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田安澜 2018-02-13 香港特区将于2018年3月11日就港岛、九龙西、新界东三个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以及建测规园界功能界别议席进行补选。这并非一场普通的立法会补选，很可能会成为香港政局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香港特区将于2018年3月11日就港岛、九龙西、新界东三个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以及建测规园界功能界别议席进行补选。这并非一场普通的立法会补选，很可能会成为香港政局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一旦重夺议席，反对派势必会放大此次补选的政治效应，把这次补选塑造为香港民意对人大释法的一次公投，凸显其支持者能够用选票否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决定，挑战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反对派重夺议席机会高三个地区直选都会采取单议席单票制。根据过往数届选举的结果来看，在地区直选层面，反对派与建制派的得票比例约为55%对45%。换言之，反对派如果不分裂，重夺这三个直选议席的机会相当高。当然，选举永远存在变化，在港岛和九龙西，建制派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议事规则》修订攻防战之后，反对派深感政治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因此一定会在补选中抓住政治议题，进行恐惧动员，届时投票率可能较高，按照传统智慧，这会令反对派的选情进一步看涨。一旦反对派获胜，肯定会被反对派媒体和海外反华媒体炒作为香港民意战胜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分拆补选造成政治伤害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补选安排出炉后，建制派普遍批评3月11日这个补选时间点与全国两会的召开时间冲突，许多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港区人大代表的建制派人士必须告假，从北京赶回香港参加投票。然而，对于建制派来说，最大的伤害其实是分拆补选。在目前空缺的6个议席中，梁颂恒和梁国雄同属新界东选区，游蕙祯和刘小丽则同属九龙西选区。如果同时举行补选，上述两个选区须采用比例代表制，建制阵营有较大机会各得一席，届时将在立法会地区直选分组中以18席对17席，掌握分组点票过半优势，得以继续保持宣誓复核案之后形成的两个分组双过半格局。这意味着，建制派议员议案理论上都能获得顺利通过，从而在本届立法会会期内（至2020年7月）有足够实力为特区政府保驾护航，相应地压制反对派的政治空间。反对派深明个中利害，所以他们几经协调，反复权衡，最终允诺提供财政支持，力撑刘小丽、梁国雄在去年9月11日上诉期限届满当天提出上诉，而忧虑财政风险的罗冠聪和姚松炎则选择不上诉。这一政治举措成功利用司法程序之便，造成议席空缺的时间差，避免九龙西和新界东合并补选。特区政府随即就梁、游、罗、姚四个席位的补选作出安排，刘小丽、梁国雄的席位则留待法律程序结束而定。9月14日，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计划于2018年3月11日举行立法会补选，填补上述4个立法会议席空缺。特区政府官员曾公开表示，不会对反对派落井下石，不会搞政治小动作。选管会的补选安排实质上实现了反对派所期望的分拆补选，反造成对建制派的落井下石。分拆补选将为反对派提供两次机会来公开宣讲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不仅是反对派支持者的两次政治动员，也会把选举论坛变成对建制派的两次政治审判与羞辱，投票日实质上变为支持反对派的两次民意公投。分拆补选提高了反对派重夺被褫夺议席的几率，令补选后两大阵营的立法会地区直选席位（16对19）保持不变，分组点票的大好形势被打回原形。尽管《议事规则》业已修订，建制派仍不得不继续与反对派缠斗。更重要的是，补选获胜能够令反对派从去年7月宣誓复核案和8月加刑入狱双重打击后的低潮期走出来，集结力量，重振旗鼓。3月11日的立法会补选将成为香港政局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从2019年开始，香港连续6年每年都有选举，选举常态化，而此次一旦补选获胜，反对派可能士气高涨，得以检讨选举协调机制，部署后续选战。可以预计，反对派议员当选之后，一定不会再在宣誓环节搞小动作，而是力求能够回到议事厅，一方面继续制衡建制派和特区政府，继续反中乱港，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立法会资源，厚植政治实力，培育地区势力，栽培青年军。3月11日补选日正值全国两会会期，而此次两会的核心议程是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换届，是落实十九大精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大会。香港在两会闭幕、完成换届前夕举行补选，反对派不仅会利用选举议程羞辱建制派，更可能挑战中央政府权威，甚至形成对国务院系统换届工作的舆论干扰。拒“港独”分子于选举门外面对当前的形势，建制派必须全面动员，迎难而上。议席固然要全力争取，夺得一席是一席，但是此刻更应着眼全局，特别是着眼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政治较量的实际需要，及早进行战略谋划，下先手棋，掌握香港形势的主动权。正如孙子所云：“因利而制权”，如此谋势，方可求得全胜。要言之，我们必须把握这次补选机会，真正确立香港选举的政治规矩，真正守住前门，拒“港独”分子于参选门外，不容他们触碰“一国”底线。这次补选要树立门槛，势必加剧选举议题的争议性，社会中可能出现一定的舆论反弹。然而，短期之内我们必须顶住政治、舆论压力，尽快着手完成选举门槛的设立，因为完成这个布局，将有助我们掌握香港政局的主导权，谋划出一个更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建立选举门槛，配合《议事规则》的修订，使反对派在立法会的政治空间受到严格限制，“武功”基本被废，相当于增强政府“行政主导”能力。