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1970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特区政府沿袭了殖民地时期的传统，赋予行政长官较高地位和较大权力，但其权力并不能与港督等量齐观。香港政制只能被视为弱势行政主导，绝不是特首主导。行政长官是一个领导集体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不是独断首脑。根据《基本法》，赋予行政机关主要官员更大权力、授予行政会议成员实质权力是理性务实、着眼长远的选择。 权力结构分析有助于探索香港政制转型问题的突破口，有助于开拓各派政治力量都能接受的中间道路。权力结构是指各种不同权力主体形成的组织方式。从这样一个技术层面的视角来审视香港政制转型，我们会发现冲突各方可以对现行体制进行非革命性的调整，建立和巩固共同利益。《基本法》未对香港权力结构的细节作出具体规定，存在许多合理的灰色地带，因此各派力量可借此通过博弈创造出崭新的政治机制，拓展大量权力运作空间。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完全可以精耕细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时代的特征细化涉及权力架构的各项制度与法规。改革的方向之一是重新梳理中央和地方关系。香港特区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中央的授权，故此中央可以运用合法程序来维护和重申自己的权力，而香港特区则可以消减行政长官普选带来的副作用。笔者以为，未来普选中胜出的候任行政长官，有权根据《基本法》提名行政机关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但其名单应由前任行政长官报中央请求批准；中央行使实质任命权，根据中央和香港的利益，对名单上的候选人进行考察、筛选甚至面谈，然后任命行政机关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若中央判定候任行政长官所提名单不符合香港利益，那么中央可拒绝任命，指令候任行政长官再次提名，直至其符合中央认定的标准；在完成行政机关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任命之后，中央才决定任命 新任行政长官；若候任行政长官在该名单问题上拒不合作，那么中央可要求香港重新选举行政长官；在候任行政长官宣誓就职之前，前任行政长官及其团队继续工作。中央通过符合《基本法》的新程序来如此重配特区的行政权，就可防止出现特区行政长官与中央严重对立的情况。该办法的依据在于中央对行政长官、行政机关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都拥有实质任命权，而《基本法》对任命的程序并无特别明确的规定。改革的方向之二是重组行政权力本身的架构，即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主要官员与行政会议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中央任命的行政长官、行政机关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集体决策，此乃《基本法》就香港权力架构所作安排的精髓之处，中央需要落实这一合理而适切的原则，夯实行政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的权力。若此，即使出现持激进主义立场的行政长官，香港特区政府不会与中央全面对抗，乱港势力亦无可趁之机。香港目前的行政权力呈现纵横两套管理系统，除了特首—行政机关这种纵向的职能领导系统，还有行政会议构成的横向议事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矩阵组织结构。纵向权力通过公务员系统贯彻，在运作过程中经常流失，影响行政效率和政策执行力；横向权力在决策过程中存在特首权力偏大症候，容易产生政策有悖民意和脱离实际的现象。特区政府沿袭了殖民地时期的传统，赋予行政长官较高地位和较大权力，但其权力并不能与港督等量齐观。香港政制只能被视为弱势行政主导，绝不是特首主导。行政长官是一个领导集体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不是独断首脑。根据《基本法》，行政长官不同意行政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时，其理由必须记录在案，这实际上保留了行政会议多数成员对特首决策的强力质疑，给以后推翻不合适的决定奠定了基础。因此，循此精神，赋予行政机关主要官员更大权力、授予行政会议成员实质权力是理性务实、着眼长远的选择。改革的方向之三是理顺立法权和行政权关系。香港特区政治制度属于“三权准分立，行政弱主导”。根据《基本法》，立法会批准政府的税收和公共开支政策，审核并通过财政预算，有权质询政府施政。由于没有政党制度配套，议员仅向选民而非同时向政府负责，特区政府在立法会的影响力缺失，其施政屡屡在立法会受到牵制阻挠。2010年10月，立法会否决政府关于把清水湾郊野公园部分用地拨入将军澳堆填区的指令，就是一个著名的案例。香港立法会正不断扩权，对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立法会更多介入有关公共利益问题的大讨论，借助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使其权力日益膨胀，导致管治困境持续恶化。为提升政府管治能力，一方面应该继续增加行政会议中议员的人数，尽量扩大行政权对立法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与立法会之间的制度性沟通机制要进一步强化完善。然而，根本出路还在于通过人大释法，将立法会分为上下两院，将立法会分而治之，从而减少其对行政权的直接冲击。下议院可由地区直选产生；上议院则由功能组别选举产生，对下议院进行制衡。在分工上，可以参考美国的两院制度，财政预算案由下议院通过，人事任免事项由上议院通过，而其它议案和法案由两院分别通过。这种设计能够发挥立法会自身的平衡功能，钳制政客的极端主义倾向。改革的方向之四是界定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香港不曾制定政党法，所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制度，现在所称的政党都只是根据《公司条例》或《社团条例》登记。行政长官在当选后放弃所在党的党籍，声明没有政党背景。此种设计能够确保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负责，不受政党利益的左右。其不足之处在于，行政长官在立法会缺乏稳定的支持，推出的政策易被议员狙击。香港的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其初衷在于削弱大党，但如今其负面作用日益显现，香港孵化出类似于萨托利所讲的“极端多党制”;。当前，香港的政党数目众多、价值观差别大、互不妥协、藐视责任，立法会四分五裂，状如一个乱哄哄的夜总会。由于没有党章约束，许多议员只顾批评政府施政，不承担任何后果，而选民找不到切实标准来评判议员当选前后的行为，无从约束选出的议员，结果为少数极端势力提供了表演舞台。鉴于内地实行的单一制，笔者并不主张在香港建立执政党，但翻新政党制度实属迫切。有三大动议可资考虑：第一，行政机关携手持建设性主张的政党，设立专门联系与鼓动选民的组织或机 构，让行政官员与议员并肩行动，在施政上接通地气，从而使政府和议员彼此都获得深厚的民意基础；第二，通过人大释法或本地立法，规定政党声明反对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坚决维护香港的法治精神；第三，允许与香港有历史渊源的内地民主党派依靠香港本地居民建立社团，在立法会和区议会发展力量，此举既表达了 “一国两制”中“一国”的涵义，又符合《基本法》，有利于在中央和立法会之间建筑新的沟通渠道。