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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8-12 奥巴马在“庄园会晤”中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认为中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希望同北京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张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说明两国试图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尊重对方权益，节制自己的单方利欲冲动，防止出现囚徒困境中的不利终局。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10日至1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6月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中美首脑会晤后两国间的第一轮正式对话。习近平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倡议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开始将这种理念落到实处，并增加双方在战略问题上的相互了解与互信，避免因误判而发生的对抗。 在安纳伯格庄园，奥巴马赠送给习近平一张红杉木长椅。此举别开生面，颇具深意，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宣承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唯一霸权国家美国平起平坐的权力。双方一致认为，防止中美关系脱轨的关键在于深化合作、避免冲突、向对方陈明自己的战略节制，并要求对方投桃报李。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努力的精髓所在。 纵观世界历史，除了英美霸权和平转移之外，其它崛起的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之间大多发生残酷的战争，此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习奥会的特殊意义在于，尽管中美在一些领域存在重大分歧，双方都有实在的意愿自我节制，相互妥协，从而打破历史的陈规，让中美和其它各国人民共享稳定的世界秩序。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气候合作、能源合作与中美投资协定等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扩大了中美利益交集，这就是对习奥会价值的良好注脚。 根据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学说，个体不顾他人的利己行为会导致对所有伙伴都不利的结局。就经典的囚徒困境而言，两个当事人都在坦白与抵赖策略上首先想到自己，不站在对方的利益立场考虑，最后两人都要服较长的刑期，无法得到最短时间监禁这一最佳结果。 奥巴马在“庄园会晤”中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认为中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希望同北京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张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说明两国试图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尊重对方权益，节制自己的单方利欲冲动，防止出现囚徒困境中的不利终局。 中国的崛起决非虚张声势，而是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充盈的战略武器装备。中国的经济业已成为各国艳羡与畏惧的力量，而由经济实力支撑的战略武库近年来迅速膨胀。北京正谋求瘫痪美国反导系统的技术和打击北美大陆的新一代核武，虽然其既有核武政策强调威慑，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不过这并非一成不变。同时，更令美方惧惮的是，中国潜心开发攻击美国卫星和计算机网络的杀手锏武器，有可能彻底摧毁美国军事强权所依赖的信息技术优势。 经济和军事崛起为中华民族赢得了与美利坚的平等地位，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判断，以免因盲目自信而轻启与霸权国家的军事冲突。在核武、太空和互联网等战略领域，先发制人者总是在冲突中占据上风，而美国在这些领域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有更多发动突袭的机会。就互联网而言，美国掌握着世界13台根服务器中的10台，若中美开战，中国大量网站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经济和社会生活会遭受重创。中美军事冲突的后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毁害两国经济，渔翁得利的恐怕是处心积虑力图推翻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日本。 根据囚徒困境的原理，此种局面中的中美两国最好“合谋”，双方都保持战略节制，承诺互不针对彼方首先使用核武、反卫星或网络武器。此安排成功的关键在于中美平行对等地发展战略武器与互联网技术，在地缘政治角逐中彼此制约，从而有效维持相互威慑状态。就当前的东亚安全局势而言，中国须坚守钓鱼岛新现状，否则美国就会得寸进尺，放弃节制，重新著手进行战略进攻。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是习奥会的助产士。 在欧洲历史上，战略节制最成功的典型案例是俾斯麦统一和发展德国的大战略。与现在美、日、英、俄在两岸四地存在利益颇相像，当时英、法、俄、奥在分裂的德意志诸邦都有各自的利益。俾斯麦把错综复杂的局面简约化，在德丹、普奥和普法战争中，首先通过外交以利益交换拉拢大多数强国，孤立敌人，然后每次都设定与实力匹配的有限军事目标，一击而中，见好就收。在统一德国之后，俾斯麦继续拉拢英、俄和奥地利，集中力量排挤和限制强邻法兰西，并鼓励法国在海外殖民地扩张，转移它在欧陆的注意力，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德国利益。 许多学者误读了俾斯麦，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的俾斯麦，把韬光养晦解读为战略节制，其实这是大错而特错。邓公更像施泰因、哈登堡、沙恩霍斯特等改革家的混合体，为后世的政治家大展宏图奠定了人才、技术和工业基础。战略节制不是逃避战争，而是有限战争、把握时机与外交和强的有机融合。