2016年立法会选举前，特区政府首次推出参选确认书，试图阻止“港独”分子参选，但当时确认书缺少法理支撑，而具体裁量权掌握在一线选举主任手中，他们标准不一，政治承担力不同，导致执行过程乱象频生，没有签署确认书的参选人也同样获得参选资格，既无法实现政治目的，也为社会所诟病。此次补选，我们已经掌握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释法这个法律工具。释法条文第一款明确了参选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既是该条规定的宣誓必须包含的法定内容，也是参选或者出任该条所列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这一法律规定，必须在未来选举中得到具体落实。中央须明确要求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按照这一条款严格执法，具体落实参选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并直接向特区政府发出工作指引：一是细致、清晰明确反“港独”标准，二是明确要求所有补选参加者必须先签署参选确认书，不签署者无资格参选，选举主任必须严格执行同一标准。在去年的港区人大代表选举中，选委会严格要求参选者签署确认书，并按照确认书的要求，比对签署者的公开言行，最终把试图参选搅局的反对派人员拒于门外，而此举的社会反应相当正面。人大选举的经验值得在立法会补选中予以汲取。
Month: February 2018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8-02-08 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将有所下移，但增长的质量会有所提升，政策的重心建议更加关注改善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提升新兴经济产业发展等方向。 新时代大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将呈现五大结构性变化，包括经济再平衡、大众消费时代、走向福利国家、大都市化、追求国际影响力，这些变化将对2018年的经济增长和政策改革产生具体的影响。去年中国经济增长超预期，除了内在增长动能有所企稳外，政策刺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将有所下移，但增长的质量会有所提升，政策的重心建议更加关注改善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提升新兴经济产业发展等方向。政策刺激推动增长超预期去年经济增长6.9%，明显超出市场预期，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内生性增长的触底回升提供了支撑。我们用去掉基建地产金融三项后的经济增长来代表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该数据在2016年4季度触底后（4.4%），在2017年1季度出现超预期回升（5.2%），虽然2季度后有所回落，但也高于上年的增速。其次，受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较大的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上升。基建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步上升，对冲了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下滑。随着2、3季度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回落，基建投资对GDP的拉动回升，主要被用来稳定经济增速（2、3季度分别拉动GDP增长1.11%、1.24%）。第三，出口在上半年形成较大贡献。出口在2017年1季度和2季度拉动GDP明显，较2016年4季度边际提升0.8个百分点。计算显示，2017年净出口对增长贡献了0.5个百分点以上，边际改善了1个百分点。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对此轮全球贸易复苏贡献最大，2017年上半年分别贡献全球进口和出口的20%和12%左右（美国分别贡献10%和8%左右）。第四，政策刺激在2017年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财政支出增速上升、去年国开行1.6万亿专项金融债的滞后影响、5,000多亿棚改货币化的刺激和社融的同比高增速，均意味着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比较明显。弱V型复苏自2017年下半年起，信用收缩开始加剧，可能对经济产生较大下行压力，预计2018年1季度经济见底（实际GDP增速可能跌破6.5%），但随后温和复苏，整体增长重心较2017年下移。投资：信用收缩掣肘资金来源，2018年投资增速预计先降后升。2017年以来，资金来源增速持续降低，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掣肘。资金来源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影响预计延伸到2018年1季度。随后，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政策可能会发生微调，带动投资增速从2018年2季度逐步回升，全年呈现弱V型格局，增长6.6%。首先，房地产销售增速预计降至负值，但房地产投资降幅相对温和。5年期国债收益率领先房价同比约12个月，2018年2季度房价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房价预期转向悲观，将进一步影响房地产销售。如果限购政策不松动，预计2018年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速降至-8.5%左右；同时由于房价同比转跌，房地产销售额增速可能降至-9.0%左右。其次，基建投资为对冲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主要手段。2016年以来，基建投资与财政支出相关性增强。2018年预计财政支出同比增速维持低位，对基建投资形成负面影响。如果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较大，仍可能通过扩大地方专项债、PSL等方式刺激基建。