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10-05-18 2007年，学术生涯横跨英美的牛津及哈佛学者佛格森（Niall Ferguson）及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率先提出“中美国”（Chimerica）这个概念后，无论同意或反对，“中美国”这种提法显然已受到人们相当的注意。   ——当前中美关系的严峻挑战 2007年，学术生涯横跨英美的牛津及哈佛学者佛格森（Niall Ferguson）及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率先提出“中美国”（Chimerica）这个概念后，无论同意或反对，“中美国”这种提法显然已受到人们相当的注意。 一个人会设定出一个概念，当然并非凭空的遐想，而是有他的理据甚至别有怀抱，它会显露在它文章的文本间。由佛格森2008年所著的《货币崛起》以及延续他的逻辑，由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于2009年所出版的《超融合》，我们已能体会到，他们之所以提出“中美国”这种说法，其实是寓有“借古鉴今”的用意，那就是昔有英德，今日的中美会不会步向它的“后尘”？佛格森指出：一百年前在第一次全球化的时代里，许多投资人也认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和欧陆最蓬勃的工业经济体之间有着类似的共生关系，那个经济体是德国。当年也跟今天的情形一样，共生与对立只有一线之隔。他指出，百年前人们不认为英德会起冲突，直到冲突出现，人们才发现许多显而易见的因素都被故意忽略了。而今天中美关系会不会恶化到引发全球化的瓦解呢？看似不可能，但却不能掉以轻心。他甚至指出，“中美国”这个字与希腊神话里狮羊龙“三不像怪兽”（Chimaera）相似，一不小心即会这个变成那个。例如美国指控中国贸易不公平竞争及操纵人民币汇率已有好一段时间，但从2007年8月起，美国调降利率到接近零，并让美元贬值，它其实就是一种美国版的“美元操纵”。由于指控中国已成了一种必要的惯性，纵使中国对美出口减少，这种指控也不会停止。 佛格森教授除了在《货币崛起》中以英德为鉴，对当今的中美关系表示忧虑外，非常值得注意的，乃是他在2010年三及四月号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专文，对美国这个帝国的衰落提出警告。其中有一段提及美国目前的财政危机，他指出： 多数帝国的衰落都与财政危机有关，亦即税收与支出之间出现严重失衡，且不足以偿还公共债务。目前美国债务急速增加，2009年已超过1.4兆美元，约为GDP的11.2%，为六十年来最大的赤字，2010年的债务也不会太少。公共债务在未来十年将大增一倍，由2008年的5.8兆美元，增至2019年的14.3兆。在同一时段里，债息支出将由联邦税入的8%增至17%。以上这些数字皆属恶兆，但在政治实体的问题上，人们的认知才更重要。帝国的危机上，权利的实质支撑并不那么重要，对未来权利的期望值才更关键。上述财政数字不会侵蚀美国的实力，但人们长期以来认为美国有能力度过任何危机的信心却会减弱。现在全球仍希望美国能够像丘吉尔的名言所说，尽管另外的方法已经用尽，美国仍应去面对自己的问题。美国赤字已极严重，到了2080年，将到可怕的比例。尽管为时尚远，但美国已需堵住这财政的破洞。 佛格森以悬挂在“纽约历史学会”由19世纪美国画家柯尔（Thomas Cole）所绘的五幅“帝国的历程”为例，替美国的帝国没落发出警告。他指出，美国赤字债务日益严重，它将在某个时刻，因为人心的预期效果而出现债息及通膨的巨幅升高而造成灾难。帝国的没落从来就不是个渐变的过程，而是情况恶化而突然出现巨变。而不幸的是美国这列危险的列车并没有刹车装置，甚至还是由盲人在驾驶! 综合上述佛格森教授的观点，必须指出的是，“中美国”这样的提法，一则是一种期望，另则是一种警告。中美双方有互利共生的一面，但也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如果不能发挥互利共生的特性，在这个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缺乏良好规范的时刻，任意将贸易和汇率问题政治化，只会造成对立面的扩大。尤其是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债务持续升高，以美元贬值为手段的通货膨胀输出日益严重，并有籍着美元贬值来稀释它的庞大旧债之含意。这其实只会让美元危机趋于恶化，如何堵住财政破洞，已成了美国迫切的课题。 卡拉贝尔在《超融合》里，接续了前述佛格森的观点，指出对“中美国”双方，更多的是针对美国而言，应该注意昔日英德两国对立和两败俱伤的历史经验。卡拉贝尔认为，眼前的道路提供至少两种可能：不是美国和相当范围内的欧洲和中国携手合作，将此种制度再加琢磨和发展俾同蒙其利；就是重拾昔日二元论的观点，把“他们”的长进一律视为“我们”的没落。就美国而言，若是选择接纳美中依存关系，那么我们就很可能躲过当前种种挑战，维持现有繁荣，甚至在未来数十年更上层楼。这固然意味着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相对改变，但权衡得失，利益仍然远大于成本。 卡拉贝尔在书中所提出的，其实是一种“大合作”与“大对话”的新思维模式。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纵使有一天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也不是美国的末日，对美国的活力和角色也不会有太大的破坏。因此他认为双方在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已需做重大的调整。例如过去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驻军的帝国，对中国有许多挑衅式的围堵习惯。这种帝国积习显然已应改变。个人认为，卡拉贝尔的主张里强调中美双方必须理解到，两国合作最需要的是要去开辟许多“超主权事务”的对话与磋商。 在其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即非常具急迫性：中美两国都在自己的围墙内制定经济政策，虽然时有磋商，但仍然将利率、币值和预算等事务视为不容侵犯的主权。但是，在一个中国外汇存底有许多是以美元资产方式持有和美国预算靠中国信贷融通的世界里，在一个两国资金流通塑造国内收支平衡的世界里，双方若能以协调来决定政策，也许更为可行。中美双方目前是有个对话机制，但这跟美国联储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共同决定利率大不相同，现在看来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两个经济体系合流的结果，可能很快就得这么做了。 在此，以较大篇幅讨论佛格森及卡拉贝尔两人的“中美国”观念，乃是就眼前的客观事实而论，中国的崛起已无法被否认，但中国崛起后它与美国的关系，却与百年前的英德，六十年前的美苏相同，都反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期。在英美的意识形态里有着强烈的善恶二元论本质，它源远流长，开始于宗教改革时代新教逐渐在英国取得支配地位，并持续到殖民扩张主义和工业革命。视东方为野蛮专制落后的所谓“东方主义”从此在英美被建造完成，它合理化了帝国干涉主义。近年来动辄以人权自由为理由来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法，乃是它有“道德勇气”的证明。而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两党皆然。在民主党方面其实更强，这也是民主党有较强以道德为名的扩张色彩的原因，就以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例，他即有传统民主党道德主义的色彩。他的道德主义用于内政，可以推动出“健保改革方案”这种重大的改变，实在应予称赞，但这种道德主义用于国际社会，他在“国情咨文”报告中宣称，“美国人不甘居于第二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坎伯宣称美国要成为亚太地区的在地强权而非“过客”，这些谈话都使人捏把冷汗。 因此，在中国和平崛起，估计今年在经济规模上即可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估计最快到2020年即可赶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处于这样的时刻，人们切莫志得意满，反而应当更警惕到，这才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刻，因为过去那些“疑中”、“歧中”、“畏中”、“反中”的情绪，反而容易在这样的时刻迸发。因为当今全球的资讯、贸易及货币秩序并不稳定，所有上述的情绪必会籍着这些秩序的改变而排山倒海而来。个人一向有种悲观的态度，那就是经济结构出了问题后造成大衰退，除非主要国家反躬自省并忍受付出代价，否则衰退危机必不可能解决，而会走往终极战争解决这种人们最不愿看到的模式。30年代大萧条的解决绝非凯因斯或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经济。人们会以英德经验为戒，希望中美关系切莫不幸地走向历史的旧路，其实有其用心良苦之处。 目前世界形势紧急，尤其是中美关系更为脆弱，由于美国乃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表，而西方传统上即有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传统。这种传统早已内化为思想史上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环，它由西方人歧视与敌视邻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而后逐步将范围扩大到包括了中国的东方。在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里，他们认为东方是专制的，权力集中于少数寡头之手，个人生命财产自由无保障，集体性超过了个人性等。对于已习惯于西方说辞的我们，在概念上很难一下子给予否定，但这种说辞究竟有多精确则实在可堪讨论。...

