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y 202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盛九元 2020-05-14 2020年台湾地区“大选”是两岸关系发展中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对台湾政治走向、两岸关系走向有着重要影响。 2020年台湾地区“大选”是两岸关系发展中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对台湾政治走向、两岸关系走向有着重要影响。2020年台湾选举的相关情势分析严格地讲，此次韩国瑜的得票情况与2016年朱立伦基本相同，韩所增加的7%选票大多数来自原先宋楚瑜流失的选票。相关数据也呈现出台湾政治格局的新特点：1．依台“中选会”统计，本次选举人数超过1,931万人，其中首投族118万，18-40岁的新世代选民总数有677万，成为最大的投票群体。2．蔡英文的得票率是57.13%，得票数8,170,186票，达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自选举以来得票数的历史最高点（1996年李登辉581万票，得票率为54%；2008年马英九765万，得票率为58.45%）。3．从基本盘上看，国民党应有45%的支持率，民进党约55%，但韩得票率仅38.6%，即使加上亲民党也仅42.86%，未达到基本盘，可见中间选民（知识蓝、经济蓝仍未归队，尤其是“郭粉”）没有支持韩国瑜。4．从区域分布看，尽管国民党执政县市达到15个，但在此次选举中仅新竹县、苗栗县、金门县、连江县、澎湖县、花莲县、台东县（七县市中除新竹县外，均为台湾“老少边穷”地方）的得票超过蔡英文，在六大都市区韩国瑜的得票数均低于蔡英文。5．此次选举打破了两个规律，一是在现任地区领导人谋求连任的2004年和2012年，蓝绿阵营候选人的胜负差都低于6%，而此次却扩大至15%，甚至远超民进党的预期；二是一般来讲，“九合一”选举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大选”，但此次却显示出“钟摆效应”，其变动成因尚待相关选举数据全部公布后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上述数字显示出台湾政治与社会结构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因此，对台湾民意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需要进一步提升，以便更加精准地掌握两岸关系发展走向，有效推进实现和平统一的进程。选举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此次选举是两岸关系发展中具有重要分水岭意义的事件，有三个重要的意涵：一是在新世代的政治参与高涨情况下，台湾政治生态中“绿大于蓝”的格局仍在持续扩大，这是对台工作必须面对的新形势。二是台湾民众对“被统一”的恐惧感已经成为压倒经济、民生因素的深层次心理诉求，再加上民进党一系列的政策操作（包括“国安五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订”等），导致民众的“芒果干”意识急剧上升，成为此次选举最大的变数。三是台湾民众对于与大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有相应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反台独”可以获得积极的支持，但“促统一”的政策实施却难以获得有效回应，因此“反独”和“促统”之间需要有相应的分际和区隔，从而使对台政策更有针对性。从另一角度看，台湾内部“斗”、“乱”与“衰”的总体态势也没有改变。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台湾内部的政治斗争会进一步加剧。可以预见，民进党会挟当选的民意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彻底“斗垮”国民党，进一步限制和“消灭”统派力量，由于国民党基本盘仍保持稳定，这种排除异己的做法延续和扩大必然会加剧台湾社会内部的争斗和冲突。2．台湾整体发展的“乱”和“衰”态势没有改变。此次选举的主轴没有落在民生和台湾社会经济应有的发展方向上，而是仍以“统独”之争为核心展开。在缺乏强有力对手的情况下，选后民进党内部的派系之争、权力之争会进一步加剧，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中“乱”与“衰”的态势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扭转。