以有限战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战略节制的题中之义，而非相斥要素。 如果与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比较的话，环顾今日中国周边，菲、越类似于丹麦，印度颇如奥地利，而日本则是当年刚愎自用拿破仑三世治下法国的翻版。致力于领土统一的中国领导人，需要克制野心，先易后难，逐步强势而非强硬地处理周边领土纠纷，并最终以恰当的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相较于俾斯麦，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北京与美国形成了经济、社会与安全利益交融的格局，并拥有了诸多非暴力制约对手的方式，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存在更多新型手段可供选择。这种新型战略节制是对韬光养晦的延续与超越，多年后回头来看，习奥会可能就是该政策的开端。 俾斯麦的战略节制并不缺乏对外张力，他主动营造以联奥、拉俄、亲英为特征的大陆联盟体系，成功地约束了法国的势力。中国也需要创造一种与大陆联盟体系等量齐观的架构，真正走出外交守势，而在此之前，北京要先期瓦解美国在东亚的联盟体系。理想的状况是中国能粉碎美菲、美泰、美韩和美日军事同盟，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协议。然而，北京的资源尚不足以托起这一宏大目标，不过瓦解部分同盟的次优结果还是可以期待的。美日同盟是华盛顿在东亚的核心利益，正面对其迎头痛击的时机尚未成熟，但美菲、美韩同盟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并非如此。通过威慑、庙算和利益交换，北京有可能诱使美国把军力投射到中东、拉美和中南亚，放弃菲律宾、韩国和台湾，中国则可由此剪除美日同盟的侧翼。以今日中国将起未起之国力，把日本放在渐进攻势链条的最后一环，才是比较理性和安全的方案。 奥巴马政府选择战略节制乃迫不得已。受困于金融特权利益集团的美国经济将持续停滞或低速增长，而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的经济将马不停蹄地快速扩张。当今世界的此种大势，导致华盛顿缺少足够的财力和意志与北京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奥巴马上任后并没有采取类似越战后那样的战略收缩政策，而是在中东和东亚应用“巧实力”，以有限进攻策略构筑防线，取得反恐战争、利比亚战争等胜利，并对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国不断施加压力。然而，奥巴马并无力借此挽回美国在冷战结束初期那种独霸天下的时光，还是无奈地目睹新大陆缓缓迈向帝国黄昏。 奥巴马政府玩弄“巧实力”最主要的优势在于西方价值观。不同于梅特涅勉力推广的保守意识形态，美国的价值观仍旧富于一定的吸引力。然而，美国如今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致命弱点在于，多党代议制已经落伍于时代，违背了互联网时代直接民主的滚滚潮流;鼓励不劳而获的经济体制被金融特权利益集团绑架，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平正义。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出现只是美国价值观危机的开端。 明太祖朱元璋在崛起中“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鼓励元廷官军、徐寿辉、陈友谅等几股力量争斗不已，自己则避开主力决战，以小规模战斗拓展江东，最后终于后发先至，夺取江山。与此类似，今日之中国，仍需从俾斯麦的施政中获取灵感，注意克制，稳住诸大国，以多重伙伴关系架构孤立和蚕食日本，尽力稳定和扩大与美国的利益交集，同时转移华盛顿军力投放区域，有效化解美国对中方的正面压力。 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对双边投资协定的技术条款进行了澄清并核定了内容，为进入实质性谈判创造了条件。中方这次的承诺是一次重大让步，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同意就所有行业和各种投资阶段与美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也契合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战略节制思路。 （此文发表于2013年8月8日《环球时报》）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 骏 2013-07-29 即便越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美国也从没有放弃“和平演变”越南的目标。当前约有150个反越南政府的组织在美国公开活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正是越美关系的最大症结所在，恐怕短期内难以逾越。 7月25日，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这是美国与越南自1995年建交以来两国最高领导的第三次国事访问，也是奥巴马执政期间越南国家元首对美国的首次访问。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之下，此次访问是否会影响一些战略反应，受到各方关注。其实，每一次美越高层交往，都会引起一大批中国专家学者的大惊小怪，发出类似“美越”结盟遏制中国的警告。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越南同美国的交往，最大的障碍依然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越南对于美国来说，始终停留在那场战争上，而那场战争带来的反思改变了一代美国人，也改变了美国外交路线，甚至影响到它的价值观。 一位越战时期担任越南战区副总司令的美国人曾对笔者说，他很遗憾那场战争给越南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当然他更遗憾的是，那场战争并没有能够帮助越南人获得解放，让他们之后遭受了更大的“灾难”。这种遗憾，恐怕至今越南执政者还能真切地感受到吧。 美国前任国务卿希拉里2012年出访河内时曾公开称赞越南“正在发生非凡的变革”。笔者猜测，这话听在越南执政者耳中，肯定五味杂陈：非凡的变革是确定无疑的，但越南执政者期望的变革目标同希拉里的目标是一致的吗？会不会南辕北辙，一个希望巩固执政基础，一个盼望尽快发生“颜色革命”呢？ 即便越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美国也从没有放弃“和平演变”越南的目标。当前约有150个反越南政府的组织在美国公开活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正是越美关系的最大症结所在，恐怕短期内难以逾越。所以，那些胆战心惊预测越南同美国可能结成联盟，共同遏制甚至对抗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可以省省了。 