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9-10-17 香港人治理不好香港，一定会成为各种势力介入的理由。民进党对黄之锋等“港独”分子的基本态度是“笑脸相迎、好走不送”。与台湾民进党打交道时，港独分子的尴尬在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这或许会让香港的激进派深思：香港乱局到底对谁最为不利？ 香港自6月以来爆发的反修例风波仍未平息。尽管示威者已经出现多次暴力活动，包括打砸港铁站、街头纵火、攻击警署及警察等行为，然而，为选举考虑的台湾民进党当局仍然“见枪就捡”，以人道主义的理由公开发表各种干涉香港局势的不当言论。此外，陈浩天、黄之锋等“港独”分子多次窜访台湾，俨然成为台湾某些政党常态化的“座上宾”。那么眼下“台独”和“港独”是否正式合流了呢？研判近期二者之互动可以得出，恐怕双方仍然是各有算计、貌合神离。“台独”和“港独”表面上抱团取暖自去年“九合一”选举大败以来，民进党实际上对于2020年选战并无胜算。在强大的“韩流”面前，民进党危机感很强，但又不愿意深刻反省岛内外的各项政策包含两岸政策，哪怕两岸局势继续每况愈下，所以民进党对于2020选举一度十分悲观。然而自6月以来，香港局势不断发酵，正值选举的民进党见猎心喜，蔡英文也好似在不断“捡枪”。蔡英文公开说：“只要有我在，不用担心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很明显，蔡英文把自己包装成了台湾民主“捍卫者”的形象，相对应地，国民党则被批评为“投降派”，“妄图使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正是由于民进党以及亲绿媒体不断“带风向”，使得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也不得不多次公开表态不同意“一国两制”，甚至于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在公开场合说：“我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台湾人民也不会接受，除非、除非、除非，OVER MY DEAD BODY（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此外，蔡英文虽然公开表态，台湾对于香港局势是“关心但不介入”，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民进党当局支持下，台湾各社会团体和媒体，不仅同情香港示威者、谴责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大陆、大肆进行选择性报道，而且派出大批NGO人员、记者、社工向香港集结，为暴徒采购、分发大量暴力抗法所需要“勇武抗争包”。除了公开的所谓道义和物资支持之外，未浮出台面的支持还包括资金、培训和后路支持。媒体披露，大约有几十个香港暴徒在7月1日冲击立法会之后就逃到了台湾。“港独”分子一厢情愿台湾方面对香港示威者的各种“支持”让“港独”势力倍受感动，似乎“民主台湾”成了“民主香港”的坚强后盾。6月17日黄之锋获释出狱，在对外发表声明时，他特别感谢台湾人对暴力分子的支持，并希望与台湾的分裂主义势力共同面对北京的压迫。在香港七一大游行前，黄之锋和台湾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电话连线沟通。黄之锋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已名存实亡，香港要求民主普选、一人一票选特首的努力已经超过20年，他们现在将重启抗争。他希望台湾能对香港暴力分子给予更多帮助。此后，他更希望台湾民众也能“上街声援”香港局势，并给予港人所谓“更多实质协助”。然而，黄之锋等人的各项诉求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关于进一步扩大对示威者的“协助”，民进党不大可能在媒体上公开表态；关于鼓动台湾100万民众在10月1日之前站上街头“声援香港”，民进党表态为“支持但不介入”；针对催促台当局通过“难民法”的提议，陆委会也不愿意正面回答，只是表示“港澳关系条例”等对“政治庇护”与居留有明文规定。民进党出于私利驱使“港独”分子黄之锋一行大失所望其实并不意外。首先，黄之锋等人还是太过于年轻，都严重高估了自己在香港、台湾的影响力。黄以为自己在香港是所谓的“民意领袖”，去台湾窜访一下一定会得到台湾各界的热烈欢迎，甚至于“有求必应”。谁曾想，台湾社会其实对他们并不欢迎。执政的民进党是在“明迎实拒”，台湾统派民众则举着五星红旗高喊着“滚回去”，就连一些原教旨的“台独”人士也对黄之锋所提出的“台湾和香港是命运共同体”说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黄之锋这话是在变相“矮化”台湾，台湾和香港的地位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其次，黄之锋并未能清醒认识到，民进党为了选举是在疯狂地“捡枪”，“香港乱局”只是民进党拿来攻击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大陆的“枪”而已。