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冯木清 2010-01-21 香港影坛近年有两部电影隐含政治寓意。一是《新警察故事》，寓言香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以新思维破解；而十二月中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和深圳同时上演的《十月围城》则堪称是一部政治动员电影。尽管影片进行了高度的商业化包装，但是其政治寓意仍是非常清晰的。影片暗示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将有一天会总爆发，值得北京深思与重视。   香港影坛近年有两部电影隐含政治寓意。一是《新警察故事》，寓言香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以新思维破解；而十二月中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和深圳同时上演的《十月围城》则堪称是一部政治动员电影。尽管影片进行了高度的商业化包装，但是其政治寓意仍是非常清晰的。影片暗示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将有一天会总爆发，值得北京深思与重视。 以文艺作品的形式传递政治信息，历史上并不罕见，也为中国内地政坛人所共知，毛泽东就亲自批判过《海瑞罢官》和《刘志丹传》，尤其对于后者，毛泽东曾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十月围城》讲的是孙中山当年以香港为背景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片断，如果单从历史角度来看，显得有点牵强，但正因如此，才不难理解影片其实另有所图。而且影片一开始，刻意安排张学友扮演的教授以香港“结志街”为背景宣扬民主，却遭朝廷杀手暗杀。以此拉开电影的序幕，其寓意非常鲜明。 影片以孙中山来香港开会，与内地代表商议举事，被清廷获悉后派杀手来暗杀他作为开始。但事实上，影片中孙中山并无正面戏份，导演刻意将他符号化，成为“民主”的象征，然后讲述香港各阶层人士为了保护这个象征，与朝廷派到香港的杀手展开生死之战，他们前仆后继，奋不顾身，为了这个目标，大部分人都牺牲了。这当中有民主的忠实信徒，有平时浑浑噩噩的升斗市民，有本来不愿意出面支持的商贾，有原本的朝廷内应，也有表面上打压民主力量而暗里支持的建制内当权人物（也可以理解为国际力量）。这令人联想到当今香港的民主化运动，目前表面看来，只有为数不多的所谓民主派信徒在呐喊，但是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一旦被点燃，便会演变成一场有各阶层人士参与的轰轰烈烈运动，而且那些平时看来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升斗市民，一旦坚定信念，明确目标，他们将不惜代价，去争取其心目中的民主，二OO三年的五十万人大游行已是一个例证。而影片似乎暗示，香港人今后可能会不惜更大的代价作出抗争。 这部电影的面世，在日渐肤浅的香港电影圈，是非常罕见的。我们不知香港的泛民主派和北京是否已经洞察这部电影所透露出的政治信息，但其实影片对两大阵营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对民主派而言，这部电影比任何的民主动员都更有感染力，民主派可以借助它激发一般市民对民主、民权理念的追求；而对于北京来说，影片暗示的问题则更值得决策者深思：北京在香港的统战工作好像已做得非常之好，表面看来，亦化解了港人对中央的抗拒情绪，但这依然是表面的现象而不是实质，矛盾虽被暂时化解，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弥。影片好像要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北京必须告诉香港人一个清晰且并不遥远的民主线路图，回答香港人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当家作主”，香港的内部事务、由香港纯粹的民意来决定。对此，《十月围城》在影片序幕中就已经表达：民主就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人民共同管理“国家”的事务。 这便是电影在商业大片的掩护下，所要表达的理念，必须引起中央的注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邱震海 2010-01-12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尤其是从去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所谓G2，亦即中美共管世界格局的声音，在世界舆论中开始不断上升。虽然中国高层和舆论对此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高度的警惕，但着眼于当今国际格局，即便没有G2概念的产生，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乎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尤其是从去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所谓G2，亦即中美共管世界格局的声音，在世界舆论中开始不断上升。虽然中国高层和舆论对此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高度的警惕，但着眼于当今国际格局，即便没有G2概念的产生，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乎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这一点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亚洲地区范围内，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中美两极格局对华不利 从中美双边关系来看，双方在经贸和军力领域里既磨合又潜在竞争的态势也日益明显；美国出于各种心态，其对华的防范、警惕和遏制心理日益强化；从中国来说，各种有意无意挑战美国的心理和动作也时有所见。 从总体上说，中美之间在双边关系和全球格局中的这一态势，一方面折射了随着中国崛起，两国关系的态势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但另一方面，这种过早形成的两极格局，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从策略层面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不利的。 虽然从长期看，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趋势，但在中短期的策略层面而言，人们还是需要做一些必要的战略思考；其间最主要的是，中国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用通俗的话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和稀泥”策略。 这里需要理清的概念是，所谓的“和稀泥”策略，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在国际问题上不予表态，或是充当“老好人”，而是指中国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尽力稀释因中美两极过早成型而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 因中美两极过早成型而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但会带来美国对中国的过早的战略敌意，而且也会带来其他国家因对中国实力增强产生担忧，而在战略上过早站在美国一边，或至少在对华战略上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和协调，同时也容易过早给中国在国际责任方面的压力。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上述三种情况都已在中国面临的外交氛围中有所出现，有的甚至还相当明显。