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2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湘宁 2020-12-2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四个中心城市之一，澳门被寄予发挥核心引擎作用的厚望，然而，澳门在回归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存续已久、亟待解决的矛盾。“爱国爱澳”的国情教育增强了澳门人的国家认同感，但是澳门国家认同感的稳固性并非没有挑战。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四个中心城市之一，澳门被寄予发挥核心引擎作用的厚望，然而，澳门在回归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存续已久、亟待解决的矛盾。相对于香港，澳门被认为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典范而被高度认可，“爱国爱澳”的国情教育增强了澳门人的国家认同感，但是澳门国家认同感的稳固性并非没有挑战。澳门国家认同存在的潜在风险相较香港，澳门过往的殖民历史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影响微弱，而回归后推广的“爱国爱澳”国情教育在根本上推动了澳门较高的国家认同感。来自大陆与澳门的CEPA政策、内地开放对澳门个人自由行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对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这在实际层面上进一步加强了澳门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因此，对于澳门而言，经济发展和国家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成。当前，澳门的“爱国爱澳”已经成为澳门社会的主流文化，澳门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任程度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准，澳门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评分也在7至9分（满分10分）间波动，但有几点潜在风险值得注意。第一，新移民影响澳门居民的国家认同。澳门回归后，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自2004年开始澳门经历了四次的移民潮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移民除了缓解劳动力不足、活跃了澳门本地经济之外，也带来了楼价飙升以及文化融合的问题。以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为例，2015年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及澳门青年研究协会针对“中学生国民身份认同”展开调查，结果显示，72%以上的澳门中学生肯定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较2014年调查的55%有大幅上升。对“中国人身份对自己来说很重要”持肯定态度的中学生比例超过60%，比2014年不到40%有大幅上升。不过，此次调查中中国内地出生的受访者占28.3%，较往次调查比例有明显提高，2014年调查这一比例为18.1%，2009年调查为15.3%。如果剔除新移民子女的比重变化，澳门青年一代的身份认同是否有大幅提升仍然存疑。第二，澳门居民的国家认同存在一定的波动性。2008年奥运会期间，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程度上涨到83.7%，而2014年香港“占中”爆发，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程度下降至回归后的最低值46.5%。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部分澳门青年在连登、Facebook等社交平台以各种形式予以支持。7月25日，近百名澳门人于连登讨论区展示澳门居民身份证，表示对香港的关注，声援香港示威活动。同时，部分澳门市民通过Telegram群组发起在议事亭前地进行默站，以声援香港反修例运动，此举遭治安警察局反对，主办方其后取消活动，但后续也有记者在新任特首贺一诚的记者会上询问“如果市民申请默站都遭拒绝，如何可确保言论自由？”此后，部分澳门本地学生和大陆学生也在社交媒体展开针对对方的非理智讨论。可以肯定地说，澳门和内地经济的紧密结合以及长期以来大量移民的融入对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推动澳门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澳门对国家的认同。如“议事亭”事件中，不少澳门市民于微信朋友圈等平台转发印上“拒绝”字眼的集会海报，并声明“不支持、不参与、拒绝集会”、“一起守护澳门”；澳门江门青年会也到政府总部递交请愿信，表示集会的有关诉求会扰乱澳门安定繁荣，并希望政府运用《维护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三条）拒绝有关集会的申请。与此同时，随着内地劳务移民的进入，澳门产生了经济层面的自我保护意识。2019年6月，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研究小组公布“2018粤港澳大湾区澳门居民参与意愿调查及网络意见调查”结果。调查显示，约半数受访者表示，愿意未来有更多来自其它大湾区城市居民来澳旅游及投资，但仅有不到3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未来有更多来自其它大湾区城市居民来澳就业或定居。此次疫情期间，本地居民对外地雇员占用本地工作机会已有微词。为平缓民意，特区政府表示，工作机会应以本地人优先。