针对上述情况，对台工作需要破除三个误区：一是坚决杜绝“和平统一无望论”，“和平统一”是长期性的目标，不能因为选举结果出乎意料而动摇。二是对国民党的走向仍要保持关注，切忌国民党“崩溃论”，不要忽视国民党作为“反台独”重要力量的影响力。三是克服对台政策“无效论”的观点，对台工作是整体性工作，涉及台湾各层面、各领域，而选举则受到各种主客观甚至偶然因素的影响，两者的性质和任务并不完全重叠。可以说，如果不是对台湾人民工作有了一定成效，台湾社会对“被统一”的担忧不会如此强烈。因此，现阶段的重点是化解台湾民众的疑虑，不应单单着眼于台湾选举这个单一因素而“因噎废食”。选后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走势分析此次选举，民进党以超过自身预期的结果胜选，这对台湾社会与政局发展有直接的影响，今后将大体呈现出以下的走势：1．存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可能性。由于基本盘的扩大和接班态势明显（赖清德与郑文灿），再加上新世代对所谓的主权和民主价值的关注度提升，除非国民党在两岸论述与培养新生代方面出现大幅度的改善与调整，否则很可能不得不面对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局面。2．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的危险性和挑衅性加大。从目前情况看，维持两岸低度交流、确保台海和平是民进党两岸政策的核心目标。从蔡选后的公开讲话可以看出，她对于政绩、改革目标和两岸事务处理的方向把握和执政能力有了更大的信心。可以研判，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将沿“中华民国台湾”的方向继续延伸，以“不设任何前提”的“平等对话”作为处理两岸问题的“平衡阀”，“中华民国台湾”将成为大陆必须面对的政治挑战。3．国民党遏制“台独”的能力和意愿有所弱化。由于选举惨败，国民党内部路线和权力斗争会更加激烈，中生代接班难以避免。由于中生代缺乏完整的大中国教育，对于“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地位并不认同，整体两岸政策与民进党趋同即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坚持台湾前途应由2,300万人决定，台湾应有相应的国际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国民党作为“反台独”政党的力量必将有所弱化。4．美国打“台湾牌”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选后，蓬佩奥在贺电中已经表明台湾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要求，希望藉此将台湾更好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疫情的发生将使美国更多地考虑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另一方面，台湾也极力“倚美抗中”，为“台独”争取更多的利益和空间。可以预期，随着民进党的权力稳固和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战略需求，美方将加大“以台制中”的力度，将台湾视为遏制大陆崛起最重要支点（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过美国对盟国的需求）。为此，美国一方面会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尤其是在军事、法律、民主价值等方面，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法案将相继出台，而“台北法案”只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已；另一方面会不断要求两岸进行“不设前提”的和平对话，从而将“不统不独”、“日渐远离统一”格局长期化、常态化。5．两岸经济“脱钩”会有进一步的发展。选后，台湾在经济上“去中国化”的举措会进一步加强，包括积极参与CPTPP的谈判、全面推动TIFA协商与台美的FTA谈判、加大“新南向”实施力度，这些在经济上的选边态势会进一步强化，相关企业的“脱中”进程会加快。此外，台湾当局的“反融合”举措也会进一步强化，以限制大陆对台湾的所谓“渗透”，包括“台胞居住证”申领、“公职人员赴大陆交流”、“两岸机构的机制化交流”等，而疫情发生后相关举措会进一步增强。