拉动基建的行业可能不再是公路、铁路等方面，而是污染治理、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第三，制造业投资面临价格和贸易回落影响，但新兴产业可能得到政策扶持。2018年PPI同比和全球贸易改善幅度大概率回落，预计将对制造业整体投资形成拖累。从制造业投资的内部结构上看，国家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支持，可能推升电器、机械、计算机、汽车等相关细分行业的增速表现。消费：地产链条对消费影响有限，整体消费增速预计平稳。地产销售传导至下游家电、装潢等领域的滞后期为8—12个月，地产下游家电、装潢等领域占消费比重相对不高，因此预计2017年消费受地产下滑影响相对有限。预计2018年消费增长10.0%，较2017年的10.2%下滑0.2个百分点左右。外贸：名义GDP增速回落将影响中国出口。2018年随着价格涨幅的回落，全球名义GDP增速预期回落，2017年全球贸易增速大幅回升的态势难以再现，将导致全球贸易改善幅度减弱。如果中国经济出现较明显减速，将进一步拖累全球贸易，并反过来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同比增速。通胀：CPI同比上升，但PPI同比将显著下降。2018年CPI同比预计上升，但PPI同比预计下降。服务和基数效应将推升CPI同比升幅；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限产对工业品价格的支撑将边际趋弱，叠加基数效应，PPI同比大概率回落至3%以下。PPI回落幅度将大于CPI升幅，整体GDP平减指数预计下降，如果名义利率不变，实际利率将上升。海外：美国在减税的支持下预计维持较高增速，欧元区目前的强复苏持续性可能不大。美国减税将刺激短期经济增长。2018年，税改、基建等财政改革有望对美国经济形成支撑，整体经济增速最高预计在3%左右。逆周期政策稳健，关注长期结构问题首先，建议逆周期政策保持相对稳定。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偏紧，但信贷需要维持中性，支持实体经济增长。为了配合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预计货币政策短期仍保持“稳健中性”的偏紧状态。如果2018年1季度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较大，货币政策有望转向边际宽松，可能主要通过央行向国开行发行PSL的方式来实现。预计2018年预算赤字额为2.38-2.54万亿元，预算赤字率可能为2.6-3.0%，实际财政赤字率可能进一步下降。国务院50号文、87号文和92号文的严格执行继续约束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准财政”需要发力，包括扩大地方专项债和国开行支持基建投资。其次，需要提升研发投资，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增加研发投入。2020年的目标是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5%，但目前只有2.1%。假设未来几年GDP增速在6.5%左右，未来3年需要每年增加2,000-3,000亿研发支出，预计拉动GDP增长0.24-0.36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新经济成分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依然远低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但最近几年新经济对GDP的拉动作用开始上升。再次，经济再平衡的核心是提升消费率。产生“灰犀牛”的原因在于投资和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造成实体经济的不平衡和失效。破除“灰犀牛”的最终途径是通过经济再平衡，去除产生“灰犀牛”的经济土壤。当前中国的投资率与消费率相比依然偏高，意味着整体经济对投资的依赖性仍较强。中国的国民可支配收入大幅上升，但居民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所以中国的总储蓄率大幅上升；从国际对比看，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率仍远高于美国。中国居民为养老、教育、买房而储蓄。控制房地产泡沫发展，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提升消费率。近两年看，城镇化拉动房地产需求可能是个伪命题，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变化不大，但过去两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却大幅增长，说明投资投机需要比重较大。此外，政府消费需要增加支出，提供保障性需求。随着经济再平衡的进行，需要增加政府在养老、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通过转移支付增加社会保障，以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最后，防止“明斯基时刻”的关键在于宏观稳杠杆。“明斯基时刻”更多指向金融系统。当前房价的高位止涨、2015年的股灾都与“明斯基时刻”有关。防止“明斯基时刻”有两种思路：凯恩斯刺激增长的思路与货币学派控制信用的思路。我们建议政策选择倾向于后者。建议稳杠杆分阶段进行，即转杠杆→稳杠杆→降杠杆。第一步，转杠杆，是指将债务从杠杆率较高的部门向较低的部门转移，目的是通过债务结构的优化，来降低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比如，从2017年初开始的三四线城市地产去库存，完成了从部分房地产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的杠杆转移。第二步，稳杠杆，是指通过“稳健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抑制住金融机构增加杠杆的冲动，并且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加大约束，来控制住整体债务增量，抑制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第三步，降杠杆，是指通过债券股、温和通胀、兼并重组等方式来减少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