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1-18 国家主席胡锦涛1月18日展开访美行程，并在1月19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高峰会。胡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无疑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中美两国的大事情，是关系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发展的重要时刻。连日来，海外媒体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各个角度予以前瞻、分析。 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1月18日）展开访美行程，并将在明天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高峰会。胡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无疑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中美两国的大事情，是关系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发展的重要时刻。连日来，海外媒体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各个角度予以前瞻、分析。 香港《文汇报》18日社评以《摒弃‘零和’思维 推进中美关系》为题指出，“中美既已形成利益交融的局面，美国若不改变对华遏制心态，转而理性、包容、平等与中国共谋发展，恐怕难以持续地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巨大利益，要妥善解决高失业率、预算赤字膨胀以及经济转型等众多眼前问题将更加困难，相信这绝非美国的企业、民众所愿见。”“美国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妥善处理中美之间的重大关切，以加强对话和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巩固中美两国的合作伙伴关系，才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相反，美国对中国处处设防，利用人权、经贸、汇率等问题施压，乃至挑动中国与周边国家主权纷争，干扰中国的发展，对中美关系与世界和平均有害无益。” 香港《明报》18日中国新闻版的《中国评论》专栏则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观察。专栏文章指出，“胡锦涛访美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官方新华社洋洋洒洒5000多字的中文版本中，由头至尾竟找不到‘台湾’两字。台湾问题不仅提问中没有，胡锦涛也只字未提。这并不意味着台湾问题在中美之间消失了，而是在中美关系中的权重降低了。”此文直接在标题里点明“台湾独憔悴”。 《明报》同日的评论版发表欧阳五先生的《胡奥会：中美关系再平衡》一文，首先从“国事访问”的规格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变化。“这一形式本身，也足以令两国在过去一年中紧绷的神经放松。”作者认为，“2010年末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出现‘U形转弯’，双方在许多领域内的争吵都逐渐收声。最近，华盛顿对北京的友好态度更加明显，奥巴马内阁的‘三驾马车’——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商务部长骆家辉、财长盖特纳，连续3天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为胡奥会‘预热’，这在美国外交史上非常罕见。” 对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者的判断是：“从短期内看，中美关系目前正在‘U形转弯’的上行阶段，而从长期看，中美关系还将在‘W’形中不断寻找新的动态平衡点。”“与其说本次胡奥会将为今后中美关系奠定新的基调或开启新的篇章，不如更为务实地说，两国将在协调沟通中重新定位和确认，彼此增信释疑，防止因新问题而导致关系倒退。” 谭中先生18日发表在《联合早报》的《从胡锦涛访美看中美关系的时代性与时机性》一文，认为胡锦涛主席这次访问具有三重意义：一是“再次强调中美关系牢不可破”；二是“在经贸挂帅的主导下，两国将减少军事上的冷战气氛”；三是“奥巴马政治气球需要胡锦涛帮忙打气，胡锦涛乐于相助。”文章指出，“估计在18日至21日这四天内，全球舆论又会有一阵像‘Chimerica’与‘G2’那样的热闹（当然也会有企图唱衰热闹者）。毫无疑问，在两国政府的积极诚心安排下，胡锦涛成功访美的结局是能够预料的。我们衷心祝贺。” 《对中美峰会前景谨慎乐观》，这是英国金融时报18日的社评标题。文章认为，“如果说中美正在就经济政策达成一致，那么双方在安全方面的态度鸿沟正在扩大。”谈到中美关系的未来，社评指出，“有两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力将会下降，而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将会上升”；二是，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必须与其它地区强国一起得到管理。” 在胡锦涛访美前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于首届纪念霍尔布鲁克（Richard C. Holbrooke）的讲座上，发表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美中关系宏观展望》演讲。香港《信报》17日的社评文章指出，“这次谈话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为两国未来发展的基础定调，同时向中国展示美方今后对华的战略基调。”社评透露，希拉里在重申了美国“战略立场”后，“很细致地讲述了这个最新设计、称为‘前沿部署’（forward-deployed）外交的内容，包括增加人员和项目，扩大在该地区每一个角落和每一国首都的高层接触；更新和加强与日本、韩国、泰国、澳洲、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加深与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纽西兰等国的伙伴关系，广泛地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TPP）、‘东南亚国家联盟友好合作条约’、‘东亚峰会’及‘太平洋岛国论坛’等组织，落实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参与。”面对美国的“前沿部署”，这篇社评认为，“如果中国继续依赖经济利益作为支撑国际关系的外交策略工具，局限性已显得愈来愈大。” 《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18日的《信报》专栏同样关注到希拉里此次演讲。他认为：“在两国领导人会面前美国公开表述本身立场令领导人会谈时失却弹性的做法，为过往接待外国元首来访前所未见。”“把这种种本该密室商谈的原则性问题事先张扬，很易弄巧反拙。”林行止先生把“Chimerica”译为“中美利加”（林行止《婪火焚城》209页，台湾远景，2009），而18日专栏的题目直指“‘中美利加’起质变”，因为“从目前的情势看，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角力这些根本问题已有凌驾金钱利益之势，即美国朝野已强烈意识到继续经济挂帅事事以企业利益为先导，坐大了中国的结果必然是美国的没落，因此即使中美在经贸、货币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再通过‘利诱’美国资本家为中国在华府‘说好话’的策略已失效。”  

