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邹崇铭 2010-11-03 2010年10月，特区政府食物卫生局公布《医保计划，由我抉择》的新医疗保险方案，这已是近二十年来香港第六次公布类似的咨询文件。 2010年10月，特区政府食物卫生局公布《医保计划，由我抉择》的新医疗保险方案，这已是近二十年来香港第六次公布类似的咨询文件。因此，在详细介绍最新的医保方案前，实在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历史，看看这条漫长的改革之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新医保方案未雨绸缪方向正确 目前统筹香港医疗服务的医院管理局，正式成立于1990年。早在医管局成立之初，政府已不但锐意令它在行政管理上独立，同时亦期望它能逐步在财政上走向自主。因此，不同时期的卫生官员，均试图推出不同的医疗融资方案（详见附录），期望在公帑以外引入新的融资方式，扩大香港医疗体系的收入来源。可惜的是，历次改革皆因种种原因无疾而终。 自2010年中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后，困扰多年的政治争议终于暂时放下，公众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民生议题，并期望曾班子在任期内多有作为。新医保方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推出，在时机上应是较为合适的。 若从咨询文件的定位和取向来看，促进经济能力较佳的市民通过自愿供款和购买医保，在医疗服务上获得更多选择，纾缓公私营医疗失衡的问题，并为长远人口老化的压力未雨绸缪，显然是较为恰当的。港府并一早为此预留500亿元储备进行资助，启动医疗改革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私营医疗是否足够攸关改革成败 由于长期以来与卫生官员接触较多，因此早在咨询文件推出前，笔者已有较多机会参与讨论和提出意见。可惜的是，仔细分析最终推出的新医保方案的具体建议和细节，还是让我感到相当意外。尽管不少细节上的严重漏洞或许能成功避过公众的视线，但恰恰是细节，往往足以左右一项改革的成败。 意外之一是整份咨询文件的根本思维模式。它并非“纾缓公私营医疗失衡”，增加投保市民的服务选择，反而是笔者所一直忧虑的：“推动私营医疗发展”。两种思维模式看来虽然很相似，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试想，日后参加自愿医保计划的市民，若按照咨询文件的建议，便只能脱离公营体系，选择私家医院服务。如此“钱跟病人走”便变成了“钱跟私家医院走”，病人的选择是大幅减少而非增多了。 在咨询文件推出前，政府花了大量精力和保险业讨价还价，并且列出一个巨细无遗的保险计划。但对于投保人日后转用私家医院，最终能够获得什么“货色”的服务，其实是没有任何把握的。咨询文件建议的套餐式收费，一直未能获得私家医院的支持，日后到底有多少医院愿意提供该等套餐，尚是未知之数。因此咨询文件只能反复强调（第5.2段）：“已知的现有私家医院重建计划，以及规划中的新私家医院发展计划，包括在预留的四幅土地兴建私家医院的计划，足可应付预计医保计划带来的私家医院服务需求量。” 幸而，咨询文件末端的第5.9段，还是在这个问题上留下脚注：“如私营界别未能以具竞争力的质素和收费提供足够的私营医疗服务，我们在现阶段不会排除任何可行的方案，包括︰利用现由医管局提供的私营服务的可行性，但须确保其提供的公营医疗服务不受影响；成立公营机构，代表购有医疗保险的消费者为私营医疗服务订定基准和购买私营医疗服务；又或由政府以套餐式收费提供可供选择和具质素保证的医疗服务，藉以为私营医疗服务提供具竞争力的基准……”笔者相信，这段文字才是决定医保成败的关键。 港府应考虑提供“第二安全网” 意外之二是政府至今仍然没有厘清，假如投保人日后仍选择公立服务的话，保险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付的责任。试想，投保人日后仍然选用公立服务，他们固然和其它市民一样，只需支付极低廉的医疗费用，但保险公司又是否有需要赔付医管局的成本开支呢？假如大部分投保人认为只是区区数百元，便懒得向保险公司索偿，又或避免因索偿而失去保费回赠的话，如此岂不等于投保人既享受新计划的资助，同时仍能享用极低廉的公营服务？岂不等于政府补贴保险公司，后者却不一定需要作出赔偿，反而可以稳赚保费？ 事实上，在2008年的咨询文件中，已订明“参加者可选用公立医院提供的私家服务，或与其它没有投保的病人一样，经轮候和分流机制使用一般的公营医疗服务。前者现时是收取十足成本的费用。如选择后者，参加者只需以用者付费方式，缴付公立医院服务的标准收费，而保险将就适用的保障上限，支付其使用公营服务的成本费用。”（第13.2e段）新的咨询文件在这方面只字不提，实在是一种倒退，对基层市民亦构成不公平。 意外之三是港府并没有承诺为投保人“包底”。也就是说，当投保人一旦不幸患上重病，在悉数花光保险索偿的上限后，他便会被私家医院“扫地出门”，唯一可做的就是回到公立医院重新排队。医疗保险保额和保障不足的问题，乃是绝大部分市民关注的核心问题，咨询文件对此却全无着墨。 事实上，在港府2008年的《掌握健康，掌握人生》咨询文件中，已提出“第二安全网”的概念，订明“当个别参加者使用医疗服务的费用已超逾其保险保障上限时，仍可以较低费用使用公营医疗界别的私家服务……为那些通过辅助融资安排为个人医疗所需作了较大承担，但不幸用尽其保障限额的参加者提供额外选择，届时他们除可重回基本安全网接受一般公营医疗服务外，亦可以比正常费用较低的收费，使用由公营医疗界别提供的更多选择及更佳设备的私家服务。”（第13.2g段）新的咨询文件在这方面亦是一个倒退。 笔者相信，其实只要港府能借鉴新加坡的保健基金(Medifund)，为保险计划提供“第二安全网”，通过服务而非现金对计划进行资助，便已是对投保人最佳的保证，根本不需要对保费进行补贴。根据新的咨询文件附带的研究报告指出，为高风险群体提供的“包底”开支，未来廿五年大概只需数千万至十多亿元不等，只占500亿储备的一小部分。以设立“第二安全网”作为吸引投保人的措施，将远比保费补贴更加有效和实惠，500亿储备确实大可省回，用在其它社会更为需要的公共服务之上。 附录： 香港医疗改革回顾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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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骏 2010-11-02 如今，中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越来越受到海外的关注。