当然，历史并非没有先例：1972年，仇恨社会主义的尼克松与基辛格收起意识形态差异，跨过太平洋，同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言和。中美两国一致对付当时世界第二号超级大国苏联。美国会否故伎重演，同一个野心勃勃的社会主义国家抛弃前嫌，共同遏制、对抗这个国家北方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呢？可惜，当下之越南非昔日之中国，今日之中国更非当年之苏联。地缘政治在全球化的时代，并不是百试百灵。 冷战时代，越南凭借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以及优良的军港，一度成为超级大国争相取悦的小国，也因此尝到了穿梭于大国之间的甜头。如今南海风云再起，美国重返亚洲，越南会不会认为自己的机会又来了？越南必须意识到，冷战早成历史，以目前越南这种国力与实力，玩什么大国平衡，搞不好会引火烧身。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百达 2013-07-12 台湾应协助中美取得双赢局面，同时也设法让自己在两岸棋局中寻找双赢的可能，这才是资源有限的台湾所应试图扮演的角色，并从中创造提升自己的战略价值。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于结束拉美访问行程后转往美国展开一场没有礼炮、也没有白宫草坪记者会的度假外交。 这场众所瞩目的“习奥会”，究竟能否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待日后检验。但不可讳言，这次非典型“庄园外交”确实比传统外交更有助于中美双边展开深度对话，以及两国领导人建立私谊。尤其，习近平将领导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推动实现“中国梦”与民族复兴，而奥巴马虽已于年初迈入第二任期，但如果这两位对国际政局具举足轻重角色的领导人彼此能建立足够战略互信，不仅将影响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也将为未来十年国际局势奠定基本格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两岸关系 这次被视为“G2峰会”的“习奥会”，一如外界预期，除触及中美经贸、网络安全、气候变迁，朝鲜半岛情势，以及东海与南海等区域安全议题外，台湾问题，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台海或两岸议题，也顺势提上双方对话议程。 中方除要求美方必须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三公报，也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对台军售。对此，美方照例搬出标准回应，除重申中美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所构成的一中政策，也强调将持续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至于什么时机供售何种质量装备给台湾，则完全由美国最高行政当局依当时情况决定。 尽管这近乎重申过去立场的对话，显示中美双方对相关议题仍存有歧见，但某种程度上也形成另一种战略再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对近年来两岸关系发展采取正面肯定的立场，这将可能进一步反映在其后续的对台政策。 对于美国在未来两岸关系所将扮演的角色，有部分战略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崛起以及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美国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力将逐渐式微。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两岸关系若要能够获得进一步改善，美国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毫无疑问，台湾社会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持续获得改善，但同时也期待美国在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中能够持续扮演积极正面的作用。换言之，稳固的台美关系，将有助于成为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基础，特别是来自美方对于台湾政治及安全的持续坚定支持与战略保证。 由历史所造就的当代台湾、中国大陆与美国的特殊三角关系，使得任何一方关系的改变，都可能牵动着其他两边关系的发展。如今，台美关系依然紧密，两岸关系的发展也非过去所能比拟。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强权，美国作为国际现实强权，两者在紧邻的西太平洋或其他区域议题上存在分歧，台湾却偏偏在地缘上正好处于海陆两大强权交界，本身也为中美双方长期争议焦点，更同时与双边发展出很紧密的互动关系。一旦中美陷于对抗态势，台湾将陷入被动两难困境。台湾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战略抉择 这次由奥巴马主动提前邀请的“习奥会”，显示出当前历经战争与金融风暴的美国，有意改善强化与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甚至希望在朝鲜非核化等议题上能够持续获得北京的支持以共同应对挑战。 相对地，习近平在记者会时表示：“（中美）双方同意共同努力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这句话透露出中国新领导人对于足以牵动世局的中美关系，所展现出的一种带有自信与直面未来的重要战略姿态。 一旦中美关系在奥巴马与习近平未来共同任内获得不断改善，如同习近平所表达的：“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只要双方拿出决心和信心，保持耐心和智慧，既大处着眼、登高望远，又小处着手、积微成著”，如此必将进一步牵动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作为可能成为中美“管控分歧”的焦点之一，台湾届时该如何因应，势将对朝野形成重大战略考验。面对这样一个可能发生的新战略形势，台湾未来究竟将何去何从？ 或许情势不是那么悲观，至少短期内是如此。盖因要骤然改变台湾当下所处现实结构，势将牵动许多方面因素。但这并不意谓台湾所处的现实结构将永远不会被改变。改变并不一定以剧烈方式（如战争）进行，而可能以一种微妙的缓慢渐进过程逐步发生，或许必须等到一段时间后才会清楚了解变化差异。关键在于，台湾究竟要被动地等待他人来决定自身命运，还是要设法主动寻求有利的战略契机。 我们或可重新全面检视台湾究竟具备哪些有利条件，或具哪些潜在有利资产可资运用。如果借民进党过去所曾提出的“海陆接口、东西桥梁”来看待台湾战略位置，则可发现：台湾在地理上正好处于中国大陆东进太平洋与美国海洋势力接触的幅辏点，战略术语则是第一岛链的中央枢纽。 从一个角度看起来是冲突点，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接合点。换言之，台湾可以不必是中美冲突点，而且可在中美试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寻找不同以往的积极角色，以发挥台湾潜在战略价值，而非成为中美共管对象，也不必在中美陷于矛盾冲突时面临选边站的两难。 要做到这点，或许需要大胆主动的战略思维来加以推动。一方面，当然是要继续深化巩固既有的台美关系，加强彼此的民主信念与战略互信。另一方面，则必须正面面对两岸政治分歧，以建设性姿态与北京方面耐心展开全面对话，在彼此相互谅解下，寻求现阶段双方均可接受的某种政治关系，满足彼此所需的战略保证，同时进一步开展更多合作面向。 “习奥会”是否真能如预期般地发展出新型大国关系，台湾不能只停留在臆测或仍抱持唱衰立场，因为一旦中美重新陷入战略对抗，台湾将如受到板块压挤般难以喘息。最好的选择或许是，台湾应协助中美取得双赢局面，同时也设法让自己在两岸棋局中寻找双赢的可能，这才是资源有限的台湾所应试图扮演的角色，并从中创造提升自己的战略价值。