民进党不断拿香港局势说事，是想不断向台湾民众灌输“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已经失败的污蔑之词。既然“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失败，那么顺理成章，今年年初中国大陆提出希望与台湾各界协商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难获成功。实际上，“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在台湾已经被民进党“污名化”，而他们声称，谁跟中国大陆谈，谁就是“卖台”，而民进党的各项政策，包括所谓“国安五法”和“中共代理人法”，才是在“保护台湾”。所以，香港乱局是民进党的“枪”，香港越乱越好，最好乱到明年1月台湾选举结束，民进党在大选中就会有充足的“子弹”。然而，香港生乱后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社会失序，民进党根本不放在心上。第三，香港局势发展至今，各方需要冷静思考如何才能让社会再次恢复和平与安定。一些激进示威者高喊所谓“揽炒”（同归于尽），显然错估形势。暂且不说这样的激进语言“绑架”“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者能有多少和持续多久，就说一些外部势力包括台湾方面，能提供多久的帮助呢？黄之锋等人亲眼去台湾看一看，就会明白，台湾民进党想要的是“永续执政”，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与眼下的香港乱局捆绑在一起呢？怎么可能为了香港示威者而修订所谓“难民法”呢？姑且不论台湾宪政体制里面包含着“两岸一中”的思想，就说放开大量香港示威者去台湾，这也不为台湾当局所乐见。香港人治理不好香港，一定会成为各种势力介入的理由。民进党对黄之锋等“港独”分子的基本态度是“笑脸相迎、好走不送”。与台湾民进党打交道时，港独分子的尴尬在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这或许会让香港的激进派深思：香港乱局到底对谁最为不利？
Month: October 2019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董禹 2019-10-14 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美国企图压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崛起与发展。稀土在多个科技領域的应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主导着稀土的全球开采及生产，因此稀土是中国可以加以利用的反制“武器”之一。然而，该如何使用才能起到最佳效果，尚需理智讨论与分析。 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美国压制中国及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崛起与发展的企图已暴露无遗。稀土在军事技术、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等应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目前主导着稀土的全球开采及生产，因此稀土作为中国可以加以利用的反制“武器”之一，成为国内外舆论的焦点。然而，这张看似被牢牢握在手中的“王牌”该如何使用才能打疼对手，起到最佳效果，尚需理智讨论与分析。知己知彼，切不可盲目乐观中方应全面了解美国稀土产业的现状。一方面，由于全球稀土产业尚未能妥善解决在开采、分离、萃取及废弃物处理等过程中所造成的辐射、污染等相关环境问题，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严格的法律限制下，曾一度关停本国的稀土开采和冶炼设施。另一方面，在WTO贸易规则的“保护”下，这些国家选择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廉价的稀土原料，以保障其稀土的“安全供应”，并以此转移污染，增加本国的“社会福利”。美国对稀土的进口依赖一度达到100%，但2010年由中日“钓鱼岛”争端所引发的第一次“稀土战争”，给西方各国敲醒了警钟。经过多年的战略布局，一条“去中国化”的稀土全产业链“备胎”已逐渐形成并完善。目前，美国正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减少对我国稀土的依赖，削弱中国在稀土市场的主导地位。（一）自给自足，降低风险。2017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关于确保关键矿物安全和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13817号）总统行政命令，旨在改变美国关键矿物过分依赖国外供给的格局。随后，涉及35种矿物产品的清单发布，其中稀土是关注的重点。随后，位于加州的全美唯一稀土矿–芒廷帕斯（Mountain Pass）于2017年11月重新投产，2018年其开采量已高达21,600吨。