如果能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的出版方面打破成规，放开限制，不但可以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和力，还可以让海内外民众、智库通过认识中国的领导人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党政军的政策与决策。 不少关注中国的外媒记者经常向笔者抱怨，在报道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经历时，手头能够使用的资料少之又少，官方披露的简历不过一页半张左右。有时候，他们不得不依靠道听途说的“故事”，或者反复引用在海外出版的一两本所谓“领袖传记”。有外媒记者拿出这些“传记”，向笔者打听这些传记的真实性与“背景”，也希望笔者能够向他们推荐一些。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中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越来越受到海外的关注。官方所披露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资料，也越来越显得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符。 中国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既没有自传，也没有传记。可以这样说，不标榜个人，尤其是在位期间不“树碑立传”，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奉行的不成文规定，也是优良传统。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传统有其积极的意义与现实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半个世纪里，从国外到国内，政府、领导人与民众尤其是媒体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民众与媒体对领导人的了解与认识也有了更多新的要求与期望。特别是身处信息时代，资讯科技的发达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令中国政府一直实行的低调处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经历这一优良做法受到挑战。 由于中国政府不鼓励领导人写自传，也严格限制国内出版与媒体业界涉足此领域，反而给了海外一些政治势力与利益集团以可乘之机。你不能出版，你不披露领导人的生平事迹，你不许领导人谈一下想法、写出他们的思想，别有用心的人就在海外大书特书，造谣生事的有之，错漏百出的更多，有些有政治目的，有些只为了图利赚钱。大家不妨到海外尤其是港台的书店、报摊去看一下，几乎中国所有领导人的“传记”与“评传”都能够找到，而且都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当初制定低调规则的部门所没有想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市场有需求，因为海外读者想了解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因为海外政治机构与媒体也希望有这类书上市，补充他们的资料库。 根据笔者对海外这类书的统计与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这类书的存在，已经严重损害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并对中国政府形象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一方面，一些海外敌对势力乘虚而入，精心编制所谓领导人“传记”，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放在里面，但在关键地方就夹带“私货”，甚至偷梁换柱，不但误导普通读者，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国外政府决策机构对中国领导人的认知与判断，因为这些编造的传记大多成为外国政府智囊与情报机构重要的资料来源。另一方面，一些以牟利为主的书商，为了吸引读者购买，粗制滥造，“语不惊人誓不休”。一位书商就对笔者说，写领导人的传记保证赚钱，不过得有看点。什么是看点？他解释说，看点就是在网络上收集一些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最好是“独家”与“耸人听闻”的猛料。总体来讲，由于中国官方控制这类书籍出版，结果海外能够摆上书架的这类书，都以上面两种为主，给中国的形象造成了极其不好的负面影响。 那么，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官方形成一种有效的新机制，加大公布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活、学习、工作经历的力度，能够在第一时间出版党和领导人的相关资料，供海内外读者尤其是海外政府机构、智库与媒体采纳、使用。这样可以第一时间杜绝一些错误的、似是而非的传闻。第二，国内外媒体关注较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尽量抽出时间，接受海内外媒体的采访，在谈到个人经历与思想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阐释国家政策与法规。第三，对于海外一些明显是造谣生事、无事生非的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应该通过当地正常的法律手段，采取一些措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难而退。第四，适当放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版自传与传记的尺度，一本比较权威的传记或者自传，是让所有粗制滥造的“传记”立即失去市场的唯一有效办法。 