2010-04-26 博鳌论坛成立近十年以来，已经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由亚洲国家发起的国际组织。博鳌论坛不仅在亚洲国家之间地位重要，而且是亚洲国家在国际社会表达声音的重要舞台。中国海南省的博鳌作为论坛总部驻地，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份量。因此，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博鳌年会上的演讲具有特殊的国际影响力。博鳌论坛的讲台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非正式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 ——习近平副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的解读 博鳌论坛成立近十年以来，已经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由亚洲国家发起的国际组织。博鳌论坛不仅在亚洲国家之间地位重要，而且是亚洲国家在国际社会表达声音的重要舞台。中国海南省的博鳌作为论坛总部驻地，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份量。因此，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博鳌年会上的演讲具有特殊的国际影响力。博鳌论坛的讲台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非正式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 在2010年博鳌论坛上，最受瞩目就是习近平副主席的主旨演讲。中国在博鳌论坛参与国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演讲也顺理成章成为各国了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对外关系新方向的窗口。此次论坛，习副主席的主旨演讲不但继承了胡锦涛主席关于发展模式和科学发展观的论述，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富有深远意义的创新方略。 习近平副主席继承了胡锦涛主席的论述精神 习近平副主席在2010年博鳌论坛的主旨演讲继承了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的主旨演讲的论述精神。习副主席开篇便指出，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真知。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起来，就必须与时俱进，真正做到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习副主席认为，胡主席的这一论述具有前瞻眼光，其深刻涵义正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日益显现出来。习副主席进而强调了新形势下新的发展要求。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在两次金融危机中表现突出，不但成功抵御了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而且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金融危机启示我们要保持良性发展势头，必须完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绿色复兴之路。 为了完善发展模式，习副主席明确了绿色复兴之路的核心，即科学发展。这是对胡锦涛主席“科学发展观”内涵的进一步继承和拓展。2007年，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七大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讲话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演讲中，习副主席将胡主席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落实到中国的发展策略上，并点明“科学发展”的内涵。习副主席指出，科学发展就是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就是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在此基础上，习副主席进一步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应如何走科学发展之路。习副主席认为，在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坚持科学发展是要用科学的理念、开放的策略、统筹的方法、共赢的途径去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目标。习副主席指明，国际社会倡导的绿色发展和中国一以贯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因为两者都有共同的价值核心，即科学发展。习副主席以“可续发展”为灵魂，将绿色复兴的国际共识和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机结合起来，可谓是在对胡主席继承基础上的创举。 因此，习副主席继承了胡主席关于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原则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得出中国应该“顺应新形势，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走科学发展之路”。这种继承与总结是习副主席在此次博鳌论坛演讲的起点。在继承胡主席的基础上，习副主席进一步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理念。 展望未来：习副主席富有深意的创新理念 第一，中国应考虑完善过去的发展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表明中国可以参考国际经验，但国际经验不一定适应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和人民要求进行改善。“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表明即便是中国过去曾经走过的发展模式也应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及时作出调整。习副主席指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达9.8%，如此高速的增长已经载入人类史册，并成为中国辉煌的标志。但是短时间内高速增长的代价也是明显的。高速发展给环境和资源所带来的负担有可能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是中国过去发展之路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是中国未来发展所应该正视的新形势。习副主席这种对发展模式的论述表明了其正视“改变”的态度。“改变”并不是因为过去的方法不好，没有贡献。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已经证明了我们过去的道路走得很成功。“改变”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中国的发展之路必然会产生顺应形势的相应变化，这样才能继续保持发展。 现在的国际新形势是人类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发展为环境和有限资源带来了极大负担。因此必须在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和资源。由此，习副主席强调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实行战略性调整。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习副主席指出，中国应采取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发展自身不能过度开掘可再生资源，不能掠夺使用不可再生资源。资源和环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或再生速度十分缓慢的资源，因而为资源和环境带来过重负担的发展不能被视为可持续发展。只有对环境友好，并节约使用有限资源，中国才能彻底摒弃粗放式发展方式，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在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值背后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近年来，各地纷纷开展钢铁、冶金、石化等重化项目。这些项目的上马随即带来汽车、住宅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热，各种泡沫频起。行业间的互带效应直接导致能源供应出现问题，电力、煤炭、石油等资源相继亮起红灯。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消耗的水泥占世界总量的50%、钢铁占34%，煤炭占31%、氧化铝占25%、电力占13%。如此高比例的能源消耗量却只产出世界4%的GDP总量。这种高投入、高浪费、高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制造社会民生问题，也使得经济虚热、环境报警。