2011-01-14 1月8日，台湾南投县草屯镇举行镇长补选。一场地方基层选举，看似毫不起眼，却因具有多重指标性而倍受岛内媒体关注，甚至称之为台湾的“百年第一战”。 1月8日，台湾南投县草屯镇举行镇长补选。一场地方基层选举，看似毫不起眼，却因具有多重指标性而倍受岛内媒体关注，甚至称之为台湾的“百年第一战”。 草屯镇为台湾“行政院长”吴敦义的故乡，历来又多是国民党的铁票区，却不料此次选情紧绷，最终国民党候选人以19票之差而丧失城池。国民党在去年“五都选举”仅获惨胜，好不容易遏制住一连串的选战颓势，却在“民国百年”伊始再尝败绩。“马政府执政两年半多，除台北市大安区立委补选之外，无一胜出，尽管全球气候对执政党都不利，这个成绩还是挺‘刺眼’的。”台湾《中国时报》1月11日的社评以《一‘草’知秋 国民党能对危机无感？》，分析“草屯现象”对台湾政坛的启示。 社评认为，“选票不只反映在这次草屯镇长补选上，还必然将反映在立委补选、乃至接下来的2012总统大选之上。对执政党而言，19票是些微票差，却是极大的警讯。”“对比民进党天王之下，还有新天王，不论大小选举，有选战就斗志昂扬，国民党能不汗颜吗？” 台湾《联合报》同一天的社论则指出，“如果把这次补选当做一次最新的民意抽样，‘草屯现象’在五个都会区的选举过后出现，呈现的第二层意义是：对马政府执政下城乡差距、区域不均、阶级扩大、贫富悬殊等快速恶化的不信任投票。” “草屯现象”的背后是蓝绿之间版图的此消彼长，而“九二共识”近来已成为蓝绿双方攻防之焦点，拉开2012选战的大幕。在民进党的内部，两岸政策论述主导权的争夺同样激烈。 “五都选举”前，蔡英文宣称将建立与中国智库的交往对话平台，选后她随即宣布将成立智库，以强化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论述。民进党其他派系同样跃跃欲试。“行政院”前院长谢长廷“重出江湖”，在1月10日提出以“宪法共识”取代“九二共识”，“宪法各表”取代“一中各表”，作为台湾与大陆互动协商的基础，被岛内舆论视为“为争取再战2012年铺路”。台湾媒体也纷纷发表时评家对此的分析、评论。可以预见，蓝绿双方今年都将围绕两岸政策展开激烈攻防。 天天处于选举状态，天天在计算选票的得失，台湾的政党、政治人物身陷选战的纷纷扰扰之中，而著名评论家南方朔先生11日发表在《中国时报》的一篇评论《执政者只会乡愿讨好 是政治自杀》无疑令人深省。“这个时代需要是非道理，真正改革者做该做的事，做了该做的撙结支出甚或加税，并不一定就是政治自杀；反而搞乡愿，变乱是非，倒有可能成了政治自杀。做应做的事，坚守应有的是非公义，才是胜利的法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11-01-12 澳门社会各界对《施政报告》的关注，不仅仅是内容本身，而是其中的种种承诺能否得以落实。《施政报告》更提出了外人不可能感觉到的，对澳门特区政府管治牵一发以动全身的（公务员）“中央招聘制”。 11月16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发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011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大多数香港传媒一如既往地以“大香港主义”的观点，就澳门特区政府“继续派钱”的措施大做文章，借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之名去批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可是，如果从大多数澳门市民的角度出发，最令大家担心的，不仅仅是这份报告提出一些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措施，还有外人不可能感觉到的，对澳门特区政府管治牵一发以动全身的（公务员）“中央招聘制”。 规划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发展蓝图 比起今年年初崔世安特首公布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刚刚发表的这份最新《施政报告》，的确是有一些进步的。 最新《施政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澳门特区政府“将继续从广大居民的切身需要和长远利益出发，广泛听取意见，优化民生素质，确保社会祥和穏定，扩展产业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方向，规划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蓝图，致力实现澳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试图通过发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途径，达成近年来多位中央领导人曾明白宣示的“产业适度多元化”目标，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除此之外，“施政报告”中提出的种种承诺，包括建设优质城巿生活，人文建设，经济适度多元，人力资源，支持中小企业，税项减免、经济补贴及津贴措施，提升生活素质，可持续发展，科学施政和制度化建设等等，都的确是“回顾过去，放眼未来”，如果能在崔世安的任期内一一达成，对大多数澳门居民来说，当然是件好事。 在“税项减免、经济补贴及津贴措施方面”，向每个合资格的中央储蓄制度户口注资6,000元；向每名永久居民发放现金4,000元，非永久居民每人2,400元；调低房屋税税率等等措施，即使不少市民都明白这是短期措施，但是，大多数市民也是乐意接受的。 社会各界关注施政承诺如何落实 因此，澳门社会各界对《施政报告》的关注，不仅仅是内容本身，而是《施政报告》中的种种承诺能否得以落实。 澳门文化评论员李展鹏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本来他一直都反对“现金分享计划”，但是，领了三年现金之后，今年突然少了两千元可领，他亦忽然觉得心中有气。这种情绪不单只是来自非理性的情感，也来自理性的思维。因为，只要反省过去几年澳门出现过的种种严重社会问题，包括楼价高涨、通胀不止、交通挤塞等等，除了派钱之外，澳门特区政府其实都没有给市民什么真正可以感受到的好处，让他们可以分享到过去几年澳门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的庞大利益。 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兼课程主任林玉凤则表示，对一些重大的政策变化，不管在报告内或在报告外的特首记者会上，都没有好好的说明或澄清，例如，为什么今年“现金分享计划”会自6000元下降至4000元，连一个理由都没有提过。 