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June 7, 2016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翟云霆 2016-06-07 从短期看,激进本土已通过激化民众情绪获益颇多,而由于黄毓民有长期通过“抗争”姿态赢得舆论关注的经验,因此在9月立法会选举前,“城武本土”很有可能会选择合适的机会,继续通过“勇武”的暴力姿态提高关注度,将“街头抗争”与“议会抗争”相结合,使前者成为后者的有力支持。 从2011年香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陈云根(笔名“陈云”)出版《香港城邦论》始,到香港理工大学毕业生陈浩天3月28日突然宣布成立倡导港独的香港民族党,香港的“本土论述”正在从“‘文化本土’向‘政治本土’”(陈云语)、从文字发泄向现实操作、从边缘言论向主流话语过渡。尤其是2014年“占中”事件以来,以陈云、黄毓民为代表的城邦派和“勇武派”热血公民(以下简称为“城武本土”)快速崛起,已开始被视为传统建制派和泛民之外的第三支政治力量,其在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中能走多远,也成为陆港政界人士所关心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在预测“城武本土”能走多远之前,准确梳理其“如何走到现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比较分析“城武本土”去年11月在区议会选举中全军覆没,至今年2月在新界东立法会补选中异军突起,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短期内(6个月到1年),“城武本土”获取民意关注乃至支持的主要策略,仍将在于其如何展示自己有多“勇武”,而非有多“本土”。2015年11月区议会选举去年11月22日,香港举行区议会选举。由于是“占中”后第一次选举活动,47%的投票率和146.8万的投票人数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土和泛民中代表激进力量的5个派别——城邦派、热血公民、人民力量、社民联和反水客红人“金金大师”——共有22人参选,结果全部败阵。其中,属于本土派系的热血公民6名候选人只获得3,006票,城邦派1人得票仅为可怜的172(其独立候选人对手得票为1,611票,几乎是其10倍)。热血公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泛民系的人民力量,9人共获11,503票,其中南区海怡西袁弥明一人就取得2,245票,成为激进派的“票后”。不过区选后,陈云、黄毓民、黄洋达等虽坦承失败,但并没有因此而调整激进的行动方式。2016年2月新界东补选仅仅3个月后的2月28日,香港立法会举行新界东选区补选,胜选者将填补泛民系前公民党议员汤家骅辞职后留下的空缺。建制、泛民、本土等共7名候选人角逐,结果虽然是公民党候选人杨岳桥险胜民建联的周浩鼎,但最令坊间意外的是,之前名不见经传的本土派小团体本土民主前线(简称“本民前”)候选人梁天琦发力,在陈云、黄毓民等本土大佬的全力助选下,一举获得6.6万多选票,得票率达15.4%。事后梁及部分泛民和本土人士都表示,该结果意味香港政治力量从此进入“三分天下”的阶段。曾有美国学者指出,在2000年的一份民调中,当回答会有多“相信华盛顿政府能做正确的事”时,只有30%的美国人选择“总是”或“大多数时候”;而在“911”事件发生两周后的同类调查里,这一数字翻了一倍多,升至惊人的64%。短时间内民意出现如此逆转,当然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出现质的变化,而只是因为民众情绪受到重大突发事件的刺激,才作出明显不同于以往的非理性选择——或按认知科学的表述方式,这是一种在情感主导下产生的认知偏差。同理,从11月22日到2月28日这97天里,如果说本土派自身发生了大变化,无疑是不准确的。因此可以确认,两次投票所表现出来的差距,主要应归因于一个新变量的出现,即2月8日晚至9日凌晨的“旺角骚乱”。其传导路径大致为:骚乱后近三周时间里,“城武本土”充分利用事件所激起的社会舆论和民众情绪,策略性地支持在骚乱中获得最多曝光率的本民前成员梁天琦——陈云更是少有地为梁站台并发表中英文演讲。