这种怪圈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环境、资源成本高昂的主要原因。习副主席认为这种增长方式必须进行转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做出以下调整。 首先，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习副主席指出，要大力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对此，中国已经做出了切实举措。中国从2007年开始主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大批污染严重的小火电、小煤矿、炼钢、水泥、造纸、化工和印染企业。2009年，中国继续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并承诺到2020年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到45%。这些实在的作为和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承诺展现了未来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和有计划的稳步行动。 其次，要大力发展科技创新机制。在习副主席对“科学发展”的诠释中，要破解发展难题，唯有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中国目前的发展难题就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但同时加重了环境和资源的负担。如何解决这个两难困境，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习副主席为未来的发展指出了一条“科技含量高”的道路。习副主席一再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单纯治理高污染，高浪费的企业，虽然能减少对环境污染的程度，但是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唯有推动创新科技发展，增加生产技术中的科技含量，才能既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同时又保障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从而在根本上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科技创新机制的促进下，中国才能建设习副主席所指出的“生态文明”家园。 再次，习副主席特别点明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要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高度重视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发展。中国人口基数大，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两次金融危机，特别是最近一次国际金融海啸更加明示了开拓、培育国内市场，和拉动内需的重要性。此次金融海啸对中国沿海开放城市，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冲击比较大。有着“世界工厂”称号的珠三角产业集群走的是“三来一补”，出口加工路线，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当金融海啸袭来，国外市场紧缩，供应链断裂，致使珠三角地区厂家订单骤然减少，因而导致其经济效益受损，甚至破产。这警示我们，只有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国内市场才能确保中国能够平稳应对国际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 第三，应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其工业化道路密切相关。健康的工业化道路必须处理好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习副主席在演讲中诚恳而客观地点出中国的当前国情：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正出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的部分城市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整体上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习副主席一语中的地点出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也就是说发展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虽然发展不能以环境和掠夺资源为代价，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而遏制发展。习副主席认为中国要走两全的道路，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指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道路。 健康的工业化道路也要处理好建设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对此，习副主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做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工作。这具体应分两方面进行。首先，应消除贫困，实现平衡发展。虽然这是习副主席对全亚洲国家提出的意见，但是这个意见也适用于中国现状。中国也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并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解决这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是发展的首要问题，不能出现发展速度快，人民生活水平上不去的现象。其次，大力培养人才，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习副主席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创新人才的成批涌现。因而，培育人才是发展的应有之义。发展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的素质，深远看来发展的速度也会受到人才优质程度的影响。因而，习副主席十分强调要大力培育人才，健全各尽所能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使得由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同人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成。 第四，以人为本，深化全民环保教育。“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习副主席所倡导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发展兼顾环境和资源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习副主席特别重视科教兴国战略，强调观念要从小习得，并在整个社会营造保护环境的观念。习副主席指出，我们要以极其认真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对待环境与历史问题。要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就要将这种观念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这才是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深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此外，只有这观念深深植根整个社会，国人才能转变消费模式，逐渐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从而实现生产与生活一致的价值观念。 第五，走高度务实的发展路线。习副主席强调中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上说到做到、知行合一。在演讲中，习副主席列举了中国过去在绿色发展上已经做出的成绩和努力。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关于一系列国际条约的最早签署国。中国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最早通过《21世纪议程》、最早制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还将能耗具体指标编进五年一度的规划，并已经做出相当成果。习副主席表示，虽然中国面临的发展任务严峻，但中国仍以最大决心和积极性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公共行动。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诺都会在国际各国的注视下按部就班完成。列举一系列成就和指标并非仅仅表示中国的决心，更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展现大国风范，不仅要表姿态，还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习副主席的这种务实作风是贯穿演讲前后的。这不仅展现了他个人的特点，更预示着他的创新风格。实干与用事实说话不仅是他对待节能减排议题的看法，更是他对国家发展模式的整体态度。 综上所述，习近平副主席在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继承了胡锦涛主席的“发展模式顺应形势变化”和“科学发展观”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了富有深意的创新思维。习副主席强调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应产生理念上的变革，要从重视发展速度转为重视发展质量，走绿色复兴之路。中国要彻底改变以往粗放的增长方式，从高增长、高浪费的方式转变为绿色环保、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发展模式。同时实现科教兴国，大力培育人才，提高全民在环境保护上的素质，全民营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系统、全面、深刻论述创新发展模式。因此，习近平副主席的演讲可谓是中国的发展由重绝对值转向重质量、重环保、重素质的拐点，是开启中国新型发展之路的宣言。

