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anuary 2017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裕庆 2017-01-24 台海两岸的交流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我们发现目前的两岸交流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如何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落实到台湾普通人的幸福梦，这是大陆当局必须正视的问题。 针对两岸关系发展，习近平主席最近提出历史性的六点意见。第一，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第二，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第三，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第四，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第五，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第六，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六点意见是台海局势稳定的压舱石，为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台海两岸的交流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对照习主席的六点意见，我们会发现目前的两岸交流现状并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迄今为止的两岸交流过度凸显了对台湾资本阶层的让利，忽视了台湾基层民众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如何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落实到台湾普通人的幸福梦，这是大陆当局必须正视的问题。两岸交流要走群众路线笔者经常参加两岸交流活动，发现这些活动有时会被特定组织垄断，根据该组织本身的喜恶选择参与人员。不少交流活动过于照顾台湾权势人物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政党和工商界人士，导致台湾普通民众没有机会就两岸关系发声。这些参与两岸交流的人员无法体会基层人民的生活需要，也拒绝为台湾基层民众发声，如此大陆与台湾民间出现越交流越疏远的反讽局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在不同交流场合看到老面孔，而台湾底层百姓却没有机会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 如果两岸交流变成台湾少数人的特权，那么这样的交流活动根本无法全面、深入发展。 针对两岸交流的群众路线，笔者有以下建议。第一， 建议陆方针对两岸交流活动实行比例制，保证台湾基层民众有足够代表参与，通过走“群众路线”来赢得台湾普通人对中国的认同。第二，建议陆方面向台湾基层民众，创办新型交流活动。交流活动的议题可以更生活化，邀请方式更公开化，形式更通俗化，从而走进台湾基层百姓的心里。第三，建议陆方少请来自党政和社团组织的老面孔，多与台湾新面孔接触，听取他们真实的意见。只要参与人员不发表“台独”或“独台”言论，大陆都应该欢迎他们来大陆“走亲戚”，听他们聊聊台湾普通人关于“柴米油盐”的故事。这样的两岸交流才是契合大多数台湾百姓生活的贴心活动。如果两岸交流活动真正走上群众路线，那么台湾就会有成千上万个洪秀柱站出来，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效力。两岸交流要立足于台湾本土文化当前的两岸交流活动多由大陆主办，组织者对台湾本土文化缺乏了解。今后陆方应根据台湾当地民众习俗与个性来做出适当安排，采用尊重台湾本土文化的新型交流方式，避免因文化冲突而产生的越接近越反感的现象。以台湾南部本省民众为例，笔者曾在台南新营长期居住，对台湾南部本省老百姓的习俗和民风有亲身体验。来到大陆后，发现大陆官方和人民对台南文化存在诸多误解。台南当地人并不具有大陆人所认为的闽南文化性格，而更多的是如同大陆北方百姓一般，直来直去，有话直说，个性豪放，勇武好酒。在遵从中华文化与民俗宗教方面，台南人并非仅仅崇尚闽南文化，反而更多的是认同闽南以外的河洛文化、古中原文化以及日本文化传统。建议未来在安排两岸交流前，陆方应该彻底了解台湾当地百姓的民风与习俗，开发个性、兴趣与习俗相投的交流，使之成为活络两岸关系的新方向。两岸人民的心灵契合，终究要通过亲密的感情联系来建立，而不是依靠“假、大、空”的研讨会和访问。鼓励台胞融入大陆社会除了给予台胞“居民待遇”外，大陆也应多鼓励台胞到大陆生活与工作，参加大陆的各种社会活动，让他们亲身了解和体验大陆社会的飞速发展。大陆可以采用激励机制，用学分与三好学生等奖励鼓励台生到大陆交流，或是用颁发荣誉市民与税务优惠政策等方法奖励认同中国的台湾民众，这样就可以在台胞中传播社会正能量，吸引越来越多的台胞参与和融入大陆社会，让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一起为中华大家庭做贡献，实实在在落实两岸一家亲的政策。在大陆生活的台湾同胞本身应该主动融入大陆社会，甚至应该有愿意到农村服务的精神，让自己的能力发挥在祖国土地上，让自己的努力能成为中华复兴的一部分，而不是整天在沿海都市区的台湾人社区内固步自封。大陆对台胞的照顾与台胞对祖国的责任应该是双向的，是相辅相成的。正如美国总统肯尼迪所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先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台胞应该在追问大陆如何给自己更多福利之前，先问问自己为祖国大陆能做出什么贡献。支持台胞公开反台独在大陆生活的台湾同胞不仅是两岸交流的桥梁，也天然是反击台独势力的生力军，应该主动“扛大旗”，承担起为民族发展而反独促统、澄清谣言的重要责任。当各种反华与分裂势力诋毁祖国时，生活在大陆的台胞，尤其是各种协会的台胞领袖，更应当仁不让，通过撰写文章、参与辩论、公开宣讲等方式澄清错误，反驳谬论和力挺“一个中国”原则。笔者发现在大陆伸手要福利的台胞很多，但愿意主动扛大旗帮助大陆的却很少。依据两岸一家亲的原则，看到同为家人的大陆同胞被误解被欺负，台胞当然有责任澄清事实，反驳谣言。特别是那些在陆台胞社团的领袖们，除了要照顾台胞生活与工作问题外，为祖国仗义执言，公开反独促统，也是其当然的职责。对大陆不足的地方，我们要直言相劝，并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对大陆在各个领域的进步与发展，我们要向全世界宣传。