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August 1, 2017

宋亮华 2017-08-01 次贷危机后全球货币泛滥，金融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共存，风险也正在向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聚集，微观或非系统性风险频发。在国民经济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时，作为承担经济体“血液”功能的金融部门自然不能缺席。优化社会投融资结构是供应侧结构性改革题中之义。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影子银行的治理，并通过收缩资产负债表的方式降低杠杆。发挥投资银行功能、优化社会资产负债表是全球普遍采用的策略之一。如何补足我国金融体系的投行短板，更好服务于全社会特别是实体经济，值得引起广泛的关注。从财务角度解读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需要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成共识。从财务这一理论与实践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可能会同时被中外理论界与经济主体理解和接受。在此意义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任务实际上主要是优化和再造一个效率更高的社会资产负债表，放弃规模情结、改善结构、提升质量和效益是题中之义。大陆“三去”给经济增添短期下行压力，而“一降一补”则提供长期上升动力，二者叠加，供给侧结构改革向纵深挺进，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效。然而，有迹象显示宏观经济正陷入“去杠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选择，需要警惕局部领域通货紧缩、非系统金融风险个案频发以及经济继续下行趋势。政府部门应由强势的经济威权角色转变为有限作为的守夜人，精简财政供养的机构和人员，降税减费的同时要加大压缩行政开支力度，降低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负债率或杠杆，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财税支持，弥补社会服务特别是社会保障服务等不足。人民银行需要聚焦目标，M2还有降低的空间，通过稳健中性偏紧的渐进式缩表策略扭转货币超发为当务之急。通过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可加速货币流通，适时在存款准备金等宏观调控工具与短中期借贷等微调工具之间相机抉择，减少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双边征税的空间。国有实体部门是完成“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的主力，应以资本管理为抓手，加入时代创新、创业、创造的大潮，加快体制改革，珍惜社会信用地位，集约使用负债，有序退出房地产行业、融资平台代理人角色等。经济下行调整阶段正是社会创新创业与配套投融资布局的绝佳时期。民营部门应增强投资的信心，相机增加杠杆和产能。居民在提升消费信心和安全感的同时，根据未来的现金流预期可适度加大消费杠杆、人力资本投资和金融资产的比重。金融部门需进行供给侧改革在国民经济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时，作为承担经济体“血液”功能的金融部门自然不能缺席。金融部门既需要为优化、再造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提供服务，也亟需优化、再造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第一，主动走出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非理性繁荣的恶性循环周期，限制短期套利，规范开展理财资管服务和同业通道业务，根据实体经济投融资有效需求适度压缩、优化表外资产负债表。第二，坚持合规稳健，优化杠杆，将资本充足率和偿付能力保持在适当安全的范围内，提高为实体部门融资服务能力，主动降低在金融市场上交易和表外投融资业务的杠杆。第三，提升风险控制水平，加强不良资产和非金融交易性资产管理，如自用房地产。第四，广泛利用现代科技和管理工具，弥补诸多功能短板，比如普惠金融、实业投行、市场化投融资和公司治理等。优化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次贷危机后全球货币泛滥，导致主要经济体负债率和杠杆上升。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市场实际利率上升，大宗商品带动物价下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费率高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民间投资和消费信心双双不振；另一方面，金融行业过度繁荣，金融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共存，风险也正在向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聚集，微观或非系统性风险频发。货币泛滥的症结之一在于工业化大幅度领先于城市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导致外汇占款居高不下，产能过剩，库存高企，一线、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暴涨。这些问题部分源自于城市化滞后和境内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即城市化不足或未与工业化同步。