林玉凤教授指出，这份“施政报告”有着不少矛盾冲突、思路不清的地方，施政目标和手段之间未有逻辑因果关系，有时让人无法理解某些项目会落在某项分类之上。例如，在如何落实“致力深化人文建设”上，其中一项将要执行的工作竟然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将举办系列活动，以各种纪念形式展示孙中山先生在澳门时期的主要活动”（《施政报告》第20页）。在落实“文化领域”的“塔石广场大楼：塔石创意中心”的工作内容里，则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改建工程至中心开幕”（第90页）；某些其它项目的工作流程（从开展到完成），更是不清不楚。 在某些项目的相关性方面，笔者注意到，在“经济适度多元”的类别内，如果要完成“配合《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落实特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定位，加强与泛珠三角，尤其是粤港的紧密合作，促进粤澳的产业经贸合作、重点规划协调、大型基建对接、社会民生互惠”等等目标，澳门与广东（珠海）之间推行更方便的通关措施（包括硬件和软件）应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同一类别的内文中，竟然对此不置一词。一定要仔细地看完“施政报告”的全文，才会发现，有关落实上述目标的措施，包括“优化出入境口岸和客运码头的设施，增建电子自助过关系统，完善周边道路交通配套，开展与邻近地区之间的陆路跨界交通衔接工作”，竟在“建设优质城市生活”类别的内文里面。 “中央招聘制”威胁公务员既得利益 不过，对为数约两万人的澳门特区政府合约或非合约公务员来说，崔世安特首如果真的落实“中央招聘制”，那才是对他们当中不少中高级公务员的最大威胁。 与香港早在港英政府年代便实行“中央招聘制”为主的“公务员入职晋升制度”不同，澳葡当局和澳门特区政府从来都未实行过“中央招聘制”。对澳葡当局来说，这当然是为葡萄牙人（特别是澳门土生葡人Flihos da Terra）在澳门谋利而度身订做的长期措施，特区政府成立后不但完全继承了这套早已不合时宜的制度，甚至将其负面效果“发扬光大”，令社会怨气累积得更加厉害。 为何如此表述呢？因为，除了一些需要大量人手、流动率亦偏高的单位（如纪律部队里的治安警察、狱警），让一般无人脉关系可依靠的平民百姓有机会获得聘用之外，数量有限的一些“笋位”（好职位）往往都是通过“小范围”的“内部招考”而录取的，其直接表现必然是“亲疏有别”。于是，政府内部，不管大小部门，都充斥着“用人惟亲，近亲繁殖”的情况，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相对上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让有能有德的应征者可以更多地获得录取。社会上早已对此批评多时。 更令不少澳门市民火气大增的是，“小范围内部招考”的影响比较微弱，因为知者不多，考者更少，得罪的人亦少。但是，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追上国际水平，不少公务员空缺都是公开登报招聘和考试的。于是，不少报刊公开招聘某个“长俸公务员”的职位，便吸引了数以百计的年轻人或中年人去应考。可是，当应考者打开考卷，竟然发觉里面尽是“今年是第几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之类的“烂问题”。更气人的是，这个“长俸公务员”职位的发榜结果，竟然是在该单位早已工作了一段日子的一位“合约公务员”，其背景亦照例是局长或副局长的亲戚朋友或其子女。每次都是有一定“人脉关系”的“特权人士”才会捞到“笋位”。澳门特区政府每举行一次公开考试，便至少得罪好几百人；一年考十次试，便至少得罪好几千人；特区政府成立十年以来，久而久之，得罪的人数以万计。...

2011-01-11 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中美之间已经展开一连串的外交活动。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则于9日晚抵达北京。对于盖茨此次被海外传媒视为“破冰之旅”的中美军事交流，海内外华文传媒予以高度关注，从各个方面加以解读。 新一年国际舞台的大幕，由中美联手开启。 经历了去年的跌宕起伏甚至剑拔弩张之后，中美关系今后的走向无疑是全球焦点。本月18 日至21 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令各方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新的展望。在此之前，中美之间已经展开一连串的外交活动，为中美两国元首的高峰对话铺垫、暖场：上一周，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访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则于9日晚抵达北京。 对于盖茨此次被海外传媒视为“破冰之旅”的中美军事交流，海内外华文传媒予以高度关注，从各个方面加以解读。 《人民日报》海外版10日发表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王新俊的署名文章《风物长宜放眼量》，坦承 “推动当前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存在不少困难和阻力”。但是,“正因为世事艰难，方彰显战略智慧、勇气和宽广胸怀的难能可贵及历史价值”。“今天，中美关系似乎再次回到历史的起点，需要以新思维克服当前的困难，在困难中实现突破，推动中美军事关系迈上更高台阶。”显然，对中美军事关系未来的发展寄予着新的期待。 美国防部长过去访华时曾多次要求参观二炮，但多数未获中方同意，而盖茨此次获邀参观二炮部队，自然引起各方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韩咏红引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教授王湘穗的分析指出，此举“表现了中国对中美在军事合作，以及中国提高军事透明度方面的积极态度。” 香港《信报》10日的社论也关注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照目前情况观察，中国扩展军力，美国加紧防范，并积极响应，已成为相当突出的发展趋势。”社论基于全球格局的变化，分析指出，“事实上，二十一世纪是国际变局一个新转折点。本来只有几个主权大国才拥有的大规模杀伤军事能力，不断落入细小的亚国家（Sub-State）群体，包括恐怖主义组织的手中；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下，当代社会相互依存所呈现的脆弱性日益深化。因此，如何维持这个全球新秩序，显然超越了中美之间利益的狭窄博弈。可以说，在各自维护国家利益的政府行为里，两国军事关系避免超出‘合理防范’的框架，对两军交流和发展举足轻重。” 从去年底开始，网络上有关中国研制J-20（歼-20）的图文报道惹起外界热议，以至于盖茨在前往北京途中也对西方记者表示说，美国对中国隐形飞机和弹道导弹等军事技术的发展感到关注。史丹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对此的解读是：“此次（中方）对外披露新锐军力，短期目标是在胡锦涛访美前夕，壮其行色，长远来说，则是向西方国家主张对华实行强硬政策的政界人士发出讯号，千万别要打错算盘。”