无论是坚持群众路线，还是两岸同胞互相融合与支持，都是基于人民立场，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也与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精神一脉相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以亲如一家人的同理心互谅互让，以家和万事兴的方式了解各自的诉求与困难，这样两岸经济和社会融合才能大步向前，大陆和台湾同胞才能像一家人一样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人民福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建宗 2017-01-24 过去数年，笔者与超过20名现任和前任的问责官员和高级公务员进行访谈，对问责制的实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文尝试描述香港问责制的特点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距离2017年3月26日第五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不足100天，无论是坊间传言的几位大热门人选，例如林郑月娥、曾俊华、叶刘淑仪，还是其他人当选，新一任特首都需要处理同一个问题：如何通过遴选主要政治委任官员机制来建立班底？政治委任制度（又称“问责制”）实施了十多年，坊间评论都是以批评居多，包括制度本身和个别官员的素质问题，但能够从香港实际政治地位出发并提供切实可行建议的研究却寥寥可数。过去数年，笔者与超过20名现任和前任的问责官员和高级公务员进行访谈，对问责制的实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文尝试描述香港问责制的特点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在大多数国家，问责制的出现有两个前提：一是政党通过普选轮流执政，二是管治团队由公务员和政治委任官员两部分组成。在殖民统治时期，香港的公务员管治团队分别来自英国和由港英政府培养，由英国派来的港督也是来自公务员系统（最后一任彭定康除外），因此问责制并不存在。回归后，香港根据基本法进入民主化时期，行政长官由香港人选举产生，但《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行政长官不能拥有政党背景，就算将来落实普选，相信有关规定也会保留。“问责”一词源于西方政治学概念accountability，意指向某人或机构负责。问责在公共行政范畴的应用则更为复杂，可以是宪制上的安排或跟权力来源有关。“责任”的意思涵盖“从事公务的权力和能力”、“向问责者提供数据和解释的义务”及“对个人的行为承担后果”。政治问责主要包括“垂直问责”和“水平问责”两个方面，前者指官员向执政党或公众担责，后者指行政机关向立法机构担责。具体情况取决于当地法律和宪法规定。香港的问责制有其独特性。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即使以后实行普选，也必须如此。作为香港特区的首长，行政长官向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负责，肩负执行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的责任。司局长属于基本法中的“主要官员”，全部由行政长官提名，中央任命。他们的权力来源和行政长官是一样的，即问责对象除了特首和市民，也包括中央人民政府。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兴起，很多原来政府从事的职能纷纷转移到法定机构或政府委任的组织（例如香港的港铁、医院管理局或房屋委员会）。这些法定组织的优点是可以在政府资源的支持下，以比政府部门更有效率的模式运作。然而，从香港的例子可见，部分法定机构的管治水平参差不齐，所属政府部门不一定能够驾驭，而法定机构表现并未如理想的话，问责官员仍然是被追究的对象。2014年，港铁涉嫌向政府隐瞒广深港高铁超支延误事件便是一例。当时备受舆论批评的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而港铁的行政总裁虽然提早离职，但仍可得到相应酬金，并没有惩罚措施。与西方国家比较，香港问责制的特点是前公务员比例偏高，而政党代表的比例偏低。典型的英式问责制是下议院议员兼任问责官员，领导常任制的公务员队伍。美国总统制下的问责制，则更多倚重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和商界人士组阁。特朗普即将提名埃克森美孚行政总裁蒂勒森出任国务卿，是其中一个例子。香港的情况比较特殊，首先香港没有足够的政治人才，而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民选议员未能累积足够的行政经验。在没有“执政党”的情况下，作为职业公务员（大部分自大学毕业一直在政府任职）的政务官是对政府运作最熟悉的群体。香港政务官大约有600多人，占公务员总数约百分之三，但却肩负领导整个公务员团队的重任。自2002年开始，问责制历经董建华、曾荫权和梁振英三位行政长官。数据显示，前公务员始终占问责官员最大比例。以司局长级别而言，曾荫权任内比例高达六成，董建华和梁振英政府也有约四成，其余官员则主要来自学术界、商界、专业人士和政界。值得注意的是，政党人士在问责官员当中比例十分低。以本届政府为例，只有五名问责官员（含司局长、副局长、政治助理）有政党背景，司局长当中只有两人，占总数八分之一。理论上，香港虽然没有执政党，委任较大政党进入行政机关有助于政府议案得到通过。然而，香港的政党成员加入政府架构后不但难以施行党内的政策，也与政党关系变得疏离。这有违政府希望透过委任政党成员使政策更容易得到该政党的立法会议员支持的本意。而有政党身份的问责官员在向其它政党（尤其反对派政党）争取支持方面，面对的困难比非政党官员更大。问责制运行至今，一个最大的迷思，是公务员“政治中立”与是否“从事政治工作”的关系。事实上，笔者从多名受访者得知，公务员过去一直有从事所谓“政治工作”，公务员“不从事政治工作”是香港回归以后才出现的说法。一直以来，公务员要严守的是“政治中立”。根据《公务员守则》第三章“操守准则”，公务员须具备八项操守，其中包括“政治中立”。其重点在于：不论本身政治信念如何，公务员必须对在任行政长官和政府完全忠诚；在履行公职时，不得受本身党派的政治联系和政治信念支配或影响；公务员不能以公职身份参与党派的政治活动，不得把公共资源用于党派的政治目的；以私人身份参与党派活动时，须避免引起与公职身份有实际、观感上或潜在利益冲突，不会使政府尴尬等等。实际上，公务员“政治中立”和从事“政治工作”并不产生矛盾。回归以前，公务员就需要向立法会和区议员解释政策，进行联络传媒等方面的工作。政府内部也有民政事务署人员处理地区工作，新闻处人员负责传媒联系等等。事实上，在大部分的政策局，公务员都会协助问责官员对议员和持份者进行游说工作。所谓公务员不从事政治工作的说法，使问责官员和公务员重分工，轻合作，未能形成一支有效应对恶劣政治环境的团队。公务员不隶属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规定也是另一个值得商榷的安排。