思考与建议面对两岸关系的新情势和台湾政局的变化，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1.2讲话”的核心内涵为指导，进一步围绕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施，合理有序、把握节奏，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向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具体建议包括：1．关注国民党的未来发展。尽管现阶段的发展严重受挫，但作为“反台独”的政党，国民党仍是“反台独”的有效支点，因此，必须关注国民党的发展，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继续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2．坚持“没有交流合作就没有维持和平的可能”的政策基调。在维持台海问题上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斗争思维”，以斗争取得台海局势稳定和两岸关系的发展，而非“为稳定而稳定、为和平而和平”。为此，可以“没有两岸交流合作就没有维持和平的可能”为诉求，划定红线，震慑民进党，避免“台独”升级，为做台湾民众工作创造有利条件。3．在重点的时间节点上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态势和路径进行明确宣示。针对台湾“大选”的实际情况和蔡英文的“5.20”，建议由中央对2020年对台工作总体框架进行规划，明确两岸关系的基本路径和发展方向，坚持“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推进和实施，强调以“两制的包容性增强一国的凝聚力”，坚持以“一国两制”作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最主要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台政策框架和两岸交流合作的制度安排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20-05-11 研究实现经济增长翻番目标的结果显示，在一季度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翻番目标所需要的政策刺激力度非常大，代价过大。为此，建议适当下调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进行一定力度的政策刺激，稳定就业和保证主要小康目标的完成。 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1-2月消费、投资以及工业增加值同比均负向加深，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13.5%（前值5.7%），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24.5%（前值5.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20.5%（前值8.0%），超出市场预期。由此看来，一季度GDP增长为负的概率显著上升。为此，基于一季度经济增长分别作0%、-2%、-4%三种情形假设，研究实现经济增长翻番目标，未来经济增速需要达到多少，并讨论为达到这样的目标，财政和货币政策将如何发力等问题。结果显示，在一季度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翻番目标所需要的政策刺激力度非常大，代价过大。为此，建议适当下调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进行一定力度的政策刺激，稳定就业和保证主要小康目标的完成。经济增长如何表现才能实现翻番若一季度实际GDP增速分别是0%、-2%、-4%，则下半年增速需要分别达到8%、9%、10%以上，才能完成翻番目标。据测算，若2020年Q1和Q2的经济增长分别为0%和5%，则Q3和Q4需达到8.0%和8.4%才能完成全年经济增长5.6%的目标；若2020年Q1和Q2的经济增长分别是-2%和4.8%，则Q3和Q4需达到8.8%和9.4%；若2020年Q1和Q2的经济增长分别是-4%和4.5%，则Q3和Q4更需要达到9.7%和10.4%的水平才能完成翻番。由此可见，如果一季度经济负增长，想实现翻番目标，后续需要拉动经济的量是巨大的。消费方面，三种情形下，一季度社零消费当季同比将由2019年Q4的7.7%分别下降至-0.08%、-2.69%和-5.30%，而在下半年可能分别要达到10%、12%以及13%才能匹配相应的经济增长速度。