澳门劳工局长黄志雄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持蓝卡的外地雇员为189,274人，较去年年底减少7,264人，1至5月期间，共有5,246个专业及非专业外地雇员许可续期申请不获批准。年初至8月份共有3,458人于当局登记为非自愿离职，同时疫情下已减少外雇名额13,000个。第三，澳门经济缺乏自主性、多元化易影响其对国家的认同。回归后，澳门经济经历过两次大衰退，而两次经济低落均与外需骤降直接相关。澳门经济自2014年开始，出现了两次明显的经济下滑。伴随着中国政府反腐运动不断深入，银联卡赌场消费受限、澳门口岸收紧中国护照停留时间等因素，2014、2015年博彩收入连续数月下挫，导致澳门经济受到重创。此后随着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及澳门新一批博彩综合体项目的落成，澳门经济虽在2016年逐渐走出“重创”，开始回暖，但2019年的数据显示，澳门经济连续超过两个季度萎缩，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2020年抗疫封锁措施又重创了对外依赖严重的澳门经济，出现大幅度的经济滑坡并创下最大萎缩纪录。由于相对单一的博彩旅游产业结构，澳门经济资源、消费人群和服务市场高度外向依赖，特别是对内地的依赖。内地是澳门旅游、博彩业最大的客源地。回归20多年来，澳门游客总量增长4倍，其中70%源自内地。自2003年港澳个人签政策实行以来，内地赴澳门游客数量不断增加。可以说内地是与澳门联系最为密切的经济体。也正因此，内地经济环境变化、出入境政策调整都会对澳门经济造成直接、重要的影响。以此次新冠疫情为例，为了应对疫情，中央采取了严格的人员流动管控举措。澳门博彩、旅游业独大的单一经济结构，加上疫情带来的旅客流动限制触及澳门经济的筋骨，已全面冲击澳门经济社会的所有领域，由旅客所带来的经济带动效应在澳门几近消失，几乎等同于澳门的经济命脉被暂时掐断。作为传统微型经济体，澳门市场狭小，资源匮乏，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也极脆弱，催化了深层矛盾的爆发。澳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产业过于单一、过分依赖内地市场的特点，是其经济发展固有的内生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自主发展、多元化发展的路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澳门经济一旦出现停滞和滑坡，就会推责于澳门特区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造成对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政策建议澳门需要加速推进产业多元化的进程，提升经济发展的韧性，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从而进一步巩固对中央的信心和对国家的认同，确保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第一，澳门与内地已于2019年11月20日签署《关于修订〈CEPA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并在2020年6月1日正式实施。根据新修订并于2020年7月1日实施的CEPA货物原产地标准，澳门本地企业可以借助中葡合作平台以及CEPA零关税的优惠，引入葡语国家的优势原材料，特区政府应充分利用中央的各项措施，鼓励澳门企业及专业人士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当好中葡合作甚至中国“一带一路”对外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开拓多元化的市场。第二，充分利用横琴自贸区优势。除了传统的博彩旅游业，澳门在中医药、特色金融、芯片设计、物联网、精准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有较好的基础，因此应将横琴作为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加强粤澳深度合作与世界连接的着力点和下脚点。8月18日，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正式开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型通关模式，除了旅检大厅，下一步还将在小客车和货车通道全面实施。进口食品在横琴口岸被抽查送检的时间从原7-11个工作日缩短到目前2-3小时，极大地便利了货物贸易。澳门可以利用独立关税区优势，将横琴资源延伸至世界，吸引外资企业进驻澳门设立总部，经横琴辐射到内地，共享产业协同发展成果。第三，利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发挥平台的作用。在实际操作层面，重点加强专业人才和葡语人才的培养。目前，澳门居民仅有2.4%能讲葡语，而葡语专业人才更为缺失。如欲借助中葡论坛推进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澳门必须加强葡语人才特别是专业技术领域葡语人才的重点培养或引进。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下，中央人民政府授权澳门特区政府对外签订的双边协定涵盖了航空、司法互助、税收等相关领域。因此，在处理相关对外事务中，澳门特区政府可以承担更灵活的角色，发挥更特别的作用。最后，在相对成功的国情教育基础上，要注意澳门本地居民和新移民之间的融合，但也要注意两者在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层面的微妙差异。不仅要加强传统的包括新街坊等社团的引领作用，更要长期关注青年一代社团组织。同时通过琴澳融合，缓解正在上升的澳门本地居民和外雇人员之间的矛盾，弱化因经济不稳导致的本土主义上升的可能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澜昌 2020-12-14 拜登不会改变美国遏制中国的大方向，尤其是会继续打廉价而性价比高的“台湾牌”，但在具体事项上会做出微调，尤其是守住避免海峡两岸擦枪走火的红线，防止北京武统台湾。 