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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之三：反腐任重道远
腐败是一个老问题，但不能因为其“老”，我们就可以对它放松警惕。因为各种调查均表明，腐败是社会公众最关注同时最不能容忍的问题之一。
黑格尔在分析西方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原因时指出，这种腐败决不是偶然的，如一些人所说是单纯滥用权力的结果，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将其消除；相反，这不仅是一种源于制度原因而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且是一种不断地向一切空间弥漫的死症，它注定到处孳生出权力欲、放纵淫欲、种种野蛮和卑鄙的腐败情形、伪善和欺骗。
黑格尔在此实际指出了一种腐败的扩散效应。的确，当贪腐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心理时，它就会像癌症一样散发、蔓延，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会由开始的“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着“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理”。腐败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被淡化、被认同、被怂恿、被放纵，成为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社会信仰，全面侵入社会的肌体。说得严重点，我们今天就是这种情况。
建国初期被处决的原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可能是改革前因贪污被处死刑的最高官员了。然而，改革以来被查处的各级腐败官员，不下数百万，这其中，上至国家领导人层级的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下至没有级别的村长。某地一个小小的基层科级干部，其贪污、挪用的赃款竟然高达3亿多元，创造了中国腐败金额之最。
中国历代王朝差不多都毁于腐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腐败的失控将破坏关键的治理制度，引起公众的不满，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造成严重的经济扭曲，并加大爆发全面危机的风险。腐败在中国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据估算，每年因腐败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占GDP的3%，这部分财富被转移到了一小部分精英手中，加剧了中国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腐败的间接成本，如效率的损失、浪费，以及对环境、公共卫生、教育、关键性公共机构的信誉与文职机关士气的损害，更难以估量。此外，鉴于中国的一党执政体制以及存在民族分离的势力，腐败还会弱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执政基础，大幅降低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治理能力，并为民族分离势力制造分裂提供了一个有蛊惑力的借口。
所以，腐败造成的物质耗损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它会带来人心的丧失。从中国的情形看，腐败的严重泛滥已使社会转型面临两种威胁，一是转型的进程被腐败引发的剧烈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打断，造成转型的反复与倒退；二是转型的方向因腐败产生的路径依赖发生偏离，滑向权钱结合的恶势力主宰社会的方向。这两种可能性已越来越大。例如，地方一级的腐败每年都会引发数以千万计的骚乱与暴力集体抗议，这削弱了社会稳定，而且使内部治安方面的额外支出成为必要。
从腐败的通常逻辑来分析，追求收益最大化是产生腐败的动力来源，公共权力的存在则是产生腐败的客观基础，而制度缺失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信息不对称是产生腐败的必要条件。但是，当前腐败的蔓延，除了具有一般腐败发生的特点外，还与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关。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进程中，社会转型的广度、深度和跨度都前所未有。在这个大转型、大变动的时期，思想的混乱、道德的沉沦、纪律的松弛、信仰的消失、制度的虚无使得人们一切向钱看，金钱是人们真实的拜物教。每个人都用自己手中拥有的各种资源，包括权力、知识、关系、美色等交换金钱。官员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实际主宰者，其拥有的各种资源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因此，在监督缺乏的情况下，也就非常容易把自己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变现为金钱。
对于腐败的危害，很多人，包括高层是非常清楚的。因此，改革以来，从国家层面来说，一刻也没放松对官员腐败的警惕，出台了很多反腐措施，而且越到后来，反腐越严厉。但让人尴尬的是，目前似乎走入了一个怪圈，腐败，反腐，再腐败，再反腐，以致无穷，每次反腐过后，腐败都以一种更猛烈的形式反弹。这说明，要么我们出台的各种反腐措施不对路，要么执行不严格。不管哪种原因，反腐久不见效，同样会失去人心，从而加速社会危机的到来。
每个社会都会有腐败现象，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愈来愈严峻的腐败无能为力，失去了反腐的信心。因此，未来10年，如果在反腐上成效不大，那么，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都有可能借着腐败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对此风险，不能掉以轻心。
挑战之四：重建社会价值观
与腐败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社会道德的全面退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全面紊乱。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腐败理解为对制度、规则和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价值的不遵守与破坏，而不仅仅是滥用公权力，后者是狭义的腐败，前者是广义的腐化。它们两者的关系是：腐败会造成一个社会道德和价值的恶化与退化，反过来，道德和价值的恶化与退化又进一步加重社会的腐败。