天大研究院 2010-04-26 2010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以“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点击进入习近平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自2002年博鳌亚洲论坛创立时起，东道主中国通常都会在这一场合发表对世界和亚洲经济形势的看法，宣示中国的主张。   2010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以“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点击进入习近平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自2002年博鳌亚洲论坛创立时起，东道主中国通常都会在这一场合发表对世界和亚洲经济形势的看法，宣示中国的主张。习近平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动力的阐述反映了中国最高层面向未来的理念和举措，引起外界普遍关注。 中国和亚洲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习在演讲中指出，亚洲已“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为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的引擎作用”。而首先走出危机阴影，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和亚洲经济实际已经摆脱危机，开始进入下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但危机引起的国际环境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也使中国和亚洲区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2010年初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的趋势逐步得到肯定，一连串的国际性会议对世界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诸如贸易平衡、金融监管、低碳经济、国际债务进行了多边和双边协调，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各国在上述问题的认识和行动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对经济的进一步复苏，特别是下一轮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在华尔街式的金融创新失败后，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的动力和模式受到普遍关注。世界各国要求中国、美国、欧盟几大经济体对经济复苏和增长负起更大责任的呼声强烈。 在中国率先走出危机阴影的带动下，亚洲经济正处于新的活跃期，但同时，以加工业为主和过度依赖外贸的经济结构，也令亚洲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存在隐忧。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出现对外实行保护主义，对内重新发展某些传统产业的趋势，再加上国际资源价格始终在高位徘徊，都为亚洲和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 习近平特别指出，“亚洲要保持良性发展势头，继续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必须注重完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具有亚洲特色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一论断不仅阐明了区内经济面临的挑战，更对区内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和道路做出了判断。这符合中国通常认为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理念，而这一理念来自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思想。 继续坚持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在对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的阐述中，习近平特别引用了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对发展模式的论述。（点击进入胡锦涛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胡锦涛着重指出，各国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合本国本地区的实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和“一成不变”的道路和模式。习近平在这里引用胡锦涛这一重要论点，除了重申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外，也可认为是对外界有关经济发展模式争论的一个郑重回应。 2009年下半年以来，国际上出现一股抨击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由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其发展模式受到普遍的关注和赞扬。但多少有些出乎外界预料的是，中国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刻意宣传本身的成功，向其他国家推广“中国模式”，而更多地强调了各国与地区之间的相互借鉴。普遍的分析认为，一是中国不愿意在此问题上被“捧杀”或“妒杀”；另一方面，中国最高领导已冷静认识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已融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就需要应对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一些问题是过去30年没有遇到过的。事实证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和对形势做出冷静判断是明智和正确的，这使中国赢得了尊重。外界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和判断通常并不准确，这或失之于对中国国情，特别是文化背景了解不深，或失之于过于强调自己的主观愿望。其实，中国自上而下早已形成一个共识，这就是必须走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具有自主、独特和与时俱进的品格。这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而不会因为任何外部的压力和诱惑做出改变。 中国也无意就发展模式问题进行争论，强调一心一意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不会去否定其他模式，也不会输出自己的模式，并且特别不希望将发展模式问题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韬光养晦”策略的体现，也是“不争论”的国际版。 在发展模式问题上，习近平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坚持具有自身特色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要与时俱进，要符合时代潮流。他指出，为了适应“新世纪新阶段”的要求，中国已经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这已经成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在演讲中，习以更加开放的口吻强调，“中国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是知行统一，说到做到的”。这一宣示不仅与本届年会的主题：“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高度吻合，而且凸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习近平使用“知行统一，说到做到”的用语，相信有一定的针对性。