天大研究院 2013-07-04 从内政到外交，执政不到半年的习近平纲举目张，抓住了解决中国当前最主要问题的关键所在：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将容易处理得多；解决了中共的纯洁性问题，继续牢牢树立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获民众的信任，中国国内绝大多数问题都可能找到答案。 中共十八大之前，西方媒体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纷纷在问：“Who’s Xi（习近平是谁）？”短短半年时间，从中国到海外，从俄罗斯到美国，世界各国都知道“习近平是谁”。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习近平以敦厚的外表与亲切的微笑、朴实亲切的话语和低调务实的风格而为全球媒体所广知，他所提出的“中国梦”早已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半年之后的今天，西方媒体和中国问题观察家们更为关切的问题是：“习近平要把中国带向何处？” 其实，只要仔细审视习近平接掌中国最高权力半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宣示与理政实践，就能够梳理出其战略思想的脉络，作答这一问题。他所积极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指引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引发全球国际关系学界热议，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公认的战略大家深为认同。从就职演说提出“打铁还须自身硬”到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再到亲自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并致辞发出总动员令，习近平反腐整风的理念、举措令举国民众为之期盼，令全球媒体高度关注。半年时间，习近平身体力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理念言简意赅，施政雷厉风行，从内政到外交，紧紧抓住中国当前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处处展现他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国家大战略思维。 中国当前呼唤国家大战略 国家大战略就是综合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力量，基于对国家现状与未来的全面认识与评估，所确立的国家发展方向与道路，包括宏观战略部署与具体实施策略。 建政60余载以来，受制于内外种种因素，中国始终缺乏国家大战略的建构。尽管过去30多年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发展经济，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得以提升，但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基本上仍处于被动应变状态，缺乏一个清晰的国家大战略。这并非是政府或者领导人不作为，而是由中国当时所处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国际地位所决定的，一个处处受制于世界霸权、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国家，很难提出自己的国家大战略。 但是，经过3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份量也越来越举足轻重，经济实力与国际政治影响力都直逼长期占据世界老大位置的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局势，还是消除西方世界和周边国家的种种猜疑，无论是寻求国家核心利益还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国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国家大战略。这一重担就落在了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肩上。   外交大战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纵观世界格局，后冷战时代形成了美国一霸独大的单极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主导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而随着与美国实施不同政治制度的中国在过去30年和平崛起为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未来20年超越美国成为头号经济体，历史恶性循环的阴影越来越浓重。过去百年，美国先是超越与己同根同种同意识形态的大英帝国，又击垮了与自身政治制度不同的对手苏联，那么崛起势头强劲的中国未来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大国之间是否只有兵戎相见才能分出胜负？如何避免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崛起大国同老牌帝国之间的纷争甚至战争？ 中国始终奉行和平外交，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过去30多年来在国际上仍然不断遭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种种误解与刁难，近年来风云再起的南海主权争议与中日钓鱼岛危机，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与影响力在作怪。