笔者也注意到，由于“不成文”的规定，国内出版界在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与自传束手束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对于翻译作品限制得不那么严，结果造成了一个特有的现象：已在国内出版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大多是外国人写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据出版业的知情者透露，部分在国内“翻译”出版的领导人传记其实是由中国人捉笔完成的，只不过为了能够出版而不得不假借外国人之名。因为只有外国人写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才有可能“翻译”后在国内出版。这一现象也值得有关方面重视。 如果能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的出版方面打破成规，与时俱进，不但可以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和力，还可以让海内外民众、智库通过认识中国的领导人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党政军的政策与决策。
2010-11-01 Property taxation in Mainland will soon become materialized. The aim of its implementation is to balance the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property...
Chen Shaobo 2010-11-01 The 17th CPC Central Committee’s Fifth Plenary Session concluded on October 18th, when the Office of State Council announced its “Decisions...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0-10-22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龙头将获得空前发展，其中也必将产生一些具备科技创新优势的高增长企业。 中国人民银行8月19日晚上突如其来的加息之举，震撼海外资本市场，美欧各地的股市、汇市、金市立即出现大幅调整，但是次日的香港股市却显得波澜不惊，全天仅下跌了0.9%，当天下午更从谷底反弹近200点。港股没有被内地加息所“震散”，固然有资金市、散户捞底等等因素支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香港这个投资中国的近水楼台，海外资本对中国经济未来长期发展的评估更为积极、正面。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海外资本已开始捕捉机遇，竞逐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据投资界的朋友透露，香港一家全球性的大型银行新鲜出炉一份中国投资策略报告，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分析，并直接提供投资建议供投资者参考。10月18日五中全会闭幕，当天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相隔不过两三天时间，香港资本市场迅即回应，对国策进行剖析。这种敏锐、高效的背后，显示着海外投资界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度关注。 数据显示，至本月初，全球投资中国或香港的股票基金已激增至2500只，比一年前增加了近五成。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资金正在不断流入香港。香港8月份狭义货币供应M1和广义货币供应M3分别达6971亿港元和36700亿港元，按年增长12.6%和5.6%。全球投资基金蜂拥至港，是要把握中国经济崛起的投资机会，而《决定》的正式出台则成为海外投资的新风向标。 《决定》是在今年9月经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的，七大产业被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五中全会闭幕当天，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决定》全文，时机上与五中全会刚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相为呼应，一脉相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路。海外资本市场对此心领神会。 《决定》首次明确界定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到2020年，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更量化了未来五至十年的发展目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中国GDP的比重，2015年力争达到8%左右，2020年力争到15%左右。中国2009年的GDP为34万亿元人民币，按照目前每年8%的增长速度，到2015年将有望超过45万亿元人民币，占比为8%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产值将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因此，投资界有“下一个4万亿”之说。 今日之“4万亿”与2008年的“4万亿”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中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刺激经济之举，而前者则代表着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对投资者来说更是结构性的投资机遇。当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业十年内崛起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将意味着中国新经济发展方式的确立，而房地产、重型工业等传统支柱产业的地位势必被改写。