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传媒质疑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个别国家甚至使用了“中国骑劫了会议”的攻击性语言，将哥本哈根会议“未能取得预期成果”的责任归罪于中国。习近平“知行统一，说到做到”的话不仅再次向世界宣示中国自主节能减排，履行国际义务的承诺，也暗含了对一些国家言行不一，在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中附加条件、刁难他国做法的批评，显示中国的承诺和决心是算数的，但同时也是自主的，用不着跟美欧的要求而起舞。 从2008年会到2010年会，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模式选择上的理念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这对于外界观察中国经济的走向和政策取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毋庸讳言，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间，走这条道路经常会遇到国内来自左和右的干扰，那么在后危机时期，走这条道路将会更多地受到来自国际，特别是美欧方面的压力和围堵。美欧对一个在价值观和发展道路上有着重大区别的经济体，始终会抱有高度的戒心，不会放弃其遏制战略。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交错的复杂背景下，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就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进行论述，强调中国仍将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正处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也具有启发和鼓舞的作用。 绿色动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重要的官方文件中，较少使用绿色发展这一用语。因为在当今世界“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包含了太多的含义，甚至相当政治化的解读。习近平的演讲题目，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并列，一方面，显示出中共高层在这一问题上取态相当开放，以方便各与会国家和地区的理解；另一方面，可能也包含了中国对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深入思考，即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标志，而且应该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和动力。 习近平在肯定中国30年来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坦承“环境和资源对发展的瓶颈制约也日益突出”。 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力显著增强。但改革与发展的代价和教训也是明显的，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增长方式粗放，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资源消耗过大，这与加工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较低有关；二是对环境和资源的损害较大。经过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原有发展模式的局限甚至弊病日益突出。利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机遇，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又好又快”发展最重要的选择。 一般来讲，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会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本，降低增长的速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既保护资源和环境，又能有效解决增长和就业问题，尤为困难。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是能否将发展的约束力转化为发展的动力，能否使发展动力的主体与享受发展成果的主体相统一。许多国家的发展模式并不成功，或者是因为没有持续发展的动力，或者是作为改革主体的人民，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实惠，改革的热情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各种社会矛盾难以调和。 习近平在演讲中对此做出了框架性的阐述，提出通过六个方面的努力，做到以“绿色发展”为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概括来讲就是，在结构调整和产业改造中贯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原则；通过科技支撑、自主创新实现将约束力向发展动力的转化，破解发展难题；在对外关系上，开放合作，和平共赢；在社会发展与改革中，达到以人为本，富裕和谐，不断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贡钦 2010-04-13 2010年春节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表了2010/11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新预算案用减薪俸税、免差饷、增综援、公屋免租等十招纾困措施，向香港市民“派糖”。刚派过或收过春节“利是”的香港人，又沉浸在瓜分这200亿元“大蛋糕”的亦喜亦忧之中，计算着谁分多些谁分少点，虽不能皆大欢喜，但有好过无。多数市民的关注点是，我能在新预算中分得多少实惠，而不管这是政府多赚来的钱，还是借来的钱。   2010年春节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表了2010/11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 新预算案用减薪俸税、免差饷、增综援、公屋免租等十招纾困措施，向香港市民“派糖”。刚派过或收过春节“利是”的香港人，又沉浸在瓜分这200亿元“大蛋糕”的亦喜亦忧之中，计算着谁分多些谁分少点，虽不能皆大欢喜，但有好过无。多数市民的关注点是，我能在新预算中分得多少实惠，而不管这是政府多赚来的钱，还是借来的钱。 可以预计，新预算案由于较多照顾到中低层市民的眼前利益，能够在立法会中获得通过，几乎没有议员敢为此得罪民众。然而，这是一份违反基本法的财政预算案。 新预算案违反基本法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这一法条从字面上可理解为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的准则是量入为出，也就是以收定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搞赤字财政。第二层意思是：政府开支的增加幅度不应超过同期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的幅度。这两层意思是回归前港英政府卓有成效的理财原则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回归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保持繁荣稳定的重要保证。 新预算案在“派糖”200亿元的同时，做出了252亿元赤字的财政预算，“寅吃卯粮”。这表明，新预算案违反了“量入为出为原则”和“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的基本法条文。 新预算案中制订2010/11财政年度的政府总开支为3172亿元，比上年度增加8.9%，而香港2009年GDP比上年下降了2.7%，虽然香港政府预计2010年GDP增幅为4-5%，在经济发展下降之时，政府总开支大增，“打肿脸充胖子”。新预算案明显违背了基本法规定的政府支出“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的条文。 事实表明，香港特区政府的新财政预算案是赤字预算，明显违反了基本法第107条的规定。几年前,现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公开说：“我认为应该在下年度继续采取赤字预算，以确保经济稳固复苏。” 令人费解的是，当香港政府违法施政之时，香港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视而不见；香港的民主派和建制派也无动于衷；北京的中央政府更没有任何反应。大家都没把基本法第107条当回事。 13年财政预算案中10年是赤字预算 1997年回归后的13个财政年度里，至少10个财政预算案是赤字财政预算，累计财赤2845亿港元。因此，构成违反基本法第107条规定的具体事实如下： 1999/00年度365亿元赤字，2000/01年度62亿元赤字，2001/02年度30亿元赤字，2002/03年度452亿元赤字，2003/04年度679亿元赤字，2004/05年度426亿元赤字，2005/06年度105亿元赤字，2008/09年度75亿元赤字，2009/10年度399亿元赤字，2010/11年度252亿元赤字。