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2009-01-21 前几年美元泛滥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在全球营造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香港更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东风，经济景气，股市飙升……但不到一年时间，从美国华尔街发飙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所过之处，泡沫散尽，东方之珠也黯然失色。   前几年美元泛滥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在全球营造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香港更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东风，经济景气，股市飙升……但不到一年时间，从美国华尔街发飙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所过之处，泡沫散尽，东方之珠也黯然失色。退潮之后才能看出暗礁险壑，才能看清谁在裸泳，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未完全消除，但香港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在这次金融狂飙中显露无遗。对香港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已经暴露出经济结构上的致命内伤，但是这次危机的力度远比十年前猛烈，影响也更为深远，但是香港人的思维仍旧停留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成为香港经济转型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波金融海啸刮到香港，香港马上出现裁员减薪潮，而餐饮、旅游这些关系就业的服务业更面临倒闭困境，同时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调，中产和中低收入者同时感到严冬到来的寒意。更为严峻的是，在珠三角从事加工贸易的上万家港资企业面临倒闭困境，不良港商撩担子“走佬”也影响到内地社会的稳定。同时，因雷曼债券所引发的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争也备受关注，这个问题更是亚洲金融风暴所未出现过的。 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无论是本港服务业的困难，还是内地港商的困境，都反映出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香港经济高度依赖金融、贸易、旅游以及房地产四大行业，其中控制土地这个生产要素的房地产行业畸形繁荣，更胁持了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导致香港经济在过去十年转型困难。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特区政府一度试图发展资讯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但当时推出的几大项目都搞成了房地产，最终要和毗邻的深圳去“互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效果还有待检验。 随着经济的起飞，房地产一般会随之发展，但是房地产如果开发过度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香港的房地产从五六十年代起步，到七十年代起飞，到八十年代主导经济发展，并推动了香港经济迅速从工业制造向金融贸易等服务业转型，但也正是从那时起埋下今日香港经济转型的诸多弊端： 一是地价不断上涨，逼迫制造业北上珠三角，造成香港工业空心化。工业空心化的后果是大量制造业工人“结构性”失业——失业人员需要再训练或是迁移才能找到工作，一般只能从事低端服务业，而一旦经济萧条他们便是首当其冲的牺牲者，结构性失业是香港的顽疾，二十年前如是，十年前如是，现在更如是。 二是中小企业难以扩展经营，香港有很多传统饮食都非常有特色，但是经营店面都很小，一旦房租上涨就会面临关门或者搬迁，因此更难有扩张的机会。曾与几个香港朋友在台北品尝各种风味小吃，这几位朋友都不禁伤感，说香港的老字号风味越来越少了，大排档越来越少了，街头摊贩也没有了，都是地产害的！香港的富豪十有八九出自房地产业，而不是其他行业，就可窥其中端倪。这些房地产富豪利用资金优势反过来从事餐饮、超市等民生行业，结果形成垄断局面，进一步掌控香港经济。 三是地价高企不利于进行科技创业、文化创意这些周期长、风险高产业的孵化。高新技术产业因为风险高，因此在创业初期都是希望成本低廉，香港的高地租自然不能满足这个条件（香港科技产业难以发展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后面再谈）。至于房地产过度发展对香港精神空间的蚕食，让香港文化创意产业至今也没有太大成效。在香港，读书人不免要为房间摆不下一张书桌而苦恼，为书架太小摆不了几本书而要割爱。在旺角，“二楼书店”已经名不符实，因为随着租金的上涨，早期还可以在二楼营业的书店也被迫往上搬，成为六楼、七楼书店。 急功近利观念陈旧 有人或许认为，畸形繁荣的房地产业绑架香港经济，造成香港经济转型困难可能言过其实，因为影响经济转型的因素很多。房地产行业畸形发展是其中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在香港还有一个观念性因素与之相辅相成，构成了产生这诸多问题并影响香港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土壤。或许因为地狭人多、竞争激烈的原因，很多香港人急功近利，流行注重搵“快钱”的商业文化（也是市民文化），而对于长远投资、产业升级转型几乎没有概念。 与台商相比，可以明显发现港商的理念和行为差异。八十年代，台商晚于港商进入珠三角，刚开始也都是从事低端的“三来一补”加工业。但后来，大多数港商一直停留在简单的外包模式和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生产商）模式，而台商则在90年代发展到有自主创新和创意的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比如台资的富士康虽然也是代工电子产品，但是其制造流程、工艺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创新，其科技含量也不低。少数台商更从ODM发展到了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原始品牌制造商），但在这一块做得更好的是同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比如三星、LG已经成为世界性品牌。 同比之下，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服装加工、电子产品虽然在国际市场有一定竞争力，但是香港产业转型的结果是外迁到内地，而当时韩国这些制造业则是就地升级，服装制造业发展成为高档面料生产基地，电子产品现在则可以叫板日本。 港资企业对转型升级的麻木和忽视，在2000年以来导致其在珠三角的地位趋向边缘化。据说几年前东莞市政府开始制定产业升级政策时有这样的政策导向：“抓紧台资使放心，握紧日资不放松，引资欧美下狠功，观察港资行不行。”观察的结果自然是不行，以至于这两年在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中纷纷谢幕退场。 港资企业三重三轻的教训 台湾、韩国能够实现转型，为什么香港不能？香港急功近利“赚快钱”的商业文化，导致港商既没有转型的动力，也没有这个能力。这种文化导致的结果就是港资企业三重三轻：...