因此，《决定》的推出，被海外投资界视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战略拐点。 《决定》明确了七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和主要任务，对如何强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市场、深化国际合作、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投入，一一做了安排和指导，更明确将成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部际协调机制，以形成合力，统筹推进。可以预见，随着相关配套措施的陆续出台，资源配置的相对倾斜，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龙头将获得空前发展，其中也必将产生一些具备科技创新优势的高增长企业。 正因为如此，布局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外资的必然选择，海外资本市场将会掀起投资中国新兴产业的热潮。全球各类中国投资基金将陆续推出相关概念的投资理财产品，大型跨国企业也会在中国市场捕捉新的商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取得突破，海外投资热潮如何发展，都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0-10-22 房产税开征是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一个强烈的负面信号。从这个意义来说，房产税可以调节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让楼市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 房产税近日成为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热点话题。据中国经营报近期的一篇报道，中央政府房产税有关文件已经进入会签阶段，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房产税征收将进入实际操作层面。 “十一”假期后，财政部、国税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启动了对房地产税会签的法律程序，会签之后就可能由国务院来进行最后拍板。9月29日国务院所属八部委房市新政将征收调节房产收益的税收政策的措词由“加快研究”（4月份国务院常务办公室会纪要）调整为“加快推进”。 在征税方面，房产税有可能对住宅类型方面进行细分，比如别墅、大户型等要多征收。对普通家庭来说，房产税可能设定一个免征额度（面积或者套数）。按目前的消息来看，中央可能会实行区别对待政策，税率决定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对于计征的方式目前还没有定论。一种做法是在最初的售价基础上进行计征，虽然此举简便易行，不过无法起到切实调控房产升值的作用；另一做法是进行市价评估，好处是随行就市，不过征税成本过高。 房产税等相关税种一旦开征，确实会给置业者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投资房地产从长远来说并不是一种合算的投资。国内有种观点认为，日本开征房产税，整个房地产行业很快就垮了下去。这种提法是有夸张的成份，不过，房产税开征是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一个强烈的负面信号。从这个意义来说，房产税可以调节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让楼市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 房产税第二个好处就是给地方政府创造一个稳定的税源。国际经验表明，财产税往往是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地方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在公路和废水处理等方面投入巨额资金，房产税恰恰可以提供稳定的税源来弥补基础设施等投入所造成的资金不足。如果能够开征房产税，可能可以为地方政府财政解困找到一个可靠的替代渠道。这从长远来说是有利于地方政府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 房产税还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中国的贫富差距日趋加重。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与美国处于同一水平，说明社会的重新分配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就推行大量调节收入分配的新政策，比如西部大开发政策等等。房产税开征后无疑会提高收入调节的效果。 不过，房产税所带来的好处不能高估。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整个税负过高。尽管各种以税为名义的财产征收在中国不高，但是各种以其他名义征收的费用却相当高。福布斯2009年全球税收痛苦指数中，中国排名第二。因此，看税负不能仅仅看正式税收。在税负没有减轻的情况下征收房产税，有可能给中产阶层施加压力，而真正的富豪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避开这些税收。 对于房产税的征收，国内的意见纷呈。潘石屹认为，“从内心来说，中国征房产税有必要。三年之间，我一直在思考房产税的问题，世界各地的国家、地区都在征税，美国、英国、法国、香港……”；“征收房产税，最大的道理就是，不要出现社会贫富分化。一个公司里，两个员工收入一样，十年前没有买房的员工，收入和资产就会很低，所以，长期来看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对推动社会公平是有好处的。”不过，潘补充认为，他自己接触的人99%反对房产税。 有部分专家对开征房产税持反对意见。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认为，房产税在短期内对遏制房价有效，而中长期来说，未必有效。杨还认为，房产税有可能加重已经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购房者承担了大量各种配套设施的费用，每年还要再支付房产税有不公平之处。 