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基本法在香港实施后的13年里，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基本上是赤字财政预算。香港政府高官的辩解是：“短期出现财政赤字并不违反《基本法》。从宏观的经济角度而言，在中期内维持平衡预算，是一项审慎而合理的要求。反之，如要求我们每一财政年度均必须达致收支平衡，则未免僵化而有悖常理。” 香港特区政府在13个财政年度里的政府财政预算案竟有10个是赤字预算，赤字预算占77%的重大比重。如果这些都不构成违反《基本法》第107条的事实，如果这些违法施政的行为都得不到纠正和惩戒，那只能是拿《基本法》为摆设的贡品或照人不照己的手电筒，这是对香港法制的极大反讽。 负责任的政府慎用赤字预算 赤字财政是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凯恩斯认为，当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应该扩大财政赤字以刺激经济增长。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中，美国依照凯恩斯的赤字财政理论，成功实现经济复苏并迅速崛起。 赤字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运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项短期政策。在短期内，经济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财政赤字可扩大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回升。 然而，赤字财政并非包治百病的良药。刺激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有可能是用进一步加深未来的生产过剩的办法来暂时减轻当前的生产过剩。刺激消费，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债务负担，有可能引发财政危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田明 2010-04-13 最近, 香港电视圈热闹非常, 发生在两家免费电视台 “无线电视” 及 “亚视电视”的新闻, 比任何一出电视肥皂剧更吸引港人的目光。这边厢长期积弱的亚洲电视出现了一位 “红色”准大股东 —- 全国政协委员王征。 长袖善舞的王征更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 拉来五大国企包括中国人寿、招商银行、中国海外建设、以及北京银行为亚视 “站台”, 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一时间, 香港人不但看傻了眼, 更对王征这位新一代 “红色资本家”入股亚视另眼相看。 最近, 香港电视圈热闹非常, 发生在两家免费电视台 “无线电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永辉 2010-03-22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印之间的摩擦显著增加，媒体上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在同时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间关系的新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对中国来说，在逐渐熟悉和适应了与作为现有世界秩序主导者的发达的西方大国打交道的规则之后，如何处理与未来世界的主要玩家之一，将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印之间的摩擦显著增加，媒体上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在同时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间关系的新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对中国来说，在逐渐熟悉和适应了与作为现有世界秩序主导者的发达的西方大国打交道的规则之后，如何处理与未来世界的主要玩家之一，同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新兴大国的印度的关系，将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也将关乎中国的未来。 近年来，随着印度的崛起，人们对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新兴大国日益关注，兴趣日增，对中印关系重要性的认知也有所深化。但总的来说，与现实相比，我们对印度的了解还相对滞后，对印度的崛起及其影响，对中印关系的意义及其面临的新挑战，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在实际应对上，也缺乏新的思路和对策。本文旨在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和粗浅的认识。 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基础与潜质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并且正在成为国际新秩序中新的权力中心和主要玩家之一。 首先，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有11.66亿人，其中中产阶级即达3亿，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这一人口规模本身就决定了印度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而且，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印度的人口相对年轻，这意味着印度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同时承担更少的养老等社会负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红利。从发展的角度看，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9 年12月15日公布的报告，按照中印两国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印度人口到2025年将超过中国，居世界第一位。尽管对其复杂的影响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现在也很难完全说得清楚，但对渴望成为世界大国的印度来说，这一前景无疑将强化其意志，增强其信心。 其次，印度是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经济大国，2008年的GDP达到1.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12位，而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为3.39万亿美元，为世界第四。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经济已经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除1992年和2001年外，印度经济增长率均高于5%，其中2003财年甚至高达8.3%。在IT领域，软件出口更以30%的年增长率上升，印度IT业面向海外市场的外包合同也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在所有新兴大国中，其出色表现仅次于中国。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经济玩家。 在本轮世界金融危机中，印度经济也表现出很强的抗危机能力，展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美国《商业周刊》去年年底评论说，印度2009年第三季度7.9%的经济增长率已经生动地说明了印度形象的改变，从一个满是大象、耍蛇人的国家变为一个“IT业发电站”和崛起的经济大国。不无争议但也不容忽视的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尽管印度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小得多，发展速度也低于中国，但其经济效率却比中国高，也更具有可持续性。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有望在四年后超过中国。而就总体实力来说，根据高盛公司的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印度就将成为继中国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第三，迅速增长的军事实力。印度的军事力量很难准确评估，但以下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其一，军兵种齐全，军队规模居世界前列。目前，印度包括陆海空军及其他部队在内，总兵力达137万人，居世界第三位。印度自称其军事实力“陆军世界第三，空军世界第五，海军世界第六。” 印度还宣布组建空军航空航天司令部，统一管理军方所有天基平台，包括航天发射基地、各种通信、侦察、监视卫星等。 其二，军事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在空军方面，除了已经装备的包括苏-30型战斗机和去年5月接受的第一架空中预警机（它使印度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空中预警机的国家）在内的各式先进战机外，印度还在积极寻求与其他大国合作开发下一代战机。