结合大城市房地产的非理性繁荣现象，需要把卫星城镇建设、综合治理土地信用化和信用土地化上升到经济金融安全的战略高度。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潜藏着两个重要议题，即实现新旧版工业化平稳换代和新型城乡土地制度改革。货币泛滥的症结之二是由于受股东财富最大化、同业资产信用风险系数低等综合影响，金融机构偏好拓展同业资产负债业务以及表外业务特别是理财资管、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影子业务，将表内资产负债业务通过同业通道转移到表外，或用表外业务替代表内业务，转化成低风险或不承担风险的业务。短短十多年，影子投融资已达中国正规金融体系一半的规模，这为宏观货币数量调控增加了难以管控的变量。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纷纷借助同业通道，拓展表外业务和同业存贷业务，特别是采用加杠杆的金融市场套利交易业务，导致过多的流动性在金融体系内流转，对中央提倡的实体经济投融资有效需求产生挤出效应。目前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终于逐渐由从严监管直指金融空转、理财资管。为了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安全产生冲击，中央去杠杆的矛头转向金融部门，首当其冲的是套利性表外投融资（影子金融），特别是同业杠杆。原本以影子金融方式运作的部分资金汇入了社会流动性大海后，将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为数不多的金融投资属性和投机属性不断强化的大宗商品之一房地产。通过实业投行优化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走出资金体内恶性循环，深入改革经济结构，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和效益，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实现金融可持续的前提和保证。目前，金融部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优先任务是通过提高经营管理能力，降低服务费率和补足功能短板。大陆金融监管存在体制短板，金融体系存在功能短板。在金融脱实向虚的政策要求下，在金融市场内交易型投行非正常繁荣的背景下，实业投行的发展显然存在不足。优化社会投融资结构是供应侧结构性改革题中之义。补齐实业投行功能短板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优化和再造资产负债表的要求具有拟合性，在大型金融保险机构中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实业投行具有战略上必要性和禀赋上优势。大陆金融保险机构迅速提升直接融资比例的可能性不大，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仍是支撑实体经济重回中高速可持续增长轨道的力量。借鉴国际先进银行应对经济低迷的服务模式，商业银行转型实业投资银行和商品交易银行，在当前更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我国金融保险机构应注重专业能力建设，致力于从经营金融资本转向同时经营金融资本和知识资本，不断延伸实业投行金融产业链。首先，学习全球结构类似的标杆，借鉴其先进理念。从根本上规范影子金融或去金融影子化是实业投行需要优先聚焦的课题。可重点对照学习与大陆结构相似的德国和日本，两国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股票市场不发达，其资本市场服务对象重点定位于为金融机构融资，维持必要合适的杠杆（上限12.5倍）。其次，创新适应经济金融新常态的实业投行管治体制及经营机制。应锚准经济金融转型、产业和消费升级的方向，规范结构化金融创新和表外结构化投融资行为，杜绝多层嵌套交易，缩短社会投融资的信用链条，大力发展财务顾问和信息咨询服务，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引导社会将更多资金投向实体产业。第三，加强实业投行与商品交易金融、杠杆交易和衍生品交易金融的协同。这里的商品包括实体产品服务和金融原生品，与商品和金融衍生品相对应，防范杠杆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成为大规模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滋生地，拒绝不合理套利性的资金加杠杆需求和交易行为。第四，参与全球和多边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规则的制定与实践。关注、参与甚至主导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投资合作区谈判，推动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和区域金融合作战略落地。