拜登不是政坛新手，也不是特朗普那样的商人，他对美国的利益、战略和对华对台策略都有一定见解。只是在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他需要收拾特朗普的烂摊子并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做出取舍。拜登不会改变美国遏制中国的大方向，尤其是会继续打廉价而性价比高的“台湾牌”，但在具体事项上会做出微调，尤其是守住避免海峡两岸擦枪走火的红线，防止北京武统台湾。熟悉美国对华政策作为78岁方执掌最高权力的政治老人，拜登长期从政并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八年副总统。自1973年首度成为参议员，他历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副总统，如今到总统位置，对中国问题和美国的“台湾牌”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推动通过《台湾关系法》，拜登投票赞成。1999年，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赫尔姆斯提出《台湾安全加强法》，进一步强化对台军售，拜登大力反对。拜登指出：“通过法案非但无法强化台湾安全，反而等于是在北京面前甩‘红披风’，要中国向前冲。”拜登表示，武器数量再多都无法确保台湾安全，台湾安全来自于其“民主治理模式”，与中国大陆日益增加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往来，以及美国长年信守的“台湾问题须和平解决的承诺”。2001年，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推动出售先进“神盾”导弹驱逐舰给台湾，拜登当时受访表示，除非美方认为台湾需要“神盾”系统且进行此军售对美国有利，那才应该出售，而不应该是为了“给中国一个教训”。2001年时任总统小布什表示，美方有义务协助台湾防卫。拜登随即投书华盛顿邮报，批评小布什打破美国长年坚持的“战略模糊”政策。他认为“美方保留动用武力防卫台湾的权利，但不说明在何种情况会干预，抑或是不干预台海战争”，不鼓励两岸任何一方采取“鲁莽行为”。今年1月台湾领导人蔡英文连任，5月蔡连任就职，拜登都发推文祝贺，并表示“美国应该持续强化与台湾及其它理念相近民主政体的关系。”在这次大选期间，拜登投书美国华文媒体，表达希望“深化与台湾的关系”，并称赞“台湾是民主领头羊、重要经济体与科技重镇；在开放社会如何有效控制疫情方面，台湾也是耀眼的典范”。不过，拜登也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决定中美之间是竞争对手，还是陷入涉及军事层面的更严重竞争，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拜登对华政策难以摆脱特朗普遗产台海两岸与美国的互动，长期以来都处于变动之中。从拜登的言行中可以看到他在随势而变，他上台之后具体如何操作对华政策，还有待观察。然而，拜登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大的原则实际上受制于主客观因素，短期内他难以跳出特朗普设下的“大魔圈”，顶多会做出部分改变，以期与北京做交易。关于拜登对华对台政策，笔者有如下初步判断：第一，遏制中国是美国两党的共识，符合当前美国总体战略，拜登团队会继续坚持。以拜登为首的民主党“建制派”对中国的定位与前两任一脉相承。今年1月，拜登团队发表《直面中国挑战》的研究报告，开篇第一句话就写道：“中美已锁定未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关系”。拜登本人把中国称为“竞争者”而非“敌人”，并声称两国是否走向“敌对”取决于彼此的互动。这是对美国极右翼希望推动与中国“脱钩”并将两国关系引入“冷战”状态的否定。然而，即使是“竞争者”，拜登团队也不会允许中国超越美国，不会放松对北京的战略打压。第二，台湾是美国亚太战略和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拜登政府不会削弱与台湾关系。拜登团队是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尤其不满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另搞“印太战略”，但是美国的亚太战略本质就是针对中国的战略，拜登不会改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军力增长，中国空军已可以“绕台飞”，海军已经突破了第一岛链。所以，重整亚太战略，重新厘定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的位置，是拜登团队首要任务。第三，美、陆、台三边关系中美方占据最有利位置，北京目前较为无奈的是对台军售。拜登将兑现特朗普的十笔军售，并且在任内将筹划把更多高性能先进武器装备出售给台湾。第四，特朗普对台最大突破是提高美台官方交往级别，这是明显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也应该是拜登团队最可能调整的。特朗普政府官员访台是随机性的，基本上局限于政治象征意义，并不一定对美有实际利益，故此，这一筹码是拜登团队可用来与北京交易的。第五，虽然“台湾牌”是制衡大陆性价比最高的牌，但是在商业等其它综合利益上，正如特朗普所说，“大陆是桌子，台湾是笔尖”。拜登同样明白这一点，故此，在打“台湾牌”会伤害到美国在中国利益时，拜登团队有可能调整施压力度。第六，拜登会尽量避免台海擦枪走火甚至引发北京武统收复台湾。特朗普大选最后冲刺阶段有过试错教训，比特朗普阴柔的拜登应力求降低冲撞“一个中国”原则底线带来的风险，管控台海军事摩擦倾向，并杜绝给北京“武统”的借口。最新一轮台海危机特朗普政府为了制造选举议题，对台售武达到疯狂地步。在去年8月批准军售台湾总价达80亿美元的66架F-16战机后，今年又陆续对台出售MK48鱼雷、爱国者三型导弹零部件、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AGM-84H增程型距外陆攻导弹、鱼叉海岸防御系统、MQ-9B无人机等，总价值约56亿美元。