2007年11月，俄印两国政府达成了初步协议，双方将共同研发新一代战斗机，并为两国空军生产各250架第5代战斗机。在海军方面，去年7月26日，印度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预计到今年年底，印度自主研制的4万吨级航母也将下水。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制造过4万吨级以上的航母。 印度还有一支攻击力极强的战略核力量，尤其是导弹部队更是发展迅速。印度已经成功试射了3500公里射程的“烈火-III”， 研制了一种由潜艇发射的超音速导弹，是“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改进型。迄今只有美、法、俄这样的发达国家具有这一能力。据悉，目前正在研制一种射程达1万公里的“舒尔亚”洲际弹道导弹。印度还成功试射了地对空拦截导弹，有专家甚至声称，印度的导弹拦截系统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爱国者-3”型导弹防御系统。新年伊始的1月3日，印度军方最高科研机构“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负责人高调宣布今后将加快发展反卫星武器，保卫印度太空安全。他还表示，这将是印度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组成部分，该计划将于2014年达到“总体上成熟的水平”。另据美国《防务新闻》2010年1月5日报道，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一名科学家近日宣布，将于今年3月发射的高分辨率间谍卫星，其分辨率将仅次于美国的快鸟卫星（Quikbird）而居世界第二位。在印度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其国际合作水平较高，除了俄罗斯和以色列这些传统的合作者之外，其与美国的合作也在迅速加强。去年7月20日，印度与美国签署了《终端用户监督协议》，印度从此可以向美国购买高技术武器，包括最先进的导弹、战机和战舰等。 其三，完整并迅速发展的国防工业体系，包括39个大型国防企业以及8个科研机构，有能力自行研制生产多种现代化兵器——从普通弹药和射击武器到中程弹道导弹和核弹。 印度目前还算不上一个军事大国，但其成为军事大国的决心和潜力，以及建设军事大国的速度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小视的。据报道，印度已经计划未来5年内斥资1500亿美元升级其现有的军事能力，对其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从上面已经提到的种种举措来看，这一计划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去年年底，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专题报告，称印度正在从一个地区性军事大国转变为全球性军事强国。有分析家更指出，照这样发展下去，印度或许在20年内将成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第四，日益提高的战略地位。从传统的地缘战略角度看，印度就一直是欧亚大陆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无论是对麦金德的内新月地带而言，还是在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中，其半陆半海的地理位置加之其巨大的人口和自然资源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当代地缘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则将印度看作是欧亚大陆5大地缘战略棋手之一。 进入21世纪，由于印度洋的战略意义不断上升，印度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印度洋的崛起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从海权的角度看，印度洋掌握着“锁住世界的五把钥匙”中的三把（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好望角），是全球海洋霸权的关键。当年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此。更重要的是，印度洋在21世纪的大国博弈中，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印度洋已经成为世界能源和贸易的主要国际航道，占据了世界集装箱运输量的整整一半，同时，70%的石油产品从中东运往太平洋地区时需要经过印度洋。而随着亚洲的崛起，印度洋的这一地位还将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作为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枢纽的中亚的出海通道，印度洋的战略地位也日趋重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中亚问题专家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在2008年一次会议上说，印度洋的入口“将会决定未来中亚的政治格局”，而中亚的政治格局则将影响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格局。因此，印度洋被看作是21世纪世界斗争的焦点。 作为本地区最重要的大国，印度一直将印度洋看作自己的内湖，宣称“印度洋是印度的印度洋”，并通过大力加强自己在印度洋的地位来提升自己的全球战略地位。为此，印度正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着力打造一个印度洋防务体系，以增强对印度洋地区的控制。印度已经在从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到马达加斯加等许多国家建立了监听站等军事设施。印度洋上一些本不受重视的小岛也已纷纷被列入战略视野。同时，印度还试图建立某种战略协作体系，打造所谓印度洋上的小北约。 第五，强大的软实力。根据约瑟夫?奈的定义，软实力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拥有使其他国家感到魅力的文化资源，二是拥有使人向往的国家政治价值观，三是能获得尊敬的外交政策。印度与中国一样，是世界五大古文明中硕果仅 存的两个之一，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持久而广泛。林语堂说，从历史上看，“印度在宗教和想象文学方面是中国的老师，在三角学、二次方程式、语法、语言学、《一千零一夜》、动物寓言、象棋以及哲学方面是世界的老师。”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10-03-16 最近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的“五区公投”运动，其实是一项国际政治大气候与香港内部非正常政治结构相结合，再加上最近发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加速催化，在种种内外因素相互影响之后的，既带有必然性，也带有偶然性的产物，值得探究。   最近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的“五区公投”运动，其实是一项国际政治大气候与香港内部非正常政治结构相结合，再加上最近发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加速催化，在种种内外因素相互影响之后的，既带有必然性，也带有偶然性的产物，值得探究。 这个“五区公投”运动从刚刚开始便带有组织政治精英，宣传意识形态，鼓动社会群众，以集会、游行、示威、抗议等较激进的非议会手段去直接冲击香港特区政府，并同时向中央政府表达极度不满的基本性质。  “公民投票”（referendum）是古希腊部分民主城邦（polis,citystate）实施“直接民主”（directdemocracy）时期的一种政治决策方式，但是，当雅典等民主城邦一一被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这种只适合土地狭小、人口集中的城邦才有条件实施的民主形式，便长期地在西方消失，并在中世纪及现代逐渐被“间接民主”（indirectdemocracy）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亦即是所有各级行政长官（executive）和所有各级议会成员（parliament）均通过“普选”（universalsuffrage）方式所产生的政体所取代。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西方“代议政府”的官员在决定政策时常常不如人意，议员也多有当选之后便不再为民请命的纪录。于是，在某些西方先进国家或地区，人民便往往跳过议会，以“公民投票”的直接方式，去表现所谓的真实民意，决定是否同意或反对某些牵涉大多数人民基本利益的政策。 地少人稠的西欧国家瑞士，便以事事均可“公民投票”而名满全球。其它西欧民主国家（如是否通过欧盟的某些公约）、美国（如加州是否应该修改州宪法部分条文）、加拿大（如魁北克决定是否独立）、澳洲、纽西兰也常有“公民投票”出现，根本是如佛经所言：“见怪不怪，奇怪自败”。 换言之，“公民投票”已演变成一项世界性的政治作秀，某些政治人物则通过这样的作秀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以达到其预定的政治目的，比如香港就有这样一些政治人物，以所谓的变相“公民投票”，来达到宣扬其政治目标，推进其政治日程表的一种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政党和所谓的“政治精英”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组织、宣传和鼓动角色。 