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格局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终将影响乃至改变世界格局，其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但另一方面，中国近年由于自身定位和策略的某些偏差，也在一定上促成乃至加速了上述格局的形成，其间就包括中国有意无意间将本来“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中无”的中国高速发展现象，用“和平崛起”这一语言概念予以固定化和清晰化，同时也包括中国民间除策略层面外，在心理层面对这一格局成型的陶醉。这种陶醉自然有过去数百年历史悲情的基础，但着眼于未来中国的长远发展，无论在战略还是民族文化心理成熟的层面，都是相当不明智甚至是相当危险的。 要改变或至少缓解这一现象，中国在战略层面上，有必要善用多极资源来舒缓面临的战略压力。这种善用多极资源，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合纵连横，而是将之前“一超多强”中的各个“强国”，有机揉合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对美战略之中。 这些多极资源，既包括欧洲、日本，也包括印度和俄罗斯。但从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程度来看，欧洲对中国显然属于全球层面的重要关系，而日本对中国则属于地区层面的重要关系。但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其对中国善用多极资源舒缓战略压力的作用却是一样的。 准确研判中欧意识形态分歧 无论从国际现有格局还是其未来的走向而言，美中欧三足鼎立将是一个逐渐显现的趋势。因此，在中美之外，如何更多研习欧洲，善用欧洲的一极，就显得极为重要。 当然，最近几年，中国与欧洲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冲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些冲突主要基于以下几个背景：一、中国崛起给全体西方世界带来的深刻冲击和影响：由于西方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尤其是支撑这一走向的政治体制感到不确定性，因此才有了在价值观上与中国的磨合乃至冲突；二、中欧关系的微妙变化：在冷战后美中欧三角关系中，中欧关系原本是一组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但近年随着欧洲领导人的更迭，尤其是欧洲对华整体情绪的改变，中欧关系越来越变得不确定起来；一个较实用主义的美国更注重意识形态的欧洲，在其对华情绪整体发生改变的基础上，对中国而言未来到底是伙伴还是潜在对手，这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回答清楚的问题，而将在未来的中欧磨合和探索中逐渐清晰化。 以去年发生的西藏风波为例， 从表面上看，此次西藏风波发生后，蔓延在西方媒体上的是一片对中国政府的指责之声，其中甚至包括西方相当有影响力的媒体；一些欧洲媒体在伊拉克战争五周年之际，对美国的错误进行非常富有深度和哲理的反思，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却显示出其简单化的一面。 其间的原因，主要是在西方社会，尤其是一些以知识阶层对主要对象的媒体，长期来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同时夹杂着对东方事物的不甚明了，再加上西方几百年来积淀起来的种族主义傲慢情绪。这里有几个层面的问题需要理清：一、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其以对政府不信任为基本特征的批判主义特征；二、在数百年东西方秩序的倾斜过程中，形成了所谓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包括自由、人权、公民自决等），而这些主流价值观孤立地看，恰好又被包括冷战在内的历史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于是就更增加了西方知识界的底气；三、数百年现代化的发展和东西方秩序的倾斜，导致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知识界一方面对西藏和非洲有着猎奇般的文化热衷乃至狂热，另一方面却又对西藏和非洲的现实缺乏足够的了解乃至兴趣，因此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又与其种族主义的傲慢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西藏问题上，只要一发生问题，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的第一反应就是指责中国政府，即便风波是骚乱参与者首先采用暴力措施，即便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政府同样会采取严厉的行动。同时，即便在文化认同和尊重的问题上，西方媒体长期来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基本上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 中欧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 由于欧洲特有的文化背景、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中欧之间从表面上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冲突甚至超过与美国的冲突，但从本质上看，中欧之间却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这主要是基于对中欧双方不同国家定位的研判。对欧洲来说，大国与大国角逐时代早已过去。欧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逐渐开始融合，及至冷战之后再度转型。到了今天，欧盟及其成员国虽然已不可能而且也无意返回大国角逐的时代，同时未来的欧洲就其政治影响力而言，与中国和美国将不在同一层面之上。但欧洲由于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文明程度，同时欧洲经济和政治整合而导致的“欧洲合众国”现象，决定了未来的欧洲将继续以其二流的政治实力，继续发挥世界一极的重要作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启正 2010-01-12 今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在此时机认真地回顾了这段历史，要总结经验和面对存在的困难，以求继续保持并改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今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在此时机认真地回顾了这段历史，要总结经验和面对存在的困难，以求继续保持并改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也对中国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这30年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最初是中国问题专家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 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 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此后有许多评论把“北京共识”称为“中国模式”，进而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定义和评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和专著。