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6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开颜 2016-12-30 澳门社会必须用好用足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尽享政策所带来的红利。会展业和金融产业可以作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突破口。 过去两年多博彩收入持续下跌，澳门社会各界都充分意识到，过分依赖博彩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在国际金融形势诡谲多变、中国内地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加快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有其迫切性。稳妥推进经济多元化众所周知，澳门是高度开放的微型经济体，因此，在一个有限空间和市场规模下形成一个突出的龙头产业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政府税收若对博彩业过度依赖，一旦博彩业遇上特有的负面冲击，将会影响澳门社会的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因此澳门不能过度倚重博彩业，也不可任其规模无限扩张。虽然博彩业一业独大挤压了其它产业的发展空间，但是政府如果希望通过政策压制博彩业的发展来推进经济多元化，结果极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根据过去十多年澳门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博彩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博企的本地采购也惠及澳门的广大中小企业。短期而言，澳门整个社会经济对博彩业的依赖局面仍难以有所转变，因此，如果博彩业急剧萎缩，将动摇国际投资者对澳门的信心，可能会给澳门的经济带来严重打击。博彩业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既不能过分地被倚重，也不能轻易被否定。特区政府既要保持博彩业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又要维护澳门社会及居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微型经济体要在“产业单一”和“多元化”之间取舍，是一个两难境地。经济多元化可以保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优势，又能降低经济周期影响，但是知易行难，澳门在推行经济多元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就需要考虑到底是“垂直多元”，还是“横向多元”。从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澳门经济仍然以博彩旅游业为主导。“垂直多元”是指通过产业内部的分工细化和价值链条延伸，以实现专业化的竞争优势。这就意味着要在博彩业继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做大做强旅游业，并发展与之密切相关的产业，如会议展览、商贸服务等。总体来讲，就是借助主导产业的优势，向下“垂直”多元，从博彩业推进到综合性旅游业、会议展览业，以及航空运输、物流业。“横向多元”是指产业结构的多样化，要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二者之间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比例关系。“横向多元”对澳门经济的稳定发展、居民就业的多元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支持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加快发展休闲旅游、会展商务、中医药、文化创意等产业”。然而，博彩旅游业已经占用大量土地、资金和人力资源，制造业又在逐渐萎缩，此刻想推动“横向多元”绝非喊一两句口号就能轻易实现。不过，从长远角度来看，“横向多元”是降低经济风险的有效办法，香港、新加坡、卢森堡、冰岛等地一直都致力于维持产业适度多元化。所以，澳门将来必须以这个目标为努力方向。经济多元化两大突破口特区政府已经明确了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推动经济多元发展，为此笔者提出两个产业可作为推动经济多元的突破口。一、会议展览业。以博彩业为主导，发展相关联的会展、零售、娱乐、文化创意等产业，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建立国际旅游休闲中心。过去几年，政府一直致力推动会展业发展，在经济局增设“会展及产业发展厅”，专门负责会展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政府还通过“会展活动激励计划”向在澳门举办会展活动的主办单位提供场地租金、餐饮、住宿、货运物流、宣传推广等方面资金支持，从而吸引国际买家来澳参观，鼓励本地会展活动更趋向于巿场化和专业化，把澳门打造成为举办各类型会展活动的理想目的地。从国际经验来看，澳门在发展会议展览业方面具有不少优势。首先，澳门是世界著名赌城，对发展会展业有重要的吸引力。其次，澳门旅游业蓬勃发展，具备会展业发展所需的“吃、住、行、购、娱”等优质服务。再次，澳门背靠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扎实的产业基础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此外，澳门与欧洲国家及葡语国家都有紧密的商贸、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又有一批懂得葡语的专业人才。这种优势有利于澳门发挥“中葡商贸服务合作平台”的作用，为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企业走向国际、为中国与欧洲及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牵线搭桥。澳门可以将会展业发展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之间的投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平台，从而拉动与旅游密切相关的酒店业、餐饮业、娱乐业、商贸服务业以及金融保险业等各个行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二、特色金融。金融业是澳门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2015年包括银行、保险及退休基金在内的金融业占GDP的6.9%，仅次于不动产业的10%（博彩业占GDP的48%）。虽然曾有建议认为金融业应该成为经济适度多元化战略的重点，但基于各种原因，金融业并未得到重视。现在情况有所改变，2016年政府施政报告提出要“发展澳门特色金融产业”，金融业在非博彩业中的重要性仅次于会展业，从中可见特区政府锐意发展特色金融的决心。同时，政府将发展特色金融写进《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且在“促进博彩业与非博彩业协同发展”一节中论述，标志发展特色金融的意义已经超越单一产业，成为澳门调整经济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2016年10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正式提出“支持在澳门成立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并出台多项支持政策和措施。澳门可以充分利用无外汇进出管制、与世界各金融中心有直接联系、外汇储备充足等有利条件发展特色金融，在“一带一路”的新格局下为沿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满足沿线国家和地区基建投资、产业融资等金融方面的需求，抓住机遇，借助国家战略实现澳门经济多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是发展特色金融，澳门的金融业或金融产品应该具有其它城市无法仿制的特点，尽量避免与香港、深圳的同质化竞争。总括而言，会展业和金融产业可以作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突破口。