“这次北京采取如此非常手段，说明在北京领导人心目中，对来自太平洋方向的巨大压力的认知，也反映出其危机感的真实性。同时，他们敢于在此刻决定亮出‘家底’，以往怀有的羞涩感一扫而光，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其对于近年急剧增强的综合国力的自信心。” 透过近日来中美之间的互动，对中美关系未来可能的发展态势，华文传媒也展开分析、预估。 香港《明报》9日的社评认为，当前中美关系不再是单一态势，而出现了“在多方位出现对峙及合作”的新形态，“这种对抗中有合作的务实中美关系，是未来一段相当长时间的主流。”社评分析认为，“这都是政治现实的结果，中国需要美国的巿场和高科技产品，尽管中国在另一条战线——欧洲——全力开拓，中美关系平衡间出现波动，然而美国在这一刻仍然是不能取代；美国则需要中国吸纳美国货和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奥巴马面对沉睡不起的本国经济，高调的外交语言不可能令国家从此脱身。因此，未来中美关系会出现一种景观：人权问题各自表述，汇率和贸易上互有进退，朝鲜问题则是若有默契。” 中美关系的一举一动，当然牵动着海峡对岸的神经。台湾《旺报》10日刊发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的文章，尝试从中美官员的对话中来分析胡锦涛访美的动向。文章透露，中国外长杨洁篪4日与国家安全顾问唐尼伦会面时，奥巴马突然现身并加入他们的会谈。当天，奥巴马刚结束夏威夷的度假行程，返回白宫。“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奥巴马显然是迫不及待地直接介入此事。”作者判定，“在相互依存度都很高的情况下，短期之内（中美）双方恢复合作回到正轨应无问题，但要维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却绝非易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1-10 珠海无论是在与香港的地缘联系上，还是在国家和珠三角改革开放的战略布局中，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香港与珠海应在政府沟通机制的合作及金融创新方面积极探索新的合作空间。 2010年是珠海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在过去的30年，珠海市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为今天美丽的海滨城市。但是大多数香港人对珠海的了解并不深，还仅仅停留在休闲度假地的印象中。其实在最近几年，珠海无论是在与香港的地缘联系上，还是在国家和珠三角改革开放的战略布局中，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值得香港的政府和商界密切关注。 三大机遇改写港珠地缘经济格局 香港过去与珠海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除了因为两地没有直接的陆路联系通道之外，还和历史上珠海在经济总量上较小、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较弱有关系。 改革开放早期，以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带动的珠江两岸同时起步。但后来两个城市差距逐渐拉大。1980年的时候，两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几乎相当；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珠海一年的GDP大约相当于深圳一个季度的GDP；而到了2008年前后，珠海一年的GDP大约只相当于深圳一个半月的GDP。应该说，和深圳以及其它一些沿海先进城市相比，珠海在经济规模和对周边地区的引领带动作用上，表现不够突出。 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第一个是地理区位条件。珠海的地理位置没有深圳好。珠海相邻的澳门城市由于体量较小，同珠海的产业联动比较低。相比之下，香港产业转移、资本输出对深圳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第二个原因，是珠海历史上在产业定位和产业选择上有过摇摆，没有像珠三角其它一些城市那样，在一些核心产业形成大规模的集群效应。由于产业链不完整、缺乏上中下游完整的产业配套，在招商引资的吸引力上与珠三角邻近地区相比存在一定的劣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珠海面临着三个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转折，为珠海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会。 第一个机遇来自于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这意味着珠海成为继深圳之后，第二个与香港有直接陆路联系通道的中国内地城市，这对两地的交流无疑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从旅途时间看，港珠澳大桥建成以后，从香港机场到达珠海的行车时间只要二三十分钟；从香港的商务中心区中环出发，到珠海的时间也在一小时以内，比起从香港这两处地点到深圳市区的行车时间还要短。这也意味着珠海将正式融入香港的一小时生活圈内。 港珠澳大桥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就是经过多年的协商之后，三地政府在大桥的建设模式上采用政府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方式相结合，而不是以商业投资的方式兴建，这使得未来过桥车辆的收费上相对比较便宜。这个举措对降低来往两地的交通成本、充分发挥大桥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有重大意义。 第二个机遇来自于国务院正式批准的《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这意味着横琴开发纳入国家战略。珠三角核心地区最后一块“处女地”横琴，经过多年的沉寂，终于进入了大开发阶段。 中央政府虽然在过去的两年里，密集颁布了十多个区域发展的规划纲要。但这些区域发展规划主要都是针对一些大范围的并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区域，例如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北部湾等。而中央为了横琴这样一个面积相对较小而尚未开发的岛屿，专门发布了国家级的发展规划纲要，应该说是珠海得到的“殊荣”。 珠海的第三个机遇是在《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中，明确把珠海定位为珠三角西岸的中心城市，与广州、深圳并列成为珠三角的三个核心城市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广东省也曾经规划过以广州、深圳、珠海作为珠三角三个经济中心的“A”字型布局。但由于后来珠海的经济规模比较小，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有限，“A”字型的经济布局没有真正形成。