2009-01-21 随着香港公布第三季度的GDP增长率只有1.7%，香港经济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衰退的边沿。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香港的金融、旅游、房地产、物流四大支柱行业受到全面影响，经济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冲击，已是不争事实。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面对整体经济的下滑，香港特区政府能否化险为夷？香港的社会矛盾会否加深？香港的长远竞争力会否受到影响？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会如何发展：从长期看香港是北京的财富还是包袱？   随着香港公布第三季度的GDP增长率只有1.7%，香港经济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衰退的边沿。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香港的金融、旅游、房地产、物流四大支柱行业受到全面影响，经济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冲击，已是不争事实。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面对整体经济的下滑，香港特区政府能否化险为夷？香港的社会矛盾会否加深？香港的长远竞争力会否受到影响？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会如何发展：从长期看香港是北京的财富还是包袱？ 香港的政治局势是复杂的，香港特区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民望不断下挫，让人们对上述问题愈加担忧。随着曾荫权进入第二任期，他与民众的“蜜月期”早结束，西方民主轮替政治的影响与殖民地传统思维的绞缠，不可避免地令曾荫权过早地成为施政上的“跛脚鸭”。一方面，特区政府在去年推出的大型基建项目受到立法会的挑战，迟迟无法上马；另一方面，试图在委任副局长和政治助理方面另辟蹊径的做法又受到民意的反弹，一切事情似乎都令曾荫权动辄得咎。在这种状况下，港府能否有效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特别是温总理在俄罗斯高调谈论中央高度关注香港经济，更令香港耳语满天飞，左、中、右三方都做出了对曾荫权不利的解读，也希望在未来的特区政府全力布局中先行卡位。在这种趋势下，北京方面尤其需要对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施政方向、香港与内地的长期关系有清醒的判断。 首先，香港经济将面临金融海啸在实体经济方面的巨大冲击。香港的金融、地产已经快速下滑，旅游、物流即将进入寒冬。但是，如果全球经济不进入大萧条、全球化进程不大幅度逆转、各国不采取贸易保护的孤立主义政策，香港经济就会像1998年后那样找到新的定位，并且通过市场机制适应并形成与内地的新关系，就会再次发挥自己管制少、开放度高、市场灵活的特点。因此，中央对香港政策的原则应该是，继续发挥香港作为中国开放经济防火墙的作用，在对外开放方面做出新的尝试。如果说在金融海啸前，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的位置排在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位，那么金融海啸的尘埃落定后，背靠内地的香港完全可以有条件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至少与纽约、伦敦平起平坐。当然，这种前景能否实现，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央如何用香港。 其次，香港特区政府目前的主要官员，从特首到财政司长、从金管局总裁到特首办主任，完整经历过1998年金融海啸与索罗斯的对抗，在危急关头他们敢于打破“市场至上”的教条直接入市，既挽救了香港经济又赚到了利润。在全世界范围，很少有政府又如此多的高级官员，既经历过金融危机的冲击且能全身而退，而且目前他们还在权力的巅峰。因此，香港政府对金融海啸的基本判断是“危中有机”，成立的是“机遇委员会”来抗击和应对金融海啸，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及时评估形势，筹谋应对之道，以及捕捉新的机遇，从而提高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中央应该放手让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官员施政，尽力帮助他们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尤其是要约束那些号称在北京有关系的香港人士的“放话”。其目标就是要令香港成为金融海啸后国际金融新体系和新市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第三，为了社会稳定，香港政府不得不投入巨大的精力，去处理“雷曼迷你债券”等事务。其实，该事件的主要投资者是富人，如今在部分立法会议员的串联下，结合部分中老年投资人，该事件越闹越大。这个事件，一方面反映出在民意上处于下风的特区政府凡事讨好民意的心态，而罔顾了“投资有风险，输者自负”的原则。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事情越来越多，势必会牵扯更多的精力。因此，对于类似事件，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等报纸应该予以客观报道，并在社论上订出基调，必要时也可请中联办官员或其他官员（如央行）发表看法。 第四，挽救香港经济下滑的当务之急，是配合国内的刺激投资计划，迅速启动香港内部和跨境的基建项目。港珠澳大桥、深港机场铁路、穗深港客运铁路专线，完全可以在粤港联手下迅速启动，而香港内部的西九龙文化中心等大型的基建项目，也可以趁这个时机排除内部的反对声音迅速开工。这些跨境项目，既能够对抗经济下滑，缓解失业率上升，又能够从长远加强香港与内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联系，中央的对港决策机构一定要抓紧时机，赶快督促相关部门落实。 回归十年来，港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从“地理”回归到“心理”回归的过渡，在这次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及时形成兼顾短期和长期的香港政策，香港经济就完全可以走出危机，并在新的全球竞争中形成新的定位，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发展。

2009-01-21 当金融海啸席卷世界之际，已经晋身「国际赌城」行列的澳门，当然亦不可能置身事外，经济成长渐渐开始放缓，停工解雇减薪休假之类的救亡措施亦陆续出现。但是，有人欢喜有人愁，部分澳门居民竟然会视此次金融海啸为一次「入市」买楼机遇，这种情况就非在澳门居住的外人所能想象。   当金融海啸席卷世界之际，已经晋身「国际赌城」行列的澳门，当然亦不可能置身事外，经济成长渐渐开始放缓，停工解雇减薪休假之类的救亡措施亦陆续出现。但是，有人欢喜有人愁，部分澳门居民竟然会视此次金融海啸为一次「入市」买楼机遇，这种情况就非在澳门居住的外人所能想象。 澳门大型工程纷纷暂停，四千香港工人率先被炒 2008年11月20日，澳门经济财政政务司司长谭伯源在澳门立法会上披露，澳门2008第三季的失业数字是10,500人，比第二季多出1,400人，就业不足人数亦高达5,100人，其中76%是建设业工人。不但如此，澳门第二季的经济增长是百分之21.1%，比第一季的31.6%，下降约10百分点。下半年的经济成长放缓更是明显，第三季的增长可能只有11%，第四季可能出现负增长。故此，预计2008年全年经济实质增长将明显低于2007年。 还算幸运的是，澳门居民一向的投资态度相当保守，不懂的东西就绝对不会去买，因此，在银行职员游说之下购入像「雷曼债券」、「雷曼迷债」之类金融衍生工具的澳门市民，可谓凤毛麟角。澳门金融管理公布的约二亿元「雷曼债券」、「雷曼迷债」中，除某银行拥有约半数之外，真正受到经济损失的澳门居民少之又少，对澳门经济的打击面不算太过严重。相反地，由于近年来个人或家庭所得急升，不少中产阶级（特别是公务员）手上都持有不少现金，相对地也减轻了不少澳门内部的暴戾之气。 澳门失业人数上升，最先打击的并非单单只有澳门本地工人，而是至2008年9月底为止，在澳门各行各业内工作，建造业工人又占其中相当比例的104,281位外地劳工。目前的打击，主要集中在各项大型工程纷纷叫停的建造业。 例如，何厚铧特首宣读施政报告当日（2008年11月12日），美国「威尼斯人金沙集团」同时宣布，除了四季酒店的高级公寓部分继续兴建外，其它五至六期（包括香格里拉、商贸、瑞吉、喜来登四家酒店）在路凼金光大道上正在进行的工程，都会暂时停工。原因在该公司为了筹措资金应付短期债务，发行新股集资21.4亿美元，希望保留自有资金，避免违反部分的美国借贷条款，触发社会危机。 此项停工决定的实时影响，是在威尼斯人金沙集团路凼金光大道上工作的香港籍建造业外劳，除仍在兴建四季酒店的建筑工人和极少数不可或缺的管理人员之外，约4,000名香港建筑工人都实时解雇，被迫回流香港。 此外，其它传出可能叫停的大型建设工程还包括「银河娱乐渡假城综合渡假村」（银河娱乐集团）、「新濠天地综合娱乐渡假村」（新濠博亚集团），和「星丽门渡假村」（丽新及其相关集团）。