在特朗普看来，对台售武，既能在战略上压制中国大陆，也在实际军事层面增加台军的战斗力，使台军成为解放军啃不动的“豪猪”，更重要的是美国军火商可以赚大钱，有助于实现他增加美国制造业实力的承诺。到了特朗普展开总统权力保卫战的最后阶段，“台湾牌”的力度大大强化，严重冲击“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9月17日，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克抵台访问同日，共和党议员帝芬尼发布声明表示他已提交“第117号共同决议案”，要求美台复交。该案虽然仅为国会表态，无须经总统签名生效，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实际上也给特朗普政府打“台湾牌”打到极致提供了一个借口。解放军对此迅速做出反应，通过军事演习等一系列操作表明，美国承认台湾之时必是武统D日，之后台湾“外长”吴钊燮公开表示“台美目前不寻求建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美国不会因为台湾开战”。到了大选投票前两周，五角大楼与中国国防部召开视频会议，商定管控分歧，化解了这次台海危机。解放军一系列演习，至少获得三个方面的成果：第一，表明解放军对台军占据全面的压倒性优势；第二，表明解放军在台海范围内对美军有相对的优势；第三，打破了台海“现状”格局，包括军事格局和政治格局，“台海中线”默契已经不复存在。特朗普的试错，让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军清晰地认识到，台海发生战火其实不符合美国利益。目前美国的涉台智囊都指出“台湾牌”必须有底线，美国重新在台湾驻军不可行。灵活回应拜登政府的“台湾牌”拜登政府上台后，首先要面对国内不断爆发的疫情，以及因为疫情引发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中国防疫和疫后复苏在全球一枝独秀，美国在与中国博弈中处于不利态势，因此性价比高的对台售武牌，应该会延续。它既可以用来压制北京，也可以增加美国收入。台湾问题依然会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事项，北京只有灵活回应美国政府的“台湾牌”，才能在与拜登政府的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中国宜采取“刚柔并济”的两手策略，与之周旋，斗智斗勇。一方面，通过全面提升解放军作战能力坚决顶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武力威慑和据理力争并用，把以力服人同以理服人相结合，反对美国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主义做法；另一方面，在处理台湾问题时要着眼于中美关系长远大局，做到进退有序，斗而不破，有利有节。在基本上瓦解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政策后，中国对美国已不抱幻想，对美政策和策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成熟，也更为切合实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20-12-11 立法会可以做和应该做的工作仍有很多，有些事情不应等到人大或中央有所决定才发言，应该尝试由下而上向中央或人大进言。希望爱国阵营的立法会议员能把握好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做好他们的本分，不要再让中央以及香港的爱国人士失望了。 自从特区政府宣布立法会选举延期至少一年后，无论是政府还是建制派，在这段特殊时期对如何做好立法会工作都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及计划，只是不断收集意见，因此部分爱国人士感到时间在白白流失。究竟该如何行动，现时建制派中亦有不同声音。当前，我们宜尝试提出几个原则方向，把本届立法会余下的工作排出轻重缓急的次序。立法会工作三项原则首先，继续推动陆港融合。其实一直以来陆港两地融合都是大势，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提出之后，这个方针已经定调。不过，香港仍有很多人对融合表示反对，一部分人是基于政治原因，另一部分人仍因为对内地缺乏了解而不愿走上融合之路。回归多年，无论是中央还是港府，在融合这件事上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很多时候都不确定该硬推还是软销。在反条例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现时香港拒绝融合的最大得益者，其实是境外势力。只要香港存在分离主义或反融合势力，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人心回归等多方面，他们都会对中央造成压力。不管这些势力是否自身崇洋媚外，或是得到外国势力资助，其所带来的后果并无二致。因此，在今天中美相争的格局下，无论是为了国家安全，还是国家发展，陆港融合已是必然要下决心走下去的一步。陆港融合是对中国不友善的境外势力所不愿见的，以前我们还可能因要保持对外经济和人文交流关系，不愿把陆港融合推进太快，以免在港的外国人有不必要的负面想法，但以今时今日的形势来看，实在没有什么需要顾忌了。从香港长远利益角度看，有助于推进融合的事情，立法会要先做先过，而且要鼓起勇气，向政府进言力推。第二，立足长远，改革政制先于推出政策。虽说现届立法会延长期限最少为一年，而非只有一年，但如果立法会要继续延长现届任期，即使有类似疫情的充分理由，也会引起较大政治震荡。一年后如果没有社会或经济上的充分理由，而只是因为某些浅层原因把立法会继续延期，那必会导致香港社会更加撕裂，同时亦极有可能引起欧美国家的注意甚至谴责。在决定延长立法会任期后，建制派虽然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例如二十三条立法或长者2元优惠由65岁降至60岁等等，政府依然念念不忘“明日大屿”项目，希望在今届立法会继续闯关。然而，这些政策之争都未触及要害。虽说有一年会期，但立法会在重开后短短时日已经几次流会，可以预计留给政府及建制派的时间不会很多。