但在此次的《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中，很强调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珠海被定位于珠三角西岸珠（海）中（山）江（门）的核心城市。随着城市间一体化格局的形成，珠中江三个城市合力抱团形成的城市群，无疑将改变珠三角西岸经济规模较小、辐射力较弱的局面。而珠海作为这个城市群的核心，在交通基建规划、产业布局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港珠官方沟通应建立“直通车”机制 面对珠海的快速变化与发展，香港方面应该认真研究，未雨绸缪，为横琴大开发和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的地缘经济新格局做好准备。 在两地政府层面，应该积极探讨建立两地政府在工作层面的直接沟通机制。目前，珠海和澳门有合作专责小组的沟通机制，但珠海与香港之间却没有相应的直接机制。作为广东省辖下的一个市，珠海官方的任何想法，即使是一些具体操作层面事务，想要与香港官方合作，也必须首先申报给广东省政府，然后再由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政府通过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来商讨，之后再反馈珠海。这样不仅费时费力，而且香港与珠海无法直接交流，影响了合作的效果。考虑到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后，珠海与香港的人流、物流往来必然大量增加，两地应该及时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大框架下，建立香港与珠海之间的专门工作协商小组，以提升两地协作的效率。 珠海在横琴岛的开发中，确立了“港澳优先”的原则，也就是对港澳的投资和产业转移可以给予一些特别优惠的政策。考虑到澳门产业结构较为单一，来自香港的投资和产业转移对横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香港来讲，无论是现有的金融和专业服务等现有优势产业，还是构想中的六大新优势产业，横琴都是这些产业在内地市场上寻求突破值得一试的跳板。因为横琴是极少数已经获得国家授权、进行体制创新的新区之一，很多地方比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等新的开发区都走在前面。 因此，香港可以尝试把与深圳共同开发前海的模式运用到与珠海横琴的合作上来。现时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架构下有一个“前海开发深港合作联合专责小组”专门推进港深在前海地区的合作。香港也可以和珠海在同样的架构下成立一个香港与珠海合作推进横琴开发的专责研究小组，研究出来的合作方案报给中央批准后实施。这样不仅可以为香港和珠海带来更有效的合作关系，还可以帮助国家在体制创新上有新突破。 港珠可携手创新境外人民币产品 除了在政府沟通机制的合作外，在金融创新方面，香港与珠海也应积极探索新的合作空间。香港现在正在努力发展人民币的离岸市场业务。但现在香港的人民币市场规模还比较小，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香港的人民币目前还不可以直接回流入内地进行投资，只能通过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作为清算行的方式转存入内地。这样香港的人民币储蓄和投资产品只能获得1%左右的利息回报率，大大影响了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发展。香港金融主管部门正在和中国人民银行协商，寻求人民币投资的新渠道。而珠海现在也积极想在金融创新上有所作为。如果双方能携手，在风险可控和不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向国家主管部门争取发展境外人民币投资的新产品，比如在珠海横琴开发区成立境外人民币投资内地的产业基金，或者以珠海作为试点，允许来自香港的外商在对内地某些行业的直接投资中使用人民币。这不但将提高香港人民币投资产品的回报率，进一步促进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也为珠海深化金融产业和提升相关产业起到很大助力作用，为两地的“双赢”创造新的局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1-07 无论是处理经济的再平衡，还是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无论是与腐败做斗争，还是重建中国的价值体系；无论是解决环境污染和人口再生产的具体问题，还是应对政府治理的危机，未来十年，这些挑战中国将如何一一予以妥善解决？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时代要有，在国力昌盛、民众富裕的承平时代更要有。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最可宝贵的意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既要抓住后危机时期的发展机遇，又指出必须要有忧患意识。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0余年。在历史的长河中，30余年的光明只是一个瞬间，但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不短。这30余年改革开放，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广度、深度而言，算得上是中国5000年来未有之变局，大体来说，这30余年基本风平浪静。当然这得益于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能够顺势而为，调整自己的治理方式，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而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也创造了转型国家时间最长的增长期，并为执政党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积累了雄厚的财力。 2010年上半年，当其他国家还在为如何使经济走出危机绞尽脑汁时，中国经济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成就。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就是在若干年后赶超美国，也并不意外。可以说，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从未有过的国力最为强盛的时候，堪与盛唐媲美。但愈是在这样的时候，愈要谦虚谨慎、战战兢兢，因为不仅国民在此种表面的强盛中不知不觉变得自大起来，而且，事实上，无论从内外环境来看，中国在后危机时期将面临着比以前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30余年改革和发展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到了一个总爆发的临界点上。就国内来说，如果未来10年，不妥善处理和解决好以下几大问题，后果堪忧。 