除了银河娱乐集团实时表示仍有信心之外，其它公司均对有关消息不予置评。 不过，到了2008年11月20日，银河娱乐集团也以当前澳门市场及全球经济环境重大转变为理由，正式宣布延迟银河渡假城综合渡假村项目开幕，由原来的2009年推至2010年。与此同时，该公司亦传出将会遣散50~70%的建筑工人，工程师等管理层也会削减人手，只留下少数高层外雇职员，本地雇员也会裁减。 至此为止，澳门特区政府不久之前宣称的，明年仍将有两个大型项目落成的目标，迄今只剩下「新濠天地综合娱乐渡假村」一个项目。 外劳中层管理人员优先被炒，本地基层员工减薪放假 但是，「新濠博亚集团」旗下的皇冠酒店（赌场），为削减约2,500万美元开支，亦在最近相继推出「四选一」减薪方案（雇员薪水减半，不裁员，以放无薪假期取代减薪等等），更开始着手削减酒店的中层管理人员，特别是自外地雇用的外来劳工（其中不少是香港居民），以减轻开支。 故此，除威尼斯人金沙集团已经裁员的4,000名香港建设工人之外，其它在澳门工作的约16,000名香港建设工人，亦将在完成各项大型工程的结束部分（手尾）之后，陆续回流香港，估计会将香港的建造业失业率，由目前的8%，至少推高至15%或以上。 事实上，除了建造业工人外，由于澳门本地能操流利英语及具有国际认可专业资格的雇员严重缺乏，自2004年5月「金沙效应」后，澳门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发展以来，与博彩旅游业有关的博彩管理、观光管理、酒店管理、餐饮管理等等相关行业，亦雇用了数以万计的香港外劳出任中高级管理人员。 例如，四家港资及港外合资的博彩公司，迄今就至少雇用6,000名香港外劳，出任中高级管理人员。如果澳门经济继续下滑，这批香港高级外劳应该亦难逃被解雇的命运。 不但如此，数以万计在澳门打工的菲律宾家务助理（菲雇），亦极有可能在某些澳门二人家庭中其中一名成员被解雇后，不予续约，纷纷被迫返回祖国。 旅游业大幅衰退，港澳渡轮服务影响最大 除了各项与博彩业有关的大型工程陆续宣布暂停之外，在中央人民政府自七月开始的收紧政策影响下，作为澳门最重要经济支柱的旅游业，最近数月亦出现下滑的趋势。 最近三年以来，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提供的数字显示，抵达澳门旅客的总人次自2005年的1,871.1万人次，一路上升至2006年的2,199.8万人次和2007年的2,699.3万人次。最近三年中国内地旅客抵澳门旅客的数字分别是2005年的1,046.3万，2006年的1,198.5万，2007年的1,488.6万；其中经陆路（主要是经珠海）和海路（主要是经香港）抵澳的中国内地旅客，在2007年分别是1,227.5万和227万，分别占82.56%和15.27%。 但是，自中央人民政府推出内地人民赴澳门签发通行证时间自两周延长至二至三个月，及不再允许持赴香港通行证内地人民可以转往澳门出入一次的收紧措施出台后，今年第三季（七至九月）起，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前来澳门的内地游客，都开始出现停滞或衰退的现象；尤其是自香港到澳门的海路来客，更是骤然大减。 以每周都至少要来回港澳一次的笔者亲身体验为例，以前黄金时间一票难求的即班离港的港澳喷射水翼船票，现在已是随时可以买到，随到随走。早上九时至晚上九时以前常常出现的港澳渡轮临时加班现象，现在亦再不复见。有些时侯，由于某班喷射船的乘客太少，渡轮公司还将两班喷船的乘客合并成一班开出，令部分旅客要多等十五分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2008-12-30 2007年夏天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已全面升级，成为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综合各种因素之后的研究都显示，金融系统缺乏监管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的教训又一次给中国金融系统发出警示，因此，为了保障中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必须尽快提高中国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监管。   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未来趋势与建议 2007年夏天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已全面升级，成为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综合各种因素之后的研究都显示，金融系统缺乏监管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的教训又一次给中国金融系统发出警示，因此，为了保障中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必须尽快提高中国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监管。与此同时，还必须完善内控机制，加强和健全稽核体系，防范海外并购风险，并加快推进金融对内开放，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和解决外资参股问题。 强化金融监管实行对等开放原则 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不仅是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中国建构有效金融监管体制的目标。现阶段中国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体制，要保障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工作的协调配合。不仅需要加强对金融企业全方位全过程监管，同时也要加强对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监管。为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不仅需要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依法监管，而且还必须强化金融监管手段，采取先进的监控和检查技术手段，对重大金融活动和交易行为实行严密监测，提高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的效率。 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这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重要启示。不仅要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和资产进行动态监管，以防其海外风险敞口过大，还必须加强对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可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速度。目前中国银行业开放速度较世界很多发达国家还要快。与之相反，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准入却非常缓慢。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考虑国外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开放程度，对外资金融机构应实行对等开放原则，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速度。 其次，完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反垄断法》已于2008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要采取各种措施尽力遏制跨国公司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要依法规范市场秩序，使竞争处于规范化和法制化之中。 加强风险控制建立稽核体系 风险控制是金融的核心，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从宏观层次来看，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金融风险突发性强、波及面广、危害性大。从微观层次来看，风险控制能力代表着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是其核心竞争力的突出表现。