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September 2017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7-09-22 中国经济经历了六年的持续下滑,供需失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大量低效率的产能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出清,产能过剩的问题得到消化。在当前供需接近平衡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企稳态势。 内在增长和政策刺激推动超预期增长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9%,虽然仅比去年6.7%的增速小幅提高0.2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的内在动能明显回升。去掉基建和虚拟行业(金融+房地产)的GDP增速,经济内在增速从2011年的8%以上持续下滑到去年的4.4%,而2017年第一季度扣除基建地产金融后的GDP增长5.2%,第二季度增长4.9%,与去年相比有非常明显的回升。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中国经济经历了六年的持续下滑,供需失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大量低效率的产能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出清,产能过剩的问题得到消化。在当前供需接近平衡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企稳态势。进一步的解释还包括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中,有一部分是库存的贡献,而库存增加的动力来源于价格上涨预期;二是财政、信贷政策的力度非常大,同时去年棚改货币化推动了今年房地产行业的增长,使得上半年政策对增长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单从财政政策来看,上半年一般财政预算支出过度透支,支撑基建维持高位。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支出10.3万亿,占全年财政预算支出的53%,比去年高出4%,创历史新高。从上半年财政赤字占全年财政预算赤字的角度来看,2017年达到38.6%,比去年高出21.8%,创历史新高。虽然近年来财政功能由政府投资转向服务供给侧改革、保民生兜底,淡化了对于政府投资的要求,财政支出与基建投资的关系度有所下降,然而,从2016年开始,财政支出与基建投资的相关性显著抬升,财政支出向基建投资有所倾斜。考虑到财政支出对社会资金的调动作用以及财政支出向基建投资倾斜,财政支出对基建投资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2.4个百分点。信用收缩或造成四季度增长下行超预期国家统计局二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市场一度对下半年增长抱乐观看法,但7月份大幅低于预期的经济数据公布后,市场的情绪有所修正。由于经济增长的惯性和政策的滞后效果,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仍有一定支撑,可能仅比二季度小幅下滑,但下半年信用收缩可能造成四季度增长下行超预期。展望四季度,下行压力可能会超预期。原因之一是经济自主增长动能有所放缓,而主要原因则是由于信用收缩周期下投资需求将承压明显。实体经济信用收缩、央行PSL增量下行和国开行专项金融债停发、房地产和基建资金来源受到约束,使得下半年经济承压,四季度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在信用收缩的背景下,下半年财政和信贷将难以再现上半年的相对宽松态势,对经济特别是基建形成较大影响。2017年上半年财政支出增多将会直接导致下半年财政支出明显放缓。预计下半年财政支出同比增长将由上半年的16.1%下降至-0.5%。此外,国开行专项建设金融债停发,加上财政部50号文和87号文限制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基建资金来源趋紧。在没有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专项金融债的停发直接导致基建融资备受压力。财政部50号文和87号文明确规定,严查地方政府融资担保行为,严禁利用或虚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违法违规融资,将政府从融资平台与金融机构的债务关系中彻底剥离,从而约束政府融资行为。从基建资金来源来看,银行贷款、非标融资受50号文和87号文影响较大,而一般财政支出、政府新增债券、城投债、PPP、专项金融债受到负面影响较小,估计受50号文和87号文影响的资金占基建资金的16.0%左右。政策建议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是保持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条件,也可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展望下半年,需要十分注意经济增长的稳定,防止过分起落。从宏观政策建议的角度,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注意金融去杠杆的节奏和力度,防止信用过快收缩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信用过快扩张的格局不可持续,信用增长收缩在所难免。