改革的方向之五是明确公民在政治体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公意着眼于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众意只着眼于私人利益，是个体意志的总和。欧美的多党代议制大多体现众意，它虽然蕴含公意，但绝不等价于公意。为了选出维护公共利益的政客，笔者赞成强制投票，它既确保公民的权利，也规定公民尽到自己的义务。民主不是热心政治者的游戏，而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只有每位公民积极参与政治，表达意见，社会的公共利益才能显现。政治冷漠、投票率过低是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痼疾，意味着选出的政府不来源于民意，仅仅代表利益集团的主张。强制投票产生更体现公共利益的政府，只有那些大多数被动的沉默者行使权力，只有他们的权利不被利益集团剥夺，社会的整体性和政府的合法性才会彰明昭著。强制投票能够提高公民的个体主义意识，增加买票的成本与风险，降低金钱在选举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黑金政治。强制投票可以暴露真正的公共议题，防止其被利益集团绑架，从而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强制投票并不违反自由原则。康德认为自由是有社会性的，自由的理性存在者任何时候都必须不仅从自身立场出发，还要从任何理性他者的视角出发来采用自己的准则。选举权并不是一项公民可以随意行使也可以随意放弃或让渡的民事权利， 而是一种公法上与他者相关的职权，是公民政治自由的凭证与保障。放弃选举权实际上就是对自由的损毁。强制投票的直接益处是政治上非激进的人群如实表达了意见。他们的广泛政治参与有利社会和政治稳定。比如，作为年龄上的天然“弱势”;群体，大多数老年人比较重视福利和民生，支持经济发展，反对激进或极端政策，是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的压舱石。从表面上看，目前的立法会通过实施强制投票的法案比较困难，但其实此种安排既符合建制派的利益，也契合泛民主派的价值观，理应为双方接受。中国正处於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大战略要求国家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尽量避免与美日同盟摊牌，也要求包括香港在内的国内社会不发生大规模动乱。处理香港问题必须具有全局观念和长远眼光，不能任由香港政制转型难题冲击国家 的总方略。香港是一片福地，风云际会地成为东西价值观的交汇与融合地，该当引领整个国家创建一种充满社会个体主义精神、高扬新型民主旗帜、倡导司法独立原则的全球领袖文明。笔者极其痛恨造成同胞相残的政策与行为，相信只要内地和香港的学者、政客、企业家、专业人士和广大民众能发扬体制和文化创新精神，那么民族的复兴和包括香港在内的国家制度转型大功可期。来源：2013年11月22日《南华早报》中文网，稍有改动。

2010-12-03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安全观已发生重大变化，而最根本的变化在于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强大的经济为基础，军事安全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作出了明确判断，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尽管如此，军事安全依然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之一。一方面，经济安全是军事安全的基础；另一方面，军事安全又是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 本文首先概述中国面临的几个重要的安全挑战，包括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国威胁论”、能源安全、海上交通线和领土争端，然后对近来由于美国的高调介入而令各方关注的南海问题作一重点探讨。 中国的安全挑战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相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冷战的结束曾让中国政府一时迷茫。一方面，89风波令中国共产党深刻感受到西方的政治威胁；另一方面，中美苏大三角的结束大大降低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中国随后试图重新确定潜在的威胁。一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将取代前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1996年的台海危机使中国的安全观变得更为复杂，中美因台湾问题开战的可能性骤然显现。危机过后仅一个月，美日两国首脑在东京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台海危机、美日联合宣言以及美日在1997年对1978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使中国进一步怀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动机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美国致力于反恐战争，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矛盾，美国强势重返东亚几成定局。美国对中国的安全挑战日趋明显。 台海危机凸显台湾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对外，台湾问题可能导致中美军事冲突。对内，台湾问题处理失当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和权力争斗。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中，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摩擦不断。1992年老布什政府决定售台150架F-16战机，为日后的对台军售开了先例。克林顿更是在1995年一改美国维持了16年的禁止台湾领导人赴美的政策，决定给李登辉发放赴美签证，导致台海危机。2001年，小布什政府决定售台潜艇、驱逐舰和飞机，并表示会协助台湾抵御大陆的军事进攻。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又决定大规模对台军售。 美国对台军售的理由之一是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台海的军事平衡。的确，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安全具有深刻影响，“中国威胁论” 随之而来。“中国威胁论”虽不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安全挑战，但可影响决策者对中国的看法，进而影响对华政策。