当前美国并不是高科技产品的制造大国，其对稀土的需求也仅占全球总需求的9%（2018年数据），远远低于中国的56%和日本的21%。从这个角度来看，芒廷帕斯矿现有的产能基本上就可以满足美国自身需求。2019年8月，特朗普收购格陵兰岛的“意图”遭丹麦首相拒绝的消息不胫而走。格陵兰岛拥有一些大型的稀土金属矿，特朗普的这一举动从侧面反应出美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找寻中国“稀土牌”的应对之道。（二）抱团取暖，填补缺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正在全面渗透稀土产业，通过股权投资、兼并、合同债权等方式进行商业勾结，构成关联体系，遏止中国稀土原材料的国际市场议价能力。中国稀土资源储量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并具有矿种和稀土元素齐全、稀土品位高、矿区分布合理等优势，尤其是被称为新材料“添加剂”的重稀土，更是中国独有，战略意义显著。然而，目前已有一些国家也在生产稀土，若我国开始明显减少稀土的对外供应，造成国际稀土市场出现价格的巨大波动，这些“备胎”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国相关企业平稳度过危机。此外，2019年5月20日，澳大利亚矿业公司莱纳斯（Lynas）与美国蓝线公司（Blue Line）宣布合作，双方将在美国创立稀土分离厂，试图“填补美国稀土供应链的空白”。（三）资源回收，循环利用。2019年2月，美国能源部划拨款1,500万美元在伊利诺伊州新建国家回收研究基地，希望通过多方合作，将包括稀土在内的稀有金属回收技术广泛应用到实际生产中。一旦该计划全面启动，美国所需稀有金属将有望完全实现国内供给，从而大幅度降低对中国稀土进口的依赖。补齐短板，优化产业结构经过多年积累与发展，中国稀土产业已初具规模，以23%的稀土资源承担了世界将近90%的市场供应。因此，我国稀土出口政策的变化对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的震慑力。然而，中国稀土产业在诸多方面有待加强，对此我们还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一）发展高端产品及应用，化解反制。现阶段中国稀土产业仍侧重于稀土开采和初级生产环节，产业层次较低，部分高端产品仍依赖进口。因此，中国未来应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稀土精炼等技术研发中，摒弃低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旧模式，占据技术的制高点，保障高端稀土产品的供应。稀土产业链真正的高附加值环节在于应用。长期以来，中国稀土产业存在着“卖土赚钱”的短视思维，加上国家整体科技与工业水平落后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使得稀土高端产品的制造与西方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未来要有效关联上游的冶炼加工和下游的应用实体企业，以求优势互补，逐步形成本土产业链。同时，应充分借助科研机构与相关企业的联动模式，将研究成果尽快投入实际应用，增加专利数量。此外，也可以考虑多交一些“学费”，收购核心专利，提高我国稀土产业的技术壁垒，确保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二）纳入环境成本，绿化产业。稀土在开采及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性极大，造成的污染治理起来相当困难。中国稀土产品价格低廉且取得垄断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未将巨大的环境成本纳入计算。此前国家通过兼并收购或关停的方式，对小规模稀土矿进行了集体整顿，打造出了中铝公司、北方稀土、厦门钨业、中国五矿、广东稀土、南方稀土等六大集团，旨在减少各类稀土企业对市场的无序供应和内部恶性竞争，从而节约稀土资源，合理开采，以实现稀土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及环境保护。然而，此轮改革重组尚未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随着市场需求的加大，稀土资源流失和环境保护问题便再度暴露。未来国家必须继续大力推进战略资源类企业的深化改革和产业升级，促进管理与科技创新，并同步提高稀土产品的环境资源成本，稀土产业必须要做到绿色发展。精准打击，优势化为胜势此次贸易战中，对于稀土这张“王牌”的威力，我们不应过分乐观，但如果以稀土为筹码，运筹帷幄，操作得当，“稀土牌”确实会产生一定的攻击力。（一）客观分析，避免掉入陷阱。第一，美国并不是高科技产品的主要生产制造地，全面禁售稀土对美国企业的实际影响有限，反而可能会违背我国一直倡导并积极奉行的全球自由贸易主张，为人诟病。第二，由于我国是全世界稀土产品重要的出口国，如对含有稀土元素的产品进行出口限制，势必会迫使全球企业将制造环节永久性地迁出中国，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二）掌握主动，重击对方薄弱环节。