2017年,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进入收缩通道,基础货币供给增速也开始降低,货币政策中性偏紧,信用扩张受到抑制。从宏观层面来看,2016年M2 同比增长11.3%,比2015年降低2个百分点。从广义的信用创造指标来看,2016年广义银行信用供给同比增长17.4%,比2015年降低7个百分点,目前已经大幅下降至11%。从微观层面来看,银行表内资产、表外理财以及企业融资等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而委外规模、个人贷款、政府负债在今年也开始逐渐放缓。信用收缩掣肘资金来源,制约投资增速。2017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持续负增长,而与之对应的是投资增速的持续放缓,如果考虑到投资价格上涨因素,实际的固定资产投资下行速度可能会更快。第二,保持宏观政策的灵活性,预防四季度经济增长放缓超预期。财政政策由于上半年发力过猛,下半年改善的空间不大,宏观政策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方面。自今年5月底开始,为了对冲金融去杠杆的冲击,货币政策曾经边际放松,体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从四季度稳定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货币政策也应保持高度灵活性。今年基建投资保持高位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PPI较高,剔除价格影响以后,今年实际基建投资增速明显低于去年。下半年,需求放缓下,PPI高位回落,在实际需求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大的情况下,名义基建投资增速下滑程度可能超预期。考虑到下半年新增债券发行和政府置换债券量加大,而城投债发行可能增加基建支持,央行货币政策需要保持相对宽松以给予配合,建议下半年货币政策保持灵活性。第三,加快改革和创新的力度。最近几年经济增速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降引起的。2007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每年贡献4.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2012年之后,该数据下降到只有2.5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提升取决于中国未来的改革进程和新经济的发展。建议加大国有企业、土地、财税、社保改革力度,对这些改革涉及的激励机制、农业规模化经营、土地财政、社保双轨制等问题进行重点攻关。新经济领域亟待加快发展。新经济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两个维度”:内涵的两个层面表现为既指新经济领域的高速发展,又指宏观经济运行的良好表现;衡量的两个维度表现为产出效益的提升和投入结构的软化。中国的新经济行业部门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高端装备制造为主体,涵盖环保、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诸多领域。2014年后中国的新经济行业对增长的贡献上升,去年二季度最高拉动增长2.5%,虽然去年四季度下降为1.7%,但贡献率仍高达25%。尽管如此,我国新经济行业的发展仍需要继续推进。美国哈佛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菲利普·阿吉翁曾经指出,“随着距离技术前沿的差距日益缩小,一国的发展必须从鼓励拿来型促进增长的制度转向鼓励创新型促进增长的制度。无法完成这种转变就会阻止一国走向人均GDP的前沿水平。”这段话套用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非常恰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7-09-13 在土地供应不足、公屋建设需时的情况下,社企劏房可以在短期内尽快改善低收入住户居住条件。此举属于典型的短期政策。短期政策设计的质量是关乎其成败的关键,如果短期政策设计失当,即便勉强得以推行,也会损害长期利益,甚至短期结果都不会令人满意。 香港面临严峻的房屋土地问题。房委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底,香港一般公屋申请高达150,200宗,平均轮候时间为4.7年。天大研究院于4月26日至6月11日间就香港各界对新任特首的施政期望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发现,市民认为解决房屋土地问题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务,而在解决措施上,市民最支持的是改善劏房住户的居住条件。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此前表示,由于兴建公屋耗时长久,特区政府计划资助社福机构建设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合法劏房,以成本价租予有需要的人士,满足市民短期房屋需求。陈帆的表态得到部分发展商和相关基金的支持,弱势群体也对此表示欢迎。短期政策的出台与退出原则在土地供应不足、公屋建设需时的情况下,社企劏房可以在短期内尽快改善低收入住户居住条件。此举属于典型的短期政策。