从这点来说，“中国威胁论”也是中国的安全挑战。中国学者注意到，迄今已有四波“中国威胁论”。第一波发生在1992-1993年，以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一文为代表。第二波由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引起，以伯恩斯坦和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作。第三波紧随其后，发生于1998-1999年，以《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和美国1996年竞选经费争议以及《鼠年》和《红龙崛起》为标志。第四波则最具实质性，由2005年7月19日公布的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年度报告领头，中美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2005年11月初的年度报告和美国国防部2006年发表的四年一度的国防评估报告跟随，加上发表于美国媒体的一系列文章。 跟“中国威胁论”相关的是中国的能源安全挑战。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在多方面被认为是威胁，包括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争端，中国与伊朗、苏丹和委瑞内拉等与西方不和的政府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中国不得不考虑其能源安全。中国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天然气主要进口国。1999年中国46%的进口原油来自中东，2001这一比例为56%，今天更达到70%左右，2015年可能上升至75%。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大都经由马六甲海峡。这里平时海盗猖獗，战时则容易被其他大国控制。阿拉伯海及印度洋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也极为重要，而这两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都有隐患。尤其是美国在“9•11”之后在中国周边增加了军事基地，加强了其切断中国海外石油供应的能力。 能源运输只是中国对其海上交通线感到忧虑的部分原因。除原油外，海上交通线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至关重要。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转变为外贸型经济。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猛增至25,633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挑战又与南沙群岛争端密切相关。而除了南沙群岛外，中国与印度有边界纠纷、与越南有西沙群岛之争、与日本有钓鱼岛和东海分界线问题。中国与朝鲜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中部分岛屿上也存在争端。从2009年中印边界争端升温到2010年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国的领土争端不时对中国构成安全挑战，使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面临重大考验。 对中国安全挑战的定性分析 上述安全挑战相互关联，但严重性和紧迫性不尽相同。有的属战略性挑战，短期内不会导致军事冲突，有的则可能让安全形势急速恶化。 同美国的关系属长期的战略性挑战。一些中国学者一直将美国视为长期的竞争对手而非直接威胁。楚树龙和王在邦在1999年认为，“美中近期内不至于公开以武力全面挑战我领土与主权完整。” 中美在可预见的将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依然不大。但是，两国的战略竞争将加剧，有限度的摩擦将更频繁。关于中美关系，本文随后会作进一步分析。 台湾问题是另一长期的安全挑战。大陆已由强调军事手段转向扩大对话和经济交流。目前看来，短期内台海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海峡两岸都以国民党重新执政为契机，扩大和深化经济关系，增信释疑。经济融合、官方对话和民间交流成为两岸关系的主轴。但是，台湾问题在今后仍将是中国重大的安全挑战，毕竟大陆不能控制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美国因素也将长期存在。 “中国威胁论”构成的挑战也是长期的。中国一直小心谨慎，试图让世人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政府甚至刻意避免使用“崛起”一词，改用和平发展。中国也在努力加入国际社会，包括支持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制。在1949-1977的28年中，中国签署了31项国际公约。而在1978-2004的26年中，中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多达236项。 中国的努力卓有成效，但是，“中国威胁论”在短期内无法消失。 保护海上交通线对中国来说是个相对紧迫的安全挑战。海上交通线一旦出现问题，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发展不仅是提升综合国力的基础，也是中国政府稳定社会的重要支柱。 领土争端是中国面临的直接而紧迫的安全挑战。中国在南海有过两次军事冲突，一是1974年对南越的西沙之战，二是1988年与越南在南沙群岛的交火。领土争端与国内政治密切相关。在诸如中日领土争端和南海争端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政策难免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 在主要的领土争端中，中印争端目前相对低调。印度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媒体和民众却关注不多，中国政府也没有太大的压力。中日领土争端要敏感得多，挑战性也相应大得多。而南海问题则更具紧迫性，美国的卷入令问题更加复杂。 南海问题的升温...