以上的政策固然重要，但权衡轻重，现届立法会应把握现时建制派占多数的机会，乘势而上，改革政制，为长远管治夯实基础。立法会延期后本应立即启动这些工作，但公众却未见立法会做出任何行动。光阴似箭，立法会应该起而立行，为建立适合香港社会的权力架构做出贡献。第三，对不同社会力量分而治之。香港是中美对抗中的一个战场，今天香港立法会要做的事并非仅影响香港一地。在反修例社会运动之后，社会各方阵营在本质上已出现质的变化，建制阵营与反对阵营已不仅仅是在政策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而是变成亲中和亲美的分歧。反修例运动前的内部矛盾，因为旷日持久的对抗，由量变发生了质变。可以预期亲美的阵营，在今后的日子里已不可能再对中国保持忠诚，期待他们幡然悔悟、人心回归，无异于缘木求鱼。即使中央在政策上向他们倾斜，也只能是浪费资源，还可能引起亲中爱国派的不满。因此，未来的政策应准确向爱国者倾斜，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一来可团结爱国阵营，二来可吸引中间派及新一代。政策建议以上工作原则应该贯彻到具体政策上。第一点，关于陆港融合原则，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后，相信港府及爱国阵营的立法会议员对此应该有较清晰的方向。在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稿中，重点提到香港要与大湾区其它城市合作，特别是香港与深圳在创新科技方面可以紧密合作。香港院校的研究能力以及大量来自全世界的人才，加上深圳完整的产业链，应该可以将香港及深圳共同建成世界的创科中心，支持整个大湾区甚至中国的发展。然而，从近几年的表现可看到，香港政府完全没有魄力推动陆港融合，市民清楚地看到政府官员经常避事，以现时的既定政策作为不作为的弃战牌。举例来说，早前中央派医疗队支持香港做新冠病毒检测，政府即使不做全民强制检测，也应该配合推出健康码，增加市民参加自愿检测的诱因，而市民在安装健康码后，将来进入内地也能更方便。这本是一个让市民认识内地先进技术优势和好处的机会，对香港人融入大湾区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惜香港政府官员却让机会白白地溜走了。本届立法会在剩余任期内，可以配合政府加快通过让居住内地港人投票的建议，甚至可以采用内地的软件程序进行电子投票，以免香港人投票的数据被外国取得。此外，在地域融合上，政党亦要留意不能搞香港特殊的法案，例如在房屋政策方面，不应再建议“香港村”等等。那是否意味着不能向内地建议合作发展呢﹖也不是，将来的建议应以双赢作为基础，而非香港向中央或广东省“攞着数”。举一个例子，早前有人建议香港向珠海租借桂山岛，当时就有几个方案，一是将现时香港的监狱搬到该岛，腾出土地建屋，那不单对珠海没有好处，还会令内地人有负面感觉，觉得香港只会将厌恶性设施给内地，可谓下策；二是直接借地建屋给港人，虽然未必引起负面观感，但对珠海也没有任何好处，是中策；另有一建议是香港将货运码头搬到珠海，再与珠海市政府合作开发新的货运码头，两城共享成果，政策可以达至双赢，这才是上策。即使最后商讨后未必能成事，但香港人特别是立法会议员的提案不能只顾及香港私利，而是要想方法与邻近城市互惠互利。如果立法会议员的提案都不往双赢的方向去思考，那还谈什么融合﹖第二点是关于改革政制。本届立法会热衷谈论的内容还是长者乘车优惠，或是加热烟是否应受监管等等。这些民生议题是工作的一部分，但以今天香港的情况，很明显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特别是现时建制占优的局面可能为时不长，更应该集中精力调整政治制度，以长期维持政治优势。现时香港面临三个重要选举︰特首选委选举、立法会选举以及区议会选举，三个选举都有可以做的提议和工作。以区议会为例，这次建制派大败，估计难以在一至两届选举中取回失地，如果建制派没有行动，那区议会议席及其所带来的庞大资源都会被反对派长期占用。区议会的设置本来就没有写在基本法内，其功能完全可以由现时政府委任的分区委员会替代，那区议会从优化管治的角度而言是否可以取消﹖如果不取消，那是否可以削减区议会或区议员的资源，将这些资源分配到分区委员会或其它咨询架构﹖这些都是立法会议员可以公开讨论甚至建议的。最后一点是关于分而治之。现时香港社会撕裂已经由量变引起质变，不再是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立场决定一切。在管治上一定要认清这一点，即有部分人已完全站在美国的一边。因此现时爱国阵营所控制的立法会所提的政策应该要适度向爱国人士倾斜。例如疫苗在稍后推出后，将会成为重要资源，那如何安排谁先接受注射﹖又例如将来通关初期，应该是分批逐步增加人数，那份额该如何分配﹖如果在安排上全部依靠特区政府，那政府基本上不会考虑管治及政治层面，甚至有可能会透过很多非政府组织做安排，结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资源白白送给以亲外国为主的机构。此外关于移民国外或有双重国籍的香港人，立法会也要尽快研究完善法律，确保他们在未来不能在港投票，影响香港的管治。今天分而治之不是要增加社会矛盾，因为今天香港的矛盾已到顶点。集中资源向爱国者倾斜，是在政治上向香港社会表达明确信息，港人治港应由爱国者作为主导。今天的建制派议员，在思考政策上要有这个决心，去维护在港爱国者的主导地位，这才是建制派应有的担当。总结而言，立法会可以做和应该做的工作仍有很多，有些事情不应等到人大或中央有所决定才发言，应该尝试由下而上向中央或人大进言。本届立法会任期余下不到一年，执笔时香港政府刚以人大决定为由取消四名反对派议员的议席，建制派应当更能主导立法会。希望爱国阵营的立法会议员能把握好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做好他们的本分，不要再让中央以及香港的爱国人士失望了。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12-10 中美抗疫在政策上的差异也源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所持的不同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长期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分野。