但是，道德和价值的功能远不只于此。一个社会，固然需要制度来维系其正常运转，但决定人们日常行为和社会活动的最本质、最深层因素，还是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和文化价值。一个人若无羞耻之心，无所敬畏，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可惜的是，中国当下正陷入这种道德溃败和价值紊乱的状态。此种道德溃败和价值紊乱不是一般的程度，而是深入社会的肌理，呈现出大面积、多层次、全方位的特征。这些年来，我们生产了多少假冒伪劣、有毒有害产品，发生了多少安全生产事故，又出现了多少产品质量问题？官场不像官场、学界不像学界、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品格，几乎每个行业、每个职业，都腐败盛行，没有基本的道德操守和职业规范，乃至整个社会是非不分、信仰全无，以丑为美、以次充好，一切向钱前，总之，为了利润，敢于将一切社会道德和价值踩在脚下。
很多人把我们社会的道德退化和溃败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实行。其实，这大错特错。市场经济从其本义而言，不是无道德的经济。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是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它要求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员，都必须具有独立自由的人身资格，能够自由自主地进行选择。市场经济也排除等级、身份、特权等不平等因素，它要求机会均等，公平交易。有信用才能产生持续的交易活动。所以，市场经济的道德内涵就是自由、诚信、平等、公平、正义等这些美好的品质，它们也是市场经济根本的价值观。市场经济本来就要求人们在这些道德属性的约束下去进行物质财富的创造，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进而促进人类经济社会这一大系统的长期有效演进。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之所以在强调理性经济人的同时还要强调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原因皆在于此。
但为什么市场经济被引入进中国后产生了变异？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这个世界当然没有教科书上的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都要和本国的国情相结合，带有本国的特色，而之所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被引入后产生变异，指的是它更多的与中国不好的传统和国情结合在了一块，从而使市场经济内在的元素发生了变化，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出现大幅度的退步。这里的原因就在于，尽管传统中国有着儒商的商业规范，然而，中国传统社会毕竟缺乏市场机制的因子，加之我们在引进和推行市场经济的时候，正赶上社会进行艰难的转型。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这一文化所内含的价值体系，包括儒商传统，在100多年前的救国图存中就被作为落后的东西而被先贤们全盘否定和摧毁。时至今日，这个转型并未终结，而且还有加速的趋势，一方面是旧的价值体系已经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共识还未形成，于是在这个转型空档中，社会产生了价值迷失，没有了道德和价值的约束，蛰伏于每个人内心的恶有机会被释放和暴露，而市场经济若没有基本的商业规范，在自由的交易中，个人的私欲和自利本性就会被无限放大，“自由地赚钱”就会成为社会实际奉行的价值共识。不是说中国目前没有价值，官方一直在倡导符合其要求的所谓主流价值观。然而，现实中这套价值体系实际上败于功利主义之手。功利之心原本人人都有，而功利上升为主义，如上所述，无疑与政府的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一个政府主导社会资源的社会里，如果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那么必然会导致政府短期行为的频繁发生，致使政府行为捉摸不透，不可预期，这反过来又直接造成社会信任的进一步下降。处于这个社会的人们，自然只问结果，不问手段，以结果来评价一个人，或一项社会活动或事业的成败，这就是功利主义的最大特点。
此外，产权制度的缺失，社会分配的失误，也会导致社会价值的“错位”和道德水平的下降。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就不会有诚信。社会分配出了问题，劳动者得不到与其劳动价值相对等的份额，会刺激人的不劳而获思想。假如一些人连生存都无法解决，你要他去同一个富翁一样守着“道德”的牌坊，告慰所谓的“人穷不能志短”，那不过是浪漫主义的道德幻想。因此，当社会财富分化日趋严重时，带来的必然是道德底线的崩溃，社会价值观的坍塌。
作为一个社会时代精神的内核，社会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全社会发挥着导向功能、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一个健康的价值观，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而健康的价值观，一般是由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充当的。倘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出了问题，不被这个社会的多数民众尊奉，道德出现溃败也就无须奇怪。道德一旦溃败，信用全面退化，不仅会导致不必要的过高的交易成本，阻扰市场体系的建立；而且时间一长，会毒化一个民族的心灵，使这个民族变成一个没有基本是非观念、唯利是图的民族，这是非常可怕的。当下为什么会出现各种泄愤行为，深层根源即在于此。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这种全面的道德和价值崩溃，尽管社会忧虑重重，但至今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校正。未来10年内，此种状况若得不到有效改观，会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又一风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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