社零消费约占最终消费支出85%左右，而最终消费支出占支出核算的GDP54%左右，根据消费对一季度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0%（历史上Q1均值为70%，由于本次疫情对消费冲击较大，因此调低贡献率为60%），计算得到，若实际GDP同比由6%降至0%，社零消费将由7.7%降至-0.08%，后续需要达到10%以上，才能满足8%的经济增长要求；若实际GDP同比降至-2%，社零将降至-2.69%，后续需要升至12%以上；若实际GDP同比-4%，消费将降至-5.30%，后续需要升至13%的水平。投资方面，三种情形下，Q1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将分别下降至-1%、-3.09%和-5.19%，下半年累计增速需要升至4.8%。固定资产投资占最终资本形成总额的180%（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当中还包含了土地购置费等），而最终资本形成约占GDP总值的45%，根据一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值约为29%（一般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量的贡献率在一季度较少，后三个季度较多，分别是29%、43%、44%和39%），计算得到，若实际GDP同比一季度由6%降至0%，固定资产投资将由5.4%降至-1%，下半年整体增速需要达到4.8%；若实际GDP同比降至-2%，固定资产投资将降至         -3.09%，下半年需要达到4.8%的水平；若实际GDP同比降至-4%，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将降至-5.19%，后续仍需升至4.8%的水平（这里没有考虑不同情形下土地购置费可能的变化情况，统一核减了一个恒定的百分比）。考虑到房地产（受政策、周期风险和房地产泡沫等因素约束）和制造业（受资本回报率低迷、海外疫情冲击外需等约束）难以有明显的起色，今年最主要的工具仍是基建，新基建可能有较大弹性，但传统基建仍是稳增长的基石。房地产泡沫、政策（房只住不炒的意愿）以及房地产本身的周期性风险导致房地产增速本身不可持续，疫情冲击下，除非政策刺激地产需求侧，否则难以大幅拉动地产投资。今年房地产政策可以在供给端发力，即房企的融资端有所放开，放松融资，增加土地供应以保证大小房企能够在疫情冲击下存活，保证开工、施工，稳定经济增长。不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很难有大幅起色，因此增速的设定应以稳为主。制造业方面，我国制造业和全球产业链联系较为紧密，可以看到出口和制造业同比较为吻合，制造业受到外需影响较为严重。海外疫情大概率将拖累全球二季度甚至三季度经济增长，从而对我国制造业造成冲击。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增速为3.1%，处于较低位置，今年在海内外疫情的影响下依然难有较大改善，因此对于制造业的设定是回落。最终三大投资中只能靠基建投资相应地拉升固定资产投资而达到要求。最终测算，在三种假设情形下，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将分别升至11%、13%和14%才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8%的目标。财政货币如何加码才能保证翻番目标实现三种情形下，财政政策如何发力才能稳定增长、实现翻番目标？根据测算，财政乘数为0.3，若广义财政支出增加1万亿，实际GDP同比约增加0.3%，折合实际GDP值2,600亿元。首先假设现有财政政策不刺激，那么在第一种假设情形下，全年实际GDP同比为4%（0%、4%、5.8%、5.8%），要达到目标需要财政额外再增加5.3万亿，其中赤字率需提高至5%，且在广义财政中专项债需再增加1万亿，而PSL、国开债等需再增加2.3万亿。第二种假设情形下，GDP全年同比是3.6%   （-2%、3.8%、5.8%、5.8%），要达到目标需要财政额外增加6.7万亿，其中赤字率提高至6%，广义财政需再增加3.7万亿。第三种假设情形下，GDP全年增速是3.1%（-4%、3.5%、5.8%、5.8%），要达到目标财政赤字率需要上调至7%，在广义财政工具中，专项债再增加1.2万亿，PSL、国开债等再增发3.1万亿。整体来看，无论哪一种情形，如果一季度经济增长为负，想实现翻番目标所要承受的财政压力都是巨大的。三种情形下，货币如何扩张才能完成增长目标？计算货币乘数为0.35，若M2增加1万亿，实际GDP同比约增加0.35%，折合实际GDP值3,100亿元。在现有货币政策不刺激的情况下，第一种情形（全年实际GDP同比4%），M2需要额外再增加4.5万亿，全年新增20.4万亿，M2同比为10.3%，对应社融全年新增33万亿，存量余额同比为13.2%；第二种情形（全年实际GDP同比为3.6%），M2需要额外再增加5.7万亿，全年新增21.6万亿，M2同比达到10.9%，对应社融全年新增35万亿，余额同比达到14%；第三种情形（全年实际GDP同比3.1%），M2需额外再增加7.1万亿，全年新增23.1万亿，M2同比达到11.6%，对应社融全年新增37.5万亿，余额同比达到14.9%。