公民投票的多种不同类型 如果以政党或政治精英的控制程度来区分，“公民投票”至少可以分为自“强”至“弱”的五种类型，即：（一）无法律规范，由政府发动（例如英国）；（二）有宪法规范，由政府诠释（例如法国）；（三）有宪法规范，由法院诠释（例如爱尔兰）；（四）被民众发动，由政党主导（例如意大利）；（五）被民众发动，追求法案创制（例如美国加州）。 如果以议题的内容和性质来区分，公民投票则至少从“主权”和“公共政策”组合分为四种类型：（一）主权公投，目的在决定主权的确立或让渡（例如西欧各国是否以牺牲本身部分主权以换取加入某些欧盟公约）；（二）民主公投，在政治转型期间进行某种制度选择（例如台湾的新宪法公投）；（三）政策公投，解决某项引起严重政治僵局的重大政策问题（如瑞典是否兴建新的核能发电厂）；（四）创制公投，强调地方民众的强大力量（如美国加州是否应该修改州宪法部分条文）。 不幸的是，“公民投票”这个名词，从七年前便开始被前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利用为竞选连任的主要手段，将“公民投票”逐渐“神圣化”（糟蹋）为明知不可能达致的“台湾独立”主要途径，将“公民投票”滥用为台湾政客以“公投绑大选”的一种“拉票”手段，最后由于陈水扁和民进党的快速贪污腐败而“污名化”，堕落为台湾老百姓和国际社会的笑话。 事实的发展是，在二零零零年台湾总选举中只得到百分之三十九的选票，比连战、宋楚瑜二人总票数落后约一百六十万票的陈水扁，凭借着身为台湾最高领导人的权势，充分利用台湾的政府机器，表面上以“公民投票”作为追求“台湾独立”的工具，一方面动员支持民进党的绿营群众，一方面污蔑最初害怕公投运动会引起北京当局武力攻台的蓝营（国民党、亲民党），一方面挑衅海峡对岸的中国共产党，最后再加上两颗至今仍未能调查出真相的“神奇子弹”，惊险地以约三万票的微弱多数获胜，并在来四年之间将海峡两岸相对平和的关系破坏殆尽，直到蓝营联合推出的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于二零零八年三月在台湾大选中大胜后才告暂时结束。 香港八十后世代的兴起 香港今天出现的种种政治问题，其实与中英两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过和平谈判伴生的妥协有关。当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谈判双方并没有考虑到香港的长远政治发展，规划出来的政制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的非正常政治结构。 于是，二十五年前规定的“上层建筑”与今天演变成的香港“下层建筑”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香港最近几年才会天天出事，令“五区公投”有了存在理由。但是，不管如何，目前香港所搞的所谓“五区公投”并非真正的“公民投票”，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故此，才会被发动者称为“变相公投”。以类型来区别，这种“变相公投”即使被视为一种“公民投票”，那也应该属于“被民众发动，由政党主导”的“弱性公投”；或者一种对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应该在二零一二年实行“双普选”的一种“政治表态”（弱性创制公投）而已。 “五区公投”在开始的时候，包括不少香港民主派政客在内，其实都没有多少人士相信这项建议会真正成事。但这时，香港特区政府在未有充分咨询香港大多数市民意见的情况下，硬要通过经费超过六百亿港元并将终点站设在九龙尖沙咀，被认为图利以香港房地产发展商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引起了以香港“八十后世代”为首的青年人为主力的“反高铁运动”。这项偶发性事件（反高铁运动）与“五区公投”合流之后，互相激荡，一方面使较激进的“社会民主联机”（社民连）政治实力大增，一方面使较温和的“公民党”也不得不“落迭参与”，所谓“五区公投”遂最后成事。 由于陈水扁将“公民投票”糟蹋至不堪入目的程度，令“公民投票”几乎完全失去了它本身能够有效补救“间接民主”（代议政府）缺失的正面性质，于是，台湾的“公民投票”经验，才会不但影响到部分较激进的香港民主派从政人士的思维方向，还影响到香港的亲建制力量（包括政府官员、左派智囊、新闻传媒、地产大亨等等），以为“公民投票”只有“主权公投”一种。 台湾为阻止绿营提议的公投生效，过去蓝营方面提出三项主要反对论述，此即：公投违法论、议题无效论、挑衅中国论。很不幸的是，这三项主要反对论述，相对“公民投票”的支持论述，均比较空白无力，难以说服太多绿营和中间选民，最后反而成为为绿营凝聚选票的负面“催票”工具。最近香港部分亲建制人士和新闻传媒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其实都没有跳出当年台湾蓝营的框框，论述的深度和说服力，更是远远不如，连番败北，亦在意料之中。 “社民连”和“公民党”的宣传和鼓动手法亦非常灵活，从最初的“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简化成人人上口的“五区公投”，再逐渐加上“全民起义”、“解放香港”之类的“醒目语句”，的确是很能吸引部分香港市民眼球的。亲建制的从政人士和新闻传媒，即使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去对此大事批判，其实效果有限，再加上支持“五区公投”的阵营内“名咀”如云，“大炮”众多，词锋犀利，咄咄逼人。 所以，香港社会才会在一阵激烈辩论之后，即使市民明知“议题无效”（全国人大早已释法否定二零一二年举行任何普选）兼“挑衅中国”，“冒着炮火前进”的“公投五侠”（黄毓民、梁国雄、陈伟业、梁家杰、陈淑庄），愈被骂人气愈高，支持“五区公投”的市民亦愈来愈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冯木清 2010-03-16 香港“八十后”抗高铁运动折射出很多问题，其一是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生存状态有如浮萍，无法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成为与建制对立的群体。   香港“八十后”抗高铁运动折射出很多问题，其一是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生存状态有如浮萍，无法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成为与建制对立的群体。 同国内一样，在过去十几年，香港其实亦是靠GDP的增长来掩盖其深层次社会矛盾的，失业率下降使社会的不满情绪稍为被压抑。但相当部分人的实质工资其实长期处在负增长状态；高楼价则以牺牲普罗大众及新生代的利益为代价。这等于是在香港地下埋藏两座火药库。 我曾经一再指出，在中国经济领域全面市场化后，香港的前景变得很不确定，有可能会变得比以前更好，也有可能进入慢性萎缩状态，最终烟没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如何它的发展轨迹都是和以前大不相同的。过去的十多年，香港的战略方向并不明确，仅是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被动的获得一些好处，以此作为香港社会的养分。香港也有既得利益阶层，例如地产商、大型零售商、金融企业，但相当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实质一直在沉降，例如，普罗工薪阶层的工资加幅奇低，部分工作岗位的工资标准，比十几年前甚至大幅下降，这是因为在中国特别是华南的民营企业崛起后，香港的相同行业并未能像中国经济领域全面市场化之前那样，依然保持“鹤立鸡群”的地位。当你无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那么只好在成本方面增加竞争力，而人力资源成本的压缩首当其冲。这意味着，我们如果仍然不能建构一个新香港的战略体系，那么香港也许依然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好处，但整体的下降态势会被确定，尤其是未能转型增值的行业，未能转型增值的工薪阶层。他们将成为被损害、被牺牲的群体。 楼价则已成为香港普罗家庭及新生代难以翻越的一座大山。由于香港是一个自由的金融中心，很容易汇聚游资，因此一旦中国或全球的银根宽松，楼价便很容易被炒起。尤其是近月，大陆的楼市热潮都正回落，而全球“退市”的传闻亦此起彼落，但香港的楼价丝毫不受影响，最近在元朗市镇边缘开售的一个高密度楼盘，竟然卖到5000元一平方尺（54000元一平方米），在两、三年前，这肯定是超出想像的。也即是说，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如果至今仍未置业，那么不要说在市区买一套房子了，就算跑到五、六十公里开外的卫星城市去买，也未必能负担得起。而无异是另一颗计算炸弹，最终此间的中产阶段、新生代、普罗大众会问：香港经济发展的成果，究竟都被谁摘取了？ 作为国际化的金融中心，香港核心地段的高地价高楼价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府不能以自由市场为档箭牌，无视它对大部分市民的伤害。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人民“安居乐业”都应该放在首位，比“繁荣昌盛”更重要。如果说政府用有形之手去推倒楼价是对自由经济的摧残，那么政府至少应作出“宏观调控”。例如将香港的房屋市场划分为三大层次：高端的、纯粹的商品化市场；低端的市民安居市场；以及照顾草根阶层的公屋市场。核心地段、稀缺资源完全市场化，需以高昂的代价获得；中产以下的安居工程可放在新市镇 ，政府的土地供应调控楼价，香港的土地资源其实并不缺乏，郊区尚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我们需要的只是观念的转变（以广东东部沿海地带作为香港人休闲后花园），香港便可以腾出更多的土地平抑楼价。至于公屋，那纯粹是政府对弱势群体的责任。而且必须指出的是，香港公屋人均居住面积太小，可以说是不人道的，与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的国际都市形象相悖。 香港要走向一个新的阶段，摆脱大地产商对本地经济的绑架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