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维持稀土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战略部署：第一，国外稀土产业链最薄弱的环节依旧是分离提炼。除中国以外的唯一大规模稀土分离冶炼厂位于马来西亚关丹，由澳大利亚的莱纳斯和德国西门子共同控股。由于当地环境保护等限制，马来西亚政府目前只给该工厂颁发了“临时生产许可证”，未来该工厂的运营前景存在着极大变数。若澳方与马政府无法达成协议，将直接影响关丹工厂的稀土加工生产，中国则可趁机利用自身的稀土资源和技术优势，让美方变得更加被动。第二，稀土资源种类繁多，中国的战略优势在于重稀土资源的储备，已查明的储量约占全球储量的90%以上。因此，不能对稀土资源实施“一刀切”的政策，而是应根据国际市场现状，合理调整某类稀土资源的开采和冶炼配额，灵活利用市场机制，合理供给，填补缺口，通过压低市场价格，收窄外国稀土企业的盈利空间。第三，利用资本的力量及商业手段，通过兼并、持股等方式参与到国外稀土企业的运营当中，让稀土价值链高端环节无法彻底与中国“脱钩”。第四，分别建立“稀土资源储备”及“稀土价格监测预警”机制，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合理供应。另外，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与具备稀土资源的成员国成立战略资源联盟，利用我国在技术与资金上的相对优势，促进它国稀土产业的发展。在合作中应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杜绝效仿西方国家把环境污染转移到其它国家的不负责任行为。
天大研究院香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吴文华、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毛洁 2019-10-14 现时政府每年投放于长者服务的公共开支高达753亿元，到了2036年，政府是否仍可以同样的政策应付各年龄群长者的需要？随着适龄工作人士的负担越来越大，政府又可以有什么新对策，令香港可维持其竞争力和持久发展？ 自2011年开始，人口老化所产生的问题及应对方法一直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政府预计香港65岁或以上人士占整体人口的比例，将由现时的17%增至2036年的31%。面对人口急剧老化，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除了对有经济需要的长者给予额外照顾和补贴外，政府鼓励年长人士在家人的照顾和陪伴下居家安老，以及使用由社福机构提供的邻舍及院舍服务。对于晚年需要特别护理照顾的长者，目前的选择主要是轮候资助院舍，或按个人经济能力入住素质参差的私营院舍。现时政府每年投放于长者服务的公共开支高达753亿元，到了2036年，政府是否仍可以同样的政策应付各年龄群长者的需要？随着适龄工作人士的负担越来越大，政府又可以有什么新对策，令香港可维持其竞争力和持久发展？养老方法融合于城市发展策略中根据政府统计处2016年的计算，在过去十年，香港人口中女性长者人数一直多于男性长者；尤其是在75岁以上的年龄组别中，女性人口数目远超过男性，这主要是由于女性的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政府统计处亦同时指出妇女生育率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不仅在过去30多年总体呈现下跌的趋势，而且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2.1的更替水平。这表示将来年龄超越85岁的长者极有可能大部分是独居长者，而他们未必能够得到家人照顾，故以家庭照顾模式为基础的居家安老政策日后也未必仍适用。人口老化是全球性问题，是所有发达城市都自然会面对的挑战，不同的城市也因应个别的情况寻求出路、计划未来。解决人口老化问题的通常做法是维持合理的生育水平、增加个人及家庭储蓄以确保晚年生活的保障。近年来不少国家和地区提出创新的养老方式，并将这概念融合在城市发展策略中。世界卫生组织（世卫）早在2002年提出“活跃老化”(active ageing)的概念架构，主张从健康、参与以及安全三方面提升长者的生活质素；并于2005年提出“龄活”概念（age-friendly），提倡随着年龄的增长积极提高生活质量。建设“龄活城市”，是指由政府在政策、服务、配套设施等各方面提供支持，帮助人们积极地老去。世卫推出的“全球长者及年龄友善城市建设计划”便是为促进“龄活城市”建设提供指引。然而，在香港，尽管政府不断强调人口老化日益严重，可惜在政策上仍维持“各自修行”的思维。一些较进取的部门如建筑署出版了切合长者需要的室外空间和楼宇设计指引，但这些指引亦只是世卫在其“全球长者及年龄友善城市建设计划”八个范畴中的一小部分。其余在城市环境中促进积极晚年的交通、房屋、社会参与、社会包容性、公民参与及就业、信息交流和小区及健康服务，并不见有较长远、综合性、指导性的发展策略，更别说可连结不同政策范畴的整体计划和方向了。