不过需要明确指出，这两个产业自身仍存在不少劣势。以会展业为例，澳门会展业设施落后，大型会展场所只有威尼斯人度假村，缺乏政府自己的会展场地。再加上澳门经济规模较小，产业结构单一，澳门要发展会展业必须制订更有针对性的中、长期规划。同样，金融业也面临经济规模有限、金融法规有待完善等约束条件，但是更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澳门缺乏高端金融人才。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优势经济规模、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都是制约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客观因素，值得庆幸的是，澳门在“一国两制”下始终能够得到中央的理解和支持，为推进经济多元发展争取到多项优惠措施。例如，去年中央为澳门划定85平方公里习惯水域，使得澳门突破长期制约发展的土地资源瓶颈。此次李克强总理到访澳门所宣布的包括建设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设立中葡发展基金总部等十九项惠澳政策，更进一步凸显澳门作为中葡商贸合作平台的定位，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开新的局面。所以，澳门要想在推动经济多元方面取得突破，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利用区域合作克服自身的劣势。纵观未来，澳门经济多元发展与区域合作密不可分，澳门社会必须用好用足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尽享政策所带来的红利。与此同时，澳门经济进入深度的调整阶段，推动经济多元发展的速度有必要进一步加快。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肯定博彩业对澳门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同时也要做好准备，发展非博彩业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需要一个漫长的培育过程，切不可奢望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成绩。澳门要加快推动经济多元发展，必须要有突破发展瓶颈的重大决心，在“传承＂现有产业的同时，也要加强“创新＂精神。希望特区政府能拿出魄力和决心，与民间形成合力，制定实施各项施政方针，藉以实现社会繁荣稳定的长期目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步文 2016-12-28 设立“监察机关”是一项重大政治决策。这个决定的要义在于一个政治坚定、执行有力、廉洁高效、公正权威和尊崇法治的长久反贪腐反渎职制度。把“反腐制度化、法治化和长久化”落到实处。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监察机关”新鲜亮相。随后，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由此，一个不同于既有的中共纪检委、行政监察和人民检察的反腐败大构架初显轮廓。重大政治决定设立“监察机关”是一项重大政治决策。中共中央和新一代领导核心以高度政治使命感，决心探索一条适合国情、党情的“反贪腐渎职”道路，设立“监察机关”，试点“监察委员会”。这个决定的要义在于：逐步建立、健全一个政治坚定、执行有力、廉洁高效、公正权威和尊崇法治的长久反贪腐反渎职制度，确立一套相应的宪法、法律体系，创设一套完整的组织、人事体制和反贪腐反渎职运作机制，构筑一套保障“监察机关”自身廉洁、公信和权威的制度，把“反腐制度化、法治化和长久化”落到实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落到实处。设立“监察机关”，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聚焦”，“三个全面”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找到治本的反腐之策，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就是要推动党内监督和专门国家机关依法监督相结合，使依规、依法治党和依法、以德治国相统一，以永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使中共的执政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久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巩固、拓展和深化中共的执政基础。政治改革新谋略设立“监察机关”是重大政治改革举措。与“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并提的“监察机关”，将是由“人大”产生的新的国家机关，是未来国家机构中的新成员，它把现在中共纪检委、行政监察和检察院反贪腐反渎职等职权结合、集中起来，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上“党政合署”、深度整合的“新国家机关”。按照中共中央部署，设立“监察机关”，就会实质性改革现行党的纪检体制、行政监察体制和检察机关反贪腐反渎职体制，甚至改革公安机关的经济犯罪侦查体制，重新架构国家监察权力和监察组织体制，“监察权”成为一项与行政权、司法权并立的权力，一项覆盖所有公权力行使者的权力。这个“监察权”还是监督共产党和共产党实现自我监督的一种国家权力，是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的重要保障。这样的“监察机关”是新中国前所未有的，它在不改变现有国家机构的情况下，形成了新的权力架构，部分改变了现有行政权和司法权格局，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和新的领导核心在政治改革上迈出的巨大步伐。法治化反腐的新体制目前，“监察机关”以及刚开始试点的“监察委员会”，在组织法、程序法和具体权项的法律根据方面，还不充分健全，但是，中共中央一开始就按照法治思路对“监察机关”进行决策。《试点方案》不仅强调了“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的目标，而且明确指出：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市）“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组织架构，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强化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约。王岐山讲得十分明确，“监察委员会”试点省市要为国家监察制度改革全面铺开和制定国家监察相关法律提供实践基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试点工作作出有关决定后，先完成检察机关反贪等部门的转隶，推动人员融合和工作流程磨合；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与执法、司法机关有机衔接、相互制衡，实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充分表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自始就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谋划改革监察制度、设立“监察机关”，将来的“监察机关”是一个有法可依、依法用权、违法担责的国家机关，它的组织和制度设计，反腐败资源的整合，监察范围的扩大，监察手段的充实和革新，都要在法律上进行规定和规范。“监察机关”行使强大监察权，但不允许出现置自身于法外、不受法律制约的局面。为了达成法治化目标，在“监察委员会”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应当修订《宪法》，增加关于“监察机关”的原则性规定；制定“国家监察法”（废止《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的组织、权力、人员资格（不低于司法人员的资格要求）、监察对象和范围、监察执法和调查（侦查）程序、法律责任和其它事项；需要修订《刑事诉讼法》、《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修改涉及纪检的部分党规。这些工作将在“监察委员会”试点初步完成后陆续推进或完成。