西方国家有成熟的政党政治经验，其问责官员有能力带专家顾问进入政府。反观香港，政治人才不足，公务员不隶属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使后者难以顺利展开工作，这对于需要在局长缺勤时署理职务的副局长而言，影响更大。除此之外，加强问责官员办公室的资源和人手配置，对他们提供更全面的培训，都有助于他们面对繁重的工作和复杂的政治形势。根据《“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央授权特区实行高度自治，但对属于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也有监督权。香港主要官员的问责对象除了特区，还包括中央政府。最近有意见认为，中央对主要官员除了任免权，还应该有监督权。这种监督权通过什么机制行使，会对现有问责制产生什么影响，是香港问责制日后发展的一个关注重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兵 2017-01-20 2016年国际形势动荡多变，意外频发。2016年中国外交高度重视、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2016年国际形势动荡多变，意外频发。世界经济低迷不振，英国脱欧让人始料不及，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中东乱局交替升温，恐怖势力蔓延扩散，逆全球化思潮日益显现，国际格局调整步伐加快。纷乱的国际形势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忧虑。对于中国来说，关键是在“乱局与变局”中把握大局，在激烈复杂博弈中维护利益，在世界经济转型中助力发展，在全球治理变局中引领方向，负起大国担当，抓住机遇，克服挑战，努力推动国际格局更加和平、稳定，引领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合理，使世界朝着繁荣安全的方向发展。外交理论、外交话语不断成熟2016年中国外交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外交理论体系创新。理论创新是中国外交行稳致远的保障，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必然要求，为全球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做出了中国贡献。中国外交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潮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提出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观，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以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为核心的合作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系统阐述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倡导构建金融、贸易投资、能源、发展等四大治理格局，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描绘了“中国路线图”。这些都充实完善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外交及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强了对外交话语权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明确提出建设对外话语体系任务。首先，近年来中国在推进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的同时，取得了更多话语权。中国丰富的外交实践时时刻刻都在产生着“中国理念和中国故事”。其次，中国在国际机构中的话语权不断提高。目前大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是制度话语权之争，在国际机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第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权建设发挥了独特的优势。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传承，不忘初心和继续前进的改革精神，生机勃勃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成为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持续向前的动力。外交布局不断调整与完善2016年中国的外交布局体现一些新特征，功能领域外交更加突出，国别区域外交稳步发展，外交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的立体外交、总体外交。中国外交布局更加凸显了全球治理、维护主权领土完整、“一带一路”等议题，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与多边外交也稳步推进。勇于担当，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过去一年里，中央政治局两次就全球治理进行集体学习，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作出顶层设计，提出了加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以全球治理为切入点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成功主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面对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源性问题，我们开出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中国药方”，推动各方把创新和结构性改革作为开创世界发展新局的主线；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利马会议上，中国反对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向更加包容普惠方向发展，提出推进亚太自贸区、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的中国方案；中方高度重视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签署了《巴黎协定》，在杭州峰会期间中美元首共同交存《巴黎协定》批准书，彰显了大国担当。