过去百年中国长期遭受西方歧视与欺辱，为实现民族独立自强、保障国家领土完整而不懈抗争，从不惧怕任何冲突与战争，民族主义在中国也从不缺乏土壤，近年来从体制内的现役军人到网络上的“愤青”网民，都对美国主导的“围堵中国”深恶痛绝，甚至主张“不惜一战”。国家领导人要顺应这些强硬“民意”显然轻而易举，但是这么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有利于国家前途、民族福祉吗？这就需要一位具有战略眼光、不为狭隘民族主义遮望眼的政治家做出果断抉择，避免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同现有霸权大国发生冲突甚至战争，这不仅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更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 去年初，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首次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管控中美分歧，避免发生冲突，实现合作双赢。“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国际关系模式，正是习近平国家外交大战略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也从根源上可以解决中国外交层面目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新型大国关系”是否能够成功构建，成为指导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指引，能否进而扩展到指导中俄、中欧以及主导世界各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并逐步演变成为“新型国际关系”，为新的世界格局奠定基础，关键有赖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努力。为此，习近平与奥巴马6月初在美国加州阳光之乡安纳伯格庄园握手、散步，进行了一场又一场不系领带的“私聊”。习近平上任三个月时间不到就以国家主席身份第一次访美，开始建立同美国总统之间的私人关系，这对中美两国共同探索、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对美国来说，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过去一般只存在于美国同欧洲、澳洲盟国之间，而中美领导人打破价值理念隔膜，举行建立“私人关系”的非正式高峰会，更为突显中国新任国家领导人的务实、果断作风。在传统上比较看重外交形式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刚刚上任，就在没有21响礼炮的情况下访问美国，需要一定的勇气与魄力。 内政大战略：反腐整风适逢其时 内政的关键在于解决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中国民众最关心什么？民众痛恨腐败，憎恶贪污，期待的是清廉政府；民众对社会不公强烈不满，对冤假错案心有余悸，呼唤的是社会正义；民众深恶痛绝那些高高在上、既脱离民众也脱离实际的官员，尊重那些了解民间疾苦、踏实肯干的官员。所有这些问题的弊端何在？在于执政党的懈怠，在于部分党政官员失去信念和理想，贪图享乐，脱离群众，结果“一锅老鼠坏一锅汤”，贪污腐败屡禁不止，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激起民众不满，因地方官员不作为及权力寻租而引发的小规模社会冲突不断冒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都在各自任内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解决彼时的“当务之急”。习近平等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所面对的既不是邓小平接下的国民经济一穷二白的局面，也不是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所面临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与国内发展挑战，也不同于新世纪之初胡锦涛所要回答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营造和谐社会课题。他们所直面的考验是执政党自身的问题与社会转型的问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以及基于执政清廉、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合法性都已遭到严重挑战，如果这一届领导人在任期内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与民族所受到的损失恐怕要远远超过国际敌对势力与贫富差距拉大等诸多社会问题所造成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等新一届国家领导人肩上的担子比其前任要重得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打铁还须自身硬”。履新不足一月，习近平于2012年12月4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半年来，新一届领导集体雷厉风行，“八项规定”初见成效，各级官员作风有所改进，民众对“八项规定”普遍持欢迎与期望的态度。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这一讲话开启为期一年的反腐整风运动。上任之初即发起挑战权贵与利益集团的运动，习近平这一做法在他的前任中实属罕见。有海外观察人士认为：没有驾驭全局的魄力与胆识，是下不了这个决定的。 从内政到外交，执政不到半年的习近平纲举目张，抓住了解决中国当前最主要问题的关键所在：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将容易处理得多；解决了中共的纯洁性问题，继续牢牢树立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获民众的信任，中国国内绝大多数问题都可能找到答案。至于近期媒体、学界与互联网热议的价值理念与中国道路之争，笔者认为，当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当民众的公民意识在资讯时代日益提高，简单的“不争论”不但无法平息争论，也不利于急需大战略与大方向的国家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适当放开，允许学界、媒体与网络就国家价值理念与发展道路进行一系列讨论甚至争论，既可让民众更清晰地看到国家未来发展轨迹，也为执政者提供更多执政资源，便于他们在争论中凝聚更坚实的共识。目前思想领域的争鸣与网络、媒体上的辩论都没有超出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也在新任国家领导人可控的范围里。 