近日，香港特首曾荫权就承认港府对楼价高企有一定的责任。他指出，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为了保证香港房地产业的稳定，港府对土地供应做了一些调整。而这几年香港土地供应过少，导致了许多新建住宅“豪宅化”（在给定的土地上建豪宅以图巨额利润）。因此，港府承诺今后每年将提供足够的土地供商业住宅使用。对于内地地方政府来说，土地财政无疑是问题的根源。地方政府如果不正视并解决土地财政问题，那么房产税开征等措施可能最后只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天大研究院课题组 2010-10-20 2008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两年后，2010年4月，也是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认为，胡锦涛同志这一论述的前瞻眼光和深刻含义正随着形势发展日益显现出来，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时总结经验，创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无庸置疑，中国发展模式是本世纪世界上最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都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究竟什么是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的目标和内涵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的创新理念和战略举措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如何继续发展和完善？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发展模式、有助于把握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和内涵，也将有助于推进中国发展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一、发展模式三种“共识”评析 探讨中国发展模式，首先需要了解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中国模式研究热，特别是由国外学者提出的有关发展模式的三种“共识”。 1. “华盛顿共识”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政策措施，试图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这些政策措施后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政策措施有十条，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加强财政纪律；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货币政策：利率自由化；采用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和资金政策：贸易自由化；资本准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自由化。宏观产业政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保护产权。 这些政策措施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等。“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突出表现为，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主张以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华盛顿共识”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但这种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行的后果，导致这些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出现大幅度下降。例如，在实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50%。转型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后，不仅未能达到期望的目的，相反却造成了一系列出乎预料的恶果。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在骤变后的前十年的改革中，国内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大幅度下降，以至比骤变前的水平还大幅度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也大幅度下降。 在20世纪90年代，所有遵从“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建议的国家都遭受了严重打击，例如东南亚经济危机，也包括东欧的国家。这些国家危机连连、问题堆积如山：腐败与私有化纠缠在一起，任垄断力量发展的自然垄断部门价格高居不下。 到21世纪初，“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可信性。 2. “后华盛顿共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除了华盛顿共识没有给出答案。华盛顿共识既不是经济增长成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它的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 在此基础上，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认为其任务就是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 斯蒂格利茨认为，“华盛顿共识”是指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财政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所推荐的过度简单化的政策建议。世界上大多人的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以及配之以宏观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而这种战略与亚洲特别是东亚所信奉的战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东亚，政府主导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