这些作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并不相同，由此提出评论也相差甚大，许多相当客观，其中也有颇为“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威胁论”论调，提出警惕“中国模式”的输出。其实，“北京共识”一词不是北京提出的，“中国模式”一词也不是中国提出的。 因为 “模式”一词有示范（pattern）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意，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就得十分小心。其实，我更倾向于“中国模式”其实是指“中国案例”的意思。今天所说的“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应该是概括了中国60年以来，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30年以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政策、实践、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要强调的是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 我认为“中国模式”最简单的描述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它至少包括这些内容： 1、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2、 坚持结合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市场经济和进行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 3、 高效率的政府，高度负责地管理国内事务和恰当的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4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逐步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遵循国际规则。 有西方的评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时英国是海上霸主；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军事和经济霸主。而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这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像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从中国以“和谐”为核心的文化，从中国促进世界和谐的政策，以及从中国国力和民心看，在21世纪出现“中国霸权”只是一种想象，而绝非可能发生的事实。从世界发展的多极化方向看，也不存在产生新的霸权国家的环境。...

天大研究院 方文权 2009-12-03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新加坡会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时，再次表达了对香港发展问题的关心，希望香港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事实上，支持香港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中央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胡锦涛主席每次会见曾荫权特首，香港经济发展问题都是谈话重点。2007年，他告诉曾荫权特首要“重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2008年，他则向曾荫权特首表示，金融海啸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央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成为香港的坚强后盾。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新加坡会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时，再次表达了对香港发展问题的关心，希望香港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事实上，支持香港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中央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胡锦涛主席每次会见曾荫权特首，香港经济发展问题都是谈话重点。2007年，他告诉曾荫权特首要“重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2008年，他则向曾荫权特首表示，金融海啸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央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成为香港的坚强后盾。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是推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但香港必须要有新思维，要更加积极主动寻找经济发展的新路向，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在未来新一波包括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科技革命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为自身找到新的定位，并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今天，在经受了世界性金融海啸的巨大冲击之后，香港经济正逐步改善，迈向复苏，股市楼市开始活跃，出口下跌收窄，失业率回落。而在这重要的经济发展转折点，香港各阶层更应达致高度共识，群策群力发展经济。曾荫权特首今年的施政报告，以“经济优先”为主题，全面阐述了特区政府应对挑战、发展经济的战略与举措。这里，我谨就此提出三点思考。 一、注重凸显作为香港经济传统支柱和重要命脉的金融功能。因此，配合国家的整体发展需要，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在百年竞争的历史中形成的。与上海相比，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时效、规管、法制、人才、资讯和资金、开放度和国际化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此外，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对金融服务和金融保障的需求，中国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快速提高，在全球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应对全球化激烈竞争的需要，以及世界金融海啸之后，国际金融秩序调整所产生的历史机遇，所有这些都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国家必须尽快支持、培育一个真正能比肩伦敦和纽约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应该勇挑这个重担。