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坚决周密地试”中共中央部署试点“监察委员会”，有明确的政治要求。第一，思想认识要到位。试点地区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领会这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的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在改革过程中，促成人员融合，实现工作流程磨合、衔接，确保相关人员思想不乱，工作不断，各方面队伍不散；第二，试点责任明确。试点省市的党委担负主体责任，一把手要负总责，纪委要负专责；第三，试点方法务实，试点内容明确。试点省市领导要联系本地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在组织和制度上创新，整合反腐资源，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履行反腐败职责；第四，作为试点任务和目标中的一部分，试点省市要探索出可复制、推广的成熟经验，为在全国设立“监察机关”、制定国家监察相关法律和修改宪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提供实践和制度基础，让人民群众对“监察委员会”的运行和成效感到满意。正如王岐山对试点三省市的领导所说，“监察委员会”在北京、山西、浙江先行先试，既充分体现了中央的信任，又是对他们的鞭策和考验，考验的是“四个意识”和担当精神。参加试点的地方党政领导，要有一股劲，坚决、周密地搞好试点，要像邓小平讲的那样，改革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法定名称值得重视“监察机关”的法定名称兹事体大。目前，媒体广泛使用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并不是确定不变的正式名称。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使用的是“监察机关”，《试点方案》用的是“监察委员会”。“监察机关”的正式、法定名称还须深入讨论。现在看来，未来的国家监察机关可能命名为“监察委员会”。不过，除各级“人大”和乡镇政府外，考虑到现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名称分别是“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三院”），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分别是“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一府两院”），那么，将来“监察机关”的名称，更为适当的是统一为“监察院”，即中央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院”（中央国家机关为“人大＋四院”），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设“X省（市、自治区）、X市（地区、州、盟）、X县（区、旗）监察院”（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为“人大＋一府三院”）。在书写、阅读以及国家机关命名方式统一性方面，“监察院”比“监察委员会”更好。应当设置在地市级以上按照现在的思路，将来的“监察机关”可能会设到县一级。现在的人大、政府设到了乡镇一级，检察院和法院设到了县一级，如果“监察机关”由人大产生，那么，哪一级人大有权产生“监察机关”，就需要在政治作出决定，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解决这个问题也要有改革创新精神，要考虑到“监察机关”的重大使命，要认真对待“监察机关”的级别、地位和权威性问题，因此，可以摆脱先前设立地方各级人大、政府、检察院和法院的思路，一开始就把“监察机关”的设立定位在较高层次，例如，全国只在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监察院（监察委员会）”，或者，最低也只在地市这一级设立“监察院（监察委员会）”，在直辖市设立若干“监察分院（监察委员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6-12-28 洪水般的流动性一致流向房地产，将其价格迅速推高。针对房地产投机性需求和部分多次投资性需求采取行政干预措施，是全球各经济体的一致做法。 进入新世纪后，市场流动性管理和房地产价格不时搅动大陆经济金融的敏感神经。房地产和金融是两个紧密关联的产业，外溢效应强大，涉及经济整体稳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下大陆金融体系功能尚未完全成熟，房地产市场治理长期由地方主导，相机调控成为地方在复杂利益环境中深度介入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中央需要确立全国“一盘棋”的治理思路，开展顶层设计，加强协同创新，这样才能构建理性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工业化进程中出现流动性管控难题大陆在工业化中期加入WTO，作为世界工厂分享到全球化红利，借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储蓄资金和外汇储备拥有国。重积累和投资，轻收入分配和境内消费，部分工业产能过剩，边际投资收益率进入零值临界拐点，社会投资意愿下降，天量的流动性在外汇和资本管制的境内形成大大小小的堰塞湖。当洪水般的流动性一致流向房地产时，房地产价格被迅速推高。近年来，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与经济体量相比略显不足，间接融资仍占据金融体系的垄断地位，导致社会融资杠杆率持续上升。在边际投资收益率下降规律作用下，市场上风险低、收益高的资产严重短缺，即流动性面临“资产荒”。股市、债市流出的资金和境内外其它流动性一致“理性”地流向具有保值和阶段性升值预期的房地产。土地的资本化是大陆近十多年来的自发性创新之一，它为工业化进程、城乡生活水平提升创造了新条件，但经济金融发展根基主要定位于土地资源，如不加以结构性改革，未来结构性风险在所难免。房市频繁发作“疯牛”，根源之一是部分投资性需求不断累加杠杆，之二是地方政府期望通过批租具有增值预期的土地，为发行用于公共服务设施投资的市政债券提供信用抵押。这种短期化的土地信用与土地财政不具可持续性。聚焦房地产引致的金融风险对房地产市场秩序的治理，国际上最佳的实践是区域甚至全国一盘棋，从民生建设和市场总体治理的高度，统一出台法律规则，再允许地方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微调。针对房地产投机性需求和部分多次投资性需求采取行政干预措施，是全球各经济体的一致做法。一些地方政府在中央的压力下采取了限购限贷措施，但政策出台时机、力度和密度需要把控，确保不会矫枉过正而出现踩踏效应，避免将潜在投资者驱赶到境内外其它地区。房地产价格波幅过大、过于频繁给金融部门提出巨大挑战。金融部门应主动放弃投机性和部分多次投资性房地产融资的短期收益，针对将出现的周期拐点，利用金融专门知识引导经济主体去杠杆，从非理性交易向理性投资转移，将手持的流动性用于消费或投资于实体经济。目前金融部门成为事实上的房地产抵押权最大持有者，系统性风险过于集中。其中，银行又是最大的融资供应商和抵押权人，有必要提前做好抵押品价格波动的风险评估、压力测试、应急预案，放弃存款再保险和获得政府救助的幻想，利用金融市场上的风险缓释工具，为抵押品安装保险杠式的财务稳定器。大陆拥有全球独一无二、自成体系、独立完整的产业链，这是我们管控房地产所致金融风险的独特优势。中国经济由此具有强大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现正从经济金融大国向强国目标迈进。中国无意在所有产业领域都向发达经济体的结构靠拢，成为其主导的产业价值链环节。中国正推动供给侧改革，实现实体经济的转型和产业升级，为资金流动增加新的渠道，从而保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中国城市化也没有简单套用境外先进城市的发展路径，在提升第三产业比重的同时，努力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中国不可放弃具有经济护城河功能的实体产业竞争能力。改变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任由股市、房市暴涨暴跌，只会导致社会灾难。房地产市场理性吸纳流动性各自为政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是长期有效的治理机制。