据理力争，坚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今年围绕所谓南海仲裁案，中国坚持原则，多方工作，有效揭露了临时仲裁庭越权、扩权甚至滥权的非法行径，挫败了仲裁案背后的阴谋，让阴谋和谎言无处遁形，让事实和真相大白于天下，推动南海问题重新回到直接当事国对话协商解决的正确轨道，并抓住菲律宾总统换届之机，实现了中菲关系的转圜，有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地区稳定。积极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突破。习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议会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中国愿同沿线国家携手打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四大指向的丝绸之路，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大方向，描绘了共建新丝绸之路的新愿景，得到国际社会普遍响应。迄今为止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积极支持和参与的态度，已同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机制创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运营，丝路基金首批投资项目顺利启动。维护周边稳定合作大局。习近平主席先后访问柬埔寨、孟加拉国，并出席金砖峰会和上合组织峰会；李克强总理访问老挝并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峰会；中方接待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访华。这些外交活动巩固了老朋友传统情谊，确保了双边关系的平稳过渡，扫除了双边交往与合作的重大障碍，积极推动周边各种机制建设。保持与主要大国关系稳定。习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杭州峰会期间再次聚首，两国元首的坦诚交流和战略沟通，达到了增信释疑的积极效果。美国大选结果公布后，习主席很快就同当选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为下一步中美关系发展发出十分积极的信号。中俄元首年内实现五次会晤，对两国关系发展及时作出新的战略规划和部署，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习主席年内两访中东欧，李总理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里加会晤，巩固“16+1”合作前行势头，描绘了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新蓝图。习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果阿会晤期间全面总结金砖合作10年成就和经验，坚定金砖成员国合作信心，巩固金砖国家团结，为加强金砖合作提供强劲动力。拓展发展中国家“朋友圈”。今年中国又同七国新建伙伴关系，同11国提升伙伴关系定位，其中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中东方向，习主席首次访问中东地区，推动同沙特、埃及、伊朗三国关系迈上新台阶，并在阿盟总部全面系统阐释中国新时期的中东政策，完善了在中东的战略布局。非洲方向，今年共接待近20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或来华出席相关活动，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推动中非友好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拉美方向，习主席刚刚结束第三次拉美之行，中国同厄瓜多尔、智利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高度，并在秘鲁国会发表面向整个拉美的重要演讲，倡导铸就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推动构建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形成并日益完善。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随着特朗普上台与美国在全球的战略紧缩，中国有机会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化动能转换和全球治理模式转变的进程中，中国的角色将变得越来越突出和具有决定性，中国可能有更多机遇在全球扮演引领者甚至领导者的角色，关键取决于中国能否审时度势在关键时机和国际议题上切入。首先，在对美外交上，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推动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共同维护和推动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完善。2017年中国外交将面对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随着“特蔡通话”事件、特朗普鹰派团队的成形，中国学界与外交界对特朗普政府持审慎与观望态度。特朗普在经贸、朝核、台湾问题、南中国海等问题上，都显示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性，敢于触碰中国的敏感底线，预料在其上台执政初期中美可能会出现很多冲突和矛盾。特别是贸易和汇率政策将是特朗普对华战略中最值得关注的焦点，特朗普很可能收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加大对中国贸易的调查力度，甚至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当前中国须避免过早做出结论，对特朗普听其言观其行，保留在他上台后与其良性互动的空间。中美双方还需经过一段磨合期，相互了解和熟悉，以避免发生意外状况。目前对美外交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并开辟新的合作前景。