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满怀信心、更加主动积极争取国家的理解与支持，率先把香港建设成为一个代表二十一世纪中国实力与未来发展趋势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为国家参与并赢得全球竞争服务，并为国家发展提供全面和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香港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大中华强大的产业基础作为后盾，又处在东南亚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圈的中心，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而且经过百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建立了完善的金融体系。因此，香港成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不但可能，而且可以、可行。 当然，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单靠香港一个金融中心是远远不够的。从现实和未来发展需要考虑，国家同时还应该建设上海、京津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东北、西北和西南区域金融中心，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金融网络。 二、注重开发香港作为集聚总部经济和各种创业专才的沃土效应。不少世界级企业的区域总部和华资大财团的全球总部，就是扎根在这片土地而兴旺发达；不少勤奋智慧的创业者，也是扎根这片土地而茁壮成长。因此，总部经济应该成为香港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增长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孕育造就了一大批在各行各业卓有建树的企业家和企业集团。特区政府可以考虑组织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吸引更多的、有一定规模的内地企业到香港设立区域总部或国际总部，充分利用香港良好的软硬环境，共图发展。 特区政府强调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和文化及创意产业，这或许可以成为香港经济发展另一个新的增长点。特区政府应高度关注学习、工作、生活在世界各地和祖国内地那些有一技之长或把握重要创新技术的华人知识精英，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吸引他们到香港创业。 三、注重粤港合作，打造深圳前海新区产业和人才高地。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参与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服务产业区的规划与发展，这对于香港能否在未来大珠三角的高速发展中，甚至在中国内地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占据有利位置，并摘取有关产业链的高端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更与香港能否最终成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息息相关。 因此，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开发，不但是粤港合作问题，更关系到香港与内地产业整合问题。从粤港合作的角度，这一合作显然是一块新的试验田，可以为深化两地合作探索出新方向和新路径，将粤港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不但符合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而且可以将其作为广东省汪洋书记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要举措。 从宏观角度看，粤港共同开发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意义重大，不但可以进一步深化经济特区概念，而且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又一重要实践，他当年曾经说过可以“再造几个香港”，那么，就把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当作一个尝试。“再造几个香港”的概念当然包括引进香港先进的规管制度，这或是未来港深一体化的开始，香港可以大有作为。 事实上，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的开发，无论对于香港，或是深圳和广东，都是一个多赢的结果。比如深圳，可以在目前高新科技和资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借助香港的金融服务业优势，提升其金融服务层次，并与香港联手成为类似美国大纽约区（Greater Metropolitan area 或 Tri-State...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吉 2009-11-23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已在纪念大会上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历史画了一个句号，又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09年以后的三十年，将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请允许我作如下预测。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已在纪念大会上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历史画了一个句号，又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09年以后的三十年，将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请允许我作如下预测。 一、 第一种情况：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这就要做五件大事： 1．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在国有企业、金融资本、社会保障和宏观调控四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在这些改革中，认真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它们失败的教训，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努力结合中国国情（自然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诸如经济增长方式等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2． 加速完成工业化，赶上科业化。 工业化最本质的标志是农民阶级的消亡。当今美国农业人口只有2%，西欧约3%，日本也在5%以下。而且这些农业人口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小生产农民，而是农艺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农业工人(或农场主)。资本主义是通过残酷的方式（例如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美国解放黑奴农民打了一场战争）消灭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渐进有序的方式实现农民阶级消亡（例如农民进城当工人或其它职业，以及农民后代接受现代教育成为知识分子）。靠国家扶贫支农，即支持小农经济是永远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三农问题”唯一地只能以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阶级消亡来实现。