因此，中国必须有效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特别要防止出现大的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 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日益增加，风险表现形式日趋复杂。演变成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次贷危机就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中国金融业必须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系统无法有效控制其风险敞口，是引发和放大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成因之一。导致风险敞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为：一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部门存在草率承销和欺诈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漏洞。二是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实践中存在缺陷，放松了对市场流动性、融资流动性、集中性风险、名誉风险以及表外风险敞口的评估和管理。三是投资者尽职调查流于形式、过于轻率，突出表现为机械性地过分依赖信用评级机构。四是对次贷担保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CDO）风险评估的失真和失误。五是金融机构进行的公众披露有时未能说明其表内外风险敞口。六是存在着众多的扭曲激励，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之前的资本框架鼓励银行将低风险资产证券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以低资金成本的工具来支持高风险资产的证券化。 又如金融机构管理人员薪酬模式忽视长期风险，相当于鼓励过度冒险。以上风险没有受到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的充分监督。中国金融机构要引以为戒，要加快完善风险控制管理体系和内控机制，建立健全问责制，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稽核体系。 完善内控机制严防海外并购风险 近年来，中资金融机构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海外发展不断提速。中资银行在海外拓展的手段除了传统的直接设立分支机构、机构延伸方式之外，也开始采用投资参股或并购方式，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中资银行拓展海外市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究竟选择何种方式，影响因素很多。从选择并购方式来看，可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可突破国外对外资银行机构设立和业务范围的监管，以原有银行为依托、开拓地区市场；节省新设银行的开办费，降低机会成本；减少新设银行跨国并购整合阶段的风险；吸收先进的银行业管理经验；拥有主动权，可根据发展战略目标自主地选择并购对象。 但是，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风险问题值得关注，其海外并购和扩张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为：一是高素质国际化水平的经营管理人才不足、缺乏国际化经营经验，以及风险控制能力弱；二是不熟悉东道国的经济、法律运作环境和方式。从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来看，中资金融机构对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以及对外投资风险认识不足。为此，需要特别重视加强调研分析、完善内控机制、慎重稳步推进。 掌握主动权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在吸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总结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最终确立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战略：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实施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把握两个方面，即慎重的态度和稳健的操作。这里所指的慎重的态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始终掌握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主动权。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全属于一国的主权范畴，当事国对于如何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拥有绝对的自主权。中国理所当然地要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做出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地安排。在实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08-12-04 今年三月下旬，我就撰文批判，指出最近廿多年来，全球经济在一九八九年世银经济学家威廉斯（John Williams）所鼓吹并造成的“华盛顿共识”下，放任金融主义已取得了支配权，并使全球经济的话语权落到了华尔街金融寡头旗下的分析师手中。   金融债务帝国的崩坏 （编者按：此文是南方朔先生今年3月28日所写，此次发表前进行了一些编辑修改，包括根据美国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增加了一些最新的数据和资料。南方朔先生认为，华尔街今天的金融海啸以及对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其实是美国双赤字财政结构和美国金融扩张主义的后果，也是金融话语权被华尔街金融寡头垄断后结出的苦果。而在世界各国深受其害之际，国际社会已必须检讨国际经济新秩序，包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G8峰会寻找应对之策。） 今年三月下旬，我就撰文批判，指出最近廿多年来，全球经济在一九八九年世银经济学家威廉斯（John Williams）所鼓吹并造成的“华盛顿共识”下，放任金融主义已取得了支配权，并使全球经济的话语权落到了华尔街金融寡头旗下的分析师手中。它也成了过世不久的美国元老经济学家高伯瑞（John K. Galbraith）所说的“似是而非的通俗见解”（conventional wisdoms），那就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不加反省地认为“股市好就经济好”、“房市好就经济好”，后进国对国际资本进出愈放任，就愈会得到“对资本友善”（capital-friendly）的称赞。经济学似乎已经消失了，只剩下金融投资理财学，好像只有放任自由、不加管控约束的金融，才称得上是自由市场经济，因而理所当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自由度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经济学概念被严重扭曲 正因为经济的话语权已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改变，经济学的概念被如此严重扭曲，终于产生了严重影响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次贷风暴，并在之后持续扩大，进一步变成了今天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其危害已经波及全球。而原先那种“股市好就经济好”、“房市好就经济好”的逻辑，当然也就延伸成“救金融就是救经济”、“救券商、救金融公司就是救经济”的美国政策。