诸侯经济和区域、全国经济没有实现一体化，是中国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中出现的逆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现象。地方治理出发点不可能站在全国一体化的市场治理高度，从购房入户到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地方政府在房地产投融资方面政出多门，出尔反尔，发展到如今的简单粗暴，与中央统一税制改革进行博弈，可能诱发区域性市场风险并蔓延到其它地区，最终将与通过调控促进区域性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然而，全国“一盘棋”治理并非否定土地信用与土地财政在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合理性。当前中国正处于特定历史阶段，地方政府需要负担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并照顾既得利益集团，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大陆的信用体系建立于土地信用基础上，大部分社会融资基于不动产信用是经济主体在市场博弈中的共同选择。在地方预算约束日益硬化、减政放权改革后财税权利向中央适当集中的过程中，土地财政为地方经济创新行为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试点改革一样，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显著改变历史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大陆股市吸纳流动性能力有限，而控制政府部门杠杆和压缩企业部门杠杆，使得债券发行规模增长放缓。只要实体部门降低了杠杆率，政府部门杠杆率得到控制，金融部门的杠杆率自然下降。这样，吸纳市场流动性的资金池建设仍然需要理性繁荣的房地产。房地产既有消费必需商品属性，又有金融投资品属性，且其市场规模体量巨大，完全可以吸纳大部分冗余的流动性，在作为海绵的同时可发挥湿地的净化功能。创新房地产市场的制度供给中国需要尽快创新土地和住宅供给和管理制度，不能再让房地产成为地方与中央频繁博弈的场所。逐步根除经营城市资产负债表、建立政府融资平台、依赖土地财政维系地方地位、维持地方运转的痼疾，禁止地方政府将市民缴纳的税收与国有企业投融资混同，加大力度惩处房地产领域非法设租、寻租、利益输送等腐败行为。增加土地供应是重中之重。当前需要加快城乡宅基地、农村耕地和林地确权进度，允许城乡宅基地流转；激励远离城市的地区绿化荒地，增加林地；在维护生态可持续的前提下，开垦荒地成耕地，释放城市周边的耕地、林地为建设用地；重点建设大都市圈周边的卫星城镇，发挥大中城市的辐射功能，而非全面开花建设远离大中城市的小城镇。改革招拍挂制度，建设规范和统一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大市场。大陆土地批租借鉴了香港土地拍卖的做法，有利于地方取得稳定的土地财政收入。然而，无论是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金砖国家或类似发展中经济体，土地交易都主要通过市场完成，政府只充当市场秩序的守夜人。香港、新加坡等少数离岸式城市经济体土地拍卖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幅员广阔、又需要统一市场秩序的大型复杂经济体。解决之道在于建立区域性或全国统一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平台，比如从长三角或珠三角开始试点，将各地可交易大大小小的土地放在统一的电子化平台上，形成批发与零售并存、库存充裕、连续交易的超级大市场，从而有效平抑地价，降低非理性暴涨暴跌的概率。完善房地产金融服务供给，引导社会流动性形成长期资本。城乡房地产兼具金融信用功能，可作为经济主体进行理性投融资的资产载体，但房地产投融资活动的短期化不利于长期资本形成。推动短期资金向长期资金转化，重点在于规范带有影子银行属性的金融与保险理财产品、打击境内外投机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扩大可抵押融资、可资本化入股的土地范围，配合土地流转，提供过桥性质的融资，包括夹层基金、并购贷款等；发展普惠的消费金融，提升将储蓄转化为消费和资本的效率，引导具有支付能力的城乡居民购置兼具居住和保值增值功能的城乡房地产；创新风险缓释工具和风险管理技术，减少对土地抵押的依赖，但治本的策略应根植于社会诚信水平、金融部门风险经管和管理能力的提升。新政策出台应着眼于逐步让土地财政退出历程舞台。配合事权改革，减政放权，改革房地产相关税制，逐步将土地批租收入、相关交易税费、不动产增值税费等纳入统一透明的税制轨道，同时通过结构性减税降低住宅消费成本。在收入分配方面，可加大国企分红力度，适当动用外储补充社会保险资金池。土地财政实质上为隐性税收制度，房地产业由地方主导分散治理不利于全国经济一体化，容易造成、拉大地区与居民之间新的贫富差距。统一有效的税制有助于缓解和熨平地区、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建议研究改革与房地产交易及持有相关的税种，增设遗产税；改革地方债券和市政债券发行制度，有步骤地放弃地方土地隐性担保潜规则，改为国际通行的未来税收抵押方式；将中央主导创新的PPP发展成有效替代以土地为信用担保的城乡建设投融资方式；推行部分消费性住宅按揭月供、租房费用抵扣应纳税收入总额；对投机行为和多次投资行为加收托宾税或特别税、空置税，对豪宅、容积率低的房屋加征消费税。分流庞大的外储也是重要配套举措。调整境内外贸易结构、加大境内外投资特别是科技创新力度可有效分流外汇库存，为冗余的流动性找到有序的流动方向。人民币国际化后将逐步成为国际储备的重要货币，改变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大陆被动向美国提供透支消费和全球化投资的资金来源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有计划和步骤地缩减外储，破除贸易和资本平衡基础上追求盈余的传统观念，加大知识产权、技术装备进口力度，容忍经常性贸易、资本项目适当出现逆差；结合加入SDR进度，适当放松资本流动管制，允许提前偿付没有投资效益的外资，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鼓励并引导民间对内对外加大直接投资力度。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浩志 2016-12-23 就目前这轮楼市调控重新收紧的各路政策看，从中央到地方更多的是希望给楼市进行短期降温，并无意长期打倒房地产行业，甚至不希望反转目前的这轮行情。一线城市及部分强势二线城市不会发生趋势性改变。 楼市轮回不断再现2015年底，以深圳、上海为首的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再次启动暴涨模式，两地同时出台调控政策降温；之后没多久，南京、苏州、合肥、厦门四个所谓的“二线四小龙”又跳进舞台中心承接涨势；紧接着杭州、郑州、武汉等省会城市跟进，然后全国一二线城市房价再次爆发性普涨。于是全国多数一二线城市普遍重启楼市调控。楼市进入12年内的第四次轮回，每次相隔时间刚好三年，规律极为明显。本次行情始于中央提出的“去库存”目标，然后各地出台了一大批刺激楼市的政策，导致各类资金大规模进入房地产市场。然而，今天的结果并非全部是政府新的工作方针所致，其内因是多方面的。资金高度集中在房地产领域我国经济增速不断创新低，传统行业全面不景气。虽然GDP增速在2016年基本维持在6.7%，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绝大多数行业的盈利状况在不断下滑。在企业边际利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也受到空前的打击。一方面，企业主收回来的钱不敢再投入到新的扩大再生产领域；另一方面，传统行业的投资年回报率已经下降到一个极低水平。再有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美梦”破灭，大批2015年被热炒的创新行业纷纷达不到市场预期。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投资人都没有积极性把钱投到回报极低甚至亏损的传统行业里，也不敢投入前景极度模糊的创新创业领域。在实体经济整体低迷、传统行业全面不景气、创新行业前途模糊的情况下，房地产相对而言就显得一枝独秀。2015年房地产上市企业的行业业绩成为一道相对靓丽的风景线。随着市场认识的逐步提高，房子除了是一种生活必需品、消费品，其资产属性也被广泛认可，其保值、增值功能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其使用功能的属性。于是越来越多的银行、基金公司把钱借给房地产企业，越来越多的中产选择购房为财富保值。