其次，借“一带一路”“金砖机制”担当起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美国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美国优先”倾向，意味着传统西方大国正走向逆全球化，中国可有更多机会在全球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中国将在2017年举办高规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两大主场外交，中国可通过“一带一路”“金砖机制”来举起推动全球化的大旗，在全球化动能转换和全球治理模式转变中，发挥引领作用，为打造开放型经济格局、提振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咏梅 2017-01-20 2016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供给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6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取得实质性进展。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6.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至52.8%，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2%，新增城镇就业1,067万人，经济发展已经展现许多新亮点，凸显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振了市场预期和信心，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稳，经济增速持续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由降转稳的条件逐步积累。加深加快推进国企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习近平主席多次就国企改革发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一指示是在顶层设计阶段过去、改革实施阶段到来时发出的，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再一次动员。从宏观上说，一些国有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象，从微观上讲，一些国有企业自身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国有企业必须要以积极的态度、坚定的决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作出贡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有效调控宏观经济，不断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和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坚定不移依靠和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必须要坚定不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去库存”“去产能”2016年的“去库存”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1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69,095万平方米，比10月末减少427万平方米。挖掘潜在的消费人群以实现房地产“去库存”，是解决当前房地产市场价格非理性的重要途径。从供给看，无论房地产投资、新开工还是购置土地等都显示房地产市场需要一个合理的引导。鼓励住房消费的政策导向不仅仅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考量，更是由于楼市正面临痛苦的去库存阶段，这既关系到启动需求，又关系到化解风险。为此，政府从财税、信贷、公积金等相关政策出发，鼓励改善性需求入市，加快商品房库存消化。为了千方百计实现“去库存”目标，除了从市场需求端因地施策之外，对供应端即土地市场的调节也成为楼市政策的一大重点。房地产“去库存”将会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有必要与市场结合到一起，通过改革打破一切制度门槛，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去产能”与“去库存”同样重要。国家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钢铁去产能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2.5亿吨的目标任务均已提前、超额完成。去产能，既要继续化解过剩产能，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又要紧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去产能工作。产能过剩是新常态下中国传统经济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是当前经济运行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的形势依然非常严重，它带来企业的恶性竞争，带来盈利能力的减弱，最后导致企业信心的减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是解决企业困境的当务之急。我们今天面临的产能过剩，一方面是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有效供给不够。让过剩产能出清的方法有很多种，企业破产和兼并重组都较为常见。“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一关键点。僵尸企业就像是一个个“黑洞”，不仅不能够给社会创造财富，而且它吸附甚至吞噬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使得我们本来应该用于扶植新兴产业或者新经济的宝贵资源被僵尸企业所拖累。此外，僵尸企业无法解决就业。所以，政府把清除僵尸企业作为重中之重。“去杠杆”“降成本”“去杠杆”，既要降低企业杠杆率，又要不断规范政府举债行为。10月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1%，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目前，部分银行已经签订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规模超过1,000亿元。