美国政府最近的一系列救市措施，包括出手接管‘房利美’和‘房贷美’；紧急提供保险业巨头AIG八百五十亿美元贷款，购进约八成股权；以及由布什行政当局提出交由美国国会通过的逾七千亿美元救市方案等，就是这个美国国策的具体体现。 目前，美国的金融灾难事实上已由最开始的次按房贷蔓延到优质房贷，由投资银行蔓延到一般的商业银行。今年四月，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率先倒下；9月，成立一百五十八年的华尔街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与此同时，成立九十年的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同意将该行以440亿美元卖给美国银行；硕果仅存的两家华尔街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转型为普通商业银行，宣告了在全球金融市场翻云覆雨的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从此成为历史。 随着金融海啸的蔓延，美国普通商业银行事实上已经是百孔千疮，至今年第二季度，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问题银行观察名单上的数目已经急升三成，至一百一十七间；而据估计，最终出问题的地方商业银行将达数百家之多。 金融海啸蔓延商业银行 为挽救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可以说是出尽了各种招数。今年前三个月，美国联储局即已三度大幅降息，年利率由百分之四点二五降至百分之二点二五，利息已低过预估通胀率百分之二点五，意味着美国正式进入“负利率”阶段，但效果还是不彰。我当时就指出，美国政府这种思维之目的，当然是要藉此把残余的储蓄以及进入美国的金钱全部逼到金融投资市场上。 从那时开始，美国政府财政部和联储局实际上就已经持续出重手，要将国家财政用来支撑主要券商及投资银行，包括后来先后倒闭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对此，由于经济话语权在华尔街金融寡头手中，他们对这些手法当然额手称庆。但问题在于，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有它的道德合理性，当政府大力使用公共资源援救那些把问题搞坏的金融肇事者，其道德合理性何在？当今媒体宣称“公司太大不能倒”、“次贷问题太复杂不能倒”，并以此来合理化政府的援救政策。殊不知美国政府此举其实是在饮鸠止渴，挖更大的洞来补前一个洞，洞来洞去，只会让问题更加恶化。 去年次贷问题初现时，即有人主张美国应对信用市场作出“健康性的紧缩”，用短痛来防止长痛。但这种意见当然不可能被华尔街金融寡头集团所接受，于是问题遂在拖延中加速恶化。而今更大的风暴已经出现。 救市措施的道德成本 今年三月时，我就指出美国政府推出上述抢救措施的道德成本包括： （一）它等于是把全球当成了“以邻为壑”的对象。它进一步地放松信用，这等于让美元更加过度供给，进一步造成美元贬值。从那时开始，美国债市股市房市皆告崩塌，美元的持续贬值，不但造成商品市场预期心理以及现实汇价压力下的超涨；而美元的一再过度供给及贬势不休，也使得美国本身的资金及国际美元在一段时间内大举进入石油及各种金属粮食原物料期货投机市场。这就是说，美国已成了通胀输出的元凶。记得当时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在出席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峰会时即明言当时的石油供需正常，油价上涨乃是美元持续贬值所造成的热钱避险投机炒作所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执行长希兰女士，也明言粮价上涨中的投机因素，美国的通膨及通膨输出，已对全球、特别是全球的穷人造成了极大伤害。...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 2008-11-03 自2007年初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到今天已经进入全面高潮，对美国以及国际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加速恶化。从现在看，虽然金融危机在多国政府的联手救助下会较快平静下来，但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会继续深化，至少到明年底。 自2007年初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到今天已经进入全面高潮，对美国以及国际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加速恶化。从现在看，虽然金融危机在多国政府的联手救助下会较快平静下来，但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会继续深化，至少到明年底。身在危机之中，我们当然容易情绪化，也容易因噎废食进而否定金融创新、否定金融市场的发展。只不过，对中国而言，摆在面前的挑战以及针对未来的政策选择是逃避不了的，在这种时候，冷静的思考显然更有建设性、更有益。 在这里，我们不妨就几个时下关注的问题，看看是怎么回事。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 许多评论围绕着下面这几个话题：这次危机是否意味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国还是否需要发展金融或者说美国式金融？这次危机会不会终结全球化？等等。我们先看看第一个问题，这能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未来的走向。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肯定还会继续。这次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很严重，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但是，既然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都没有终结美国金融经济，反而是之后将其强化，那么，这次也不会从本质上改变其经济模式，因为这次危机主要的影响是在量的方面，而不是质的改变。所谓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包括很多内容，例如，靠信贷来促进消费，然后靠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这种发展模式不是美国专有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样的模式，实际上，中国现在也要从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 美国在19世纪后，基本是靠消费拉动增长，其原因是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到1900年前后，工业技术发展已经使人类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从那以后的现代社会之所以要靠消费驱动经济，是因为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已足够完善，物质生产能力不再是问题，不怎么费力即能满足物质消费需求。也就是说，制约人类经济增长的不是生产能力不足，也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消费需求跟不上，消费是增长的瓶颈。 就像河北的孙大午先生在今年暑期跟笔者所讲的，他新建的自动孵鸡工厂一年能养几千万只鸡，只要有需求，他可再扩大生产能力，一年可以生产几亿只鸡，大午集团有能力透过扩大生产规模满足人民对鸡的需求。他说，增长的关键原动力是市场消费需求。 而孙先生谈到的挑战，是整个中国经济所面对的挑战，也正是美国19世纪之后所一直面对的挑战。 那么，如何产生更多消费？或者说，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减少社会的储蓄压力、刺激人们的消费呢？这即是各类金融市场发展的目的之一，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还有在这些借贷金融品种的基础上将其综合打包形成证券化，以此扩大市场的融资能力并降低借贷成本，这些都是为了缓解因为个人在不同年龄时收入不均匀而导致的消费高低不同问题，也为人们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各类基金等金融品种，安排好未来各种可能的生活需求，以减轻青年、壮年时期的存钱压力，从而促进消费。 