挑战之一：实现经济再平衡 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提出了一个再平衡问题，中国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再平衡任务。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失衡为代价的，如过度依赖出口与外部需求拉动制造业发展，内需与外需比例严重失衡；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投资增长，私人投资相对疲软；过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收支结构失衡；过度依赖东部沿海地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过度依赖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等等。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国民所得不多，致使对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内需多年都启动不了。 世人都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式是所谓粗放式发展，即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人权优势，来谋取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具体地说，是GDP的高增长。如果说，在改革的初、中期，这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而对一个资本高度稀缺和技术高度落后的国家来说，要吸引外资和技术，就必须用优惠的条件，包括压缩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那么，在蛋糕做大之后，特别是，我们自身的资本也有剩余，在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机会时，还把追求GDP的高增长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成问题了。而现在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体制的惯性；政府掌控资源的能力非但没有缩小甚至还有加强；多年高速增长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经济结构的固化；工会力量的弱小；农民工的市民化进展缓慢；以及外部需求对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消化等体制、结构条件依旧。 但金融危机的爆发把中国这种粗放式发展逼入了绝境，难以为继。金融危机首先打破了中国经济对外需的高度依赖。从过去的几年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消费。如果美国的过度消费能够维持，那么这种增长模式就能够维持，然而危机恰恰表明美国的过度消费难以为继。尽管今年以来，随着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逐渐走出危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开始恢复，中国的出口同比又有大幅度增长，但有了危机的教训，表明这种外需是随时可中断的，因此，也告诉我们，不能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长期寄托在发达国家的需求上。因为我们看到，在后危机时期，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推行保护主义，美国最近又通过了有关中国汇率的法案，人民币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对依赖外需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可以说，后危机时期“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主导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各种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限制措施纷纷出台，而它们大部分是冲着中国而来的，中国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它使得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在外在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不得不进行被动式平衡。 从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这种被动式平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投资替代外需，二是以政府代替市场，三是加快银行放贷弥补市场流动性不足，四是延缓要素领域的改革，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公用事业、汇率等在内的要素价格改革，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环节，但为了保增长，这些领域的改革或被推迟，或又反复。虽然这种被动式平衡保证了中国经济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8%甚至更高的增长，但它也恶化了投资和消费的矛盾，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压力，进一步挤压民企生存空间，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泡沫， 更危险的是，它使政府干预经济的能量更大。 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注重经济增长的平衡性，“权衡”好经济发展中当前矛盾和长期问题，保持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增长；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让社会个体公平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和成果；以及注重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友好等方面。 实际上，从“六五计划”开始，中国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和任务，然而，如今“十一五”即将过去，发展方式依然如故。现在外部形势已经变化，假如在未来的10年内，中国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没有取得进展，或进展不大，那么，不排除或者注定会像此次金融危机，以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来再平衡世界经济一样，以同样的破坏力度甚至更大的破坏性来强制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如此，无疑是中国经济的悲剧。 