“去杠杆”任务的制定，有利于化解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更有利于“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为应付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需要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时，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若地方政府债务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则可能带来一定风险，“去杠杆”这一任务实际上是对此做出了一个预案，而实现这一任务的重要前提就是加强债务置换的工作。此外，对于非法集资、以互联网为幌子的非法融资等金融领域的违法违规操作行为必须加大查处力度。与“去杠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实体企业的“降成本”问题。总的看，企业成本降低，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8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0.24元。全年预计降低企业成本超1万亿元。“降成本”，应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尤其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目前，我国实体企业明显面临着负担过重、成本过高的问题，尤其是中小企业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政府在给企业提供更多便利时，要注重多提供一些一站式服务，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具体措施方面，要不断减少地方设置的“门槛”，特别是省市一级的工商税务部门，要加强提供一站式服务的能力。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减税降费，特别严格地整治不合理收费问题，同时，要降低物流成本，减少相关收费，考虑完善物流费用的结构。实施创新驱动补短板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要集中力量把功夫用到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进而推进经济增长驱动由旧动力向新动力的转换。创新应是全方位的，包括制度、理论、技术、模式等创新。经济增长首先依靠技术创新提高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其次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改革，包括国企、财税、金融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都应加大推进力度。其次，要推动全社会力量进行创新、创业。社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要激发它们的创新动力，特别是国有企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个人是创业的主体，要改革科研、教育体制，解决当前应试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弊端和问题，培养创新型人才。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三者应协同努力，共同打造公共创新平台，在社会上形成整体创新合力，给那些有创新能力但资金缺乏的个人提供更多的帮助。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持，所以要通过金融创新支持科研成果转化，如大力发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新型金融业务支持创新创业，还应鼓励跨国创新合作，特别是重大技术研发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五大理念助推供给侧改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经济发展规律性的总结，秉持这样的理念，是实现供给侧改革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创新才有活力、协调才能和谐、绿色才能环保、开放才能融入、共享才能聚力。在五大理念的指引下，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呈现“五稳”、“五好”特征：增速稳、价格稳、就业稳、产业稳和需求稳；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创新和新动能成长较好、企业效益增长较好、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市场预期转好。 “五大发展理念”用新的发展理念提示发展规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用新的发展理论引领时代发展，拓展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格局和新面貌；用全规律的发展理念指引未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夯实根基、开辟道路。

天大研究院 2017-01-19 缺乏全球治理体系支持的各国政府，便只能独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分配问题。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泛滥便顺理成章。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考虑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从英国脱欧到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多声音正将全球化视为种种国内问题的根源，并以极其简单的线性思维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逆全球化。不过，这并不符合中国的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明确表示反对让全球化为世界乱象背锅，并特别指出全球发展失衡的矛盾令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落空。