因此，房企的资金来源更广，融资成本更低，拿地便更大胆了，在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地价被一再地推高。对购房者而言，也因为有更低的首付，更便利的借贷，更便宜的贷款利息，从而选择更激进的购房策略。无论是初次置业者还是改善型买家，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投机者，都选择进入房地产市场。天量信贷杠杆托起房产价格随着多轮降息，2016年中国的存款利息降至年息1.5%，历史最低。除此以外再配合多轮降准，货币政策宽松周期的威力逐步体现。和上两轮宽松货币周期一样，本轮双降源于经济不景气，因为实体经济需要更多的资金。几轮双降之后造成的结果也大致相同，首先引发了房价的快速上涨，其次是愿意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越来越少，接下来就是调控地产后资金将被迫流入大蒜等生活消费品领域。双降影响的是全体民众，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又出台了更多针对楼市的宽松信贷政策，包括住房首付比例的降低、首套房认定的放松、公积金贷款的优惠政策等等。针对楼市的宽松信贷政策也让各类购房需求积极入市。2016年第三季度，全国新增信贷中超过一半来自个人房贷业务。这个现象，往好的方向理解，就是“房地产稳住了经济增长”；往不好的方向理解，那就变成了“地产绑架了经济，信贷助推了本轮楼市热潮”。如果单纯从楼市角度看，要是把“宽松货币”这个水龙头关掉，那也就关掉了楼价上涨的助推器，楼价调控就会变得十分简单。如果拿高房价问题和经济增长问题相比，则房价问题就显得太次要了。因为高房价影响的仅仅是无房又计划购房的群体，而经济不景气影响的是社会全体，意味着整体收入的下降、失业率的上升、产业升级转型的受阻、社会安定局面的不确定性等等。地方政府需要保增长贸易、投资、内需三驾马车长期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5年中国进出口额再次双降，由于滞后效应，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目前尚未产生对外贸易方面的突破。投资是最易控制的，但国进民退导致的国强民弱，政府新增投资项目的亏损不断，地方债务危机不断爆发，使政府投资策略越来越备受质疑。各界都知道拉动内需是最应该采取的办法，也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内需存在升级的需要。房地产不但符合内需的要求，甚至也符合中央供给侧改革的内容，于是各地便高举旗帜推动楼市。以广东为例，3月初出台供给侧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楼市去库存方案，不但强调鼓励初次置业需求，还强调了改善型需求及其它需求的合理性与重要性。房地产行业本身涉及金额巨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行业上下游产业链极长，所以影响面也极广。从前期开发阶段的钢筋、水泥等各类建材，到后期使用阶段的家具、电器等等，涉及诸多产业。只要房产开发开始，多个产业需求就会被一并拉动；只要购房一完成，多项家庭消费也会被启动。因此，对于地方政府，通过房地产拉动GDP是最有效、最快捷、最省时省力的办法，地方主政者岂会弃之不用？除了拉动经济，房地产对地方财政的影响也是积极、巨大的。一方面，房地产从开发到交易在诸多领域都带来多项税收，另一方面，金额之巨大自然也是地方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土地出让金属于地方财政收入这个制度的设计，使得各地方从根本上就希望土地卖得更贵。过去几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土地出让金在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占比高达30-60%，没有土地出让金，可能全国的地方政府都将陷于瘫痪。在地方债务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在地方投资拉动经济需求如此强烈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一定会千方百计让土地更加值钱。于是新城新区规划在各地纷纷诞生，通过高大上的规划提升片区的土地价值，从而吸引开发商高价拿地。更有不少地方的土地供应像挤牙膏般一点一点地推出，故意造成一地多个开发商哄抢的僧多粥少的局面。高价土地又助推房价走高，房价走高又反过来推高地价上涨预期。一个“良性”循环就此开启，并以无法停止脚步的态势往前滚动发展。调控必须坚持“分城施策”就目前这轮楼市调控重新收紧的各路政策看，从中央到地方更多的是希望给楼市进行短期降温，并无意长期打倒房地产行业，甚至不希望反转目前的这轮行情。除了管理层的主观意愿以外，经济根源的深层次原因不改变，哪怕政策采取收紧打压，一线城市及部分强势二线城市也不会发生趋势性改变。一线城市：保障低产阶层，吸纳优秀人才。经济发达的几大城市就业机会更多，配套更完善，财富积聚效应更明显，于是刚需持续增长，投资需求也持续看好，就像过去十几年一样，三轮调控只让房价增长稍微停步，稍加时日便会重拾升势，每次的顶部都会高于上次，每次的底部也将高于上一轮。所以，对于超大城市而言，保障房系统的建设十分重要。这关乎保障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必需，也关乎降低城市生活成本，为城市吸纳更多优秀人才。普通二线城市：分区调控，尊重市场。普通二线城市及一线城市周边区域应该采取更为市场化的策略进行调控，在供不应求的阶段应该采取增加土地供应、收紧银行信贷等手段，在市场不景气阶段则采用反向手段进行调控。这里的重点是市场，而不是行政，在没有一线城市那种长期根本性供不应求的矛盾下，市场反应更快，资金更聪明，而行政干预往往会导致更低销量、更多衍生问题。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任务艰巨，切勿揠苗助长。至于广大的三四线城市，住房已经面临长期供应过剩问题，对于它们而言，去库存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最近一段时间，最高管理层先后提出多项引导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加快城市化的发展战略方针，希望以此消化目前的中小城镇住房。这一目标无疑是正确的，不过需要避免揠苗助长。一是不应该通过行政补贴刺激需求，不市场化就意味着低效，不透明就可能引发腐败；二是不能强制农民进城，既要考虑城市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农民未来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来源。总体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二元化时代，各地域之间差距极大，所以“分城施策”显得尤为重要。更重要的是，政策不要被舆论所绑架，最近的一二线城市房价普涨其实也有不少正面作用。对于自有住房率已经较高的不少二线城市而言，房价上涨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毕竟房地产市场吸纳了大量的社会游资，房价涨总比游资大规模炒高生活必需品要好。更何况房地产市场的热潮既可以拉动地方经济，也可以增加居民资产性收入等。因此，政府决策层当冷静面对客观事实，把房地产引向更利于经济发展及多数人改善生活条件的方向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6-12-09 面对日益老化的国民党，国共必须培育一群被台湾民众接受又得到大陆信任，并能与大陆沟通的在地代表。在两岸关系停摆的情况下，如何使国民党变成两岸同胞交流的半官方机构，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1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国共两党均表示应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民族大义，历史上有过恩怨的国共两党再次携手。然而，台湾坊间一般认为，第三次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失去了台湾的执政地位时便已终结。即使是次会面的层次提升到国共会谈，恐怕在国民党在野的情况下，只是变成行礼如仪的公事会面，在台湾岛内变得不痛不痒。虽然有人认为，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9月份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民望出现雪崩式下跌，由5月份上任时的69.9%，下跌至8月的44.7%，大跌25.2%，证明台湾民众对蔡英文的施政已经出现不满，对两岸关系停摆更是不能接受。