挑战之二：缩小贫富差距 贫富分化是经济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阶层对抗的大问题。 贫富分化首先表现为收入问题，除此外，它还包括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公共服务的分享以及机会的均等与否等所造成的贫和富的两极分化。由于收入分配在各种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把收入分配等同于资源分配。狭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工资性收入，广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取得的货币或非货币收入，包括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 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利阿诺斯在研究历史时发现，在过去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3倍，但是，无论在各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这些收入的分配都极其不公平。他引用联合国的报告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 相比而言，中国在收入分配的不公上只会有过之。无论各种统计均表明，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的收入或贫富差距正日益拉大，已从过去一个高度平均主义的社会变成一个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社会。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一个调查统计，目前全国最高收入的10％家庭与最低收入的10％家庭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在2009年6月召开的政协常委会上，也透露出了一个数据，他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中国的收入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悬殊上，而是表现为全方位的，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世界银行在前些年出版的一部名为“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的报告中警告，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各省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4.74，比1999年的4.37高出近0.4个点数。事实上，上述数据已远远落后于现实。国家发改委一个研究机构的调查研究表明，截止到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4.8，如果算上隐性的各种补贴，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5。这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极限。 那么，收入差距导致的贫富扩大这种马太效应，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对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们常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来区分两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前者指的是因为顺利实现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后者指的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各种矛盾大量产生并不断激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进入“黄金发展期”还是“矛盾凸显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取决于对收入差距的处理。处理得好，收入差距得以缩小，进入“黄金发展期”；处理得不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进入“矛盾凸显期”。 截止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900美元，正处于这一发展的“岔路口”，是上天堂还是入地狱，看我们对包括收入分配差距在内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程度。首先应肯定，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控的范围，有助于整个社会的活力和生机，但假如差距过大，则不仅使得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不能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还会产生以下两个明显的后果：一是从经济层面看，由于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二是从社会层面看，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会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加剧社会冲突，如游行、罢工，乃至社会动乱。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不能不说与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所导致的贫富高度不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1-05 嘎隆拉隧道的贯通，意味着中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行政县——墨脱县即将摆脱“高原孤岛”的地理困境，不但建立了地区间经济联系的纽带，更承载着中国实现对藏南地区战略影响的厚望。 一座嘎隆拉雪山用了近五十年才得以顺利穿越。据新华社12月15日报道，施工近2年的 “扎墨公路”控制性工程——嘎隆拉隧道贯通，中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行政县——墨脱即将正式纳入全国公路交通的版图。“扎墨公路”全长117公里，连接墨脱县和波密县扎木乡，以隧道穿越嘎隆拉雪山，在波密县连接上318国道川藏段。扎墨公路的即将通车，意味着墨脱县即将摆脱“高原孤岛”的地理困境，更承载着中国实现对藏南地区战略影响的厚望。 