它们涉及到机构或个体对未来成长路径的评估、选择以及对意图的执行过程和力度。 新冠疫情对国际社会造成历史性冲击，成为二战以来全球面临的最严重公共卫生事件。截至2020年11月16日，全球累计报告逾5,475万名确诊病例，逾132万人因此死亡，其中美国有超过1,100万感染病例，超过25万人死亡。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扩散，引发金融和资本市场动荡，各国为控制疫情传播，不同程度地限制了经济和社会活动，生活和生产被按下暂停键，经济运行遭遇巨大压力。中国最先报告新冠病毒疫情，截至目前累计确诊92,452病例，死亡4,749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终于在全球较早控制住疫情，实现了本土病例清零，国民经济建设逐渐步入正轨。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同比增长0.7%，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2%，将是今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全球经济将萎缩4.4%。相较于美国，中国抗疫无疑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主要归功于中共“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当特朗普政府不顾国民健康坚持经济生产的时候，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置于经济、政治等其它方面考量之上。除了执政理念的不同，中美抗疫在政策上的差异也源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所持的不同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长期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分野。它们涉及到机构或个体对未来成长路径的评估、选择以及对意图的执行过程和力度。长期和短期主义行为的渊源跨期选择是指国家和社会对不同时间点的价值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进而做出决定的过程。普通人对跨期选择的认识主要来源于理财。比如家庭需要在眼前与未来的利益之间进行取舍，选择是在近期内消费还是为了将来获得更大收益而进行投资理财，投资时是选择收益小、获利快还是收益大、获利慢的理财产品。西方国家和社会的跨期选择深受经济学远期折扣率概念影响，而折扣套现是典型的市场影响政府行为的现象。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理论将跨期选择理解为不同时间点上的价值以一定的比例进行折扣比较的过程，之后的模型将决策中的心理因素反映为折扣率这一变量。现时偏误(Present bias)指向不同时间点跨期决策偏好的不同，表明政府或民众在历史折扣中会高估当下的价值，这正是美国政府和社会倾向于短期主义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跨期选择涉及线性和循环两种历史观。西方文化以前者为主，把历史看作是一条向上发展的斜线，认为历史发展是一种不断向前向高处延伸而且无法回溯的线性单向运动过程，贴现就是一种损失，需要再投入才能弥补，而且机会一旦逝去便无法挽回。中国文化以后者为主，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不断返回原点的可逆过程，一个不断重复发生的螺旋形运动，历史随着时间流逝呈现周期性的变化。持线性历史观的西方人在跨期决策时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利益，预期利益总是会单边上涨，相信放弃眼前利益就无法走向美好的未来，相信尽早投入就会得到更多利益回报；持循环历史观的中国人在跨期选择时更偏好远期利益，预期利益增长会出现回落，相信机会总会再次眷顾自己，相信下一次投入会得到更稳妥更大的利益回报。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延迟满足指的是个体和社会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利益而主动抵制和放弃即时满足等短期行为的抉择取向，以及在追求长期目标过程中展现出的自我忍耐、节制和控制能力。延迟满足强调人们为了实现长期政治和经济目标，克服权力运作和市场运行中即时满足的冲动和诱惑。延迟满足包括“延迟选择”和“延迟坚持”两方面内容。延迟选择指的是国家和社会基于长远利益而放弃当前的即时满足，而延迟坚持则指采取各种策略来坚持所做出的延迟满足选择，直至达到最后的目标。所以，延迟满足既需要控制诱惑和冲动的决策能力，也需要贯彻这一决策所必要的维持意志力的技能与策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既排斥延迟选择，更难以做到延迟坚持。中国政府把国家崛起看作一个长跑项目，鼓励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的牺牲精神。民族国家教给国民延迟满足的概念，培养其为国家、为后世子孙付出的情怀，同时创造条件提升国民延迟满足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更有利于理性民族主义精神的培养，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全球竞争力。2,000多年前，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本质上就是一种鼓励延迟满足的社会行为取向。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则是延迟满足在外交领域的应用。华为的员工为了获得更多的薪酬、抓住更多的未来人生机会、达到更高的职业目标等一系列更有价值的长远利益，甘愿放弃休息、娱乐等无利于当前工作的即时满足机会，这是延迟满足在个人发展和企业管理领域的应用。中美抗疫差别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的不同态度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显露无遗。