇率风险。 针对信息劣势，香港应支持深圳提升在国内的金融地位，包括进行一些金融业务试点，把一些金融决策、监管权利下放，甚至提升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的级别，或者类似央行在上海所设的总部，或者是央行在深圳的特派机构，便于与香港金管局直接沟通。显然，打造深圳在金融领域的特殊地位，成为香港与中央沟通的桥梁，但又在境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香港的信息劣势，并可成为香港新的金融优势。与此同时，利用深圳这个“金融特区”，中央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更容易掌握第一手信息并适时决策，包括对地下金融的掌控、香港人民币结算试点效果等。因此，深圳对于中央和香港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桥梁，并将在未来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2009-04-07 2009年，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澳门经济发展又走到十字路口上，面临着继续一元化经济，还是适度多元发展。两条道路都能从经济发展战略学说和经济发展成功案例中找到支持。   2009年，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澳门经济发展又走到十字路口上，面临着继续一元化经济，还是适度多元发展。两条道路都能从经济发展战略学说和经济发展成功案例中找到支持。 澳门建埠近500年来，博彩业从禁止到专营再到开放，经历了160多年的时间。博彩业“一枝独大”，“一枝独秀”，是澳门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独具澳门特色的竞争优势，必须保持和发展。这种靠一元经济立足和发展的典型还有芬兰的手机业、瑞士的钟表业和瑞典的林木产品等。 但在一元经济主导下，居安思危，不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分散投资，风险控制，加以政府的宏观调控，选择或培植经济发展路向，引导经济的多元发展，类似这样的主张，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似乎又占了上风。 因此，摆在澳门经济发展决策者面前的选择，是继续一元发展的思维，或是走多元发展的道路？ 如果继续一元发展的思维，谁能保证博彩业“一枝”永远“独秀”；万一发生危机，澳门经济何去何从。况且台湾、新加坡等周边地区的开赌，威胁已经逼近。 如果选择多元发展，谁又能保证一定成功。在此之前的百来年里，多少产业和行业在澳门大起大落，浮浮沉沉，只有博彩业存活下来并“一枝独大”。因此，有人认为多元发展谈易行难。 一、对适度多元化的理解 好在澳门人以不变应万变，看到了危机，提出了充满智慧的“适度多元化”。就象当年为了不与国家宪法条款冲突，在澳门基本法中用了“旅游娱乐业”的说法替代淡化了博彩业的敏感，用旅游和娱乐掩护赌博的实质，最终从法律上保证了博彩业在澳门回归祖国后“赌照开”，而且“五十年不变”。 而现在，经济发展“适度多元化”，经由澳门特首在施政报告中正式提出，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认可，从而形成了澳门经济发展路向的共识。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和诠释“适度多元化”，选择和培植的“元”是什么行业？以一般的理解，适度多元化，肯定不是一元化，也不是多元化。中文中的“多”，一般以三为多。适度多元化可理解为多过一元化，少于三元化，应是二元化，即二元经济结构。在博彩业旁培植另一产业，共同支撑起澳门经济。一旦博彩业不济，也能使澳门经济不至坍塌。 然而，在博彩业旁培植另一产业，至少要具备的条件是：新兴产业，具有澳门特色和优势，不违背国家最近出台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与香港和广东的经济发展相配合或互补，不进行激烈的资源竞争。 纵观澳门经济发展的百年历史，环顾世界经济和大中华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前瞻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短时间内拟以首先振兴旅游业才可以担负澳门经济发展“适度多元化”大任。 二、建议首先振兴澳门旅游业 进入21世纪后，香港在上世纪60-7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支柱，所剩无几：制造业移进广东，集装箱和航运业让位给新加坡，许多支柱行业式微，仅剩金融服务业还有较强的竞争力。内地游客的自由行，为香港旅游业注入天水，为香港各行各业带来生机。 （一）香港创造旅游品牌的经验值得借鉴 香港是旅游资源匮乏之地，既无悠久的人文景观，也无绚丽的自然景观，但香港的旅游业者通过颇有创意的旅游推广，创造出香港的旅游品牌。让游客在购物、饮食和文化等旅游项目中领略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与其它地方的不同。 从国际旅游的角度看，到亚洲不到香港似乎是遗憾。从中国内地出境出国旅游的角度看，首选到香港或经过香港。每个历史时期，香港都有吸引游客的地方。香港是购物天堂，时装、化妆品、金银首饰、名表、药品等，是内地游客的挚爱。海洋公园、迪斯尼乐园，是内地小朋友梦寐以求的地方。 由于香港成功的旅游推广和推销，并建立有监管功能的旅游议会制度，维护旅游市场秩序，打击害群之马，访港游客有增无减，2006年访港旅客2,525万人，较2005年增长8.1%，入境旅游收益达到1,173亿港元。2007年访港游客2,800万人，总消费1,400亿元，人均消费约5,000港元。2008年又有2,900万人到访香港。旅游业成为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二）澳门旅游发展的潜力 长期以来，澳门人用旅游娱乐业代替和包装博彩业也产生了副作用，这就是养大了博彩业，忽略和牺牲了旅游业。导致博彩业欣欣向荣，旅游业萎靡不振。 在声誉上，旅游业被污名化。从传统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上看，到澳门旅游就是去赌博，把旅游等同于赌博；不赌博就不会去澳门，成为一般人的思维定势；反对赌博就要反对去澳门，成为反赌博者的一致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