比如说，对于多数人，年轻时是一生中收入最少但又最需要花钱、也最能花钱的时候；年老了钱最多，可那偏偏是消费愿望、消费需求最少的时候。——这种收入随年龄而增长但消费需要随年龄而下降的矛盾，恰恰是金融交易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借贷契约实际是为了实现价值在不同时间点之间的转移配置。总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发展，都是围绕着把人们从存钱压力中解放出来，进而释放消费的动力。 因此，离开了金融市场，消费驱动型经济是难以生存、发展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也是后者的催化剂。所以说，不仅美国不会因这次危机而改变其模式，而且如果中国要从生产投资驱动型、出口驱动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型转型，那么，也必须走金融深化发展的路。 为什么人类社会最终都要走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呢？道理很简单：除非从今以后每个人每天的食物需要、生存需要出现根本性的增加，一天不是只吃三顿饭而是十顿饭，一人不是只穿保温所需要的衣服而是天天穿100套衣服，否则，因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能力过剩、进而只能由消费驱动增长这样的进程就会出现停滞。但这样的历史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于是只好通过金融市场来推动发展所需要的消费增长。 必须承认，过去几年，美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是走过头了，出现太多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结果造成今天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还在发生，对美国和世界的负面冲击还需要一段时期才能消化。但是，美国和全球各国都会在监管架构与法治架构上进行所需要的改革，同时，通过纠错机制改革，美国的金融化、资本化能力必然会再上一层楼。金融危机对美国已不是新鲜事，自1850年代到现在差不多每十年左右重复一次，每次起因和形式各异，但都促使金融法律与监管体系的改良，让美国整体资本化和金融化能力更上一层楼。正是这一次次危机让美国金融经济的深化成为可能。显然，美国的金融和经济模式没有因为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从根本上改变，反而是因此得到了强化。也正因为金融市场对现代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美国一定会透过这次危机进行相应的改革，从而走出危机实现新的出发。而在技术上，也会把以前没有在正式交易所交易的许多金融契约证券，通过成立新型证券交易所，让它们能正式公开挂牌交易，增加透明度，减少系统风险。  中国的应对措施 那么，这次金融危机最终对美国实体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让美国和全球的金融机构付出代价，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商业银行、日本的银行业都已付出代价。其次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受到冲击，消费信贷和其它信贷严重收缩，不仅美国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贷款、投资会更加谨慎，而且其他国家的机构和个人给美国提供的信贷、资本会大幅下降。因此，美国未来一两年的失业率会上升，消费需求会出现实质性下降。所以，这次金融危机将压缩美国的信贷消费，使这种经济模式在规模上下调，但不会是终结。 接管“两房”、动用政府资金解救AIG、花2500亿美元入股数家大金融公司、以及国会通过7000亿美元由政府购买呆坏资产项目之后，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今年和明年至少多增一万亿美元，再加上伊拉克战争开支等，美国财政赤字会快速增长，需要发更多国债。这会把本来提供给民间、企业的资金转移到政府手里，压缩经济增长和民间福利的空间，而且使美元倾向于贬值，进一步打击国际投资者投向美元资产的意愿，减少美元资金的供给。 因此，从许多方面看，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深远，是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打击面很广、也很深。在未来两年会削弱美国经济实力，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出现下滑。特别是因为全球经济也因此全面受到打击，对中国这种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而言，接下来的两年会面对严峻挑战。 面对外部需求很快下滑的严峻挑战，中国经济今后必须靠国内消费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模式要转型。我们看到，次贷危机的深化恰恰发生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时候。亦即，中国过去那种靠投资拉动增长、靠出口为快速增长的工业产能提供出路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到2007年，即使没有次贷危机，这种增长模式也差不多走到尽头， WTO“红利”已经被用完，出口市场也难以继续扩大了。在这种时候又碰上次贷危机，两者加到一起，大大改变了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必要性，转型已经是没有选择，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强化国内需求增长的能力，让中国经济今后能靠国内民间消费的增长来带动。 可是，看看中国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近年来在逐年下降，去年降到了35%，而其他国家都高于70%。中国居民消费显得太弱了。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08-10-29 今年九月份，是中共治党理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月份，尤其是面对“三鹿奶粉”事件，中国执政当局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处理，展现了要提升管制能力的决心。就在这一个月里，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分别在不同场合密集发表了很值得深入探讨，且关系到中共执政地位的重要论述。  今年九月份，是中共治党理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月份，尤其是面对“三鹿奶粉”事件，中国执政当局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处理，展现了要提升管制能力的决心。就在这一个月里，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分别在不同场合密集发表了很值得深入探讨，且关系到中共执政地位的重要论述。 以日期排序，首先是九月一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里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将来的主要任务为“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习近平以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身份又一次提示中共这一重大“转变”，并强调了“执政党”和“执政水平”的概念，其实有着重大的意义，表明了中共与时俱进的危机意识，因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执政的表现上，它是必须接受检验的，而不再是以前那种理所当然的执政坐天下。而他在这个时候提出“党的先进性”这个概念，尤其有启发性。 