2011-1-7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挑战之七：解决政府治理的危机 最后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政府治理的危机。之所以把它放在最后来谈，是因为上述问题的妥善解决，有赖于政府；同时，政府自身就是一大风险源，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政府掌控大量资源的社会而言，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和策略失误，本身就会酝酿大的社会风险或危机。 改革30余年来，经济的高增长及其给民众带来的物质条件的改善（尽管改善的条件有限）；社会生活自由度的相对扩大；执政党及其政府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理念，迄今为止，在支撑着政府治理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最近在接受中国的报章采访时所说，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其中四个方面的问题尤其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挑战：一是中国实行的独生子女的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现在还难以看清；二是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大大提高；三是信息革命的发生，人们学习、相互沟通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四是中国的经济与全球经济其他部分的一体化程度已经很深，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因此大大增加。这四个方面同时发生，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时经历这些变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这些变革的速度像中国这么快，规模像中国这样大。在李侃如看来，中国能否成功应对这些变化和挑战，将决定中国是否能够进入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成功国家。 然而，不得不严肃指出的是，尽管中国政府面对着这些挑战，但政府对GDP主义的过度追求，却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如政治体制改革被悬置，市场化改革在产权、政府职能、要素价格方面裹足不前，社会分配上贫富分化悬殊，再加之贪污腐败、道德失范、信用缺失、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从而使执政党和政府单一追求的政绩合法性越来越不能说服人们，支撑执政党和政府合法性的资源在不断流失。 合法性也称正当性，是民众对一个政权的统治权利的认可。这里的“法”是指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成文“法”，而非统治者制定的“法”。一般来说，一个合法性基础牢固的政权须具备三重合法性。一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政权所代表的价值主张必须被社会成员普遍自愿认同，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不能维持这方面的合法性；二是程序的合法性，政权的产生、更迭和组成、运行方式，必须得到选民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检验，统治的权力是有限的，并受到宪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约束；三是政绩的合法性，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权必须有良好的政绩。三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对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权而言，不仅要有政绩的合法性，还要有程序的合法性。否则，人民对政绩的任何不满，随时会转化为对政体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结果，不仅是要求改变领导人，而且是要求改变体制。因此，一个政党也好、一个政府也罢，单纯追求政绩的合法性是非常靠不住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永续的经济高增长，能够回避一切经济危机。即使经济增长能够持续，也不能自动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瓶颈与难题。如果单纯靠政绩来维系合法性，那么一旦经济陷入衰退，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就会迅速地、彻底地流失。 对执政党和政府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应该说，现在人们包括执政党和政府自身，有着基本的共识。否则也不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把解决民生问题提高到与经济增长并重的程度，问题是，受体制惯性和官僚群体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至今取得的成效不大，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不会有本质的变化，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无疑是一大警讯。 化解危机唯有继续改革 中国的问题不只体现在上述七个方面，而是全方位的。但在我看来，未来10年，这七个问题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突出，更需要我们去关注并优先予以解决。 就每个具体问题而言，都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但整体来说，它们又有相通之处。事实上，把它们分成七个问题只是为了分析的便利，现实中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一个问题的解决是另一个问题解决的前提，反之也一样，换言之，它们互为因果。这就需要我们从整体着眼，找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之道。这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现在看来只能行民主，这是全部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无论是处理经济的再平衡，还是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也无论是与腐败做斗争，还是重建中国的价值体系，即使像解决环境和人口再生产这样的具体问题，离开民主，不尊重民众的基本权利和意愿，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都无法想象能够成功。更何况政府的合法性危机，首先表现为民主问题。 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形来看，改革开放主要是实行了包括思想解放、利益解放和权利解放三个层次在内的“人的解放”。这其实就是一个民主化过程，由此化解了改革初期的社会危机。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但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平衡并未减少。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社会在以下四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逐步形成了一个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社会有产阶层；二是不论贫富，几乎所有的人，其权利意识都比过去大大增强；三是社会日益多元化，形成了不同利益和不同主张的群体，但不同利益群体的交集和共识越来越少，社会的分化越来越严峻；四是社会进步严重受制于政治结构，两者的背离程度越来越大。