短期政策设计的质量是关乎其成败的关键,如果短期政策设计失当,即便勉强得以推行,也会损害长期利益,甚至短期结果都不会令人满意。合理的短期政策设计需要注意出台与退出机制,基本的原则包括:1,需要符合社会长期总体发展战略;2,需要从社会长期利益出发;3,要能够被市民广泛接受;4,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让市民控制期望值;5,符合社会发展实际,能够落地执行;6,切实针对社会发展的痛点;7,建立后续纠偏机制;8,退出计划要渐次推进。把握住这几点,短期政策才能够融入长期战略中,成为长期战略的阶段性成果,获得较长的生命力;才能够承受来自于各方的压力,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才能够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满足市民长远利益,避免合法性危机。最重要的是,建立后续纠偏机制,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和挑战,对不符合长期战略的因素不断评估和重塑,短期政策就不会与长期政策相冲突。纾缓劏房住户租金压力早在2013年,某社会福利机构就在观塘区进行了贫穷家庭需要调查,当时采集851个生活在政府贫穷线以下的有效样本,其中私人楼宇的184个样本全部来自劏房住户。调查选区中的宜安街、康宁道、云汉街及瑞和街一带的16座私人楼宇包括致昌大厦、宜安大厦、立成大厦、兴达大厦、联利大厦、财利大厦、协利大厦、有利大厦、康宁大厦、金桥华厦、顺景大厦、瑞和大厦、云汉大厦、南宁大厦、永昭大厦及南桥大厦,大部分属于观塘区议会主席陈振彬的协康选区。调查发现,当年的劏房租金占其收入的37%,个别例子更高达五成。在租金压力之下,劏房家庭惟有减少日常饮食的支出。根据劏房受访居民的数据显示,劏房的租约最短只有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业主可以随意上调租金,在居无常所的情况下,部分劏房住户难以有稳定的住所,无法登记成为选民,难以得到当区区议员的协助。当年笔者便向运输及房屋局建议,由政府以分期补地价的方式,释放适宜改建的工厂大厦,宣布设立“公营劏房”与业主竞争,阻止劏房市场的不良苗头发展为燎原之火,为政府争取更多时间兴建公屋。公营劏房的形式可以类似于60至70年代易装易拆的临时房屋,个人实用面积可参考屯门宝田邨单身人士单位标准,即人均8.2平方米,每月租金330港元左右。政府的短期政策能够改变劏房业主对市场的预期,让劏房市场上供应增加,业主为稳住租户,会减少不合理加租情况,甚至冻租。社企劏房的短期政策性质决定它不可能大规模推行,不过,舆论一出,明显已达到立竿见影效果,在租金上纾缓了不少劏房住户的压力。根据扶贫委员会、前线社工及反对派议员提供的资料,劏房住户大部分集中在观塘、深水埗、荃湾及葵涌一带。目前这些地区的劏房租金的确有放缓迹象。新一届特区政府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即使目前尚处于舆论引导阶段,弱势群体也重新燃起希望。进一步的政策建议上述在观塘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劏房的居民即使搬迁,在紧绌的经济条件之下,居住的范围仍限于上述16座私人楼宇及协康选区。区议员普遍误以为劏房住户并非选民,这与实际情况存在着认知落差。以三至四人核心家庭为主的劏房居民,当中有小孩就读中小学,造成大部分在当区居住的时间长达六年或以上。针对区议员不了解劏房选民特质的情况,建议在区议会就劏房政策讨论之前,向议员介绍所属选区的劏房住户实际状况,表示可以共同解决劏房问题,令该议员在区议会会议上无力反对公营劏房计划。同时,在选民多样化的情况下,区议会中的建制派议员,眼中也不可以只有议席,应将服务重点由从前的同乡会、联谊会组织,扩大至基层团体,深入低下阶层,了解需要。为减少地区压力,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建议不要在单一区议会辖区内物色公营劏房用地,而是面向一个大区域,例如东九龙、西九龙等。根据调查所得劏房住户比例,在域内建立一至两个公营劏房区,在各区区议会竞争压力之下,尽快落实方案,而不至于让方案在某个区议会久拖不决,胎死腹中。公营劏房的重点是以空间换政府兴建公共房屋的时间,因此公营劏房应有时限性及中转性质。过去的临时房屋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存在时间过长,由1953年一直维持到1998年才全面清拆。这长达45年的时间完全违背了“临时”的本意。所以,公营劏房应是入住公共房屋的阶梯,把基层市民先从不合理的私人劏房安置在公营劏房,让市民感受到政府的关顾,最后才轮候公共房屋的编配。这种有序安排,即使以目前公屋平均轮候时间4.7年来看,亦属合理而且在市民期望值之内,可以让政府有多一些时间建设公共房屋。为加快公营劏房市场供应,政府应通过分期补地价方式鼓励工厂大厦更改用途,利用市场的力量协助政府。至于其它合适的土地,可以回收短期合约的土地,或向民政局查询一些用量极低的土地,进行改建开发。考虑到公营劏房属于短期政策,目的是赢得时间让政府加快兴建公屋,后续的土地用途需要提前规划。公营劏房的管理要标准化、制度化、专业化。当前政府在个人居住环境方面已经制定了一套标准,最明显的就是公屋单人房屋的规格,所以劏房空间规范化并非无例可循。在租金方面,政府可以定出建议租金,真正体现劏房的福利性质。在小区房屋服务方面,可专门为公营劏房提供保险,低价供水、供电、供气和维修,使这些房屋得以正常运转和使用。我们亦要关注劏房住户的社会服务问题。有的家庭迁入公营劏房居住,由于林林总总的原因无法迁离,安全、教育、医疗等社会问题纷至沓来。目前政府计划把部分工厦改建成劏房,而各区的传统工厦其实是相对集中的,所以,政府最好从现在开始,就规划各种社会基础设施的配套服务,避免在正式出租后衍生出更多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