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香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陈云根（笔名“陈云”）出版《香港城邦论》始，到香港理工大学毕业生陈浩天3月28日突然宣布成立倡导港独的香港民族党，香港的“本土论述”正在从“‘文化本土’向‘政治本土’”（陈云语）、从文字发泄向现实操作、从边缘言论向主流话语过渡。尤其是2014年“占中”事件以来，以陈云、黄毓民为代表的城邦派和“勇武派”热血公民（以下简称为“城武本土”）快速崛起，已开始被视为传统建制派和泛民之外的第三支政治力量，其在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中能走多远，也成为陆港政界人士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在预测“城武本土”能走多远之前，准确梳理其“如何走到现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比较分析“城武本土”去年11月在区议会选举中全军覆没，至今年2月在新界东立法会补选中异军突起，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短期内（6个月到1年），“城武本土”获取民意关注乃至支持的主要策略，仍将在于其如何展示自己有多“勇武”，而非有多“本土”。 2015年11月区议会选举 去年11月22日，香港举行区议会选举。由于是“占中”后第一次选举活动，47%的投票率和146.8万的投票人数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土和泛民中代表激进力量的5个派别——城邦派、热血公民、人民力量、社民联和反水客红人“金金大师”——共有22人参选，结果全部败阵。其中，属于本土派系的热血公民6名候选人只获得3,006票，城邦派1人得票仅为可怜的172（其独立候选人对手得票为1,611票，几乎是其10倍）。热血公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泛民系的人民力量，9人共获11,503票，其中南区海怡西袁弥明一人就取得2,245票，成为激进派的“票后”。不过区选后，陈云、黄毓民、黄洋达等虽坦承失败，但并没有因此而调整激进的行动方式。 2016年2月新界东补选 仅仅3个月后的2月28日，香港立法会举行新界东选区补选，胜选者将填补泛民系前公民党议员汤家骅辞职后留下的空缺。建制、泛民、本土等共7名候选人角逐，结果虽然是公民党候选人杨岳桥险胜民建联的周浩鼎，但最令坊间意外的是，之前名不见经传的本土派小团体本土民主前线（简称“本民前”）候选人梁天琦发力，在陈云、黄毓民等本土大佬的全力助选下，一举获得6.6万多选票，得票率达15.4%。事后梁及部分泛民和本土人士都表示，该结果意味香港政治力量从此进入“三分天下”的阶段。 曾有美国学者指出，在2000年的一份民调中，当回答会有多“相信华盛顿政府能做正确的事”时，只有30%的美国人选择“总是”或“大多数时候”；而在“911”事件发生两周后的同类调查里，这一数字翻了一倍多，升至惊人的64%。短时间内民意出现如此逆转，当然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出现质的变化，而只是因为民众情绪受到重大突发事件的刺激，才作出明显不同于以往的非理性选择——或按认知科学的表述方式，这是一种在情感主导下产生的认知偏差。 同理，从11月22日到2月28日这97天里，如果说本土派自身发生了大变化，无疑是不准确的。因此可以确认，两次投票所表现出来的差距，主要应归因于一个新变量的出现，即2月8日晚至9日凌晨的“旺角骚乱”。其传导路径大致为：骚乱后近三周时间里，“城武本土”充分利用事件所激起的社会舆论和民众情绪，策略性地支持在骚乱中获得最多曝光率的本民前成员梁天琦——陈云更是少有地为梁站台并发表中英文演讲。而在骚乱之前，不仅政治圈内人士都未必能说清“占中”后才成立、主要成员只有60多人且多为90后的“本民前”是一个怎样的组织，而且本民前自己也曾一度更接近泛民系的“学苑本土”（梁本人就是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的编辑），而非陈云和黄毓民。 更“勇武”而不是更“本土” 如果说在浮出水面、走向“政治本土”的第一阶段（该阶段已随“占中”爆发而结束），本土派是以颇具新意且部分符合民间情绪的“本土论述”赢得关注，那么在确定要走向“议会抗争”的第二阶段，文字和不完善理论所能激发的情绪，已不足以支撑本土派继续走下去。此时，“暴力抗争”——无论有心抑或无意——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获取舆论关注的不二法门。尤其在公民党正式公布本土政纲、泛民系原学民思潮部分成员有可能也转向本土、直接以港独为诉求的政党已经成立的情况下，“城武本土”要想区分于其它以“本土”为标签的派别，仅靠言论已不足够，而很可能要付诸行动，即是否足够“勇武”。而“勇武”的最大作用，就在于“冲突”能在最短时间内，对舆论和公众情绪造成最大限度的冲击。 香港政局面临新挑战 “城武本土”、“百日之变”所显示的，是两方面的新挑战。从短期看，激进本土已通过激化民众情绪获益颇多，而由于黄毓民有长期通过“抗争”姿态赢得舆论关注的经验，因此在9月立法会选举前，“城武本土”很有可能会选择合适的机会，继续通过“勇武”的暴力姿态提高关注度，将“街头抗争”与“议会抗争”相结合，使前者成为后者的有力支持。 从长远看，“城武本土”是目前香港主要政治派系中，将“喊口号”、“摆道理”、“讲故事”和“刷情绪”四种政治宣传方式结合得最好的一支。“喊口号”有助于在短期内激发斗志，适合譬如战争环境或竞赛环境；“摆道理”适合自上而下的单向宣传，在垄断信息发布渠道情况下效果更佳；“讲故事”是媒体市场化、发布渠道多元化和双向沟通环境下受众渴望“平等”互动的客观要求；而“刷情绪”则是“讲故事”在特定阶段——如选前——的一种表现：通过短期内具有戏剧性效果的冲突，激发公众情绪，从而左右其投票意愿。而越是临近投票时点的情绪变化，就越可能对选举结果造成无法改变的影响。 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前的2004年台湾大选，陈水扁已凭“一颗子弹”事件充分展示，公众情绪如受到强烈刺激，很难在24小时内被扭转；而在移动社交和智能手机相结合的时代，公众情绪更容易在短时间内被“点燃”，其对最后选情的影响也更大——无论是今年台湾大选前夜的周子瑜认错视频，还是梁天琦在新界东补选中的冒起，都是绝佳的例证。 政策建议 在去年政改之后的分析文章中，笔者曾对本土派的发展和泛民系的分化作出推演。事实证明，受类似“旺角骚乱”等不可预测突发事件的影响，本土成长和泛民分裂的步伐都较9个月前估计更快。那么，在立法会选举前这6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本土派——抑或其它政治力量——是否会复制“严重冲突——刺激民众情绪——影响投票”的模式，应该是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一点。 在吸取“旺角骚乱”处理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建议，在9月立法会选举前： 一，对于具一定组织能力的激进本土组织，政府应加强对其行动信息的了解和分析，尤其应及时跟进这些组织在社交媒体如Facebook和网络社区如高登网上的信息。 二，“旺角骚乱”的直接起因是“撑小贩”事件，香港警方应对类似事件制定更细致的应对方案。针对不同地区（尤其是油尖旺区域）和不同规模，预案应有具体针对性，应以阻止事态扩散和公众情绪激化为目标。 三，冲突甚至暴力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需设法及时发布准确信息。在保护好国际和本地媒体从业人员安全的同时，以“讲故事”等更人性化的方式与媒体沟通。应尽量避免冷冰冰的信息发布、简单的“摆道理”和重复口号。 而从更深的层面讲，香港政府必须尽快通过具体行动而非口头表态，证明其坚决维护社会法治底线的决心，从而令所有政治活动参与者清楚明白政治博弈的法律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