尤其是，作为这一阶段重要改革的市场化改革，它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仅仅是民族的振兴和民众福祉的改善，而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反映出了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为代表的现代价值观得到了认同和尊重。但这种现代价值观由于政改的长期滞后和踯躅不前使得人们逐渐失去了国家变革的耐心，它不仅导致高层和学界一直强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迟迟不能实现，腐败变得更加严重；而且，弱势群体因无望改变自己的命运极可能铤而走险，诉诸于激进手段进行利益分配，从而使社会出现失序化和暴力化，积累起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和风险，这是当前社会暴力和群体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最终这些矛盾和风险都会传递和反馈给执政党。 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化解社会危机尤其是合法性危机的方式依然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不过，与前一阶段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不同的是，此阶段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是适时启动政治改革，厉行民主与法治，包括向社会和大众开放政治过程。 历史证明，当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利益的分化和整合导致社会基础发生改变后，惟有民主才能保持社会的有序运转。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利益、市场主体和组织结构，要保持社会和谐发展和运转，就必须对市场中的不同主体的产权和民主权利进行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障，建立起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惟有民主才能做到这一点，并在公开参与的过程中形成能够指导人们集体行为的决议。换言之，民主为容纳和协调各种社会差异和以正义的方式调解价值冲突提供了基础和制度途径。 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来看，也是一样。马克思主义认为，当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和发展时，政治体制应该适时进行相应改革。否则，社会就可能陷入革命和暴力夺权，这无疑对执政党和整个社会都是不利的。因此，为长期执政计，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启动政治改革，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授权的基础上。 民主从来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政治改革和民主化都有阐述。特别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做了详细的论述。当然，政改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治体系的各个方面和人们的切实利益，包含着相当广泛的内容，推行起来必须有一个行动路线图，要有轻重缓急。就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人们的期待而言，政改关键是依照现代民主和法治的要求，建立起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而目标则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2011-1-7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挑战之五：遏止环境污染蔓延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发展称得上是“中国的奇迹”的话，那么，这30年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速度，也称得上是另一个“奇迹”。各种统计都表明，中国的环境问题非常严峻。而照目前的污染水平走下去，随着我们的经济总量再翻两番，污染负荷还可能增加四至五倍。目前，要在中国找到一块未受污染的净土，相当难。因此，完全可以说，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严重程度，完全体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粗放性、浪费性。 中国在二、三十年里环境的急剧恶化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未充分考虑到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外，主要是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政策和资源定价问题一直没有多大改变。从体制来看，环境系统的整体性与行政系统的分割性存在矛盾，而地区利益、部门利益之争，以及现行经济政绩的攀比机制，使这种矛盾加剧；从政策来看，在各项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和经济政策之中，尚未考虑环境因素，体现环境成本，杜绝破坏性的开发建设，甚至将环境因素排斥在经济发展之外；从资源使用和定价来看，资源初级产品价格相对偏低，环境等社会公共产品可以免费索取。企业生产成本中的环境成本不完全，这种环境无价、资源廉价的局面不仅带来了浪费和效率的低下，还鼓励了粗放型的生产消费方式，环境破坏和补偿机制也就无从谈起。而所有这一切，从根源上来说，就是为了摘掉几千年来压在我们头上的贫穷帽子，自觉奉行后发国家普遍实行的发展主义的结果。又因为比起先发展的西方国家来，中国快速发展产生的环境问题，却不能通过将危机转嫁给别国的方式来解决，所以问题越积越严重。 所谓发展主义，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逐步扩张成为一种为国际组织所鼓吹、为后发社会所遵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它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等的许诺，将“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于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因此，增长至上和财富至上是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的话语下，环境—生态问题被忽视掉了，环境的代价、健康的代价等等被排除在企业内部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外。在发展主义的体制和话语下，某种自然物一旦具有了“资源”的价值，那么，它们就会被迅速商品化和市场化。 