所以，洪秀柱这次与习主席会面，或许可以给台湾民众一个重新考虑的机会，未至于变成公事会面，摆脱国民党弱势在野的光景。不过，这种说法明显对台湾在地情况并不了解。以国共接受的底线思维赢得台湾民众支持民进党的蔡英文以689万票上台执政，对比2012年台湾总统选举结果显示，当时蔡英文得票为609万，增幅只有80万票，若以总投票数1,244万票作基数分析，蔡英文经过四年的努力，也只是多了6.45%支持度。这除了显示台湾民众在民主选举过程中变得成熟以外，亦反映了他们对蔡英文根本就没有什么浪漫的期望。所以，以蔡英文的实际得票与具波动性的民调作比较，参考价值便有待商榷。而且，即使蔡英文的人气不再，也不代表民进党的执政基础已经出现动摇。根据台湾《天下杂志》的滚动式民调显示，台湾六个直辖市市长支持度，首四位全部由民进党包揽，国民党籍的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的排名，只比台北市长柯文哲稍高。连同其它由民进党执政的九个县市，民进党这13个县市仍是守得相当稳健，没有被蔡英文的民望拖累。何况，台湾下次大型选举要到2018年才会进行，所谓给台湾民众一个重新考虑的机会，如今实在言之过早。因此这次习主席与洪秀柱的会面，战略重点是国民党在台湾岛内与两岸的剩余角色，以及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的价值。这个定调，我们从2004年至2016年，四届台湾总统选举的得票分析找到答案。台湾自有政党轮替之后，投票人数一直维持在1,300万左右，即无论是蓝营还是绿营执政，也只是在这个稳定的投票率当中作出比例划分。上次朱立伦得票虽然只得381万，但总投票人数亦是过去12年首次大跌101万，只有1,228万人，若加上宋楚瑜的157万票，我们仍可假设蓝营的基本盘仍有639万票，比马英九连任时的689万票下跌了50万票。这显示蓝营，尤其国民党在台湾岛内仍有相当大的群众基础，而这批群众是在等待洪秀柱带最新讯息回台湾的。有见及此，国共会谈及后续发展，必须认清台独力量才是真正的敌人，并要以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群众基础来防止选民进一步流失为目标。现在台湾岛内最为矛盾的两岸议题必定是“九二共识”。这个烫手的山芋令国民党进退维谷。在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的阴影之下，若国共会面仍公开宣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将有可能令国民党进一步与年轻选民划上句号。所以，国共两党在面对新政治局面的情况下，应该定出互相都明白和接受的底线思维，即只有反对台独这一点。对“九二共识”的宣示只需点到即止，而暂时不用把“一中各表”宣之于口，以免洪秀柱回台后，国民党会被再次扣上出卖台湾之名。开创两党合作新模式在两岸关系停摆的情况下，如何使国民党变成两岸同胞交流的半官方机构，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共需要针对新政治环境，不求突变，稳扎稳打，协助国民党重新夺得台湾政权，重新明确在台湾岛内的定位。笔者对国台办过早为两岸关系定调为“停摆”有所保留，原因是把话说得太死，同时也堵住了自己的活门。现在无论是两岸政府层面，还是海基会、海协会，确实停止了互动。亲民党的宋楚瑜接受了蔡英文的邀请，代表台湾出席APEC会议，这将令大陆变得非常被动，我方若与宋楚瑜有所互动，蔡英文政府便得到破局的机会。我方若与宋楚瑜不相往来，又会被指责翻脸不认人。因此，在APEC之前，大陆应先行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以北京、广州、深圳、中山、宁波、福建、厦门七市作试点，容许国民党在当地设立台胞服务处，务求在停摆状态下，另辟由国共建立的民间互助机构。这种实质的工作，不但民进党政府无法达成，对国民党600多万选民基本盘也有巩固作用。至少我们知道，至今仍支持蓝营的台湾民众，是不反对两岸互动的。即实质的、民生的两岸互动计划有助于国民党未来的选举工程，亦因这种先声夺人、另类的两岸互动，令宋楚瑜在APEC会议中进退失据，无法代蔡英文政府担当两岸破冰大使。根据台湾观光局的最新数字显示，今年1月至9月，即自蔡英文当选后至今，访台观光人数达791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4.84%，其中以南韩、泰国、越南的增长最为明显。从数字上反映，这些增长完全抵消了陆客的流失。所以，无论“蓝色县市自由行”，还是其它经济打压手段，在未来一至两年内很难对蔡英文政府及民进党政权带来威胁，甚至合理化了他们的“新南进政策”。因此，我们要跳出经济手段的思维，重新思考这些南进国家与台湾的关系。这些国家大部分是台湾的贸易伙伴，例如越南是台湾在东南亚最大的贸易国，当地台胞人数众多，却无法得到宗主国的保护权。在经贸往来方面，民进党政府尚可应付台胞在当地的需要，可是，若遇上政治问题，民进党政府便很难与当地政府交涉，保护侨民。因此，国共可达成合作协议，在台湾现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建立“台侨办公室”，以便侨民求助，主动挖民进党的政策墙角，令台湾民众知道国民党与民进党执政之间的分别。戒急用忍 培育“超级联系人”就两岸和平协议这一点，宜戒急用忍，以免造成反效果。笔者一直认为马英九应该在第二任总统任期之内，与大陆开展两岸和平协议的协商会议，透过体制内的框架，拖着蔡英文政府的台独步伐。无奈马英九政府并没有这种远见，亦错失了讨好台湾中间选民的最佳时机。现在国民党变成在野党，以在野党的身份向大陆提出和平协议，这既没有公权力的加持，亦不切实际，更极易被岛内的绿营媒体演绎为维持现状便等同于两岸和平，国共两党高调重提和平协议是文攻武吓台湾民众的前奏。为免被台独分子在岛内大造文章，大陆宜表示两岸和平发展是国共两党的共同愿望便可，千万别陷入政府行政圈套，落得百口莫辩之境。面对日益老化的国民党，国共必须培育一群被台湾民众接受又得到大陆信任，并能与大陆沟通的在地代表。应对台湾“时代力量”的崛起，台湾的政局将由当前的蓝绿阵营具体演化为“留中”、“去中”两大派。去中国化在台湾的自然独中日渐成为必然元素，若任其在台湾新生代泛滥，台湾的政权将无法回到国民党及“留中”派手中，台湾有可能出现分治局面。所以，培育“超级联系人”将会是国共两党稳定台海局势的紧迫任务，应尽快落实具体操作计划。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略 2016-12-09 李克强总理视察澳门，宣布了一揽子对澳门经济带来利好的经济措施。这些措施极大地振奋了澳门市民的决心和信心。现在澳门自身要做的就是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把“一个平台”和“一个中心”建设做好。 中央政府的大礼2016年10月10-12日，李克强总理视察澳门，宣布了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的18项新措施，以及中央支持澳门的19项措施，这对澳门进一步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机会和帮助。在李克强总理宣布的中国对葡语国家18项新举措中，第五大部分中的五项专为澳门而设：支持澳门特区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为中葡企业合作提供金融支持；成立中国—葡语国家企业家联合会，秘书处设在澳门；在澳门建设中葡双语人才培训基地；在澳门设立中葡文化交流中心、中葡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中心；在澳门建设中葡商贸综合体，为中国和葡语国家在贸易、投资、会展、文化等多个领域合作提供实体性支持。而李总理宣布的19项惠澳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支持澳门建设葡语系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及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设立中葡发展基金总部，直接协助特区政府加强中葡平台设置；完善内地与澳门便利通关及检验检疫工作，支持澳门在泛珠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本区业界来澳投资；支持特区政府每年举办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支持澳门与世卫组织、国家有关部委合作来建设传统的医药中心，研究支持澳门以适当方式与丝路基金、中拉产业合作、中非产业合作基金展开合作；支持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发展健康医疗、养生保健产业，支持澳门加强海洋管理，发展海洋经济，支持澳门建设智慧城市。这些措施极大地振奋了澳门市民的决心和信心。