而在骚乱之前,不仅政治圈内人士都未必能说清“占中”后才成立、主要成员只有60多人且多为90后的“本民前”是一个怎样的组织,而且本民前自己也曾一度更接近泛民系的“学苑本土”(梁本人就是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的编辑),而非陈云和黄毓民。更“勇武”而不是更“本土”如果说在浮出水面、走向“政治本土”的第一阶段(该阶段已随“占中”爆发而结束),本土派是以颇具新意且部分符合民间情绪的“本土论述”赢得关注,那么在确定要走向“议会抗争”的第二阶段,文字和不完善理论所能激发的情绪,已不足以支撑本土派继续走下去。此时,“暴力抗争”——无论有心抑或无意——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获取舆论关注的不二法门。尤其在公民党正式公布本土政纲、泛民系原学民思潮部分成员有可能也转向本土、直接以港独为诉求的政党已经成立的情况下,“城武本土”要想区分于其它以“本土”为标签的派别,仅靠言论已不足够,而很可能要付诸行动,即是否足够“勇武”。而“勇武”的最大作用,就在于“冲突”能在最短时间内,对舆论和公众情绪造成最大限度的冲击。香港政局面临新挑战“城武本土”、“百日之变”所显示的,是两方面的新挑战。从短期看,激进本土已通过激化民众情绪获益颇多,而由于黄毓民有长期通过“抗争”姿态赢得舆论关注的经验,因此在9月立法会选举前,“城武本土”很有可能会选择合适的机会,继续通过“勇武”的暴力姿态提高关注度,将“街头抗争”与“议会抗争”相结合,使前者成为后者的有力支持。从长远看,“城武本土”是目前香港主要政治派系中,将“喊口号”、“摆道理”、“讲故事”和“刷情绪”四种政治宣传方式结合得最好的一支。“喊口号”有助于在短期内激发斗志,适合譬如战争环境或竞赛环境;“摆道理”适合自上而下的单向宣传,在垄断信息发布渠道情况下效果更佳;“讲故事”是媒体市场化、发布渠道多元化和双向沟通环境下受众渴望“平等”互动的客观要求;而“刷情绪”则是“讲故事”在特定阶段——如选前——的一种表现:通过短期内具有戏剧性效果的冲突,激发公众情绪,从而左右其投票意愿。而越是临近投票时点的情绪变化,就越可能对选举结果造成无法改变的影响。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前的2004年台湾大选,陈水扁已凭“一颗子弹”事件充分展示,公众情绪如受到强烈刺激,很难在24小时内被扭转;而在移动社交和智能手机相结合的时代,公众情绪更容易在短时间内被“点燃”,其对最后选情的影响也更大——无论是今年台湾大选前夜的周子瑜认错视频,还是梁天琦在新界东补选中的冒起,都是绝佳的例证。政策建议在去年政改之后的分析文章中,笔者曾对本土派的发展和泛民系的分化作出推演。事实证明,受类似“旺角骚乱”等不可预测突发事件的影响,本土成长和泛民分裂的步伐都较9个月前估计更快。那么,在立法会选举前这6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本土派——抑或其它政治力量——是否会复制“严重冲突——刺激民众情绪——影响投票”的模式,应该是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一点。在吸取“旺角骚乱”处理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建议,在9月立法会选举前:一,对于具一定组织能力的激进本土组织,政府应加强对其行动信息的了解和分析,尤其应及时跟进这些组织在社交媒体如Facebook和网络社区如高登网上的信息。二,“旺角骚乱”的直接起因是“撑小贩”事件,香港警方应对类似事件制定更细致的应对方案。针对不同地区(尤其是油尖旺区域)和不同规模,预案应有具体针对性,应以阻止事态扩散和公众情绪激化为目标。三,冲突甚至暴力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需设法及时发布准确信息。在保护好国际和本地媒体从业人员安全的同时,以“讲故事”等更人性化的方式与媒体沟通。应尽量避免冷冰冰的信息发布、简单的“摆道理”和重复口号。而从更深的层面讲,香港政府必须尽快通过具体行动而非口头表态,证明其坚决维护社会法治底线的决心,从而令所有政治活动参与者清楚明白政治博弈的法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