发展主义的思潮及其体制性开发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是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哲学，在许多后发国家，发展本身成为国家的最高目标，或者至少是一个阶段的最高目标，也是政府合法性所在。中国同样深受这种发展主义的影响，而且是它的典范。发展主义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盛行，原因在于它打着让人民快速致富和国家快速发展的旗号，再加上受历史条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限制，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但中国的经济增长至今未能跳出传统的“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由于发展主义在解决贫困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于中国的环境危机，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而且政府也在有意识地采取措施纠偏，比如提出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之路，但要彻底改变这种靠消耗资源和环境的发展方式，还很难，这不仅因为在一些环境脆弱的地区，还存在繁重的脱贫任务；更因为地方政府头号的目标还是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而环境因素的考虑往往要求降低增长速度，所以，我们虽然提出科学发展观有一段时间，但在保证科学发展实施的国家战略、政策体系、考核评价、公众的环保参与等方面，一直未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出来。 未来10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以及中国进入重化工业的中期阶段，除非我们加大了环境治理的力度，出台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遏止环境污染的蔓延，否则，环境问题只会进一步加剧而不是减少。而环境一旦爆发危机，由于环境具有免费索取的性质，那么，它对社会经济和我们生存的家园造成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这种灾难几个世纪都难以修复。 挑战之六：布局人口再生产 相对于上述几方面，人口问题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常常被大众所忽略。其实，它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点也不亚于其他问题。 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整个前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就支撑起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征被称为人口红利。根据一些专家的估算，改革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但从2006年开始，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这预示着过去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在总量和结构两方面都将趋紧。这其实就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征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城市父母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国策，迄今为止，共少生了4亿人，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2.1的时代更替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 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经济发展的人口优势不再。依照计划生育前的人口数量优势，中国人口红利期到目前为止整整持续了40年左右，而如果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其自然发展，虽然多生了4亿，但据估算，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至少还可延续40年，也即至少还要到2055年左右才会结束。这也就是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为改变了人口红利的周期。那么，它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建立在劳动力结构年轻化的基础上的。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现在依靠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的中国发展模式将会遇到极大挑战。而根据一些学者计算，最早在2015年前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开始枯竭。 具体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及其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会造成以下几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少儿人口的大量减少，减少了内需；二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没能充分就业，一部分人口红利被浪费掉；三是在中国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过快进入老龄社会，从而为本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风险。 人口红利的消失其危害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严重的还在于社会方面和人自身的再生产上，包括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衡，独生子女在其成长过程所遭遇的各种风险等。它们可能会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 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性别比失衡，将在未来的几年使5000万进入适婚年龄的男子娶不到老婆，无法组建家庭，该问题对中国社会会产生何种不利影响，还有待观察，但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与此同时，独生子女在其成长过程中随时面临着被夭折的风险。这不但是家庭问题，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人口学家就认为，由独生子女家庭构成的社会其风险大致涉及九个层面：对独生子女来说，包括成人风险、成材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儿女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包括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的脆弱决定了一个社会内在的脆弱。 