接着，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十九日的开班式上讲话，态度就更严厉了。他指出：“今年以来有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民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民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胡锦涛的这段讲话当然是针对当时发生的“三鹿牌”毒奶粉事件而发，气愤之情溢于言表。中国大陆干部的官僚气、颟顸、因循守旧等问题已被他提上台面。 之后的九月廿一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总理温家宝巡视了北京儿童医院、社区和商场，他对毒奶粉问题表示：“作为政府，我们感到很内疚。这起事件除了暴露出政府监管不力外，也反映出一些企业缺乏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良心’。我们不仅要追究领导责任，对这样的企业，必须加强整顿，一个也不放过。” 民众福祉与中共形象被剥削消费 三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在短短一个月内密集讲话，体现了中共高层对执政党管制能力能否向上提升问题的危机意识。无论他们是否针对具体而急迫的如“三鹿牌”毒奶粉问题，但他们所指涉到的，都是一个攸关中共未来能否长期执政和中国未来发展至钜的共同课题，那就是经过卅年改革开放，中共在转型过程中出现和积聚的问题，以及中国社会和执政党面对的管治（governance）问题。 中国这卅年来的改革由于筚路褴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不少官员，延续着过去官本位的积习，官尊民卑，一切得过且过，出了问题就官官相护，能捂就捂，能盖就盖，反正稀里糊涂过着高高在上的日子。至于做生意的、搞矿场的、开工厂的，尽管许多人老老实实做事赚钱，但也有不少人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机会当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于是伪劣商品，特别是食品药品等遂告泛滥，厂灾与矿灾也极频仍，这是一种新型的剥削关系。它剥削着消费者、劳工与矿工，也剥削消费着中共和国家的形象资本。 中国过去积贫积弱太久，对消费品质与工作品质的需求不高，吃到坏东西只要不死人，大家都马马虎虎，吃到上吐下泻与生病，也多半都自认倒霉了事。买了品质不好的住房，也自认上当学乖。在一个一切将就的社会，必然导致该社会对品质的要求与检验松懈，也是冒险生意人大行其道的机会。近年来中国的伪劣黑心商品泛滥，而丑闻弊变多半都是在外国被揭发。这绝非中国自己卖的都没有问题，而是中国的问题已被一个复杂的机制所吸收及消音掉了。这个复杂机制里有中国草菅人命的积习，麻木不仁但又官官相护及官商相护的传统，专业品质检验机构的泄沓散漫，媒体揭恶扬善、举报不法的功能不彰；民意机构如人代会和政协缺乏反映社会及民情的能力；中国人性格里那种一切将就、吃亏也息事宁人的善良懦弱在作祟。 因此，“三鹿牌”毒奶粉事件，以及因此而愈闹愈大的乳品问题，我们绝不能认为它只是一起或多起孤立事件，而应当作体会到它其实是孕育这类事件的因素的一次总爆发，意思是说它是中国乳业，甚至是整个食品工业长期泄沓颟顸的系统性积弊的一次大显示。北京领导层随着“三鹿牌”奶粉案的持续发展，已对它的严重性有了理解，遂陆续对负责官员开铡，至今已有石家庄市长、副市长、畜牧水产局长、石家庄市委书记等先后去职，最新发展是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也下台。由高官问责，已可看出北京是真的在办此案了。 管治能力与执政者的道德正当性 由“三鹿牌”毒奶粉案，再加上三个领导人相继的谈话所涉及的课题，可以说随着改革开放卅年，由于社会发展已使得社会内容及社会复杂度增加，旧的党政官僚体系，无论在管理的方式、态度与能力等方面皆已严重滞后；而社会本身，特别是工商领域，由于缺乏他律的督促和自律的觉悟，工商部门的纪律（即责任感与道德心）也日益变得迫切。 无论任何社会，政治精英与企业精英乃是配对的共生体。如果政治精英与企业精英能在政治治理和企业治理上展现高度效能，提高政府和企业的领导力与竞争力，甚至是道德力。这个共生体就会成为人民相信、国际尊敬、国家向前的动力。如果政治精英颟顸无能，且缺乏远见，而只是依靠他们的权力身份而得到名与利；如果企业精英只是懂得侥幸牟利，而忘了纪律、责任与道德，则他们只不过是暴发户而已，将来势必在更大的竞争下失败。 “第二国际”时的意大利思想家及政治行动家葛兰西曾提出过所谓“文化霸权论”，他所谓的“霸权”指的是一个政党必须展现出主导全局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必须有未来的制高点，否则即难以领导人民。他的“文化霸权论”是旧名词，用新名词来说，就是一个政党必须藉着现在的治理能力，对未来的愿景能力从事有效的统治，方足以享有统治的道德正当性，否则即难免沦为被抗议、被人民不满的对象。 因此，由近年来各类政治及工商管理上重大事故频传，它其实已显示出经过改革开放卅年的且战且走和一切将将就就那种旧观念、旧作风、旧体制，已到了完全不符需要的地步。北京领导层的确已到了必须配套进行体制改造与重编的时候。毒奶粉案已必须把它当做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大案来看待。根据此案所显露出来的讯息，而后参考世界进步的轨迹，展开一轮大幅度的改革，或许才是接受教训，从教训中以全新面貌再出发的契机。 而论未来的改革，这次毒奶粉事件，北京当局震怒，“麻木不仁”、“没良心”这样的重话都已出现，于是遂根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分别快速处理了多位地方及中央高官，最高已到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这个层次。如果再加上不久前孟学农被两度问责，辞掉山西省长职位，都显示出北京高层要切实落实问责制，重建官吏用心负责新态度的企图。对于这些问责惩办，自然不能不予以肯定。 执政与当官都是责任的开始 不过我们必须坦率指出，目前中国这种中央及地方高官的问责制，其实仍是由上而下，具有明显人治色彩，也是具相当主观性及随机性的政治治理方式。以目前的处理模式，官吏被究责，仍是看他碰到的案子闹得有多大，舆论及国际反映有多严重而定。这样的究责，多少有一些杀鸡儆猴以平民愤的用意。但如何在由上而下的究责之外，也强化由下而上的机制，使究责更加全方位，让当官的清楚知道官不好当，当官即是责任的开始。对此，下述层面也应强化： 内部管控考核体系的强化。这是“管控的内部化”。官吏行政最初的监督考核，都必须由内部的管考体系来发挥作用。但这样的体系在过去显然不彰。当主官权势薰天，这种体系即难免边缘化；当主官势头不佳，这种体系即难免沦为内斗的渊丛。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独立、公正、能够了解全局的管考体系。 外部监督的制度化。一切管考监督都必须有民意部门的角色，而在中国，各级人代会与政协就应扮演这样的角色。人代会与政协不能只是官僚体系的周边环节，用来做平衡权力分配的筹码，而应在它的“民意性”方面强化。 赋予专业团体警戒和专业监督的功能。专业团体，如每个职种的工程师和技师团体、专业科学家团体，以及诸如律师、会计师等团体，由于业内经验丰富，而且多半对新进经验有认知，在西方早已成了创新、警戒、监督甚至创造新议题新方向的主要角色。西方许多重大预警性的问题都是先见诸专业刊物或专业团体的“新闻信”内部刊物，然后才被大众媒体或国会议员引用。中国对专业团体已必须有新的认知，这也是过去很少考虑到的课题。当政府系统能藉着这种安排而将技术专家的力量引入，也使强化治理能力有了更强的专业基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邱震海 2008-09-25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这三十年，却是中国从贫弱逐渐走向富强的过程。北京奥运则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崛起的产物，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总结，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这三十年，却是中国从贫弱逐渐走向富强的过程。