情绪化或出于选票需要抱怨全球化无疑是错误甚至危险的。在发出抱怨之前，我们首先应思考的是，经济全球化能解决什么、不能解决什么。从财富创造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确实已将人类物质生活水平推上了一个新高度。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国际格局发生巨变，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各国政府间的协商、企业间的合作、民间的交流以及私人的往来等蓬勃展开；而自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后，信息、知识、思想等在虚拟空间的“全球化”也是不断进步。二十多年来全球化趋势所营造出的新局面，甚至已被定义为“世界是平的”，它所解决的，是各类政策、技术壁垒、障碍，从而使资本、物、人、信息等的交流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它所创造的，是大量新财富，从而令各国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升。不过，从财富分配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不称职”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部分产业、企业可以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地选择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生产地点、生产方式时，服务于这些产业、企业的个体却选择相对有限甚至处于只能被动接受的境地。同时，当部分产业、企业可以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政策、技术红利时，另一部分产业、企业或受制于自身禀赋，或受压于新兴技术，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当类似情况出现在一国之内时，传统经济学理论早已作出相应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譬如政府如何从分配方面着手，对在竞争中失利的企业及其员工给予相应支持、照顾。然而，当上述情况发生在全球化时代时，缺乏全球治理体系支持的各国政府，便只能独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分配问题。在竞争中失利的个体矛头所指，也不再只是其所在的一国政府，还包括了创造出大量新财富和无数受益者的全球化体系。选票压力之下，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泛滥便顺理成章。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演讲中提出了四大解决方案，其中包括要“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我们认为，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所无法解决的财富分配问题，各国政府在调整、完善本国治理模式的同时，也应考虑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举例而言，美国政府于2010年开始实施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以及中国自2014年以来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启动的反腐败境外追逃，都是对全球合作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的积极尝试。仅2016年1月至11月期间，中国就追回外逃人员908人，其中 包括“百名红通人员”19人，追赃金额为23.12亿元人民币。众所周知的是，这些中国贪官之所以能在任职期间获得大量非法财富，除了国内治理模式滞后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全球化带来的财富转移便利也是其中一项诱因。类似的问题，目前正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重复发生。如何在涉及全球财富分配的问题上参与全球治理体系，这是充满挑战的复杂新问题，目前较为现实的做法，还是各国根据自身需要，在具体项目上，在现行国际法和外交体系的框架内，向相关国个别提出需求与建议，并对它国给予对等的支持与协助。为解决我们所共同面对的财富分配新问题，各国政府需要在倾听本国民众呼声的同时，站在历史的高度探讨合作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以此逐步完善只忙于创造财富的全球化。唯有如此，世界才能不断克服困难，“携手向着未来前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子榕 2017-01-06 两岸交流确实已取得长足进步，但现实情况是愈走两岸愈疏远。两岸人民交流的方式需要有大的突破，重点是下沉和做实。 2005年“胡连会”之后，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自2008年起，时任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注重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加强两岸人民往来，开放大陆人民自由行，签署了23项经贸协议等。除了官方交流外，民间团体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两岸交流应该愈走愈通畅才对，但现实情况是愈走愈疏远。两岸交流确实已取得长足进步，但持续一段时间后，许多问题开始出现，需要双方去正视和解决。密切交流没有拉近两岸关系陆方敞开大门，欢迎台方各政党赴陆交流甚至合作。台湾政党中，有的接受陆方善意，就带了一些政策协议回来；有的表面迎合陆方，回来还是把陆方骂得一塌糊涂，欺骗民众；有的号称统派，却一味抢资源，中饱私囊。台湾民众的感受是，无论是政策还是协议，都是特定群体得利，几乎只有政党人士或是特定企业才享受得到，民众不良观感自然形成，甚至认定部分统派是“买办”。很多台湾民众慢慢觉得，这都是政党间私下的利益。民众无感，积极意义就不容易体现出来，负面情绪自然渐渐积累，难以消除。后来陆方似乎意识到光靠政党交流不行，民间交流未能有效促进认同与改善歧见，于是两岸开放互通往来，多以经贸、旅游、文化等作为主要管道，力求以“求同存异”达致双方共识。然而，陆客来台观光，台湾店家变相涨价、旅行同业削价竞争、观光景点人潮拥挤，虽在经济上带来利多，但这是针对旅游观光、酒店餐饮、农渔业者独享的政策。