整体来看，一季度增长为负的话，为达成翻番目标，货币政策的量级需要非常大，而这种大幅宽松可能导致通胀、房价泡沫等问题。全年增速目标可向下调整，工作重心转向稳就业一、全年实现翻番难度非常大，经济增长目标应向下调整。如果一季度经济增长为负，叠加海外疫情使得全球步入衰退的可能性上升，外需也将严重拖累国内经济增长。简单测算，若一季度实际GDP增速分别是0%、-2%、-4%，则需要下半年分别达到8%、9%、10%以上，才能完成翻番目标。分项来看，消费当季同比需要由-0.08%升至10%、12%以及13%，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需要升至4.8%左右，当季同比的升幅可能更大，因此消费和投资的涨幅都是非常大的，现阶段制造业受到外需冲击，而房地产投资受到内部约束，只能单靠基建拉升。据测算，0%的经济增长情形下，后续基建累计同比需要升至11.8%；-2%的经济增长情形下，后续基建需要拉至13%；-4%的经济增长情形下，后续基建需要拉至14.5%，确实非常艰难。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要双发力，其中财政可能需要将赤字率由3%上调至5-7%，除此之外广义财政还需要再支出3-4万亿，而货币方面，M2需要额外再增加4-7万亿，全年M2新增20-23万亿，对应社融全年增加33-37.5万亿，才能达到目标。这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压力都是十分巨大的。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速在6%-6.5%之间，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强刺激获取更高的增速可能引致通胀、房地产泡沫、杠杆率攀升和债务等风险问题出现，也与前几年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方向相左。同样，海外疫情使全球经济步入衰退的可能性也非常高，部分海外机构已将美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调为负值，二、三季度程度还将加深，因此外需下滑也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综上所述，要实现经济增长翻番目标难度非常大，而将经济增长目标向下调整，并把工作重点放在稳就业、促消费、扶持中小微企业等可能是性价比更高的政策选择。二、即使一季度经济增长下滑较大，财政货币政策仍需要发力，后三个季度经济增长仍有可能保持在6%左右，除非外需显著恶化。二季度增长可能略低于6%，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全国复工、生产、消费和投资等仍然不能像去年同期一样满负荷运行，人们依然会担心输入病例或者二次感染；第二，外需对我国进出口和制造业的压制严重，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增长步入衰退的可能性非常大。即使我国能够在二季度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直至结束，外需这块的影响仍无法忽视；第三，一季度失业率可能增加，失业人员无法获得薪水对于二季度消费也形成了拖累。所以，基本上二季度经济增长很难超过去年水平。三四季度增长在6%-7%之间。为应对疫情，主要的宽松政策出台，包括减税降费、降准降息、发行专项债拉动基建、促进消费等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将体现在下半年，因此下半年在国内疫情影响基本消除后，经济增速可能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整体来看，后三个季度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6%左右的水平，而这仍需财政和货币政策温和发力，例如赤字率上调至3.5%，专项债新增3.5万亿，PSL新增8,000亿，新增社融达到27-30万亿，新增M2达到17-18.8万亿。三、今年经济工作重心转向稳就业，但压力同样较大。虽然放弃经济增长翻番目标，但稳就业带来的压力同样较大。预计今年新增就业人口可能在1,300-1,500万人之间，这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保证。按照目前的就业弹性系数计算，5%的经济增速能够解决1,200万人左右的就业问题。