澳门本来地少人多，产业相对单一，大家虽然认识到博彩业一业独大的风险，但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产业适度多元化的进程相对缓慢。这次李总理宣布的惠澳措施，对澳门来讲，不仅是一记强心针，更相当于功率强大的火箭助推器，必将使澳门的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澳门的优势澳门拥有诸多优势。政治方面，澳门实行“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明显。澳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与西方接轨；政府相对廉洁，基本不干预经济运作，严格保护私有财产；司法独立，尊重法治传统；税率超低；资金信息自由流动，大多数投资者对投资澳门都充满信心。中央支持澳门发展。自回归以来，澳门经济的发展，固然得益于赌牌的开放，但如果没有中央和内地的支持，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由行、CEPA、粤澳合作、泛珠合作、横琴岛开发、中葡经贸平台等等，再加上这次诸多惠澳措施，不仅为澳门的高增长带来了源头活水，更为澳门下一步多元化发展带来了机遇。经济方面，澳门有大中华地区唯一合法运营的博彩业。澳门虽然需要争取产业适度多元化，但不可否认，其经济的巨大优势仍在博彩业，这也为澳门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澳门有靠近中国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地纷纷开始发展博彩业，但由于远离中国大陆的经济发达地区，并不能撼动澳门的主导地位。这一区位优势也为澳门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和产业条件，未来的着眼点在于以多样化的休闲娱乐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澳门的酒店业优势明显，是全球福布斯五星级酒店最集中之地。澳门酒店不仅档次高，而且规模庞大，几个大酒店度假村都有超过3,000间客房，并且比较集中，在路氹金光大道区域已经有大约20,000多间五星级酒店客房，这些在承办大型会展和会议时，非常有优势。大型会议、会展动辄需要几千间客房，别的地方可能需要协调几十间酒店才能够容纳宾客，但是在澳门一间酒店就已经足够了。在法律方面，澳门兼有内地和葡国法律传统，但是以葡国传统法律为主。葡语国家的法律和中国内地的法律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国与葡语国家未来经贸合作关系中，一般企业不仅要面对市场风险，还要面对法律风险。澳门熟悉两地法律，能够帮助企业有效衔接。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澳门具有三文四语的优势。澳门人掌握中文、英文、葡文，中文又有普通话和广东话，而且葡语和中文都属于澳门官方语言。澳门拥有许多双语甚至三语、四语人才，未来无论是合作或是签订协议，都可发挥“中间人”的角色，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澳门长期都是中葡文化交流的基地。在信息交流方面，有许多人士都与中国内地和葡语国家有紧密联系。当然，澳门劣势也很明显。由于葡澳政府时代对教育不够重视，澳门人力资源不足；市场容量不大，产业单一；本地景点不够丰富，单纯旅游业吸引力有限；不是陆地交通枢纽，缺乏深水港和大型航空港，转口贸易和长途客源受限；地少人密，交通拥堵，环境和游客承载力日趋饱和等等。澳门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澳门产业发展严重单一化，博彩业占了经济的一大半，博彩税更占政府财政收入的八成，这样的经济极其依赖外部环境，抵抗风险能力较低。如果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稍有变动，澳门经济可能就风雨飘摇。2015年，由于外部环境变化，澳门博彩收益下降三分之一，导致GDP萎缩20%。澳门面临其它地区的潜在竞争。虽然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还没有对澳门造成实质挑战，但其相对较低的博彩税率对赌场尤其是贵宾厅还是较有吸引力的。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些挑战有可能加剧。台湾正在考虑是否开赌，未来如果实行的话，对澳门也会有影响，毕竟澳门的游客中每年有大约100万是台湾游客。澳门发展会展业是一个突破性方向。目前澳门酒店的总房间数已超过32,000间，大型会展场地很多，每年已有几项大型国际性论坛在澳举办。澳门会展业正在大力发展，现在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若能将一些大型的国际会议放在澳门举办，既能有效提升澳门的国际声誉，也为澳门成为国际会展业中心拓展空间。中医药可以成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点领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把推动澳门中医药工作作为落实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方面，分别与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和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签署合作协议，重点支持澳门建设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药合作中心以及参与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支持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建设国际级中医药质量控制基地和国际健康产业交流与交易平台。2014年12月，习近平主席赴澳出席回归庆祝大会，专程参观了澳门大学中医药质量研究重点实验室，鼓励澳门进一步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粤澳合作将深化内地与澳门经济融合。目前内地居民到澳门限制还比较多，尤其是在商务方面，将来会进一步便利化，这会有利于澳门的发展，毕竟澳门60%的游客是内地游客，短期内难以改变。澳门土地面积只有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横琴自贸区超过100平方公里，是澳门本土面积三倍大的范围。年底落实的单牌车进出横琴，对横琴的发展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澳门市民而言，能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可以发展。明年的游艇自由行，也必然为澳门带来更多的高端客源。澳门面临的最大机会，可以说就是这次中央政府对葡语国家18项新举措和支持澳门的19项措施。未来的“人民币海外结算中心”对澳门的金融业，尤其是澳门发展“一带一路”和中葡贸易平台方面的金融平台作用都非常大。现在澳门自身要做的就是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把“一个平台”和“一个中心”建设做好。善用“两制”之利  深化做实平台优势10月12日，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主任王志民在澳门国际机场向媒体发表讲话，表示“我们澳门同胞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坚定背靠祖国坚强后盾，用足用好惠澳政策，深化做实和发挥好平台优势，就一定能够攻坚克难，走出具有澳门特色的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道路，澳门的经济繁荣、民生改善就一定能够行稳致远”。当前澳门需要继续抓紧做好的关键点在于善用“两制”之利，用足用好惠澳政策，紧跟时代，提高施政能力。一方面，积极谋划建设智慧城市，澳门30平方公里的土地，更有条件应用现代化的科技，互联网、大数据、自动驾驶、物联网等等，打造智慧城市。政府要有更大的魄力来吸引高科技企业来发展创新。这不仅有利于巩固博彩业的优势，也会为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尽快落实基础设施项目，把居民极其关心的轻轨、新填海区、第四条跨海通道、都市更新等尽快开展、做好。长远来讲，最重要的施政能力还是做好教育投资，毕竟青年人才的竞争是未来最主要的竞争。正如王志民主任所言，青少年是澳门的未来和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澳门需要大力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一国两制”伟大事业的接班人。管子说：“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教育是一本万利的好投资，也是缺乏自然资源的澳门长期繁荣之本。