Yu Tianren 2010-10-19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sia’s two largest economies soured over Diaoyu Islands incident, intensified by Japan’s complaining of a rare-earth export halt...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0-10-18 代表着日本制造业顶级水平的混燃动力汽车和液晶电视、有机发光半导体电视，离开了稀土元素就根本无从谈起。 由中国渔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在钓鱼岛海域相撞而引发的中日间一场长达几乎20天的外交较量，期间有关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稀土金属的报关手续一事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代表着日本制造业顶级水平的混燃动力汽车和液晶电视、有机发光半导体电视，离开了稀土元素就根本无从谈起。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日本传媒甚至扬言：“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冲突，重开稀土报关的话，丰田公司的Prius混燃汽车和夏普公司的Aquos液晶在年底就会停产！” 日本资源国策战后长期空白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资源小国，除了部分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产量之外，几乎全部能源和资源都依赖进口。日本之所以在60多年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时挑战美英列强，原因在于美英坚持要求日本从中国大陆撤军，双方的矛盾一直发展到最后美国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制裁，这样就迫使日本要和美英拼个鱼死网破。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在国力上和英美的差距。由于日本本土几乎没有资源，而日本海军又无法确保从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往日本本土运送物资的通道安全，日本在1941年底所存储下来的600万吨重油，到1945年战争末期涓滴全无，残存的军舰和飞机处于无法行动的境地。 有过这么惨痛的教训，日本理应比任何国家都要关心资源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本在战后并没有采取过比别的国家更加积极的资源政策。这当然与美国人有关系。战败之后日本被美军占领直到1952年旧金山合约签订之后才实现独立，在此之前日本政府事务的处理都在美国占领军总部的监督下进行，在此之后美国对日本政府也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因为美国通过《日美安保条约》肩负着对日本的防卫义务。这样美国也理所当然地承诺了保障日本资源补给线安全的义务。日本的资源政策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建构在这个前提之下的。 石油危机改写日本资源国策 但即使在冷战期间，美国的武力也无法百分之百地保护日本所需资源。自然灾害和战争这些不可控因素是美国武力鞭长莫及的，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伊朗革命所引起的两次石油危机，让日本人认识到了美国的武力并不能完全保障日本能不间断地得到现代工业社会分秒不可缺少的石油供给。从此，日本人除了开发节油技术和其他能源技术之外，还开始了像战前那样贮备石油。经过30多年的努力，日本在国家层面已拥有12个大型石油储备基地，储备足够全国94天使用量的石油。除了国家储备之外，民间企业也有83天的储备量。在有了近半年储备量的前提下，日本就已经可以应付一般的自然灾害和战争这些不可控因素了。 日本政府经产省属下有一个独立行政法人叫“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组织（Japan Oil, Gas and Metals National Corporation、JOGMEC）”，是由两个原来的国营企业石油开发公团以及金属矿业事业团改组而来的。石油储备问题就是由石油开发公团负责，而金属矿业事业团也负责了一项物资储备，就是稀有金属储备。 日本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期后成为了钢铁大国，特别是各种优质特种合金钢的生产大国。当时生产合金钢时所必不可少的稀有金属都产自政治很不安定的非洲国家。为了应对这种不安定，日本也学着美国和瑞士的做法开始储藏稀有金属。 根据修订后的《金属矿业事业团法》，日本从1983年开始储备镍、铬、钨、钼、钴、锰和钒这七种稀有金属，国家和民间企业分别承担42天和18天的储备量，共计60天，以保障经济安全。实际上，1998年国际市场上确实因为钒矿石短缺而出现价格飞涨，当时日本即靠在国内市场放出这种战略储备而撑了过来。 日本海外广寻稀土金属新矿 日本除了石油和上述七种稀有金属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稀土金属的储存。实际上从上世纪末开始，在日本就一直有要求在国家战略储备中增加铟、锂等稀土金属项目的呼声。