因此，需要出台一些针对性政策稳就业，例如向内深挖部分就业弹性系数较高的行业给予重点支持和补贴；增加本科生扩招、鼓励继续深造、延迟进入就业市场；扶持更多的小微企业，维持就业机会；通过拉动基建和制造业、促进消费等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20-05-04 国民党主席补选揭晓，48岁的江启臣以68.8%得票率成为国民党主席。鉴于江启臣曾留学美国以及出自本土派系背景，加上江启臣在选前选后对“九二共识”的各种负面表态，预料江启臣将走一条“亲美、联日、和中”的路线，国共两党的互信和交往势将受到冲击。 国民党主席补选于3月7日揭晓，48岁的江启臣以68.8%得票率击败前副主席郝龙斌，成为国民党迁台以来史上最年轻的党主席，这被视为国民党“世代交替”的开始，可以预见中壮派未来将企图全面争抢接班。学者出身、曾任新闻局长和立委的江启臣，更加重视在互联网时代对议题攻防的快速反应，以弥补国民党与民进党对垒中最大的技术短板。鉴于江启臣曾留学美国以及出自本土派系的背景，加上江启臣在选前选后对“九二共识”的各种负面表态，预料江启臣将走一条“亲美、联日、和中”的路线，国共两党的互信和交往势将受到冲击。此次补选党主席的任期只到2021年5月20日，前后仅有一年两个月，不论在党务改革、两岸路线还是选战布局方面，江启臣注定将只能是一个“看守党主席”，但在此期间国民党政策路线和组织结构的转变需要密切观察。背景关系与人事布局解读和预判江启臣的人事布局、党务改革和政策路线，可以从江启臣的出身背景、从政经历和关系网络进行分析。江启臣就任党主席后公布首批人事任命，布局均与其过去的背景经历和关系网络十分密切，同时也与其党务改革路线紧密相关。江启臣出身自台中地方望族，其祖父江水源在台中丰原东阳里担任过42年的里长，其叔公江秋桂曾任丰原市农会理事长，其堂叔江春男曾任陈水扁时期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家族横跨蓝绿两党，直接影响江启臣的本土意识。江启臣的岳父刘盛良是其从政之路上的另一位重要支持者，他在新北市新店区长期经营房地产，并先后担任议员和立委。刘盛良是台湾政坛有名的“地产王”，在任职立委时财产申报是存款、土地、保险、房贷“四冠王”，当时仅名下土地便有159笔，掌握多家地产建设公司，资金充沛的刘盛良使江启臣从政粮草供给无虞。刘盛良还担任全台的“警消公教暨退休人员联合会”理事长，为江启臣争取黄复兴党员和警消公教党员的支持提供直接的助力。刘盛良家族与朱立伦团队和新北市党部系统关系良好，刘盛良的儿子刘哲彰目前便担任新北市议员。江启臣在正式参选党主席补选前曾拜会朱立伦，两人会谈后朱立伦确定不参选而江启臣确定参选，因此估计两人之间达成合作协议，江启臣很可能会支持朱立伦明年正式参选党主席，并进而帮助朱立伦角逐2024年大位，从而换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上升台阶。江启臣于2015年底号召国民党中生代立委成立党团次团体“透明新联机”，成员包括蒋万安、林为洲、颜宽恒、马文君、许淑华、王惠美、杨镇浯、李彦秀、林丽蝉、柯志恩、许毓仁等，而他则在“透明新联机”的力挺下于2018年至2019年上半年成功当选党团总召，彼时已展现出国民党中生代次团共主之象，这些中生代立委同僚俨然是江启臣最可以托付和并肩作战的政治盟友。在江启臣当选党主席之前，国民党立委党团总召选举中，代表中生代的林为洲胜出，而背后由郝龙斌等传统力量支持的郑丽文则落败。接下来党团总召和书记长分别由力挺江启臣的林为洲和蒋万安担任，可见从党部到党团，江启臣主导的立委中生代联盟已全面出线。此外，连胜文是江启臣另一个重要的中生代政治盟友。正是在确认连胜文承诺协助他解决党内十分棘手的财务问题后，江启臣才决定出来角逐党主席。此次江启臣参选得到连胜文的全力支持，江启臣预计将任命连胜文出任智库董事长，此举有助于江启臣获得连战系统的政经人脉支持。在党主席补选期间江启臣便积极争取韩国瑜的支持。当前韩国瑜正面临重大危机，罢免案成案几成定局，未来三个月全力协助韩国瑜度过罢免难关是江启臣上任后面对的最大考验。在人事布局上，江启臣安排与韩国瑜关系紧密的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担任兼任副秘书长，另一位兼任副秘书长颜宽恒也是韩国瑜竞选总部负责中部地区的副执行长，可见江启臣的人事布局中对韩国瑜力量和南部派系的高度重视。党务改革江启臣在参选期间提出“KMT Redesign”（国民党重设计）的理念，提出包括“组织扁平化、沟通网络化、服务数字化、经营在地化、视野国际化”等五大面向的政见。在就任主席当天发表讲话时，江启臣提出“世代合作、内造化、数字化”等三大改革方向。过去国民党在各种议题攻防上经常处于被动局面，面对民进党和绿营的攻击经常无法及时反应，中央党部各单位、智库、党团乃至执政时期的行政部门之间沟通不及时顺畅，经常错过议题攻防的时机，因此江启臣把建立“议题快速反应机制”作为党务改革的重中之重。