中国抗疫最引人瞩目的措施就是大规模封城限行和严格的隔离政策。中国以短期的牺牲赢得人民正常的生活和全年经济的正增长，属于典型的循环式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2020年1月23日，在最先报告新冠病毒疫情的武汉市，政府宣布封锁这座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限制市内公共交通并关闭机场、火车站等离境通道，对所有确诊新冠病人、疑似病人以及密切接触者实行隔离措施，关闭学校和娱乐场所，禁止公众聚集，同时暂停全国进入武汉市道路水路客运班线发班。武汉市的封锁和隔离政策持续了76天，直到4月8日城区才解除离境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为抗击疫情，中国在第一季度付出了巨大代价。2,000多名医护人员确诊感染，几十人以身殉职，130多名民警和辅警牺牲在工作岗位；各地停工停产停商停学，全国一季度GDP下降6.8%；1-3月，全国餐饮收入6,026亿元，同比大幅下跌44.3%；全年电影票房损失估计超过300亿元；全年旅游总收入损失大约在1.4万亿左右。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于上年同期0.7个百分点，近两成的就业人员处于在职未上班状态。中国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封城措施为遏制新冠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封城和隔离措施让中国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总病例数减少了96%，限制了新冠疫情的规模，并最终令中国大陆切断了病毒传播链，实现了本土病例清零。中国在抗击非典疫情时采取了类似的应对举措。2003年上半年，中国大陆24个省区市先后发生非典疫情，累计报告非典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中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采取史无前例的停工停课、大隔离、大消毒防控措施抗击疫情。很多省市中小学全面停课，各企事业单位尽量不派人出差。农村以村为单位进行封锁，所有外来人员不得进村，本村在外打工返乡人员必须在观察期满后才能回村。在全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疫情在5月份开始逐步缓解；6月11日以后，各地再没有新发病例出现。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了与中国相反的抗疫政策，属于典型的线性跨期选择，基本上排除了延迟满足。为了帮助特朗普实现连任的目标，美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坚持和恢复经济活动方面，反对以短期的经济停摆来实现病例清零的目标，不仅没有适时采取封锁和隔离措施，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纵容民众的任性行为，不要求人们戴口罩，拒绝基本的防护安排。时至今日，美国政府仍然以“不科学”“高成本”“侵犯人权”等理由拒绝全民检测，根本上就是无法执行延迟满足、见小利而忘命的短期主义行为。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应对H1N1流感时几乎采取了同样的不作为措施。当年4月15日美国确诊首例病患，之后疫情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多处快速爆发，不断蔓延。美国疾控中心没有要求对病人实施隔离措施，也不建议在学校、办公室和公众场所等非卫生保健机构的场所使用口罩和呼吸面罩。据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3月中旬，疫情导致5,900万美国人染病，26万5千人住院，1万2千人死亡。比较中美两国抗疫措施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对延迟满足的接受和基于循环历史观的跨期选择，导致国家和社会普遍接受长期主义公共政策，追求更大的长远利益；而美国社会对延迟满足的排斥和基于线性历史观的跨期选择，导致国家和社会普遍倾向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和文化，满足于短期的利益最大化，结果导致社会付出更大的长期性代价。长期和短期主义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的不同态度影响了中美公共政策差异。中国通过政府规划建立了公共政策长效协调机制，使社会和经济发展朝同一方向前进，不受领导人更迭影响。中国已经形成自己成熟的长期主义公共政策安排，如每年的两会、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五年规划的中共中央全会以及为制定五年规划举行的各界人士咨询和协商会议等等。基于这种独特的公共政策安排，中国才能够制定百年规划这样的长期主义目标，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贯性，并坚持不懈地推进和完成。建设小康社会是长期主义公共政策一个较好的例证。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到上世纪末在中国建立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到上世纪末要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十三大提出实现小康的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十四大把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作为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十五大则把“三步走”战略进一步具体化。