习近平上任以来，在内政、外交与国家前途上抓住核心问题，充分展现出这位深具战略眼光的国家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 骏 2013-06-25 斯诺登事件发生后，美国大谈法律，理直气壮，似乎无懈可击。斯诺登的确违反了美国法律，可这无法掩盖斯诺登所揭露出的美国在互联网上的“非法”活动。 媒体报道斯诺登抵达莫斯科后，准备经过古巴与委内瑞拉，到厄瓜多尔避难，但从俄国起飞的飞机上，斯诺登的座位是空的。CNN 报道，斯诺登已经成为世界的“麻烦”，牵动了中美俄三国的大国关系。虽然厄瓜多尔外交部长说正考虑让斯诺登避难，但美国专家分析认为，美国有足够的杠杆对付厄瓜多尔，最终可能会让这个小国屈服美国的压力而遣返斯诺登。 斯诺登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明显的。就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加州的庄园举行非正式峰会，散步私聊，决定为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一起努力不到一个星期，斯诺登的“叛逃”把世人的记忆拉回到“冷战”时期。在当时那种“旧型”大国关系中，美苏之间的间谍“叛逃”几乎比两国之间航班还频繁。然而，现在已经不是冷战时期，那时斯诺登会是英雄，但现在他是多国的“烫手山芋”，中国不会接他到北京，俄国也不会。香港特区政府根据自己的法律，允许斯诺登登机离开，竟然招来美国的严重抗议，正在新德里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警告中国和俄国（放斯诺登离境而不是遣返他回美国）“必然影响美俄、美中关系”。他说，斯诺登显然犯了法，叛了国。 中国的做法合理合法，美国的抗议流露美国一贯的霸道。斯诺登也许犯了“叛国罪”，但那是美国的法律，中国包括中国的香港特区不是美国的一部分，有自己的法律，在处理斯诺登事件上，有自己的法律与做法，美国不应也不能指手画脚。 美国在斯诺登事件上几乎是全力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且不说斯诺登透露出的秘密对美国政府在美国人中的信誉造成损害，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信任也大打折扣。过去半年，美国对中国黑客“侵入”美国电脑的指控不停加码，中方保持了非常理智的克制，迄今为止，中方对美国的回应始终是“中国也是黑客的受害者”。即便在斯诺登透露出美国多次侵入中国网络，例如香港大学与清华大学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是在外媒记者问到此事时才回应，中国表示强烈关注。 相比斯诺登事件后美国美国政府的咄咄逼人，中国政府的反应是非常低调。但对于美国的态度，中方也应该注意，不应该让他们利用斯诺登违犯美国法律这事，来掩盖斯诺登暴露出的美国情报机关一直侵入中国电脑的事实。 斯诺登事件发生后，美国大谈法律，理直气壮，似乎无懈可击。斯诺登的确犯了法，可这无法掩盖斯诺登所揭露出的美国在互联网上的“非法”活动。 就斯诺登事件来说，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的界限。互联网发源于美国，至今还主要掌控在美国之手，美国也是互联网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其情报机构掌握的尖端技术，恐怕可以无处不在，任意窃取它国互联网用户信息与资料，在这种情况，“技不如人”的各国，反而会被美国指责为“支持黑客”。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造成这一不公平的原因是同现实世界分不开的，现实世界中，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国独大，几乎成为唯一支配当今世界格局的力量，长久以来，造成了美国的自大与自傲。但现实世界中毕竟还有多极力量存在，还有长期形成的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这种机构。可是互联网世界里？目前基本上还处于各自为政与若肉强食的“丛林时代”。笔者认为，斯诺登事件以及中美两国领导人宣布共同处理互联网黑客的庄园会晤，可以成为在互联网世界建立秩序、法规的开端。技术上的弱国必须受到保护，强大如美国的必须受到限制。 斯诺登是否“叛国”由美国的法律决定，但美国人是否在互联网上越过“国界”，而对它国包括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侵入，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借这一事件促进建立互联网世界的“国际法”与行为规则，建立互联网世界的秩序。而未来，如何彻底解决互联网公管问题，即根服务器的管理权，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互联网的将来在于由联合国或新的国际组织来共管，问题是美国会交出根服务器的控制权吗？ 在两国领导人的庄园之约中，习近平与奥巴马同意成立两国共同小组，对互联网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与交流。斯诺登事件后，这一工作不应该受到影响，反而应该加快步伐加大力度。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卢麒元 2013-06-21 美元即将结束漫长的贬值趋势，重新进入历史性的上升通道了。历史地看，每一次美元变动都是剧烈的。在衍生工具极度发达的世界金融一体化时代，任何的汇率变动都会被放大并形成对实体经济的猛烈冲击。如果我们接受2008年金融危机仅仅是全球经济危机第一季的判断，那么谁能说即将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第二季不会来得更猛烈呢？ 越来越多的市场迹象显示，美元即将结束漫长的贬值趋势，重新进入历史性的上升通道。受制于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港币势必跟随美元进入升值通道。港币升值将对香港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影响肯定不止于经济层面，在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迫近的关键时刻，香港经济的剧烈波动将深刻影响香港的政治格局。一、美元升值的可能性、时间以及幅度 决定美元汇率的三个主要因素：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外部因素。1、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在2012年成功走出危机阴影，出现明确的复苏迹象。美国经济已连续第14季出现增长，去年全年美国GDP成长2.2％，大致符合整体复苏速度。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动能自2013年起已开始转强，其中房市逐步复苏，失业率则缓步下降。 一季度美股迎来完美收官，复活节假日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最高纪录。今年一季度，道指和标普500涨幅均超过10%。近期来自楼市和制造业的利好数据，让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增添信心。