天大研究院 2016-11-16 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在这两制之间的交接点上，时有矛盾，必要时需要人大常委会释法。在没有“二十三条”立法的情况下，如果不以人大释法的形式从法律上来遏制“港独”，“一国两制”势必遭到破坏。 日前特区政府就梁颂恒及游蕙祯的议员资格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法官区庆祥于15日裁定梁游两人宣誓无效，议员资格已被取消。他明确指出：梁游两人作出誓言的方式“客观及明显地表示他们无意忠诚及从实地支持及遵守立法会誓言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列的两项责任，因为客观及明显地，他们并不承认‘一国两制’的原则及该原则下‘一国’的重要性”。高院裁决与人大常委会于11月7日通过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内容完全吻合。人大常委会发表声明指出：宣誓人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宣誓人如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属于拒绝宣誓，所作宣誓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并认为不符合《基本法》和人大解释的宣誓不得重新安排宣誓。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法律，这是宪制权力，也是宪制责任。《基本法》具有凌驾于香港特区法律之上的地位，特区立法机构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触。人大对《基本法》有关规定作出的法律解释，与《基本法》具有同等的效力。《基本法》第158条第一款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区法院获授权可自行解释特区自治范围的相关基本法条款，但香港的高度自治、司法独立应当依从人大释法所代表的中央管治权威。《基本法》确立了“一国两制”的原则，表明在两制之上，还有一国。香港推行普通法，而“一国”所推行的制度，却是大陆法。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在这两制之间的交接点上，时有矛盾，必要时需要人大常委会释法。在没有“二十三条”立法的情况下，如果不以人大释法的形式从法律上来遏制“港独”，“一国两制”势必遭到破坏。香港社会在这几年出现了“港独”思潮，一些人提倡“港独”并成立“港独”组织进行活动，参与立法会选举。在刚过去的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就职宣誓仪式上，以梁、游为代表的极少数候任议员故意违反宣誓要求，侮辱国家和民族，严重干扰立法会正常运作。人大进一步明确《基本法》第104条关于“依法宣誓”的规定，是维护《基本法》和法律尊严的要求，也是恢复立法会议员宣誓秩序的需要。某些议员的言论和行为公然挑战《基本法》，冲击“一国两制”的原则和底线，对国家主权和安全造成了威胁，严重破坏立法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为维护国家利益和香港特区广大居民的切身利益，中央不能坐视不管。由于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立法会宣誓条文作出的解释没有订明不具追溯效力，这可能导致市民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院裁定其他立法会议员的宣誓违反释法内容而无效，丧失议员资格。具体如何处理相关诉讼，将考验香港司法人员的智慧。总而言之，此次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以及高等法院就梁游两人宣誓的裁决有助于完善香港的司法实践，起到释疑止争的作用，是对香港法治的有效维护。不过，释法后仍有需要解决的后续问题。

天大研究院 2016-11-11 因为美国中产的不满情绪而被推上总统宝座的特朗普会如何影响中国，以及未来的中美关系呢？我们认为，总的来说特朗普当选在未来的四年对中国而言将会是利大于弊。 北京时间11月9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以290-228张选举人票的成绩，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这一结果基本上与全球大批主流媒体之前的民调和宣传方向都完全相反，可以说出乎大多数建制机构的预料。不过正如全球主流媒体和智库在大选后随即指出的那样，特朗普当选尽管出乎意料，但并非无法解释。与早前英国公投退欧相似的是，美国与英国的选民都不约而同地作出了被舆论广泛认为具有破坏性因此不可能出现的政治决定。两次事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西方中产阶层对过去十余年来自身经济地位与安全度不断下降的不满，对全球化继续深化的反抗，和对现有经济、政治和学术精英的不信任。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引导全球化高歌猛进。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1年到2015年，全球进出口商品总值增长了3.65倍；而美国统计局数据则显示，相同时间段内美国整体GDP只增长了2.9倍；而美国整体家庭收入中位数从1993年到2014年只增长了1.7倍。收入的差异对选民政治倾向的影响是直接的。根据《纽约时报》对选民投票后进行的倾向性调查，家庭年收入5万美元到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都倾向于投票给特朗普，而年收入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则更倾向于希拉里。该调查还显示，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更倾向于认为美国经济表现“一般”或“差”，全球贸易自由化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以及自己家庭的财政状况正在恶化。当美国的中产家庭对美国经济和家庭收入状况呈现这样的判断时，就显示出美国中产阶层对过去十余年来的全球化进程有意深刻反思。因为美国中产的不满情绪而被推上总统宝座的特朗普会如何影响中国，以及未来的中美关系呢？我们认为，总的来说特朗普当选在未来的四年对中国而言将会是利大于弊。首先，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更强调与中俄等大国合作而非对抗，而且特朗普在竞选时曾多次表示美国的盟友并没有为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支付费用。特朗普就任后可能减少美军在全球的力量投放，包括弱化亚洲再平衡战略。因此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压力将得以减轻，在台海问题上可能获得更大主动权，甚至在东亚及亚太西岸地区拥有更大发言权。相对地，特朗普意图减少美国力量对外投放可能令中国不得不在朝鲜核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中国需要为周边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来谋求更多区域性影响力。相信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外交战略将有更多利益契合点，习主席呼吁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能在其总统任期内取得重大进展。在经济贸易领域，特朗普色彩鲜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无疑会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不确定性。特朗普极有可能顺应其支持者的期望，对其主要贸易伙伴采取更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应该继续提升对美国之外其它市场的吸引力，加大对“一带一路”目标国的资源投放，以对冲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