重稀土金属中的镝和铽尤其受日本人重视，这是因为它们是制造混燃动力汽车的高磁力马达所不可缺少的材料。但这种呼声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一方面因为这几年日本政界特别不稳定，内阁更换极为频繁，另一方面，本世纪初中国一度出现无序开发稀土元素的乱象，硬生生把贵重的稀土金属给“卖成了白菜价”，这也令日本人疏于开发中国以外的稀土资源。 但是过度、无序的开发，令中国的资源渐近枯竭。今年9月上旬中国商务部高层对访华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表示，如果按照现有速度开发，15到20年之后中国的稀土资源会全部枯竭。实际上，在今年年初中国就已经宣布了要开始削减四成的稀土出口量，给日本人敲起了警钟，钓鱼岛事件只不过是提供了一次验证的机会。 日本目前的对策是在哈萨克斯坦、越南、澳大利亚、南非、美国、加拿大和格陵兰等地开发新的稀土金属元素矿床，但是即使在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稀土矿山投产一般也都在2014年之后。那么，2014年之前，日本的稀土供应，只能依靠中国的出口或者是他们那些外界不明虚实的储备。...
2010-10-07 想要富人们放心捐钱，首先应该让他们对自己的财富“放心”，不至于整天担心会被剥夺财富之类的。这些，恐怕是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所没有想到的吧？ 巴菲特与比尔·盖茨事先张扬的中国慈善之行，不仅在中国富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在媒体连篇累牍报道之下，更引起了全国范围的热议。这段期间，内地媒体上时常可见对“吝啬”的中国富人们的冷嘲与批评。好在，在这一片“劝捐”声中，也有一些另类声音传出来，这得归功于逐渐走向多元的社会，以及开放的互联网平台。 中国富人能够持续几代？ 笔者对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前来中国鼓励与督促富人更多地捐款及参与公益表示赞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相比，中国富人的捐款比例确实非常之低。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富人就缺乏一颗慈善与公益的心。我认为，由于历史与文化的不同，尤其是当今中国的现实与西方存在差异，中国富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是巴菲特与比尔·盖茨都未曾经历过的。 中国富人做善事的历史同样悠久，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可是，由于历史上富人的财富从来没有得到过保护，天大的财富几乎都归皇帝所有，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富人只不过是在为皇帝们暂时保管财富而已。大家不妨回头看一下，在中国富不过三代的最大原因不是败家子捣蛋，也不是经营不善，而是我们这种不尊重私人财产的制度。在一种不稳定的制度下，中国的富人能够持续几代？要么是被穷人造反杀头分财产了，要么是被权贵吞并，甚至被皇帝灭门。这样胆战心惊拥有财富，谁还想到去捐献？ 鼓励富人们多创造财富 当今中国大陆富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但社会上“仇富”风气日盛，同样让人忧虑。目前的中国富人，几乎都是改革开放后的新富。他们大多数是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白手起家的。在他们为自己积累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创造了就业机会，他们纳税让国家强大，实在是功不可没。 如果说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拿出一些捐献出来，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活，捐给大学扩大教育，设立公益性质的慈善机构、学术机构，那是值得肯定的。可由于中国当今经济迅猛发展，大家可能都不会反对，这些拥有创业与经商经验的“富人们”更应该做的是扩大生意，增加就业，为国家多交税。我自己认为，一位老板，与其把财富“裸捐”给某个福利机构，不如继续扩大生产与经营，延续自己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不停地拿出部分钱财“细水长流”地回馈社会。 让富人对自己的财富放心 说到全民都在关注、劝导与监督富人捐献，让我想到，其实富人捐献的财富是钱财，而拥有财富的绝对不仅仅是富人。任何一个人，都拥有某些可以造福社会、国家和民众的财富，例如当政者的权力，知识分子的知识，普通人的时间与劳动……在我们乐此不疲地劝富人“捐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问一下：我们捐献了没有？ 政府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与民众，保护弱者的同时，也应该想到如何去保护富人的权益？当今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待完善，社会仇富与官员利用职权欺负富人的事情屡有发生。最近不时会有中国富人移民海外的报道，他们是在为自己的财富与家人寻求更安全的住所。我想，想要富人们放心捐钱，首先应该让他们对自己的财富“放心”，不至于整天担心会被剥夺财富之类的。这些，恐怕是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所没有想到的吧？ 说到富人们如何贡献社会，其实还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不一定要用捐钱的方式，更不必用“裸捐”。在中国一些慈善机构管理不完善的情况下，我甚至认为，富人们捐钱给某些“慈善机构”的时候，要先搞清楚那些钱是否都用在实处了。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服务社会，报效国家。富人们手中有钱，脑袋中有经营才能与智慧，更积极地报效国家，应该比其他的群体更有条件。例如，投资教育，培养人才，设立一些民间智库机构，为国家与社会出谋划策，这些都是当今中国所亟需的。■易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