天大研究院 2017-08-01 天大研究院在4月26日至6月11日期間展開全港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2,028名18歲或以上市民，了解他們對候任特首的施政期望。調查問題涉及房屋土地、醫療衛生、教育改革、社會保障、經濟科技、政制發展六個方面。結果顯示，市民認為候任特首最急需解決的是房屋土地、醫療衛生、教育改革等民生問題。在重要程度評分上，以0分為重要性最低，以10分為重要性最高。調查發現，得分最高的是房屋土地（8.50），其次分別是醫療衛生（7.85）、教育改革（7.78）和社會保障（7.18）這些社會民生問題；再次是經濟科技（6.73），政制發展被認為重要性最低（6.70）。在房屋土地方面，近五成（45.9%）受訪者認為其重要性為最高分10分，且不論年齡、性別、學歷和政治傾向，房屋土地均最受關注。在具體解決措施上，受訪者最支持的是改善劏房住戶的居住條件，其次是通過不同途徑逐步增加土地供應。高達28.1%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最急需改善劏房住戶的居住條件，其中月入1-3萬和不足1萬人士共佔83.2%，超五成（52.8%）學歷為中學或以下；18-29歲受訪者中，有高達35.4%認為該措施最為緊要，而本土/自決派受訪者中，超四成（41.3%）以此為首要期望。認為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的受訪者佔23.0%，19.6%的受訪者最希望加快市區重建，支持釋放私人發展商土地儲備的只佔16.8%。而最支持開發郊野公園的受訪者僅佔11.0%，泛民主派和本土/自決派組別對此支持率明顯偏低（分別只佔各組別的2.9%和3.2%）。在醫療衛生方面，超過三分之一（33.4%）的受訪者最支持的是增聘及培訓醫護人手，其次是縮短公立醫院輪候時間（23.5%），各組別受訪者意見較為一致。20.0%的受訪者最支持為低收入人士提供醫療補助，其中以月入1萬以下者居多，佔48.4%；中學及以下學歷受訪者對此的支持率也高於其它組別。改革自願醫保計畫的支持率最低，僅為7.6%，其中近半數（49.7%）擁有專上或以上學位；月入1萬以下的受訪者對此支持率較低，本土/自決派中僅有3.2%認為該措施最緊要。在教育改革方面，相對於高等教育和職業培訓，更多市民希望政府在基礎教育方面增加投入。高達33.4%受訪者最希望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其中月入3萬以下的人士佔80.4%；學歷為小學或以下的受訪者中，有過半（51.7%）最支持該措施，中學學歷的受訪者中這一比例亦達到37.2%。支持率居第二、三位的分別是改革小學TSA（22.8%）和提供免費職業培訓（17.1%）。與其它組別相比，學歷為專上非學位及以上的受訪者更支持這兩項措施。泛民主派和本土/自決派最支持改革小學TSA，認為應優先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的比例明顯偏低。建制派最支持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37.5%），50歲以上人士比其它年齡組別更支持此項措施，18-29歲受訪者中僅有4.3%以此為首要期望，這一措施的總體支持率為12.9%。最支持增加大學資助學額的受訪者比例僅為12.6%，18-29歲受訪者明顯比其它組別更支持這一措施（20.7%），入讀中學卻未能獲得專上學位的受訪者對此也更為支持。在社會保障方面，超過八成受訪者意見集中在三項措施中，且佔比較為接近，排名前三的依次為推動全民退休保障計畫（28.4%）、提高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27.2%），以及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25.9%）。其中支持推動全民退保的受訪者中過半（53.3%）為50歲以上人士；月入3-6萬者最支持是這一措施（佔該組別的31.0%），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中對此支持率都超過三成，本土/自決派中支持率則較低，不足兩成。最支持提高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的受訪者中過半（52.8%）月入不足1萬，小學以下教育程度人士和60歲以上人士中支持最這一措施的比例也較高。30-49歲的受訪者最支持的是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34.3%）；最支持該措施的受訪者中，56.6%為專上非學位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士。最支持設定標準工時的受訪者只有12.2%，其中有53.3%教育程度為專上非學位或專上學位，本土/自決派對此支持率明顯偏高。最支持增加綜援及公共福利金的受訪者佔比更低至5.8%，側面反映香港人自力更生的價值觀。在經濟科技方面，35.7%的受訪者希望政府優先幫助中小企業發展，支持率大幅領先其它措施，其中以40歲及以上人士為主（73.0%）。在所有受訪者中，最關注文化創意產業的佔19.2%，其中過半為18-39歲人士（56.1%）。認為政府應優先發展高端製造業以創造高收入就業機會的受訪者佔18.8%，其中以50歲及以上人士為主（53.2%）；中學學歷者和持有研究院或以上學歷者對該項措施的支持率較高，中間（溫和）派和建制派也較其它組別更支持該措施。最支持資助初創企業發展的佔17.5%，18-29歲人士較其他組別對此更為支持（21.5%）。通過風險投資加快科研成果商品化的支持率只有8.1%，專上非學位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對此支持率較其它組別更高。對政制發展重要性評分最高的是18-29歲人士（7.18），50-59歲人士評分最低（6.31）。最受支持的措施是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佔32.2%，這也是無政治傾向者、中間（溫和）派和泛民主派共同的首要訴求，相比之下，該政策的支持者中建制派和本土/自決派的比例偏低。支持率其次的是將行政長官納入《防止賄賂條例》監管（25.8%），其中以月入3萬以下者為主（82.0%）；這也是本土/自決派最支持的措施（37.7%），50歲以下人士較50歲及以上者更支持這一措施。受訪者中有17.0%表示，最支持加強對「一國兩制」的認同，其中五成以上為中學及以下學歷者（56.0%），40歲及以上人士比18-39處受訪者更支持這一措施。15.3%的受訪者最支持改善現有高官問責制，18-39歲人士比40歲以上人士更支持這一措施。而僅有8.5%的受訪者最希望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其中學歷為預科及以下的受訪者佔67.1%，50歲及以上人士比18-49歲人士更支持推動第23條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