墨脱告别高原孤岛困境 嘎隆拉隧道的贯通，不仅避免了大雪封山对交通的阻隔，使墨脱地区的每年通车时间延长到8至9个月，更重要的是突破了该地区的地理屏障，令中国有可能向藏南地区做军力延伸。随着进一步的改造，扎墨公路将在2011年底顺利通车，届时中国的地面部队就可以迅速并持续的进入墨脱地区，大型的武器装备也能够被部署到该地区。目前的扎墨公路是在山路的基础上重新改建公路，路程节省了约5个小时，未来还将兴建更为快捷的“派墨公路”，即米林县派乡穿过多雄拉雪山到墨脱县城，这两条公路就能沿目前的中印实际控制线构筑一条完整的战略防线。因此，嘎隆拉隧道的贯通，就具有了更深层的战略价值。在温家宝总理启程访问印度的当天公布这条新闻，也显得意味深长。 墨脱县实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是进入藏南地区的必经之路，在没有公路到达的条件下，无疑是战略上的一座孤岛，而一旦由公路贯通，立即成为战略上俯视藏南地区的一个楔子。随着中国西部战略的逐步演进，墨脱这个楔子就能发挥其应有的战略价值，用某种形式表达对藏南的领土诉求并非没有可能。而藏南同时是中印两国的战略突出部，是兵家必争之地，目前的和平状态是两国基于经济发展考虑的共识。但是，未来出于能源或其他方面的考虑，在中缅印交接地区寻求战略发展空间时，这种和平很可能被打破，甚至在藏南地区发生冲突。 藏南地缘战略价值凸显 藏南地区即以麦克马洪线为准向南延伸的西藏传统领土，是目前中印两国之间争议最大的地区。1962年中印边境爆发战争，中国边防军取胜后回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印两国自此就以麦克马洪线为实际控制线划界。1987年，印度将藏南地区成立为“阿鲁纳恰尔邦”，中国则将该地区编入西藏的林芝、山南两个行政地区。 对于藏南地区在1962年后的历史地位，一位解放军作家1995年时有过这样深刻的评述： “经过了近三十年之后，结合现在再来看那场战争及其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胜利者因为胜利的飘飘然，以至连对胜利成果的彻底丧失…都无动于衷。失败者因为唯独还没有得到胜利者的虚名，所以…发誓要报一箭之仇。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嘲弄，如果当年印度取得了胜利，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一地区肯定不会如此占尽便宜，如果当时中国在此地失败，那么现在反而大概不会这么被动和可怜。” 中国军队的回撤毕竟有当时种种现实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藏南地区距离中方公路遥远，无法获得及时和充足的后勤补给，中国军队也就不可能长期占领该地区。 藏南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的南坡，海拔从5000米到150米，跨越亚热带和热带。对中国而言，一旦突破了北面喜马拉雅山脉的地缘屏障，不仅可以借助地势上的易守难攻，更可以依靠下坡的山势对平原地区发动攻击，向南可威胁连接印度和其东北各邦的阿萨姆走廊，从而让印度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地缘战略格局，并可借助雅鲁藏布江对整个印度东北部乃至孟加拉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藏南地区向东延伸则能够对缅甸北部起到更大的战略支撑作用，并可沿伊洛瓦底江流域发挥更多的军事及经济效能。 藏南归属牵动中印博弈 从根源上讲，麦克马洪线在历史上得以存在是因为西藏噶厦政府和英属印度在1914年秘密签署的西姆拉公约。噶厦政府期望借助该条约以获得西藏独立，因此接受了麦克马洪线关于印藏领土的划分 。中英双方都未曾使该条约生效，直到1937年英属印度才公布该公约。1959年，达赖喇嘛及噶厦政府流亡印度后，印度便开始支持西藏独立。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承认印度享有对藏南地区的法律主权便是接受了西藏和印度签署的两国法律性文件的生效，并沿用至今；也就等于承认了西藏独立的合法性，达赖喇嘛的地位和其西藏独立的主张也就同时被承认。因此，从政治方面来看，无论中国是否真正控制藏南地区，都不可能承认该地区是印度领土。 历史同样留给印度一个两难的选择，藏南领土和支持西藏独立是不能分开的。如果不支持西藏独立，那么关于藏南领土的西姆拉公约也就失去了使之合法的基础。如果印度支持西藏独立，中国一定会在外交政策上对印度不依不饶；而放弃支持西藏独立，印度就等于承认是强占了中国领土。印度之所以给予达赖及其追随者以存在空间，其目的就包括对藏南的领土诉求。但印度虽然给予达赖政治庇护，却从不敢公开支持西藏独立。因此，印度很难在外交上对中国占有主动地位，而外交上的失势逼迫印度不得不采取加强在该地区的国防建设并扩大移民数量的措施。而中国，表面是失去了军事上的主动（因为没有可持续的补给线，即使占领也没有实在的军事优势），但也获得了外交地位上的优势。 但是丹增嘉措必然有死去的那一天，届时中国用金瓶求签的方式选出下一世达赖喇嘛，那么印度也就失去了这一张牌。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将不得不依靠其他手段来维持其占有藏南的合法性，而其中选择并不算多。更重要的是，对于印度而言，除非是使用武力，否则必须保持和中国之间极为稳定的和平状态才有可能使藏南问题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印度必须换一个方式来实现其对藏南的领土诉求。印度政府当然也深谙其中的道理，因此，近来对西藏独立势力的支持也越来越少。在这次温家宝总理访印期间，印度总理辛格表示不支持任何人在印度进行分裂中国的行为，正反映出印度态度出现变化。 印度不得不担心中国军队在未来以收复失土的名义进入藏南。中国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宣布放弃对藏南的主权。印度在过去五十年里对藏南的实际控制，借助便利的交通，使该地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利用共存发展的名义加上实际控制时间与殖民建设等理由，印度还会在领土问题上和中国继续周旋下去，直到在战略竞争上分出高下，或以武力的形式分出胜负。另外，随着中国在西部能源战略上对巴基斯坦（特别是喀喇昆仑公路/铁路穿越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倚重程度增加，也势必会使印度在克什米尔领土归属的争议中，把藏南作为一个重要的对华战略博弈砝码。 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有喜马拉雅山脉这条地缘屏障，使得中国和印度的战略竞争很难升级到战争的形式。作为同一区域内的两个潜在的超级大国，中印又不可能避免战略竞争。但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印两国也需要紧密合作来共同获得战略崛起。因此，东西两块争议领土做为地缘战略上的突出部，无疑成为了中印之间的芥蒂。双方对1962年战争结果的继承，又使得两国之间很难建立可靠的互信机制。嘎隆拉隧道的贯通，消除了地缘上的屏障，一方面是建立了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但是另一方面却提升了潜在冲突的可能性。虽然未来几年，中印边界的领土问题很难出现任何冲突性的发展，但是藏南领土在国际法上的主权归属却将是历史留给中印两国未来领导人去解决的最棘手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