从新世纪开始，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中共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做出新的部署，十九大则在中国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发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员令，踏上现代化新征程。可以看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期间国家历经了几代领导人的交替，但国家纲领性的目标和政策却保持了稳定和连贯性，领导层一棒接着一棒跑，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一步步变成现实，这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国公共政策的长期主义优点。美国有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能够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对缓解社会矛盾有较强的协调能力，避免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甚至不可收拾的大动乱，从而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与此同时，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向来有超越党派的长期主义战略。然而，在公共政策领域，基于跨期选择和对延迟满足的抗拒，美国盛行短期见效的政策，只顾眼前，不顾未来，而周期性选举和政党轮替也加剧了公共政策的短期主义化。为了满足选民的诉求，美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倾向于即时满足，排斥艰苦奋斗、克制忍耐的精神和行为。普通民众一般不会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角度来看政府政策，也不支持政府出台违背自身眼前利益的长远政策。执政的领导人制定的政策主要都围绕着下一次的选举展开。政党为了胜选需求，向来回避吃力不讨好的长远政策，往往制定一些能够给选民带来暂时好处的民粹化糖丸。如全球化议题，本来全球化有利于提高美国总体福利，只要美国解决内部分配问题，全球化不应成为被放弃的政策，但由于全球化损害部分美国人的现实利益，而分配改革只是流于政客选举时的激情承诺，无法真正落实为可以执行的政策，最后能够为全美全世界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全球化在特朗普时代戛然而止。这种氛围之下，美国基本上无法制定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划，公共政策受到政府更迭的影响，经常发生左右摇摆，更遑论制定和坚持百年规划这样的长期目标。美国坚持经济上以市场为本、政治上以选举为本的发展思想，把市场和选举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的政策围绕吸引选民投票、兑现选举承诺展开，努力满足选民对政策的情绪偏好。由于缺乏远见，美国政府和社会被一个又一个短期目标和问题困扰，试图解决贫富差距，结果超级富豪愈来愈富；试图反对种族歧视，结果黑人暴动席卷全国；试图通过经济相互依存改变中国，结果闹得中美脱钩，美国的公共政策自相矛盾，发展进程严重缺乏政策连续性、完整性，导致国家陷入白左与民粹极端势力恶斗的复杂局面。政策建议第一，防疫抗疫常态化，标准不能降，力度不能减，这样才能保护同胞们牺牲权利和生命换来的抗疫成果，同时切实建立和传播对美国的公共政策优势。目前全球确诊病例仍然不断上涨，中国宜继续执行“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政策，通过大规模核酸检测、流调追踪、隔离治疗、精准控制、动态清零、联防联控等举措遏制疫情。在香港与内地通关问题上，有关部门在督促特区政府提高防控水平的同时，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在香港未实现14天连续本土病例清零的情况下贸然敞开大门。少数建制派人士缺乏大局观，无视国家利益，为了许多短期利益和便利，强烈主张降低标准通关，内地对此宜保持清醒认识，不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同时做好香港相关人士的说服和劝导工作。第二，注意长期和短期主义的结合，权责对应，限制了人民权力，就要在福利上加以弥补。为了长期主义目标，政府短期拥有更大的权力，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坚决避免政府权大责小、有权无责的局面。在严格的防疫抗疫过程中，人民失去了许多正常情况下的权利，就应该获得更大的福利，如此才能取得社会的稳定与平衡。“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现代社会难以实现而且不合道义的目标。在权责对应方面，我们可以参考的对象是俾斯麦治理下的德国福利公共政策，而不是大秦帝国的严刑峻法。第三，审慎对待美国因为短期主义抗疫政策造成的混乱，不可因为机会主义诱惑而追求战术上的胜利，结果导致战略上的失败。为了避免日本在珍珠港所犯的错误，我们宜牢记战略决策的根本是实力，而不是机会。正如常言所说，因为机会得到的，终会因为实力而失去。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确实已经超过美国，但中国的综合实力还不如美国，军力与美国尚有一定差距。自二战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领导人能像特朗普一样让西方如此分裂，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将继续发酵，美国社会的分化和撕裂将持续发展，这的确为大陆武力统一台湾提供了机会之窗，但这一机会只能在做好充分谋划尤其是避免中美发生直接大规模战争的前提下才能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