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艾伯特·弗里德公司常务董事本·威利斯(Benedict Willis)认为：“美国及世界经济正在复苏，这是美股创新高的主要原因。”作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房市是美国经济能否持续大幅回暖的风向标。标普/凯斯席勒房价指数显示，去年第四季度全美平均房价上涨7.3%，涨幅远大于预期。其中，去年12月，美国20座大城市房价同比大涨6.8%，创下自2006年7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另一方面，美国今年1月新屋销售环比激增15.6%，达到43.7万套，升至四年半来最高水平。全国房地产商协会（NAR）的统计显示，1月全美待售屋存量仅约4.2个月，远低于均衡房市应有的6至7个月存量，这可能会导致房价继续上涨。制造业PMI是衡量美国制造业综合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美国供应管理协会3月1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月美国制造业PMI为54.2，高于前月的53.1，升至2011年6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就业市场也出现改善。美国劳工部3月8日称，美国2月非农就业增加23.6万人，大幅高于预期的增加16.5万人。2月失业率也从7.9%降至7.7%，创下2008年12月以来的新低。与此同时，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资料，今年2月美国月度零售额增长1.1%，市场原本预计该值为0.5%。在不计汽车销售额的情况下，美国2月零售额增长1%。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期间，美国零售额累计增长了4.5%。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已经度过最糟糕的时期，复苏势头强劲。当然，这一复苏是否意味着持续经济增长，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复苏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还有待观察。2、经济政策 就美国现行经济政策而言，美国仍然在使用应对经济危机的既定政策，即延续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刚好与中国相反）。 美国政府在财政悬崖的现实压力下，被迫开始执行大规模的财政紧缩政策。权威评级机构惠誉认为，美国若想要维持AAA顶级评级地位，需在2014-2015年将联邦债务及总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稳定在80%和110%以下。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预算报告看，201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为8,450亿美元，这是奥巴马总统任内首次将年度财政赤字降至1万亿美元之下，财政赤字预期将较2012年减少了4,870亿美元，占GDP比重减少3.3个百分点。美国新任财长雅各布‧卢（Jacob J. Lew）希望能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但这几乎不大可能。按照3月1日启动的“全面自动减支计划”，未来7个月美国将全面减少政府支出约850亿美元，未来十年削减1.2万亿美元。如此看来，美国有机会保持AAA顶级评级地位。此举显然不利于经济复苏，但却有利于维护美国强美元的地位。 美联储在确保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前提下，开始有序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13年2月21日凌晨3点，美联储公布1月份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会议纪录，想不到内容让整个投资市场都为之震动，其中最惊人的消息便是该委员会可能开始考虑降低或是停止现在的量化宽松政策！事实上，自第三轮量化宽松开始，新的量化宽松政策明显有别于前两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考虑到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将对市场构成严重冲击，美联储采取了“减兵”不“减灶”的策略。随着美国股市和楼市的走强，资金周转速度明显加快，流动性需求殷切，美联储维持形式上的宽松是必要的。技术上看，这反而有利于美元汇率的稳定，避免美国过早进入加息周期。但是，无论如何，美元转强的趋势已经形成。3、外部因素 美元是否转强，关键在于美元回流美国的规模和速度。 欧洲经济仍然处于剧烈的调整周期，无法走出衰退的阴影。为了应对严重的通货紧缩，欧洲仍然需要执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就决定了欧元仍然处于持续贬值的过程之中。欧洲投资者在经济不景气和税赋增加的压力下，更倾向于选择投资美国。美国的股市和楼市状况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日本经济始终未能进行真正的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勉强维持，日元持续贬值几乎没有悬念。日本本土资产市场吸引力相当有限，日本根本无法吸引国际金融资本大举进入，甚至日本本土资本出于对日元的贬值预期，也会选择投向开始复苏的地区。 中国经济非但错过了2008年的调整机遇，反而采取了逆调整的“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激烈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度扭曲了经济结构，中国已经过早耗尽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同时，中国暂时无法拒绝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路径依赖，有关方面所谓“积极推进城镇化”仍然是在延续“积极”和“宽松”的老路。人民币超发行仍然在持续，人民币越来越接近升值极限。 此外，不排除特殊性因素，例如战争等对美元的影响。 按照美联储管理通货膨胀的原则，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接近尾声了，即便是年内无直接加息的可能，结束扭曲操作也意味着变相加息。这意味着，六个月到十二个月中，即可见到美元拐点的出现。随着2014年初伯南克（Ben Bernanke）退休，一个新的美元时代也许会提前到来了。 至于美元可能的升值幅度，很难做出精确判断。历史地看，每一次美元变动都是剧烈的，出乎一般市场预料的。换句话说，金融资本更喜欢美元巨变带来的冲击。