通过旅游观光业吸引大陆游客，台湾人所听所闻大多是人潮拥挤、秩序卫生、破坏景点等问题。这些问题自旅游开放便存在，只是随着来台人数增加更增多而已。台湾人“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矛盾心态尽显无遗。交流成果遭反对服贸协议、货贸协议甚至是FTA，被政客与当时在野的民进党操作成“卖台”协议。台湾群众与年轻学子不明真相，成为被利用的棋子。要了解这些政策不难，可由于国民党倡导和文宣力度不够，造成所谓的“黑箱作业”及“318太阳花学运”。 对于两岸交流成果，台湾民众“感性”大于“理性”，缺乏判断、是非不明。在媒体渲染下，台湾几乎整个社会呈现“病态”价值观，现在的执政党也在自食恶果。当初国民党有多少政策是有利于台湾更多民众的，但在野的民进党就是要反对国民党，借题发挥，以博取感性选民的支持。当那些年轻人在抗议两岸交流导致他们收入不足的时候，并没有想过他们在抗议、砸“行政院”和“立法院”这段时间，少赚取了多少薪资，而要吃苦的高薪资工作他们也不愿意去。这是台湾教育与价值观的偏颇，让这一代的年轻人缺乏竞争力，可惜也可悲。年轻人无法面对“现实现况”是台湾目前最大的问题之一。交流没有解决认同问题两岸人民认同差异问题已经愈来愈严重。在去中国化教改后，台湾学生不了解完整的两岸近代史，对两岸关系的认识更加缺乏历史深度。如果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沿革没有正确、合理、客观的了解，再多的访问交流、研讨座谈，都变成流于形式。台湾受邀团体回台未将陆方活动及内容在岛内正面传播，不但浪费了主办单位的时间，也是在消费主办方的美意。为何台湾年轻学子对民族没有认同感？笔者认为国、民两党都得负起责任。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情结、民进党的“去中国化”，台湾教育课纲的两岸历史只剩“台湾历史”，所以在李登辉12年、陈水扁8年统治后，青年学子对两岸关系和历史是呈现“断片”、“不了解”、“不想知道”的情况，导致失去对两岸血浓于水的民族认同。三民主义第一个“民”就是民族，民族与国族认同至关重要，这攸关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台湾今日被边缘化，在世界上孤立无援，放弃三民主义的“民族”价值是直接原因。台方投机 陆方无力近年来两岸青年交流参访座谈频繁，但是成果不彰，台方投机，陆方无力。最近这一年多，无论是民革、台联、台盟、统促会、黄埔军校同学会、两岸学者座谈会等活动，主办方都尽心尽力，诚意可嘉。然而，这中间也有一些问题存在。陆方对台单位众多，涵盖面广，近几年从政党交流、经贸交流、民间交流至如今最重视的青年学子交流。因为台湾在2014年发生了“318学运”而引起后面整个政治局势的改变，陆方发觉在青年学子交流这一方面必须重视，所以近期交流大多着重在青年这一块。不过，这中间存在一个问题：陆方主办单位邀请台湾方面来访时，重迭性太高，每次交流大多是同一群人，未能达到扩大传承交流的目的，同时也未考虑团员的行为品德及言行举止。这些参与交流的台湾人士，太多滥用大陆机构名义，行不当行为甚至诱骗台湾群众，比如招商引资不当获取利益。这些人回台后，资源下放不均。真正用心者需要掏钱、花时间、精力放在两岸事务上，但大多得不到真正重视，反而是那些谄媚逢迎者获得大量资源，导致交流目的落空。大陆应重视与培训真正用心从事两岸事务的团队，让这些精英回台后能有后盾，能无后顾之忧地专心于两岸事务上。同时，更应帮助贫困弱势族群赴陆学习交流参访，效果会比重视精英团体更佳。受邀台方的问题，则在于号称统派团体或政党的组团方本身，受邀到大陆交流后，回台后没有将正面的能量带回给台湾群众，只是浪费资源，等着下一次的邀约。享受陆方礼遇，回台后把陆方骂得不堪入耳。自称统派的年轻学子也有许多“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受邀参加陆方各单位的邀请，接受陆媒访问，回台后也是将陆方批评得一文不值。常出现在陆方各场合的硕士、博士，号称某政党的党代表或是中常委之类的人士，甚至对受邀初来大陆的女学员做出不当行为及言语上的伤害，严重损害大陆主办方形象。这些人有点步国民党的后尘，占着位子但不发挥影响力，无法走入群众。光有理论，只想沾光，没有办法走入群众、引领群众，总是在自己的圈子高谈阔论，所以永远不能在台湾获得话语权。虽说统派团体众多，但清楚了解两岸关系近代历史发展乃至大陆发展的过程及一国两制的实质内涵的人其实并不多。在面对群众时，也会面临考验甚至是谩骂等。既然号称统派，就不要怕被贴标签，台湾都自称是“民主社会”，有“台独”的声音，为何不能有“统一”的声音？以民为本、引领群众、关心民众，台湾的氛围就是需要这种精神，难道统派团体不知道？受邀台方多属迎合大陆，缺乏真诚真实精神，这样会将陆方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导致对台工作方式错误且愈做愈无力。马英九错失两岸政治协商良机可以预见的是，大陆会逐渐采取更积极主动的举措，来扮演两岸关系引导者角色，而台湾最佳的谈判筹码和条件已经在马英九手中丧失了。安于现状是错失良机的主要原因，“不统、不独、不武”终究只是暂时的，最终还是得正视现实，将“统、独”议题搬上台面。马英九自身的思维模式和能力不足导致当局无法在政治层面上更进一步。 两岸交流热络的最佳时机正是在马英九先生执政的2008年至2016年“5.20”之前。马英九没有在这8年推进两岸政治协商的进程，导致两岸交流失去方向。他虽然扩大了两岸之间的交往，却错失了最佳良机，原因有二：一是党内派系众多，马英九缺乏反抗压力的魄力和担当；二是过于迎合感性民众的观感，当群众出现不理性的抗争行为时，只会迎合安抚。因此，马在两岸政策的许多方面施不上力，成不了大气候。倘若一个领导人没有魄力和决心采取政策措施，内部的矛盾自然增深，到后面即使有再好的利民政策，民众无感，也是枉然。 对两岸交流的建议两岸人民交流的方式需要有大的突破，重点是下沉和做实。对此，笔者有如下建议：1，参加交流的学生可以放宽到中学层次。这个年龄层尚未接受太深的去中国化教育，可让他们游览大陆历史景点，学习两岸近代历史的课程，文化历史古迹对这些学生的吸引力会较那些大学或以上学生更有新鲜感，从而提高他们对中国的文化认同。2，为大学生提供职业和商业培训机会。陆方可以安排大学生到大陆企业实地研习，可依赴陆参与学习的内容与上课次数分成初阶班、中阶班、高阶班；根据青年人的需求设立创业、就业班，请有相关经验的导师做职前教育、创业培训，避免资源浪费。3，推动和加强基层村里长交流。台湾的村里长做的事就是所属小区的地方建设，陆方可以安排村里长到大陆三、四线城市参观整个城市发展建设，并且请该市负责建设发展的领导或专业人才来做交流讲课，实现城市交流、共同学习发展。4，加强两岸中小企业交流。现今台湾许多中小企业想往大陆发展，却无相应的管道平台；许多台湾人想到大陆创业，但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市场渠道以及大陆的商业模式。台湾的传统商业模式已经落后于大陆多元资本商业模式，大陆可以提供机会，让台湾中小企业主了解大陆的商业模式，带他们参访在陆经营成功的台资企业，去参观访谈及经验分享，从而增加对大陆市场的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