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维持现行的安老政策，随着长者人口和比例的持续增加，不仅无法靠院舍解决长者养老问题，与长者有关的长者综援和高龄津贴以及医疗保障费用等各种开支也将会有大幅增加，不仅加大政府和纳税人的负担，长者的需求也难以解决和得以满足，因此，必须检讨现行的安老政策，并积极透过促进“龄活城市”的发展来解决香港长远的养老问题。建设“龄活城市”的先决条件是掌握大数据现时应对人口老化问题的首要工作是先了解长者中各年龄群的需要，从而进行较长远的规划和寻找最有效及有助节省公共开支的发展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精确计算人口组合和未来长者的需要为依托。除了要有精准的人口数据和较科学的计算方法来预测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的人口组合情况，还要靠大数据来分析未来不同长者的需要，依靠数据和新思维来制定长期的高瞻远瞩性政策。政策部门经常因急于处理眼前的事务，对日后的问题倾向于往后推，结果失去先机，造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普遍现象。没有相关数据，大家只能循大方向提出意见，或参考其它地区的经验作出建议。当这些建议涉及大量投资时，如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有关的需求，政府或商界均难以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以免因计算错误而浪费资源或招致损失。因此，政府实有迫切性搜集有助市场参考的数据，并邀请相关的专家就不同的需求作出分析，促使市场寻找创新的产品和照顾模式。此外，数据共享亦十分重要,这有助于各政策部门、服务提供商（例如医管局、社会机构）及持份者都能方便快捷地使用相关数据作长远规划。分享数据已是城市发展的大方向，而政府有责任在提供原始数据方面下功夫，让负责政策的部门在制定长远政策时，有一定的基础数据，同时亦方便其它相关部门检视其现行政策，以配合日后的发展。应该在哪些方面提供数据呢？人口老化涉及的范畴很广，主要包括户外户内建筑设计、家具和辅助工具设计、医疗服务及设备、日常生活支持、再培训再就业渠道、社交活动需求等等。政府现时透过不同的服务和活动，已搜集了相当多的数据，只要不披露个人资料，许多数据其实可以经处理后让公众使用和参考。例如住屋方面，除了公开有关人口数目、性别年龄分布、出生死亡率等资料外，有关不同年龄组合的教育程度、收入开支比例、资产储蓄情况、婚姻状况、就业情况等亦有助政府考虑公私营楼宇比例和帮助市场考虑楼宇的销售对象、相应的户外户内设计、用料和辅助设施，甚至考虑长者住屋市场是否可发展至周边城市。一些由医疗机构收集的数据，例如不同年龄群的身高、体重、常见的健康问题、肢体活动能力等，则有助设计师因应实际情况，考虑家俬和室内装置的设计、小区设施等。当然，这些数据亦有助发展个人护理服务、康乐文化活动、退休保障计划和与医疗有关的服务及设备。为不同年龄群的长者计划所需服务此外，香港需要引进新构思以应对其独特的人口老化问题。不同年龄、不同经济状况和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长者所需的支持和服务类别可以很不同。在香港，不同年代、不同年龄群的长者无论在教育水平、家庭结构、社交圈子、经济承担能力以至喜好等方面都大相径庭。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46至1965年出生的一代属“初老”人士，占全港人口的30.4%，即213万人，他们将会是未来30年长者人口中的大多数。他们不但经济能力较强，拥有个人积蓄和资产，并对电子产品和网络的使用毫不陌生，可以透过智能手机接触社会和安排日常生活。这一部分人口在20年后成为85岁及以上的“老老”，但只要保持身体健康，他们仍可凭借自己的能力自如地独立生活。因此，若政府能积极推动“龄活城市”建设，令大部分可以生活自理的长者能够在市场上以可负担的价钱购买到所需的物品和服务，并在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中有尊严地度过余生，政府所承担的公共开支亦会相应减少。住屋是生活环境的最重要部分，无论是公屋还是私人屋苑，如在设计阶段就开始充分考虑长者因身体逐渐衰弱而对住所的特殊需要，并通过手机app提供配套设施和服务，比如送餐、购物、去医院和康复中心的接送等，很多独居长者便可以生活自理，不一定需要有人长时间照顾，甚至还可满足他们在生理、社交和心理方面的需要，促进身心健康。因此，我们建议政府不仅及时公开长者需求的数据，而且要考虑以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商采用符合“全球长者及年龄友善城市建设计划”的设计指引，建造专门针对长者需要的单位。这些单位不需要面积太大，但每套单位的设计一定要充分考虑长者使用的便利程度和个人安全，而小区的设计亦应有康乐、社交活动及健康护理等配套服务和设施等。结语由于过去的决策者未能计算到“老老”的需要，造成今天的“老老”只能生活在有限选择下，以及长时间轮候他们未必感到舒畅的院舍服务，造成他们本身以及家人长期的困扰。既然今天的“初老”无论在经济能力和自理能力都胜于上一代，我们实有需要借助科技的进步发展“龄活城市”，并建立有系统的大数据，协助今天的决策者和持份者共同为这些曾为社会奉献了一生的人士建造一个切合他们实际需要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