可见，人口再生产问题不可小视。尽管人口红利的消失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和占比高的特点，还会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下去，即人口红利还会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就此而言，在未来10年内，我们似乎不必过分担心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但应该看到，像人口这种影响长远的问题，不能等到问题已经爆发时再来匆忙解决，那时就晚了，因为人口的再生产有一个时间周期，必须提前规划布局。另外，从前述分析来看，综合起来考虑，改革以来的人口政策很难说功大于过，而且到现在，它在社会经济和人自身再生产方面的风险，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并将在未来的几年里，可能集中爆发。对此，我们不得不防。

2011-1-7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挑战之三：反腐任重道远 腐败是一个老问题，但不能因为其“老”，我们就可以对它放松警惕。因为各种调查均表明，腐败是社会公众最关注同时最不能容忍的问题之一。 黑格尔在分析西方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原因时指出，这种腐败决不是偶然的，如一些人所说是单纯滥用权力的结果，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将其消除；相反，这不仅是一种源于制度原因而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且是一种不断地向一切空间弥漫的死症，它注定到处孳生出权力欲、放纵淫欲、种种野蛮和卑鄙的腐败情形、伪善和欺骗。 黑格尔在此实际指出了一种腐败的扩散效应。的确，当贪腐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心理时，它就会像癌症一样散发、蔓延，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会由开始的“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着“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理”。腐败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被淡化、被认同、被怂恿、被放纵，成为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社会信仰，全面侵入社会的肌体。说得严重点，我们今天就是这种情况。 建国初期被处决的原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可能是改革前因贪污被处死刑的最高官员了。然而，改革以来被查处的各级腐败官员，不下数百万，这其中，上至国家领导人层级的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下至没有级别的村长。某地一个小小的基层科级干部，其贪污、挪用的赃款竟然高达3亿多元，创造了中国腐败金额之最。 中国历代王朝差不多都毁于腐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腐败的失控将破坏关键的治理制度，引起公众的不满，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造成严重的经济扭曲，并加大爆发全面危机的风险。腐败在中国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据估算，每年因腐败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占GDP的3%，这部分财富被转移到了一小部分精英手中，加剧了中国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腐败的间接成本，如效率的损失、浪费，以及对环境、公共卫生、教育、关键性公共机构的信誉与文职机关士气的损害，更难以估量。此外，鉴于中国的一党执政体制以及存在民族分离的势力，腐败还会弱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执政基础，大幅降低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治理能力，并为民族分离势力制造分裂提供了一个有蛊惑力的借口。 所以，腐败造成的物质耗损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它会带来人心的丧失。从中国的情形看，腐败的严重泛滥已使社会转型面临两种威胁，一是转型的进程被腐败引发的剧烈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打断，造成转型的反复与倒退；二是转型的方向因腐败产生的路径依赖发生偏离，滑向权钱结合的恶势力主宰社会的方向。这两种可能性已越来越大。例如，地方一级的腐败每年都会引发数以千万计的骚乱与暴力集体抗议，这削弱了社会稳定，而且使内部治安方面的额外支出成为必要。 从腐败的通常逻辑来分析，追求收益最大化是产生腐败的动力来源，公共权力的存在则是产生腐败的客观基础，而制度缺失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信息不对称是产生腐败的必要条件。但是，当前腐败的蔓延，除了具有一般腐败发生的特点外，还与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关。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进程中，社会转型的广度、深度和跨度都前所未有。在这个大转型、大变动的时期，思想的混乱、道德的沉沦、纪律的松弛、信仰的消失、制度的虚无使得人们一切向钱看，金钱是人们真实的拜物教。每个人都用自己手中拥有的各种资源，包括权力、知识、关系、美色等交换金钱。官员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实际主宰者，其拥有的各种资源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因此，在监督缺乏的情况下，也就非常容易把自己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变现为金钱。 对于腐败的危害，很多人，包括高层是非常清楚的。因此，改革以来，从国家层面来说，一刻也没放松对官员腐败的警惕，出台了很多反腐措施，而且越到后来，反腐越严厉。但让人尴尬的是，目前似乎走入了一个怪圈，腐败，反腐，再腐败，再反腐，以致无穷，每次反腐过后，腐败都以一种更猛烈的形式反弹。这说明，要么我们出台的各种反腐措施不对路，要么执行不严格。不管哪种原因，反腐久不见效，同样会失去人心，从而加速社会危机的到来。 每个社会都会有腐败现象，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愈来愈严峻的腐败无能为力，失去了反腐的信心。因此，未来10年，如果在反腐上成效不大，那么，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都有可能借着腐败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对此风险，不能掉以轻心。 