为了强化横向协调及提高决策效率，江启臣在政见发表会和主持首次中常会时均表示要采取“集体领导制”并组建“11人决策平台”，由党主席、秘书长、重要党务主管、立院党团总召和书记长、青年中常委、三名地方县市长和民代代表、两名中常委代表等共同组成，目的是让国民党在应对各种事件和政治攻防时能够更加快速一致，避免过去国民党给人总是感觉不接地气、反应过慢的问题。江启臣对党务改革的另一项重点则是年轻化。虽然江启臣口头称要推动“世代传承、世代融合”，缓解资深大老、党工和党员的疑虑，但由于国民党当前40岁和30岁以下的党员分别占比不到3%和1%，吸收大量年轻党员、培养新生代人才是江启臣势必推动的方向。此次国民党主席补选结果显示，掌握国民党合格党员票源四分之一的黄复兴党部至少有过半党员将票投给江启臣，由此可见国民党内基层人心思变，皆盼国民党能够年轻化和世代交棒。由于青年团由革命实践研究院领导，因此江启臣据传将选择具有与网络世代青年对话能力、熟悉“空战”、敢与网络乡民呛声的罗智强出任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由此可见，江启臣企图将国民党的数字化、战斗化、年轻化三项目标环环相扣，未来党团立委、革命实践研究院、数字营销科技长三者之间将形成国民党网络数字战斗三角。“亲美、联日、和中”路线江启臣的意识型态和政策方向是“亲美、联日、和中”路线，这与其过往经历直接相关。江启臣多年的留美经历使其与美国政学两界建立了紧密联系。2018至2019年江启臣曾三次访美，一次是以“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成员名义赴美访问，另一次是在九合一地方选举后应“台美关系研究中心”之邀赴美，还有一次是在台中市长初选期间赴美拜访国务院和国安会，短短两年之内三次赴美访问，频率和层级之高，在国民党内政治人物中，除朱立伦外无出其右。江启臣从2018年开始便力主国民党要重新恢复驻美代表处，此次党主席选举中江启臣再次提出这项主张，同时也提出要同时建立与日本的沟通窗口，想必这在其党主席任内很快就会落地。江启臣任用其政治大学外交系同学、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黄奎博为兼任副秘书长，据传黄奎博有可能同时兼任大陆事务部主任，同时分管国民党对美事务和大陆事务。黄奎博是国民党内中生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曾以美国国务院富布莱特奖学金赴美留学，学术生涯积累了丰厚的美国学界和智库关系。江启臣任用黄奎博，表面上是同时向美陆两方传达善意，似乎兼顾平衡之效，但黄奎博与大陆关系远不及其与美国关系之深，如此可见江启臣重视经营对美关系势必远超对陆关系，甚至某方面对陆关系仅是做出表面姿态而已。江启臣在两岸政策方面最受争议的便是对“九二共识”的态度，他在此次党主席补选的政见发表会中，公开主张“九二共识”“有点旧了”，表示“去年反送中事件，还有至今当前正在爆发的疫情，都体现了中共极权、威权的管控，已经成为了风险的温床，这些事件都导致台湾民众对中共当局的疑虑，连带冲击到‘九二共识’的接受度”。由于江启臣否定“九二共识”，再加上此前在香港反修例风波期间他与台北市议员徐弘庭共同在台北公开与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香港立法会议员朱凯迪、社运人士岑敖晖等“港独”人士见面，引发大陆高层对江启臣的强烈不满和疑虑，因而在江启臣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后，中共中央一直没有照往例致送贺电。在台湾民意加速绿化的氛围下，江启臣显然意图剥去“九二共识”的印记，这一方面出于与民进党争夺民意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反映其个人政治意识形态，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向美国输诚表忠。台湾政治的实质是蓝绿两党分别争抢做美国的代理人，江启臣很可能是继马英九、朱立伦之后，美国重点栽培扶持的未来代理人人选，熟悉对美关系的江启臣完全认识到，只有调整两岸论述，他和国民党才能重获美国的全力支持，如此美国才会放心让台湾政权在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轮替。随着党内不同力量之间的角力、党外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美国方面对江启臣的明示暗示，未来江启臣和国民党将会在否定和不否定、修改和不修改“九二共识”与“一中各表”之间来回摇摆。如此将不能完全排除最终国民党通过修改党纲、改变“九二共识”两岸论述的可能性。倘若这个情景成真，届时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势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大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