北京奥运则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崛起的产物，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总结，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无论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最近十六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都不是以彻底改变现有的体制为目的，而是尝试引进外部世界积极、有效的元素，来改良现有体制并剔除其中的弊端，在保持现体制某些优点的同时，使之向着更为有效、透明和开放的方向发展，这既包括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包括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这一点在北京奥运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里程碑 对内而言，一是北京奥运在中国崛起的重要关头，不但凝聚了全国上下的人心，使人民的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大为上升，也使中国崛起的事实更为深入人心，京奥之后的中国进一步确立其作为崛起大国的地位；二是倾举国之力筹备奥运，在特殊的时候和特殊的发展阶段，现有的国家体制发挥了巨大的动员能力和有效性，其中也包括全民反恐的正面作用、获得金牌第一的成绩；三是北京奥运在一定程度上触动和改变了中国现有体制中的一些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使之转化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四是北京奥运在筹备和主办的过程中，依然受到旧有体制中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因而为解读京奥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后奥运时代”中国走向留下了许多思考空间。 对外而言，中国的崛起，横向看对当今西方世界构成了各方面的心理冲击，自然面临来自西方的种种质疑和非难；纵向看则是五百年来东西方秩序、游戏规则和东西方民族心态的重整，以及对双方精神世界深层的梳理。 所有这些都必然伴随着整个北京奥运并向“后奥运时代”延伸。虽然奥运只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个案，但中国很有必要透过这一个案探寻自身发展的深层逻辑。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近七年为北京奥运时期，这是中国崛起从概念到事实都在全球逐渐深入人心的七年，是全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心理发生较大变化的七年，也是中国自信心开始迅速建立乃至有所膨胀的七年，还是中国自身许多潜在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的七年——无论是奥运火炬、西藏风波还是有关奥运新闻开放、环保等等问题，奥运使这些平日散见于各处的心结和矛盾，集中浮现并发生冲突。 换言之，今天的中国依然拥有许多“成长中的烦恼”，奥运作为中国成长过程中重要一站，无论是以国际摩擦还是以自身观念体制的调整等形式出现，对于中华民族成长的心理冲击和历练，是过去一百多年从未有过的。 京奥折射中西关系的深层问题 如果说，奥运因发源和成熟于西方而不可避免地带上许多西方价值观，那么，中国崛起则给西方带来意识形态、战略地位乃至能源和市场等方面从未有过的心理冲击波。这不但由于中国崛起的规模和速度，更由于中国迄今依然坚持的政治体制。假若中国不是今天的政治体制，而是西方价值体系的一员，中国崛起给西方带来的冲击是否将由此而减轻？笔者曾与不少西方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其结论因人而异，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再加上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上与西方的距离，而导致中西之间出现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回顾北京申奥成功的二零零一年，正是中国入世后的第二年，当时，中国崛起给西方的心理冲击还比较小，双方深层的分歧被表面的融合意愿所掩盖：西方希望藉奥运更多地将中国融入由西方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则善良乃至天真地认为，只要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就可能顺利完成融入的过程，而忽略了背后许多复杂的因素。 让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是：最近七年，西方意外地发现对中国的发展不可预测和不可掌控，而中国在努力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则缺乏心理准备地与西方发生了许多摩擦；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领域，双方更没有任何趋近的迹象。在大国崛起历史上，中国既不同于完全对立于西方的苏联，也不同于全方位融入西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日本和德国，西方遇到二十世纪以来一个不熟悉的对手，这对手对西方的冲击程度还远远超过上世纪日本的崛起。 与之相伴的另一日益明显的现象是：中国（尤其是民间）看西方的视角，从原来的仰视，逐渐发展到平视乃至某方面的俯视；无论哪种视角，中国看西方的背后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那就是始于百年前曾遭受西方侵略的历史悲情——“西方的傲慢遭遇到中国的悲情”。如果说，这种悲情过去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悲，那么在今天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傲；两者的内在逻辑一脉相承，即都缺乏与西方世界的心理上的真正平视。 与此同时，西方数百年来也处于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文化傲慢（其表现每每是殖民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和人权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一体两面；上世纪后半叶以后，后者逐渐克服前者成为西方主流，但前者残留的影响仍在。就在二十多年前，西方面对的还是一个急需技术和资金、但不会对其构成挑战的中国；由于有与西方对抗的苏联作为参照，中国一度还成为西方眼中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一态势在今天已荡然无存。中国崛起的实力竞争加上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导致今天西方在面对中国时，夹杂着从政治对抗到文化傲慢的种种复杂情绪。 这种复杂态势对中西方都史无前例，双方都同时面临调整心态和逐渐成熟的问题。 中国“非典型国家”的转型和方向 探讨中西关系的深层问题，中心还在于探讨中国自身发展的问题。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中国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改良体制过程中新旧思维的互动和博奕，那么作为全球价值观“大杂烩”的奥运会，无疑为这种新旧思维的互动和博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北京奥运在较集中地出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各种价值观、体制和游戏规则的碰撞和互动的同时，也集中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未来面临的挑战。 今天的中国在许多领域都还是“非典型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虽经多年的发展，但尚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国基本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正在起步的公民社会脚印清晰可见，民众享有的各种自由均非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相比，但距离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则还比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