挑战之四：重建社会价值观 与腐败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社会道德的全面退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全面紊乱。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腐败理解为对制度、规则和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价值的不遵守与破坏，而不仅仅是滥用公权力，后者是狭义的腐败，前者是广义的腐化。它们两者的关系是：腐败会造成一个社会道德和价值的恶化与退化，反过来，道德和价值的恶化与退化又进一步加重社会的腐败。 但是，道德和价值的功能远不只于此。一个社会，固然需要制度来维系其正常运转，但决定人们日常行为和社会活动的最本质、最深层因素，还是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和文化价值。一个人若无羞耻之心，无所敬畏，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可惜的是，中国当下正陷入这种道德溃败和价值紊乱的状态。此种道德溃败和价值紊乱不是一般的程度，而是深入社会的肌理，呈现出大面积、多层次、全方位的特征。这些年来，我们生产了多少假冒伪劣、有毒有害产品，发生了多少安全生产事故，又出现了多少产品质量问题？官场不像官场、学界不像学界、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品格，几乎每个行业、每个职业，都腐败盛行，没有基本的道德操守和职业规范，乃至整个社会是非不分、信仰全无，以丑为美、以次充好，一切向钱前，总之，为了利润，敢于将一切社会道德和价值踩在脚下。 很多人把我们社会的道德退化和溃败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实行。其实，这大错特错。市场经济从其本义而言，不是无道德的经济。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是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它要求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员，都必须具有独立自由的人身资格，能够自由自主地进行选择。市场经济也排除等级、身份、特权等不平等因素，它要求机会均等，公平交易。有信用才能产生持续的交易活动。所以，市场经济的道德内涵就是自由、诚信、平等、公平、正义等这些美好的品质，它们也是市场经济根本的价值观。市场经济本来就要求人们在这些道德属性的约束下去进行物质财富的创造，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进而促进人类经济社会这一大系统的长期有效演进。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之所以在强调理性经济人的同时还要强调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原因皆在于此。 但为什么市场经济被引入进中国后产生了变异？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这个世界当然没有教科书上的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都要和本国的国情相结合，带有本国的特色，而之所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被引入后产生变异，指的是它更多的与中国不好的传统和国情结合在了一块，从而使市场经济内在的元素发生了变化，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出现大幅度的退步。这里的原因就在于，尽管传统中国有着儒商的商业规范，然而，中国传统社会毕竟缺乏市场机制的因子，加之我们在引进和推行市场经济的时候，正赶上社会进行艰难的转型。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这一文化所内含的价值体系，包括儒商传统，在100多年前的救国图存中就被作为落后的东西而被先贤们全盘否定和摧毁。时至今日，这个转型并未终结，而且还有加速的趋势，一方面是旧的价值体系已经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共识还未形成，于是在这个转型空档中，社会产生了价值迷失，没有了道德和价值的约束，蛰伏于每个人内心的恶有机会被释放和暴露，而市场经济若没有基本的商业规范，在自由的交易中，个人的私欲和自利本性就会被无限放大，“自由地赚钱”就会成为社会实际奉行的价值共识。不是说中国目前没有价值，官方一直在倡导符合其要求的所谓主流价值观。然而，现实中这套价值体系实际上败于功利主义之手。功利之心原本人人都有，而功利上升为主义，如上所述，无疑与政府的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一个政府主导社会资源的社会里，如果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那么必然会导致政府短期行为的频繁发生，致使政府行为捉摸不透，不可预期，这反过来又直接造成社会信任的进一步下降。处于这个社会的人们，自然只问结果，不问手段，以结果来评价一个人，或一项社会活动或事业的成败，这就是功利主义的最大特点。 此外，产权制度的缺失，社会分配的失误，也会导致社会价值的“错位”和道德水平的下降。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就不会有诚信。社会分配出了问题，劳动者得不到与其劳动价值相对等的份额，会刺激人的不劳而获思想。假如一些人连生存都无法解决，你要他去同一个富翁一样守着“道德”的牌坊，告慰所谓的“人穷不能志短”，那不过是浪漫主义的道德幻想。因此，当社会财富分化日趋严重时，带来的必然是道德底线的崩溃，社会价值观的坍塌。 作为一个社会时代精神的内核，社会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全社会发挥着导向功能、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一个健康的价值观，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而健康的价值观，一般是由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充当的。倘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出了问题，不被这个社会的多数民众尊奉，道德出现溃败也就无须奇怪。道德一旦溃败，信用全面退化，不仅会导致不必要的过高的交易成本，阻扰市场体系的建立；而且时间一长，会毒化一个民族的心灵，使这个民族变成一个没有基本是非观念、唯利是图的民族，这是非常可怕的。当下为什么会出现各种泄愤行为，深层根源即在于此。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这种全面的道德和价值崩溃，尽管社会忧虑重重，但至今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校正。未来10年内，此种状况若得不到有效改观，会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又一风险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