另方面，农民进城，源源不断提供了廉价自由劳动力，这正是工业化必须的条件。特别今日经济全球化下它是后发工业化竞争力所在，更应如此。这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工业社会发展实践证明了的共同规律。   什么是科业化？21世纪中叶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开始了科业革命和科业化的历史进程。科业化宣告几百年工业社会已经走到自己尽头，代之以全新的科业社会。科业社会是以知识分子脑力劳动为主体、以生产知识和信息的科学研究业（简称科业）成为社会主导产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全新社会。在美欧先进发达国家已经正在进行着这样一场科业革命，中国应该及时赶上，采取一切切实有效的措施，把教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真正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 3． 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分配 代替小农经济小生产要求的“平均主义”分配、资本主义放任自由竞争的“两极分化”分配，将是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  “各尽所能”就必须经济可持续高涨与人的解放和自由流动。前者保证人们充分就业，后者保证人人通过社会实践确立最能充分展现自己才能的岗位。“各取所值”才能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展现才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社会财富的最佳效率。人的天赋才能有大有小，通过平等权利的教育和工作实践，展现的才能仍然有大有小，有天才也有弱智，大多数居中，是按正态曲线分布的。因此，按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的结果，人们的收入也是按正态曲线分布，既有相当的差距，又是中等收入居多，即所谓“橄榄型”分配。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主体。这是高效率与高公平的完美统一，从而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社会持续和谐稳定，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因此，评判社会主义建设好坏成败，贫富差距已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才是关键的。如果中等收入阶层达到60-80%，乃至更高，社会主义就一定公平而且高效，一定持续繁荣和稳定了。   因此，党和国家今后三十年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应以造就和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为准绳。决策应认真倾听中等收入阶层的呼声，充分反映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而不应无意或有意地损害它。 4． 实行从中央集权郡县制向行政功能分工协同制转变 秦始皇鉴于中国古代分封制长期内乱和亡国的教训，创建中央集权郡县制，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央集权郡县制与小生产的农业经济相适应: 保证了中国高度分散的小生产社会和国家的完整统一与持续和平，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举世无双的完美强大。中央集权郡县制也与小农经济生产力发展缓慢、郡县行政事务简单（收税和处理刑事纠纷）相适应，从而几千年虽然有改朝换代的代价，但制度一直相当稳定。时至今日中国，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实质讲基本上仍是中央集权郡县制。它曾经是计划经济体制有效的政治保障。它本质上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对立的。特别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规模与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央集权郡县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必将发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羁绊。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行政体制要实行根本改革。与社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体制是“行政功能分工协同制”，其要点如下： （1） 政企分开，政府不管微观经济，不管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在遵守市场经济法律的前提下在统一市场中自由驰骋。技术开发是市场竞争的关键，自是企业的主要活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09-11-02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的选举9月20日举行，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本届产生的立法议员为29人，其中7人由行政长官委任，10人经间接选举选出，而12人则透过直接选举选出。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的选举9月20日举行，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本届产生的立法议员为29人，其中7人由行政长官委任，10人经间接选举选出，而12人则透过直接选举选出。 澳门立法会选举的历史背景 相较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来说，澳门是中国领土上最早出现西方民选议会的地方，四百三十年前的一五八○年，澳门便已出现一个由全体葡籍居民选出的“市政议会” （市政厅Leal Senado da Camara），在中国地方官员（香山县丞、广东巡抚）的宽松管理下，在澳门内部实行“高度自治”，重大事务需要中国政府批准的，则由一位“市政议员”（Vereador，中国官书称之为“委黎多”或“署理濠镜澳大西洋理事官”）与中国官府交涉。 这种“中国主权、葡国管理”的统治方式，被历史学家称之“澳门模式”（Macau Formula）。 一八二二年之后，“市政议会”的立法权力逐渐被葡萄牙皇帝直接派遣的澳门总督及其咨询机构“立法会”所蚕食和取代。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一群葡国年轻军官组成的革命组织“武装部队运动”(Armed Force Movement)，在数小时内发动了一次不流血政变，推翻了由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沙总统(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所建立，并由卡丹奴总统(Marcello Caetano)所继承的独裁政权。这场民主革命被称为“石竹花革命”。 “石竹花革命”后，葡萄牙积极推行“非殖民化”政策，让所有前葡国殖民地（包括安哥拉、莫三鼻给、圣多美及普林西比、佛得角群岛、澳门、东帝汶）次第独立。但是，由于澳门的情势特殊，只是“葡萄牙（暂时）管理的（中国）领土”，在中国政府婉拒葡萄牙马上交还澳门之后，葡萄牙里斯本当局便在一九七六年制订，一九八二年修改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四款规定：“在葡萄牙管治之下的澳门地区，由一适合其特别情况的组织章程所管治。”(O territor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