千万不要忘记，当今世界上存在着远远大于实体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投机资本，在衍生工具极度发达的世界金融一体化时代，任何的汇率变动都会被放大并形成对实体经济的猛烈冲击。 如果我们接受2008年金融危机仅仅是全球经济危机第一季的判断，那么谁能说即将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第二季不会来得更猛烈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旭东 2013-06-10 中美两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硕大的沟通网络，沟通与对话管道已近百条，种类繁多、层级各异。但是，如同“沙漏”一般，无论怎样大的“储沙空间”若要达成彼此互动，必须要在最关键的中间枢纽形成畅通无阻的渠道，而这便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 既非北京或华盛顿，亦非世界瞩目的多边峰会，中美新元首初次会晤就这样“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地于美国加州“阳光之乡”举行。外界对这场会晤给予极高期待，从会谈时机、会晤形式以及交谈议题等多方面加以预测和解读，特别是对“新型大国关系”贡献各式各样的诠释。依笔者之见，“新型大国关系”可用人们熟悉的“沙漏”结构来形容。 中美关系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更超越双边范畴，几乎涵盖国际关系的所有领域，而且早已不受时空限制，不因地理相隔抑或时区相异而影响彼此合作需求，如同“沙漏”的两端紧密相连一般，已发展成为事实上的“全天候”关系。整个世界都需要两个主导性大国在任何一个时空结点上承担起相应的国际领导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场习奥会恰逢其时，中国领导人上任数年后才访美的先例在新的国际格局下显已不再适用。 四年前奥巴马上任不足三个月，首场胡奥会于英国伦敦G20峰会期间上演，奠定“积极、合作、全面”的两国关系基调，并达成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共识。加州此晤无疑是伦敦会晤的升级，轻装简行、省却繁文缛节，对于见惯中美气势恢宏外交场面的观察家们而言，实在非比寻常。形式如此不拘一格，追求的是深度会谈的实质，这让各界对此次习奥会有了更多的期待，尤其迫切希望揣摩“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时至今日，中美两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硕大的沟通网络，沟通与对话管道已近百条，种类繁多、层级各异。但是，如同“沙漏”一般，无论怎样大的“储沙空间”若要达成彼此互动，必须要在最关键的中间枢纽形成畅通无阻的渠道，而这便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从战略上看，元首互信是中美整体互信的基点，元首共识是两国全方位后续合作的基石，元首往来推动两国各层级交流协作次第展开。“新型大国关系”便是从战略上达致建立元首互信、促进元首共识、疏通元首往来这一效果的一味良方，也是从战术上促使两国在各项重要议题上取得进展的助推器。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不断拓展合作范畴和领域，任何一次元首峰会都演变成“议题竞争”的舞台，从安全到经济、从文化到环境、从人权到科技，各种议题无所不含。此次习奥会，台湾、汇率、人权、贸易等问题继续成为谈判桌上的保留项目，而网络安全、朝核问题等成为此次会晤焦点。同样犹如“沙漏”结构，中美巨大的议题网络，需要通过层层过滤和筛选，将最紧迫、优先级最高的议题置于核心位置优先讨论，两国元首峰会恰恰起到这一效果。元首达成基本共识后，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方有空间和授权就广阔话题进行充分协商，通过对话体系逐级推进合作。尽管每一次元首峰会所能谈及的问题有限，达成的共识深度亦难免有所保留，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同“沙漏”可以反复颠倒一样，习奥会在未来四年间必然大量上演，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不断累积互信，深化两国关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敬伟 2013-06-10 中美两强“庄园会”象征着跨越太平洋的郑重握手，虽然这未必能够破解中美两国直接的所有矛盾，但这种更为轻松的外交方式，凸显两国的理性、自信与责任意识。 习奥庄园会是中美大国外交的转折点。在庄园休闲的环境中接待外国元首，是美国给予西方大国或亲密盟友的待遇。作为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强庄园会，意味着一种新型的非零和的大国格局在太平洋两岸形成，是彰显“浩瀚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国”的外交姿态。 习奥“庄园会”，不仅有助于构建中美新型的大国关系，而且有助于破解亚太区域复杂的利益纠葛及地缘上的结构性矛盾。有媒体认为，习奥会让韩国乐观、日本紧张，这彰显出现实主义的东亚地缘政治新格局，即中美新型关系让中韩互疑减少，同时彰显日本在东北亚被边缘化而滋生的焦虑心态。习奥会也倒逼朝鲜从一意孤行的莽撞转为主动示和的理性，虽然离朝鲜弃核还有慢慢长路要走，毕竟朝核危机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中美两强“庄园会”象征着跨越太平洋的郑重握手，虽然这未必能够破解中美两国直接的所有矛盾，但这种更为轻松的外交方式，凸显两国的理性、自信与责任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拉美三国绝非访美前的顺访，而是体现了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新特点新突破。首先，中国和拉美各国（包括拉美三国）并非盟国关系，而中国在拉美没有政治目的和地缘觊觎，拉美国家对中国没有猜忌，因此双方关系才会像习近平主席评价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其次，中国的发展成果对拉美各国具有吸引力，对再次走上发展快速道路的拉美各国，突破昔日的发展困境具有借鉴意义。最后，两年前成立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发展潜力巨大，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是互补式的“强强联合”，目前中国和“拉共体”经济发展速度超越疲态的美欧日。未来5年，中拉贸易额将达到5,000亿美元，中拉贸易发展空间广阔。作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一环，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突破，也有助于中国成为更强大的全球性战略力量，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